族群文化研究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一、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民族旅游发展中的族群记忆失真

浙江是我国主要的畲族聚居地区之一,其中景宁是华东唯一的少数民族地区、全国四个生态保护区之一。多年来,浙江畲族旅游开发逐步形成了“畲乡的特色,生态的特点,后发的特征”的格局,有力地促进了浙江畲族地区的文化交流。但与此同时,民族旅游开发也给畲族族群记忆带来了负面影响。

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摘要:民族旅游开发过程中,族群记忆的失真问题越来越突出,主要表现为族群记忆的同化、商品化、庸俗化、价值观蜕变等方面。本文以浙江省畲族为例,提出民族旅游发展中构建族群记忆保护与传承机制的设想。

关键词:民族旅游族群记忆保护传承

民族旅游与族群记忆

民族旅游是文化旅游的一种特殊形式,其目标所指的人群在自己居住的范围内不完全属于该国政治或社会意义上的主体民族,由于在自然生态和文化特性方面的与众不同,这类人群被贴上了旅游性标志。换句话说,民族旅游就是把“古雅的土著习俗以及土著居民”包装成旅游商品以满足旅游者的消费需求。

族群记忆是集体记忆这一宏大概念集合中的子概念。集体记忆是一个特定社会群体之成员共享往事的过程和结果,集体记忆得以传承的条件是社会交往及群体意识需要保持该记忆的延续性。而族群记忆,是作为一个民族层次的群体,以自己的方式保存下来的关于自身过去的印象和历史记录,并且从中汲取力量,形成群体的凝聚力。

族群记忆需要一系列要素来加以体现,即族群记忆必须有作为载体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承载物,否则族群归属感就成了无源之水、无本之木,而这些要素构成了民族旅游最核心的吸引力。族群记忆本质上是一种集体性的文化积淀,是各民族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创造和发展起来的、具有本民族特点的文化。族群记忆的核心是本民族认同的价值观,包括习俗、道德、法律、礼仪、制度、宗教等。

【摘要】壮傣族群作为我国西南边陲的小众民族族群，其服饰文化融合了壮族、傣族、京族以及东南亚地域族群的服饰特点；对于壮傣族群的服饰文化特色以及服装构造进行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既可以为壮傣族群服饰文化发展奠定扎实基础，同时又能为现代服装设计提供必要的资料参考，汲取创新灵感。对壮傣族群服饰展开借鉴研究与设计应用，能够提升现代设计的行业价值，又能推动壮傣民族文化的传承与发展，让服饰成为民族文化的重要符号代表，增强全国对小众族群的身份认同和文化理解。

【关键词】壮傣族群服饰;服饰借鉴;现代设计

壮傣族群是坐落分散在广西龙州县的少数民族聚居群体，该少数民族是壮族与布傣族集合聚居所形成的族群，是壮族众多支系中的一个小型分支。壮傣族群位于我国西南边陲之地，在古时隶属于百越，历史悠久，经历了众多朝代更迭，自古以来也归属过中、越、法、泰等国家管辖，辖制史与文化变迁呈现出了多种地域特色，融合了中国与东南亚色彩。一个族群、一个民族乃至一个区域的文化都具备着独特的传承特点与模式，这些特点与模式是由其所处的地理位置、所经历的历史变迁、所形成的民族认知都息息相关。壮傣族群集聚规模小、影响范围小、地缘位置偏僻，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小众族群已经逐渐受到了文化部门以及研究学者的关注与推介，目前壮傣族群文化成为了当地一个重要的文化符号与旅游观光标志。壮傣族群在长期边陲生活中通过跟其他部落族群以及其他国家的交流影响中形成了独特的服饰文化，随着人口流转与部落发展，很多社会因素开始影响壮傣族群服饰要素，例如材料、图案、色彩等，服饰文化的边界出现了现代化漂移，推动了壮傣族群自身民族认同及与现代服饰文化碰撞的诉求表达。在现代生活中，当地原住民以及少数民族文化爱好者对于传统民族服饰具有购买需求，因此形成了对壮傣族群服饰现代设计的需求，本文通过分析壮傣族群服饰文化起源、特点及审美来提出借鉴与应用建议。

一、壮傣族群服饰文化起源

生活在中越边境的龙州壮傣族群属于壮族的一个小型分支，其服饰与传统的壮族有着一衣带水的关联。龙州壮傣族群由于处于中国的西南边陲，与壮族主支族群相比，在历史演变中深受周边东南亚国家民族风俗文化的影响，在生活习俗上与形成了同源异流、同根异枝的关联，尤其是越南岱族、侬族，与龙州壮傣族群相比较，除了日常服饰上有着近似度，在红白喜事等特殊场合的穿戴形式也基本保持着一致性。由此可见，龙州壮傣族群所拥有的服饰文化不仅仅成为中国少数民族服饰研究的主要素材，更是对东南亚与中国交接边陲区域整体民族服饰研究的有力展现。壮傣族服饰文化的起源脱离了时空与时代的局限，脱离了地域与地缘的局限，成为了区域与部落文化融合的典型表征。

二、壮傣族群服饰特点

摘要：新加坡因为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和复杂的历史背景，具有国家内部多族群的特征，新加坡电影中对于各个族群之间的关系也有提及，《我们的故事》以电影中主人公为代表，对于新加坡三大主要族群进行了形象构建，对于族群关系、族群文化进行进一步构建，搭建了新加坡电影媒介与族群意识的桥梁。

关键词：民族身份；形象构建；新加坡文化

一、引言

族群，指基于历史、文化、语言、地域、宗教、血缘祖先认同等方面而形成“一群”与其他有所区别的群体。新加坡作为一个移民国家，在族群和文化上都呈现出多元化的态势。而不同族群在同一片土地上生活时，族群之间的冲突与融合该如何求同存异，也成为了新加坡国家建设中不容忽视的一个关键性问题。在新加坡电影的主题内容中，对于多族群之间的相处以及各个民族之间文化冲突的问题也都有所涉及，本文梁志强导演的电影作品《我们的故事》作为分析文本，探索新加坡的族群意识在新加坡电影中的真实表达。梁志强导演的《我们的故事》是新加坡建国50周年的献礼片，分为一二两部，以20世纪60年代的一个华人家庭为核心，通过家庭成员的个人际遇以及整个家庭十年间的生活变化，投射出新加坡在长达几十年间的时间跨度下的发展变迁历程。影片女主角招弟在生下三个女儿后被丈夫正室夫人赶回了乡下的娘家为开端，在大时代的背景下，通过以主角们为代表的小人物们几十年的生活变化以小见大的表达出新加坡的发展变化，在微观叙事中，对微观个体记忆进行了显性的呈现。电影作为一种重要媒介，除了其自身的叙事功能之外，也能成为记录一个国家族群特征的重要载体。新加坡的人口主要由华人、马来人、印度人三大种族构成。《我们的故事》中，导演分别借助三个主要的家庭去展现新加坡三个主要种族：华人、马来人和印度人，值得一提的是，三个家庭在片中的戏份比重，也是根据新加坡国内三个种族的人口比重来同比例划分。片中使用了相当一部分的笔触刻画了三个种族之间由冲突到和谐的过程。

二、《我们的故事》中华人族群的形象构建

伴随二战以来的时代变迁，南来拓荒的华南移民也转变国家与身份认同在当地定居下来，成为所在国的公民，华人社会则逐渐从移民社会转向定居社会。而在新加坡社会华人的族群分类下，又包含着闽南人、潮汕人、广府人、客家人、海南人等众多不同的身份特征，因此，在新加坡的电影中华人使用的语言具有着杂糅性，夹杂着闽南话、潮汕话、普通话等各种方言，再与新加坡的官方语言英语结合，形成了新加坡特色的SINGLISH（新加坡英语），因为其使用的普遍性，使得这种语言习惯在新加坡电影中十分常见。在《小孩不笨》中，梁志强导演就曾涉及到对于新加坡华文教育的思考，而新加坡在语言使用的杂糅性上则投射出了新加坡国民的族群认同问题。族群语言的使用和分类也强化了该语系下的族群社会民族身份。在语言社会认知学的范畴中，语言具有着传递社会地位和社会形象的作用，通过选择与身份相近的语言来进行社交并从中获取身份认同。这一特征在《我们的故事》中的表达尤为明显，在新加坡建国初期，因为其种族分部的多样性，导致各种族之间分布在不同的生活地区，族群与族群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甚至于爆发种族之间的冲突与斗争，片中1969年主角一家的华人村落和马来人村落的冲突其实则代表了新加坡历史上很严重的一次种族冲突，招弟和四叔去马来人村落解释的时候导演使用了语言上的谐音幽默，四叔将“砍椰子”听成了“砍人头”，这样的谐音幽默为影片增加了趣味性，将严肃的种族冲突进行诙谐的化解，减轻了严肃性，增加了作为电影的趣味性，但却展示了新加坡历史上不可忽略的这一历程，即华人和马来西亚人经历两次暴乱之后从对峙到和解的过程。女主角招弟的家庭是典型的闽南华人家庭，招弟因封建迷信的谣言只能称呼自己的亲生父母为“四叔”和“四婶”，又在生了女儿之后因为邻居的一句迷信传言，被迫把自己新出生的小女儿送给别的家庭寄养。导演有意将女主角招弟的角色塑造成传统的华人形象，通过其同艰苦环境的对抗，一步一步与命运的不公进行抗争，吃苦耐劳的奋斗精神来赞扬新加坡建国初期的华人。而女主人公招弟尽管吃苦耐劳，善良勇敢，但在家里却要一直帮扶自私小气、眼高手低的弟弟阿坤，无怨无悔的为了一家人付出，这种付出甚至延续到了下一代，招弟的大女儿对小弟无条件的付出，因为小弟受欺负却反被母亲责骂，也投射出当时新加坡华人家庭中重男轻女现象的普遍存在和延续。《我们的故事》中的华人族群的形象构建同样离不开华人家庭中浓厚的家庭观念，全片中多个细节展现出了家庭中的亲情观念。女主角在回娘家之后一直默默为家庭付出，并且因为封建迷信，始终只能称呼自己的父母为“四叔”和“四婶”。但在父亲的临终之际，看着身边一直守护在前的女儿，不禁让女儿喊了自己一声爸爸。父女关系在一瞬间得到修复，预示着亲情终会突破封建迷信的桎梏，封建糟粕也终将被人类社会所抛弃。同样体现了家庭亲情的还有女主的二弟阿喜对姐姐的支持，在休息的时候一直帮助姐姐，在姐姐招弟处境艰难的时候在她的身后支撑她。姐弟情不仅体现在女主角和二弟之间，甚至招弟的女儿对自己的弟弟也是爱护有加，不计得失。在两代人之间共存的亲情的投射下，新加坡华人族群中家庭观念的地位得到了充分展示。正如李光耀认为，家庭观念及宗亲思想意识，加上东方人刻苦耐劳的精神，是新加坡人取得辉煌成就的主要因素之一。正是在家庭凝聚力及儒家文化的浸润熏陶下，华人艰苦朴素、隐忍耐劳的精神才得到继承和发扬。

一、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指导：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行动指南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是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行动指南。要坚持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积极应对新形势下意识形态领域的各种挑战，确立马克思主义在西部民族地区思想战线的指导地位。（一）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2014年《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民族工作的意见》，用“八个坚持”对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正确道路进行了科学定位。这是对党长期以来所做民族工作的成功经验的系统总结，为党进一步推动民族工作发展指明了更明晰的方向。[1]要科学的解决中国的民族问题，首先，坚持党在民族地区正确的方针、政策不动摇。民族地区的党员干部要以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为出发点，推进党的民族政策因地制宜，有效推进，创造民族地区政治清明的环境；其次，民族地区党员干部要坚定共产主义理想，并做好对少数民族的宣传工作，使越来越多的少数民族群众加入走向共同富裕的队伍；再次，既要弘扬优秀少数民族文化，又要解放思想，抛除少数民族文化中的糟粕，吸收世界先进文化的滋养，净化民族地区文化环境，提升文化质量。（二）占领新形势下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高地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影响下，各种意识形态争相崛起，不断挑战着马克思主义在民族地区意识形态领域的主导地位。因此必须坚持、创新、发展马克思主义理论，保障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如果马克思主义不去占领民族地区的意识形态高地，就会被危害地区稳定的思想趁虚而入。因此当前必须要做到：第一，弘扬主旋律，做好民族地区的正面宣传工作。帮助少数民族群众在大是大非面前做出正确的抉择，守住政治原则底线；第二，以理想信念为切入点，在少数民族地区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中国梦的宣传教育；[2]第三，加强民族地区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改革文化体制，建立精神家园，培育民族凝聚力。

二、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认同：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理论自信

2015年8月24日，中央第六次西藏工作座谈会召开，在会上提出了要加强各族群众对伟大祖国、对中华民族、对中华文化、对中国共产党以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认同。这五大认同的提出是要增强各族群众的民族共同体意识，提升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发展理论的认可度。当然要真正实现这一目标，必然要以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真正优化为基础。（一）培育民族共同体意识，强化心理认同。作为多民族的大家庭，56个民族构成一个坚强的命运共同体。地缘关系以及历史渊源将各民族融合在中华民族的大家庭中。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各民族相互扶持、相互发展、荣辱与共、共同进步。民族团结才能实现地区和谐。因此，民族共同体意识应该成为少数民族的共同心理认同。一方面，要培育正确的荣辱观，利益观，一切以中华民族的整体利益为根本遵循。不能以少数民族发展的私利破坏整个国家的发展稳定，同时也要保护少数民族利益不受侵犯；另一方面，要加强民族团结，各民族拧成一股绳，在面对民族分裂势力等危害民族团结、危害国家统一的敌对势力时，各民族要形成同仇敌忾的士气，共同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二）优化党的建设，提升政治认同。党的建设水平关系到民族地区的社会稳定，优化党的建设能为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坚强的政治保证。一方面，党要通过加强自身建设，提高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形象。尤其是西部民族地区党员，面对复杂的民族问题，既要锻炼“做人民群众的贴心人”[3]，又要经得住各种诱惑，提升自身的思想觉悟，树立良好的作风；另一方面，党要加强在西部民族地区的治理能力。西部民族地区由于多民族聚居的现实，往往会因信仰、文化的差异产生矛盾，这就需要民族地区党组织做好协调处理工作，妥善处理人民内部矛盾。[4]同时，西方敌对势力往往从民族地区入手，煽动民族分裂以及各种恐怖活动，危害少数民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地区和谐稳定，这正是对民族地区党的治理能力的最大考验，保障少数民族群众安定的生活才能获得人民群众的信赖。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强调从严治党，西部民族地区更应立足于民族地区的现实发展状况，坚持以维护少数民族群众利益为根本遵循，提升党的建设水平，尤其是民族地区的基层党组织，与少数民族群众联系密切，更应加强自身党风廉政建设，树立党在少数民族群众中的良好形象。（三）构建精神家园，增强文化认同。我国有历史悠久的传统文化积淀，而且各少数民族文化争奇斗艳，马克思主义理论要在这样的一方土地上获得认可并非易事。西部民族地区的少数民族文化浓厚且经受外来文化冲击比较小，带有民族特色的思想观念牢固。因此，在推进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过程中，既要尊重传统又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冲破思想屏障，加强文化理解。首先，要尊重西部民族地区的优秀传统文化，鼓励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同时也要增强少数民族对中华文化整体性的认同感，不断优化自身的民族文化，丰富中华文化宝库；其次，要注重西部民族地区精神家园的构建，完善教育体制，提升少数民族文化素养；最后，要引导少数民族群众寻找民族文化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共同点，在求同存异中找到共同的价值归宿，拉近情感的距离，提升少数民族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文化认同。

三、马克思主义的宣传队伍：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主体建设

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优化必须依赖于强大的建设主体，既需要具备坚定马克思主义信念的李霞：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策略•17•少数民族干部，又需要专业的马克思主义宣传人才，当然关键还是要靠少数民族群众自身，通过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理解，发挥主观宣传作用，打造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宣传队伍。（一）提升领导干部的理论素养。领导干部是党的理论的重要宣传主体。西部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更应具备过硬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本领。首先，要规范西部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结构，既要选拔优秀汉族干部从事民族地区工作，又要培养少数民族优秀干部，在西部民族地区形成合理的领导干部队伍结构；其次，民族地区的领带干部自身要加强理论学习，加强对党的方针政策的学习，在理论知识上武装自己；最后，西部民族地区的领导干部要做好宣传工作，必须把握实事求是的原则，做到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也就是要从少数民族地区的实际出发，汉族领导干部要适应少数民族群众接受理论的方式，要多接触少数民族群众，了解少数民族群众的思维特点、行为方式以及语言表达方式等。少数民族干部要加强自身的专业理论学习，并结合自身对少数民族特点的了解，将正确的思想理论传播到少数民族群众中去。（二）培养专业的理论传播人才。专业的理论传播人才是优化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动力支撑，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在西部民族地区的实现必须要以一支专业的宣传队伍为依托。一方面，要鼓励优秀的理论工作者深入西部民族地区，带动少数民族地区理论队伍建设，同时要培养民族地区的优秀人才，培养具备扎实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的优秀知识分子队伍；另一方面，在专业人才的培养上要注重理论符合实际，以西部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实际为根据。专业的理论宣传人才不仅要有通过多方渠道获取知识的能力，而且要具备超强的理解能力，将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与少数民族群众的生产生活实践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使少数民族群众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实践的魅力，才能在理论宣传的过程中收获少数民族群众的信赖，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大众接受度。（三）发挥少数民族群众的主体性。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与化大众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方面。从化大众的角度来看，少数民族群众成了马克思主义大众化的客体，而事实上，少数民族群众既是客体又是最大的主体，“凡是需要群众参加的工作，如果没有群众的自觉和自愿，就会流于徒有形式而失败。”[5]可见，要实现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对西部民族地区政治文化环境的优化，少数民族自身才是最大的建设主体，如果受众的力量得以激发将会收获意想不到的效果。当然这并不是一个容易的过程，一方面，要关注少数民族群众的利益需求，解决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疾苦，使少数民族群众看到党的理论的确是以维护群众利益为根本宗旨的；另一方面，要做好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教育工作，逐步提高少数民族群众的思想觉悟，同时要培养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带动其他群众思想观念的转变。使少数民族群众自觉的投身到政治文化环境优化的建设中。

内容提要：中华民族形成的特征是亘古亘今的老问题,既有“一元”论也有“多元一体”论的观点。这些论点的依据和面对的问题不同,所以解释方法和得出的结论必然相异。本文认为,中华民族的主体开放特征可以取各家之长而又可作进一步的发挥。“一元”论可视为主体族群的核心,“多元一体”论可更多地阐明主体族群的开放性特征;主体族群的核心作用规定着整体民族的发展方向,开放性的作用在于保持新族群的融合及主体族群与边缘族群的联系,同时也使整体族群中某些成分异化成为其他异质族群。这种由主体开放特征形成的动态平衡使中华民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持久、最庞大的民族,也使中华民族形成了独特的、开放性的文化认同心态,并以之接纳或传递不同民族间的信息,回应世界民族发展的潮流。

中华民族的形成历史及其主要特征一直是所谓“好学深思之士”所关注的,从司马迁的《史记·五帝本纪》到费孝通先生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论都是这种努力的结果。虽然中华民族的形成史和特征只是一种客观事实,但认识和解释它们的视野和方法则应该是多样性的。这并不是说,历史因此会成为一个“任人打扮的小姑娘”,而是说我们应该借鉴各个时代和各种学术见解给我们提供的信息和便利,不断地推进我们的研究,使其更接近所蕴涵的真理。

一、民族的文明与人类的起源

人类文明的进程既包括人类体质的进化又包括人类创造性活动(物质的和精神的)成果的积累。人类的体质进化是人类进行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所以在揭示以人类的创造性活动为依据的各种文明时,我们往往也要证明这种文明在人类体质上的根据。这种情况在中国,一个以保持了五千年古国文明传统而又相对独立于其他文明传统而自豪的国家,是较为明显的。

费孝通先生在界定“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时指出:“在中华大地上已陆续发现了人类从直立人(猿人)、早期智人(古人)、晚期智人(新人)各进化阶段的人体化石,可以建立较完整的序列。说明了中国这片大陆应是人类起源的中心之一。”①为了证明中华民族文明的多元一体性有自己人类起源的根据,我们的考古工作也提供了一些与早期旧石器时代相吻合的直立人化石依据,如云南元谋人,以及年代与之相若的山西西侯度文化、河北小长梁与东谷坨旧石器遗址。这些年代的大体时间被界定在距今170万年左右。

20世纪90年代以前,西方的文献将旧石器时代人类的起源界定在200万年前的东非。只是到了公元前100万年左右起源于东非的直立人才通过近东、欧洲、东亚和印度尼西亚走向世界。②按年代算下来,中华民族的原始文明可以被认为是原发的,而不是移入的。至少在没有确认有比元谋猿人更早的直立人之前,或没有发现其他与元谋猿人年代相近的直立人化石之前,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即以元谋猿人为最早的一元)则是很难回避的。如果中国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很难回避,那么,在此基础上形成的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当然包括少部分古代和近现代社会中移入的人种或民族)与这种人种起源的一元性当作何种解释?况且,西方文献中东非直立人最早的化石被界定在200万年前或他们在100万年前走向世界的说法,都还在不断地为新的考古发现和科学鉴定所修正,所以,我们目前还很难就人类起源的性质作出明确的判断。例如,当2000年10月科学家们在肯尼亚挖掘出距今600多万年前的古人类化石时,一下就否定了此前在中国河北蔚县发现的距今300万年的石器化石作为中国人种独立起源的依据。中国5家权威科研机构“通过对Y染色体单倍型在全国22个省市汉族人群中的分布研究,证实中国南北人群的Y染色体单倍型组成有较大的差异。结果显示,早期现代人类自南方进入中国,随后由南向北逐渐迁移,随后逐渐遍布整个中国。这一观点,再一次支持了人类非洲起源说。”③可是,在此前数月,同样是科学家的新发现,证明“人类远祖起源于中国”。因为,中美科学家证实了在中国发现的中华曙猿和世纪曙猿生活在距今4500万年至4000万年之间的中始新世。④据称,此观点由中美科学家联合发表于英国权威的科学期刊《自然》杂志上。尽管如此,其科学性仍因新的考古发现被不断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