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由贸易论文范文10篇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东盟自由贸易区从1967年成立以来已走过了35年的发展历程，被视为发展中国家间最成功的区域性组织之一。虽然人们对20世纪90年代以前东盟经济合作的评价不一，但东盟各国的经济却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1992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出台使东盟经济合作进入了一个新时期，东盟经济合作的步伐加快了。

众所周知，自由贸易在长期是有利于经济的发展，但是在中短期，尤其是那些原来贸易保护程度较高的发展中国家，加入自由贸易区需要付出一定的代价（调整成本）。因为关税的取消、贸易壁垒的消除总会引起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使资源在各个产业之间重新配置。然而，这个过程是痛苦的。那些原来有竞争优势的产业会发展壮大，而那些没有竞争力的产业则终将被淘汰，从而导致一些产业的部分资本荒置和劳动力失业。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一些国家在执行自由贸易区计划的决心和行动。但是，如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来自产业内贸易，那么，各国加入自由贸易区的成本就比较低(DixonandMenon,1995)。因为产业内贸易并不是导致生产要素在产业间的流动，而是在同一个产业内流动，是产业内的专业化，其资本和劳动力的变动更容易适应新环境(Krugman,1981)。因此，本人认为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区内贸易的扩大主要是以何种形式——产业间贸易还是产业内贸易——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

一、东盟的区内贸易

自1994年东盟自由贸易区计划正式实施以来，在区内关税减免方面取得了较大的进展。截止到2001年5月，其CEPT(CommonEffectivePreferentialTariffScheme)（注：CEPT称为《共同有效优惠关税协定》，是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主要运行机制。CEPT产品包括四类，即列入清单产品、暂时例外产品、一般例外产品和敏感产品。）产品的加权平均关税由1993年的12.76%下降到2001年的3.21%，而且有98.3%的商品属于“CEPT列入清单”，其中92.7%商品的关税在5%以下。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区内贸易总额为1595.91亿美元（注：2000年泰国区内贸易的进出口值只包括头9个月的数据。），比1993年增加了93.58%。同时，2000年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比重为22.32%，比1993年提高了3.14个百分点，年均增长2.19%。因此，从区内贸易比重来看，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在扩大区内贸易上有一定程度的作用。当然，东盟区域贸易合作对各成员国的影响是不同的。马来西亚和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有所下降，虽然文莱的区内贸易比重居东盟自由贸易区的首位，但其区内贸易在东盟自由贸易区区内贸易总量中的份额却很低，只有0.74%，而且文莱的出口主要是石油和天然气，变化起伏较大。而印尼、菲律宾和泰国的区内贸易比重有较大幅度的提升，年均增长率分别达6.67%、7.92%和4.79%，说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使区域内原先贸易保护程度比较高的国家加强了同区域内其他国家的贸易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扩大经济规模，增强其出口产品在区域内的竞争力。

二、产业内贸易指标

对产业内贸易问题的经验性和统计性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主要涉及经济一体化对贸易专业化的影响，其代表人物有沃顿恩(Verdoorn,1960)、米歇里(Michaely,1962)、巴拉萨(1966)、格鲁伯和劳艾德(GrubelandLloyd,1975)等，他们都建立了各自的测量指标。其中，格鲁伯－劳艾德指标(Grubel-LloydIndex)是迄今为止最具权威的产业内贸易测量指标，简称GL，其表达式如下：

2005年6-7月，进行中的wTO的GATS协商过程中所提出来的修订许可案，对评价韩中两国服务业分类自由化水平有用。而且维持开放的部门政治、经济上是敏感的部门，在这个角度上它具有分析的意义。2005年，中国对10个领域的98个行业允许开放，其开放的水平达到60%。韩国的硕士论文情况是，在总共21个领域的155个服务业中约定10个领域104个行业施行开放，开放规模达到67%程度。

首先，中国在专业服务领域中还未开放兽医学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治疗师、研究开发服务、租赁服务，在交通部门没有开放邮政服务及视听服务、电视通讯。保健医疗部门中把旅游导游排在开放之外。娱乐文化服务部门中除了体育娱乐，没有允许移动多媒体服务、新闻提供服务、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运输服务部门没有开放宇宙航空、管道运输。

另外，韩国在整个部门限制自然人口的移动。专业服务领域中，没有开放医学牙科服务、助产、护士、物理护士服务，也没有开放有关能量流通服务、建筑物清扫服务。在视听服务中的电影、录象放映服务和广播电视服务部门，在国内是比较敏感的部门，所以至今没有允许。还有，保健、医疗部门没有开放整个部。教育部门，没有允许中小学教育及其他领域硕士论文。环境服务部门，没有开放有关卫生设施的服务。娱乐文化部门，把新闻提供、图书馆、博物馆等其他文化服务、体育服务从开放对象中除外。运输服务部门，把内部水路运输、宇宙航空服务从开放中除外。

在市场经济里，形成了以WTO为中心的，与多边主义的接近，以及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媒介的与区域主义的接近两个方向。多哈回合谈判陷入僵局表现出国家之间的利益对立还比较明显。与此相反，有相同利益追求的国家之间的自由贸易协定则表现繁荣的现象。

服务的自由化意味着民营化与竞争的引进。据研究，服务与商品贸易不同，它不是通过区域协力引起贸易转换，而是比多方协商期待更多的利益。就是说，类似的国家集团之间，在国内管制方面，以自然发生的相互认定及调和的形态可能形成实际的协助。汉语圈、儒教和佛教相连的宗教性的纽带及人的习惯、制度方面，跟其他文化圈相比韩中之间的区域协力，比泛世界性的接近更加给对服务自由化起帮助的作用。服务贸易的主要障碍是，让外国服务供应者对市场接近的不允许、资格条件、承认、许可、对其他外国服务供应者限制服务供给等与国内规制相关连的内容。

对服务部门的适当的管制废止和自由化会使竞争得到加强，使得韩中两个国家的服务部门发挥积极的作用，劳动与资本的有效率的再分配，企业降低投入材料的价格，灵活地应对骤变的竞争状况，从而带来有关部门的比较优势的加强。这会进一步给GDP的成长及成长率带来积极的影响。在这个过程中，消费者可以以较低的价格获得多种多样的商品和服务。服务部门的硕士论文管制废止和自由化对服务部门的竞争力的加强和增长经济中起到重要作用，通过韩中自由贸易协定的服务自由化，不但维持了韩中两国服务部门比较优势，而且也对商品的竞争优势的维持发挥积极的作用。

[提要]中国与东盟就10年内建成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削减关税、非关税壁垒以及实现贸易投资便利化是自由贸易区建设的主要内容。自由贸易区谈判在即，我需妥善处理东盟内部的差异问题，与东亚域内外国家的关系，以及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与区域自由贸易区的关系等问题。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意在双赢、利在长远，最终目标是与东亚实现共同繁荣。

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东盟和中国领导人会议上，中国与东盟就未来10年建立自由贸易区达成共识。这个决定一经宣布就引起了强烈的反响，普遍认为这是东亚经济合作的历史性突破，将改变亚洲政治经济的全貌。随着谈判工作的展开，人们又开始把目光再次聚焦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由来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构想初始于1999年在马尼拉召开的第三次中国和东盟领导人会议。当时，东盟刚从亚洲金融危机中恢复，对金融危机的危害及经济脆弱性有切肤之痛，急需通过地区经济整合来抵御外来风险。而中国在金融危机中坚持人民币不贬值，不仅减弱了金融危机的冲击，而且树立起了一个负责任大国的国际形象。东盟国家普遍希望中国在地区经济合作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中国与东盟加强经济合作的想法呼之欲出。考虑到东盟自由贸易区将于2002年启动，为扩大双方的经贸交往，我国领导人提出愿加强与东盟自由贸易区的联系。这一想法得到了东盟国家的积极回应。2000年在新加坡召开的第四次中国东盟领导人会议上，我国领导人建议成立中国东盟经济合作专家小组，重点讨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可行性以及中国加入WTO后的影响两大问题。专家组对这两个议题进行了近一年的研究后提交报告。报告认为，中国东盟建立自由贸易区对东盟和中国是双赢的决定，建议中国和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立自由贸易区。这一决定经过中国东盟高官会和经济部长会的认可后，于2001年11月在文莱举行的第五次领导人会议上正式宣布，并授权各国的经济部长和高官尽早启动谈判。

中国与东盟用10年的时间建成自由贸易区是经过中国东盟专家小组论证后确定的。根据WTO的条款，消除贸易障碍的合理时间应在10年之内。东盟已于2002年启动自由贸易区，而中国和东盟作为APEC主要成员，又都承诺在2020年实现亚太贸易投资自由化。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提供的优惠程度肯定要优于其他国家，时间表也肯定要快于其他组织。但另一方面，建立自由贸易区又不能操之过急，特别是由于都是发展中国家，有许多民族行业和幼稚行业需要保护。在综合考虑了以上因素之后，专家小组建议在2010年前建成自由贸易区，这一建议最终被中国和东盟的领导人所采纳。

从去年11月至今，关于建设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筹备工作也在紧张地进行。具体情况是：东盟将作为一个整体与中国进行谈判，由泰国人任谈判组长，东盟各国派代表参加，在东盟内部先形成谈判方案，6月在中国举行第三次中国东盟经济高官会和第一次中国东盟谈判委员会会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工作级磋商正式启动，具体讨论谈判的原则、模式、内容、时间安排，为9月在中国东盟经济部长会和11月举行的领导人会议取得实质性成果奠定基础。谈判预期在2003年11月之前完成，从2004年开始，用6年左右的时间，即在2009年最终建成，届时双方将明显降低关税壁垒并消除所有非关税壁垒，同时实现贸易和投资的便利化。

历史上看，首先提出自由贸易论点的是出现于18世纪50～70年代的法国重农学派。在重农学派看来，只有自由竞争才符合“自然秩序”，而一切垄断、限制和政府干预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因此，重农学派竭力反对重商主义保护关税的主张，积极倡导自由贸易政策。然而真正开始使自由贸易论点形成自由贸易理论体系的，却是英国古典经济学派的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

自由贸易理论在18世纪下半期，由亚当·斯密最先阐发。从18世纪中期后，西方新兴产业资产阶级要求开拓对外贸易，以便从海外获得廉价原料和销售商品市场，因而内在地要求实行自由贸易，废除依重商主义理论建立起来的对外贸易管制政策，为新兴产业资本的扩张扫清障碍。反映这一时代要求的经济理论就是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思想，作为古典经济自由主义的奠基者，斯密鼎力主张在国内实行经济上的自由放任政策，对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提出的绝对成本说，奠定了自由贸易政策主张的理论基础。按照斯密的“绝对成本学说”，各国获得的对外贸易利益取决于各国生产商品的绝对成本优势；一个国家出口的应是本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进口的应是别国生产效率高的商品；交易的结果是使贸易双方都获益。因此，亚当·斯密力主解除国家对贸易的管制，包括关税征收和发放补贴。

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大卫·李嘉图对自由贸易理论作了重要补充。李嘉图于1817年在斯密“绝对成本学说”的基础上，运用国际贸易“2×2模型”（为简单起见，只分析有两个地区或国家和两种商品的情况），又提出了“比较成本学说”。这个学说被后来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所竭力推崇，并被看成是支配国际贸易的永恒“规律”。在斯密看来，一个国家所输出的商品一定是生产具有绝对优势的商品——生产这种商品所需的成本绝对地小于其它国家。李嘉图发展了斯密的这个观点，主张每一个国家不一定生产各种商品，而应当专门生产它用比较少的成本就能生产出来的商品，尽管这种商品的成本的绝对数额不能高于其它国家。通过对外贸易交换，形成国际分工，在资本劳动力不变的前提下，使贸易当事国生产总量增加，从而有利于贸易各国。李嘉图以相对成本论取代绝对成本论，比较成本说由流通过程深入到了生产过程，因而使自由贸易理论更具科学性和现实性。

缘于劳动生产率差别的可贸易商品的比较成本的差异，解释了国际贸易发生、发展及贸易格局变动的一般规律性。而瑞典经济学家赫克歇尔和俄林则运用一般均衡论结合定位分析，结合多要素的价格分析，进一步阐述了为什么会产生比较成本差异，提出了“要素禀赋论”。其基本思想为：资源的相对赋予度决定比较成本差异，国际贸易产生的基本原因是由于各国资源赋予度（禀赋）的差异，即生产要素供给情况的差异。而美国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说明：国际贸易的结果，可以逐渐消除不同国家之间的商品价格差异，即具有商品价格均等化和生产要素价格均等化的趋势，因此，在国际贸易中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既能使价格均等化又能增加收益，各贸易国都会从国际专业化和国际交换中获利。

美国历史上贸易保护思潮占据主要地位。从美国贸易实践看，在大多数时期，美国是一个高关税国家，但在建国后前期，在以具有经济实力和产业国际竞争力优势为基础的欧洲（主要是英国）自由贸易运动国际扩散过程中，受自由贸易理论的影响，出现了自由贸易的趋势。在1833年妥协关税法案——它在1942年以前的年代里提供了一种缓慢而稳定的关税减让——通过之后，贸易保护主义的势头有所遏制，尽管1842年以后关税一度有所提高，但在1846年关税法案中又恢复了贸易自由化，并且在1857年加强了这种趋势。美国关税在1846～1860年间多次下降，平均税率由40%以上降到20%～30%之间，美国自1816年以来首次接近实现了自由贸易。但开始于19世纪30年代的自由贸易趋势在1861年被扭转了，为支付内战的必要费用而提高关税，使1861年的莫里尔法恢复了1846年的保护关税水平，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应税商品的平均税率在1862年上升到37%,1864年又上升到47%。内战以后，出现了关税改革的呼声，但直到1883年法案通过以前，战时税率仍然是美国贸易保护体制的基础。美国1883年的关税法出于对国内普遍呼吁降低关税的让步和基于1873～1879年联邦预算每年超过2000万美元盈余的现实，扩大了免征关税的商品范围，降低了某些商品的进口税率，当时普通税率水平下降了大约5%，但同时却提高了纺织品、钢铁制品等主要产业产品的关税，显现了利用关税保护和扶持支柱产业发展的性质。此后，税率水平连续两次提高。1890年10月通过的麦金利法案，全面提高了进口税率，平均税率达到了创纪录的49%，纺织业产品如棉线、亚麻等的税率更是高达50%～60%，而且为安抚面对加拿大进口品竞争威胁的农场主，对许多农产品也征收关税。1894年的关税法作为不同利益集团斗争调和的产物而具有折衷性，使税率平均水平下降到40%，但为时不久即被1897年的丁雷税则所取代，它不仅恢复了1890年麦金利关税法的税率，而且提高了平均关税水平，甚至高达57%。在此后的10多年时间里，关税率虽然有所降低，但基本保持在1897年的水平，直到1913年。1913年的安德伍德关税法案废除了特别关税，增加了100个以上的免税项目，降低了将近1000种商品的税率，并提高了其它少数商品——主要是化学品的税率，其结果使应税进口商品的关税率降低到平均16%的较低水平。但美国这种自由贸易趋势因接着而来的一战爆发而终止。

由于这一时期美国正处于工业化过程中，加之内战的影响，经济实力比较脆弱。因此，在这一时段内，自由贸易理论并未占据主导地位，推行的自由贸易政策表现为“阵发性”和“间歇式”。这种不稳定的政府外贸政策，主要是由于国内经济集团或地区集团利益以及国际经济关系变化影响所致。各利益集团若觉得自由贸易有助于他们从对外贸易中获利，便会支持自由贸易理论，并主张自由贸易政策；反之，又倾向于支持和要求实行贸易保护。1934年以前，美国在对外贸易中主要实行关税保护政策，而为获得廉价原料和开拓海外商品销售市场，在其“保护国”和殖民地则完全推行自由贸易政策。

【内容提要】自由贸易体系在全球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着很大的影响。如何解决上述冲突，是我国宪法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课题。为此，需要理论界对我国传统的宪法学理论进行必要的澄清和探讨，以便为自由贸易体系提供一个良好的宪法框架。

【正文】

传统政治是在民族国家范围内进行的，是在司法保证下的领土、主权、政治合法性的合一形态。但是，自由贸易体系的扩展削弱着主权国家的政治影响力，也对一国内部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产生了很大影响。在自由贸易体系限制民族国家的行动空间和范围的前提下，如何在经济增长的同时兼顾民主、自由、平等以及文化的完整性和自主性，是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市场在一个国家的深入必然受到来自一国司法边界的限制，在此情况下，国家主权能否以传统方式对世界经济一体化施以限制？自由贸易体制在多大程度上影响我国同时实现自由、民主、公平与精神文明的目标的宪法选择？这些都需要在理论上予以澄清，并在此基础上解决不同价值之间的冲突。

“金色紧身衣”效应与政治范围的缩减

自由贸易经济是在跨越一国领土边界的层面上进行的，它加深了各国之间相互依赖的程度。随着传统国土边界的内部事务在更广阔的全球层面的展开，伦理全球化新语言和世界公民意识随之兴起，使一些普遍主义价值获得了全球范围内的认同，如人权事务日益国际化，弱势群体关怀成为影响经济和谋求全面发展的一部分，地方性知识受到一定程度的冲击，文化集体认同面临困境。不仅民族国家现代性的主权权利失去内核，成为干预对象，而且主权对内部各个层面施加影响的能力大为缩减，纯粹一国内部的政治安排不仅无助于某些目标的实现，而且也变得更加无能为力。因此，在全球层面，自由贸易体系意味着非民族国家化。这一过程限制了国家主权的行动界限和范围，影响了国家采取行动实现上述价值的行动余地，属于传统主权领域内部的事务的处理更多地让位于国际组织或跨国体系。

民族国家是指有独立的立法和执法权的拥有领土的司法主体，它划定了国家边界，即政治和司法边界。（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而高度一体化的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逻辑前提，自由贸易体系要求在保留国家司法权的前提下，政治必须在一个窄得多的范围内实行。弗里德曼用“金色紧身衣”形象地形容这一过程，“当你的国家穿上金色紧身衣时，两件事将会发生：你的经济增长而你的政治收缩……它的政治选择就减少到像百事可乐或可口可乐之间只有细微的口味差别一样只有细微的政策差别”。（注：转引自［美］丹尼、罗德里克著：《国际经济一体化能走多远？》（原载美国JournalofEconomicPerspective2000年第一期，）载《经济消息报》2000年6月30日。）更市场化、更多的私人经济、更多的国际监控体系对社会政治文化的挑战同样波及一国宪法价值的选择和实现这些价值的途径和方式。有人认为，试图在公平、自由和民主之间取得平衡，将各种价值兼顾本身就是自相矛盾之举。并且，由于经济全球化和自由贸易体制使世界经济制度发生了结构性转变，这一转变限制了民族国家的行动范围，使其缺乏充分的选择余地来缓解因跨国市场产生的社会政治的副作用，即对社会团结的危害和对民主及文化的冲击。

论文摘要：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在GATT/WTO的法律体系中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明文规定进口国可以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依据国家主权原则，制订更高标准，保护人类健康,枯竭资源(Humanandhealth,exhaustivenaturalsource)。但是由于规定不完善，易诱导绿色贸易壁垒。一些发达国家在绿色贸易的借口下，行贸易保护之实，制定严格复杂的检测和审批形成所谓的“绿色贸易壁垒”。尤其是乌拉圭回合之后，各国只能在GATT/WTO在规定第20条的安全例外中和卫生和预防协议（SPM）中，人为设置障碍。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尽快研究建立既符合我国国情、又能与国际接轨的标准化体系，适应世界自由贸易环境。

关键词：标准化自由贸易双重性

一，引言

1947年，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下产生了关贸总协定，3作为重要国际组织,WTO在推动世界经济一体化发展和世界自由贸易过程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世界贸易组织所签的条约，尤其技术条约，已经成为规范贸易行为和制度世界性指导原则。但是这个多边贸易体制具有大国利益倾向,尤其是自由这个贸易中的实用主义依然存在,使WTO成为大国主导操纵一个场所。事实和历史证明：关贸总协定纠纷不断，原因之一便是自由贸易中的实用主义和大国主导操纵，科技标准化作用的双重性使然。有人说：WTO是一个“富国俱乐部(clubofdevelopedandrichstates)”和“只保护富国利益(protectionstates''''profitonly)”4。

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科技标准化作用建设，已经成为"双刃剑"，既有有利的一面，亦有不利的一面，因此要扬长避短。一方面，要积极采用国际标准，参与世界经济全球化；另一方面，也要适当搞一些自己的标准，以阻挡外国企业长驱直入，保护本民族利益。全球自由贸易环境下要利用贸易技术壁垒协定给发展中国家的特殊待遇和在WTO的过渡保护期内的条件，战略高度上重视标准化作用。

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果可以从〔表5一1]中看到。其中第一是贸易创造效果，第二是贸易转移效果，这些属于静态性的效果;第三是市场扩大效果，第四是资本积累效果，第五是技术扩散效果，第六是制度改革效果，这些则属于动态性效果。

首先，关于贸易转移效果，投资的时候发生投资转换效果。即，对两国以外的商品实施差别性措施的时候，有可能发生相背于世界性的直接投资的流向的情况。比如，作为自由贸易国的出口硕士论文被区域内的直接投资而取代的可能性。特定自由贸易协定是创造贸易的，还是转换的，根据每个国家是情况而不同，最终的经济后果怎样发生变化按照消费者、生产者、各个经济主题而不同。在同一的生产者中根据他是出口者，还是进口者，或者根据商品服务的竞争力的程度而受到的影响之方向或程度都不同。同时，如果评价自由贸易协定的经济效果的时候，可能的话有必要分产业、经济主题而进行评价。在世界性的分配的效率性侧面上，自由贸易协定作为根据WTO的自我间自由化的次选择，即使有效，也是朝着尽可能扩大化贸易创造效果，极小化贸易转换效果的方向努力的。

另一方面，极大化贸易创造效果，间接地极小化两国以外国家的贸易转换效果有一种方式，就是自由贸易协定方式—NaturalTradingPartner(NPT)方式，它有如下两个定义。一，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多的国家之间签

定自由贸易协定，因为这样减少不自然或随意性硕士论文的贸易发生的可能性，因而区域内国家的经济性福利有可能得到增加。这个方式给选定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赋予唯一的标准，因此这样的原因包括以下两个方面的问题:第一，即使在A国的出口中所占的B国的比重大，但是B国不一定是相同的情况(非对称性的问题);第二，因为贸易壁垒或其他区域合一的影响，在自由贸易协定签定之前，贸易量本身有可能过大或过小地得到评价。

另一个方面，在地理上临近的两国，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后，由于降低了运输费用，以此提高经济福利。对这一方式，自由贸易协定所带来的利益的大小和自由贸易协定的签定国之间的地理性的临近性的硕士论文没有关系。相反，虽然在地理位置上有距离，但是与比较优势相互不同的国家签定自由贸易协定国际提高经济的福利，如此的反对意见也不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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