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文化鉴赏范文10篇

时间:2024-05-18 20:57: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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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文化鉴赏

小议程抱沟通中西文化的桥梁

摘要:在五十多年的旅欧生活中,程抱一凭借自身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炉火纯青的法文功力,不断发表作品,并多次获得大奖,受到学术界和艺术界的认可,奠定了他在法兰西学院的学术地位。不但如此,他还身体力行,在异国他乡孜孜不倦地传播中华文化,“摆渡”于中国文化与法国文化的之间,致力于把东、西方的精华凝为一体,用他纯美的文字感动了无数西方人。

关键词:中西文化交流华裔作家

前言

源于本人是法语专业的学生,所以平时对与法语有关的一切事物都非常感兴趣。

一次偶然的机会让我认识了程抱一,这位被誉为“中国和西方文化间永不疲倦的摆渡人”的华裔作家,他既是东方的诗人、翻译家、书法家又是对中法文化融合做出巨大贡献的艺术家,作为有史以来唯一获得法兰西学院院士这项殊荣的华裔作家,程抱一受到了全世界的瞩目,当然也成了我心目中的榜样,自然而然对其学术和生平进行了了解。今天在此文中我将详细描述这个时代的智者。

第1章程抱一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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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文学教学文化差别思索

在高等师范学校英美文学专业课的教学中,教师应把跨文化交际与赏析、鉴赏英美两国文学史知识和作品并列为课程教学的主要内容,通过中西文化差异的对比、体验,学生学会以不同的态度来看待另一种文化,从而真正获得跨文化意识和能力,并以此来促进英语学习。

1、中西文化差异对英美文学教学的影响

从教八年来我一直担任高师英美文学专业课的教学工作,在具体的教学实践中,学生由于对中西文化差异缺乏必要了解,即便有着扎实的语言功底,却也难免在学习英美文学史和作品选读时遇到许多问题,甚至造成理解有偏颇而陷入尴尬境地。英美文学课程第一个需要赏读的是英国史诗《贝奥武甫》。诗歌中的第三个怪兽是凶狠的火龙,正是它使得英雄贝奥武甫重伤在身,撒手人寰。龙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和象征,其文化内涵与西方龙存在着一定的差异。中国龙是灵异、祥瑞的象征,也代表着至高无上的皇权,历朝历代的皇帝都被誉为“真龙天子”,身着“龙袍”,体卧“龙床”,乘坐“龙辇”;在中国古代神话中,龙王可以呼风唤雨、普降甘霖;关于“龙”的成语很多,如“龙飞凤舞”、“龙凤呈祥”、“藏龙卧虎”、“画龙点睛”、“生龙活虎”、“龙马精神”、“虎踞龙盘”等。炎黄子孙还骄傲地自称为“龙的传人”。而西方的龙却是邪恶、贪婪的化身,是英雄勇士们剑下的亡魂。在西方神话中,龙是使人恐惧的妖魔;在圣经故事中,人们把与上帝作对的恶魔撒旦称为“大龙”(thegreatdragon),基督圣徒还把杀死龙作为荣耀,引以为豪。例如:

1.1“Wecallheradragon.”我们叫她母狗(她很凶狠。)

1.2“Sowdragon’steeth”播下不和或毁灭的种子。

在《哈利波特与火焰杯》中,四位勇士的第一个过关题目就是与凶狠的龙进行搏斗,夺走金蛋。罗琳女士在书中尽情展现了四条龙——匈牙利树蜂、威尔士绿龙、中国火球龙和瑞典短鼻龙的凶悍与残暴。正是由于文化差异,中西方人们在龙的理解和使用上呈现出了不同之处。如果学生对此有详细的了解,他们就会很有兴趣,同时有很大的成就感,认为学英美文学的确有用。再如,在讲授莎士比亚十四行诗第十八首时,诗人把心爱的人比作夏天,学生立刻会产生疑问,为什么比作炎热、烦躁的夏天而不是温暖和煦的春天呢?还有英国著名浪漫主义诗人PB雪莱的名篇《西风颂》(OdetotheWestWind)时,学生对于该诗中“西风”的意象颇感费解,因为中国学生觉得“东风”才是该赞颂与歌唱的和煦之风,因此,“西风”意象很难再学生头脑中引起美好的联想等。在此,教师引入英国特殊的地理位置与气候知识,帮助学生理解异国的特殊文化,扫除跨文化交往中的障碍。英国是属于温带海洋性气候,夏天是舒适、恬静的。莎士比亚曾经写了《仲夏夜之梦》,他在十四行诗里把深爱的人比作夏天也就情有可原了。而我们中国的夏天是炎炎夏日,烈日难耐,通常人们觉得不舒服。正因为英国处于开放的海洋型地理环境,所以,雪莱的《西风颂》是对春天的讴歌。中国人喜爱东风,因为东风象征着春天,给大地带来一片生机。在中国古典诗文里和当代诗人笔下,“东风”也一直是赞美的对象,中国大陆东面向海,从海上吹拂来的东风给人们带来春的气息,令人心旷神怡。如在诗歌《村居》中,诗人高鼎就为我们展现了生机勃勃的春天里,乡间的孩子们“忙趁东风放纸鸢”的情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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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养学生西方文化意识诠释

论文摘要:培养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是英语教学的最终目标。在交际过程中,学生除了会遇到单词、语法的障碍,还有文化的冲突引起的交际障碍。然而,在中国的英语教学中,教师通常注重讲解单词、句型和语法知识。而忽略了对于西方文化的讲解与介绍。一种语言总是依附于一种文化而存在.而学习语言,也应该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进行。本文从分析日常交际中中西文化的差异谈起,提出了在教学过程中培养学生西方文化意识的几种方法

论文关键词:英语教学中西文化差异西方文化意识

英语作为一种外国语言,我们在教授与学习中应通过语言知识的学习和听说读写的技能训练,渗透有关的政治、文化、风土人情、风俗习惯等西方文化知识,以培养学生的文化交际能力。

一、中西文化差异

(一)称呼语。

汉语中的亲属称谓有泛化使用的倾向,不仅用在亲属之间,在非亲属之间也经常使用。年轻人对长辈称“叔叔”、“阿姨”;对平辈称“大哥”、“大姐”。但在英语中.亲属称谓不广泛地用于社交。如果在交际的工程中我们称对方“UncleGreen”“AuntieBrown”,对方听了会觉得非常别扭。在英语文化中,只有关系十分密切的情况下才使用此类亲属称谓且后面不带姓,只带名,如“UncleTom”。又如“教师”这一词语。在中国的校园中,我们在称呼教师的时候很自然地会叫“王老师”、“张老师”、“李老师”。我们不仅把“教师”这一词语当成是一种称呼,还把它当成一种尊敬的方式。而在西方国家中,“教师”仅仅是一个职业而不是一种称呼,所以如果把格林老师叫成“TeacherGreen”,显然是不正确的。对方听完后.也会感觉非常别扭。在英语中,可以称呼对方“Miss.,Mrs.,Mr.”等。这里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如果对于女士,在不知其婚否的情况下,称对方为“Ms.”是最保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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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学英语渗透传统文化的问题与对策

摘要:在立德树人的人才培养目标下,教师在开展中学英语教学的过程中,不仅要加强英语专业知识教学,还要引导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比中西文化差异,加深对祖国文化的理解,进而不断提升学生的民族文化自豪感。因此,中学教师在开展英语教学时,必须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不断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本文立足中学英语课堂,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渗透现状进行分析,并提出相应的解决策略。

关键词:中学英语;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教学

中华民族经过五千年的发展,形成了光辉灿烂的文化,它是世界文化宝库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任何时候,中国传统文化都是我们的“根”和“魂”,是指引中华民族不断向前的原动力。因此,在当前时代,加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是每位中国人义不容辞的责任。青少年作为中国的希望,不仅承担着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任,也担负着传承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任。因此,在中学课堂教学中,教师不仅要重视文化知识教学,还要积极渗透中国传统文化,促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对传统文化进行更加全面、更加深刻的认识,进而自觉担负起这一历史重任。

一、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必要性

英语作为中学的一门重要课程,在以往的课堂教学中,受应试教学理念的影响,教师常常将教学重点放到英语词汇、语法、阅读和写作教学中,而忽视传统文化的渗透。新课程改革明确提出,中学英语教学的最终目的是强化学生的文化交际技能,力求学生能用英语简单介绍中国文化,并通过对中西文化差异进行对比,加深学生对祖国文化的理解。因此,在中学英语课堂教学中,积极渗透中国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一种必然趋势。具体来说,其必要性集中体现在以下方面。首先,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有助于学生更好地进行英语学习。研究发现,母语和母语文化对人们的外语学习具有正迁移的效果。因此,不断加强传统文化渗透,提升学生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可进一步促进学生的英语学习。这主要是因为,通过传统文化的渗透,学生在学习相关内容时,可将注意力集中到语言表达、内容细节上,这样有助于学生对相关语言和文化知识进行全面、深入的了解,进而使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发现两种文化的共性和特性,促使学生更好地进行英语学习[1]。其次,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有助于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教师在中学英语教学中,必须全力提升学生的英语交际能力,而英语交际建立在文化基础之上。因此,学生要想真正提升自己的英语交际能力,不仅要了解西方文化,还要熟知中国传统文化,并树立高度的文化自信,进而更好地开展对外交流。最后,加强中国传统文化渗透,有助于实现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弘扬。学习英语的目的不仅仅是获得语言,还是借助英语这一语言发出中国的声音,带领中国走向世界。青少年作为中国未来的建设者,只有对中国传统文化拥有全面、深刻的认识,才能在日后承担起传承中国文化的重任,带领中国传统文化走向世界[2]。

二、中学英语教学中渗透中国传统文化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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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语专业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探究

[摘要]针对当前地方高校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本文深入探索地方高校汉译英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的途径,提出设置文化课程夯实汉语基础、融入文化因子增强跨文化意识、改进教学方法以增加实践比重以及校企合作提升市场适应能力等举措,以期提升地方高校学生的英语翻译能力。

[关键词]地方高校;英语专业;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

随着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和“一带一路”倡议的逐步展开与实施,社会对中译外人才的需求急增。各企业急需大量具有宽阔的国际视野、深厚的家国情怀、扎实的双语基础和丰富实践经验的应用型翻译人才。中译英比英译中的难度更大,如何在翻译教学中培养适应市场需求的人才,是高校翻译教师面临的共同问题。鉴于此,探讨地方高校应用型翻译人才的培养问题,无论是从国家需求还是从学生发展的角度,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结合地方与本校实际,主要针对当前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问题,着重探讨地方高校中译英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路径,以期为地方院校英语专业的翻译人才培养提供参考。

1地方高校翻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

目前,我国高校的英语翻译人才在培养目标、师资力量、课程设置、实践教育和职前教育等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具体表现为培养目标宽泛、培养理念陈旧、高水平师资匮乏、实践比重小、母语文化输入欠缺和职前教育缺失等问题(阳琼,2016)。针对当前地方高校翻译教学的现状,寇鸽(2012)指出了传统英语专业翻译教学中存在的五个主要问题,即翻译课课时少、教学内容单一、理论与实践脱节、缺乏中西语言文化对比的教学以及缺乏专业师资力量等;汪顺来(2016)针对地方高校在翻译人才培养方面所存在的实践型师资短缺、优质生源不足、教学手段单一和优资教材匮乏等问题,提出应从教学理念、教学方法、教学内容、教学手段及教学队伍等五个方面进行创新。综合以上观点,结合本地区翻译教学实际,笔者归纳出地方院校翻译教学普遍存在的三个突出问题:第一,翻译人才培养与市场需求脱节。我国高校的翻译教学普遍存在“重理论、轻实践”的现象,导致教学与市场脱节现象严重。仲伟合、穆雷(2008)针对翻译人才培养与社会需求脱节的问题,以广外的人才培养模式为例,提出翻译专业人才培养特色、培养模式和教学体系,强调翻译专业人才培养应分层次、分类指导,在本科、硕士研究生、博士研究生阶段要侧重不同的教学和研究内容。仲伟合(2014)系统总结了我国翻译本科专业建设进程,指出了我国翻译专业教育中的七大问题,并针对问题提出了五点学科建设意见,即厘清理念、探索模式、突出实践、顺应市场、打造队伍,强调翻译人才培养要做到“质量”与“特色”并重,既要以“质量”为核心,培养懂得翻译技术的专门人才,又要结合地方经济、社会建设的“特色”培养学生。尽管上述研究主要针对的是翻译专业教育和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但实际上也反映出高校翻译人才培养普遍存在的问题,因而对英语专业的翻译教学和人才培养有很重要的启示作用。第二,对中西文化对比教学重视不够。翻译表面上是语言的转换,实质上是文化的转换。正如王佐良先生所言:“译者处理的是个别的词,面对的却是两大片文化。”传统的翻译教学较多关注英语语言知识、翻译理论和技巧的传授,不够重视中西文化的对比教学,加之学生大多母语文化素养不足,在翻译实践中往往只顾表层意思,而将深层的文化意蕴弃之不顾,导致译文与原文无法实现功能层面上的对等,读者难以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体验与感受,达不到文化交流的目的。所以,英语教师在翻译课上必须加强中西文化对比的教学,重视学生跨文化意识的培养。第三,专业师资力量薄弱。众所周知,高校中从事翻译教学的教师大多是从外语专业教育中培养出来的,很多教师缺乏翻译学的系统理论知识,也没有进行过专门的实践训练,缺乏实战经验,因此对翻译教学缺乏正确的认识,教学理念不清,人才培养目标模糊;还有的教师一人担任四到五个班的翻译课,教学任务重,没有精力和时间培养学生的翻译能力与技能。阳琼(2016)指出:“目前我国翻译师资整体水平不高,高水平的‘双师型’翻译教师数量不多,训练有素的专业化翻译师资队伍普遍匮乏,已成为制约翻译教学发展的瓶颈。”由此可见翻译教师队伍建设的必要性。综上所述,当前高校英语专业翻译人才培养存在的问题既有课程设置、教学内容方面的,也有教学方法和师资方面的,各大院校必须结合实情,采取相应的措施予以解决。

2应用型翻译人才培养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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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美术鉴赏核心素养课堂教学探究

摘要:新高考改革深入实施,更重视对学生综合能力的培养。因此,学校应加强对美术学科的重视,让学生具有美术核心素养。其中,为增强学生的审美意识,应使美术鉴赏课更具新意、充满活力,让他们在教师的引导中,形成良好的艺术品位,帮助他们有效排解学业压力,促进高中生放松身心、投入到艺术鉴赏中去。从而,使其具有图像识读、美术表现、审美判断、创意实践以及文化理解能力。在此,笔者结合执教经验,浅议在美术鉴赏中助力高中生核心素养发展的教学策略。

关键词:高中美术;美术鉴赏课;发展;学生;核心素养

新课标中强调,随着美术广泛而深度与社会生活融合,教师应发挥学科育人优势,体现美术教学价值[1]。传统的高中美术鉴赏课因受关注度不足、教师教育理念陈旧、学生学习兴趣淡薄等影响,难以体现出自身集人文性与工具性相融合的特点,导致课堂教学效果不好。只有关注学生美术核心素养的发展,使鉴赏课具有时代性、有效性以及创新性,才能实现“以美育人”的目标,助力高中生思维能力、观察能力、审美能力与创造力等协调发展,为他们的个性成长奠基。

一、美术鉴赏中培养高中生核心素养的教学意义

(一)有助于提升鉴赏课教学效率。为了响应新教育理念的育人要求,构建高效鉴赏课堂,教师应当具有教学反思能力。只有认识到以往鉴赏课学生不感兴趣、参与度较低的问题,重视并体现学生的主体地位,加强师生之间的教学对话,增强对班级学生的艺术学习情况了解,才能使课堂施教更具适宜性、实效性。从而吸引学生的关注,促进他们积极思考,使其参与课堂活动,展开欣赏、观察、分析、类比等,使其感受不同的美术形式、多元文化影响下的艺术作品具有怎样的差异性。从而促进高中生建立文化自信,增强对中西方美术作品的了解。(二)有助于促进学生的全面发展。高中生正处于较为关键且特殊的身心发育阶段。这一时期的青少年独立、自主意识变得愈发强烈,应提升美育教育的效率,关注鉴赏课堂,使学生获取多样化的文化知识,在艺术学习中得到心灵的慰藉。从而开阔他们的知识视域,使其具有综合学习意识。助力高中生的认知升级,使其透过艺术作品这一特殊载体,感受不同国家文化、艺术家的发展历程与内心情感。在增强美育教育有效性的同时,渗透情感、德育以及人文教育,让美育与智育形成有机统一的整体。(三)有助于学生个性化成长。在高中美术鉴赏课中,促进学生核心素养发展,需要教师认识到学生作为独立的个体,他们的识图能力、审美意识、学习能力、理解能力等存在较大差异[2]。应引入分层教学,展开对不同水平学生的个性引导,使其展开美术探究性学习。让鉴赏课与高中生的现实生活、迈向高校继续深造学习等紧密联系在一起,为他们的未来成长与发展夯实基础。

二、美术鉴赏中发展高中生核心素养的授课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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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生德育工作中美育的融入

德育工作应要以自然、生活、艺术的美使学生精神世界得以丰富,以此使学生的精神需求得到一定的满足,同时也能培养生活中的情趣,在一定程度上抵制不文明思想的侵蚀。而美育对比其他的教育,其自身有很强烈的优越性,因为它能以美的形象以及方式使学生能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领悟道理,将自身的人格渐渐完善。美育在一定程度上能很好地促进德育,因为它能改变德育方式,使德育的实效性快速提高。如果能将德育与美育充分结合,这将是一项很有意义的教育改革。

一、美育的重要性

美育也可称作审美教育,它能使学生培养正确的审美观,提高学生鉴赏美、感知美、创造美的能力。美育有净化心灵、陶冶情操等功能,它能让人变得热情、聪明以及高尚。美育的重要任务是培养审美的理想以及能力,而人们对艺术美、社会美以及自然美的创造、欣赏、感知等能力,使人们的审美情趣、审美观念以及审美理想得以提高,促进人们的身心健康。而这也恰巧是德育工作的目的。美育有很强的综合功能,在个人、政治、文化与教育以及社会等领域中都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尤其是统治者对美育的社会作用十分重视,充分利用美育来灌溉自身的思想,挖掘并培养自己需要的政治人才。所以要将美育思想充分融入德育中,以此来培养学生的品格,形成优良的社会风气。

二、如何将美育融入德育

工作中在德育中提高大学生的德智体美等方面的素质是高校教育者的重要使命,所以在进行德育工作时一定要创新方式,摒弃传统的教育模式,与时俱进,跟随时代变化而改变。

1.多接触中外经典艺术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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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西艺术功能论互补性特点

由于中西方在地域特征、历史背景,以及文化传统等方面都存在着极大的差异性,因此,中西方美学自发端之处就有着明显的差异,并形成完全不同的理论体系。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二者之间毫无共通之外。美是人类共同的财富,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本文通过比较中西方美学史上几位美学大师对艺术功能论的见解,探寻中西文明史中人类在文艺思维模式上的某种相互认同感,以期揭示二者的理论互补性特征,进行中西文化对话。

在时间维度上,从世界文论发展历程来看,孔子在文艺方面的见解是中国文艺理论的发端,贺拉斯则是继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之后西方古代文论的先声之一。孔子和贺拉斯虽然处于不同的国度,但他们对诗歌功能的见解却有不谋而合之处,二者都从社会伦理角度强调了诗歌的教育和审美功能。“兴观群怨”说是孔子对诗的功能的系统总结,也是孔子诗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孔子语:“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1]。这句话可以看做是孔子对诗之内涵的高度概括。“兴”即“感发意志”[2];“可以兴”说明诗歌可以感动人、鼓舞人,具有艺术感染作用。“观”即“观风俗之盛衰”[3];“可以观”说明作者通过作品可真实客观地帮助读者了解和认识风俗的盛衰和历史风貌的本质。这说明诗歌具有既能用审美情感陶冶人们的心灵又能启示人们去认识社会的作用。“群”即“群居相切磋”[3],诗歌能帮助人们互相切磋砥砺,提高思想修养,使心灵得到沟通和净化。“怨”即“怨刺上政”[3],“可以怨”说明诗歌可用来疏散怨愤,表达民间疾苦,对时事政治发表批评意见。显然,这里的“兴观群怨”不是单一着重于诗的某个侧面,而是高屋建瓴,从整体上把握诗的特征,要求诗歌在给人美感的过程中实现其教育目的。在文艺的功能问题上,贺拉斯提出了著名的“寓教于乐”说。他认为,艺术有着不可忽视的教育作用。艺术是一种美,它能给人带来美感享受,但是,美感享受中必须包含进步的、有益的思想内容,这是艺术的更深刻、更本质的价值所在。贺拉斯给予作品的思想内容高度的重视,并认为诗可以从道德伦理上启迪人的文明与智慧。他还指出诗歌在古希腊时期的作用是在整天劳动结束后给人们带来欢乐。因此,“诗人的愿望应该是给人益处和乐趣,他写的东西应该给人以快感,同时对生活有帮助”[4]。诗既要给人快感和乐趣,又要对生活有所帮助,二者缺一不可。贺拉斯明确地认识到,文艺作品具有“教”与“乐”两种功能,其关系是“寓教于乐,既劝谕读者,又使他喜爱,才能符合众望”[4],即艺术的审美作用与道德教育作用的有机统一。贺拉斯的这种看法影响是很大的。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在使人获得审美快感的同时,必然也会潜移默化地使人受到启发和教育。“寓教于乐”理论就从社会伦理角度揭示了文学艺术的审美作用与认识教育作用之间相互统一的关系。对比可见,“兴观群怨”和“寓教于乐”都揭示了诗的本质:诗中所包含的具有普遍性的真、善、美必须通过明晰的个性化,转化为个体感性可以直接接受的形式。也就是说,诗必须是形式与内容的美的统一,即诗的教育功能和审美功能是相辅相成的。在中国,梁启超在著名的《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具体而精辟地分析了小说感染人、产生阅读效果的四个心理体验过程,即“熏浸刺提”说。

在西方美学史上,与梁启超这一思想遥相呼应,康德的美学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把审美的根源推进到人的心理深层,从鉴赏判断的角度对审美过程中各种不同心理能力之间的相互关系作了空前深入的探讨和分析,认为美感是知性与想象的和谐运动。康德的这一观点也从艺术功能论角度揭示了美感的心理机制。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一文中指出读者的情感发生与情绪转换,是由作品所内含的情感力与读者的心灵心理的感应所引发的。实际上,梁启超所揭示的正是西方现代美学所提出的“移情”现象。他把审美心理的这种移情功能称为“移人”,并且把艺术情感的这种“移人之力”具体分解为“熏”、“浸”、“刺”、“提”四种,即美感的心理过程有这四个过程。“熏”、“浸”、“刺”的共同特点是“自外而灌之使入”,但三者间又有差别。“熏”之力为“烘染”。”“浸”之力为“俱化”“熏”与“浸”都是审美过程中的渐变,强调潜移默化。“刺”之力是“骤觉”,与“熏”、“浸”之力的作用原理在于“渐”不同,“刺”之力在于“顿”。因此,刺激力愈大,思维愈敏锐,“刺”的作用就愈强。“熏”、“浸”、“刺”三力各有特点,但它们对接受者的影响都是被动的自外向内。“提”之力则是审美之最高境界,是“自内而脱之使出”。在“提”中,接受主体进入非常自由的审美想象空间,成为积极能动的审美主体,他完全融入对象之中,化身为对象而达到全新体验。“提”是梁启超最推崇的审美境界,也是其对审美主体的全面改造。[5]康德美学围绕人的主观世界探索人的内心,巧妙地从判断力入手来解答美学问题,把审美的根源推进到了人的心灵。在审美活动中,人们依据自己的反思性判断力来作出审美判断。正如康德所说:“鉴赏是通过不带任何利害的愉快或不悦而对一对象或一个表象方式作评判的能力。一个这样的愉快的对象就叫作美。”[6]康德美学通过判断力把探寻美的根源的触角深入到人的内心,与主体愉快或不愉快的情感相联系,从人的心理深层与外部世界的和谐相契层面上寻找审美主体与客体的和谐关系。他认为鉴赏判断是人的内心诸能力的一种和谐一致或游戏状态。审美中的这种和谐关系并不涉及感官的欲求,也不与任何利害结合,所以它超脱了功利,显现出自由和谐的特征。反过来说,如果主体能够进入到审美状态,那么他的心理就会达到一种十分自由和谐的状态,从而能够避免由于各种心理能力的不协调而导致的一系列心理问题。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说描述了艺术作用于人的基本心理过程与特点,揭示了审美心理在艺术活动过程中的特点与奥秘。美感的这一由浅入深的心理过程与康德“美感的心理机制”形成超越时空的互补性,恰好契合了康德美学的心理和谐思想。

孔子的“兴观群怨”说与贺拉斯的“寓教于乐”说从伦理角度阐释了中西美学功能论在美感内涵与美感特点上的互补性;梁启超的“熏浸刺提”四力说和康德美学的心理和谐思想则从审美心理角度使中西美学功能论达到了某种默契;那么,如果使社会伦理与审美心理两个角度相结合,中西美学功能论是不是仍然存在某种互补性呢?有心的读者只要稍微留意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诗”理论[1]与亚里士多德的“卡塔西斯”说[4],问题的答案便不言自明。“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是孔子追求的道德规范,成为仁人君子所指出的美育的途径。这句话不仅体现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积极用世思想,还表明了孔子的艺术功用观。孔子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十分重视“兴于诗”。在此阶段,人格建立刚刚启动,在感性形象的感染、激励下,思想情感逐渐形成对善的肯定,对真的追寻。“立于礼”是从对礼的尊崇中接近“仁”的过程,该阶段是于“兴于诗”之后过渡到的理性阶段,意在使“礼”的准则内化于心。“成”是完成的意思,比“立”更高一层。在孔子看来,人格的完成不但要在理性上认同,而且要在感情上融合。音乐是人的感情的表露,最适宜于表现人的情感,最易于打动人的心灵。音乐使人达到如醉如迷、乐而忘返的境界,正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精神最高境界,即“仁”的境界。孔子将艺术与人格建构、审美与人生相联系,努力通过“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理论追寻一种充满自由的人生境界,让我们认识到艺术使人性完善,同时使人性得到自觉的显现。亚里士多德在《诗学》中就悲剧的功能提出“卡塔西斯”,对catharsis一词,向来研究者看法不同,比较贴切的有罗念生的“陶冶说”和朱光潜的“宣泄说”。“陶冶说”认为悲剧通过怜悯和恐惧养成人自身控制怜悯和恐惧之情的忍耐力。“宣泄”的要义在于通过音乐或其他艺术,使某种过分强烈的情绪因宣泄而达到平静,因此,有利于恢复和保持心理的健康。悲剧“卡塔西斯”之“宣泄”,从过程看,通过宣泄强烈的情感而获得随之而来的痛快感,因此悲剧是一种真正的痛快。

悲剧“卡塔西斯”之“陶冶”,即从结果看,经过多次情感操练,最终控制怜悯与恐惧之情的忍耐力。由此可见,悲剧的功能是宣泄与陶冶的统一,是过程与结果的统一。孔子的“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的美育理论是一种积极用世的艺术功用观的体现,而亚里士多德“卡塔西斯”的落脚点则是人的心理(即文艺的审美效益)。审美教育的实现是寓伦理性于审美体验之中的,而从“宣泄”到“陶冶”的过程,也就是心理到伦理的过程。可见,孔子与亚里士多德使艺术功能论在中西方美学的发端处就具有了互补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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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西方文化区别与英美文学欣赏

在人类各不相同的文化模式中,东方与西方两大迥然相异的文化一直是人们研究的重点。文化的不同对于文学领域的研究发展则有着不同的导向作用。东方文化的含蓄抒情,西方文化的现实严谨引导着东西方的文学评论走上了两条完全不同的道路。那么,究竟该如何理解这种差异以及其作用究竟是什么?本文将对其进行解答。英美文学作为特定地理历史社会环境中出现的文学,是植根于西方自由精神、在特定社会条件下历经几个世纪而发展起来的现象。人类社会文明发展的历程是人类以及其自身所生存的社会由低到高的文化发展与演进的历史演变过程。西方英美文学精神的演进,主要经历了以人与自然、人与神、人与物、人与自我为对象的四个发展阶段。因其包含范围广、内容多,历来都有不少对其进行鉴赏评论的文章,鉴赏评论的角度、方法也都各不相同。本文则独辟一径,通过分析东西方文化差异,进而探究东西方对于英美文学的不同鉴赏角度与方式,从而探讨东西方文化差异在这一鉴赏评论过程中所起到的价值导向与评价功能。

一、东西方文化差异之表现

自有文明以来,人类经历过不同类型文明之间的碰撞与交流。而在这之中,古老的中华文化与以古希腊文明为源头的欧美文化之间的碰撞与交流则更是为各类学者所注目。首先,尽管一般文化都有大体一致的内容要素和基本结构,但是每一个稳定的文化系统却都有自己不同的侧重点或中心目的。基于此,我们可以认为东西方文化在其基本精神上是有差异的。(本文中东方文化统一以中国文化为例,西方文化则以英美文化概述。)也就是说东西方文化的最大差异首先表现在各自文化精神的核心是不一样的,东方文化以人文传统为核心,而西方文化则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根据这一论断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文化是对人的反思,而西方文化的科学精神则体现在理性精神、客观态度与求真的执著等方面。其次,中西方不同文化特质也离不开对两种语言系统的比较。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沃尔夫师徒所创立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语言不同的人们应该具有相应的不同的思维模式,语言决定了人们的思维,思维不能脱离语言而存在。汉语的妙处就在于“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像”“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有些飘忽不定,而西语则是板上钉钉,一丝不苟。就如同一首小诗《清明》:“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在汉语中,有人能将其重新断句变为“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这样一来,意思仍通,但形式上就像词了。流传的关于此诗的英文版大约有七种,然而无一例外都要逐词逐句翻译,就如“断魂”一词,无非只能用“heart”来做文章。无法表现出作者内心的那种惆怅忧郁之情,可见西语之用词着实严谨。再次,中西文化中艺术这一分支也存在着很大的不同。从总体上来说,中国艺术体现出强烈的写意性、程式化和整体感、运动感,追求内容与形式的高度和谐。西方艺术则体现出强烈的写实性、科学性和真实感,在追求内容与形式的和谐的同时,常常也表现出偏重形式的倾向。概括言之,就是中国艺术重于“写意”,而西方艺术则重于“写实”。中国艺术中的“写意”是指以作者的主观表现为出发点的艺术表达方式,也就是以不同的艺术形式描绘客观事物在作者心中的投影,以意统形,亦即东方艺术家所苦苦追求的“意境”之说。而西方艺术则是竭力强调满足视听真实之美,从而更加注重对外在客观世界的捕捉。这种思维方式外向型的特点以及寻求圆满的欲望和认识的阶段性局限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又使西方艺术在模仿的对象以及模仿的方法和手段上不断发生新的变化,成为西方艺术流派众多、花样翻新的动力。既然要谈到文学鉴赏,那么东西方文化中关于文学方面的差异则不得不提。有研究表明,中国文学与西方文学不仅显示出不同的文化内涵、截然异趣的风格特色,而且在其成长历程中还显示出双向悖逆的不同发展趋向。传统中国文学以抒情为表现中心,重视作者本人的主观情意的表达。而西方古典文学传统则更加关注反映客观现实,借以引导读者认识其自身的生存状态与生活中的真善美。很明显的例子就是从中国历代流传下来的诗歌。从大量诗歌中我们可以看到,大部分诗歌以抒情为主,而叙事文学则少之又少。反之,西方文学中即使是诗歌也离不开叙事,从而形成了源远流长的史诗传统。例如,《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和《奥德赛》等。

二、英美文学中东西方鉴赏角度及评价之不同———以卡夫卡、海明威为例

在西方,“文学鉴赏”更多地被称为“文学评论”,尽管在某些微语意上来说“鉴赏”与“评论”是存在着不同的,但是在本文中,将对这两个概念作为一种含义来理解,即在欣赏文学作品的同时运用文学理论对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探讨,揭示文学的发展规律,以指导文学创作,并从中获得对文学作品中艺术形象的具体感受和体验,引起思想感情上的强烈反应,得到审美的愉悦和享受。以下,将对读者所熟知的几位作者的作品进行适当剖析,以期发现基于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下将对同样的作品予以怎样的鉴赏与评论。卡夫卡是我们都比较熟知的一位有个性的作者,他的《变形记》《城堡》等作品可谓是深入人心。西方评论者关于《城堡》以及卡夫卡其他小说的主题内涵有三种解释:(1)犹太人长期漂泊,试图寻找精神家园;(2)人类寻找上帝;(3)人类追寻真理和人生目的。然而美国作家及文化评论家苏珊?桑塔格指出,关于卡夫卡的三种评论是属于社会分析、宗教分析、心理学分析,这与卡夫卡的艺术全无关联,因为这些评论完全注重卡夫卡小说的内容而不注重艺术本身。相反,再来看我国学者对其鉴赏评论的内容:“卡夫卡的小说思想内容荒诞离奇,艺术形式新颖别致,采用平铺直叙的手法讲述一个内容严肃的故事,形成了独特的艺术特点:象征性、荒诞性、冷漠性、意识流。他善于利用富有实感的形象来反映生活,探求人生哲理,揭示现实世界中的困境。小说结构紧凑,行文简洁流畅,语调平淡冷峻。”由此可以看出,东西方评论者在评论立足点上还是有较大的不同的,西方学者在“写实性”思想指导下更注重剖析作品中的主旨,揭示深层次哲理性通识意义,而东方学者在“写意性”思想指导下则注重个体作品研究,挖掘作品中的艺术特色表现手法等,并且东西方文学评论在用词以及行文逻辑上也是有很大的不同的。美国马克思主义评论家弗雷德里克?詹姆逊曾评论说,海明威小说中的“硬汉崇拜”现象不过是作者本人“个人神话”或“自我戏剧化”的一种象征性隐喻。在一个异己的商业社会之中,硬汉形象是海明威对社会生活中实际矛盾的一种想象性的解决,海明威的小说创作不过是作者本人遏制资本主义社会的一种策略性活动。而中国评论家则认为海明威作品中所塑造的“硬汉形象”坚忍刚毅、勇敢正直,他们的“硬”不仅在于勇于抗争、视死如归,更在于他们忍受苦难的能力以及对待失败的优雅风度。面对战争的噩梦以及荒诞的生存境遇下的失落、迷茫的困扰,抚摸身上的创伤,建立起生存的法则:“一个人并不是生来就给打败的,你尽可以把他消灭掉,可就是打不败他。”这种对待命运的态度,是在特定时代条件下,一个民族的生活哲学体现。同样是一个“硬汉”形象,西方学者从现实出发解读出的是作者个人的理想化,而东方学者则认为是隐喻一个民族的生存哲学。西方文化的核心精神是客观求实,因此,对于作品主旨的升华总是十分慎重,轻易不上升一个层面来进行总结,也就是说严格尊重客观现实;而东方文化的核心精神则是人文精神,注重对人本身的反思,这一反思可以是个体本身,可以上升到群体社会,甚至是全人类都为之适用。这也是中国文化中始终强调的“经世致用”的道理。

三、文化差异在文学鉴赏中的导向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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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议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

论文关键词:文化移情能力;跨文化意识;跨文化交际

论文摘要:文化移情能力是有效进行跨文化交际的关键所在,跨文化意识是交际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主要标志。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既有区别又有密切联系,两者能够相互促进。培养和提升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应遵循的主要原则是:实用性、渐进性、系统性、时代性、合适性;主要途径和方法有:影视鉴赏,实践与体验,文学作品赏析,社会文化专题讲座,重视非语言交际,克服并超越文化障碍、文化对比等。

1、引言

自从1972年Hymes提出交际能力观以来,跨文化交际一直是国内外学者(Eiuben,1976;Smaovar&Porter,2001;Brunner,2003;胡文仲,1994,1999;关世杰,1995;贾玉新,1997;顾嘉祖,2000,2002;高永晨,2005,2006;王楠,2005)研究的热门课题。国内学者基本上已就外语教学的最终目的达成一致,即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他们有效地解决了在实际教学过程中,为什么要进行文化教学,文化教学要教什么的问题,并强调了教学中进行文化对比的重要性,注重学习者学习过程中文化差异概念的构建及实际跨文化交际能力的培养等。

随着政治和经济全球化的不断发展,不同社会、文化、地区的人们的全球意识和相互交流的意愿空前高涨,都希望具有跨文化交往能力。研究者越来越意识到,文化移情能力是跨文化交际能力系统中最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和核心内容,是直接影响跨文化交际质量、效果和进程的关键因素。《高等学校英语教学大纲》(2000)中规定:在大学英语教学中要注意培养学生的跨文化交际能力。这种能力除包括正确运用语言的能力外,还包括对文化差异的敏感性、宽容性以及处理文化差异的灵活性能力。《大学英语课程教学要求》(试行)(2004)把跨文化交际列为大学英语的主要内容,把提高综合文化素养作为主要教学目标之一,并要求各校在教学中安排一定的跨文化交际的内容。

2、文化移情能力与跨文化意识的定义及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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