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外交流范文10篇

考点指南

1、与朝鲜的关系

掌握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文化联系、经济交流

2、与日本的关系

掌握两汉和日本关系的表现形式和史实：政治交往、经济交流

3、与西亚、欧洲的往来

第一章总则

第一条为加强广播电影电视地方外事管理工作，规范和促进广播影视对外交流，按照统一领导、归口管理、分级负责、协调配合的原则，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广播影视地方外事工作要为宣传工作服务，为国家的总体外交服务，为我国广播影视业发展服务。

第三条广播影视地方外事工作要认真贯彻中央对外方针政策，严格执行国家外事规章制度，严守外事工作纪律。

第四条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以下简称广电总局）负责管理全国广播影视外事工作，归口管理、协调指导、规划部署地方广播影视外事工作。

省级广播影视行政部门在广电总局和当地省级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下，负责管理本行政区域内的广播影视外事工作。

摘要：党的十八大以来，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宣传思想工作已从“正本清源”阶段迈入“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也进入新阶段。做好新形势下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必须坚持守正创新，以守正为基，提高政治站位，践行使命任务，发挥广播电视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以创新为要，通过创新外宣报道、内容产品、手段方式和体制机制，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不断强起来。

关键词：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一带一路；守正创新

在2018年8月的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宣传思想工作已跨过正本清源阶段，迈入守正创新的重要阶段。面对当前纷繁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广播影视国际传播工作要立足国家外交大局，积极配合国家战略，服务新时代新目标，自觉提高政治站位，履行使命任务，不断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加大广播电视对外交流合作力度，在更高层次和起点上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不断强起来。

一、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进入新阶段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工作，先后出台《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工作的指导意见》《国务院关于加快发展对外文化贸易的意见》等重要文件，国家广播电视总局（以下简称总局）和其他有关部委也相继制定了配套政策，从影视文化市场主体培育、金融扶持、财税优惠、海外营销平台建设等多方面鼓励和支持广播电视媒体和影视机构开展国际交流合作。在政策的引领带动下，经过五年多的发展，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进入新阶段。（一）广播电视服务国家外交大局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广播电视系统坚持以关于宣传思想工作的重要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为指导，不断提高思想意识和站位，服务国家工作大局的意识和能力显著提升。一是成功举办中俄媒体交流年活动。2015年5月8日，主席与普京总统共同宣布2016—2017年中俄两国举办“媒体交流年”，这是两国元首着眼中俄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发展作出的重要决定。总局作为中俄媒体交流年中方组委会秘书处，与俄方保持密切沟通，确定了政策交流、相互报道、大型活动、合作制作、互译互播、媒体产业等十个领域开展交流合作，共完成合作项目260余项，全面推动中俄人文交流合作迈上新台阶。二是配合高访，举办“影像中国”海外播映活动。2018年，总局从服务外交大局出发，全新策划推出了“影像中国”播映活动，借助国家外交平台和契机，在境外媒体播出中国优秀影视节目。①截至目前，“影像中国”海外播映活动已先后在葡萄牙、菲律宾、巴拿马举办，在三国主流电视台播出了一批高品质的中国影视作品，收视效果良好，有效推动了中外影视深度交流合作和中国影视在合作国家的传播力与影响力。三是承担广播电视国际合作重大项目。2015年12月，在约堡峰会上提出“为非洲1万个村落实施收看卫星电视项目”（简称“万村通”项目），即向非洲25个国家的10112个村落接入卫星数字电视信号，为非洲农村地区普及数字电视。“万村通”项目由中国企业四达时代负责实施，截至2018年12月，肯尼亚、莫桑比克、乌干达、赞比亚、刚果金、几内亚、塞内加尔、卢旺达、布隆迪、中非、刚果布、几内亚比绍等12个国家已完成安装任务，其中有部分国家已顺利完成验收工作，“万村通”项目陆续进入现场验收阶段。（二）广播电视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取得突破。主流媒体国际传播能力是衡量一个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指标。近年来，广播电视系统通过着力建设国际传播旗舰媒体和重塑国际传播业务模式，不断提升国际话语权和影响力，推动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强起来。一是外宣旗舰媒体建设取得新进展。中国国际电视台开播两年来，始终按照指示精神，坚定文化自信，坚持新闻立台，全面贴近受众，实施融合传播，认真履行联接中外、沟通世界的职责使命，着力推进内容建设、融媒中心建设、海外分台建设和落地渠道建设、品牌形象建设、人才队伍建设等，将CGTN建成为一个包含6个电视频道、3个海外分台、1个视频通讯社和1个移动新闻网在内的多语种、多平台的融媒体传播机构，成为中国外宣旗舰媒体。②二是合作传播成为广播电视国际合作的主要方式。国际合作是推动中国广播电视提高国际表达能力、进入国际主流的重要方式，也是国际影视行业发展的重要趋势。③近年来，中国广播电视机构加强与国际主流媒体合作，联合制作节目、联合开办栏目，使合作传播成为国际传播的主渠道和重要机制，成为提高中国广播电视国际传播力的重要途径。例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从2015年开始，以商业化模式开播了八个海外中国时段“ChinaHour”、两个海外中国频道以及俄罗斯新媒体专区“ChinaZone”，有效推动节目出口从传统的“零星单个节目销售”迈向批量化的“集成节目播出发行”，并带动广告经营与商业开发，向综合运营升级。（三）广播影视内容产品的国际化水平不断提升。近年来，随着中国电视剧、纪录片、综艺等影视内容产品的品质不断提升，广播电视国际传播的商业化、市场化稳步推进，影视内容产品出口规模不断增长，市场格局不断优化。一是出口额持续增长，五年来实现翻番。据不完全统计，近五年来，在总局积极推动下，中国影视内容出口逐年递增。2013年全国影视内容出口约6066万美元，2014年约7976万美元，2015年约1.14亿美元，2016年约1.21亿美元，2017年出口额达1.22亿美元，比2013年翻了一番。二是广播电视内容出口市场不断优化，从港澳台、东南亚等传统市场不断向非洲、中东、欧美等新兴市场拓展。中国影视内容产品已建成覆盖全球的国际传输覆盖网络，成功进入全球五大洲200多个国家和地区。题材类型从单一的古装剧向都市剧、现实题材剧发展，产品形态拓展影、剧、综、漫等各种类型。三是出口主体日益多元化，民营企业成为广播电视走出去的重要力量。从影视内容产品出口主体来看，国有重点企业的引领作用突出，民营企业增长态势明显，新媒体出口成为亮点。据统计，2017年国有重点影视文化企业，如中国国际电视总公司、央视动画有限公司的出口额分别为2184万美元和917.41万美元，发挥着电视节目出口的主渠道优势。民营企业增长态势明显，出口额超过100万美元出口企业中，民营企业占比65%。新媒体企业内容出口展现较大潜力，2017年出口额约759万美元。④四是中国原创节目模式走上世界舞台。2018年4月，在法国戛纳春季电视节MIPFormats的主舞台，中国影视机构举办了一场备受瞩目的中国原创节目模式推介会，本次推介会主题为“WISDOMinCHINA”，《声临其境》《跨界歌王》等九大中国原创节目模式首次集体亮相国际主流舞台。2018年10月，中国作为主宾国在法国戛纳秋季电视节举办了系列活动，其间优酷与福克斯传媒集团（FoxNetworkGroup）正式签署合作协议，由福克斯传媒制作《这！就是灌篮》中国台湾版、菲律宾版，优酷则为福克斯提供模式制作手册、进行制作培训等。中国原创节目模式再次引起全球业界的瞩目。（四）广播电视成为“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领域。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推进“一带一路”倡议在广播电视领域走深走实，在的指导下，总局连续五年策划实施“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五年来，影视桥工程引领全国广播影视机构积极对接国家战略，服务“一带一路”建设，共策划实施了400多个项目，在获得专项资金支持的有55个项目。这些项目的实施，有效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广播影视交流合作。一是引领了影视节目创作和译配，内容建设取得积极成效。据统计，“丝绸之路影视桥工程”实施五年来，已经储备1600多部、6万多小时、36个语种的中国优秀译制作品并在全球100多个国家播出，⑤并取得非常好的海外播出效果，绝大多数创造了当地的收视率新高。二是调动了多方积极性，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国有和民营共同参与的格局。尤其是内蒙、新疆、广西、云南、宁夏等边疆和少数民族地区发挥了区位优势、文化优势和主体优势，在对周边国家的精准传播方面取得了良好效果。三是搭建了多元的渠道平台，有力助推中国广播影视节目走出去。作为影视桥工程重点项目之一，丝路电视国际合作共同体成立两年多来，在节目联播、频道合作经营、节目评奖、培训交流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截至2018年12月，共同体成员和伙伴发展到五大洲50个国家105家机构，成员包括播出机构、制作机构、译制机构、视听新媒体以及影视行业区域性、国际性的组织，如亚广联、AIBD等，有效促进了中国影视走出去。⑥四是形成了电视中国剧场等“一带一路”广播电视国际合作品牌栏目。在总局的统一部署下，各级广电机构已分别与包括蒙古、尼泊尔、巴基斯坦、越南、菲律宾、乌克兰、塞尔维亚的20多个丝路国家主流媒体签署了30多个包括“电视中国剧场”“中国时间”“丝路剧场”等各类影视节目播出合作协议，中国影视节目在丝路国家呈现出百花齐放的态势。

二、坚持守正为基，发挥广播电视在国家工作大局中的重要作用

考点指南

1、科学技术

掌握天文历法、数学、医学、造纸术的成就。

2、哲学与宗教

认识两汉时期思想的特点;哲学成就(董仲舒建立的新儒学、王充的《论衡》);宗教新格局(佛教传入和道教兴起)。

3、史学与文学

论文摘要：文化外交是一个国家“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和平发展为价值取向的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实施文化外交，这不仅表现在文化外交工作日趋理性、自觉和务实，而且，文化外交的内涵和手段也在不断地拓展、丰富和多样化。中国的文化外交虽然极大地提升了中国的“软实力”，但文化外交工作中存在的各种问题，要求我们必须切实加以改进和完善。唯此，才能增大中国和平发展的国际战略空间。

论文关键词：中国文化外交；和平发展；软实力；国家形象

文化外交是指主权国家为实现特定政治目的或对外战略意图所从事的、以开展对外文化传播、交流与沟通为内容的外交活动。它对建构国家形象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围绕构建“文化中国”的战略大局，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活动，实施文化外交，为实现跨文化理解，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一、日趋自觉、理性的中国文化外交

中外文化交流的历史悠远。新中国成立后秉承这一优良传统，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工作，在中外文化交流史上谱写了一幅幅动人心玄的华丽篇章。但是，由于受当时世界冷战对抗格局的影响，中国政府在开展文化外交时针对不同国家所采取和实施的方式是有所区别的。对于社会主义国家，主要采用的是一种官方即政府间的文化外交方式进行的。中国不仅同有关国家签订政府间文化条约、协定，而且，还通过互派留学生、人员访问等方式，促进彼此的相互理解和友谊，以巩固社会主义阵营；而对于资本主义国家，则基于这些国家对中国的遏制、孤立战略而导致政府间文化外交舞台非常有限的现实，中国主要采用“民间先行，以民促官”的工作方式，争取通过积极拓展民间文化交流，来推动国家外交关系的正常开展。改革开放后，随着中国国家战略中心向经济工作的重大转移，尤其是文化“软实力”在国家综合国力竞争中作用的日趋突出和显现，中国政府在围绕经济工作中心大力开展政府外交、政党外交和议会外交的同时，也逐渐把开展文化外交纳入到同经济、政治外交并列的外交战略总体布局中来，文化外交的自觉性、主动性空前提高，并日趋走向理性、务实。

1、文化外交成为全党全国人民的共识。早在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在强调改革开放的重大意义时，就明确指出了“对外文化交流也要长期发展”的战略要求。以为总书记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继承、创新了邓小平的这一外交思想，认真贯彻落实对外文化交流工作。1997年l0月，党的十五大提出要把“开展多种形式的对外文化交流，博采各国文化之长，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建设的成就”作为新世纪我国外交工作的重要任务。指出：“我们实行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通过积极引进国外的资金和先进的技术、管理经验来发展壮大自己，这是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的一条成功经验，必须长期坚持。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我们在‘引进来’方面成绩很大。随着我国经济水平的提高和现代化建设的推进，我们必须加快实施‘走出去’的战略。这同西部大开发一样，也是关系我国经济和整个现代化建设发展全局的大战略。”的十六大以来，以为总书记的中央领导集体更加认识到文化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总书记在第10次驻外使节会议上的讲话中强调：“维护我国发展的重要机遇期，争取和平稳定的国际环境、睦邻友好的周边环境、平等互利的合作环境和客观友善的舆论环境，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服务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外交工作的根本任务，也是基本目标。”2005年10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提出了“要积极开拓国际文化市场，推进中华文化走向世界”的战略任务。2007年l0月，根据发展变化了的国内外形势，党的十七大报告在提出把“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作为新时期国家重要的战略任务的同时，又进一步提出“加强对外文化交流，吸收各国优秀文明成果，增强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等一系列战略部署。积极开展对外文化交流，中国的文化外交进入了空前的发展活跃期。

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之间的科技文化交流,是促进社会经济文化发展不可忽略的重要动力;与之同时,科技文化交流又是涉及2个或多个文明体系之间的接触与碰撞,包括了相当丰富的内涵,涉及这些文明体系众多的层次与方面,因此,从不同角度关注历史时期的这一社会文化现象,既有助于推进科技文化交流史研究本身的深化,也是认识一个国家、民族或地区的历史与文化的重要路径。研究中国古代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也是如此,同样需要从不同角度来解析。

一、空间维度:“内”与“外”

中国幅员辽阔,基于各地区不同的自然禀赋和人文历史环境,不仅境内自古以来就生存衍息着众多的民族,他们的生产与生活方式、经济与社会结构以及思想文化虽然各具特色但却又联系密切,在历史时期存在着持久性交流与交往,共同构筑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即所谓“多元交汇”(1)或“多元一体”;(2)而且,中国境内各民族还通过各种方式和途径,与周边甚至远距离的国家和地区产生了各种各样的联系,这一过程也是贯穿中国历史始终。因此,关注这一问题,应该涉及三个方面:一是中外交流,即中国与域外民族、地区的交流交往;二是中国境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三是这二者之间的关系问题。

就中外而言,首先要明晰“中”与“外”的界限问题,即何谓“中”、何谓“外”?这一问题在今天来看似乎并不复杂,虽然目前中国与周边许多国家之间仍然存在疆界的争议,但大体而言有一个基本的、现实的界限,即边界线的存在。但如果把这一问题放置在整个历史时期来看,则要复杂的多。其一,中国自古即为多元族群之国家,因此,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伴随民族的融合与变迁,“中国”一词的内涵也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中,由最初所指的华夏民族聚居之处的中原,发展到超越单一民族界限而具有了政治统治空间内涵的“中国”;而且众所周知,具有近现代国体意义“中国”一词的出现,则完全是在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其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由于国家实力强弱之差异、控制理念之变迁等内外因素影响,不同时段的疆域显然是不尽相同的;而且,研究历史上有关疆域的词汇,如“疆”、“境”、“域”、“国”、“边”、“界”、“塞”、“关”的内涵所指,我们亦可以发现中国与域外的分野其实亦甚为复杂,并不一定是界限清晰的一条线,也可能是一片“隙地”,或一个缓冲国(带);(3)其三,正是由于地理疆域的变化以及由此所引起的连锁反应,因此从长时段视角来审视,我们还可以发现中外界限的内涵更为丰富,除了上述这样的政治意义疆界外,还包括了经济乃至文化意义上的疆界,即“文化中国”和“经济中国”的疆域,其范围可能更广阔,内涵亦更复杂。(4)也因为如此,在理念的层次上,人们对这些问题的认识与理解也不可避免地带有明显的时代性,或谓之与时俱进的发展。对这一问题的处理,历来颇多争议。但对第一个问题,在中国史学界基本上达成了共识,即以现在中国的版图为基本原则,来考量古代历史的中与外问题。正如费孝通先生所强调指出的,“某一历史时期的中国边界不等于这一时期中原王朝的疆界”,“而是应该包括边疆其它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的边界”,这是我们应该树立的中国历史观和历史疆域观。(5)近年来,中国与东亚、东南亚诸国关系的微妙变化,除了现代国际因素外,也不能排除历史、文化因素的干扰,尤其是文化心理层面的瓜葛。界线问题之后,就是中外交流的自身内涵问题。从空间或地理方位的概念来理解,以中国为中心,历史时期中国与域外科技文化的交流,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中与西(包括早期的西域地区、中亚、西亚和欧洲)、中国与东方(包括东亚诸国,也包括明清以后美洲地区)、中国与东南亚、中国与南亚。可以看出,不同方位在不同时段、通过不同的路径形成了不同内涵与特质的科技文化交流,也产生了不同层次与程度的影响。典型如中西之间,汉唐时期凭籍丝绸之路,鼎盛之至,主要侧重于畜牧、园艺品种与技术的引进;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实验农学的崛起,以海路交通为主线,所引进的内涵则更为丰富,涉及器物、制度乃至思想文化等各个方面,具有了“西风压倒东风”的态势。在科技文化交流的历史进程中,囿于交通条件和政治壁垒等因素制约,同域外文化的交流实质上远不及域内不同地区、民族之间的交流;而且,中国大一统理念和中央集权政治体制,也强化了区域间科技文化交流的力度、广度和深度。因此,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域内各民族、各地区之间的交流更不容忽视,应该说这才是古代科技文化交流史的主体,而且其内涵最为复杂、影响最为深远。从这一角度而言,古代农业科技文化的区域之间的交流以中原地区为轴,主要包括两大块:其一为南北之间,涉及两种不同类型农耕文化———旱作农业文化与稻作农业文化之间的交流与交往;其二为东西之间,实质为农耕文化与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涉及内容更为广泛,既包括生产工具、生产方式等经济内涵,还包括了民族对峙与融合、文化碰撞与整合等方面的内涵。在中国农业历史发展进程中,这二者之间具有相当显著的风格和内涵差异。比如农牧之间,在历史进程中往往涉及不同民族政权的对决,故而伴随着战争这一重要方式,节奏紧凑,规模辉煌一时;其中还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就是即使在战争对决的过程中,双方的科技文化交流也是绵延不绝;而南北之间,基本上排除了强劲对手逐鹿中原的威胁,而且经过长期的磨合后,双方的认同感明显强于农牧之间,因此,科技文化交流的进程平缓而持久,范围和程度自然也与前者不可同日而语。除了这两个主要的方面之外,不同区域内部也同样存在着各式各样的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其以郡县治所为核心地带,形成了多个科技文化传播的主中心和次中心,它们以政治经济联系为纽带,相互联系,最终构筑起了传统科技文化交流的网络体系,共同完成了中国传统农业科技文化的传承与创新。因此,区域文化交流成为了研究中国经济史、民族史以及政治文化史不能回避的主要议题。厘清域外交流与境内交流之间的联系,也是研究农业科技文化交流史的重要命题之一。众所周知,中外和境内科技文化交流并不是永远井水不犯河水,很多情况下二者具有相当密切的联系。很多学者都注意到传统时代科技文化交流的接力棒式传递的特点,注意到了边界地区和民族的桥梁、纽带作用。除此之外,在更深的层次上二者也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相互影响的关系,可以说既相互营造了环境和氛围,也在一定程度上提供了动力和条件。

研究中国古代农业科技文化史还应该注意交流主体之间的互动问题。所谓的科技文化交流,自然涉及不同文化主体间的关系问题,虽然不可避免存在强与弱、主动与被动等差别,但历史进程中科技文化的交往、交流历来都不是单向,即使在强势文化强势植入的过程中,弱势文化也会在潜层次给强势文化打上烙印。因此,研究科技文化交流必须注意互动的问题。比如研究传统时代的中外农业科技文化交流,既需要站在以中国为中心或主轴的视野中审视,也需要以输入地为轴心来审视,从而构建一个完整的“中心———周边”研究分析体系。再比如域内的农牧文化之间的交流,也是如此,虽然表面上表现为农耕文化对游牧文化的一种蚕食、鲸吞,但细细梳理中国农耕文化和农业经济发展的历史轨迹,我们不难发现事实并非如此简单。笔者在分析西北农牧关系时对这一问题曾经有所涉猎,认为其间存在多层次的互动关系(6):表层是一个以农牧分界线变迁为表征的历史过程,其深层次则表现为一个农牧文明交互影响、交互渗透的动态过程;具体而言,就是农耕文明在思想、操作和现实三个层次上不同形式与特点的主导性推进,以及游牧文明在显性层次上的被动退守和潜性层次上的回应与逆向渗透。

二、时间维度上:发展的阶段性

[论文关键词]教育外事翻译口译笔译

[论文摘要]对外交往需要沟通,翻译是沟通的桥梁。教育外事翻译除了要遵循一般的翻译原则,还要结合本领域的性质和特色,才能达到翻译的“信、达、雅”。

随着我国对外开放的不断深入,教育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日益频繁。高等院校位于对外交流与合作的前沿地带,与国外院校、科研院所进行了广泛的科研合作、学术交流、学者互访。教育部门作为对外交流与合作的窗口作用也日渐突出。交往需要沟通,翻译是沟通的桥梁。教育外事翻译作为外事翻译的一种,具有其学科专业特色。

一、教育外事翻译与外事翻译

教育外事翻译是外事翻译的一种,在很多方面与外事翻译存在着一些相同点,如工作具有严肃性、严谨性和实效性等特点。严肃性是因为教育外事虽然是中外教育界人士之间的交往,一般情况下不涉及政治,只谈学术,但如果在交往中存在强烈的政治冲突,则需极力维护国家主权与民族尊严。严谨性体现在对翻译的水平的要求上。教育外事翻译与外事翻译都会涉及国家的立场、政策、教育机构间的利益等,稍有差错就会影响到学校甚至国家的政治经济利益、形象等,就可能给国家或集体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实效性则主要体现在口译方面,要求译员能马上作出反应,当场完成翻译过程,在短时间内完成翻译、定稿、打字、校对等多道程序。但是,教育外事翻译较外事翻译还有自己独有的特点,如教育专业性、学术性等;外籍专家授课、讲座翻译,则又涉及文学翻译、科技翻译以及其他专业学科翻译等。

二、教育外事翻译的种类

［摘要］青年是国家的未来，是实现“一带一路”“民心相通”的生力军。“一带一路”推动青年就业与创业，为中外青年交流实践提供平台。目前，青年对“一带一路”的意识较为淡薄，存在一定的认知误区，对“一带一路”参与度较低。共青团在引导青年认识与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加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青年工作，需要共青团建立联动工作机制，制定“一带一路”青年工作规划，加强复合型人才培养，开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青年精英培训与交流活动，推动中外青年参与“一带一路”社会实践活动等。

［关键词］一带一路;青年;共青团

“一带一路”是国家主席于2013年提出的国际合作倡议，旨在充分依靠既有的多边合作机制和区域合作框架，搭建一个更广阔的多边合作平台，实现沿线国家之间更高水平的区域合作，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青年是国家的未来，“一带一路”建设事关国家的繁荣富强，它的可持续发展，需要青年的积极参与。交流互鉴、民心相通是“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环节。作为最具激情与创造力的群体，青年是“一带一路”建设的生力军。多次寄语青年，希望他们“在奋斗中释放青春激情、追逐青春理想”［1］、“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作出新的更大的贡献”。［2］共青团在号召、动员青年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参与上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引导青年群体领会“一带一路”精神、参与“一带一路”建设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一带一路”建设中共青团工作的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建设推动我国开放空间从沿海、沿江向内陆、沿边延伸，形成陆海内外联动、东西双向互济的开放新格局。作为一个开放性、包容性区域合作倡议，以共商、共享、共建为原则，“一带一路”为各国青年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对我国青年的全面发展也将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共青团肩负着组织、引领、服务青年的职能，提高青年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知认同，引导青年积极参与“一带一路”社会实践，是共青团组织义不容辞的职责。第一、开展“一带一路”主题教育活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共青团联合教育等部门积极引导青年深化对“一带一路”的认识，鼓励青年学生积极参加“一带一路”交流与实践活动。2015年全国大学生“一带一路”暑期社会实践专项行动开始启动。2016年首届“一带一路”青年力高端论坛成功举办。“一带一路”宣讲进校园、青春大讲堂、青年友好交流以及“一带一路”志愿服务联盟等活动也相继展开。在开展“一带一路”主题教育宣传活动中，各级各类团组织结合“中国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广泛开展“一带一路”倡议宣讲教育，让广大青年懂得，新“丝绸之路”很好地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和“一带一路”国家人民追求美好生活的梦想连接在了一起，顺应了当今世界经济、政治、外交格局的新变化，将给“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带来更加紧密的经贸合作、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和更加顺畅的文化交流通道，也将为青年的就业创业、对外交流合作带来新的机遇。为了取得良好的宣传教育效果，各地团组织注重采用青年喜闻乐见的方式，提高青年参与活动的热情和积极性。如上海团市委2018年参与举办的“一带一路”五年影像展，以图片为主，视频为辅，引入VR、魔墙互动平台系统等高科技展示手段，突出丰富性、趣味性、互动性，为广大青少年搭建起一个形象了解“一带一路”的文化教育平台，以新颖生动的方式展示了“一带一路”倡议的内容实质和重要意义，受到了青年们的欢迎。第二、举办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动。联合国数据显示，2015年“一带一路”沿线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中东欧以及中亚和蒙古五个地区的青年人口分别为1.6亿、4.7亿、1.3亿、0.6亿和0.2亿，共计8.4亿。［3］青年在人口结构中处于承上启下的位置，是“一带一路”建设必须依靠的新生力量。各国青年围绕“一带一路”建设展开交流，不仅有助于夯实“一带一路”的社会民意基础，促进中外民心相通和文明互鉴，为各国构建互信奠定基础，还能不断为“一带一路”注入新鲜血液，增添发展的新动能。主席指出:“青年是人民友谊的生力军。青年人情趣相近、意气相投，最谈得来，最容易结下纯真的友谊。”［4］为此，各地团组织举办了各种形式的中外青年友好交流活动，为“一带一路”建设中的青年交流互鉴、民心相通创造条件。如2017年武汉团市委举办“武汉国际友城青少年艺术夏令营”，邀请了来自14个国家，15个国际友城的29名青少年寄宿在武汉市民家庭，参观武汉黄鹤楼等地标景点，学习书法、武术、水墨画等课程，增进了外国青少年对中国文化的向往，对“一带一路”倡议的理解。北京团市委发起成立了“一带一路”志愿服务联盟，计划每年在不同的国家举办“一带一路”国际志愿者交流营活动。

二、“一带一路”建设中共青团工作面临的挑战

《宋元时期的科技与中外交通》是人教版七年级下历史教材第13课，本课内容和现实生活联系紧密。体现古人智慧的四大发明，至今影响着人们的生活；宋元时期的文化魅力吸引了世界，中外的文化交流促成“在中古的中国发现世界”。基于此，在具体教学中，依托史料为学生创设一定教学的情境，拉近历史与现实的距离，帮助学生感受历史，促进素养落实。

一、以情境促认识

“认知学派心理学家认为学习过程就是学生头脑中认知结构的形成过程，是教科书知识结构内化为个体认知结构的过程，是知识的组织和重新组织的过程”。[1]基于本课内容涉及四大发明、宋元时期的交通与文化交流三个主要部分，以及学生对于科技文化史，学习期待度更高的特点，可以依托史料建构以下教学情境：（一）情境一：生产生活的需要。新的科学发明，最初的立足点是解决生产生活中的难题。虽时代不同，四大发明的产生也是出于现实的需要。因此，首先播放中央电视台“我爱发明”节目视频，通过视频中发明人的讲述，引导学生认识到：新发明的出现最初是基于现实的思考，新发明本身更好地便利了人们的生活。再向学生说明，发现问题，积极地解决问题，是人类共通的智慧。当时，古人同样面临着生产和生活各种的难题（如图1），引出对四大发明产生、发展的讲解。并通过师生的互动得出四大发明的产生是出于需要，同时，借助视频帮助学生感受科技的魅力和日常生活中动手的意识。（二）情境二：中古的中国。中古的中国，不仅宋代都市文化呈现出繁荣的态势：“从文学形式上讲有话本小说；从娱乐形式上讲，主要有各种各样的娱乐方式，如歌、舞、百戏、杂耍等；从饮食上讲，主要有菜、酒、各种各样的小吃等等”[2]，元朝时期的对外交流也进一步发展，元代的陆路向西通往波斯、阿拉伯及俄罗斯等欧洲国家，东西方的使臣、商人往来非常方便。总体而言，宋元时期体现着独特的魅力与活力。出于培养学生历史分析能力的考虑，在具体教学设计中建议通过精选史料创设宋元时期的文化情境（材料1、2、3）帮助学生感受宋元时期的社会特点。再介绍马可•波罗的来华(材料4)，并联系学生前一节课所学《宋元时期的都市与文化》的相关内容，帮助学生分析出中古时期的中国之所以能够吸引马可•波罗等人来华的关键原因，正是在于宋元时期的中国所散发出的多元文化魅力。(如图2所示)材料1：自大街及诸坊巷，大小铺席，连门具是，即无容虚之屋……客贩往来……曾无虚日。——（宋）吴自牧《梦梁录》材料2：沈括，北宋杰出的科学家，著有《梦溪笔谈》一书，书中记录了毕昇发明的泥活字印刷术，并指出这种技术印书，“若止印三二本，未为简易；若印数十百千本，则极为神速。”——（宋）沈括《梦溪笔谈》材料3：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吸取阿拉伯天文学的精华，他所创制的《授时历》就参考了回回历。此外，郭守敬设计的天文仪也受到了马拉格天文仪器的启发。高度发达的阿拉伯数学也在元代流行，阿拉伯数字逐渐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冯天瑜《中华文化史》材料4：马可•波罗生于威尼斯商人家庭，大约在1271年随父亲和叔叔经两河流域，翻越伊朗高原和帕米尔高原,来到东方。1275年，马可•波罗一行人来到大都，受到忽必烈的礼遇。有意思的是，马可•波罗在元廷为官近17年，其间，他的足迹遍及全国,到过今天的新疆、甘肃、内蒙古、山西、陕西、四川、云南、山东、江苏、浙江及北京等地，还到过缅甸。

二、以感观促思考

新课改不仅重视师生关系、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更强调变机械的、被动的学习为主动的和有意义的学习。“历史有两个最基本的因素——时间和空间。时间即历史发展的过程，空间则指地理环境，是古今中外历史演进的舞台”。[3]出于进一步落实学生素养的考虑，在学生对于中古的中国有所感知的基础上，借助地图和时间轴、联系当今的科技发展，帮助学生进一步了解宋元时期的中外交通情况、认识历史与现实的联系。（一）关注时间和空间。宋元时期航海技术的进步、海上贸易频繁和海路交通发达，既开创了中外交通的新局面，也促进了四大文明的传播。出于培养学生时间和空间意识的考虑，先利用数轴的形式对四大文明的传播进行讲解（如图3），并借助马克思的评论：“火药、指南针、印刷术——这是预告资产阶级社会到来的三大发明。火药把骑士阶层炸得粉碎，指南针打开了世界市场并建立了殖民地，而印刷术则变成了新教的工具，总的来说变成了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帮助学生分析造纸术和印刷术对文化传播、指南针对航海事业、火药对作战方式的影响，增强学生的历史分析能力。并向学生说明，中国古代科学成就虽然辉煌，但却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传统科技以农业为本位、重视技术忽视理论、重经验的思维特点某种程度上束缚了其向近代科技转化。再通过元帝国时期从内地到边疆、从边疆到域外交通路线的完整呈现（如图4），帮助学生建构准确的空间观念。引导学生认识驿站对加强中央与地方的联系，推动国内交通的发展，促进国内各族人民的经济文化交流以及边疆地区的开发，甚至于沟通与域外的联系所起到的重要作用。还可以补充元代汪大渊两次游历印度洋、苏马以使臣身份出访巴黎和罗马的史实，进一步加深对文化双向交流的理解，宋元时期文化魅力的“古城之美”、“词章之境”、“戏曲之韵”、“科技之光”吸引了世界，中国的旅行家也注重“走出去”，了解异域风土人情。（二）联系历史与现实。正如爱德华•卡尔曾阐述过的，历史是现在和过去无止境的问答交流。对历史的叩问是激发学生学习兴趣，培养其学科素养的重要途径。联系人们对于现代的“新四大发明”既感慨于科技给人带来的便利，也有认为其对人们生活带来的弊大于利的现状，鼓励学生进行分组讨论，畅谈其对于“新四大发明”的看法，引导其认识到科技随社会的进步而发展，应辩证的看待科技与社会进步的关系。“新四大发明”所带来的弊端是客观的、必要的，要加强对自身的约束度。此外，宋元时期独特的魅力，其繁荣、发展、开放的特点，引起了当时世界的重视，使其产生了了解中国的愿望，中外的往来不仅是多元的也是共享的，中古的中国不仅吸引了世界也发现了世界。宋元时期文化交流所体现的多元、共享，对于当下的文化建设有重要的启示。因此，联系主席发表的题为《携手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题演讲，为中国首倡主办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拉开序幕的相关内容，引导学生思考在当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所需的心态和自信。

三、总结

摘要：近年来我国教育对外开放进程逐步加快，高校国际交流合作日益频繁密切，学生出国交流学习热潮随之高涨，规模持续扩大。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和国家之间国情、体制以及社会文化的差异，使得出国学生海外安全问题愈发凸显。高校围绕爱国主义教育、跨文化适应、安全防范常识、学业规划等内容，组织实施学生出国行前培训和海外安全管理至关重要，分析具体实践路径并提出有针对性的举措建议，对于高校实现保障出国学生海外安全具有重大、深远的意义。

关键词：出国；行前培训；海外安全管理

一、研究背景

在全球化快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世界各国高等教育愈发开放，教育国际化已经成为高校改革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随着我国坚定不移加快和扩大教育对外开放以及进入全面推进“双一流”建设的新时期，高校不断拓展深化国际交流与合作，多样化的海外学习机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激发了学生出国交流学习的热情和积极性，推动着高校学生国际间流动日趋常态化。根据教育部的统计数据，2019年度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为70．35万人［1］，在趋势上呈逐年高速增长且日益低龄化。出国交流学习为学生提供了国际化教育的机会，然而学生出国后面对国家之间国情和社会文化的差异，往往出现学习生活压力突出的情况，且因自身社会经验不足，面对危险环境普遍缺乏敏感性和应对能力，使得他们遭遇自然灾害、交通事故、电信诈骗、暴力犯罪等安全事件屡有发生。以2020年初以来在全球范围内持续传播蔓延的肺炎疫情为例，由于部分国家和地区进入紧急状态，旅行禁令、行动限制、学校关闭等不同程度的防疫防控措施相继加码升级。面对突如其来的学业停滞、搬离宿舍、物资短缺、就医困难、歧视攻击、航班缩减等严峻的现实问题，出国学生在此次公共卫生突发事件中的海外境遇牵动人心，引人担忧。出国学生安全问题日益彰显，越发成为国家和高校关切的重点、学生和家长关心的焦点、媒体和社会关注的热点。因此，高校对学生进行出国行前培训和海外安全管理必不可少，对于出国学生树立坚定理想信念，增强跨文化沟通技能，提高海外安全防范意识，快速适应海外学习生活，实现平安留学、健康留学、成功留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影响。

二、行前培训与海外安全管理实践路径

目前，高校开展出国学生海外安全教育管理主要采取行前培训与派出管理相结合的方式。行前培训是指为即将出国的学生赴外交流学习提供的一系列教育培训，旨在帮助学生提高在新环境中的学习和生存能力。近年来在国家相关政策支持下，高校越发重视积极组织学生出国行前培训，全面系统地为学生解读出国交流学习相关规定，讲授形势与政策、社会与文化、健康与安全等知识，指导学生做好出国学习的充分准备，培养学生树立安全意识，提升跨文化适应能力和风险防范能力。派出管理是高校教师通过实施计划、组织、领导、协调、控制等职能对学生在海外期间的学习、出行和居住安全等情况进行必要的指导和监督管理，使学生同学校一起实现既定的出国交流学习目标。作为高校国际化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在支持学生海外交流学习过程中，可以着重围绕以下四个方面组织实施学生出国行前培训和海外安全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