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韩贸易论文范文10篇

一、中韩贸易的简要回顾

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两国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及原因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随着全球化发展和国际经济交流的扩大，具有地理，文化接近等优势的中韩两国贸易规模迅速增长。早期的中韩贸易始于中国刚刚实行改革开放政策的1979年前后。那时是通过香港，以间接贸易方式进行小规模的商品贸易。到20世纪80年代前半期，也只处于一个贸易规模不到10亿元的低水平上，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半期，随着韩国政府推进北方政策，主办汉城奥运会，中国对韩国企业开放山东半岛等两国经济交流条件的逐步形成，贸易规模急剧扩大。1988年，双边贸易已经超过30亿美元，创下高增长的新记录。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两国建交为契机，贸易迅速扩大，进入飞跃增长时期。通过香港的间接贸易大部分转换为直接贸易。中国韩国出口商品所征收的关税也从一般关税转变为优惠关税，为韩国企业开辟中国市场创造了有利条件，使得1992年贸易额达到63.8亿美元。韩国出口增长率创下了165%的惊人记录。1994年，贸易额超过100亿美元，1997年达到235亿美元，1998年，由于受到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韩国经济萎缩，进口需求急剧下降，韩国银行严格限制信用证的开具导致双边贸易额急速滑坡，飞速增长的韩国出口剧减，中韩贸易首次出现负增长，降幅达11.6%，然而，伴随着亚洲市场的全面回升，进入2000年以后，韩国对中国出口和进口比前一年度分别增加了34.8%和44.3%，贸易规模首次突破300亿美元大关。2003年，韩国对中国出口高达357亿美元，占韩国总出口额的18.4%，中国一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出口国。

中韩贸易结合度分析

中韩双边贸易发展可用贸易结合度来直观反映。贸易结合度是一个比较综合性的指标，用来衡量两国在贸易方面的相互依存度。贸易结合度是指一国对某一贸易伙伴国的出口占该国出口总额的比重，与该贸易伙伴国进口总额占世界进口总额的比重之比。其数值越大，表明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越紧密。贸易结合度的计算公式如下：

TCDab=(Xab/Xa)/(Mb/Mw)(1)

式(1)中，TCDab表示a国对b国的贸易结合度，Xab表示a国对b国的出口额，Xa表示a国出口总额；Mb表示b国进口总额；MW表示世界进口总额。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紧密，如果TCDab<1，表明a，b两国在贸易方面的联系松散。

依据中韩两国建交以来历年贸易数据，分别算得自1992年至2004年间中国对韩国和韩国对中国的贸易结合度。其中，建交的第一年(1992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为1.33，以后各年份，数值逐年递增。到1997年，中国对韩国贸易结合度增至1.84。然而，1998年，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影响，该数值下降至1.37，1999年又激增至2。到2000年，达到历年最高点，为2.88。2000年以后，该数值略有下降，但都在2附近波动。另一方面，韩国对中国的贸易度亦呈逐年递增趋势。1992年的数值为1.75，增至1997年的3.99，达历年最高点。1998年同样下降至3.33，而1999年又回增至3.81，以后各年均在3.3附近波动。

摘要：文章立足于国际贸易的发展变化趋势，利用对贸易便利化政策及其理论的演进，根据中韩贸易合作的现实基础及发展的现状、特点及存在的问题等，分析贸易便利化对中韩两国未来经贸合作发展的影响及前景。

关键词：贸易便利化；韩国；中国

“贸易便利化”泛指货物跨国界移动时，如何在确保在实现合法管理目标的前提下，减少不必要的程序和控制，从而减少相关的成本，使效率达到最大化。“贸易便利化”一词在理解和运用上迄今尚无一个被普遍接受的定义。该词通常被一些旨在提高政府机关和贸易商处理越境管理效率的组织所使用。

1WTO贸易便利化规则下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

①贸易不平衡。中韩建交以来，双边经贸关系不断取得新进展的同时，双方贸易逆差规模连年增长，以2008年1-5月为例，中国对韩进口466.4亿美元，出口291.8亿美元，双边贸易逆差达164.4亿美元。据相关数据统计，自1992年两国建交到2008年底，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额累计已达2900多亿美元，韩国成为中国对外贸易逆差最多的国家。如此巨大的贸易对中韩贸易的合理健康发展形成了一定的隐患。

②贸易商品结构不合理。由于中韩两国经济发展及产业重点的差异，韩国向中国大量出口的商品主要为资本及知识密集型产品，如技术附加值较高的通讯设备、高档家电、精密仪器、以及汽车机零配件，而中国向韩国出口的产品却主要是初劳动密集型产品，如钢铁原材料、化工原材料、农业机械、重型机械以及诸如农矿产品、纺织服装、皮革等。据统计，2008中韩贸易中，韩国对中国出口电子产品142.2亿美元，中国对韩国出口电子产品仅86.9亿美元。正是由于双方这种产业结构的差异带来了贸易结构的不合理。

一、中韩贸易发展的简要回顾

中国与韩国为友好近邻,交往历史渊源流长,文化背景极其相似,这为中韩贸易的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并且,目前两国经济处于不同的发展阶段,结构互补,各有所需,也为两国的经贸合作提供了必要性和现实性。自1992年8月中韩两国正式建交以来,贸易形式从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贸易额迅速增加。中国成为继日、美之后韩国的第三大贸易伙伴,而韩国也保持了继日、港、美之后中国第四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与之相伴随,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也取得了惊人的发展,特别是韩国企业在华的投资,从1992年正式起步至今,已形成了遍地开花的局面,占其海外总投资的20%以上。1992～1998年七年间,中国累计实际利用韩国直接投资75．7亿美元,成为韩国的第一大投资对象国,而韩国在所有来华进行直接投资的国家中,也占据了第七大投资来源国的地位。双方在投资领域的合作,带动了大量原材料、技术设备及产成品的进出口,从而大大促进了双边贸易的发展。

二、中韩贸易存在的问题及原因分析

中韩贸易的发展,是一个从无到有、从小到大的快速发展过程,取得这些成就当然可贺,但也属正常。随着中韩贸易基数越来越大,发展渐趋成熟,其间暴露出的问题也越来越多。因此有必要找出问题,分析原因,以便在此基础上有的放矢地采取应对之策。

（一）中韩贸易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中韩双边贸易在宏观层面上存在较直观的问题有:

一、中韩经贸发展现状

（一）从总体情况看，中韩两国经济合作潜力巨大，前景十分广阔。中韩贸易总量增长非常快。1992年贸易额仅为50亿美元，2006年达到1343.1亿美元，增长近300倍。中韩贸易在2005年时即达到1119.3美元，成为继美国和日本之后的第三个对华贸易超过千亿美元的国家。去年，中国超越日本，成为向韩国出口最多的国家。两国贸易目前已年均26.2%的速度增长，今后即使按15%的速度增长到2010年就可达到2000亿美元。目前，韩国是中国的第六大贸易伙伴、第六大出口市场和第三大进口来源地。而中国则是韩国第一大贸易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场和第二大进口国。在韩国，每两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和中国进行贸易；而在中国，每三家贸易企业中就有一家同韩国进行贸易。可见，中韩贸易发展分别快于中日、中美贸易的11年和9年时间。有人说美国和日本才是韩国最主要的经贸伙伴，而实际上，中韩贸易额已接近韩国对美日贸易总合。

21世纪以来中韩贸易大幅度增长的主要原因：一是两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中国经济增长年均在10.1%，韩国经济年均增长也在4.7%的水平。经济的快速增长，不仅为各自的出口提供了丰富的物质基础，也为扩大进口开辟了广阔的市场空间。二是随着两国领导人的频繁互访和人员往来的增加，两国关系全面发展，韩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两国正在研究建立FTA关系，为双方的经贸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合作环境。三是韩国商品竞争力强，与其它国家和地区相比，韩国很多技术含量高的商品在价格上较适合中国市场，售后服务也令消费者满意。四是中国加入WTO后，市场更加开放有利于对外经贸的发展。五是近年来韩国企业对中国实际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带动了韩国产品和相关零部件对中国出口的急剧增加，同时在中国生产的产品也返销到韩国市场，增加了对韩国的出口。

（二）两国的进出口结构进一步从原料型向制成品方面转化，由低附加值向高附加值方向提升。20世纪90年代初的中韩贸易，韩国主要向中国出口工业产品，而进口中60%是工业产品，其它是农产品和原材料。90年代末以后，韩国队中国的出口中的工业产品占85%，中国对韩国出口中的工业产品约占75%。贸易结构发生了以进出口工业产品为主的变化。这表明两国贸易由产业间贸易逐渐地转变为产业内贸易。

（三）贸易逆差不断增大。1992年贸易逆差为2.2亿美元，到2007年达到476..2亿美元，14年增长200多倍，至2007年，中方逆差累计达到2209亿美元。尤其是2002年来，中方贸易逆差更是每年几乎要增长100亿美元以上，韩国开始成为中国最大贸易逆差来源国。中韩之间的逆差产品以技术和资本密集型产品为主，顺差产品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为主。韩国的统计也表明，自2003年起，中国已经成为韩国仅次于美国的最大贸易顺差国。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一是结构性因素，世界性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在出口到欧美等国家。二是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如2007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1%，而进口在连续几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5.6%。三是中国企业对韩国市场的开拓不够，不能根据韩国市场的需求特点、消费习惯，在中国生产适销对路的商品对韩出口。四是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却对从中国进口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使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便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实际上，两国在贸易上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因为在进出口商品中，80%以上是工业制品，说明双方互补性强。只要双方在积极扩大出口的同时，也注重从对方的进口，完全可以实现均衡发展。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一、中韩经贸关系的发展概况

中韩两国建交以来，主要通过香港、新加坡等地进行间接贸易或通过双方民间机构开展民间贸易方式的直接贸易。建立正式外交关系以后，中韩两国政府签订了贸易协定和投资保护协定，双边经贸关系开始迅速发展，1992年中韩建交时贸易额只有50亿美元，经过15年努力，2007年达到近1600亿美元。新世纪以来中韩经贸合作发展迅速，7年来以年均25.2%的速度增长，不仅高于同一时期中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24.7%的水平，更高于韩国对外贸易年均增长13.6%的速度，也高于同期中国与主要贸易伙伴欧盟(25.3%)、美国(21.9%)、日本(13.6%)的年均增长水平。中国对韩国的出口商品主要有纺织品与服装、煤炭、电子零部件、冷冻水产品、玉米、钢材等，自韩国进口的商品主要有石化产品、化工原料、电子产品、皮革、纸张、不锈钢材等。

韩国对华投资也快速增长，韩资已成为我国主要的外资来源之一。2001年以来，韩国企业对中国直接投资一直处于较高水平。据中国国家统计局的资料显示，从韩国注入中国的直接投资资金占中国当年接受外国直接投资总额的比重已从1992年的1%上升到2005年10%。据中方统计，目前韩国在中国建立的企业已有4万家，实际金额达380多亿美元，成为仅次于日本、美国之后的第三大对中国投资国。

二、中韩经贸关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双边贸易不平衡，中国贸易逆差严重

中韩建交前的1990年和1991年，两国贸易中中方都是顺差，且顺差增长幅度较大，但自1992年建交以后情况中方已经逐渐成为韩国贸易顺差的主要来源国，尤其是最近几年两国间贸易不平衡加剧。中国对韩国的贸易逆差也在持续增长。从2001年的100多亿美元，到2003年一举突破200亿美元，2004年又突破300亿美元，2005年达到400亿美元，2006年达到453亿美元，再创新高。造成中国对韩国贸易逆差不断增加的原因主要有：（1）随着中国经济的增长，从韩国的进口大大增加，而对韩国的出口增长则赶不上进口的增长，这是因为中国的市场容量比较大能消费更多的韩国产品，而韩国的市场容量小，无法吸收大量中国产品。如2006年对韩国出口虽然增长26.8%，而进口在上年大幅增长的基础上，又增16.9%。（2）中国对韩国出口商品中初级产品所占比重较大。世界性的劳动力密集型产品的生产向中国转移，利用中国低廉的成本，而核心部件和关键技术依靠从韩国或日本进口，加工组装后的产品再出口到欧美等国家。（3）中国关税政策的变化刺激了进口，消弱了出口能力。1992年中国取消了16钟进口调节税比鞥开始逐年降低关税，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的关税持续下降，这些政策对中韩贸易的影响是刺激了进口削弱了出口能力。（4）韩国企业注重向中国出口，对从中国进口却不很积极，中国商品物美价廉，是韩国市场所需要的，但是在对韩国出口时却遇到很多困难，既有关税方面的原因，也有非关税方面的人为限制等，很难进入韩国市场。

摘要：中韩两国一衣带水，文化交流历史源远流长。两国同属儒教文化圈，因此两国文化中难免有相似的要素，其中茶文化便是共同存在于中韩两国文化中的一个文化要素。鉴于此，本文将从茶文化的起源内涵开始，重点剖析两国的茶文化发展差异，并通过对中韩两国茶文化的比较，来更好地促进两国的文化交流。

关键词：茶文化；中韩文化；茶文化对比

在当前经济全球化进程不断推进的国际环境中，经济贸易往来愈发普遍的同时，文化的交流进程也在不断加快且变得愈发频繁。从历史渊源和地地理位置上来讲，中韩文化中有很多共同之处，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中之一。起源于魏晋南北朝的茶文化，经过千年的历史更迭，独特形成了体系和特色，在地域特色的驱动下，中韩两国对茶文化产生了不同的理解，这种差异是系统，变化可考的，因此为更好促进两国多元化发展，在文化交流与碰撞中确保交流工作的有序、有效开展现已迫在眉睫。

1中韩茶文化起源的基本概述

1.1茶文化的定义。什么是茶文化？茶文化是在种茶、采茶、炒茶、饮茶、茶事交流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文化极致。它是一种内在的思想和人文修养，是经过上千年茶事工作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具有体系、被普遍认同的文化共识。茶文化最早起源与两晋南北朝，在唐朝变得鼎盛进入高速发展时期。早在20世纪80年代，国内就形成有规模，具有学术意义的茶文化研究。茶文化作为传统文化的一种形态，开始被人们关注，并且形成百花齐放的局势。1.2多元化环境下的茶文化。从多元化的角度来看，茶文化被越来越多的行业发现、运用、融合，最终形成了一种多元性的文化要素。茶文化背后的成体系的文化内涵和思维方式逐渐渗透到其中。在其传播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儒家思想的融入及在茶文化中的体现。随着我国文化自信的建立，以及对外开放和包容性增大，中韩文化交流也出现了新的突破。其中茶文化就是其一。中韩文化因同属儒教文化圈，在交流上并没有过多的阻碍，其中两国的文化特色在其中凸显的淋漓尽致，经过时间的积累和磨合，中韩茶文化交流已经逐渐形成体系，而这无疑是对文化多元化交流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示范。

2中韩茶文化对比分析

摘要：人类进入20世纪末以来，世界经济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向前发展，全球化已成为经济发展的潮流，由此也给法律的发展带来了广阔前景，劳动法的立法和研究也因此而更加繁荣。在开放的社会和世界性的经济环境下，以一种新的思维和观念来研究和探讨劳动法律问题显得尤为重要。去年，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共同举办了“中韩劳动法的现状与未来学术研讨会”。与会的中方代表包括北京大学、中国政法大学、北京经贸大学、劳动和社会保障部、中华全国总工会、北京市总工会、北京市法学会、中国法学会、人民日报、工人日报、中国劳动与保障报和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等单位的教授、专家、政府官员等30多人，韩方代表有韩国各著名大学和研究机构的劳动法教授、专家等多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曾宪义教授和韩国比较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分别代表双方致开幕辞。会议就中韩劳动法学界目前所共同关注的主要问题展开了热烈的讲座，主要分为以下几个专题：

一、中韩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

在世界经济发展的新形势下，中韩两国的劳动法的发展和研究都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本次研讨会上，中韩双方首先就两国劳动法的现状与发展进行了概括和展望。韩国劳动法协会会长李乙珩教授在其《国际劳动公约与韩中劳动法的发展-21世纪韩中劳动法的课题》的报告中，对中韩两国在劳动法方面取得的进步给予了积极的肯定，但同时指出，用国际标准来衡量两国劳动法的发展，仍存在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可以概括为以下方面：（1）劳动法的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劳动法领域出现了迅速国际化、普遍化和统一化的趋势。国际劳工组织制定的国际劳工标准超越了国家的利害关系，其带有普遍性特征为世界各国所认同，但东亚及东南亚的国家普遍存在忽视劳动法国际发展趋势的问题。从韩国情况看，韩国已加入了（世界经合组织）等国际组织，但对国际化和普遍化的原则并未给予足够的重视，在这一点上，早已加入国际劳工组织的中国也有相似之处。（2）劳动法应当从民法中摆脱出来。从劳动法发展的历史看，在资本主义发展初期，雇佣劳动关系是由民法来调整的，遵循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劳动法已成为独立的法律部门，成为介于公法和私法之间的第三类法-社会法，劳动法有其不同于民法的理念和原则，不能再以民法的观念去看待劳动法律关系。（3）急需劳动标准的法律化。自1919年国际劳工组织成立后，先后制定了大量的国际劳工公约和建议书，并大大促进了各国劳动立法的发展，今天，国际劳工组织的国际劳动标准在实现劳动者的劳动权、提高劳动标准、促进国际贸易的公平竞争方面起了重要作用，已加入OECD的韩国和即将加入WTO的中国应当认识到该国际潮流。（4）从理想到实践的转化。面对劳动法发展国际化的潮流，韩国和中国应重新审视国际劳工组织的设立宗旨和目的，并实现立足于其精神的“理想到实践的转化”，以符合时代的要求。韩中两国首先应进行法律的调整，使之达到国际劳动标准的水平，并逐步向发达国际靠拢。韩国和中国的劳动法学者应努力研究作为世界各国和平生存与发展象征的国际劳动标准以及发达国家的劳动法，以促进韩中两国学术的进步和国家的发展。

中国改革开放20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建立，劳动立法有了很大的发展，已初步建立起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劳动法律制度。就我国劳动立法的现状与未来，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关怀教授发表了题为《中国劳动立法概况与未来发展》的报告。关怀教授首先回顾了我国《劳动法》颁布前劳动立法状况，指出《劳动法》的颁布是我国劳动立法新的里程碑。我国《劳动法》的制定经历了艰辛的历程。早在1956年劳动部就成立了劳动法起草小组，后因极左思潮的泛滥而夭折。1978年12月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要抓紧制定《劳动法》，（劳动法）的起草工作重新被纳人工作日程，但由于改革刚刚起步，许多问题的认识难以统一，起草工作再次中断。1989年后，随着劳动制度改革的深入，《劳动法》的起草工作再次成为当务之急，1993年初，建立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确立后，为《劳动法》的起草确定了方向，1994年7月5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正式通过了《劳动法》。《劳动法》的颁布，填补了我国法制建设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长期以来仅仅依靠劳动法规调整劳动关系的局面，全面地规范了劳动工作，把劳动工作纳入法制轨道，为进一步实施劳动制度改革保驾护航，有利于劳动争议的解决，促进了社会安定团结。《劳动法》颁布后，为了贯彻实施和进行具体操作，同年劳动部就了17个配套规章，以后又了一系列配套规章。与此同时，国家还提出了进一步完善劳动立法的规划，今后，我国将陆续出台《安全生产法》、《社会保险法》、《职业技能开发法》、《促进就业法》、《劳动合同法》、《集体合同法》、《工资法》、《劳动保护法》、《劳动监察法》、《劳动争议处理法》等劳动法律，其中，《社会保险法》和《劳动合同法》是当前我国劳动立法的重点。现阶段我国正向劳动法日益完备的方向迈进。

二、劳动法中的人权问题

人权问题是世界各国所共同关注的问题，从各国对人权的态度来看，西方国家主要强调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发展中国家则更加强调个人的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和生存权、发展权等，生存权又主要体现为劳动权，因此，人权保护与劳动法有密切关系。在本次研讨会中，与会者专门就该问题进行了讨论。

在明、清易位的几十年间(1616—1644)，朝鲜王国(1392—1910)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所谓“属国安则大明亦安，属国危则大明亦危”。【黄景源:《江汉集》卷27《明陪臣传一》卷2，汉城韩国民族文化推进会编:《标点影印韩国文集丛刊》第225册，1999年版，第28页.】明与朝鲜真可谓唇齿相依。明朝灭亡之前，清朝两次出兵朝鲜，把明朝这个最为重要的藩国变成清朝的藩属，从而翦除明朝羽翼。张存武先生指出，从1592年到1636年，清朝与朝鲜是从无关系到非正式的关系，到兄弟联盟，到封贡关系，而这种关系转变的手段则只能斥诸战争。【参见张存武:《清韩宗藩贸易》，"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8年版，第2页.】但在清朝征服过程中，朝鲜始终不改对明朝的忠心。即便臣服清朝后，朝鲜还是想方设法与明朝潜通往来。明朝灭亡后，朝鲜又企图与南明及台湾郑氏政权相通。而支配朝鲜行动背后的即是春秋义理思想。对于明、清交替时的中朝关系，刘家驹、张存武等先生已做过细致深入的阐述。【参见刘家驹:《清朝初期的中韩关系》，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86年版;张存武:《清代中韩关系》，台湾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笔者无意重复前人的研究，只想通过朝鲜应对后金与清朝的过程，来揭示朝鲜所持的春秋义理观，并借此探讨朝鲜与清朝关系演变的历程及其特点，为我们全面认识清代中朝宗藩关系的特点尤其是朝鲜对清朝的文化心态提供一些帮助。

一、萨尔浒战前朝鲜与建州女真之往来

后金兴起于建州。按照吴晗的话说，建州介于三大势力之间，西有明朝，北有蒙古，南有朝

鲜。建州女真在势力强盛时，乘虚入寇，或助明朝攻蒙古;或乘明朝无暇顾及时，抄掠明朝边境;或南下向朝鲜攻击。势衰时便卑辞求内服，同时受三方官职，乞求赏赐粮食。【参见吴晗:《关于东北史上一位怪杰的新史料》，《燕京学报》(1935年6月)第17期.后更名《朝鲜李朝实录中的李满住》，《读史札记》，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47页;又见《吴晗史学论著选集》，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524页.】朝鲜与清朝宗藩关系发展的艰难，与朝鲜长期同清人祖先女真交往密切相关。因为朝鲜在长期与女真的往来中，一直将女真看作是“夷”、“胡”，文化上始终认为朝鲜较女真高出一等。而在双方交往中，亦存在过某种程度上的上下尊卑不平等关系，这些都是阻碍双边关系正常化的重要原因。

日本学者河内良弘对明代女真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参见[日]河内良弘:《明代女真史の研究》，京都同明舍1992年版.】他把女真与朝鲜的关系视作藩属同宗主国的关系，女真诸部以事奉上国的姿态事奉朝鲜，而朝鲜又以待藩邦的态度对待女真诸部。他认为朝鲜与女真的关系是在大的中华体系之下，【中华世界体系，费正清称之为"中华世界秩序"(TheChineseWorldOrder)，参见JohnKingFairbank，ed.TheChineseWorldOrder，Cambridge，Massachusetts:HarvardUniversityPress，1968.认为中华世界体系中心是中国，而周边分为:华化地区(SinicZone)，以朝鲜、越南、琉球、某些时期的日本为代表;内陆亚细亚区域(InnerAsianZone)，即游牧民族活动之中国长城以北、中亚草原地区;外部地区(OuterZone)，乃历史上的外夷，具体就是东南亚、西亚和欧洲.日本学者藤间生大提出东亚中华世界发端于秦、汉，形成于唐、宋，见《东アジアの世界形成》(东京:春秋社，1977年).高明士则将其称为"天下秩序"，指出德、礼、政、刑是维系此秩序的四大要素，见《从天下秩序看古代的中韩关系》，《中韩关系史论文集》(台北，韩国研究学会，1983年)，第1-166页.】形成以朝鲜为中心的小天朝体系。笔者并不赞同女真与朝鲜存在着藩属同宗主的关系，因为女真各部卫、所都是明朝设立，并非朝鲜设立的，而且女真诸卫所隶属明朝版土，并非朝鲜的领地，故而不能说具有宗藩关系，但在明代双方的交往中，朝鲜处于主动和支配地位，女真处于被动和被支配地位。这样在朝鲜的心目中，女真是夷人、胡人，是未开化的民族，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朝鲜初年，朝鲜半岛北部(今咸境道、平安道一带)并非朝鲜人居住，而是女真人的活动地域。辽、金、元三朝400年间，中朝北部边界基本稳定在朝鲜江原道的永兴地区。元朝时朝鲜北部由铁岭卫管辖，明朝永乐以后，铁岭卫北撤，这片土地遂由朝鲜掌管。【对于明代中朝边界的形成，可参见王冬芳:《关于明代中朝边境形成的研究》，《中国边疆史地研究》1997年第3期.】但当时这一带的居民以女真人为主，女真部族构成了朝鲜北部藩篱。朝鲜世宗国王时期(1419—1450)，朝鲜先后在北部设立了四郡六镇，【四郡乃懋昌、闾延、虞芮、慈城，六镇乃庆兴、庆源、稳城、钟城、会宁和富宁.对其研究可参见李仁荣:《韩国满洲关系史研究》(汉城，乙酉文化社，1954年)，书中对四郡的设废过程进行了详细研究，对朝鲜与女真关系更进行了专门研究.】以加强控制，并从南方强制迁徙朝鲜人在北部地区定居，逐步实施对北部地区的有效控制。当时迁徙来的朝鲜人，因为不适应北方的气候，疾疫流行，以致“新徙之民，不安其心，思归故土，或臻亡命”。【《李朝世宗实录》卷40，世宗十年五月丁巳，东京学习院东洋文化研究所1956年.】为了确保北部地区的稳定与安全，就得处理好与女真诸部的关系。为求控制女真，朝鲜采取羁縻与武力征伐两种措施，以确保对这一地区的有效控制。朝鲜对女真的羁縻策略，首先是施恩笼络，授酋长以侍卫、将军等职位，同时，若遇上女真天灾，亦予以救济。朝鲜太宗时(1401—1418)开始对女真施恩。当时建州卫酋长猛哥帖木儿求见，即以其“居吾境，为吾藩篱，宜待之厚”，【《李朝世宗实录》卷45，世宗十一年九月丁卯.】遂厚待之。世宗时期(1419—1450)对女真诸卫酋长多授予侍卫一类头衔。《李朝世宗实录》载:“中朝于夷狄，不惜除都督以下之职者，非欲侍卫也，欲羁縻也。又国初万户宣略将军之职，不惜遥授，亦欲羁縻也。”【《李朝世宗实录》卷10，世宗二年十一月己巳.】于是对当时建州卫童仓、凡察等人子弟授予官职，并令在朝鲜娶妻，使其安心侍卫，“使之迭相往来觐亲，则彼自有永久安堵之心”。【《李朝太宗实录》卷19，太宗十年三月乙亥.】世宗年间，建州左、中、右三卫发生罕见旱灾，谷食皆枯，朝鲜遂给粮，人给米二升、盐一升救荒，令女真各部感激不尽。此皆是笼络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