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工业论文范文10篇

内容摘要：我国制造业的快速发展，推动了社会经济阶段性的高增长，并显现出重工业化的发展趋势。本文基于经济发展中重工业化趋势的视角，就重工业化趋势的成因及可能导致的后果进行分析，并由此提出规避风险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重工业化差距硬化差距强化对策

我国制造业发展与重工业化趋势

（一）我国制造业的发展

社会分工与生产力的发展，必然导致经济的结构化，社会经济必须选择或确立自己阶段性的重点。一旦这种结构形成，经济发展将确立发展的中心，并形成发展阶段上可依赖的路径，而对路径的依赖将直到条件完备时，结构被调整或者是被强制。

我国制造业的发展，演绎了上述的规律性。就我国制造业自身的发展来看，仍然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制造业是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力量。2004年制造业增加值达到了45778亿元，比上年增加34%。2006年我国工业完成增加值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3.1%，而当前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中，近3/4来自重制造业。产业体系中制造业的地位被凸显出来，成为推动我国长时期内经济快速增长的支撑点和产业发展的中心，“中国制造”也蜚声海外。

论文关键词：利益刚性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

论文摘要：针对现有文献在解释现阶段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原因方面的局限性。本文引入利益集团理论。从城市集团的利益刚性角度解释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

近年来，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和政府政策力度的加大。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的速度不断加快。但农村劳动力的转移进程仍然严重滞后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因此，明确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根本原因所在以促进农村劳动力转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一、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有解释及其不足

1.1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论不容置疑。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制度安排偏差确实是我国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历史原因：但必须看到，改革开放后，国家开始调整产业发展战略的偏差。扩大对轻工业的投资比重，轻工业发展步伐加快。从理论上说，轻工业的较快发展能够提供更多的就业岗位，吸纳大量农村剩余劳动力转入非农产业但现实中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的现状仍然没有改变、因此。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的偏差无力解释改革开放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仍然滞后的原因。

12城乡分隔的户籍制度论现有的户籍制度论对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滞后问题的解释具有相当的合理性。但这种解释还只是停留在表层。并没有深入说明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了户籍制度能够如此顽固地坚持着。以至于持续制约着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

【摘要】随着我国工业领域的飞速发展，机械自动化技术不仅关系着工业生产的效率及质量，对于工业生产的总体发展也具有重要影响。论文将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运用作为主要研究内容，分别从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工业生产中的运用及发展趋势进行详细的研究与探讨。提出几点参考性建议，为今后工业生产整体发展提供积极的推动作用。

【关键词】机械自动化技术；工业生产；运用

1引言

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力的不断提升，机械自动化技术也得到了良好的推广与应用，并利用其自身优势推动着我国生产力的进步以及经济实力的提升。同时，机械自动化技术在工业生产中的应用还在保障工业生产质量与效率的前提下，解放了我国的生产力，推动了国家实力的提升。

2机械自动化技术概述

机械自动化技术即是指在机械制造的工业生产中，利用自动化的生产技术进行实际工业生产，以促进工业生产效率的提升，降低工业物资的生产周期，从而提高工业生产质量的一种技术。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实际使用中能带来积极的推动作用，因此，需要加强对机械自动化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论文关键词]“一五”期间；；工业化；城市化；资源型城市

[论文摘要]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工业化进程，也对“一五”期间中国资源型城市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些影响主要包括：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决定着资源型城市的演进路径、工业化体制的思想规定着资源型城市演进的模式。这些影响在推动资源型城市发展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资源型城市的发展。

1949年3月，中共七届二中全会明确指出：“从现在起，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并由城市领导乡村的时期。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要求全党“一步一步地学会管理城市”，并将“恢复和发展城市中的生产事业”作为中心任务，而“城市中的其他工作”，“都是围绕着生产建设这一个中心工作而服务的”。1949年10月，政务院财政经济委员会成立，中财委计划局下设基建处，主管全国的基本建设和城市建设。新中国成立后，首先从整个工业最薄弱环节人手，重点恢复和发展国计民生急需的矿山、钢铁、动力、机器制造等行业，以促进城市发展，使因资源开发而兴起和发展的资源型城市由此成为最重要的城市类型。据统计，1952年重点建设的前三类工业城市中，具有明显资源性特征的资源型城市约为1/3，1954年的比例约为1/3强，代表性资源型城市有包头、兰州、太原、大同、鞍山、抚顺、富拉尔基、本溪、鹤岗、唐山等。可以说，“一五”期间，在中国极端困难的条件下，资源型城市的发展为建立独立的工业体系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而且它也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现代化道路上跨出的重大一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缔造者的，其思想深刻地影响了“一五”期间中国工业化进程，同时也对中国资源型城市大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

一、的工业化思想及其实施推动着

资源型城市的演进

民主革命时期，就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任务，他指出，工业是“最有发展、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在《论联合政府》中，提出了中国工业化的目标：“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条件获得之后，中国人民及其政府必须采取切实的步骤，在若干年内逐步地建立重工业和轻工业，使中国由农业国变为工业国。”新中国成立之初，贫穷落后的社会面貌、国内反对势力的颠覆活动危及到新生政权的巩固与发展，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同我们处于对峙状态。在这种背景下，不发展现代工业、不进行工业化建设是不可能的，严峻的形势迫切要求建立强大的军事工业以增强国防力量，曾形象地说：“我们能造什么?能造桌子椅子，能造茶碗茶壶，能种粮食，还能磨成面粉，还能造纸。但是，一辆汽车、一架飞机、一辆坦克、一辆拖拉机都不能造。”在等国家领导人的探索中，1953年拟订了过渡时期总路线，把“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重要内容。1954年9月，在一届人大通过的《宪法》中，“总路线”被写入总纲，“工业化”的任务以宪法的形式确定下来。

【论文摘要】朝鲜以1998年修改宪法为开端，开始了推进经济改革的进程，历经了改组经济管理机构、国企重组、“实利社会主义”诞生、部分引入商品流通市场结构等过程。2006年开始，朝鲜面临紧缩经济威胁、国家财政不足等问题，开始强调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原则与强化经济统一管理，从朝鲜现有经济政策及国力来看，仅仅依靠国内的技术和原材料来实现2012年开始建设“强盛大国”这一目标还有很大难度，而且朝鲜半岛南北关系的发展趋势和国际社会的态度也对朝鲜的经济改革产生很大影响。

一、朝鲜推进经济改革进程(1998-2005年)

1．1998年修改宪法与改组经济管理机构

朝鲜经济改革的开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组经济管理系统的制度性措施之时，亦即以修改宪法为开端。1998年修改宪法的要点在于，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度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重组，在经济体系采取内阁制的同时强化中央的管理，在经济和外交的各种规定中反映过去六年来的成果。

2．国营企业的重组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

1998年修改宪法后，朝鲜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国营企业重组、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正。国营企业重组从1999年初持续至2001年，中川雅彦(2005年)分析认为，这种企业重组是让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调整发展为重点企业。据朴在勋(2005年)分析，此次企业重组的目标是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对各种企业生产的专门化改造、创立部门之间或产品之间的专业生产企业，使朝鲜式企业联合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合理化改造，实现企业的重新定位。关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朴在勋(2o05年)认为，虽然继续沿袭了过去那种三阶段式的制订经济计划的过程，但简化了制定程序，同时将电力、煤炭、汽车等战略意义指标以外的计划制订的权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视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重视质的指标和货币的指标。

论文关键词：工业结构，服务业发展，新兴产业，重化工业

论文摘要：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随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越来越复杂，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

中国工业已经进入必须依靠结构转型升级推动发展的阶段。尽管“十一五”时期中国工业结构的调整取得了明显进展，但制约和影响工业结构转型升级的问题仍然突出。

工业占国民经济的比重将缓慢上升或基本稳定，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的程度将有所提高

受国际金融危机和我国经济周期性调整的影响，“十一五”以来，我国工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结构地位有所下降。“十一五”前四年，工业占GDP的比重除2006年有所提高之外，其余年份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滑，2009年，工业占GDP的比重为39．7%，比“十五”末的2005年下降了2．1个百分点，而同期第三产业的比重提高了2．9个百分点，表明这一时期工业增速低于服务业增速。尽管如此，我国目前仍处于钱纳里发展阶段划分标准的工业化中期阶段，从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国家的发展经验看，处于这个阶段的经济体通常把工业增长作为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服务业的增速持续高于工业增速的可能性不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工业在我国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不会改变。通过国际比较也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制造业增加值尚未达到中等收入国家的平均水平，工业还具有很大的发展潜力，随着国际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影响的逐渐消退，工业将回归快速增长的轨道。

从发达国家的发展历程看，在工业化进行到一定阶段，随着分工程度的加深，以及工业生产所需要的条件越来越复杂，二、三产业之间的界限将被打破，第二产业特别是制造业与金融服务业、技术研发业、教育培训业、咨询业、物流业之间将形成相互促进、融合发展的局面。随着我国工业化进程的推进以及各项政策措施的落实，我国二、三产业融合发展的时机已经成熟，工业和服务业融合发展程度的提高将成为“十二五”时期我国产业结构调整的一大特点。

一、朝鲜推进经济改革进程(1998-2005年)

1.1998年修改宪法与改组经济管理机构

朝鲜经济改革的开始源自制定大幅改组经济管理系统的制度性措施之时，亦即以修改宪法为开端。1998年修改宪法的要点在于，通过废除国家主席、中央人民委员会制度对国家机构进行重大重组，在经济体系采取内阁制的同时强化中央的管理，在经济和外交的各种规定中反映过去六年来的成果。

2.国营企业的重组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

1998年修改宪法后，朝鲜的经济改革首先从国营企业重组、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开始发生变化，这些直接导致了后来的企业管理方法的变化、价格及工资的调正。国营企业重组从1999年初持续至2001年，中川雅彦(2005年)分析认为，这种企业重组是让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调整发展为重点企业。据朴在勋(2005年)分析，此次企业重组的目标是生产的专业化，通过对各种企业生产的专门化改造、创立部门之间或产品之间的专业生产企业，使朝鲜式企业联合按照上述原则进行合理化改造，实现企业的重新定位。关于经济计划制订方法的改变，朴在勋(2o05年)认为，虽然继续沿袭了过去那种三阶段式的制订经济计划的过程，但简化了制定程序，同时将电力、煤炭、汽车等战略意义指标以外的计划制订的权限下放地方。在以往重视量化指标的基础上，开始转向重视质的指标和货币的指标。

3.经济改革的深化与“实利社会主义”的诞生

一、《新经济》的创办和基本情况

《新经济》所关注和讨论的“经济”问题，不但包括工业、农业、交通、金融，其他与建国有关的经济原则和方法，都得到广泛而深入的探讨。“经济建设固是重要，其它有关大计的内政外交文化等事的检讨，亦一律欢迎。实行各种方针的方法，都需要详细的商讨，许多新意见新材料都应该评介质证。因此我们凭借此半月刊的地位，作为同志们交换意见的媒介，甚盼热心建国的朋友，忠言建论，随时见赐，共策进行”［1］。《新经济》初创时，“论文”主要登载投稿人的文章，“书评”介绍和评介国内经济、政治、文化著作，“现代经济档”是登载战时的经济法规及各机关的重要经济报告，“编辑后记”是编者对刊发论文的简单介绍和评价。从第1卷第6期开始，《新经济》内容稍作了调整，因战时的经济法规公布很多，不能完全登载，如选择其中一二进行登载又难免造成挂一漏万，故取消了“现代经济档”，集中发表投稿者的文章和书评。《新经济》自创刊以来，得到各界人士的多方关注，从“编辑后记”中可知，由于投稿者众多，刊物编者多次因排版时间问题向投稿者致歉。在抗日战争的艰苦环境下，大后方知识分子并未放弃对国家前途和经济、政治、文化等建设的关注和思考。投稿作用主要来自北京大学、清华大学、西南联大、金陵大学、中央大学、燕京大学等高校。此外，政府机关的公职人员也参与到国家各项事务的讨论中，其中比较积极的经济机关有经济部、交通部、中央农业实验所、资源委员会、四联总处、中央信托局、中国银行总行、农本局、农业管理局、农林部垦务局等。此外，在最高法院任职的汤鹤逸，国防最高委员会任职的沈宗濂，广西教育厅长邱昌渭，卫生署的王尔乐、刘行骥，外交部的袁道丰、杨云竹，公务员惩戒委员会的吴紱征，都先后在《新经济》上发表文章［2－4］。《新经济》编者在《新经济的使命》中说:“我们此刻不但须从政权和军权统一之中去追求国力，我们更须进一步的谋经济的统一。以往经济的割据也是国力不能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举凡一切货币的、税收的、交通的、资源的把持，我们应火速的调整”［1］。正是基于这一使命，《新经济》聚集了大后方一大批国内知名的专家、学者，为战时及战后国家的经济建设、内政外交事宜建言献策。

二、《新经济》与“经济战”、“经济建国”

《新经济》半月刊是关注国家经济建设、讨论经济事务的刊物，讨论的经济问题上至国家经济大政方针，下到百姓柴米油盐，面面俱到。学者们通过对战时国家经济现状和面临问题的剖析，指出抗日战争亦是“经济战”，提出“经济建国”的思想。高叔康［5］多次投稿《新经济》，表达“经济是诱发战争最重要的原因，经济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经济是决定战争胜负最有力的因素”的观点，他通过分析古今内外战争爆发的原因，指出“经济既为诱导战争最重大的原因，经济也是形成战斗力的重要基础”，具体到中日战争，他分析道，我们的经济发达程度不及敌人，敌人是工业国家，我们还是农业国家，因之，我们军队的装备也不如敌人;然而现在敌人的军队，已经被我们打的精疲力竭了，丧失再战的勇气，不过敌人现在要‘开发华北’，‘振兴中华’，劫略华南，以消化它的战果，我们要彻底打击敌人，使其对华侵略战争根本的失败，今后唯一要加强对敌经济作战，凡是中华民国的人民都有这种责任;须使人人都能尽对敌经济作战的责任”。他强调“加强对敌经济作战，这是决定中日战争最大的关键”。其后李树青、庐郁文、徐日坤也纷纷就“经济战”一题发表看法。李树青［6］在《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一文中分析了都市与内地经济现状，提出了经济作战的对策，认为“我们亟应认清各战区与后方物资的供需实况，然后切实的订下经济封锁与经济作战的策略。……我们的目的，只在设法使敌人的经济力量逐渐减损，我们的日益增强。一切合乎这个原则的事情，都可以做，努力地做”。庐郁文［7］、徐日琨［8］分别就游击区的经济战、浙西的敌我特产经济战等进行了探讨，表达了对国内特定区域经济作战的思考。学者们对战时国内经济的讨论引起多方关注，“经济建国”的思想得到认同，各界人士纷纷表达对“经济建国”思想的重要性、经济建设的原则和要旨的理解。毕敏［9］在《经济建设要旨》一文中认为，“经济建设为建国的基本工作，经济建设需向新的方向发展、经济建设宜注重国防”;宋则行［10］对经济建设的远景和近路做了分析，认为“今后经济建设的理想是计划经济制度的树立，它是一副远景。而目前可能的路，是有目标、有计划、有步骤、尽全力去推进国营事业，以期逐渐造成其在全经济领域内的支配作用，这是接近远景的阶梯”，并提出了经济建设远景和近路需要注意的问题，即“在这过程中，我们最须注意的是:怎样使全国生产资源在国营事业与民营事业间有一个合理的分配，和怎样使外来的经济实力不致成为国营事业扩展的扰乱因素，而反为扩展的重大助力”，给战时和未来经济建设提供了一个较好的建议。另有不少学者从经济与各方的关系、经济政策和方针措施以及与经济相关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水电政策等发表见解。吴景超［11］分别就经济建设与中国资源、人才训练的关系作，列举了44种与国家经济关系密切的资源，并将它们区分为“不能自足资源”与“可以自足资源”做了说明，认为我国将来大规模的经济建设资源方面并不存在问题。吴景超［12］还分析了我国农业和工业所需人才的比例和各类职业所需求的人才类型，提醒政府加强对各行业人才的训练。再如，国防最高委员会常委会1944年12月29日通过了《第一期经济建设原则》，提出了中国实业开发的原则性问题，对此，学者们就经建原则所涉及的相关问题展开讨论，并就第一期经建原则的工业政策、外资政策、经济体制、水电政策等，提出了全面的意见。［13－17］《新经济》针对国计民生的方方面面，还设立专栏或专号进行研究和探讨，如学者们关注的“利用外资问题”、“国际经济合作问题”、“经济地理问题”、“经济工业化和政治民主化”、“工业建设问题”、“战后建都问题”、“经济统制问题”、“战后经济制度问题”、“土壤、机构及市区问题”、“区域经济问题”、“森林问题”、“工业化问题”、“粮食问题”、“交通问题”等设有专栏，出版了“农业特辑”、“货币金融特辑”、“金融专号”、“经济建设原则专号”、“物价专号”。在各类针对经济建设问题的文章中，学者们或深入剖析出现某类问题的原因所在，或开门见山提出解决问题的具体措施，有的文章是调查报告，有的是详细的数据统计推论，有的是对现行经济制度、经济机构的评论。内容涵盖经济领域各个方面，希望政府当局能重视战时社会的经济问题，并采取措施扶持其发展，以经济为后盾支持战争的胜利，并为战后的国家经济建设奠基。“经济建国”的意识可以说是《新经济》中得到反复强调的观念，也是大后方知识分子以自己的专业学识贡献于民族自救战争的重要体现。

三、《新经济》与战时经济政策建言

《新经济》半月刊是大后方知识分子对战时国家经济领域建言献策的言论阵地，他们关心的问题既有国家层面的宏观经济方针、经济政策，也有中观层面的工业、农业、商业等各经济领域的具体建设措施，更有大量微观经济活动、经济现象的调查和统计，还有与经济相关的交通建设、人才训练、劳工素质等的观察分析。战时的政府财政、税收、货币和金融政策，是不少学者关注的重点，李卓敏［18］认为战时国家预算对战后经济的影响极大，不在战时平衡国家预算，则“不仅作战期中我们的经济问题将愈趋严重，战后经济建设也将更加不容易”，并提出通过增加税收平衡预算的方法，玄伯［19］专门针对平衡收支的方法进行诠释。张纯明［20］在《三十年度预算的展望》一文中，对战时国内的开支做了分析，并提出三十年度预算的意见，特别提出“我们希望政府能切实的节约。在提倡简约建国的时候，政府要先为国民梳理一个节约的好榜样”，主张政府通过裁撤不需要的机关等措施来力行节约。对战时国家税收政策、保护关税措施，崔敬伯［21］认为政府应采取强制手段征收直接税，抑制战时个别企业和个人的奢靡，他说:“吾人常见长袖善舞一掷万金之辈，其消费能力，至足惊人。违背抗战之国策，助长物价之暴涨，流弊何堪设想。于此再不以课税之方式，节制其消费，并转移一部分购买力于国家，则前方无量之牺牲，适足造成后方分配至不平，当非社会正义之所许。”高平叔［22］亦就开源与增税的关系做出说明，李锐［23］对“统一征课行政”发表了精辟的见解。对自由贸易和保护关税的关系，朱伯康［24］和宋则行［25］撰文认为，中国经济太落后于人，为了保障民族的独立生存及人民最低限度的生活水准，工业化及现代化，实为刻不容缓的工作，政府应在特殊时期采取保护国内经济的措施。日本的侵略，破坏了中国的经济生态，战时的中国市场是一种萎靡、消极的氛围，各种经济问题伴随着战争的进行愈发突出。战争带来的高物价，是最为明显的后果，因而对战时物价高涨及其带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成为《新经济》讨论的热点。赵晚屏［26，27］描述了战时物价高涨的情形，田地、农作物种植、农民收入都受到了严重的影响。并从战争造成人们的危机心理，加剧物价上涨的角度，阐述了“我们与其说物价是物资和货币的关系之表示，不如说物价是持有物资和货币的两个人的心理交互作用而决定的一种统一的条件，心理的变异显然比物资和货币的变异程度更大”。就当时一般认识而言，这是一种颇为新颖的思考。随之而来的是针对战时物价问题的讨论，孙拯［28］在《建设与物价》一文中说:“物价问题影响国民的生计，抗战的效能，力谋解决，势所当然”。杨蔚和伍启元也对物价问题进行探讨，杨蔚［29］在《吾国最近之物价问题》一文中首先总结了“学者对于最近物价问题的见解与批评”，继而探究了物价问题的表现，最后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办法，认为政府管制价格是当前最好的办法。伍启元［30］分析了当前物价问题的性质，认为“当前物价问题包括物价加速率猛涨、价格失衡、生产失衡、分配不平均、战费负担违反正义和社会解组等严重问题”，只有解决了以上问题，物价问题才能得以解决。这些观点，不仅仅看到了物价高涨的问题，还看到了其背后的根源。对如何稳定当前物价，大多数学者认为平衡和稳定物价的主要手段是实行“物价管制”。由于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对于高物价水平带来的货币问题，学者们也非常关注，提出了一系列的见解。庄智焕［31］认为，“我国现在要稳定物价，避免危机，则统一全国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实为首要工作”，“苟使人民对关金券确切信仰，则人民对币值之观念即可统一，而促成物价高涨之心理因素亦可消除。同时，政府对法币之发行，应竭力避免增加，再提高银行利率，使人民乐于储蓄，而不重囤货居奇或囤货备用，则促成物价高涨之经济因素，亦可减少”。另有学者对“如何稳定法币信用”、“法币回笼的条件”等相关的应对货币问题的方法展开讨论［32］。战时国内的高物价水平导致外汇涨价等汇率问题，采取何种内外汇政策，很多学者做了调查研究，彭学沛［33］对于当时社会上因法币汇价大跌导致的误解，做了澄清，他认为:“第一，虽然中国尚处于战时状态、法币大跌，但是并不代表法币在战后会跌到不值钱的地步;第二，我国外汇平定基金虽日渐减少，但是并不一定说明法币价格会跌的没有底止;第三，我国币值跌落，日本能维持的久，并非意味着中日战争日胜中败”。这种分析澄清了对外汇涨价的误解，稳定了部分人因币值大跌导致的恐慌心理。宋则行［34］在《战后吾国对外汇率厘定标准的商榷》一文中，站在还处在抗战相持阶段的1943年，就有预见性地提出了引导人们思考战后我国外汇政策的问题。战时国内的金融事业受到打击，学者们通过主张“金融动员”，对金融政策、金融机构的管理等发表见解，不少人引用美国、德国、英国等国的金融理论，以为国人参考［35］;在金融机构的管理上，杨荫溥［36］认为应加强对银行的管理，李卓敏［18］认为加强信用管理尤其重要。在政府的经济措施中，学者们普遍认为国家处于非正常状态，日本的军事、经济侵略已经使得市场失去了自动调节的功能，政府需对战时经济采取“管制(统制)措施”，从而使得“经济统制”的讨论有了更丰富的表现和更直接的现实支持，有的学者从战时的现状谈政府管制的必要性，认为“在军事第一的口号下，经济上的首要问题是怎样以最小的耗费，聚集最大量的经济利源，以供应作战时的必须消耗”［37］，有的学者分别就物资管制、外销物资统制、粮价统制等分别说明［38］。战时的交通运输对于经济的影响，是很多学者关注的重点，《新经济》专门对此出了一期交通专号。张嘉璈［39］在《抗战以来之交通设施》一文中，从铁路、公路、航政、电政、邮政各方面讨论了交通与战时军事的关系。薛光前［40］就交通行政管理问题，在《论交通行政管理》一文中痛陈“运输机关之事权过于分散，力量无法集中，效能无法增进，补救之道，应将全国公路运输机关，部分军用民用，一律由军事机关统一管理，以应战时需要”。另有不少学者从战时我国的驿运事业状况，如何增进公路、铁路、水路的运输效率等方面发表看法，给当时的交通运输业提供大量的参考。对于战时国家工业建设和区域工业现状，经济学家方显廷［41］在《抗战期间中国工业之没落及其复兴途径》一文中，分析了战争导致工业区域的沦陷，复兴工业应从发展国防工业、统制工业建设、兼重大小工业、发展内地工业、利用民族资本、联系农工生产、统一工业行政等方面进行。方显廷［42］还指出，战时加强西南经济建设和工业化，对于抗战十分必要，“自军兴以来，我国最高当局，采取以空间战胜时间之抗战政策，西南各省，遂一跃而为全国军事政治经济及交通之重心，开发西南各运动，遂为朝野上下所瞩目。”彭信威［43］也发表了西南经济建设的意见。抗战期内，东部和沿海省区经济受到重创，相比之下，四川、云南等省区列强势力并未完全入侵，不少学者充分考虑和西南各省物产丰富、地势优越等优势，建议大力发展西南各省的经济，以作为全面抗战的经济支柱。高叔康对四川经济现状和未来的思考，郭恒对云南省经济问题的研究，正是对重点发展西南省区经济重要性的阐释。不少学者就当时工业的现状和存在的弊端，如工业材料供应管理问题、技工的管理问题、民营工业组织动向、工厂联合会的运作等，发表了重要的研究成果［44］。虽战时工业受到了极度的损害，但是学者们坚信抗战必胜，对战后国家“工业化”、工业建设区位等问题提前作了建言献策。壳士［45］就战后工业政策建议，“经济建设为战后唯一重要的任务。经济事业中头绪甚繁，又以工业建设为其中最有关系的工作”，并制定战后工业建设纲领。有关战后工业区位问题的讨论，陈振汉［46］指出，战时轻工业和重工业区位分布中有不合理之处，区位不当会造运费剧增、管理成本高等弊端，战后工业区位分布不得不考虑区位问题。任美锷［47］分别就“实业计划中的工业区位思想、战后中国工业的区位以及钢铁工业的位置问题”发表意见。关于战时国家重工业的建设，钱昌照［48，49］认为在利用外资、矿产勘探、工业管理等方面存在诸多的惨痛教训，需要当局去反思;还针对我国重工业的现状，思考未来的发展，提出重工业建设需要考虑“人”和“物(资源)”的条件，负责重工业建设的资源委员会应充分发挥在经济、政治、社会方面的使命，协助国家走向独立富强，重工业建设还不能缺少“公、诚、拼”的“精神”要素，如此，才可以振兴重工业。在重工业建设中，矿产资源的利用尤为重要，李树青［50］倡导“保存我们的天然富源”;学者们针对国内的矿产资源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如对西南煤田、宁属资源、甘青矿产、陕甘矿产的调研［51］。吴景超［52］、徐梗生［53］、青水［54］对国内重要煤、铁、金、铜矿山，如龙烟铁矿、湖北象鼻山铁矿、本溪湖煤矿、凤凰山铁矿的调研，为更加清晰的了解战时的矿产资源状况提供了大量的参考，提醒政府对矿产资源的保护、重视和利用。轻工业建设同样关系着国计民生，后方学者们发表大量针对战时制革工业、棉纺织业、制盐业、制茶业、蔗糖业、紫胶业、植桐业和制酒业的文章，倡导加强与民生相关的轻工业建设［55－58］。在农业经济领域，学者们对战时国家农业政策和农业经济相关理论、制度进行解析，吴景超［59］和董时进［60］对农业政策的讨论，都主张农业不仅仅要满足自己自足，还需要扩大生产、农产品输出，农业管理需要加强农业合作事业。农业管理和农业机构的运作，关系着农业建设的重要方面，学者们主张健全农业管理机构、管制制度，完善农田土地金融机构的设立，提高农本局、农业合作社等组织的作用［61］。有的学者主张对全国土地利用进行调查，指出“土地是农业的基础，一国农业进步与否，必须视其土地利用是否合理化而为断。土地利用是世界经济上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在中国尤为立国的基础问题”，并针对“中国土地利用的详细情形，我们至今还没有确切的智识”，主张绘制“土地利用图”，以明了全国土地利用情形的基本工作［62］。有学者对我国西部土地耕作情形进行关注，对红土区、黄土区、棕钙土区、黑钙土区、紫色土区的土质进行详细分析，给各土区的农业产生提供借鉴［63］。另有学者从“土壤保存”问题进行阐述，主张保护土壤［64］。土地是最重要的农业资源，学者们对土地资源的研究、倡导利用和保护，为了解战时土地状况做出了贡献，同时也提醒了政府对土地的保护和利用。对于战时我国森林资源的状况，有学者对日寇掠夺我国森林资源进行清算，对日寇侵占我国东三省、台湾省、朝鲜、库页岛及我国内地森林的面积、树种资源进行统计，并希望收复失地之后各区应设置经营管理机构，合理整理利用［65］;学者们对土地、农产、森林资源的统计，给政府提供了大量借鉴参考，同时，也为后来学者对战时资源的研究提供史料价值。

论文关键词：低碳经济；区域经济；路径选择

论文摘要：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低碳经济将是我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选择。面对全球气候变暖和能源短缺等问题，发展低碳经济成为世界各国应对危机的重要战略选择。文章从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出发，相应地找出我国区域低碳经济发展面临的主要问题，进而探寻区域低碳经济发展的路径与对策，从而为相关的宏观管理决策提供参考与借鉴。

低碳经济是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发展模式，它的实质是高能源利用效率和清洁能源结构问题，核心是能源技术创新、制度创新和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低碳经济是全球生态、经济、政治利益的整合，已上升到国家和区域发展战略的高度。目前，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战略是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促进中部地区崛起、鼓励东部地区率先发展。同时，节能减排在区域经济发展与转型中越来越受到重视，经济开发要以保护自然生态为前提，区域发展要以环境的可容量为基础。因此，根据区域实际，探索具有区域特色的低碳经济发展路径，对于推动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构建区域低碳经济模式的本质要求

在全球气候变化的大背景下，各个国家都提出了自己的减排目标，在节能减排过程中，区域行动是非常必要的，由于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产业结构、资源禀赋、能源利用水平及能源结构等方面存在明显差异，各区域的能源消耗、碳排放也显示出不同的区域特点，基于区域层面来探索低碳经济发展路径至关重要。

我国正处在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关键时期，受我国能源短缺和环境污染的制约，发展低碳经济必须结合区域情况，改变经济增长结构，减少经济增长对能源消耗的依赖，减少温室气体排放量，促进区域经济持续高效发展。低碳经济的发展依赖于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的调整、低碳技术创新的支撑以及相关政策法规的扶持。

一、乡村工业发展的奇迹

当今中国的乡村工业是由无数的乡镇、村组、农民联户或农户个体所兴办的乡村企业组成的。它的前身是1984年以前体制下的社队企业，随着体制的解体和家庭经营体制的确立，社队企业相应更名为乡镇企业。尽管经过20几年的演变，乡镇企业中已经很少有真正属于乡镇一级政府所有的企业，其中90%以上实为农村分布在村组以下的个体工商业户或私营企业，但人们还是将其约定俗成称之为“乡镇企业”，其实称之为“乡村企业”更为贴切。中国的乡村工业在20世纪80年代的迅猛发展是东亚经济发展中的一个独特现象，并由此形成了中国工业化特殊的发展模式。发展本论文由供经济学的一般原理告诉我们：农业在经济中的份额逐渐被工业替代，社会从以农业为主转向以工业为主，这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对于一个社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而言，工业化这一历史过程需要有大多数国民的参与。然而回溯历史，从20世纪50-80年代，传统的工业化战略及其内生的城乡二元体制，衍生出城乡户籍壁垒制度、农产品统购统销制度等一系列制度安排，却将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隔离在工业化进程之外。一方面，政府将手中掌握的大部分资源有计划地集中配置在大中城市以建立城市工业体系，并由此促进了大中城市的繁荣和发展。而另一方面，农业发展不仅得不到外部支持，反而成为被动为城市工业提供农业剩余的部门，由此造成了农村经济发展的迟缓和农业的衰退，导致城乡差距日益扩大。这种制度安排虽然促进了中国工业体系和城市现代经济部门的形成，促进了国家综合国力在总体上的提升，但却造成了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严重失衡和刚性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构成了中国持续工业化和现代化的瓶颈。令世人包括农民自己也意想不到的是，乡村工业在近二十几年的迅猛崛起，彻底改变了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进程和发展模式，使中国农民找到了一条参与工业化的现实途径，这一以成千上万农民为主体所做出的自发的制度改变，被人们誉为继联产承包责任制之后中国农民的又一伟大壮举。

第一，从数量增长方面看，乡村工业已经成为农村和整个国民经济增长以及国家税收增长的主要力量。统计资料表明，从1978—1997年这段时间里，乡村企业的数量从150万户增加到2020万户。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在整个农村总产值中的比重则上升的更为迅速，1978年乡村企业创造的产值仅占农村总产值的24%，到了1997年，这一比重就上升到了79%。1978年乡村企业产值只占国内工业部门总产值的9%，大约20年后，1997年这一比重达到58%。乡村企业的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仅用了7年时间，而全国社会总产值从1000亿元上升到10000亿元人民币却经历了31年时间。1985-1990年，第二和第三次产业的国民生产总值增量为7090.9亿元，其中乡村企业提供的增量为2134.4亿元，其贡献率为30.1%，而1990—1994年，这两个指标分别为22051.1亿元和11864.4亿元，乡村企业的贡献率则提高到53.8%。从增长的贡献率及变动的态势中可以看出，乡村工业以惊人的增长速度不仅成为农业社会总产值的主要组成部分并具有份额继续提高的态势，而且越来越成为中国经济整体持续增长的一个主要推动力量。乡村工业发展的贡献还表现在它已经成为国家税收增量的主要来源。1985—1990年，国家税收净增773.2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166.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21.6%；1990—1994年，国家税收净增2042.1亿元，其中乡村企业净增803.59亿元，占全国税收净增的39.4%。事实上，乡村企业的贡献不仅体现在上缴给国家的直接税收上，它还是中国制度外非规范性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之一，具典型调查表明，各种筹资、摊派、收费、捐款等名目繁多的制度外财政收入，约1／3--2／3来自于乡村企业。需要指出的是，乡村企业的税收增长提供和国有企业不同，它是在必须按市价购买生产要素，并且得不到国家亏损补贴和低息贷款前提下的净增长。进入21世纪以后，乡村工业依然是国民经济中最具活力的经济增长点。到2005年底，全国乡村企业的增加值突破46000亿元，比2000年翻了一番半，年平均增长11.5%。目前，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30%，工业增加值的45%，出口的34%都来自乡村工业。

第二，从结构改善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为国民经济产业结构调整和结构转换做出了重大贡献。20世纪50年代，在前苏联令世界瞩目的工业化成就诱导下，中国开始推行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战略。这种工业化模式力图在经济高度封闭条件下，以自力更生依靠内部积累的方式赶超世界先进国家，尽快建立一个以重工业为依托、门类齐全的现代工业体系。因此，中国工业化一经起步就有向重工业倾斜的趋势。从1978年前“一五”至“五五”期间基本建设投资的部门构成看，基本建设总投资近一半都被用于重工业建设，而用于轻工业的不足6%，由此导致了轻工业产品的严重不足。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劳动力资源丰富而资本相对稀缺的农业大国，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重工业显然是与其资源禀赋条件不相符的，从而违背了产业选择的比较优势。为此，在改革之初，中国面临的历史性任务就是扭转重工业过重，轻工业过轻的畸形产业结构，尽快弥补轻工业的断层，尽快将滞留在农业的大量剩余劳动力释放出来并予以吸收。然而，许多国际国内的经验证明，产业成长存在着不可逆规律，当重工业一旦超过了轻工业就很难有回归趋势。为此，迫切需要在原有产业格局系统之外，形成新的发展主体，以承担消除结构缺陷的任务。令人惊奇的是，以轻工业为主体的乡村工业异军突起，天然地成为这一任务的主要承担者。据统计，在1980—1988年期间，全国轻工业产品市场供给能力增加的份额中，乡村工业的贡献率占32%。1988年主要消费品产量中，乡村工业提供的电风扇供给量占全国的45.5%，丝织品占68.7%，呢绒占52.1%。同时，劳动密集型的乡村企业吸纳了大量的农民就业，全国农村在乡村企业中就业的劳动力占农村劳动力总数的30%左右，占农村富余劳动力的50%左右。2000年以来，乡村企业就业人数年平均增加272.8万人，到2005年底，乡村企业职工总数达1.42亿人。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中国产业结构更符合自身的资源禀赋优势，为矫正产业结构扭曲和调整农村就业结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第三，从社会发展方面看，乡村工业发展对提高城乡居民生活质量，促进农村和谐社会的实现具有不可估量的

积极意义。乡村工业的发展不仅使轻工业产品市场实现了从卖方市场向买方市场的转变，增加了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而且农村劳动力大量转移到乡村企业就业，也增加了农民的工资性货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