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专业论文范文10篇

摘要：为了提升大学生的论文写作能力，文章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

清华大学校长邱勇于2018年5月在“清华名师教学讲坛”上郑重宣布，将在2018级新生中开设“写作与沟通”必修课程。清华大学教务处处长、该课程共同负责人彭刚说：“‘写作与沟通’课程定位为非文学写作，偏向于逻辑性写作或说理写作,通过高挑战度的小班训练，显著提升学生的写作表达能力、提高沟通交流能力、培养逻辑思维和批判性思维的能力。”[1]写作训练首要的就是进行思维训练，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内在的属性和功能看，它是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高度统一。马克思主义哲学世界观的实践思维方式和实践逻辑，就是它所提供给人们进一步研究大大小小问题所使用的方法，是哲学思维方式和思维逻辑意义的方法[2]85。基于此，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对大学生论文写作思维的训练、写作水平提升都有着极大的益处。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在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中的价值

以人类实践活动为基础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具有合理性，培养大学生树立马克思主义哲学思维范式，体现对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自觉”[3]。第一，确立实践性、科学性、规范性的写作理念。所谓写作理念是指写作论文过程中遵循的基本思路和基本思想。论文写作不同于散文或记叙文的最大区别在于写作理念不同。事实上，很多大学生仍然用中学写散文、记叙文的思维方式来写大学课程论文、毕业论文，忽略了论文的科学性和规范性。论文写作以论为主，以说理为目的。论文选题合理、结构完整、逻辑关系严密、语句顺畅、观点明确等均是写作理念科学性、规范性的题中之意。论文写作还应遵循实践性的理念，以人们的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客观对象世界进行解释和改造，即论文写作要以问题为导向，揭示问题的本质，找到事物发展的规律，为人们的实践活动（教育教学、实验、生产等）提供理论指导或实践指引。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为确立科学的、规范的写作理念提供了一种实践中的思维方式，实现大学生论文写作既合乎科学规范又合乎实践性。第二，提供理论联系实际的写作方法。论文写作方法指为达成写作论文目的而采用的途径和行为方式。它并非物化的手段，而是作为论文写作实践活动主体的大学生在认识所要研究的问题和解答客观现实问题所遵循的一种方式或程序的总和。通常，在论文写作中运用到如文献搜集、整理；分析和综合；归纳和演绎；去粗取精和去伪存真等。但由于缺乏实践性思维的指导，往往会在论文写作中出现观点堆砌、词不达意、表达冗繁、为写论文而写论文，脱离实际情况等问题。而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出发点和归宿都在于实践，强调的方法论在于理论联系实际。以大学生的实践为思维切入点，以综合的、普遍联系的、变化发展的眼光来看待论文写作，用实践的思维方式来分析、研究实际问题、剖析文献资料，摒弃教条式、堆砌式、形而上学式的写作方法。第三，明确实事求是的写作路径。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根本指向，体现了唯物论、辩证法、认识论的有机统一，体现了实践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统一。为大学生论文写作提出了实践活动必须遵循的根本原则———“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返回实践检验”多次往复的论文写作路径，既体现论文的理论性水平又体现论文的实践性指向。第四，激活写作主观能动性。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强调的是人实践本质的规定性、人活动的主观能动性，体现的是人的自主行为。由于彰显了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主性、自觉性和能动性,它能启迪人作为实践主体的自觉能动性，激励和鼓舞人们对自己的实践本质和自由的追求[2]84。大学生论文写作既需要论文成果评优、评奖、精神奖励、物质奖励等外在激励，更需要激发学生内在的学术追求，引导学生积极关注研究方向、研究热点，掌握必要的写作技巧和方法，夯实学科基础，提升学术研究涵养。

二、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实践思维范式的大学生论文写作能力培养策略

今年夏天，东京大学的池田知久教授来北京参加道家国际会议，见面便送给我一篇他新写的文章，题目是“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的亚洲研究”。我在去秋到今春在东京大学研究讲学时，对东京大学近年的教育改革颇为留意，尽管如此，这篇文章的开场白仍然使我吃了一惊：“本文标题采用‘东京大学人文社会系大学院’，而不用‘东京大学文学部’，是因为1995年随着大学院重点化的实施，‘大学院’已取代‘文学部’成为部门名称。”这是什么意思呢？举个浅显的例子来说，几年前我们介绍池田教授，标准的表达是“这是东京大学文学部的池田教授”；而照今年改革后的精神，我们现在就应介绍说“这是东京大学大学院人文社会系研究科的池田教授”。

要全面了解日本的人文社会科学教育的新变化，我们还得从头说起。

东京大学（下简称东大）及日本大多数大学的建制与英美俄中皆不同，据说源出于德国的制度。东大文科的设置结构在历史上变化甚大。东大初创期（1877—1884）文学部除哲学科外，包括政治学及理财学科、和汉文学科。1885年政治学、理财学编入法政学部，同年文学部和汉分家，分为和文学科和汉文学科。在帝国大学时代（1886—1895），人文学科已形成文、史、哲、语言的基本学科内容。到东京帝国大学（1897—1945）初期则明确确定文学科、哲学科、史学科三大学科的人文学科结构。这种结构一直维持到二战结束，1946年时三大学科共21个专修科（专业）。1947年恢复东京大学，旧的专业名称如“支那哲学”“支那文学”改称“中国哲学”“中国文学”，取消了文史哲三“学科”，而使19个专修学科都自成为“学科”。中国哲学也成为19个学科之一。1963年，文学部的21个专修课程被重新归入四个新的大类：第一类文化学，第二类史学，第三类语学文学，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文化学所包括的也就是以前哲学学科的内容，但从大类的名称上说，“哲学”第一次消失了。90年代的改变也可以说在60年代已经开始。这样的四大类结构至今未变，只是不断加以局部的调整。1988年，把原属“文化学”中的印度文学改入“语学文学”类，把原属“文化学”的美术史改入“史学”类，又把第四类“心理学社会学”改称为“行动学”。1994年，类与类名未变，但专修课程的名称（相应地研究室的名称）作了较大改变，“中国哲学”改为“中国思想文化学”，“国史学”改为“日本史学”，“国文学”改为“日本文学”，“印度哲学”改为“印度哲学佛学”等。此外还增设了朝鲜文化、澳洲语言（土著）等亚洲文化研究的课程。1995年，学科的四大类更名为：一思想文化学科，二历史文化学科，三言语文化学科，四行动文化学科。四大学科共26种专修课程，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攻即26者之一。四大学科全部变为“文化学科”，这种名称上的汉字形式的改变无疑体现了东大人文学研究注重向“文化研究”发展的一种变化动向。在1995年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的“修习注意”中说：“本专修课程领域甚广，研究时代可从上古（甲金文）至现代（、新儒家）各时代中选择。领域包括中国思想、哲学，及其社会（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和文化（语言、艺术’风俗’生活史、女性史）、宗教（道教、佛教、民间宗教）、科技（天文、医学、农学）背景，可从中选择。强调思想史与社会史、思想史与文化史的沟通、中国与日本及中国与西洋思想之比较。”这个的例子可以使我们具体地了解这种变化的内涵。

东京大学大学院各研究科以及各学部中，“综合文化学科”可能是最具特色而且最值得注意的。东大各学部皆设在东京市内的本乡校园，综合文化学科则与各学部不同，设在距市中心较远的驹场校区，属教养学部。据说文部省新的政策精神是取消国立大学的教养学部，而东大的教养学部却得以保存，此端赖其综合文化学科的活力及表现。综合文化学科的人文社会学科方面的硕士课程有七大类，其中“比较文学比较文化”专业设比较文学比较文化课程24门，“地域文化研究”专业设课程达48门，“文化人类学”专业设文化理论、文化过程、社会人类学等课程27门，虽然其中含有不少演习课程，但其课程开设的数量确实令人惊叹。七类之外，在“广域科学”专业中还有科学史、科学哲学及大量边缘交叉学科。综合文化学科产生的历史也许有其特殊的缘由，而这一学科已经成为今天东大最具活力的一个部门，也是东大与外国特别是西方国家文教交流特别活跃的一个学科点，相当突出地体现了“文化研究”在现代教育中的巨大能量。

至少自1963年以来，东大的教育一直维持着“大学—学部—学科—专修课程”的主体结构，例如现在的文学部—思想文化学科—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思想文化学科下有七个专业：哲学（专指西方哲学）、中国思想文化学、印度哲学佛学、伦理学、宗教学宗教史学、美学艺术学、伊斯兰学。学部主要担当本科教育的责任，故以学部为部门名称的作法体现了以本科教育为主的方针。东大的本科生考入后先在教养学部修完两年前期课程，然后进入学部，选定一个专业修后期课程。如选定文学部的思想文化学科的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就不必修思想文化学科的其他六种专业课程。每一专业都规定了后期课程在该专业应修的科目和学分，一般学生在三、四年级应修科目6—8项不等，需完成专业学分约40—44个。如中国思想文化学专业社七种必修科目：中国思想文化学概论、中国思想文化史概说、中国语中国文学、中国史、中国思想文化学特殊讲义（专题课）、中国思想文化学演习（资料课）、毕业论文，共44学分，其中毕业论文12学分。此外还要必修东洋史、中国语中国文学等文学部的其他科目若干学分。在“学部—学科—专业”的结构下，专业与研究室相对应，如思想文化学科有七个专业，即有七个研究室，分别承担其专业课程。整个文学部26个专业，即有26个研究室，类似我们的教研室。1995年全文学部各研究室共115人，其中教授77人，副教授33人，外国人教师5人。其中思想文化学科（哲学类）25人，教授19人，副教授6人。另外，每一研究室聘1—2名助手，一般聘期为2—4年，多由新毕业的博士生充任。教员的数量比我们（如北大）是要少得多了。

东京大学的文学部相当于中文一般说的“文学院”，现在台湾的大学如台大、政大、辅大等也还都有文学院，作为大学和系之间的一层机构。但日本的情形不同。首先本科学生一二年级在教养学部，三四年级便直接进入学部下的专业，由研究室来管理，这是教育上的最大不同。其次，文学部下面没有“系”一级，学科或在名义上也可称为系，但并不存在这样的实体机构，学科或系亦无实体的功能，一切都是由文学部来管辖，而以研究室为教员人事和预算执行的基本单位，这是体制上的最大不同。在这种体制下面，显然教育的重点是落实到专业的教育；由于较早进入专业，本科毕业时的专业水平比较高。但由于从教养学部一下子进入专业研究室，学科的统一性不被强调，学科的整合意义没有了。一个后期学生从三年级起在专业研究室的团体中学习和活动，这是集体文化和专精技术结合的例子，但一个进入中国哲学专业的三年级学生，在此前和此后，似乎都没有一个机制保证他学得必要的哲学类课程。从我们习惯的“哲学系”的立场来看，其长处和短处还值得研究。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本科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一门“成智”且“成人”的极具传统意蕴的学科。目前就国内而言，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开设。但在以实用性、功利性和针对性为特点的市场法则下，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命运”历经坎坷、屡遭冷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所以不论是在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是在课程内容设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中国哲学史课程是中国高等院校本科哲学专业的基础理论课程，是一门“成智”且“成人”的极具传统意蕴的学科。目前就国内而言，有哲学专业的高校不多，大部分高等院校的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主要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里开设。但在以实用性、功利性和针对性为特点的市场法则下，中国哲学史课程的“命运”历经坎坷、屡遭冷落，其发展前景令人担忧。所以不论是在教师教学理念、教学方法，还是在课程内容设置、考核评价方式等方面都必须进行较为深入的“反思”及改革。

一、中国哲学史教学基本现状

目前，中国哲学史课程在非哲学专业的本科教学形势不容乐观，虽然很多高等院校都开设有中国哲学史这门课程，但其教学成果远远没有达到老师的期望值和学科建设本身应该达到的高度。中国哲学史课程教学所遇到的这种困窘与处境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没有受到足够重视。作为非哲学专业的本科院校，中国哲学史课程基本上都是以任意选修课的形式开设，且基本上集中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在一些办学资历不是很深，同时又相对缺乏哲学社会科学传统的高等院校，往往出现按照自己的师资力量及现有教师专业特点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任意安排哲学课程，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就哲学课程的开设而言也往往存在因人设课的情况。其他专业要么只开设西方哲学史，要么就直接把哲学等同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而不包括儒道禅等中国的智慧[1]。这导致了人们将哲学看做为政治，有时甚至是时事政治。所以哲学在很多大学只是作为一个学科存在着，教师的教学是为了维持这个学科延续而不至于衰亡、绝种而为之，或者是为了保持学科体系的完整性而存之罢了。

2.学生学习兴趣不浓。中国大学的哲学专业设置过少，并非每个大学都设有哲学系，就是在仅有的几个哲学系里，几乎没有多少学生将哲学作为自己的第一志愿，另外非哲学专业的学生也没有人将哲学作为第二专业选修[1]。大多数学生基本上都认为，哲学史的学习不但抽象乏味，晦涩难懂，而且都是几千年前古人的思想，难免与现实社会脱节。从思想政治教育专业学生的选课现实中不难发现，选修中国哲学史的学生大多集中于大一、大二学生，但总体上课的积极性不高，在课堂上看其他书籍，背外语的较多，很难展开教学互动，收效较微。通过调查问卷显示，对中国哲学史学习兴趣不浓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学了无用，二是上课听不懂，主要是为了修够学校指定学分才不得已选之。

3.课程自身建设不足。由于课程未受到足够的重视，导致中国哲学史课程建设相应不足，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哲学师资队伍建设不足。师资队伍是学科建设的基础，师资是立教之基、兴教之本、强教之源。课程师资队伍建设，是推动课程教育改革发展、提高课程教育质量水平的关键。目前大部分高校的中国哲学课程的师资严重不足，在开设中国哲学课程的专业中，也是一个人同时上西方哲学、中国哲学等多门课程，或者直接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同时教授中国哲学史，这样往往造成课程教学与课程建设之间的恶性循环。其次，相关配套课程开设不足。如果单是开设一门中国哲学史或单是一门西方哲学史课程，很难形成学生学习的哲学氛围，也容易造成同学对哲学理解的片面性、局限性。在选修课时限制下，大多数专业开设的中国哲学史很难系统地让同学窥其全貌，教师在上课的时候只能有选择性地讲解，容易造成知识链条的脱节。

本科毕业论文是系统全面检验高校本科生通过四年专业学习（某些进行试点改革和允许提前毕业的高校为三年）所获得之各种学习成果、思维能力、综合素质及独立从事科研调查水准高低的主要依据。自上世纪九十年代以来，随着我国高等教育人才培养模式由单一专才型向宽口径复合通才型转变，兼之“依法治国”、“法律至上”等观念日渐深入人心，不但各高校法学专业本科生撰写了数量庞大的法学毕业论文，许多非法学专业①的本科生也纷纷结合本专业实际，从个人兴趣、教师引导以及就业需要②等方面出发选择撰写同本专业相关的法学毕业论文。譬如诸多国际贸易专业本科生选择撰写国际经济法方面的毕业论文，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信息安全法类的毕业论文，哲学专业本科生选择法哲学、法伦理学类的毕业论文……凡此种种，举不胜举。平心而论，这可谓一种令人欣喜的现象，它既反映了目前我国本科教育的宽口径培养模式已在很大程度上被彰显，又折射出年轻一代法治理念质的飞跃。

不过有一点需着重指出的是，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毕竟与法学本科生有着较大差别。他们往往在四年本科学习中仅上过寥寥几门和本专业相关的法律实务课程（如新闻学专业开设的《新闻传媒法》等），个别兴趣浓厚的学生充其量也不过课余翻阅了部分法学书籍，负责指导他们毕业论文撰写的教师很多也仅为本专业而非法学课程教师。虽然在选题视野开拓度层面他们或许会宽于法学本科生，但在理论研究深度上，便着实难同法学本科生相提并论。③如此一来，我们就必须根据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之具体症结，一一对症下药，从而保证其能真正完成一份高水准的本科毕业论文。

一、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撰写相关法学毕业论文暴露的主要问题

1.论文选题不深入，主题不突出所谓好的选题乃成功之一半，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由于属“跳出法学看法学”，在研究视野开拓度上便有不少要宽于法学本科生。根据笔者在湖南长沙、衡阳、湘潭三地部分高校所做的抽样调查，同样打算写作合同法方面毕业论文，一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可能会结合自己专业特点选择B2B或B2C等网络无形交易下的新型合同法律问题来写作，而法学本科生则因受电子信息技术知识匮乏束缚，往往更多倾向于探讨传统合同法问题。不过，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虽然在视野开拓度上较之法学本科生具备一定优势，但他们法学理论功底则有所不及，从而导致选题不深入，时常出现选了一个较新颖方面问题开始写作，最终结果竟是简单就事论事甚至虎头蛇尾草草收场的情况。譬如某些电子商务专业本科生选择了虚拟货币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但往往浅尝辄止，要么便简单就事论事通篇缺乏法言法语和法律思维像一份记者的新闻报道，要么就从最宏观政府话语层面大而化之地发些空洞无用的议论。

此外，与选题不深入接踵而来的便是主题不突出的问题。

正如汤维建先生所言，论文选题决定了论文主题，它给论文主题划定了范围，［1］既然我们许多非法学专业的本科生存在着选题不深入的毛病，那主题自然也会不突出，常常令人不知所云。如某些行政管理专业本科生选择了非政府组织的法律问题进行写作，由于选题不够深入，在主题上也变得模模糊糊，洋洋洒洒通篇论述了很多非政府组织的起源、类型和特点，但究竟要探讨的是什么具体法律问题，到结尾都没有完全交待清楚。

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在学术期刊的历史发展上，我国有着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发展历史，科研规范程度、学术研究体系及体制等，整体学术体制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但近几年，我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飞速增长，截至2015年6月，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连续6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专利水平不断提升，表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已得到较高提升。因此，对于学术期刊具有导向作用的学术期刊评价也会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不顾中国学术发展的现状而直接引入、移植西方期刊评价将造成水土不服。学术期刊评价对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影响学术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优秀期刊往往承载着广大读者对科学研究前沿的期待，评选的顶级期刊上刊发的文章将被认为是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被广泛传阅。其次，期刊评价也是人才评价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较为集聚的科研机构，通过成果评价人才培养效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最后，期刊评价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评价，而是为促进期刊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激励期刊界的办刊积极性，促进质量提升。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艺术与科学一直是专业设计领域内的一对矛盾体。传统的手工艺受到工厂机械化生产的冲击后产生的对艺术性的破坏，是现代艺术领域受到诟病的主要方面之一。但不可否认的是，现代化在损害或否定传统形式和传统艺术的同时，也在创造新的艺术领域。也许艺术本身并不保守，保守的是人们的思想和情绪而已。针对这样一个基本思维和理念，文章尝试从本不应该存在矛盾的角度看待平面设计问题，用实际分析验证平面设计应用与未来发展的关系，突出展现艺术的未来发展，希望以平面设计为点，带动艺术的整体发展。

一、平面设计的应用

PS的应用对于当今社会来说已经是习以为常的事情，很多平面设计问题都可以通过PS解决。PS强大的功能设置让平面设计这门专业艺术类别看上去与艺术关系不大，似乎完全是现代化社会的产物，更加符合机械制造和互联网时代的需要。那么我们是否可以就此认定，平面设计已经不再需要艺术作为基础和指导？很显然，答案是否定的，因为从本质上说，平面设计基于的并不是PS这款软件的功能，而是基于这些功能对艺术设计的满足。社会不断变化发展，计算机艺术取代了部分传统艺术形式，但是实际上并没有改变艺术的本质要求，包括美学的内容、艺术的本质、艺术感受等，都需要艺术思想和理论作为指导。现代社会更需要专业门类的不断综合实践，不能因为学科划分而忽视了专业之间的共性。具体从应用方面说，平面设计的应用已经深入各个行业，很多基础性工作，包括整体设计工作，都需要利用平面设计来完成。要了解平面设计的应用，实际上了解下面这些设计软件就可见一斑了：Photoshop、CorelDraw、Illustrator、InDesign、PageMaker、Freehand等。这些软件主要应用在设计领域，如广告公司、宣传公司、文化传播公司等。当然，现实的应用不等同于全部的艺术内涵，更重要的是在整个平面设计的应用中应该不断增强艺术的思维，借鉴其他艺术设计形式，如建筑设计、景观设计和服装设计等。

二、平面设计存在的问题

当前，平面设计领域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学科与专业建设的缺失。一些高校的平面设计专业过于注重相关软件课程，如PS等，虽然这些课程可以让学生了解并熟练使用软件，却缺失了相关理论的配套，如相关艺术理论等课程。这样的课程设计缺失表面上看是教学缺失，实际上却是艺术缺失。学生学习了软件，却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为什么说一切学科来源于哲学，原因就是如果某种学习不能上升到思想层面，那么这样的学习也就失去了知识储备的最本质意义。没有哲学层面的思考，PS就仅仅是一个设计工具而已。平面设计存在的一些问题在短时间内被忽略了，这些平面设计问题导致了现实中的一些矛盾与困惑。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一味从软件入手，更多的是要坚持平面设计的内涵和各种要素意义，真正将平面设计作为问题的存在和出发点，在艺术领域内解决问题。二是平面设计软件对动手能力的无形损害。如同依赖使用电脑输入文字，导致一些人难以写出一手好字。设计者不要过于依赖计算机技术所带来的便捷性，必须认清一点：有时候便捷性是以损失艺术性为代价的。

三、平面设计的未来发展

进入1990年代中叶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教育产业化，各个高校开始扩大招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使艺术学生的招生数量大增。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又新建一批艺术学院，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原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全日制本科学院，上海大学建立美术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分开为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此外，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都恢复和增设艺术学院、或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与此同时，综合大学也看到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光明前景及艺术学生报名人员踊跃和收费较高的经济效益，纷纷开办艺术学院。9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教育飞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90年代以来，以北京地区为例，综合大学与理工商农林矿等大学纷纷增办艺术学院。如北京大学在原艺术系基础上成立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增设新媒体艺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设立艺术与设计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最近成立艺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设计珠宝艺术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设立艺术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徐悲鸿艺术学院，现改为艺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和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商学院等，均设立了艺术设计学院，此外，还有北京服装学院等，由于社会经济、商业、工业、广告、信息新媒体、建筑等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空前需要，各大学看准这一机遇，纷纷以设计为切入点，开始组成艺术学院。所以，中国的第二次艺术教育高潮，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而设计艺术正是连接艺术与社会经济的桥梁，所以各个综合大学以艺术设计为切入点建立艺术学院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北京其他艺术院校也在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在原来造型艺术基础上，又新建了建筑学院、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9年底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立研究型大学的统一要求，使清华美学院成为全国唯一没有扩大本科招生的艺术学院，现本科招生的数量每年仍控制在二百四十人左右，分为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艺术设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陶瓷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服装艺术设计及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艺术史论等专业。清华美院一方面发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设计艺术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美术学方面也加快步伐发展，建立了绘画系和雕塑系。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日来，记者对太原太原师范学院、太原理工大学、重机学院三所高校的采访调查中，发现毕业论文注水现象多出现在中文、历史、哲学、经济等文科专业，毕业论文的出炉方式五花八门，其精髓是综合应用了复制、粘贴手段，大量拼凑、抄袭而成。理工科的许多专业因为需要编程序或画构造图，从一定程度上杜绝了抄袭现象。

2004年初夏，在这个大学生即将毕业的季节里，除了找工作、实习之外，必然伴随着写毕业论文的过程。作为大学生涯交的最后一份、也是最重要的一份作业，按理说每个学生都应该认真对待。大多数学生采取东拼西凑、网络帮忙、代劳、旧物利用四种方式来完成论文。毕业论文写作与审核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实际问题，如论文选题的广泛、写作时间安排的不合理、审核机制的不严格……都为学生应付毕业论文写作提供了客观条件。考虑到撰写毕业论文的难度，学校一般都会给学生安排半个学期左右的时间，并配备相应的指导老师。但恰好大四这一年正是毕业生找工作的关键时刻，学生们忙着联系用人单位、笔试、面试、实习……毕业论文只好让路。一些学生认为论文写得再好，也不会增加找工作的砝码，于是只在“拿来”上做文章。

注水论文能从老师的手下通过，也让一些学生产生了侥幸心理。写毕业论文，对于学生来说是展示四年学习成果的极好机会，即使对一些基础知识掌握不牢的学生，也逼着他在最后阶段“冲刺”了一回，同时对查阅文献、科研、独立工作等各项能力，也是一种锻炼，对于毕业论文不要轻言“放弃”。已有许多高校老师为此忧心忡忡，他们呼吁，重视毕业论文注水现象。

在学生中树立正确的道德观，必须注意到论文“抄袭”是个严重的道德问题。论文打假要多管齐下，首先要铲除论文造假的土壤，扭转审核不严的局面。指导老师要加强对学生毕业论文全过程的检查工作，对论文选题、内容、质量严格把关；其次，形成规范化的激励和制约措施，对优秀论文要激励，对注水论文要严惩。上海师范大学的一些学院就构建了“毕业论文质量跟踪和监控体系”，师生相互评分，老师指导学生论文次数和学生论文写作的优缺点、创见等都写在了评分表上，促进了师生之间的双向监督。

一篇优秀的毕业论文能为大学生涯画下圆满的句号。从中体现的，不仅是知识的掌握与能力的培养，还在于对人格的塑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