哲学意识范文10篇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三

1前言

随着我国加入WTO，国内的职业安全健康法规和标准也逐渐趋向于与国际标准接轨。无论从市场竞争的角度，还是针对贸易壁垒的客观存在，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OSHMS）也将是企业发展中的一个趋势和方向。

目前，职业安全健康和环境问题也成为国际社会关注和敏感的话题。很多国家和国际性组织把职业安全、健康、环境与经济贸易联系起来，并以劳动标准、人权、环保为借口设置障碍，形成贸易活动中的“非关税的人力技术壁垒”。

实施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要求对企业员工进行系统的安全培训，使每个员工的安全与健康得以保护，同时积极参与职业安全健康工作。职业安全健康管理体系认证的组织（企业）也必须对相差方施加影响，提高安全健康意识和水平。所以，一个企业实施OSHMS审核规范就会以点带面影响一片。随着OSHMS的推广，将使全民的安全意识得到提高。笔者从哲学角度对安全意识等有关问题进行了探讨。

2安全意识的概念

意识是人借助于中枢神经系统对客观实在特殊的、观念上的反映，是人所特有的心理活动的总和，是感性的和理性的反映形式和同这些形式相联系的情感与意志活动。

意识是由物质可灭引起的！

在今天，物质不灭似乎已经成为绝对真理。人们在这个前提下，去找寻意识的根源。殊不知，意识的真正根源是物质可灭！

这是一个惊人的发现！实际上物质不灭并不是绝对真理，人类无法检验所有的物质，就如同无法检验所有的星球，看是否有生命一样。人们的检验范围是有限的，检验的精度也是有限的，不是绝对的精确。所以那些灭掉的物质可能在人类的视野之外，也有可能从人类的眼皮底下溜了过去。由于过于微小而无法被检测出来。

我们知道，如果物质不灭，那么物质之间只存在转化的关系，那么也只能产生转化的力。这样，这些物质无论如何转化，始终是物质，不可能成为意识。绝对的物质就如同一池纯净水，怎么起浪也不可能产生意识。

如果物质可灭，那么就有产生的关系，和消失的关系。产生的关系和消失的关系与转化关系完全不同。他具有产生意识的前提条件。那些不灭的性质，最后表现为土壤，那些可灭的性质，最后表现为种子。这样，生命就诞生了，意识的征程也就开始了。人们开始懂得了什么叫做爱。对于即将失去了，会觉得珍惜。

意识是怎样从物质可灭中产生的呢？首先可以将物质的不灭和可灭分开来进行。

摘要：在人工智能研究疾速发展的今天，不仅意识哲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始终在关注意识问题，而且物理学家、医学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和神经学家等等，都带着不同的兴趣和目的而开始将科学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意识”问题上。将意识理解为主观体验，还是理解为信息，这两种理解影响着意识哲学（意识现象学）与意识科学（神经科学、脑科学、物理学）的基本发展。它们已经形成了各自的研究方法并得出各自的研究成果。从目前的情况看，它们不可能被还原为对方。这两种研究如何可能进行合作，是更值得思考的问题。

关键词：意识哲学;意识科学;人工智能;自身觉知

一、引论

“意识”是哲学自古以来就在不断思考与讨论的问题，尽管是以不尽相同的名义，例如以西方哲学中的“努斯”“灵魂”“精神”“心灵”“心理”的名义，或者以东方哲学中的“心”“意”“识”“思”“想”“念”的名义，以及诸如此类。今天的哲学界也仍然在意识哲学、心灵哲学、心理哲学、精神哲学等名义下和领域中继续探问这个问题。对于意识或心灵的讨论，心理哲学家丹尼特（DanielDennett）曾在他的《心灵种种》一书中开门见山地表达自己的看法：“我是哲学家，不是科学家。我们哲学家更善于设问，而不是回答。大家不要以为我一上来就在贬低自己与自己的学科。其实，提出更好的问题，打破旧的设问习惯与传统是人类认识自身、认识世界这一宏伟事业中非常困难的一部分。”[1]丹尼特在表达这个看法时自认的身份是哲学家，因此他没有承诺自己的研究能够提供关于意识问题的具体解答方案。但他在这里实际上还有另一个身份，即心理学家，这后一个身份又意味着他也应当提供关于这个问题的某些答案，或描述、解释、说明等，或至少为解答问题做出准备性的工作。接下来我们也会看到，这的确也是丹尼特在该书中主要从事的工作。而本文在标题中提到“科学”，这同样包含了某种在意识领域中不仅要设问，而且要解答的意图。这里所说的“科学”当然是指“精神科学”，而且当然带有狄尔泰赋予“精神科学”的特有含义，即带有关于精神世界的科学和历史理性批判的含义；但它同样带有胡塞尔所理解的“科学”的含义，即“作为严格科学的哲学”的含义。这个双重意义上的“精神科学”（或“意识哲学”）因而在论题和方法两个方面都有别于我们今天理解的“科学”，即“自然科学”：在论题上，它以“精神”或“意识”或“心灵”为对象，在方法上，它不一定是“精确的”，但应当是“严格的”。在人工智能研究疾速发展的今天，不仅意识哲学家和精神科学家始终在关注意识问题，而且物理学家、医学生物学家、心理学家、脑科学和神经学家等等，都带着不同的兴趣和目的而开始将科学研究的目光集中到“意识”问题上。正如泰格马克（MaxTegmark）所说：“虽然思想家们已经在神秘的意识问题上思考了数千年，但人工智能的兴起却突然增加了这个问题的紧迫性，特别是因为人们想要预测哪些智能体可能拥有主观体验。”他在其畅销书《生命3.0》中便用第八章来专门讨论意识。他首先看到了以目前自然科学、物理科学的方式去接近意识科学、心理科学问题的困难：“意识是一个富有争议的话题。如果你向人工智能研究者、神经科学家或心理学家提到这个以C打头的单词（consciousness），他们可能会翻白眼。”而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在他看来原因首先在于“意识”的定义不明：“正如‘生命’和‘智能’一样，‘意识’一词也没有无可辩驳的标准定义。相反，存在许多不同的定义，比如知觉（sentience）、觉醒（wakefulness）、自我意识（self-awareness）、获得感知输入（accesstosensoryinput）以及将信息融入叙述的能力。”[2]严格说来，泰格马克列出的所有这些概念，尤其是其中的“自身觉知（self-awareness）”，都不仅与“意识”不相匹配，而且彼此间也存在相当大的距离。但泰格马克仍然在尝试给出“意识”的两个定义或特征刻画。他对“意识”的第一个定义是“主观体验”。这也是对“意识”的通常理解。如果仅仅承认这个定义，那么也就需要承认，关于意识只能进行形而上学的哲学讨论而无法进行客观科学的研究。泰格马克认为还有第二个对“意识”的定义或特征刻画，即“意识”是“信息”，因而可以对其进行科学研究。他认为人工智能在未来的发展将是创造出有意识的机器人，同时也是具有更高智慧的机器人，这将是生命发展的3.0版本：“哲学家喜欢用拉丁语来区分智慧（‘sapience’，用智能的方式思考问题的能力）与意识（‘sentience’，主观上体验到感质的能力）。我们人类身为智人（HomoSapiens），乃是周遭最聪明的存在。当我们做好准备，谦卑地迎接更加智慧的机器时，我建议咱们给自己［应当是给这种机器人］起个新名字——意人（HomoSentiens）！”①（[2]，p.415）在泰格马克提出的这个宣言或设想中隐含着对意识的一种未加审思和阐明的理解：人工智能目前属于有智慧的机器，但更有智慧的机器不仅仅是有智能的，而且还是有意识的；因而“意识”在这里是一种比“智能”更高的智慧形式。事实上这个思想在丹尼特那里已经可以找到了。他将有意识的意向性称作“高阶意向性”（higher-orderintentionality）或“有思想的（thinking）聪明”，不同于目前人工智能所处的阶段：“无思想的（unthinking）聪明”，换言之：低阶的、无意识的意向性。由于丹尼特同样批评自然心理学家“无思想”（unthinkingnaturalPsychologists），（[1]，pp.107-135）因而他给人的印象是他默默地将有无思想视作区分“智人”与“意人”的标准，并因此而将自然心理学家纳入智人的范畴。于是这个意义上的“Thinking”似乎就是海德格尔所说的“科学不思”中的“思”。①但丹尼特在“思想的创生”这一章开篇对“思”的阐释却让人觉得他所说的“思”更像是“自身觉知”意义上的“意识”：“很多动物躲藏而没有想到自己正在躲藏；很多动物结群而没有想到自己正在结群；很多动物追捕而没想到自己正在追捕。它们都是自己神经系统的受益者，而在控制这些聪明而适当的行为时，它们的神经系统并没有让宿主的头脑负载起思想或者任何像思想、像我们这些思想者所思想的思想的东西。”（[1]，p.107）这个意义上的“思”或“想”显然就是我们通常用“自身觉知（self-awareness）”或“自身意识（self-consciousness）”来表达的东西。胡塞尔也将它称作“内觉知”或“原意识”或“内意识”。它本身不是意向意识或对象意识，而只是对象意识的一个部分，是对象意识在进行过程中对自己的一种非对象的觉知。笔者在《自识与反思》的专著中介绍了西方思想史上的现有思想资源并且已经说明：近现代意识哲学家与心理哲学家的内省思考已经在一点上达成共识，即意识的“自身觉知”与不是一种通过反思而获得的“自我认识”。[3]而姚治华在其《佛教的自证论》中也对佛教思想史上的相关思考做了类似的阐述。用佛教的术语来表达：一方面，佛教唯识学区分三个意识要素或三分：“自证分”以及“见分”与“相分”；另一方面，这个意义上的“自证分”在佛教传统中也不同于反思意义上的“内观”。[4]需要说明一点：我们这两部专著几乎是同时出版的，即是说，它们的产生并未受到过可能的相互影响。但最终我和姚治华都在自身意识和自身认识问题上受到过我们的共同的老师、瑞士的现象学家和汉学家耿宁先生（IsoKern）的影响。

二、有意识的人工智能意味着什么

2019年2月4日，人工智能网有标题新闻报导说：“机器人真的有意识了：突破狭义AI的自我学习机器人问世”。在具体报导中可以读到如下内容：“哥伦比亚大学打造一只‘从零开始’认识自己的机器人，这个机器人在物理学、几何学或运动动力学方面没有先验知识，但经过35小时训练，能够100%完成设定任务，具备自我意识。”一时之间，“有意识的机器人在春节前现身”的说法传布开来。但进一步的观察表明，这里自始至终没有明确定义什么叫做“有意识（self-aware）”或“具备自我意识”。而如果我们按报导作者的意思将“有意识”或“具备自我意识”理解为有“突破狭义AI的自我学习”的能力，那么这里的“有意识”或“具备自我意识”的说法就会面临两方面问题：其一，这种有“突破狭义AI的自我学习”能力的人工智能此前就已经有过，例如在DeepMind设计的AlphaZero那里；其二，自我认知、自我学习的能力并不能等同于“意识”或“自我意识”。黑猩猩用半小时甚至更短的时间就可以知道镜子里的那个影像是自己，猴子则可能用一天或几天的时间。但它们与这里所说的机器的“有意识”和“具备自我意识”显然大相径庭的。人工智能网的报导中显然存在着诸多的渲染和含混，因此便去找它的原始出处所依据的资料：哥伦比亚大学网与“ScienceRobotics”网的报导要客观得多。虽然这里也提到有自身意识的机器人（Robotsthatareself-aware），但它的标题还是要谦虚谨慎一些：“距离有自身意识的机器人又近了一步（AStepClosertoSelf-AwareMachines）”。②无论是“意识”，还是“自我意识”，或是“自我认识”，这些概念是互不相同的。甚至“自身意识”（self-aware）、“自我认知”（self-knowledge）“自我模式”（self-model）也都是词义接近但所指不同的概念。当然，即使在哥伦比亚大学网的报导中也没有说明：“有意识”是什么意思？这在严格的意义上是指：“有自身意识”。但有“自身意识”又是指什么？从报导上看，这个项目的实施者显然将“自我意识”等同于“自我认识”，因而有“自我意识”的机器被理解为能够认识自己的机器或已经认识了自己的机器。哥伦比亚大学主持这个项目的利普森（HodLipson）教授说：“机器人会逐步认识自我，这可能和新生儿在婴儿床上所做的事情差不多。”他说，“我们猜测，这种优势也可能是人类自我意识的进化起源。虽然我们的机器人这种能力与人类相比仍然很粗糙，但我们相信，这种能力正在走向一种具备自我意识的机器的途中。”他认为这个研究在“自我意识”方面取得了以往在哲学家和心理学家那里从未有过的科学进步：“几千年以来，哲学家、心理学家和认知科学家一直在思考自然意识的问题，但一直进展不大。我们现在仍然在使用‘现实画布’之类的主观词汇，来掩盖我们对这个问题理解不足的现实，但现在机器人技术的发展，迫使我们将这些模糊的概念转化为具体的算法和机制。”利普森在这里表达的实际上并不是一个在自身意识问题上的研究结论，而更多是一个有待回答的基本问题：如果自身意识的概念仍然是含糊不清的，那么是否有可能以及如何有可能将它转化为具体的算法和机制，建立起它们的系统模型？①但在这个问题得到回答之前，已经有一个问题需要得到澄清：关于自我意识的几千年的研究和思考真的没有进展吗？它至今仍然是一个类似“现实画布（canvasofreality）”的模糊概念吗？若果如此，那么他所说的“自我意识”必定是一个不同于几千年来或至少是自几百年来哲学界家和心理学家所讨论并已得出诸多结论的那个意义上的“自身意识”。泰格马克曾他的《生命3.0》中呼吁，意识需要一个理论。（[2]，p.395）事实上此前他的同行、浙江大学物理系的荣休教授唐孝威院士已经提出了一种关于意识的理论：《意识论：意识问题的自然科学研究》。他在书中不仅论述了意识理论的观点和方法，而且还在结尾的第十章中建构了他的“意识的理论体系”，并在确定意识的四个规律：1。意识结构方面的意识要素律，2、意识基础方面的意识基础律，3、意识过程方面的意识过程律，以及4、意识发展方面的意识发展律。[5]这里的四个定律，严格说来，关于第一、第四规律的理论不能算是自然科学的，而更多是精神科学的，或者说，是心理哲学和精神哲学的。无论如何，唐孝威不仅参考了早期心理学家冯特、詹姆士、弗洛伊德的研究，也参考了当代的心灵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如查尔斯默、塞尔、威尔曼（Hans-GeorgWill）等的著述。而关于第二、第三规律的理论是自然科学的，具体说来是生物学的和神经科学－脑科学，但立足不稳，论证比较弱。唐孝威也参考了克里克和科赫（ChristofKoch）等一批神经科学家对意识的见解和论述。他深知对意识的研究需要从整体、系统、脑区、回路、细胞、分子等各个层次进行。但由于这些研究还处在起始阶段，因而在他所承认的“意识至今还是未解之谜”（[5]，p.30）阶段上得出的意识规律，在一定程度上还保留了揣测、构想和推断的性质。但唐孝威的《意识论》已经提供了一个平台或一个方向，一个试图用自然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展开意识研究的可能和现实的实施方案。现在我要认真考虑是否要撰写一部用精神科学的观点和方法来阐释意识理论的对应论著，暂定名为：《意识现象学引论：意识问题的精神科学研究》。无需重复，这里的“精神科学”带有狄尔泰和胡塞尔赋予它的意义。

【摘要】改革开放40年来，我国经济社会得到了全面发展。同时，各种意识形态和文化多元性影响着职业学校学生政治信仰，导致部分学生政治信仰出现了思想困惑、方向迷失等现象。培养学生的社会主义信仰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命运和前途。马克思主义哲学教学对坚持和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十分重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信仰

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说：改革开放是我们党的一次伟大觉醒，正是这个伟大觉醒孕育了我们党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创造。改革开放已经走过了40个年头，在此过程中，我们国家在制度建设、经济、科技、文化、军事等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中华民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开启了伟大复兴的新时代。面对各种文化相互交融和经济全球化，中职学生受到外部环境和自身心理的影响，相当部分学生身上出现了理想信念缺失，对自己缺乏信心。导致他们盲目追求享乐、崇洋媚外、以自己为中心，总想在物质生活方面显示处优越性，思想误入歧途，社会意识淡薄，情感态度、价值观等的扭曲，更加可怕的是出现了憎恨世俗、抵触社会的不良情绪。

一、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进入中职学校的急迫性和必要性

目前，在许多中职学校校园中，信仰的缺失已经成为困扰大部分学生全面发展的主要制约因素。面对新时代，我国在意识形态领域同样面临着严峻的信仰争夺战，青年学生正成为西方国家意识形态灌输、争夺的主要对象。经过调查发现，很多中职学校思想政教育课程的开设只注重形式，没有很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精神食粮作用。而起，中职学校基本没有开设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的开设，是对中职学校学生进行世界观、价值观和人生观教育的主要渠道，是提高中职学生对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的必要方法与手段，也是培养青年学生对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认同感的主要渠道。作为新时代背景下学校在思想政治理论教育的核心课程，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应该及时纳入中职学校思想政治教育开设的主要课程，充分发挥马克思主义哲学对学生进行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信仰教育不可替代的独特作用，为培养政治思想上合格、德才兼备的“工匠型”人才提供保障。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课程对指导学生社会主义信仰的哲学体现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三

多年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一直担当着政治意识形态诠释者的角色与功能，事实上，与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也关涉着马哲学科的市场资源。但是，随着诸多社会领域的分化(特别是经济领域跃居为核心领域)而带来的政治意识形态大一统局面的瓦解，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即使存在，也已经不可能像以前那样显赫，不仅如此，从社会变革的趋势看，这一功能还会不断弱化。事实上，在学术意义上，马哲近年来已不断呈现边缘化的境况。在这样一种情势下，究竟如何开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已成为令人困惑的问题。最近几年学术界的主要路向基本上是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撤到“马克思哲学”，如果说前者是意识形态式的指认，那么后者则是一种本文性的指认，这种指认一方面试图向马克思的著述回复，另一方面，则是从学理上展开与当代哲学的对话与沟通，呈现和拓展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性。目前的努力基本上都是学术性的(至少看起来是学术性的)。在很大程度上，马克思研究正在努力地走向“专业化”(马克思的研究者本人也实现了“专家化”)，据说这一趋向是为了回应当下学界所谓“思想淡出”的学术化走势。笔者虽然一直是这一努力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但同时也心怀一种疑虑，那就是，当我们把马克思哲学有意地从意识形态中区分出来并作为一种学术研究对象时，是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的历史性关联，而这一关联本身就应该是我们从事马克思哲学学术研究时无法割弃的思想前提，换句话说，当我们撇开马克思哲学与意识形态的应有关联时，很可能同时也抽掉了马克思哲学与时代的内在关联。我越来越感觉到，学界关于这一时代意识形态淡化以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意识形态功能弱化的判断有些武断，并且本身就是认同于某种意识形态的结果。

二

我们知道，正是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这一问题变得复杂起来。特拉西的意识形态(Ideology)，即观念学或观念体系，还只是一个中性的称谓，不附加价值判断，马克思正是通过对抽象的、唯心的德意志意识形态的批判，指出对任何意识形态的理解都必须深入到其背后的以经济政治关系为核心的人的实践活动，正是通过这一路数，马克思发现了传统意识形态与经济政治关系的反向的关联，那就是意识形态总是掩盖了其关联着的经济政治关系的本质，而“占统治地位的将是愈来愈抽象的思想，即愈来愈具有普遍性形式的思想”(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3页。)。马克思的结论是明确的，资产阶级的看起来带有普世意义的价值观念体系所掩盖的正是资本主义社会日益对立的阶级冲突关系，而一切看起来赋予了某种理论中立性的抽象哲学理论都有为其辩护的阶级基础，从这一意义而言，马克思显然要揭开意识形态的真理幻相(从哲学必须是抽象的形而上学而言，马克思就已经终结了哲学，在此，我们也许只能称为马克思思想)。马克思是从否定的意义上看待意识形态概念的。实际上，马克思揭示意识形态与实践的表里关系，本身就要求从意识形态批判向实践批判的转变，即“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53页。)。

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的核心是意识形态批判，马克思并不相信意识形态与实践的直接同一关系，他也不会沉浸于意识形态的体系建构和诱人的理论说教中，而是要深入到与一定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权力关系之中，由此批判、解构甚至颠覆意识形态。在马克思看来，意识形态批判不可能源于意识形态本身，因为意识形态的形成正是通过真理式的话语系统替代并遮蔽真实的权力关系发生的，因此，对意识形态话语与真实的权力关系的批判，就不可能凭借纯粹观念的分析，而是要跳出意识形态观念，从人的实践活动入手，揭示意识形态发生作用的境遇条件并强化人的历史性的实践活动的自为性。传统哲学是无法跳出意识形态的，不仅如此，在马克思看来，传统哲学的症结就在于意识形态化，传统哲学的看起来远离世俗意识形态的抽象的观念体系所表达的正是具有普遍性意义的资产阶级的抽象的法权关系。当马克思指责以前的哲学家不可能真正将唯物主义深入到社会历史领域时，也是基于同样的道理。值得注意的是，当马克思在实践意义上展开其意识形态批判时，所谓意识形态并不是仅仅局限于政治领域(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典型当然是政治领域)，而是应该扩展为更广泛的社会与文化生活领域，并表达为社会批判与文化批判，在这一意义上，当代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境遇下展开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批判、科学技术批判(工具理性批判)以及大众文化批判，在很大程度上正是马克思意识形态批判的历史的延伸，也值得通过与马克思建立在实践哲学基础上的意识形态批判的互动展开自我批判。

马克思拒绝承认任何一种意识形态的恒久性，相反要求通过“批判现在的生活关系”去揭示意识形态的虚假性与暂时性，不过，这并不意味着马克思看不到意识形态的巨大的社会效用，“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460页。)。在此，马克思强调的是意识形态对于历史主体的教化与启蒙功能，而其理论基础正是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性的考察与马克思关于唯物史观以及世界历史时论的构建是联系在一起的，马克思把代表先进历史前进方向的主体确定为大工业社会的无产阶级，进而构建了一套以政治解放为核心、以人类解放为最终要旨的无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理论(马克思主义)。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包含了知识社会学，但又不是局限于此，马克思的意识形态批判仍然不可否定地具有其价值立场，马克思是要为无产阶级建构一套意识形态学说，在同样的历史唯物主义及社会主义旨向中，这套学说也可以看成、且事实上已经被看成是被剥削、被压迫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群体的意识形态。

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中包含着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一是哲学人类意义上的人道主义关怀，一是基于被剥削、被压迫阶级及群体的立场以及由此扩展开来的社会主义关怀。这两种关怀统一于马克思的实践观，不过前者更为强调实践理念的建构，而后者则在于如何实现这一实践理念。这两种价值立场或关怀本身也客观地构成了早年马克思与成年马克思思想的差异。早年马克思关注的是实践理念，这就是马克思在《巴黎手稿》中展示的人道主义的或共产主义的(更确切的称为“共生主义”(注：参见彭富春《马克思美学的现代意义》，《哲学研究》2001年第4期。))，在那里，马克思实际上建构了一种个人、社会以及类主体之间具有共生结构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而成年马克思关注的则是如何通过现实的共产主义或社会主义运动实现实践理念的问题。当阿尔都塞把早年马克思和晚年马克思的思想分别等同于“意识形态”和“科学”并由此认定马克思思想发展中存在一种“认识论断裂”时，实际上是忽略了马克思思想发展的内在连续性。首先，马克思在早年提出的并不是与“科学”对立起来的人道主义的意识形态，而恰恰是通过对传统的抽象的、实质上是反映了资产阶级利益要求的人道主义做出了科学的批判之后提出来的实践的和历史的人道主义，而马克思由此展开的关于人的实践活动的生存论存在论结构，就不再是传统意识形态的僵化的和抽象的形式，而是具有流动性和自我批判功能的开放性的理论结构，在此，马克思同时也展示了意识形态的新的存在样式。其次，作为实践理念的人道主义或共产主义关怀本身就是作为一条主线贯穿于整个马克思思想与学术研究过程中的，不过在前期表达为显性的理论，而在成年以后的理论努力中则归属于某种隐性的理论承诺，正如在早年的实践观中已经潜在地蕴含着一种从理念到实践的现实的实践活动一样。当马克思将人道主义与共产主义统一起来时，就已经敞开了一条通向以人自身为目的的共产主义道路，而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结构的剖析也正是为了内在地表达其实践人道主义的旨向。因此并不存在一种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与科学主义的马克思之间的截然对立，而那些建立在这种对立之上的学术努力看起来也需要对自身的思想前提做出必要的甄别。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二代主将，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构造了一个完整的批判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就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又译为“主体通性”、“互主体性”、“主体际性”）的关系，即主体间达成一致的可能条件：诸如他人眼中的我与我的关系及主体间如何达成真正共识等问题。而主体间性问题不仅从根源上是来源于自我的同一性问题上，而且它的解决也是与自我同一性问题一步步地从意识的领域转换到语言交往的领域的逻辑过程紧密相关。所以，考察自我的同一性问题对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非常必要的。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对自我的同一性问题有所论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沿着这些哲学大家对这一问题的解决脉络，在继承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他们。本文拟以自我同一性为核心理念，追根溯源地探索哈贝马斯是如何独特地占有和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的。

一、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

合理性这一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立足于人类的与现实，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的活动与行为，在人文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韦伯是第一位从哲学的“理性”范式转换到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范式、用合理性概念来洞悉欧洲资本主义演进及其本质的古典社会学家。在韦伯看来，理性是把双刃剑：一方面，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和文明的来理解和征服世界。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理性的启蒙。但另一方面，理性又过于偏执，一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为取向。随着这种原则的推广，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就日益处于价值和道德的冲突、分裂中。为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正是鉴于韦伯的工具理性观，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观。他指出：韦伯的问题在于对理性这一概念的理解太狭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一单向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于韦伯仅局限于传统意识哲学，脱离了语言来研究人类行动。因为目的理性行为就是选择最有效的工具、手段以实现预定的目的。这种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从人和的关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跳出传统意识哲学范式下的主客二分法，引进语言范式下的交往理性概念，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合理性概念的整全性，从而克服韦伯式的理性悲观主义。

与目的行为不同，交往行为是定向于主体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是一种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可以看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而主体间为了达到相互理解，诉诸的手段就是“语言”。正是在语言中，在言谈中，自我和他我在相互理解中得到认同和彼此承认。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活动所掌握的规则，使我们具有熟练的纪律性；内心深处的规范使我们具备了人格结构。技巧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种种动机使我们可以执行统一的规范。”1也就是说，目的理性行为作为一种技巧性的知识与经验只涉及了人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关系，而内在于人的动机结构中的交往行为则考虑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的统一关系。所以，“交往合理性行为”这一概念比“目的理性行为”在揭示社会历史本质时，更具有合理性。

从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地将交往理性的特点概括为：语言性（准确地说应是语用性）、互主体性与程序性。

哈贝马斯作为当代德国最著名的家、法兰克福学派的第2代主将，其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以交往行为理论为核心构造了1个完整的批判理论。交往行为理论的核心就是主体间（intersubjectivity，又译为“主体通性”、“互主体性”、“主体际性”）的关系，即主体间达成1致的可能条件：诸如他人眼中的我与我的关系及主体间如何达成真正共识等问题。而主体间性问题不仅从根源上是来源于自我的同1性问题上，而且它的解决也是与自我同1性问题1步步地从意识的领域转换到语言交往的领域的逻辑过程紧密相关。所以，考察自我的同1性问题对更好地理解哈贝马斯的交往行为理论是非常必要的。而德国古典哲学家康德、费希特、黑格尔都对自我的同1性问题有所论述，并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这个问题。哈贝马斯沿着这些哲学大家对这1问题的解决脉络，在继承传统形而上学的基础上，又超越了他们。本文拟以自我同1性为核心理念，追根溯源地探索哈贝马斯是如何独特地占有和解读德国古典哲学的自我意识理论的。

1、哈贝马斯的交往理性概念

合理性这1概念，从根本上说，是从人与世界的相互关系中产生出来的。人以自己的活动和行为确证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的存在和地位，因此，立足于人类的与现实，从哲学的高度研究人的活动与行为，在人文中占有10分重要的地位。韦伯是第1位从哲学的“理性”范式转换到社会科学的“合理性”范式、用合理性概念来洞悉欧洲资本主义演进及其本质的古典社会学家。在韦伯看来，理性是把双刃剑：1方面，理性的觉醒和伸张，导致社会开始摆脱传统的控制，转向运用理性和文明的来理解和征服世界。可以说，西方文明的全部成就皆源于理性的启蒙。但另1方面，理性又过于偏执，1切行为都单纯以“目的—工具合理性”行为为取向。随着这种原则的推广，理性化的现代社会就日益处于价值和道德的冲突、分裂中。为此，韦伯对现代文明的前途感到悲观、失望。

正是鉴于韦伯的工具理性观，哈贝马斯提出了自己的交往理性观。他指出：韦伯的问题在于对理性这1概念的理解太狭隘。把目的合理性等同于合理性，仅仅从目的合理性这1单向度来剖析资本主义的发生、发展；在于韦伯仅局限于传统意识哲学，脱离了语言来研究人类行动。因为目的理性行为就是选择最有效的工具、手段以实现预定的目的。这种合理性的核心就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即从人和的关系的角度去把握人的主体性、人的理性能力。而哈贝马斯认为，只有跳出传统意识哲学范式下的主客2分法，引进语言范式下的交往理性概念，才能更充分地把握合理性概念的整全性，从而克服韦伯式的理性悲观主义。

与目的行为不同，交往行为是定向于主体际地遵循与相互期望相联系的有效性规范；是1种主体间通过符号协调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1致”，从而形成有效的社会规范。可以看出，相互理解是交往行为的核心。而主体间为了达到相互理解，诉诸的手段就是“语言”。正是在语言中，在言谈中，自我和他我在相互理解中得到认同和彼此承认。哈贝马斯认为“目的理性活动所掌握的规则，使我们具有熟练的纪律性；内心深处的规范使我们具备了人格结构。技巧使我们能够解决问题；种种动机使我们可以执行统1的规范。”1也就是说，目的理性行为作为1种技巧性的知识与经验只涉及了人与客观的外在世界的关系，而内在于人的动机结构中的交往行为则考虑的是人与自然世界、社会世界、主观世界的统1关系。所以，“交往合理性行为”这1概念比“目的理性行为”在揭示社会历史本质时，更具有合理性。

从哈贝马斯的相关论述中，我们可以大致地将交往理性的特点概括为：语言性（准确地说应是语用性）、互主体性与程序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