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制度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如何在吸收人类政治文明普遍成果的基本前提下，设计出符合中国国情、具备高度可行性的政治模式，已经成为当前中国改革深化需要解决的最重大理论问题。本文提出了以“多数党法定制”为核心，司法、行政、统计审计和国家控制媒体4者分立，但在严格条件下又受制于立法机构的“立法权主导下的四权分立制度”，讨论了不同于西方三权分立“平行制衡”的“交叉制衡”新模式。

【关键词】中国式政治制度

一、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3点基本共识

1.1必须尊重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

所谓“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是指经过世界各国漫长的政治文明实践，已经得到充分证明的原则，诸如“权力制衡”、“公共信息透明”等。中国人民大学毛寿龙教授在《政治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一文中进行了很好的总结（《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中文版译序，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

应该承认的是，在“人类政治文明的普遍成果”研究方面，无论是经典马克思主义理论、前苏联传统马克思主义还是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研究者，在整体上都没有达到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台湾东吴大学政治系教授吴文程在为哥伦比亚大学教授GiovanniSartori著、台湾国立编译馆1998年出版的《比较宪政工程》一书做序时指出“西方政治学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是众多自称马克思主义的跳蚤所不及的”，此语并非妄言。比如，投票与选举的概念非常容易理解，但表面上看起来很简单的投票程序实际上存在复杂的多种可能性，选举同样如此。西方政治学对投票与不同选举制度产生的选举结果差异进行了深入研究，然而马克思主义著作却对此罕有系统研究，这在技术上大大妨碍了社会主义民主优越性的实现。

论文摘要：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政治制度主要包括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三个层面，其中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规范性制度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最具体的一步。

论文关键词：政治制度；政治价值；宪法性制度；规范性制度

古希腊伟大的政治学家亚里士多德指出：“人在本性上是一个政治动物。”认为人天生就要过政治生活，这是人天性上的渴望。孔子曾说：“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孔子是在告诫不愿意从政的人，“在家里孝顺父母，友爱兄弟，就是政治，就等于从政，何必一定要立于政治舞台之上呢?”这就是说人类无论如何都逃脱不了政治为我们编织的网络，除非你甘愿做“野兽”或“神祗”。所以，罗伯特·达尔说：“无论一个人是否喜欢，实际上都不能完全置身于某种政治体系之外……政治是人类生存的一个无可避免的事实。每个人都在某一时期以某种方式卷入某种政治体系。”现代政治学家阿伦特在反思法西斯主义时指出，正是人们丧失了公共生活才导致了法西斯的产生。所以她提出了为“复数的、而非单数的人”重建“公共领域”，通过“公共领域”参与政治生活。但是我们以为政治生活并不是随意就可以进行的，它应在政治制度设立之后，并在政治制度的导引下才能实现。可以这么说政治制度“发挥着双重的作用，它束缚和腐蚀人类的行为，但它们也提供了人类解放的途径。”所以创设一套完备的政治制度是参与政治生活的前提。

我们以为，政治制度创设主要包括以下三个层面：首先，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它反映了共同体成员普遍的利益诉求，是政治制度的最终目的，所以政治价值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政治制度的运行是否顺利，是政治制度成败的关键；其次，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政治价值的原则性展开，它是在政治价值的指导下，将比政治价值更为具体的政治原则，通过国家根本宪法等法律体系表达出来。由于宪法的神圣和不可侵犯性，把政治价值固定在更为具体的政治制度之中，并且用强有力的威慑作用给政治价值提供了保证；最后，规范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三个层面。它不仅是在宪法性制度的指导下，制定出政治生活所需的具体行动规范和秩序等，使政治制度运行起来，而且将政治价值落实在人的行动中，是政治价值得以实现的最关键一步。以下，我们将对政治制度创设的3个层面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政治价值。政治价值是政治制度创设的起点，政治制度是以政治价值为目标才展开的，所以政治价值选择的合理与否直接关系到人民对于政治制度的认同，也就是合法性的问题。“所谓合法性，指的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也就是社会公众对政治制度的心服口服。”诚如马克斯·韦伯所说:“没有一种统治仅仅以价值合理性为动机，竹为其继续存在的机会，勿宁说，任何统治都企图唤赴并维持对它的合法性的信仰。”所以人们只有在基本的政治价值方面达成明确的共识，才能依止匕注行澎治制度的选择和建构。因为“价值所反映的是每个人所需求的东西，或者反映的是人们心中关于美好的衣正确事物的观念，以及人们‘应该’做什么而不是‘范要’做什么的观念。”所以，我们选择的政治价值,应该反映共同体成员的普遍利益诉求。但是如何迭择具有普遍诉求的政治价值呢?首先，我们以为不恒地域的民族由于独特的历史和文化环境形成了其狙特的政治价值偏好，也就是传统的政治价值，它对于本民族具有很强的适应性，所以政治价值选择很有必要从传统的政治价值序列中发掘出至今仍合适宜以部分，我们称之为自生的政治价值。自生的政治价伯蕴含在人们日常生活习惯、风俗传统之中，是被一什代人甄别和传承下来的，并且是在与不同的政治价伯的竞争中保存下来的在当今仍具有鲜活生命力的部分，它直接表现为人们的行为所反映的道德意识。因而在自生的政治价值指导下设立的政治制度可以说是对业已存在于共同体成员之中的行为规范的制度化，所以这样的政治制度很容易被共同体成员所接受和认可，并且在运行中很少会遇到阻力。其次，随着现代社会的飞速发展，不同民族之间的交流和融合也在加深，传统的政治价值观念会受到不小的冲击，动治价值认同会发生变化。更加适合人类自身发展区政治价值在不同民族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例如人权、自由等，所以还要在外来的政治价值中选择已经本土化的部分。这里所说的本土化，不是说对于外来政治价值带有地方特色的理解，而是说外来的政治价值在共同体内传播后已经得到共同体成员认同的部分。这些被大众接受的政治价值之所以能被本土化的重要原因可以说是因为它们具有普适性。

第二，宪法性制度。宪法性制度是政治制度创设的第二个层面，它是整个政治制度的基础，因为宪法性制度上承政治价值，将抽象的政治价值内化于其中;下启规范性制度，给规范性制度的展开以指导。它连接了政治价值和规范性制度，使政治制度浑然一体。

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党的十七大报告作出的这一精辟论断，是符合我国历史实际，经得起历史、人民、实践检验的科学论断。对此，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加深理解。

第一，从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来看。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这就是说，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同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之间，既有历史递进性，更有内在统一性；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所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所创立的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所取得的宝贵经验，孕育了思想，实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第一次飞跃，为实现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提供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进行的改革开放新的伟大革命，正是在这样的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上进行的。这两次革命，前者是属于制度选择，后者是属于政策选择。弄清这个问题，对于指导我们正确总结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及其宝贵经验，是至关紧要的。

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领导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夺取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进而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把一百多年来备受侵略欺凌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变成了独立的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新中国。这场中国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革命，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我们党领导人民，在完成了对社会主义这样一种“基本制度选择”之后，之所以还要进行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用邓小平同志的话来说，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选择好的政策，使社会生产力得到比较快的发展”。而所谓“好的政策选择”，最根本的就是对改革开放总方针总政策的选择，以及对与之相配套的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政策的选择。显然，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的这样一种“好的政策选择”，坚持和深化了“基本制度选择”，并且使我们所坚持的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创造力、感召力。

正因为这样，改革开放这场新的伟大革命，决不是要改变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性质，而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其目的，正如党的十七大报告所指出的：“就是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国家现代化，让中国人民富裕起来，振兴伟大的中华民族；就是要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赋予社会主义新的生机活力，建设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要在引领当代中国发展进步中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保持和发展党的先进性，确保党始终走在时代前列。”

回顾改革开放29年来的伟大历程，我们党领导的这场新的伟大革命，之所以目的与效果是如此统一；之所以当一些国家的“改革”导致了社会主义制度的解体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丢失，而中国29年来的改革开放，却使“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焕发出勃勃生机，给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使中华民族大踏步赶上时代前进潮流、迎来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一个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我们党领导的改革开放，正是依据新的伟大革命同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相统一的原则来进行的。

第二，从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实践来看。新中国成立以后，特别是在创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深刻社会变革以后，同志在带领人民转入大规模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进行了艰辛探索。1956年，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强调我们的基本方针，就是要把国内外一切积极因素调动起来，为社会主义事业服务。1957年，同志又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指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仍然是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的矛盾；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提出了严格区分和正确处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大国家的战略思想。在艰辛的探索实践中，同志提出了一系列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观点，涉及政治、经济、文化、国防、外交等各个方面。一个基本的事实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在以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下，把一个原来饱受帝国主义掠夺和奴役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享有主权的独立的国家；一个原来四分五裂的国家，变成了一个除台湾等岛屿外实现统一的国家；一个原来人民备受欺凌和压迫的国家，变成了一个人民当家作主、享有民主权利的国家。

在200多年前，美国立宪制度的奠基者之一汉密尔顿就提出了一个至今仍然值得人们深思的问题：“人类社会是否真正能够通过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一个良好的政府，还是他们永远注定要靠机遇和强力来决定他们的政治组织。”美国政治学家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正是在这一问题的激励下，开始了他对复合共和制政治理论的思考，这一思考虽然以《联邦党人文集》为基础，并着眼于美国立宪实验的经验，似乎并非有些喜欢独创理论的人所喜欢的那样是奥斯特罗姆教授自己所独创的理论，但是其中所包含的“智慧的美玉”却依然值得我们珍视。奥斯特罗姆教授认为，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制度的抉择，的确是强力和偶然性决定的，人类似乎还没有能够根据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设计良好的政府制度。但是，美国的立宪实践，却是破天荒第一次以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为基础的。虽然政府的建立出于机遇和强力是大多数人类社会普遍的现象。但是美国立宪实践表明，人们能够通过理性的行为和榜样，并基于深思熟虑和自由选择，来建立并维持立宪政府体制。复合共和制的政治理论，就是指导这一制度设计的蓝图。

奥斯特罗姆认为，要设计复合共和制，首先要假定，在政治制度设计中个人是最基本的考虑单位。政府的行为派生于个人的利益；如果要有效果，政府行为必须与个人的行为相联系；这样，政府的运作就能够与具有特殊行为能力的个人行为相协调。其次，还要假定，个人是自利的，会努力强化自己的相对优势。然后假定，人具有学习的能力，也有犯错的可能性。最后，在此假设的基础上，可以认为理性和正义的条件、社会组织条件取决于某种形式的政治秩序，这就是政治约束的原则。只有这样，人们才可以在人与人之间建立持久的双赢关系，而不是双损关系。

政治制度的设计，本质上是一种立宪的选择。立宪选择与法律的选择有根本的区别。法律是政府制定的、政府能够更改的，而宪法却是由人民制定、政府不能改革的。“如果政府可以自由地界定自己的权威，那么它们就不会有积极性来制约权威的运作。进而言之，掌握政府权力的人就有积极性去运用这些特权来牟取私利，并损害那些反对他们的人。宪法的目的是引入限制，制约寻求这种机会，使这些人遵守……‘限权宪法的一般原则’”。立宪选择有着特别的程序，它始于非正式的建议的程序，然后再进入批准的程序，并且在批准程序中可以应要求而进行修改。这一程序不同于政府制定操作性法律的立法程序。要使宪法高于立法机关的制定法，确立司法独立。而且宪法如果要成为操作性的法律工具，就要设计得非常精确、严密。宪法不应该是一种一般道德的陈述，自然也不应该只是一种宣传品，或者是某些人意志的表现，而应该是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真正起到促进双赢关系、遏制双损关系的作用。

奥斯特罗姆认为，政治制度设计是一项高度艺术性的工作。为操作性的政府体制设计一部宪法，不可能是任何单一价值最大化的结果，因为大多数价值边际效用递减。因此，更大的收益要求各项价值之间的均衡，在此各类价值并不维持恒定的比率。所以，综合价值的最大化往往主要派生于某一特定价值的最大化。完备类型的概念如完备的民主、充分的自由、彻底的平等等，是一种有用的概念，但只能作为设计的出发点，而不能当作是终极的目标。这一分析，显然符合现代经济学中的均衡分析原理。

奥斯特罗姆从《联邦党人文集》中归纳出了如下政治制度设计的定理：

1.所有个人都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

一、建国后十多年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

现代意义上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始于20世纪前后。随着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论等方法的传入，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开始走上科学化和规范化的轨道。在近半个世纪里，中国政治制度通史、断代史等都取得不少成绩，也存在一定的问题。就不足方面言，主要表现在研究范围较窄，研究方法单一等。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中国历史揭开新的一页，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其它学科一样，从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自1950年至1965年这十几年的时间里，由于解放前社会的战乱、动荡，经济的落后，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当时的中国社会一样百废待兴。所以，我们称此时期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为继承恢复期。据统计，本时期，中国大陆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论文约有180篇，专著约有10部。此时的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与以往相比有了新的特点，这为本学科的建设和发展起了相当重要的奠基作用。

首先，马克思主义理论成为此时期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主要世界观和方法论。如果说，建国前马克思主义理论已被有的学者运用还属个别，而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方法则逐渐被许多研究者采用，并进而成为研究者的指导思想。尤其是阶级分析方法被广泛使用，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从而将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推上一个新阶段。

本时期比较有代表性的著作有许大龄的《清代捐纳制度》（哈佛燕京学社1950年版）、唐长孺的《九品中正制度试释》（武汉大学编译委员会1951年版）、吴恩裕的《中国国家起源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制度初探》（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梁方仲的《明代粮长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岑仲勉的《府兵制度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丽纯的《太平天国官制军制探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8年版）、韦庆远的《明代黄册制度》（中华书局1961年版）等。这些著作虽各有长短，繁简不一，但都试图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认识、分析和解决问题。如梁方仲运用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粮长的阶级分化进行了具体分析，探讨了粮长对人民的祸害。

此时期，中国通史较有代表性者有翦伯赞的《中国史纲要》（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岑仲勉的《隋唐史》（高教部教材编审处1954年版）、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等。这些通史中有关中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均以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

[摘要]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要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部分缺失或不合理、不完善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羁绊，其所特有的政治秩序功能、协调整合功能、价值导向和规范功能决定了它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起着独特作用。因此。必须加强政治制度建设，推动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关键词]政治制度；和谐社会；政治制度建设

中共十六届六中全会公报提出：“社会公平正义是社会和谐的基本条件；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根本保证；必须加紧建设对保障社会公平正义具有重大作用的制度。”这就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重点从思想意识形态层面的论证转移到了制度建设层面。政治制度作为社会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协调社会各方利益关系、保障社会公平正义等方面有着独特的功能和作用，在国家政治生活乃至整个社会生活中也处于至关重要的地位。实践中，某些政治制度的缺失或不合理、不完善很大程度上使得中国的总体制度越来越难以消化由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如收入分配差距急剧扩大、党政官员腐败等消极后果，而这些消极后果是导致中国社会不和谐的主要因素。所以，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亟需加强政治制度建设，夯实基石。

一、某些政治制度的缺失或不合理、不完善已成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最大羁绊

根据现阶段中国的社会历史条件和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中对和谐社会的论述，我们要构建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体现了社会主义本质的社会；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中国目前所有的不和谐大都可以在政治制度中找到其根源。主要表现为：

第一，违宪审查制度和宪法诉讼制度的缺失使我国立法、行政和司法领域中出现的一些违宪问题没有得到及时的纠正，影响了宪法的实施，损害了宪法的权威和尊严。当公民的宪法权利受到侵害而向法院寻求司法救济时，却投诉无门；法院通常会将这些案件拒之门外，使违宪行为得不到法律追究；公民依照宪法享有的权利得不到应有的保护，公平正义感下降，最终影响了公民与国家、公民与公民之间关系的和谐。

关键词：报业报业理论媒介制度政治

[摘要]：

报业制度系政治制度之一环，当社会政治制度变更时，报业制度亦随之变更。人性问题、社会与国家的性质、个人与国家的关系、知识与真理的特质是报业哲学的核心问题。本文从历史学、哲学与政治学的视角，分析了世界范围内各种不同的报业理论和报业制度。对于中国，在其政治制度下，有望探索出自己的报业制度而成为世界的典范，为人类谋幸福。

Abstract:TheLawofPressisonepartofthegeneralpoliticalandsocialsystemsanditwillbechangedwhenthesocietyischanged.Thehumannature,therelationbetweenindividualandnation,thenatureofknowledgeandtrutharekeyissuesofthephilosophyofthepress.Thispaperanalyzesvarioustheoriesaboutthepressanditslawsorsystemsintheworldfromhistorical,philosophicalandpoliticalperspectives.Underitspoliticalandsocialsystems,Chinahastheopportunitytofinditsnewwaytobethemodeloftheworldandcreatethefortuneforhumanbeing.

Keywords:Press;TheoryofthePress;MediaLaw;Politics

一、前言

关于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民主统治是所有人全体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民主的公共决策应该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至少是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不过，由于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符合理性，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亦并非时时合理，所以多数统治（majorityrule）的民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majoritytyranny）。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屈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而对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视而不见，否则多数人就有可能依照有规律的过程如选举、立法和多数规则而采取行动，剥夺少数人的自然权利，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多数暴政。本文的任务是探讨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多数统治何以退化为多数暴政的逻辑，并探索促使多数善政（goodmajoritygovernance）的制度建设逻辑。

一、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平民政体”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关于民主制度下的统治方式有着各种不同的认识。一般认为，民主统治是所有人全体参与的公共决策制度，民主的公共决策应该采用全体一致的决策规则。但是，由于交易成本的问题，民主制度往往采用多数决策的规则，根据这一规则，占据多数的人们可以随心所欲，至少是少数人必须无条件地服从多数人的意志和裁决。不过，由于多数人的意志并不一定符合理性，他们的利益表达与要求亦并非时时合理，所以多数统治（majorityrule）的民主可能退化为多数暴政（majoritytyranny）。真正的民主政治不应该只是屈从于多数人的意志，保护多数人的利益要求，而对少数人的意志和利益要求视而不见，否则多数人就有可能依照有规律的过程如选举、立法和多数规则而采取行动，剥夺少数人的自然权利，损害少数人的利益，从而转变为令人恐怖的多数暴政。本文的任务是探讨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多数统治何以退化为多数暴政的逻辑，并探索促使多数善政（goodmajoritygovernance）的制度建设逻辑。

一、多数统治的理论假设

实际运作的民主制度大都是多数人的统治，这是勿容置疑的事实，因此可以说多数统治是民主的实际制度形态。多数统治有以下两个方面的内涵：体现多数规则的多数裁定或多数裁决，即在意见分歧的情况下由多数做出决定；由人民中的大多数来统治国家。多数统治构成了民主社会公共决策的制度基础，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它就是真正的民主制度。多数统治能够成为多数善政的实际民主制度，有许多理论假设。古代的先贤和当今的思想家们都对此问题进行了不少探讨和研究，如果考诸思想史，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多数统治主要建基于以下一些理论假设之上。

首先，多数统治理论假设集体智慧超过个人的智慧。

个人具有更大的智慧还是集体具有更大的智慧，这历来是一个颇具争议的问题，相信前者往往会在政治上导致精英（专制）统治的出现，而相信后者必然在政治上产生多数统治。实际上，这个疑难问题在历史上曾经普遍存在过。例如，在民主制度最早实验地的古希腊，当时就存在着是把统治权交给少数好人（贤良、哲学王）还是交给多数平民的争论。最早对政治学进行规范和系统研究的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就认为，“就多数而论，其中每一个别的人常常是无善足述；但当他们合而为一个集体时，却往往可能超过少数贤良的智能”，并用多人出资举办的宴会可以胜过一人独办的宴会为例来说明多数人的智慧超过少数贤良的智慧。［1］据此，亚里士多德所理解的“平民政体”就是自由而贫穷同时又为多数的人们所控制的政体，反之则为“寡头政体”。由此可知，统治方式决定于智慧的高低，因为多数人拥有更大的智慧，所以应该由多数人进行统治。

其次，多数统治理论假设，正义在多数人一边。

内容提要：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先减少农民，就要真正取消对农民的各种歧视，彻底打破城乡壁垒，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具体途径为：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健全村民自治制度，废除户籍制度等。

关键词：政治制度创新；人民代表大会制；村民自治制度；户籍制度

“九五”期间，我国农民的收入增长率逐年下降：1996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增长幅度为9.0%，1997年为4.6%，1998年为4.3%，1999年为3.8%,2000年仅为2.1%，收入增幅下降还只是农民收入问题的表象。问题的严峻性主要在于农民来自农业的收入连年减少。在1998—2000年这3年中，农民人均来自农业的纯收入是每年递减的，1998年比1997年减少30.25元，1999年比1998年又减少57.42元，2000年比1999年再减少43.94元。[1]农民收入问题是朱容基总理最头痛的问题[2]，也是目前农村诸多问题的最集中表现。“三农问题”及其所折射出的许多现象成为全国关注的焦点和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学界共识：要想富裕农民，必须先减少农民，其途径是真正取消对农民的各种歧视，彻底打破城乡壁垒，赋予农民国民待遇。具体措施有许多，从目前来看，效果不是很好或者没有。

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3]我认为解决三农问题以及为把我国建设为民主、富强、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均要求进行制度创新尤其是政治体制改革，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出路。因为近几年来，我国推行了很多很好的农民增收政策，但很难真正落实到农民头上，是体制弊端把这些措施一一化解。下面我从如下几个方面提出自己的看法就此作初步探讨。

一、完善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尤其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