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逻辑论文范文10篇

摘要：生态文明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它是对应于工业文明并以其为基础的现代社会的时代性扬弃，是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历史逻辑，同时也是当下和谐社会建设的题中应有之义。也是人类最终走出“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

关键词：和谐社会；生态文明；构建

党的十七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大力建设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并把生态文明提升到与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建设相并列的高度，这充分表明我党对生态文明建设的高度重视，这既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新认识,也是对马克思主义生态文明理论的继承、丰富和发展。

一、生态文明体现了人类文明演进的必然趋势

生态文明是人们正确认识和处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系统相互关系的理念、态度及生活方式,它是对应于工业文明并以其为基础的时代性扬弃,是人类最终走出“人类自我中心主义”困境的必然选择，也是建立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共同发展的新的文明发展进程。

在农业文明阶段,人与自然的关系具体表现为人对自然的依附状态。这种文明方式虽然也有对自然的破坏,但这种破坏基本上在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所能承受的范围之内,即使是区域性的生态灾难也还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自身生存问题的恐慌甚至反思。

摘要：本文在国家与公民关系的框架中构造了中国政治发展的两个重要制度变量：政府制度与宪政民主，而政府制度建设优先于宪政民主是中国政治发展的渐进改革和增量民主的重要体现。本文接着分析了这种次序安排的原因和局限性，认为政府制度的过密化经营是进行政治性内部化从而引入宪政民主制度的契机，如果不能适时地进行政治性内部化改革，中国政治发展的路径就可能违背这种次序安排的初衷。

关键词：政治发展/制度过密化经营/政治性内部化

自新制度主义在中国流行开来之后，对各式各样问题的制度分析和考察日渐增多，其中也有一部分涉及到中国政治的问题。但正如杨光斌教授所说：“在中国政治的研究中，新制度主义范式的运用少之又少；而在中国经济研究中，新制度主义虽然是一个流行的范式，却忽略了中国政治制度和国家权力组织结构与经济变迁的关系，这正是这种研究的致命缺陷”。“不仅制度安排和制度结构的区分使我们关注制度环境问题，而且中国不同于发达国家的现代化道路决定了我们不能忽视制度变迁中的制度环境。”[1]在新制度主义者看来是外生变量的制度环境，其实正是中国政治研究者所要关注的主要内容。

一、中国政治发展的两种制度变量

在《发展中的政治经济》一文中，阿尔蒙德认为发展中国家的政治发展有两个主导性内容，“两个政治变量是：(1)政府能力（或权力），(2)人民参政情况（或民主化）”。“政府能力包括政府机构从社会吸取资源的能力，这些资源包括税收、劳力、物资等；政府能力还包括规定人民社会生活的能力，例如要求人们工作、规定工作时间、确定工资、控制罪犯、管理交通等”。“人民参政指的是社会普通成员参加政府决策的程度”。这两个标准，即政府的权力与效能，和公众对政府影响的程度，是两个衡量政治发展的标准。政治发展指国家的发展和国家的民主化。[2](P65)亨廷顿的政治发展理论则更加注重政治制度方面的建设。在他看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既有结构方面的内容，又有伦理方面的内容。从结构方面说，国家的政治制度化就是国家的政治组织和政治程序有一定的适应性、复杂性、自主性和凝聚性；从伦理方面说，政治制度化的伦理性内容就是国家的公共利益，公民对国家公共利益的共识越大，该国家的政治制度化程度也就越高。亨廷顿把政治现代化界定为权威的合理化、新政治结构与功能的分化和政治参与的扩大。“亨廷顿的整个政治理论，事实上始终围绕着‘政治国家建设’和‘民族国家建设’这两个轴心而旋转。‘政治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建立和巩固国家政权，而‘民族国家建设’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则是确立人民对国家的政治认同。”[3](P148)我认为，这些观点对我们思考政治发展的制度变量是非常有益的。

政治发展可以从政府与公民的关系的层面来解读。假定国家发展政治的总目标是最大限度地保证统治的有效性和持续性，要实现这个总目标，国家有两个任务：提高政府能力和巩固统治合法性。对公民来说，他们期盼享受安定幸福的生活并体现出主权在民的原则，有两个要求：享受到充分提供的公共物品或公共物品以合理适当的方式供给，通过政治参与实现公民权利。不难发现，政府能力的提高联系着公共物品的提供，其制度中介是政府；统治合法性则联系着公民权利，其制度中介是宪政民主，因为只有在宪政民主体制下统治者才能从公民那里获得根本的统治合法性，而宪政民主又是实现和保障公民权利的最根本制度保证。基于这个分析，我们可以说，中国的政治发展有两个根本的政治制度建设变量：政府制度和宪政民主。

内容提要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应构成政治学在社会科学诸学科中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本文在与“经济人”的比较中，挖掘与建构“政治理性人”的人性假设。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关键词“经济人”政治理性人双重需求三元利益权力媒介人性假设是社会科学各学科体系的方法论基石，任何一门社会科学学科皆以特定学科领域范畴中，特定行为主体的人性假设作为研究前提，特定的社会科学学科正是通过对特定社会行为主体人性内涵之基本把握，才能对特定主体行为作出合理解释，从而构成本学科理论的基本方法论前提。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特定人性假设不仅应成为政治学方法论的基本前提，而且亦是政治学在社会科学众多学科里独树一帜的基本依据。当前政治学学科领域尚未形成统一明确的政治人假设，不同的人性假设必然从逻辑上导致非兼容的理论构建；只有在相同人性假设前提下，理论之间才有可能互相交流与沟通。在当代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随着社会阶层日益分化，社会各阶层、各集团既存在公共需要，又存在各自利益需求，当不同社会集团间的理性需求相冲突，或者公共利益与集团利益需求形成冲突，作为仲裁者的政府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满足特定社会集团的特殊利益？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对以上两种功能加以分配？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本身也具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这种利益需求也未必与社会公共利益一致，当政府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的情况下，政府作为公共权力机构究竟是满足社会共同需求，还是政府部门或官僚个体的自身利益？这一系列政府行为问题的解析，最基本的前提在于确立权力主体的人性假设。一门独立学科的成立主要不是以研究领域，而是该学科特有基本研究方法尤其是特定的人性假设作为存在前提。若将政治人性假设设定为道德人，所有的问题似乎迎刃而解，道德人假定政治活动中的人和经济活动中的人彼此独立，在经济市场上，“经济人”受自利心支配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在政治领域中，政治人的动机表现为超越个人利益之利他主义，政治人唯一目标在于谋求、维护与实现公共利益，道德人假设显然无法充分解释历史演进过程中所呈现出复杂的、相冲突着的政治行为与政治活动，“道德人”假设因而在本文中不作为论述重点。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发展起了重大促进作用，理性选择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基于经济人假设，运用经济学方法论对政治学领域进行研究，取得丰富研究成果。但若将经济学的“经济人”假设简单移植到政治学领域，以作为政治研究的基本人性假设前提，那么政治学作为一门独立社会科学学科的最基本人性假设方法论的依据何在？基于历史演进过程中政治行为实践，本文在经济理性人与政治理性人的比较中，来挖掘与建构政治人的人性假设。一、理性与经济人理性人是一种理性动物，理性(Rationality)一词源自希腊文，具有规律、思想、言语等含义。《后汉书·党锢传序》指出：“夫刻意则行不肆，牵物则其志流，是以圣人导人理性，裁抑宕佚，慎其所与，节其所偏”，认为“理性”是人们应有的一种修养和品性。“理性”或是“理智”皆表现为一种人类控制自身行为的能力，动物的动物性完全受本能支配，而人类的动物性则受特有的理性或理智支配。人类如果企图有效地控制自身行为，首先必须明确自身行为的价值目的，并围绕着行为的价值目的，寻找实现价值目的的工具，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运用正确的工具实现价值目标。人类的活动目的必须与人类自身价值相符合，人类的活动手段必须与人类的活动目的相符合。为使人类活动目的和活动手段符合客观规律，就须运用人的理性来认识客观规律，只有在认识了客观规律的基础上，才能根据客观规律选择行为与实践工具，才能实现行为的价值目的。“理性”具有两种最基本的涵义，即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认知理性”反映人的概念、判断、推理等思维形式和思维活动能力，指引人们透过事物表象观察事物本质与内在规律。人们认识世界水平的高低，不仅反映为正确感知事物的能力，而且反映在对感知到的事物进行抽象、判断、推理的认识能力。柏拉图(Platon，前427-前347)将理性称为“理念”、“理式”，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和明晰的秩序隐藏在人们感知的、杂乱无章的日常世界背后。德国古典哲学大师黑格尔(FriedrichHegel，1770-1831)在对理性的绝对至上性进行辩证思考之后，认为理性揭示真理的能力不可怀疑，理性代表着精神对真理的追求和把握，从而将人类社会的理性提到空前高度。理性正是在人类社会实践活动过程中才找到自身存在的基础，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实践过程中，为了确保社会生活的有序进行，人类社会逐步形成了一系列生活准则和行为规范，使得人类自身的动物性在社会关系和社会规则的调节与制约下得以满足，这种在人类社会生活实践中存在的、人类所独有的、人类据以调节和控制自身欲望与行为的精神力量就形成了人的“实践理性”。马克思有一段人们十分熟悉并且经常引用的话：“蜜蜂建筑蜂房的本领使人间的许多建筑师感到渐愧。但是，最蹩脚的建筑师从一开始就比最灵巧的蜜蜂高明的地方，是他在用蜂蜡建筑蜂房以前，已经在自己的头脑中把它建成了。劳动过程结束时得到的结果，在这个过程开始时就已经在劳动者的表象中存在着，即已经观念地存在着。”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已在劳动者的表象中观念地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是由实践理性建构起来的。这种由实践理性所建构、在劳动过程开始时就在头脑中预先存在着的劳动结果，既是人的存在本性与活动方式所使然的特殊的观念形态，也是人的劳动过程区别于动物活动过程的本质特征。人类的理性既是“认知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统一，又是“目的性”与“工具性”的统一。实践中理性融贯于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工具理性关涉实践活动的成败，价值理性决定实践行为的品位。无论在政治领域、经济领域、还是社会领域，人的理性作为人的本质存在并不会改变，“政治人理性”是与“经济人理性”相比较而分析得出，那么首先需要在“理性”内涵的基础上进一步剖析经济人理性的内涵。人一旦进入经济活动领域，就成为经济人，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从英国工业革命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了以自利为行为动机的“经济人”假设。“经济人”具有自利性，追求自身利益是人们经济行为的根本动机；每个人参与经济活动的目的在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在良好的市场秩序下，个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自由行动会在“一只看不见的手”引导下无意而有效地增进社会公共利益，亚当·斯密以此为基础构建出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体系。亚当·斯密的历史性贡献不仅在于首次提出“看不见的手”的理论，还在于通过对人性的深入考察，深刻揭示了市场经济与经济人假设的必然联系，为人类认识和把握市场经济规律开拓了新的视野。进入19世纪后，随着第一次工业革命的顺利完成，生产力得到了极大发展，资本主义市场竞争日趋激烈。在此时代背景下，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约翰·穆勒(JohnS.Mill，1806-1873)肯定了斯密的“经济人”假设，并进一步把“经济人”描绘成会算计、有创造性并能寻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人。他明确指出“经济人理性”是从人类行为的各种动机中抽象出来的经济动机，其中最基本的就是使财富最大化的动机，经济人能够通过成本-收益算计，对所面临的一切机会和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进行理性优化选择，“经济人”假设被更概念化地表述出来，进而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一个“公理”。自亚当·斯密、约翰·穆勒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提出“经济人”假设以来，随着经济学的发展，当代经济学对古典经济学进行修正和改进，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提出了经济人“有限理性”命题，由于环境不确定性、信息不完全性以及人类认识能力的有限性，个人不可能把所有价值考虑统一到单一的综合性效用函数当中，个人无法准确无误地接受、储存、检索、传递和处理信息，因而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我们可以把那类考虑到活动者信息处理能力限度的理论称为有限理性论。”有限理性论进一步丰富了经济人假设的内涵，使经济人假设更接近真实世界经验。随着现代经济学理论的发展，现代经济学理论认为经济理性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不等于只是追求个人物质利益最大化，权力、声誉、安全、健康、舒适等非物质财富效用都要纳入个人效用函数，而且为了实现个人整体效用最大化，人们会以牺牲一定的物质利益为代价去换取其他利益，这样“经济人”活动范围就超出了经济活动本身而扩展到家庭、社区、公共政治等其他领域，使经济学的研究逐步扩展到了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等社科研究领域之中。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尔(GaryS.Becker)认为人类的一切活动都蕴含着效用最大化动机，都可以用经济学分析加以研究和说明，各种人的各种活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追求效用最大，而不管这些人的职业或这些人的活动是否具有商业性质，他认为“经济分析提供了理解全部人类行为的可贵的统一方法”，主张以“经济人”假设取代社会科学其他学科关于人性的基本假设，“经济研究的领域业已囊括人类的全部行为及与之有关的全部决定”、“在现代经济学提供的框架内，各种人类行为都可以得到满意的说明”。发端于50年代的“公共选择学派”则进一步将“公共选择理论”定义为“对非市场领域的经济学研究”，他们将经济学方法运用于政治学领域，认为一切政治人都是政治领域的“经济人”。政治学领域的一些学者也认为，在政治学领域“经济人假说因与人性和社会实际的巨大契合”，从而“避免了一些学科避讳人性本真而常常陷入虚妄无奈的期许之中，并导致说教与现实的无法对接之苦”，进而认为政治人也就是“政治市场中的经济人”。对于学界以“经济人假设”取代人类社会一切人性基本假设的观点，乔治·索罗斯(GeoreSoros)斥之为“市场原教旨主义”。经济人假设对政治学领域理论研究具有很大启示与意义，但如果经济人假设完全套用现实政治活动中的人，那样政治学在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一门独立学科的存在不仅在研究领域的差异，更重要的是该学科存在特有基本方法论，而人性假设则是基本方法论的核心。二、政治理性人的基本逻辑作为方法论的经济学对当代政治学的发展起了巨大推动作用，使当代政治学获取了新的方法论资源，这亦是为什么理性选择理论、理性选择制度主义理论、制度经济学理论能够在当代政治学领域中取得出色的理论成就，正是因为研究基本前提设定为理性人，将政治行为理解为政治人基于利益基础上的理性选择，从而能相对准确地与政治场域中政治主体的行为动机相契合。但愈是如此，一系列问题就越是凸现：政治学领域的人性假设是否等同于“经济人”假设？经济人理性行为主要以人的物质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政治理性人的需求是否完全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满足？既然人皆是自利地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那么基于公共利益的公共行为又何以可能？公共选择理论从经济学的基本假设出发，将政治理性人的需求等同于经济人的物质需要，认为政治过程与经济过程一样是一种交易过程，政府及官僚亦是“经济人”。政府是由政治家和政府官员组成，政府决策和政府行动是由这些人作出的，因此政府行为和政策目标在很大程度上受政治家和官员的动机支配。政治家也是理性人，他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民主政治中的政治家与经济中追求利润的企业家是类似的。为了实现他们的个人目的，他们制定他们相信能获得最多选票的政策，正像企业家生产能获得最多利润的产品一样。”公共选择理论大师布坎南认为，“在''''经济''''和''''政治''''之间或在''''市场''''和''''政府''''，''''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之间，并未划出任何界线。经济学家不必只限于研究市场中各个人的行为(例如买卖活动)。通过交易经济学方法的或多或少的自然延伸，经济学可以根据交易范例来观察政治和政治过程。”公共选择理论将“经济人”假说由经济市场分析推广到政治市场分析，将政治市场上当事人的行为动机假定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经济市场和政治市场上活动的都是同一个人，一个人在菜市场上的行为动机和他在投票箱前的行为动机没有任何两样，一个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他的目标都是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社会科学领域人性假设是构建各个学科的基石，如果政治人完全等同于经济人假设，那样政治学在最基本的方法论上将失去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根基。与公共选择理论的思路相反，有学者给出另一种分析进路，认为不是物质需求而是精神需求构成政治人实施政治行为的理性基石，“政治人理性行为的实现过程则是一个主要以人的精神性需要满足为根本动力、以国家为最高形式的各种社会公共性组织这一社会政治结构为客观载体、以政治人权力价值理性的自律和权力工具理性的他律二者的相互结合为根本约束条件的过程。”这种分析进路将精神需求视为政治人实现公共利益的理性基石，具有一定启发与创新意义，但若将政治理性人的权力行为完全归因于人的精神需要方面的满足，何以解释现实权力运行过程中所出现的政治主体追求物质利益的自利性现象：地方政府的自利行为、政府职能部门的自利行为、官僚贪污腐败行为？这一理论假设亦难以获得充分经验检验。关于政治人的人性假设建构，本文在汲取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尝试比较系统地提出“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当人的活动一旦从社会领域或经济领域进入以公共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就由社会人或经济人转化为政治人。政治人亦是理性人，政治人之所以称之为理性人是因为，政治理性人的活动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公共利益、集团利益、自身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公共权力，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在此意义上，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存在着共性逻辑，即需求衍生利益，需求是利益的基础；利益衍生行为，利益是行为的基石；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理性人在需求--利益--行为之结构、内涵、权力媒介方面存在本质差异，这一本质差异决定了政治理性人与经济人在人性假设方面的基本分歧，政治理性人内涵不是简单的自利的经济人假设所能包涵，它的内涵远比“经济人”假设更为丰富与复杂，公共性、集团性、阶级性、自利性等客观存在政治特性元素在同一政治场域内的交织、冲突与协调，形成了一致与冲突共存的“政治理性人”人性假设。

政治理性人行为基于利益，而利益本质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的双重激励。物质需要是以物的使用价值来满足人的需要，是人对物质生活条件直接依赖关系的反映。随着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人类的物质需要越来越多地通过人化的自然物来得到满足，而不再局限于对单纯自然物的需要。精神需要是人对通过物质所派生出来的精神生活、情感生活等方面的直接依赖而产生的需要，是通过人与物、人与人之间的联系以及人的各种活动而形成的情感或某种心理状态来满足的需要。人的物质需要与精神需求的多样性决定了利益多样性，政治理性人的利益结构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向激励。当人从社会领域进入以权力为载体的公共领域，成为政治理性人，政治理性人需求的多样性逐渐衍生出公共利益、集团利益与个体利益。首先，公共利益源于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要方面双重激励。公共利益首先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的内在需求，当人类社会物质生活发展到一定程度，市民社会为满足公共生活的公共需求，通过契约形式或其他形式建立和委托公共组织(国家与政府)来实现公共利益，通过权力运作满足社会公共物质生活需求。人类社会“一开始就存在着一定的共同利益，维护这种利益的工作，虽然是在全社会的监督之下，却不能不由个别成员来担当：如解决争端；制止个别人越权；监督用水，特别是在炎热的地方；最后，在非常原始的状态下执行宗教职能。这样的职位在任何时候的原始公社中，例如在最古老的德意志的马尔克公社中，甚至在今天的印度，还可以看到。这些职位被赋予了某种全权，这是国家权力的萌芽。”由此可见，公共权力机构源于人类社会物质生活中的公共职能的内在需要，人类社会的公共职能的实现需要必然要求建立公共权力机构，通过一系列委托机制与监督机制使公共权力实现社会所预期的公共利益。另一方面，人的精神需求亦形成实现公共利益的根本动力，人在精神上的自我实现需求、荣誉感会促使政治理性人为实现公共利益实施公共行为，从而获取与实现人生价值。美国著名心理学家马斯洛(A·H·Maslow)的需要五层次论解释了人的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间关系，需要产生动机，动机引发人的行为，这些需要和动机又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按照各种需要的重要性程度和由低到高的发展顺序，分成由低级到高级五个层次：生理需要、安全需要、归属与爱的需要、尊重的需要、自我实现需要。自我实现需要是需求层次理论的核心需要，作为一种价值追求，自我实现本质上是人的能动的社会化的成长过程，是人的自身潜能和价值、理想目标的实现，“希望自己越来越成为所期望的人物，完成与自己的能力相称的一切事情”。需求层次理论与自我实现理论有助于从精神层面认识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动机。政治理性人自我实现的需要，构成了政治理性人追求权力，运用权力，实现公共利益的基本精神动机。集团利益是政治生活中不可回避的客观存在，主要来源于社会经济生活中处于不同地位的集团的物质需求。在阶级社会中，集团利益主要体现阶级利益，国家与政府作为统治阶级工具首先要维护和实现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需求。在历史唯物主义视角下，尽管公共性是任何社会发展阶段国家与政府所应具有的属性，但阶级社会结构中作为“特殊公共权力”的政府属性却主要体现为阶级性，“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国家及政府是阶级矛盾不可调和的产物，政府作为国家合法代表，其主要目的就是代表经济上、政治上占统治地位的阶级，维护他们的利益，尤其是保护他们的私有和公有财产，维护阶级统治的稳定。在当代中国转型社会，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导致社会经济结构变迁，各社会阶层分化并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集团性不再主要表现为阶级间冲突而表现为阶层间矛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阶层的变化成为中国社会转型和经济转轨的最核心的内容，原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的社会结构，已不能涵盖新产生的、更细化、更丰富的社会阶层。“如果说在旧中国和新中国的前30年，中国在社会结构上是一个阶级社会的话，那么，现在的中国在社会结构上已经变成了一个''''阶级''''和''''阶层''''并存的社会，社会结构复杂化了，分化和组合出许多新的社会利益群体。”多元化利益阶层或集团参与、影响、驱动公共权力机构实现有利于特定集团利益的公共决策，作为仲裁者的政府基于公正与效率的价值观对社会各利益集团进行权威性分配，对阶层或集团间利益冲突进行调谐，使冲突控制在统治秩序的范围之内。再者，政府存在自身利益，政府一旦形成，公共利益应成为政府权力运作的应然价值理性，但实然层面上，政府条块部门与个体官僚仍客观存在自身利益需求，以及实现这种特殊利益需求的冲动。政府自身利益源于政府条块组织(地方政府、政府职能部门)或政府组织中的官僚为主体的物质利益需求。国家整体利益的优先并不能否定局部利益的客观存在，地方政府往往形成以区域为边界形成相对独立的利益需求；在条块分割的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中，政府职能部门体系事实上在不同程度上具有相对独立的部门利益需求；公共利益的追求亦不能绝对排除政治理性人个体利益的客观存在，官僚亦有自身特殊利益需求，在宪政与法治制度不健全的政治环境中，政府官僚个体可能运用公权力实现和满足个体物质利益需求。由此可见，政治人理性行为和经济人理性行为均以利益为基础，但两者需求--利益--行为的内涵却存在本质差别。经济理性人的行为基于个人利益或效用最大化，而政治理性人的行为基于多元利益结构：以社会整体为主体的公共利益、以社会特定集团为主体的集团利益(阶级社会中主要体现为阶级利益)、以政府组织或官僚个体为主体的政府自身利益，这三重利益共存于政治场域之中，彼此间在形式上共存，在实质上存在利益冲突，形成一致与冲突的综合矛盾体。在利益矛盾体结构中，利益激励又驱动政治理性人通过政治途径追求权力、获取权力、并运用权力实施政治行为，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政治理性人运用权力实施利益权威性分配则外在体现为政府公共性行为、集团行为、自利行为。当公共权力体现为公利属性，公共权力可以与公共利益沿着同一方向起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公共权力能有效促进公共利益最大化。当权力体现为集团性，阶级社会中的政府机构主要维护与保障统治阶级集团利益，随着当代社会阶层高度分化，现代政府主要能对各利益阶层或利益集团进行利益平衡和调谐。当公共权力体现为自利性属性，公共权力机构及行为往往为政府机构或官僚自身服务，引起社会财富的不公正分配。现实政治生活中，公共权力的运作往往界于三元利益属性混合状态，特定政府的行为与决策究竟侧重于实现公共利益，还是侧重于特定集团利益，或是侧重于政府自身利益？取决于在既定制度约束条件下特定政治主体，以特定利益为圆心，根据三元属性的对比与动态变化实施政府行为，所实现特定的利益分配。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治建设的不断完善，政府自利行为的制度成本不断提升，政府自利性将逐步得以限制，而社会公共需求的上升必将导致公共性的凸现，政府理性行为将倾向于公共服务，实现社会各阶层间的利益均衡与和谐发展。在政治理性人需求--利益--行为互动逻辑关系之间，权力构成政治理性人需求实现与利益满足的媒介与纽带。政治权力形成于人们的需求，政治理性人在社会经济生活中一旦萌发其利益需求，为实现利益需求，就必然倾向于通过政治渠道争取与获取政治权力，并运用和行使权力来实现利益的权威性分配。经济理性人的活动舞台是市场，市场构成经济人与经济人之间交换商品的空间场所。政治理性人围绕着国家、政府以及其他与公共权力相关的组织，以谋取权力、运用权力为活动特征。“政治人是追求权力最大化的人？？''''政治人''''是这样一种人，他们要求关乎他们所有价值的权力的最大化，希望以权力决定权力，还把别人也当作提高权力地位和影响力的工具。”社会公共权力是实现利益分配的最权威、最有效的决定性力量，亦外在地成为“政治人”之所以为政治人的客观标志，政治人的活动一旦脱离了社会公共权力，就不能称之为政治人。现代政治学理论的奠基人马基雅维里(Machiavellian)以“权力”作为其政治学学说的核心。马克思·韦伯把权力定义为“社会交往中一个行为者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其他行为者之上的可能性。”罗伯特·达尔(RobertA.Dahl)把“政治体系定义为任何在重大程度上涉及控制、影响力、权力或权威的人类关系的持续模式。”无论是古典政治学主流观点，还是当代政治学主流观点，政治理性人与权力存在必然联系，“自亚里士多德时代以来，人们普遍持有这样一种观念：政治关系总以某种方式涉及权威、统治或权力。”正是由于在人类社会的一切政治活动中，“权力”成为主导社会政治进程一切方面的核心要素，一切活动在人类社会历史舞台的政治主体--阶级、利益集团，还是官僚、政客、政治精英，总是围绕着权力的获取、实施而展开，“政治权力实际上是在特定的力量对比关系中，政治权力主体为了实现和维护自身的利益而拥有的对政治权力客体的制约能力。政治权力本质上是特定的力量制约关系，形式上是特定的公共权力。”在权力运行过程中，权力体现出双重理性，既体现工具理性，亦体现出价值理性。在从需求到利益的第一阶段，政治权力具有价值理性，由于在社会实际生活中，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实现不是自发和自动的过程，在社会资源稀缺的前提条件下，权力所特有的需求满足与资源分配的功能，诱使社会主体进入政治场域成为政治人，通过制度化或非制度化政治途径来追求、夺取、掌握政治权力，这一过程赋予了权力价值理性。在从利益到行为的第二阶段，权力由价值理性转化为工具理性，因为一旦政治主体获取了政治权力，权力就不再成为终极目标，政治理性人终极目标是在政治场域中通过权力的运用和行使，来实现特定行动者所偏好的利益分配，权力因而构成链接需求--利益--政治行为的核心纽带。综上所述，政治理性人是在特定的政治经济环境中，基于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在三元利益的激励下，追求、夺取并运用权力，来实现特定的利益权威性分配以满足特定利益需求，从而实现权力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有机统一，这一基本逻辑链外在体现为：双重需求激励-追求权力-三元利益互动-运用权力-政治行为。

［摘要］采用逻辑回归方法综合分析继续教育学生毕业设计成绩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学生的平时成绩、年龄和性别是影响毕业设计成绩的主要因素。建议在今后的日常教学中，要引导学生加强平时课程学习，培养低年龄段学生学习兴趣，并督促帮助男同学努力学习。

［关键词］继续教育；毕业设计；逻辑回归；考试分数

一、引言

毕业设计(以下简称:毕设)是高等学校实践性教学中的最后一个环节，学生在完成教学大纲中规定的所有课程学习，并且经过考试（考查）合格后方可进行，只有完成毕设和成绩评定合格后才能准予毕业。毕设检验学生综合运用所学知识，独立完成课题研究工作的能力，成绩评定主要依据毕设的质量和答辩的表现。继续教育中的毕设成绩，除了上述所学知识的应用能力体现以外，还受到其它诸多因素的影响，如学生的基本情况，即：性别、年龄、户籍、政治面貌和民族，以及起读层次(专升本或高起本)、就读专业和平时学习成绩等。逻辑回归常用于分析二分类因变量与多个自变量的关系，在疾病诊疗中，经常用到逻辑回归方法来判定某种疾病（如存活与死亡、患病与未患病等）和一些危险因素是否发生关联[1]。学生完成毕设后，简单来分毕设成绩就是“通过”或“不通过”，也是二分类变量，自变量包括性别、年龄、户籍、政治面貌和民族这些基本个人信息，以及起读层次、就读专业和平时学习成绩等一些影响因素。本文拟采用逻辑回归分析方法，综合分析上述因素，以期发现对学生毕设成绩有影响的因素，探讨相应的对策，不断改进继续教育的教学内容和方法，针对不同类型学生加以不同的督促指导，帮助学生提高学习能力，使学生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二、研究对象和一般处理

1.研究对象。上海大学继续教育学院A教学点2015-2017学年中，共有734名学生参加毕设，他们分属6个专业:工商管理、工程管理、会计学、人力资源管理、英语和物流管理。按照教学大纲的要求，由数十个具有较强理论知识和丰富实践经验的老师来带教指导，具体包括：学术期刊论文及相关资料检索、论文题目和大纲确定、论文初稿撰写和中期检查、论文修改并最终定稿及毕业论文答辩。毕设成绩评定分两种情形，第一种是获得双证（毕业证和学位证），需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成绩评定由三个部分组成，包括指导老师评分（30%），论文评阅老师评分（30%）和答辩小组评分（40%）；另外一种是仅获得毕业证，不需要参加毕业论文答辩，其最终成绩也是由三个部分组成，即指导老师评分（40%）和两个论文评阅老师评分（2×30%）。为了分析影响学生毕设成绩的因素，选取了734名学生入学时登记的一些基本个人信息：性别、身份证号码、民族、政治面貌等。根据分析的需要，将这些基本个人信息归结于五个个体属性：性别、年龄、户籍、民族和政治面貌，再加上他们的起读层次、就读专业与平时学习成绩，共同组成影响毕设成绩的因素，用于开展毕设成绩影响因素的分析。2.一般处理。戴筠和栗君研究过学生个体属性与考试成绩的相互关系[2]，结果表明学生的民族和政治面貌这两个个体属性与考试成绩的相关性极弱，这样在本次对毕设成绩影响因素的分析中，就直接舍弃这两个个体属性，最终形成了六个影响因素：性别、年龄、户籍、起读层次、就读专业和平时成绩。将734名学生毕设的成绩按照不同的影响因素，进行数据整理分析，如表1所示。单从毕设通过率来看，女生比男生高，年龄大的学生比年龄小的学生高，平时学习成绩好的学生更容易通过毕设。在起读层次这个影响因素中，还发现专升本学生毕设通过率比高起本要高，工程管理和英语专业的毕设通过率也高于其他专业。

在学术期刊现有的三审制中，编辑审稿处于三审制的最前端，是决定稿件是否继续送专家外审的关键一环，而编辑也就因此成为稿件质量的第一把关人。这就意味着，如果说三审制能够保证学术期刊编辑出版质量的话，那么编辑则是主编对期刊论文发表整体价值即质量的主要把关者。［1］由于社科学术期刊与科技学术期刊存有不同之处，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审稿，也就相应地带有与科技学术期刊编辑审稿的不同特点。这些不同特点，既体现在编辑对稿件内容的审定上，也体现在编辑对稿件形式的审定上。

一、文稿内容的审定

为更好地呈现中心论点的内涵，学术论文一般会将其中心论点分解为多个分论点，以多角度多层面论述其中心论点的合理性。因此，编辑在审稿时，应仔细判断稿件的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是否建构起了合理的逻辑序列，且分论点是否明确而恰当。要判断稿件的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是否建构起了合理的逻辑序列，编辑在审稿时，可以采用论点内涵外延厘定法以及论点逻辑层次分析法，具体考量稿件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所谓论点内涵外延厘定法，就是在确定稿件中心论点与分论点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判断其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是否具有合理性。一般而言，分论点内涵与外延的总和，应该等于中心论点的内涵与外延。就学术论文而言，其文内各一级标题往往就是其各级分论点，因此，其文内各一级标题内涵与外延的总和，应该等于文章标题的内涵与外延。运用这一方法审定稿件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的关系，可以使编辑快捷直观地得出稿件在论述中心论点时是否具有合理性的结论。比如说，有些稿件文内各级标题的内涵与外延之和并不等于文章标题的内涵与外延，有些稿件甚至存在某个文内一级标题直接等同于文章标题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藉助论点内涵外延厘定法，编辑在审稿时都可以一眼发现。所谓论点逻辑层次分析法，就是在厘定论点内涵与外延的基础上，分析稿件各分论点之间所存在的逻辑关系，判断其分论点之间是否具有合理性。由于学术论文的分论点是其中心论点的多角度多层次分解，因此其分论点之间，势必会构成或并列或递进的逻辑关系。只要厘定了中心论点与分论点的内涵与外延，分论点之间所具有的逻辑关系，同样可以快速推定而得。在判断稿件的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是否建构起了合理的逻辑序列的同时，编辑还要仔细判断各分论点表述是否明确而恰当。论点表述往往以直接明快，精炼准确，并能统摄具体行文内容为上，藉助分析稿件一级标题的语词结构，参综其下所论述具体内容，编辑在阅读稿件时，是不难判断其分论点是否明确而恰当的。一旦认定稿件的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建构起了合理的逻辑序列，且分论点明确而恰当，编辑就应当转而仔细阅读稿件，分析判断其是否以充分必要的论据，严谨合理的论证，清晰有力地阐明了文章的论点。这就是所谓的言之有理，持之有据。论据的充分必要，是指材料是否能完备有力地支撑文章的论点。要做到这一点，论文材料的选择就必须精当。论文在选材时，应该选择他人没有使用或者较少使用的第一手材料，而不应该使用他人反复使用的陈腐的材料，尤其不能使用第二手材料。这是编辑在审稿时，判断论文论据是否恰当的第一个标准。论据的恰当，还体现在论据数量的多寡上，虽然说孤证不立，但这并不意味着论据应该多多益善，而应该以适度为基准，也就是论文所列论据以能证明论文的论点为度。这是编辑在审稿时，判断论文论据是否恰当的第二个标准。编辑采用这样的论据衡量标准审稿，就能有效排除这样几类非优质稿件，比如说全文没有任何材料支撑自己论点的稿件，论文选用论据大多为他人反复使用的稿件，论文所用论据毫无选择的稿件，等等。大抵而言，这几类稿件往往是敷衍成章，缺乏学术论文必要的原创价值的。论据的目的在于以此证明论文的论点，而要想以此有效地证明论文的论点，这就需要在准确使用论据的基础上，合理地由此推导出相应的结论。就论证本身而言，其应满足两个基本条件：其一是直接，其二是严谨。论据本身能自然导向某一结论，这就是直接；由所用论据能顺势推导出某一结论，这就是严谨。以此为判断标准，就能使编辑在审稿时，能有效排除那些离题万里、逻辑混乱的稿件。选题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中心论点与分论点之间建构起了合理的逻辑序列，分论点明确而恰当，且论据充分，论证严谨合理，这样的稿件，往往就是学术期刊所需要的优质稿件。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时，如果遵循上述审稿法则，就能在仔细阅读稿件时，不难在具体内容上，判断稿件是否为学术期刊所需。

二、文稿形式的审定

“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章之道，无外乎质文两谐。一篇优秀的学术论文，除了应该有质的充实新颖外，还需要有文的得体与规范。学术论文虽然不同于文学作品，但并非全然不重文，只不过其对文的要求，与文学作品有所不同而已。一般而言，学术论文带有科学性、创新性、专业性、规范性、应用性等特点。与此相应，其文字表达也应该带有准确性、抽象性、简洁性、层次性等特点。此外，不同的社科学术期刊，还有着不同的学术论文的相关格式规范。凡此等等，都是编辑在完成稿件内容审定后，需要进一步仔细审读的。在此，我们将其统称为文稿形式的审定。学术论文的形式，包含文字表述与论文格式两部分，其总体要求是得体而规范。得体主要是针对论文文字表述而言的，规范则主要针对论文格式而言。这是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审定文稿形式时的两大着眼点。一篇优秀的社科学术论文，其文字表述应该是专业而不卖弄，准确而不含混，简洁而不冗长，层次分明而毫不混乱。专业性是学术论文的基本特点，但学术论文专业性的彰显，不在于概念与术语的堆砌，而在于专业的思考角度与思辨方法。学术论文如果不能谨守这一点，就会很容易导向故作高深与卖弄。这就要求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时，能够不为浮华的概念与术语所迷惑，直视文字背后潜藏着的思考向度与思辨方法，以准确判断其文字表述是否得体。学术论文文字的准确体现在多个层面，既指概念表述的准确而不含混，也指判断的准确而不夸饰，还指文献引用的精确而无错误。概念表述是否准确，可以从专业角度去衡量；判断是否准确，可以从论述层面结合前后语境去衡量；至于文献引用是否精确，则需要从多个角度去综合鉴别。现在部分研究者或缺乏严谨的学术训练，或缺乏严谨的学术态度，或者在引用文献时较为随便，不仔细核对所引文献是否精准无误，或者在引用文献时随意抄录他人所引文献，甚至只是在网络上直接抄录所需文献。后一种情形导致的文献错误问题最大。他人所引文献如果本来就存在错误，再次转引势必导致谬误流传。至于网络文献，则需要对其持有十分谨慎的态度，尤其是古籍文献，不可径直以网络文献为准，而应该以纸质文献为准。古籍类网络文献存在大量的错误，既包括错字漏字，也包括标点断句。学术论文在引用古籍文献时，万不可养成抄录网络文献的不良习惯。但在实际中，部分作者为方便起见，不愿意花费必要的精力检阅纸质文献，而是去直接抄录网络文献，这势必导致引用错误，文献标注错误。对于此类错误，编辑只能凭藉自身的相关积累，在仔细阅读稿件时细心甄别。比如说，如果发现某一句在释读时文理不通，则其引文大体存在问题。这时编辑如果能找到作者所引相关文献，就可以仔细核对其所引文献是否有误。一般而言，如果一篇稿件在引用文献时存在一处较为明显的错误的话，那么基本上可以断定，其全文所引文献存在较多的问题。当然，要想彻底杜绝稿件引文的错误，最为有效的方法是请作者提供其所引文献的所有纸质版著作的原始照片，以供编辑仔细核对，但在实际操作中，多数作者因嫌这种方法较为繁琐，不大愿意配合。因此，这一类错误，在很大程度上，前期只能靠编辑自身的学术储备去发现，后期则只能靠作者的校对去发现。学术论文文字表述是否简练，编辑在审稿时，则可以很快发现。这既可以从稿件的标题去判定，也可以从具体行文中看出来。一般而言，社科学术论文的标题应该十分精炼，字数不宜超过20字，应该是由中心语构成的不完整句。反之，一篇社科学术论文如果标题冗长，而且大多是结构完整的句子，那么，作者的文字大多是不简练的。同理，汉语多以短句子为主，虽然说因为专业性的原因，再加上受到欧化句式的影响，社科学术论文的句式变得较为复杂，且长句子增多，但这并不意味着汉语的面貌已经完全改观。因此，如果社科学术论文多以不必要的长句子为主，则论文的文字大体是不够简练的。此外，还有一部分作者在引用古籍文献时，往往习惯于在引用文献后将所引文献翻译成白话文，这种画蛇添足的作法也是文字不够简练的标志。学术论文有预设的阅读对象。其所预设的阅读对象，就是具备一定专业知识的读者，因此，论文在引用相关文献时，是没有必要再将其翻译成白话的。疏处可走马，密处不透风，是行文的必须，社科类学术论文行文也不例外。当然，社科学术论文文字的不简练，并不仅仅体现在这一层面，还体现在同一内容的反复言说上，这一点编辑在仔细阅读文稿时是不难发现的。学术论文的文字表述是否层次分明，既可以从上下文句意中判定，也可以从上下段文意中判定，还可以从整体文章结构中判定。好的学术论文，其文字表述应该首尾呼应，文气自如，上下通达，结构自然，一体圆融。虽然在实际中，能够达到这一行文标准的学术论文非常罕见，但编辑在审稿时，应该尽量以这些标准为最高指南。这就是所谓取法乎上，仅得乎中。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在审稿时，以上述所言为审稿的基本法则，就可以较快地判定稿件的文字表述是否得体。不同类型的社科学术期刊对论文的格式，都会有不同的规定，这包括作者单位的标示、作者信息的标明、摘要的字数与写法、参考文献与注释的标注，等等。这些规范，编辑都是谙熟于心的，审稿时就能够一眼见出稿件格式是否符合期刊的规范。编辑在审稿时，一旦发现稿件格式不符合期刊规范的，可以暂不处理，等到三审通过拟定用稿后，再通知作者修改，以免产生不必要的麻烦。稿件的文字表述与论文格式如果得体而规范，编辑就可以认定稿件的形式符合刊物需求，如果稿件在某些地方存在不足，则需要在恰当的时候返回作者修改，并结合上述稿件内容的审定，对稿件给出相应的审稿意见，并决定其后续如何处理，至此才算顺利地完成了一篇稿件的编辑审稿流程。总而言之，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审稿对编辑的素养要求较为全面，既需要编辑有正确坚定的政治理想，又需要编辑有较为精深的相关专业涵养，还需要编辑有吹毛求疵的审慎态度，板凳甘坐十年冷的意志，以及高度的工作热情与责任心。社科学术期刊编辑审稿工作，正是在上述多种因素作用下展开并完成的。从另一层面而言，编辑审稿是学术期刊所有工作的基础，只有把编辑审稿做实做精，才能为后续专家二审以及主编终审奠定坚实的基础，并为此后的编辑校对工作打下良好的根基。换句话说，编辑审稿到位了，专家二审与主编三审就会顺利得多，而此后的编辑校对也会事半功倍。正是在这一意义上，编辑审稿的重要性得到了彰显。

一、选题

选题是否成功是研讨成功的条件。有一种说法，哲学社会科学不像自然科学，没有成功与不成功之说，只需情愿去做，终究必定成功。此话谬矣。没有好的选题，即使是洋洋洒洒数万言乃至数十万、数百万言，效果都是无用的废话。这就不能视为成功的研讨。成功的研讨必定是建立在成功的选题之上的。那么，什么是成功的选题呢？简而言之就是选题要有问题认识。

问题认识是什么呢？

一是指研讨的方针取向。成功的选题应该是提醒研讨的方针取向，也就是要使研讨到达什么样的方针。研讨的方针取向所反映的是研讨是否有价值，是否值得研讨。因此，从选题来看就能够知道该问题研讨的状况和可能开展的趋势。假如选题没有提醒研讨的方针取向，而仅仅陈述了一个实际，那么就意味着该研讨不值得研讨，或许说前人现已做了比较详尽的研讨，在现在的状况下现已没有深化的可能了。这种选题就不应该去选。

二是指研讨的详细规模。成功的选题应该是规模详细，不是大而全的。也就是选题不能过大，过大的选题会使研讨无法深化下去，仅仅如走马观花。另一方面是标题太小，研讨就会过于沉迷于琐碎的细节，然后使研讨失去了价值和档次。特别是有的细节并不具有代表性，也不能真实反映事物开展的趋势，但因为研讨者的视界太小，无法从细节中发现事物开展的底子规律。特别是做前史史料研讨的往往都有这样的缺点。

三是要对一个学术问题产生质疑，或许说要有争鸣性。学术研讨是无止境的，真理更是无止境的。许多学术观念在其时是对的，或许说是真理，但时刻和条件都变化了，因此其真理性也会发生变化。因此，选题必定要勇于质疑，但质疑有必要要有理有据，而不是随意置疑。在有理有据的根底上的置疑，这样的选题必定是有价值的。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国家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

年底了，又是各高校交论文的高峰期，很多学生都需要写开题报告，这篇文章就讲一讲如何写论文开题报告。关于论文开题报告的写法有很多种，已下讲的是比较常用的写法及作者的一点经验。希望不会令您失望。

一、如何选择问题

我一直萦绕于怀的，是在写博士论文开题报告的一年多时间里，导师薛澜教授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你的puzzle是什么？”多少次我不假思索地回答“我的问题就是，中国的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薛老师问题以其特有的储蓄，笑而不答。我在心中既恼火又懊丧：这么简单的道理，这么明显的答案，到底哪儿不对了？！

奥妙就在于提出问题的“层次”。不同于政策研究报告，学术文章聚集理论层面、解决理论问题。理论是由一系列前设和术语构造的逻辑体系。特定领域的理论有其特定的概念、范畴和研究范式。只有在相同的概念、视角和范式下，理论才能够对话；只有通过对话，理论才能够发展。极少有硕博论文是创造新理论的，能这样当然最好，但难度很大。我们多数是在既有理论的基础上加以发展，因此，在提出问题时，要以“内行”看得懂的术语和明确的逻辑来表述。审视我最初提出的问题“中国半导体产业为什么发展不起来”，这仅仅是对现象的探询，而非有待求证的理论命题。我的理论命题是：“中国产业政策过程是精英主导的共识过程吗？”在这个命题中，“政策过程”、“精英政治”、“共识诉求”三个术语勾勒出研究的理论大体范围和视角。

其次，选择问题是一个“剥笋”的过程。理论问题总是深深地隐藏在纷繁复杂的现实背后，而发现理论问题，则需要运用理论思维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训练是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不过初学者也不必望而却步，大体上可以分“三步走”：第一步，先划定一个“兴趣范围”，如半导体产业、信息产业、农村医疗、高等教育体制等，广泛浏览相关的媒体报道、政府文献和学术文章，找到其中的“症结”或“热点”。第二步，总结以往的研究者大体从哪些理论视角来分析“症结”或“热点”、运用了哪些理论工具，如公共财政的视角、社会冲突范式等。第三步，考察问题的可研究性，也就是我们自己的研究空间和研究的可行性。例如，西方的理论是否无法解释中国的问题？或者同一个问题能否用不同的理论来解释？或者理论本身的前提假设、逻辑推演是否存在缺陷？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找到自己研究的立足点。不过还要注意我们研究在规定的一到两年时间内，是否可能完成？资料获取是否可行？等等。

最后，如何陈述问题？陈述问题实质上就是凝练核心观点的过程。观点应当来自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总结，而不是为了套理论而“削足适履”。中国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充满动态的、丰富的景象，如何才能用恰当的术语、准确的逻辑表述出来呢？雄心勃勃的初学者往往提出宏伟的概念或框架，但我的建议是尽可能缩小研究范围、明确研究对象，从而理清对象的内存逻辑，保证能在有限的时间内完成规范的学

社会科学，是推进人类社会发展的巨大动力。显然，思想政治工作是针对人和人的思想行为的，因此，它属于社会科学范畴。同时，它又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个锐利武器。改革开放的二十几年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思想政治工作的科学性所在，越来越体会到思想政治工作其科学意义是重大的。因此，越来越加强了对这方面的研究，并成立了相应的群众性组织：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可以肯定的讲，这一群众性组织在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与推进实践上，发挥了极其重大的作用。然而，经过十几年的实践，人们也深切的感觉到，随着形势的变化，思想政治工作研究需要有一个更新的发展。无论是从组织上、形式上、作用上，以及工作理念上，都必须以务实态度加以提升，所以，各级政研会组织在多次布置研究课题时，都有一项关于如何加强政研会方面的内容。正是基于这一点，笔者才提出了以下关于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方面的新想法。 一、必须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党的领导。

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从它诞生的那天起，就冠以了群众性组织的名头，因此，为了突出群众性，在组织形态上，它的某一级组织往往是按企业类别专业类别或性质相同、相近的群体来划分。如就辽宁省电力有限公司来讲就有供电学组、发电学组、修造学组、科研院校学组等等，就社会来讲则是以企业为单位。他们的上级组织的经费主要来自于组织成员的会费缴纳，从经费上似乎也体现了群众性组织的特性。然而，我们稍加分析就会发现，担任这些组织的各种负责人基本上都是企业里相应的不同级别的领导人，如会长由党委书记担任，秘书长由宣传部长担任。所以有人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官”办的群众性组织。如果说，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产生初期具有民间性、群众性的话，那么发展到今天，我们认为，它必须更紧密的纳入到党委的领导之下，因为思想政治工作本身就是我们党做好群众工作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我们党在长期革命和社会实践中发明创造的一个行之有效的工作方法。今天我们要探索其科学性所在，通过不断的探索与研究构造完整的科学体系，显然是各级党组织的重大命题。所以我们认为，应该在组织形态上突出党管性、在研讨上突出群众性。否则，“犹抱琵琶半遮面”，反而会使此项工作日趋形式化，最终导致松散，而丧失掉凝聚力和生命力，人们的关注力也将淡化起来，从重视走向弱视。从实践上看，也反映了这个问题。如营口供电公司过去在组织形态上没有从根本上纳入到党的组织管理上来之前，思想政治工作的理论研究就缺乏深刻性，普遍性也不足，具有很强影响力的文章产出也较少。1996年党委把研究小组从专业学组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后，就发生了明显变化，每年产出的论文、调查报告等少则20余篇，多则近百篇。而且有的文章上了《工人日报》，多篇文章参加了全国性或国家级别的论坛，各种层次奖项不断获得，其成果的影响力越来越大，不但有力地指导了企业实践，而且也引起了外部的关注。由此看来，从组织形态上，把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直接纳入到党的领导之下，确实是很必要的。就省公司范围来讲，这种形式主要应该体现在基层，即取消专业小组形式，改为以党支部为单位，这样就把思想政治工作的研究，直接作为党组织的一项常规工作紧紧地抓起来。而省公司目前划分的学组形态，由于具有很强的交流性，仍需保持。说穿了就是要确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会是我们党的研究会，思想政治工作研究是我们各级党的组织的一项重要任务。所以，我们必须确定这样的原则：组织形态突出党管性，研讨形态突出群众性。如果这个原则确立起来的话，我们就应该在这个原则指导下，思考并完善这方面的建设。

二、必须在形式上突出学术性。

当前，就省公司而言，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缺乏学术性主要体现在形式上。每年一次的学组会实际上并没有有效地进行学术交流，会议模式基本上是听取各单位政研工作汇报、评选先进政研会、评选优秀论文、分组座谈（党委书记一组、宣传部长一组）、领导到会讲话、布置相关工作等等。很显然，会议没有安排学术交流，虽说事先收集了论文，但是仅仅局限在评比人员范围内，结果会议变成了评比会和座谈会。这几年，大家对评比颇有微词，已经产生了反感，其原因是各家的工作大致雷同，当然不排除有的单位有特点，而评比也是必要的，问题是为什么大家会产生反感呢？究其原因，是我们的会议把工作主体搞错位了。思想政治工作研究的会议，它的中心任务应该是开展学术的交流，通过学术交流互相启发，所以会议绝大多数时间应该对此进行安排。现在我们恰恰在这方面缺项，所以它必然显得苍白。我们认为，对此应该加以改善，即在保留原有的形式状态下，把工作主体转移到学术交流上来。对此我们可做好如下设想：第一是把省公司级别的思想政治工作研讨会（学组会、年会）改为思想政治工作研究论坛或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高峰会议。其理由是，参加此等会议的人员构成基本上是各个企业的党委书记和宣传部长及省公司的相关领导，这些领导都有着较强的理论水平，其层次相应也较高，而且党委书记本身就是思想政治工作的专家，宣传部长也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具体组织者，而收集上的论文相应质量也较高，因而冠以上述名称是比较贴切的，同时又在形式上提高了会议品位，更能引起人们的重视。第二是开展学术交流。思想政治工作既然是科学，研究它的文章又称之为理论，显然其本身就具有学术性。这些学术成果不能被封在集子里，或束之高阁起来，因为我们必须看到，每年形成的论文集，很少有人去翻看学习，所以我们必须提供适当的场合去进行交流，学组会是最佳的交流场所。我们可以采取如下的措施：一是由论文作者本人现场宣读论文，由与会人员评判，根据得分多少直接评选出优秀论文，这个做法将会耗去大量时间，但交流的内容多。二是仍采取现在的做法，事先评出优秀论文（专家评选行为），然后现场宣读优秀论文，这样做耗时少，但交流内容也少。如此，学组内就会形成交叉感应，相互启发，座谈起来也丰富得多，有利于提高我们的思想政治工作水平，也有利于理论研究的提高。三是在研究与交流上，我们发现近几年似乎论文偏多，而赋有深度的专门调查较少，所以我们应该大力提倡开展工作调查，所形成的调查报告，可直接参与交流，以引发我们对某些问题的思考。第三是提倡学者风范。现在我们一些论文作者撰写的论文底气不足，缺少学者风范，应引导他们在撰写论文时要以学者的身份出现，要敢于讲话，写文章不能缩手缩脚，这样才有可能形成一定的品位。当然，文章首先要讲思想性和逻辑性。我们的一些作者，往往否定自己写的不是论文，实际上这是一个误区，什么叫理论？实际很简单，观点加逻辑就等于理论，理论系统化了那叫理论体系，所以作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研究者身份出现时，不能首先矮人三分，而要自我提气。第四是先进政研会的评比可以两年搞一次，这样做的好处是可以考察各单位是不是就理论谈理论，所研究的成果是否有效地指导了自我实践。因为当年产生的理论成果需要有一段时间进行检验，所以必须把这个时间让出来。很显然，我们在评选先进政研会的时候，必须把理论成果应用做为一项基本条件，而不是仅仅看开了几个会，收了几篇论文上。第五是基层仍为研讨会。其理由是，基层相应理论水准偏低，有些论文缺乏系统性，有的明显缺乏逻辑性，所以他们之间恰恰应该开展研讨，边研究，边讨论，互相激发。如果基层冠以论坛、高峰类的名头，显然是不合适的，因为你层次上也不够分量。如果是这样，我们就把上下层次明确区分开了，即学组会为论坛会或高峰会，基层则为研讨会。这些形式的划分不是唯形式而形式，而是有着一定的理由和实际内容的。

三、必须加强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转化，加大指导力。

近几年，随着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文章的增多，质量的提高，省公司思想政治工作部越来越关注成果的认定与转化，越来越看到自我理论指导力的重要性。因而连续几年都设立了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奖，这个做法是非常积极的，受到了大家的欢迎。但是我们也必须看到，就省公司范围内，思想政治工作理论成果的转化还显得不足，很多成果并没有推广开来，很多有价值的东西还存在了“银行”里，因而导致了它的指导作用搁浅了，这是非常令人惋惜的。所以，我们必须珍惜这些成果，下大力气促进转化，使其真正发挥指导具体实践的作用。固然有些成果没有普遍性，但是借鉴性总还是存在的，有借鉴就会发展到有运用，有运用就会体现出指导，指导力形成了就必然会推进工作发展。

在长期的写作实践中，论文写作逐渐形成了一套约定俗成的格式，并逐渐成为相对定型化的文章结构程序，通常称之为论文结构的“基本型”。这种基本型的文章结构，包括序论——本论——结论三大部分，有似乎形式逻辑的三段论推理的结构，故被人们称为“三段论式”。毕业论文的起草，其主要任务就是要写好序论、本论和结论。

一、写好序论

序论也叫前言、引言、导论或绪论，它是论文的开头部分。毕业论文的序论的内容，一般包括选题的背景、缘由、意义和目的，或研究的目的、范围、方法及所取得的成果，也可以对本文的基本观点、本论部分的基本内容作一个扼要的介绍。序论的写法主要有以下几种：

(一)交代式。开头交代论文写作背景、缘由和目的意义。例如，《试论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残疾人就业保障》一文的序论：《中国残疾人法》的颁布实施，使残疾人的就业问题从根本上得到了保证。但是，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特别是在当前市场经济条件下，残疾人的劳动就业保障出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影响社会稳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重视并妥善解决残疾人就业问题，对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促进经济发展，社会进步和精神文明建设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本文就这方面的问题，谈点粗浅的看法。(引自学员毕业论文，下同)。

(二)提问式。一开头就提出问题，或在简要交作背景之后随即提出本文所要解决的问题。例如，《国有企业人才外流的原因及对策》一文的序论：

当今世界，商品竞争，科技竞争，国力竞争，正在突破地域、意识形态的界限而日趋激烈。而在这股竞争大潮中，人才的竞争则是关键。当人们为改革开放中人才大流动的出现而欢呼时，国有企业却频频告急。人才大多是从国有企业流向非国有企业，使国有企业的不少厂长(经理)深感“留人乏术”。为什么在人才竞争中，国有企业会处于被动地位?怎样才能吸引人才?本文就此作一探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