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话语论文范文10篇

导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无产阶级」时期（以下简称「」）。其中「文化」指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艺术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是属於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基础相应而互动的政治文化。其实自始至终讲的是所谓「阶级斗争」。其发动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有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正在日趋巩固和加强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与势力。1

这种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是引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所涉方面错综複杂，诠释的人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2然而就对相当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残，学术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共识。这些迫害与摧残的背后都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在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当时的政治话语3之产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动和认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样板戏。目的是探讨这种属於文化领域的娱乐形式如何影响到参与者及其行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结合个案研究（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田野调查（访谈录）的研究方法。材料来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本和录影以及相关文献典籍（详情请看本文末页主要参考书资料）。

本文将分为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样板戏的创作特点，《智取威虎山》和访谈录4节。最后一节，即「结语」将尝试在前4节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

导言

1966年至1976年在中国历史上被称为「无产阶级」时期（以下简称「」）。其中「文化」指的不仅仅是一般的文学艺术而是马克思主义所认为是属於上层建筑的、与经济基础相应而互动的政治文化。其实自始至终讲的是所谓「阶级斗争」。其发动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内部已有人走上了资本主义道路并正在日趋巩固和加强党内和政府中的地位与势力。1

这种社会主义阶段两条路线的矛盾与斗争是引发的主要因素之一。但因规模庞大、参与者众多、所涉方面错综複杂，诠释的人至今众说纷纭争论不休。2然而就对相当一部分人民的迫害和摧残，学术界多少还存在着一些共识。这些迫害与摧残的背后都有一些极端的行为在运作。在一定程度上这些行为是当时的政治话语3之产物或至少被它所推动和认可。4

拙文的研究物件正是政治话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即样板戏。目的是探讨这种属於文化领域的娱乐形式如何影响到参与者及其行为。在方法上本文採取了结合个案研究（指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与田野调查（访谈录）的研究方法。材料来源主要是1963年至1969年《人民日报》的相关文章，样板戏《智取威虎山》剧本和录影以及相关文献典籍（详情请看本文末页主要参考书资料）。

本文将分为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样板戏的创作特点，《智取威虎山》和访谈录4节。最后一节，即「结语」将尝试在前4节的基础上进行总结。

第一节背景：话语的形成与样板戏的出现

作者：秦妍单位：江苏省南通市通州区姜灶中学

要注意语言的启发性

很多学生之所以对政治学习缺乏兴趣，与教师长期的灌输式教育也存在着直接的关系。很多教师在上课之前往往会花上很多时间把教材上的知识点一一总结归纳，然后在课堂上就把自己之前的劳动成果一丝不差地“丢”给学生。这种“喂食”式的教学方式虽然对于提高教学效率，增强知识的系统性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却也剥夺了学生思考的权利。

要知道，初中阶段的学生正处于一个思维活跃、好奇心强的年龄段，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只是让他们单纯地扮演知识容器的角色，自然难以引起他们的学习兴趣。因此，在政治教学中，教师要通过一些启发性的语言来告诉学生获得知识的方法，而不是直接把知识“喂进”学生的嘴巴里。例如，我在给学生上到八年级上册第一单元《积极的生活态度》这节课的内容时，在说到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时，我并没有长篇大论地给学生讲授树立目标的重要性，而讲了这样一个真实的案例：某研究机构曾经对一个班级的学生进行测试，测试的内容是看这些学生是否拥有目标，测试结果显示，在这个班级中，有20%的学生有明确而远大的目标，55%有模糊的近期目标，而25%的学生则表示没有目标。

20年以后，这家机构对当年参与测试的学生进行调查，结果发现，拥有明确目标的20%的学生基本上都成为了社会上的杰出人才，而拥有模糊目标的学生则大多数处于社会的中层，至于那些没有目标的25%的学生，如今的生活状况基本上都不太如意，大多处于社会的低层。通过这个案例的启发，学生自然体会到了树立明确目标的重要性。

要重视身体语言的运用

一、研究方法及数据来源

本文选择的期刊样本来源于中国知网（CNKI）中5种思想政治教育类重要期刊，检索时间为2017年1月1日至2017年12月31日。具体为《思想教育研究》发文318篇、《思想理论教育》235篇、《思想理论教育导刊》430篇、《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717篇、《思想政治教育研究》189篇，合计检索出1889篇有效文献（已经剔除如会议综述、非学术文章、访谈、消息等非研究论文），6708个关键词。

二、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论文统计

（一）论文作者分布。论文作者年度发文在4篇以上的16位，发文为71篇，占总数的3.75%。北京师范大学的冯刚位列第一，发文7篇；兰州大学的王学剑、中国人民大学刘建军和靳诺、武汉大学佘双好4位作者发文5篇，位列第二；武汉大学的丁俊萍和骆郁廷及宋俭、清华大学肖贵清和吴潜涛、华中师范大学刘宏达和秦在东、西南交通大学林伯海、湖南大学柳礼泉、上海师范大学石书臣、中国人民大学王易11位作者发文4篇，位列第三。上述16位作者年均发文4.4篇，全部来自985院校。（二）论文地区分布。作者分布于除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境外机构分布3篇论文。高度聚集于中、东部地区，欠发达或边远地区分布量明显偏低。发文40篇以上的16个地区依次为北京322篇、湖北252篇、上海203篇、江苏169篇、四川100篇、吉林88篇、河南81篇、广东80篇、湖南59篇、安徽56篇、辽宁54篇、浙江49篇、山东和黑龙江43篇、重庆42篇、广西41篇，合计分布1682篇论文，占总数的89%，其余15个地区集中204篇，占总数的11%。（三）研究机构分布。1889篇论文分布于526所各类高等院校（少量分布于研究机构等），平均发文3.59篇。其中，10篇以上的40所高校。依次排在前为武汉大学92篇；东北师范大学59篇；中国人民大学42篇；北京师范大学与华中师范大学均40篇；北京大学33篇；武汉理工大学32篇；清华大学31篇；复旦大学和西南大学华东师范大学28篇；上海交通大学26篇；北京科技大学23篇；首都师范大学22篇；河海大学20篇；吉林大学19篇；安徽师范大学18篇；上海大学16篇；江南大学、西南交通大学、扬州大学、南京师范大学15篇；福建师范大学、广西师范学院14篇；电子科技大学、南开大学13篇；哈尔滨工业大学、湖南大学、华东理工大学、辽宁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12篇；浙江大学、中国矿业大学11篇；河南师范大学、华东政法大学、兰州大学、山东大学、同济大学、中国地质大学（武汉）、中南大学10篇。40所论文高分布机构集中了863篇论文，占总数的46%。高分布区域的40所高校93%为985、211院校。其余，468个机构分布论文1026篇，占总数的54%。1889篇论文所分布的526个机构，高度集中于各类高等院校，包括普通本科322个、占机构总数61%，985/211院校94个、占总数18%，高职高专87个、占总数17%，其他23个、占总数4.3%。

三、2017年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

（一）高频关键词。本次检索所得1889篇论文6708个关键词，篇均关键词3.55个，重复出现20次以上的高频关键词一共27个，重复出现的总次数为1451次，平均每个高频关键词出现的次数为55.8次。详见下表。（二）思想政治教育研究热点。1、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改革以提高亲和力、针对性进而提升学生获得感为目标，具体落脚点为教材、教学内容、教学方式方法、教师，同时，学科建设和课程体系建设为重要基础和支撑。（1）学科建设滋养课程教学。思想政治理论课持久的魅力需要强有力的学科支撑和较高的学术品味，教学与科研一体化势在必行。教师学术水平提升了，视野就开阔，课程的整体水平随之提升。反之，缺乏学科支撑和学术品质的思想政治理论课不具备说服力和持久的影响力。（2）课程体系是教学的依托。首先要准确把握政策方向，遵循历史和逻辑、理论和实践的统一的原则，有机整合该学科不同类型知识，实现自身课程体系的融洽。其次，遵循学科发展规律，整合其他课程的思想政治教育要素，处理好不同层级教育之间的内容衔接。（3）教学内容为教学主体。教学内容决定教学方式方法，内容为核心。现行统编教材坚持了科学性、规范性，但仍然存在诸如理论视野狭窄、批判功能缺失、话语方式呆板、内容相互重复等问题，亲和力和针对性不够。遵循政治性、理论性、教育性、发展性有机结合的原则，改进教材编写的思路和方法，拓宽理论，增加知识含量，避免内容重复，确保话语的科学化与通俗性，同时保持内容连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终极目标是在知识诠释的基础上，验证理论知识，并实现价值的引领。在内容体系构建方面，学者已达成共识，实现教材体系向教学体系的转型，将教科书变成教案，把教材学术性的书面语言转变成学生乐于接受的较为通俗且不乏严谨的书面语。在话语形式转换的同时，要求教师能够将当前老百姓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大学生热切关注的现实问题以及他们内心的种种困惑，嵌入教学内容，回应现实，实现价值引领。（4）教学方法改革以实践教学与理论教学的紧密结合为着力点。传统教学方法与现代教学方法相结合，线上与线下、虚拟与现实、课上课下多种方式交叉，整合校内外以及网络的各类教育资源，发挥最大效益。强调互动与对话。构建学生全方位话语体系，包括学生之间、师生之间的对话，学生与人民大众的对话，学生与教材、与社会现实生活对话。强调重复教育，价值观念的形成需要经过反复、多次的亲身实践，不同形式的反复多次刺激，方能完成从认知到认同的过程。创设情境。价值观的形成具有很强的情境依赖性。包括在课堂设置的讲故事、演绎短剧、微视频、微电影、设置问题、模拟场景、案例教学等，让类似的场景重现，唤醒和激活学生的潜意识，实现价值观的认知认同。（5）教师形象塑造。教师良好的学术魅力、理论魅力、道德魅力、人格魅力能够提高对学生的吸引力、感召力、影响力，使学生对老师心生好感，以缩短心理距离。教师本身要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和广博的知识视野，拥有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儒雅大方的气质；能够灵活运用话语技巧，实现教案的书面语言向口语的成功转型。同时，教师还要熟悉学生的话语体系，善于运用学生熟悉、喜欢的话语风格和形式。2、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路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研究仍然备受学者关注。（1）文化认同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前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深深植根于中华民族五千年积淀的文化，并以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为理论之基。文化的核心是价值，认同价值首先认同文化。人们对于文化的从自觉认知到认同是一种复杂而漫长的心理过程，制约着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接受和践行程度。在文化认同的基础上，坚守文化自信、文化自强，并自觉传承，从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2）中华民族优秀的文化滋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也提供丰厚的教材。儒家道德主义建立完整的修身成人理论，通过个人“成人”来成就仁、义、礼，从而齐家、治国、平天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强调使人获得道德提升和人格完善，成为有益于社会的人，完美契合儒家的成人思想。同时，在几千年的文化传承中积累的民间丰厚的文化资源也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根基。优秀传统文化理当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的活生生的教材。植根于中华民族古典文化，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的红色文化，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根同源。二万五千里长征、八年艰苦卓绝的抗战、两次国内革命战争以及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人民大众在共产党领导下用鲜血和汗水铸就的辉煌，凝聚了伟大的爱国主义精神和共产主义理想，滋养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成为价值观培育的资源。（3）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路径。大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已基本构成了课堂教学、校园文化、网络平台、社会实践、制度保障五位一体的格局，且制度保障贯穿各个环节。思想政治理论课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主渠道、主阵地的地位仍然没有改变，打下坚实的理论功底是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基础性环节。优化教学内容，更新教学模式，整合校内外教育教学资源，构建复合化教学团队，成为思政理论课改革的重要内容。校园文化建设是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的一个亮点。丰富多彩的校园生活、丰厚的校园文化底蕴是学生价值观从认知到认同的首要环节，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重要实践基地，而且这些与学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促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养走向日常化、生活化，润物细无声的教育功能持久而稳定。3、辅导员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大思政理念改变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辅导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研究成为热点。（1）辅导队伍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的必然性。长期以来，辅导员队伍选拔制度和管理机制不健全，知识结构及来源混杂，队伍不稳定，身份不明确，职业发展方向模糊。队伍整体素质有待提升，社会地位认可度不高。大思政理念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体系发生了结构性改革，整合校外资源、学校内部的各方面的教育资源构建思想政治教育的大舞台势在必行。以思政教学为主渠道、以日常思政为主战场形成了思政课教师与学工处和团委“三位一体”的教学团队，辅导员与思政课教师联动的局面迅速展开。国家政策的强有力支撑。2005年以来，教育部相继颁布文件强调高校辅导员队伍的职业化、专业化建设，特别是2014年3月教思政[2014]2号文件《高等学校辅导员职业能力标准（暂行）》对此进行了系统论述。（2）科学化、规范化管理。关照学生管理和教学、科研等多方面，建立辅导员职务、职称晋升细则，保证其职业发展渠道畅通；建立科学的人才选拔机制，在学历、学位、专业以及工作经验等方面进行严格筛选，在高校尚未设置辅导员专业的情况下，选择思想政治教育、心理学、哲学、职业教育等学科的毕业生，或者择优选择有从事思想政治工作经验的、人文社会科学专业的往届毕业生。逐步实行持证上岗，建立长效的职业资格考核制度，确保辅导员的特殊身份的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同时，建立科学考核制度，使辅导员职业化、专业化发展从制度约束到自律。（3）专业化发展是核心。职业化建立在专业化基础之上，专业化是职业化的核心要素。学者聚焦点在于尽快在高校设置辅导员专业，培养适合辅导员工作的特色人才。根据辅导员工作的实际需求，参照思想政治教育、管理学、哲学、职业教育专业细化专业，确定专业发展方向，并进行特色定位。课程开发是专业建设的核心环节，同样辅导员专业课程目标和课程内容等设置环节也要参照上述学科专业进行，在实践中逐步完善。同时，建立经常性的非全日制短期培训，实现正规教育与职业培训相结合。（4）一般能力和通用能力的培养不可或缺。一般能力包括语言表达能力、沟通能力、合作能力等，这些能力作为辅导员来讲必不可少。辅导员既要从事学生管理工作，又要做心理咨询师，所以需要有良好的语言表达能力和沟通能力，同时具有较强的合作能力。作为高校教师的辅导员，需具备教学能力和科研能力，逐渐向专家化方向发展。辅导员的教学管理逐渐纳入正规，不但承担选修课，而且要承担系统的专业课教学。同时，高校科研部门要为辅导员创造机会进入科研领域，在课题申报和科研条件方面给予适当倾斜，培养专业带头人。（5）创新辅导员工作模式。改变原来的分散单干的局面，实行团队、工作室工作模式，建立辅导员导师制度，整合资源，初中高级辅导职责分明，协同进行学生的管理和教育，同时在工作中实现初中级辅导员职业能力的提升。职业分工是职业进化的标志，辅导员工作职责细化能够加快职业化、专业化的进程。4、全面从严治党。（1）全面从严治党的必然性。从世情来看，“我国发展仍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的基本判断没有变，但是相应的国际环境方面的内涵和条件发生了很大变化。”亟待依靠党的建设应对国际风险。就国情而言，目前中国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虽然改革开放四十多年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辉煌成果，但是还存在一系列问题。基于党情，党历经9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执政经验，创立了系统的执政理论，但是，应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和国内形势，党的执政能力和整体素质还迫切需要进一步提升。基于马克思主义的党建理论，充分继承了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和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初期创立的系统、全面的党建思想，吸纳了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建党理论体系的先进性、时代性、可操作性。继往开来，承前启后，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适时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2）全面从严治党的格局。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提出了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强调思想建设、组织建设、作风建设、制度建设和反腐倡廉建设的有机联系和协同作用，构建“五位一体”治党总布局，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的战略布局。党的报告提出了新时代党的建设总体格局，全面推进党的政治、思想、组织、作风、纪律建设，把制度建设贯穿其中，深入推进反腐败斗争，形成了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与伟大梦想、伟大斗争、伟大事业的良性互动。全面从严治党的格局具有鲜明的倾向性。首先，建党寓于治党过程之中，避免为建而建；核心是加强党的领导，基础在全面，关键在严，要害在治。其次，新时期党建格局的各个部分互为一体，互相联动，相辅相成。政治建设居首位，严守党纪；思想建党和制度治党紧密结合，同时发力；制度建设贯穿各个环节。再次，建设好党内政治生活这个基础平台，完善党内内外监督机制以及考核机制。（3）全面从严治党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全面从严治党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建设理论，创新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党建思想，丰富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宝库。全面从严治党坚定地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与中国社会实践紧密结合，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守崇高的革命理想和共产主义信仰。党中央创造性地将全面从严治党上升为治国理政的战略布局之一，实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与党的建党治党有机结合。十八大以来，以习为核心的党中央将“全面从严治党”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又实现了“伟大工程”和“伟大事业”的完美对接，显示党建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国密不可分。5、网络思想政治教育。互联网冲击了原有思想政治教育的格局，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受到学者的关注。网络思想政治教育是一把双刃剑。（1）教育主客体关系受到颠覆。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空间是开放、自由、平等、互动的，教育者与受教育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受教育者主体性充分崛起，并向多元主体转化，从而弱化了教育者的核心地位和话语权威性。（2）互联网的教育信息海量、丰富，且更新速度极快，但鱼龙混杂，良莠不齐。面临着能否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的严峻问题。互联网技术人才匮乏，师生开发运用大数据的综合技能偏低，使得信息转化成知识，知识转化成智慧难度加大。（3）“微时代”催生了“碎片化”阅读。学生利用手机、电子书、平板电脑等电子终端，在零碎的时间断断续续地阅读片段性的内容。“碎片化”阅读以其简洁、通俗、实用以及趣味性强等特点强烈地吸引了学生的眼球，弱化了思想政治教育的吸引力。有效应对挑战的路径。（1）构建教育媒介平台，整合传统媒介和新媒体资源，拓展话语空间；完善信息过滤和监控制度，拦截不健康的信息，建立健康的话语体系，规制网络话语权力场域。（2）建立一支复合的网络思想政治教育团队，并有效吸引信息技术人才。（3）完善大数据法律法规，为技术和数据应用提供制度保障。（4）建立有话语权威的网络意见领袖队伍，有效甄别、疏导新媒体平台上的信息，通过自己的言论强化正向舆论、屏蔽负向舆论、传播主流思想舆论。6、意识形态。互联网技术冲击了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安全，意识形态研究因此受到关注。（1）马克思主义理论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且具有包容性。列宁等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经历反复的逻辑推理，明确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是科学的意识形态。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时期社会主义建设的辉煌成就再次验证了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的科学性。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流意识形态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关照社会大众的期待，与中国梦和个体梦相契合。在批判西方资本主义反动思潮的同时，整合非主流意识形态的合理因素。（2）牢牢掌握互联网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新媒体、自媒体时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被“弱化”，意识形态安全面临严峻挑战。如何应对挑战成为学者普遍关注的焦点。首先，要掌握互联网和新媒体核心技术，牢牢掌握网络传媒的主控权，健全信息传播相关法律法规保障机制和信息传播的技术标准及过滤机制，建立以官方微信、门户网站、微博、网络互动社区等为载体的网络意识形态安全平台，为提升意识形态话语权奠定坚实的基础。其次，构建主流意识形态传播的话语体系，严格坚守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一元化指导，通过培养网络意见领袖、议题设置等牢牢掌握网络意识形态的话语权。再次，充分利用传统媒体的传播优势，实现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融合，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主渠道作用，掌握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话语权。

一、引言

随着互联网和多媒体的迅速发展和广泛应用,语言文本不再是交际的唯一手段,图像、手势、动作、颜色、声音等其他非语言符号也成为信息传递的重要方式。我们生活在一个由多种符号资源构成的社会中,意义的构建不再单纯依靠语言文本,而是越来越依赖各种符号资源的整合。人类交流所依赖的媒介和渠道被称之为“模态”(modality),例如:语言、声音、颜色、图像、手势等符号系统。作为人类的一种重要交际行为,话语自然具有多模态性。传统的话语分析以大于句子的语言单位作为研究对象,对实际使用中的语言进行观察和分析,研究语言的组织结构、使用特点、语法规律、语言中的制约因素等内容,忽略了能够传递大量重要信息的其他非语言符号。可见,传统的话语分析已经不能满足人们的实际交际需要,多模态话语分析符合当下信息时展的要求和趋势。多模态话语分析为人类理解丰富多彩的符号系统提供了新视角,目前已发展成为一种重要的话语分析方式。像语言一样,视觉符号和声音符号貌似正常或中立(平淡无奇),实则隐含着个人或社会团体的不公正、偏见和歧视。因此,在多模态话语分析中,我们应坚持批评的立场,给予非语言模态符号足够的重视,关注其中含而不露的意识形态意义,尤其是那些被人们习以为常的思想和观点。在多模态话语和批评话语分析互相影响和借鉴的基础上,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应运而生。

二、多模态话语分析的概述性研究

20世纪90年代,多模态话语分析在西方开始兴起,引起越来越多语言学家的关注。传统意义上的话语分析注重分析语言符号系统和语义结构本身,忽略了对其他符号系统(例如:图像、声音、颜色、手势等)的研究。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人类交际开始依靠多种模态共同完成,包括图像、音乐、声音、颜色等。而这种运用语言、图像、声音、动作等多种符号资源进行交际的现象就是“多模态话语”(multimodaldis-course)。学界对交际中出现的图像、手势、姿态以及空间的运用也产生了浓厚兴趣。学者们认识到,对于意义理解不仅需要对话语语言的分析,更要对独立或相互依赖的其他符号资源进行研究。法国语言学家BarthesRlando是最早从事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的学者之一。他在1977年发表的论文《形象的修辞》中探讨了图像在表达意义上与语言的相互作用[1]。Kress和VanLeuwene[2][3][4](P343-368)[5](P35-50)作为社会符号学的代表研究了模态与媒体的关系,在系统功能语言学的基础上,构建了视频话语的分析模式和多模态话语分析框架,探讨了多模态符号表达意义的现象,包括视觉图像、颜色语法以及报纸的版面设计和不同媒介的作用等方面。2007年,朱永生[6](P82-86)提出了两种多模态话语的识别标准:(1)同时使用两种模态的话语叫做“多模态话语”;(2)只涉及一种模态,但包含两个或更多符号系统的话语也是“多模态话语”,比如:视觉模态中的平面公益广告,既有文字又有图片。近十年来,多模态话语一直是国内外语言学界的研究热点。对相关文献进行计量学统计,可以发现:(1)多模态话语分析的主要理论基础是系统功能语法和符号学;(2)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研究热点主要为:言语、隐喻、身份、手势语、系统功能语法、语境和视觉;(3)多模态话语分析主要研究静态多模态话语中的视觉和语言模态。虽然相关研究在理论探索和应用实践方面取得可喜的成绩,但仍存在不足:(1)忽视构建语篇的整体意义的动态操作和多模态语篇背后的认知机制;(2)理论研究为主,实证研究偏少;(3)静态研究偏多,动态研究较少;(4)忽视各个模态之间的关系;(5)缺乏多模态语料库建设和软件开发。另外,未来的多模态研究应加强以下方面:(1)跨学科研究与学科的融合;(2)理论与方法的创新。多模态话语分析不仅是一个语言研究理论,更是一个应用领域。一些其他学科领域(例如:后现代哲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都可以应用到多模态话语分析中,分析人类如何通过各种模态资源传递信息、产生意义、表达情感、构建权力关系和意识形态。

三、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认知研究

到目前为止,大多数多模态话语分析研究者,以系统功能语法的三大元功能为工具,分析文字、图像、动作等符号模态,但是一些学者开展了以认知语言学核心概念为界面的跨学科研究,运用认知语言学中的认知工具和理论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其中应用最为广泛的是认知隐喻理论。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学者CharlesFrcevilleo[7]于1996年出版了博士论文《广告中的图片隐喻》,将隐喻研究延伸到非语言模态中,掀起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热潮,极大地促进了多模态话语分析的发展。后来,他在国际顶级期刊上发表了一系列学术论文,主要研究多模态隐喻的理论基础及应用分析,同时关注多模态隐喻分析中的焦点问题,例如:多模态隐喻的区别性特征、语类性特征、模态配置方式。另外,他的研究所涉及的语类十分丰富,包括政治漫画、广告、动画、电影、音乐、手势、雕塑等,为同领域的研究者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启迪。他在多模态隐喻研究领域的成果丰厚,不仅奠定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理论基础,而且为其他应用研究提供了典范。2015年,MaríaJsúsPnarSnzeia[8]出版了论文集《多模态与认知语言学》。该论文集不仅在理论层面把认知语言学的意象图式和合成空间等概念扩大到多模态隐喻研究中,分析多模态隐喻创建和解读的认知机制,而且形成了以文献回顾为辅、实证研究为主的多模态话语分析新模式。另外,该书综合多模态研究的各种理论,将多模态研究置于认知语言学框架之内,汇集众多学者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标志着多模态和认知语言学的互补融合,也为多模态话语分析的认知转向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方法论参考。国内也有学者运用认知语言学理论和方法进行多模态话语分析,但基本上集中在多模态隐喻分析方面。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起步相对较晚,曾立[9](P11-14)于2004年开始关注非语言模态的隐喻认知机制,探索认知隐喻的相似性和语义冲突在图文隐喻运作中的作用。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相关论文从2010年开始零星出现,其中赵秀凤[10](P18-29)[11](P45-47)2篇,结合实例探讨了多模态广告语篇中隐喻的构成、识别和解读,以及隐喻性多模态广告语篇中整体意义的动态构建过程。虽然起步相对较晚,但国内多模态隐喻研究在近几年内发展迅猛。《外语学刊》2011年第一期和《外语研究》2013年第五期分别开辟了“多模态转喻和隐喻”研究专栏并刊登了4篇相关文章,或对国外最新研究成果进行系统引介,或结合具体语类展开实例分析,或勇于创新、积极借鉴其他理论,至此国内掀起了多模态隐喻研究的热潮[12](P54-57)。另外,李健雪和俞越聪[13](P137-140)对《多模态与认知语言学》进行评介,不仅介绍主要内容,还总结了该专著的主要贡献、特色及不足,为相关研究提供重要启示。无论在语言观还是方法论上,认知语言学和多模态话语分析都具有一定的渊源关系,认知语言学可以为多模态话语分析提供更多的方法选择,多模态话语分析拓宽了认知语言学的研究范围。

话语分析:传媒语言界面的共时表征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关于中国纪录片方面的研究

关于中国纪录片的研究，20世纪90年代以前从事学者较少，近年来，随着一系列大型纪录片的热播，对纪录片的研究也逐渐多了起来。

1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

《中国纪录片发展史》(方方，中国戏剧出版社，2003)阐述和总结我国电影纪录片和电视纪录片的形成历史、发展过程，获得成就、现状和未来发展趋势。《中国电视纪录片史论》(何苏六，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5)把中国电视纪录片从诞生的1958年到2004年近半个世纪的发展历程，分为四个时期，即政治化纪录片时期，人文化纪录片时期，平民化纪录片时期和社会化纪录片时期。并就每一个时期最富特征的一些点进行剖析，使四个时期前后连贯，形成脉络。博士论文《纪录片下的中国——二十世纪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李灵革，浙江大学2004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学位论文)用历史学的眼光来解读中国纪录片的发展。在历史学与纪录片之间架起一座桥梁。博士论文《影像中的20世纪中国——中国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唐晨光，南开大学2001年中国近现代史专业博士毕业论文)以近百年的社会发展为背景，论述中国纪录片发展的历史以及纪录片的发展与社会变迁的关系。此外。《在触摸历史与实录变迁间转换——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简述》(肖平，《中国电视》。2005年9期)探讨了中国历史题材纪录片的发展和创作问题。《中国文献纪录片的演变》(单万里，《电影艺术》，2005。6期)论述了中国文献纪录片近80年的历史演变。《对中国纪录片的回顾与展望》(黄慰汕，《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0，8期)、《关于中国当下纪录片》(鱼爱源，《电影文学》，2003，2期)、《90年代电视纪录片发展概览》(刘树勋，《电视研究》，2000，8期)等论文对中国当下的纪录片发展进行了论述和探讨。这些关于纪录片发展史的研究，有的是对中国纪录片整个历史发展过程的论述，有的只是对某个纪录片很短发展时期的论述，探讨了纪录片发展与社会变迁、文化发展等社会因素的关系，大多以年代和作品创作的主要特征和基本倾向为断代依据，对中国纪录片形成、变化和发展勾勒了一条明晰的脉络。

2纪录片理论和创作的研究

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占了纪录片研究中大部分，《中外纪录片比较》(张雅欣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J999)通过对于中外纪录片历史上的重大事件、重要人物及经典作品的纵向回顾与横向比较，概述了纪录片创作的四种基本结构方式，探讨了纪录片之于现实、纪录片之于真实、纪录片之于历史的关系、纪录片应反映怎样的文化内涵等问题。《纪录中国——当代中国新纪录运动》(吕新雨，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对十多年来在中国掀起的“新纪录运动”进行了实践上的展示与理论上的分析。此外，《纪录片创作论纲》(钟大年，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97)、《电视纪录片制作》(吴保和，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生存之镜》(姜依文主编，北京广播学院出版，2000)等书都对纪录片特别是电视纪录片的创作和理论发展进行了细致的研究。这些纪录片理论和创作方面的研究，可以对纪录片的创作手法有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同时有利于了解和研究中国目前纪录片创作的理论以及美学状况，对于研究近三十年纪录片的创作理论与美学特征有一定的启发和帮助。

一、新闻话语分析的研究现状

过去5年间，国际间出版的基于语料库的期刊论文、专著、论文集，着眼于话语研究的也大幅增加。可见，经过数十年发展，学者们已不满足于词汇和短语层面的语料库研究，希望基于此前词汇研究的成功经验，开展更多话语语用方面的研究，使语料库方法在语言研究中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目前语言学研究者对新闻英语的研究主要涉及新闻导语的语言特点、新闻文体特点、新闻语言的模糊性、新闻语篇特征等。多数研究者以报纸、报刊为基础进行文本分析，利用语料库技术和方法，主要以词汇、词表、搭配、主题词等为主要分析手段，研究结论主要停留于词汇和浅层句法层面上。另外，在数据源方面国内尚未出现规模较大电视新闻英语语料库，因此开展视频新闻话语分析缺乏足够的数据支持，多为以新闻个案为主的定性分析，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视频新闻话语分析相对较少。

二、多模态视频新闻话语分析及其理论基础

近年来，多模态话语分析技术发展迅速，多模态分析已广泛运用到符号学、哲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学、新闻学、心理学、法学、美学和医学等各领域研究对象也从语言文字扩展到音乐、图片、影像、网页设计等多种社会符号系统。人们在具体社会情境中总是运用多种符号资源来建构意义，本身就具有多模态性，而多模态的研究方法就是将语言及其相关的资源整合起来，尽可能保持实际话语的原貌。文艳主要考察了教师语音语调等音韵特征是如何辅助课堂教学的，并比较了不同教师音韵策略的运用。王立非教授呼吁将多模态分析技术应用到第二语言研究中，并提出可以对演讲话语、教师课堂话语、学生口头中介语、商务英语谈判话语、电视英语新闻等进行多模态分析。多模态语篇被理解为除了文本以外，还带有图像、图表等的复合话语，或者说由一种以上的符号编码实现意义的文本。多模态话语的最合适的理论模式是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因为它不需要为适应新的目的而对理论框架本身进行改造。虽然多模态话语分析似乎扩大了它的研究范围，但系统功能语言学理论本身不需要做任何改动就可以直接作为其理论框架。

三、视频新闻话语的多模态分析方法及其特点

（一）多模态视频新闻分析工具与方法

1引言

根据研究机构MiniwattsMarketingGroup(2018)的统计数据，2018年全球互联网用户数量已突破40亿，超过50%的世界人口在使用互联网;在北美和欧洲等发达国家和地区，互联网普及率已接近90%。网络技术的飞速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类交际模式，传统线下交流逐渐向线上沟通转变(耿敬北等2016)。由于互联网载体的特殊性，基于网络的沟通亦呈现出特有的语言形态变化，单一的语言媒介逐渐被语言、图像、声音等综合构成的复杂媒介所取代(冯德正等2014)。由语言和非语言等多种表意资源构成的网络多模态话语成为当前人类话语实践的一种主要形式与主流趋势(Martin＆Tyner2012;Martinec2005)。网络多模态话语的迅速发展吸引了大批国际研究者关注。自20世纪初，研究者开始借鉴Kress＆vanLeeuwen(1996)的“视觉语法”、Norris(2004)的“多模态互动分析”等来探讨网络媒体话语、网络日常交际等多种形式的网络话语。近年来，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愈发呈现出蓬勃发展态势，不仅研究领域和范畴不断拓展，同时还开始融合传播学、认知心理学等学科的跨学科理论体系，在研究方法、分析工具等方面亦不断推陈出新。反观国内，虽然冯德正等(2015)、国防(2016)等学者不断强调研究网络多模态话语的重要性，但国内相关研究的总体发展水平与国外相比仍有较大差距。检索发现，近十五年间CSSCI期刊只发表了16篇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其中实证研究只有9篇，且研究主题较为单一、研究方法仍存在局限。当今社会，互联网发展日新月异，网络话语作为新兴主流交际语体，多模态话语与传统媒体话语的共性、差异与特征值得引起国内外学术界的充分重视。本文拟对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进展进行梳理总结。研究将运用内容分析与定量统计法，对2004－2018年间国际SSCI期刊收录的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论文从发展现状、研究主题和研究方法三个层面进行系统分析，以求客观展现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现状与发展趋势，为国内相关研究提出相应研究启示。

2研究方法

本文选取SocialScienceCitationIndex(SSCI)期刊收录的网络多模态话语论文作为研究对象。在WebofScience数据库中，以“online+multimodal”等5个词组①为关键词对“主题”进行检索，检索时间区间为2004－2018年，检索语言为英语，检索类型为论文。同时，考虑网络多模态话语多以网络媒介为载体，相关研究已不局限于语言学领域，传播学界对相关问题也较为关注(冯德正等2014;Jovanovic＆vanLeeuwen2018)。因此，为保证研究样本的完整性，检索时将研究领域限定为语言学和传播学。以此标准检索共得到206篇预选论文。而后通过直接下载和文献传递两种方式获得文献全文，并逐一分析论文主要内容，剔除研究主题和内容不是网络多模态话语的文献(如只在论文题目、关键词或摘要中提及网络多模态话语，但未对相关内容进行实质性分析和讨论的论文)。最后，共获得158篇SSCI网络多模态话语样本文献。本文对样本文献的分析将从三个层面进行。首先，将采用全景视角，从发表时间和数量、发表期刊、作者情况和研究类型4个维度，展现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发展现状;然后，将通过考察样本论文的研究主题，分析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主要研究内容;最后，将分析重点聚焦于实证研究，通过分析研究视角、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4个方面，展示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实证论文的研究现状及方法论概况。为详尽展现研究的发展变化趋势，分析将以五年为单位将样本文献划分为三个时间段(2004－2008年、2009－2013年、2014－2018年)，进而按照上述分析思路运用内容分析法对样本文献进行编码分析。编码人员为本文的两名作者。调研中，我们随机抽取15%的编码结果检验编码员间一致性，Krippendorff系数为093，表示编码有效，信度较高(Krippendorff2004)。

3发展现状

31发表时间和数量。本文首先统计158篇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样本文献在各年度的发表数量。结果显示(见下页图1)，相关研究发表数量总体上呈现波动性增长趋势，2013年以后增长势头尤为明显，发表篇数从2012年以前的8篇以下上升到2016年后的25篇以上。这一趋势反映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积极发展态势，说明相关研究在国际学界愈发广受关注。32发表期刊。表1列出样本文献在三个时间段内的主要发表期刊(发表数量≥3篇)。158篇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共发表于59本期刊，其中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ReCALL和JournalofPragmatics4本期刊的发表数量最多，均达到10篇或以上。同时，期刊的时间变化情况显示出两个趋势:第一，期刊范围不断扩大，期刊数量从2008年前的8本增长到2014年后的46本，LanguageTeaching等语言学权威期刊从2009年后开始陆续发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第二，核心期刊发表数量不断增多，VisualCommunication、SocialSemiotics等较为关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的核心期刊发表数量都呈现逐年递增趋势，从期初的1篇左右增长到近期的9篇以上。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受国际主流语言学界的关注程度在不断提高。33主要作者。样本文献涉及的作者较多，下页图2列出了三个时间段内发表总量靠前(数量≥3篇)的9位作者的发表情况。9位学者都是从2009年以后才开始陆续发表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其中，有三位学者发表数量最多，均超过5篇:KayLO’Halloran现供职于英国利物浦大学，主要关注多模态语篇分析研究;SabineTan和PeterWignell现供职于澳大利亚科廷大学，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多模态语篇分析、多模态分析工具开发等②。其后，发表数量为4篇的三名学者:NicolasGuichon现供职于法国里昂第二大学，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JohnSKnox现供职于澳大利亚麦考瑞大学，主要从事多模态语篇分析和网络媒介话语分析研究;HelenCaple现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大学从事新闻话语分析、新闻话语符际关系研究③。最后，有三名学者发表数量为3篇:KevinHarvey现于英国诺丁汉大学从事多模态(批评)话语分析研究;MugeSatarCoen现供职于英国纽卡斯尔大学，主要从事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TheovanLeeuwen作为多模态研究领域的奠基人之一，现于南丹麦大学从事相关研究工作④。可见，澳大利亚与英国学者在当前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中取得比较突出的成绩，且相关学者的研究焦点主要集中在多模态话语分析、工具开发和计算机辅助语言教学研究。34研究类型。参考Dornyei(2007:16－17)对应用语言学研究类型的分类，我们将样本研究划分为实证研究与非实证研究两类。实证研究使用样本数据，并包含清楚的研究设计、数据收集和数据分析过程;而未使用样本数据也未清楚论述上述内容的研究均属于非实证研究。统计结果显示(下页图3)，158篇论文中非实证研究34篇(占比215%)，实证研究124篇(785%)。同时，实证研究数量和占比近年均呈上升趋势，数量从期初的5篇增长到近期的88篇，比例从期初六成增长到近期的八成以上。这一趋势反映出近十五年国际网络多模态话语研究质量不断提升，实证研究已成主流。

提要：生态话语分析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强调“生态哲学观”在话语分析中的指导作用。论文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指出其3个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在此基础上，论文系统阐释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在判定语篇生态属性和引导人们日常行为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鉴于生态哲学观与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均属哲学范畴，其研究边界并不清晰，因此论文分别从阶级性、观念性和现实性3方面阐述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的相同点。同时论文也从研究视角、社会语境层面以及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区别生态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以厘清二者关系，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