证券化监管范文10篇

一、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的发展现状

基于保障保险资金安全和保险市场稳定的考虑，1995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规定保险资金不得入市或进行其他风险投资，导致大量保险资金处于闲置或半闲置状态。自1996年开始，迫于通货紧缩及其预期的压力，中央银行连续8次降息，保单预定利率与投资收益率之间出现倒挂，形成严重的“利差损”，承保利润大幅度下滑，导致保险业陷入经营困境甚至可能发生偿付能力危机。[2]虽然政府多次调整保险资金投资方式，但仍无法真正解决利率下调给保险公司带来的压力，不得不另辟蹊径，借道证券市场提高保险投资收益，以投资利润弥补承保亏损。1999年10月，保监会出台《保险公司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管理暂行办法》，保险资金被允许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形式间接入市，保险投资证券化在制度层面正式启动。随后，保监会于2003年5月、2004年7月先后《保险公司投资企业债券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保险公司投资可转换公司债券有关事项的通知》，保险资金得以全面进入债券投资领域。2004年10月，保监会和证监会联合《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保险机构投资者被允许自行从事或者委托符合规定的机构从事股票、可转换公司债券等股票市场产品交易，保险资金获准直接入市。

随着投资渠道的不断拓宽和投资比例的不断放开，保险投资证券化的优势逐渐凸显。在被喻为保险业“基金年”的2000年，全国保险业累计投资证券基金134亿元，平均收益率高达12％。2004年至2010年8月，保险机构共实现投资收益8859.9亿元，年均投资收益率超过5％，基本达到资产负债相匹配。保险投资收益的提高，使保险公司的偿付能力大幅度提升，有效化解了历史“利损差”问题。①但是，我国证券市场存在产品结构比较单一、投机性气氛浓厚、市场波动较大等问题，再加上保险市场专业人才的缺乏和资产管理水平偏低，保险资金的入市也给保险业发展带来了不稳定因素。2011年前三季度，受上证A股指数和上证企债指数下跌的影响，保险投资亏损严重。据安信证券估算，截至2011年第三季度末，仅“三大保险巨头”（中国人寿、中国平安、中国太平洋保险）的投资浮亏合计已超过600亿元。②而投资浮亏的直接后果就是保险公司偿付能力的降低，继而影响保险市场的稳定。如何对保险投资证券化实施有效监管，隔离证券市场与保险市场的风险传染，从而实现保险投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的协调，一直是监管部门关注的重点问题。

二、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的法律监管及其困境

（一）监管体制层面：分业监管体制下金融机构之间监管协调机制形同虚设由本文可知，我国保险投资的证券化缘于保险公司弥补“利损差”、提高偿付能力的需求，是以保险公司的合作需求而展开的保险与证券的互动，具有明显的保险主导性。[3]相应地，在现行分业监管体制下，我国保险投资证券化的法律监管也基本由保监会主导，证监会很难参与其中。自保险资金获准入市以来，保监会和证监会仅就保险资金直接入市联合过《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管理暂行办法》和《关于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交易有关问题的通知》，明确证监会对保险机构投资者股票投资交易行为的监管权限，并未涉及保监会与证监会的协调与合作机制。虽然全国人大在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158条规定保监会应与其他金融监管机构建立监管信息共享机制，但并未明确具体的制度安排，缺乏可操作性，致使保监会与证监会之间的监管协调机制形同虚设。

（二）监管制度层面：过度管制与监管不足的矛盾导致保险投资安全性、流动性与盈利性不相协调囿于保险业起步较晚、风险管控能力偏弱以及证券市场发展不成熟的现状，我国在保险资金投资方面比较谨慎，注重保险投资的安全性，强调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利用证券市场提高投资收益率，逐步推进保险投资的证券化。而我国金融监管体制的行政强制色彩，则使保险投资证券化监管在制度层面上存在着过度管制与监管不足的矛盾：一方面是行政管制导致保险投资收益率低下和监管成本高企，另一方面是监管手段落后无力应对日益复杂的金融风险。具体表现为：

资产证券化框架还存在着一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最大的缺憾在于该框架未能有效地体现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从信用风险管理到全面风险管理的重大进步，而资产证券化业务实则蕴含着较高的操作风险和市场风险。

资产证券化20世纪70年源于美国，成为当前全球金融市场最具活力的金融创新之一，其发展与巴塞尔资本协议有密切的关系。从1988年的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利用资产证券化进行资本套利，到1999年6月巴塞尔资本协议第一次征询意见稿正式将资产证券化列入监管范围，再到巴塞尔委员会对资产证券化处理几易其稿，资产证券化框架至今仍在讨论之中。巴塞尔资本协议在推动资产证券化发展的同时，又引发了对巴塞尔资本协议本身的不断修订。实际上在早期阶段，巴塞尔资本监管框架并没有把资产证券化列入，但随着监管框架的不断完善，巴塞尔监管委员会认为“资产证券化的处理是巴塞尔新资本协议不可或缺的部分，如果缺少了该部分，巴塞尔新资本协议将达不到监管的目的”.资产证券化在监管框架中的相对地位的变化由此可见一斑。

为把握巴塞尔资本协议对资产证券化监管的主要发展脉络，本文主要把握巴塞尔委员会《资产转让与证券化》、WP2、CP3的资产证券化部分及105号出版物。之所以如此选择，是因为《资产转让与证券化》是巴塞尔委员会关注证券化的开始，WP2是CP1(第一次征询意见稿)、CP2(第二次征询意见稿)、WP1到CP3的一个过渡，较之前两个征询意见稿和第一份工作文件，WP2更为完整且趋于完善，又有较大的变动，可以反映巴塞尔委员会对证券化风险识别及管理理念的深化。同时，CP3是对资产证券化风险的全面解析，有必要对其内容进行介绍。105号出版物作为资产证券化框架的最新变更，通过它可进一步加深对于该监管复杂历程的把握。

1988年《巴塞尔资本协议》推动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

资产证券化是近30年来世界金融领域最重大和发展最迅速的金融创新之一。资产证券化就是把缺乏流动性、但具有预期未来稳定现金流的资产汇集起来，形成一个资产池，通过结构性重组，将其转变为可以在金融市场上出售和流通的证券，据以融资的过程。证券化的实质是融资者将被证券化的金融资产的未来现金流收益权转让给投资者，而金融资产的所有权可以转让，也可以不转让。资产证券化的起源可追溯到20世纪60年代末的美国，巴塞尔协议在各国的实施，银行对资本充足率的重视，大大刺激了资产证券化在世界各国的发展。

《巴塞尔资本协议》的资本要求为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提供了两个路径选择：增加资本的“分子策略”和缩减风险资产总额的“分母策略”。前者是调整资本结构策略，可以进行股权融资或提高利润留成增加核心资本。不过，由于股权融资会稀释股东权益，往往会遭致股东的反对；银行也可以通过次级债券融资，但《巴塞尔资本协议》中附属资本在自有资本中所占比率不得高于50%的比例限制，使得这一方法的使用有限，所以“分子策略”对提高资本充足率的增长空间不大。而“分母策略”则是通过出售高风险低盈利资产降低风险资产的比重，缩小风险资产总额，显然该策略有较大的灵活性和潜力。

摘要：监营法律的完善关系到证券化实施的成败，我国已具备各项监营法律，但是证券化不仅有复杂的交易结构，还有复杂的法律组织形式，其法律性质的不同不仅直接决定着发起人、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分配，还决定着该证券究竟适用哪部法律规范。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住宅抵押贷款证券化；信托收益凭证；特设机构SPV

证券化是一项综合性非常强的系统工程，论文证券化中交易结构的严谨有效性需要由相应的法律予以保障，而且资产证券化涉及的市场主体较多，它们之间权利义务的确定也需要以相应的法律为标准，必然需要法律上的协调。我国虽然没有系统地出台资产证券化法律，但《证券法》、《公司法》、《信托法》等等相关法律已经很完善，证券法和其他法律文件为证券化留下足够的发展空间，从历次金融领域重大举措来看，在立法上通常都是由国务院颁布有关条例，然后由最高人民法院配套司法解释，最后由监管部门制订行政规章，2005年4月中国人民银行出台了《信贷资产证券化试点管理办法》，为即将在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提供了暂行条例，使得我国对资产证券化的监管法律更加完善，完全有能力对资产证券化的各个环节进行监管。以美国为例，该国也没有一部专门针对证券化监管的法律，但以《证券法》、《证券交易法》、《统一商法》等构成的美国资产证券化法律体系足以保证资产证券化的顺利实行。中国建设银行和国家开发银行即将实行抵押贷款证券化，那么我国对证券化应如何监管、适用哪一部法律，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则必须明确界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证券的法律性质不仅直接决定着发起人、发行人、和投资者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风险分配，还决定着该证券究竟适用哪部法律规范，如果证券性质是债券，则应当适用《公司法》、《企业债券管理条例》、和有关金融债券的规定；如果性质为所有权凭证，则应当符合有关部门债券转让和买断法律规定；如果为信托收益凭证，则应当符合《信托法》规定。因此在发行证券之前，必须明确定证券的法律性质。

①作为债券的证券的法律性质及效果。在我国成立公司型SPV还有一定的法律障碍，中国的行业和公司管制十分严格，根据我国目前有关民商法律，注册资本制度限制、银行和证券分业经营制度的限制、证券发行的资格限制使得我国目前无法成立公司型SPV，必须颁布特别法进行规范。虽然采用债券的形式实施证券化在目前还不可行，但在国际上抵押贷款证券化中采用债券的形式发行证券的方式最常见，既然该资产证券的法律属性是债的性质，那末就必然受到关于债券的法律规定的监管和制约，这些法律监管和制约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a．证券化资产的权属上，资产的所有权仍然归属于发行人，毕业论文不能绝对排除发行人的其他债权人对该资产的追索权，尤其是在发行人破产的情况下。

一、贷款定价理论及意义

(一)贷款定价理论

贷款定价就是商业银行根据自身资金成本、盈利目标，考虑贷款风险和期限，结合借贷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综合确定的贷款利率。而贷款利率则是现实经济生活中的一种利率形式，是银行让渡资金使用权所收取的相应报酬，产生于借贷活动，来源于借款者的利润(收入)。影响贷款利率的因素主要有资金成本、贷款风险程度、贷款期限、贷款数额、借贷市场竞争程度(或市场资金供求状况)等。其中，贷款利率与资金成本、贷款风险是正相关函数，即资金成本上升，贷款风险大，则贷款利率要高；贷款利率与贷款额度一般是负相关函数，额度大的贷款利率一般要低于额度小的贷款利率；同时，贷款利率受借贷市场资金供求影响(见图1)。当借贷市场借贷资金供给大于借贷资金需求(借贷资金供给曲线右移)，则借贷市场均衡利率将下降；反之，则上升。

上述贷款定价模式是建立在全面成本核算、风险测度基础上的贷款定价方法。目前，国内商业银行成本核算仍未达到分部门、分产品、分客户核算，贷款风险测度仍沿袭以往的贷款风险度定性评估，准确度低，这些都影响贷款定价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国内商业银行在建立贷款定价体系的同时，也要加快全面成本管理的推进和风险测度模型的建立，以支持商业银行建立科学、合理的贷款定价体系，使贷款定价能够充分体现贷款所承担的信用风险和经营费用，确保预期盈利目标得以实现。

我国商业银行信贷业务发展基本经历了三个阶段：以扩大市场份额为目的的信贷计划管理阶段；以实现质量效益为目的的信贷过渡完善阶段；适应国际银行发展趋势的信贷市场运作阶段。与之相对应的贷款定价也经历了利率管制时期的统一定价，利率转轨时期的区间浮动定价，利率市场化时期的自主定价。目前我国商业银行贷款定价正处于由统一定价向自主定价的过渡时期，因此，如何实现这一跨越，构建适合商业银行贷款定价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

【参考文献】:

摘要：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遇到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可回收条款风险、利率风险、资产池质量与价格等风险，资产证券化这些特殊风险因素有其产生的原因，应在了解和掌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制定出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措施

一、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的一般风险因素

(一)交易结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是通过建立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进行的，论文其融资的成功与否及其效率高低与其交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原始权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特殊目标载体)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从理论上说，只要参与各方遵守所确立的合约，该结构将是一种完善的风险分担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资产出售有着不同的法律和会计规定，这一方式将面临结构风险。具体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风险。指根据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将发起人在破产前与SPV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确定为无效交易，使破产隔离安排失效，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

摘要：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遇到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可回收条款风险、利率风险、资产池质量与价格等风险，资产证券化这些特殊风险因素有其产生的原因，应在了解和掌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制定出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措施

一、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的一般风险因素

(一)交易结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是通过建立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进行的，论文其融资的成功与否及其效率高低与其交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原始权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特殊目标载体)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从理论上说，只要参与各方遵守所确立的合约，该结构将是一种完善的风险分担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资产出售有着不同的法律和会计规定，这一方式将面临结构风险。具体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风险。指根据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将发起人在破产前与SPV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确定为无效交易，使破产隔离安排失效，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

摘要：随着旅游业发展，银行信贷等传统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旅游企业的融资需求。作为创新型融资方式，旅游门票收入证券化能为旅游业提供新的融资渠道，满足行业资金需求。然而，旅游门票收入证券化“名不符实”，其与传统资产证券化本质上大相径庭，投资者投资回款依然有赖于证券化原始权益人/发起人的履约能力和意愿。从本质上看，旅游门票收入证券化与债券发行本质相同，监管者应参照债券发行机制对其实施区别于传统资产证券化的监管。

关键词：旅游门票;证券化;金融创新;风险防范

旅游业是世界经济中重要综合性支柱产业。随着经济全球化，旅游业进入了快速发展的黄金时代。自改革开放以来，随着我国经济持续发展和居民收入水平稳步提高，旅游已成为我国国民生活不可或缺的部分。旅游业也是我国国民经济中增长最快的居民消费领域之一，已经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支柱性产业。据中国旅游研究院数据分析所预计，2019年国内旅游人数60.4亿人次，国内旅游收入5.6万亿元，分别比上年增长9%和10%；入境旅游人数1.45亿人次，国际旅游收入1309亿美元，分别比上年增长3%和3%。

一、我国旅游资产证券化现状：以门票收入证券化为主流

我国旅游业取得巨大成就，发展日新月异，然而我国旅游业融资渠道却依然“传统”。较之其他行业，由于存在着“季节波动性明显”、“无形资产占比较大”、“投资回收期长”等行业特点，银行信贷等传统融资方式已无法满足旅游企业对融资渠道和融资方式的多样性需求，拓展旅游产业的投融模式已迫在眉睫。自资产证券化引入国内以来，其已成为国内各行业解决融资问题的创新性工具。当前，我国旅游行业也开始尝试利用资产证券化方式解决融资问题。资产证券化是20世纪最重大的金融创新成果之一。作为一种新型的融资方式，资产证券化实现了蓬勃发展。资产证券化是指以特定资产组合或特定现金流为支持，发行可交易证券的一种融资形式。具体到旅游业，景区内的游览凭证、商业物产、酒店、观光车船票等均可以进行证券化。景区可通过资产证券化方式将自己缺乏流动性、但能产生可预见现金流的旅游资产转化为在金融市场上可以出售和流通的证券，进行融资活动。［1］旅游资产证券化在我国虽起步较晚，但近几年发展较快，在政府加大对旅游业的金融扶持以及政策对旅游资产证券化不断利好的背景下，中国旅游资产证券化不仅成为可能，而且大有可为。［2］资产证券化作为解决旅游行业融资难的有效工具，成为了旅游产业解决融资发展问题的一种创新性选择。据“闻旅派”综合统计，截至2019年2月3日，国内市场上共发行具有代表性的旅游资产证券化产品16只，发行规模为157.201亿元，产品模式较为成熟。旅游资产证券化是以旅游行业提供相关服务的未来收入（未来现金流）为支持发行证券进行融资。其形式比较多样，比如可以酒店未来收入进行证券化，又如以旅游景区门票收入开展证券化。然而，实践中在旅游资产证券化中门票收入证券化是主流，占主要地位。景区门票收入由于其独有的特点被公认为“旅游资产证券化中最为优质的资产”，其含有三个重要特点：首先现金流量大；其次现金流稳定且可预测；最后其增长的确定性较高。［3］由于旅游景区门票未来收入具有这些无可比拟的优势，使门票收入证券化在旅游行业资产证券化实践中最具可行性和操作性。

二、旅游门票收入证券化的创新：“基础资产”虚化

资产证券化于20世纪70年代起源于美国，一般是指将缺乏流动性但能够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一部分资产，打包建立一个资产池，转让给特殊目的载体（SpecialPurposeVehicle,SPV）,由其通过一定的结构安排，分离和重组资产的收益和风险，并增强资产的信用，转化为市场发行的以资产池未来产生的现金收益为偿付基础的证券。在政府的积极推动和金融机构的踊跃参与下，资产证券化得以迅速发展，成为全球最为重要的金融创新。资产证券化作为一种金融产品，既有收益也有风险。其一方面具有提高流动性、分散风险、提高金融效率的正面效应；另一方面也有传递风险、扩张信用总量、引发金融结构失衡的负面效应。本次金融危机显示，资产证券化业务的“发起-配售”模式加剧了贷款发放人和投资人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是微观层面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发起-配售”模式是指金融机构通过“真实销售”将信贷资产转移出资产负债表，靠收取手续费和服务费获得中间收入的业务模式。这种模式可能产生两个负面影响：一是贷款减少带来的资本金节约可以增强信贷扩张能力，有可能加剧金融体系的顺周期特征；二是信贷资产转移出去以后，贷款发放机构不再承担已发放贷款的信用风险，可能导致放松信贷标准，降低信贷资产的质量。但是，稳健的资产证券化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而资产证券化的负面影响也是可以通过适当的制度设计和监管要求得到有效规避的。危机中暴露的资产证券化风险实际上与崇尚自由主义的金融监管理念有关，同时也显示金融监管方法跟不上金融创新发展。金融危机后，有关国家对于资产证券化监管框架改革做出了很多尝试，包括加强消费者保护、提高信息披露要求、对信用评级机构进行改革，严格资本计提等内容。其中，证券化参与机构保留部分证券化资产的部分经济利益（economicinterest），实现一定比例的风险留存（riskretention）要求是资产证券化监管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

一、美国对风险留存的要求

2010年7月，美国国会通过了《多德-弗兰克法案》①（Dodd-FrankWallStreetReformandConsumerProtectionAct）,其中941条款提出风险留存的要求，要点如下：

（一）证券化发起人②必须保留证券化产品不少于5%的信用风险，但合格的住房抵押贷款③（QualifiedResidentialMortgage，QRM）和满足监管机构④联合制定的承销标准的发行人除外。

(二)禁止证券化发起方直接或间接地转移和对冲上述自留的信用风险。

（三）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和证券监管机构认为合适时，风险自留比例可以在发起人与证券化机构之间分配。（四）对农业信贷部门、政府担保的住房贷款和合格的住房抵押贷款采取豁免政策，⑤并且SEC和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可以联合采取对该条例豁免。⑥《多德-弗兰克法案》946条款要求金融稳定监管委员会（FinancialStabilityOversightCouncil）在法案生效的180天内，向国会提交一份关于风险留存宏观经济效应的研究报告。该报告已于2011年1月完成，主要结论是：信用风险留存要求可以降低资产证券化“发起-配售”模式内在缺陷所导致的风险，有助于充分发挥资产证券化降低融资成本，服务经济增长的积极效应。2011年3月29日，根据《多德-弗兰克法案》要求，美国证监会（SEC）、联邦银行监管机构（包括美联储，联邦存款保险公司、货币监理署）、美国联邦住房金融局（FederalHousingFinanceAgency，FHFA）以及住房和城市发展部(DepartmentofHousingandUrbanDevelopment，HUD)联合制定了资产证券化风险留存细则——《信用风险留存草案》（CreditRiskRetention，Proposedrule）。草案的征求意见截止日原定为2011年6月10日，后因业界存在着较大争议以及立法的复杂性，该草案的征求意见截止日推迟至2011年8月1日。但截止日后至今，尚无其他修订稿或正式稿出台。《草案》的基本要求是证券化发起人必须持有至少资产支持证券⑦经济利益的5%。《草案》还列举了五种风险留存的形式：一是垂直（VerticalSlice）风险留存。发起机构需要保留每一层证券化资产至少5%的风险，无需考虑各层级的账面价值。二是水平（HorizontalSlice）风险留存。发起机构需要保留不少于整个证券化产品面值（parvalue）5%的次级部分的风险。水平风险留存的条件是：其必须是最可能遭受损失的一层；本金数量的减少量不能比其他层收益减少得更快（这样才有能力补充其他层的损失）；直到其他层的收益得到完全满足，否则其无法获得任何本金。三是L型（“L”Shaped）风险留存。其本质是垂直风险自留和水平风险自留的综合，对所有档次证券化产品合计留存风险5%以上。即发起机构除了按垂直方式持有每一层证券化产品风险的2.5%以外，还必须持有总计占比2.564%以上的次级档证券化风险。四是出售者收益（seller’sinterest）风险留存。也称为循环资产主信托模式风险留存，主要用于主信托形式的证券化产品。此类产品利用循环资产进行证券化操作，例如信用卡账户。在这种情况下，循环资产主信托的支持机构必须持有5%以上的风险留存，其计量基础是资产池未偿本金的5%。五是代表性样本（RepresentativeSample）风险留存。发起机构持有与证券化资产风险程度相近的资产，该资产证券化后的风险与已证券化资产的风险暴露相同（因此被称为样本）。该方法主要用于汽车贷款证券化，通常发起机构汽车贷款证券化不是为了出售这些贷款，而只是作为一种融资策略。发起机构至少持有将被证券化的资产池未偿本金数额5%的资产。《草案》对一些特殊类型的证券化交易实行豁免，允许四种类型的证券化可实施低于5%的风险留存标准：第一类是GSE豁免，即对FannieMae或FreddieMac担保的资产支持证券实行豁免；第二类是合格资产豁免，即对达到特别承销标准的个人住房抵押贷款、商用不动产抵押贷款、商业贷款和汽车贷款证券化实行豁免；第三类是再证券化豁免，即对少量符合一定标准的再证券化交易实行豁免；第四类是其他法定豁免，即与《多德-弗兰克法案》941条款中的豁免事项保持一致。

内容摘要：在我国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过程中，遇到了理论和实践上的诸多问题，要使我国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健康有序的发展，必须着重解决在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机理、模式选择以及过程中风险控制等问题。

关键词：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风险控制

根据国际统一私法协会《融资租赁公约》的定义，融资租赁是指这样一种交易行为：出租人根据承租人的请求及提供的规格，与第三方（供货商）订立一项供货合同，根据此合同，出租人按照承租人在与其利益有关的范围内所同意的条款取得工厂、资本货物或其他设备（以下简称设备）。并且，出租人与承租人（用户）订立一项租赁合同，以承租人支付租金为条件授予承租人使用设备的权利。

我国2006年财政部颁布的《企业会计准则》第21号准则（租赁）对融资租赁的定义为“融资租赁，是指实质上转移了与资产所有权相关的全部风险和报酬的租赁，其所有权最终可能转移，也可能不转移。”

融资租赁在我国的发展现状

在我国，融资租赁的行为是20世纪80年代初从日本引进的，以1981年中日合资的中国东方租赁有限公司成立为标志，经过二十多年时间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回顾这些年，我国的融资租赁业的发展是曲折的，大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开始—高速膨胀—行业停滞整顿—规范化发展。在高速膨胀的阶段，融资租赁业对我国的整个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对引进外资和先进的技术设备，以及加快中小企业的现代化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但从总体来看，我国的融资租赁业的发展与国际水平还有差距。

摘要：资产证券化可能会遇到交易结构风险、信用风险、可回收条款风险、利率风险、资产池质量与价格等风险，资产证券化这些特殊风险因素有其产生的原因，应在了解和掌握产生原因的基础上制定出防范资产证券化风险的措施。

关键词：资产证券化；风险；防范措施

一、世界各国资产证券化的一般风险因素

(一)交易结构风险

资产证券化的运作是通过建立一个严谨、有效的交易结构来进行的，论文其融资的成功与否及其效率高低与其交易结构有着密切的关系。其基本交易结构由原始权益人、SPV(SpecialPurposeVehicle，简称特殊目标载体)和投资者三类主体构成。从理论上说，只要参与各方遵守所确立的合约，该结构将是一种完善的风险分担的融资方式。但是，由于不同国家对资产出售有着不同的法律和会计规定，这一方式将面临结构风险。具体包括：

一是交易定性风险。指根据相关法律，有关部门可能认为发起人与SPV之间的交易由于不符合“真实销售”的要求，而将发起人在破产前与SPV所进行的交易行为确定为无效交易，使破产隔离安排失效，从而给证券化投资者带来损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