账户资金监管范文10篇

跨境资金池存在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两种模式。随着全口径跨境融资等便利化政策的实施，现行人民币、外汇资金集中运营模式的优势不再明显，实际运行也存在一些问题，跨境资金池业务需要从本外币一体化的理念进行完善、整合。本文从本外币一体化管理角度，分析了在当前“双资金池”模式存在的问题，对实施集团公司全口径跨境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可行性和方法路径进行了探讨。

一、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管理现状

目前，有关跨境资金池业务的主要政策为国家外汇管理局关于印发《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规定》的通知(汇发［2015］36号)，集团企业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主要政策为《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进一步便利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双向跨境人民币资金池业务的通知》(银发［2015］279号)和《中国人民银行关于跨国企业集团开展跨境人民币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银发〔2014〕324号)。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现有管理模式都具有主体监管和审慎管理理念。(一)审慎监管。人民币资金池对跨境净流入规模实施“单额度”上限管理，根据成员企业所有者权益和宏观审慎系数来核算额度。外汇资金集中运营则是外债和对外放款集中额度管理，对主账户“通道”采取“净流出”(对外放款)和“净流入”(外债)“双额度”管理，并基于所有者权益核算对外放款额度，基于净资产、融资杠杆率和宏观审慎系数核算外债额度(或根据“投注差”模式)。两种跨境资金池管理模式都是基于财务状况、经济金融形势核算额度，通过宏观系统调节来控制资金流动规模，体现了宏观审慎管理理念。(二)主体监管。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均体现了主体监管的思路和理念。如在账户管理和资金使用上，两项政策通过主账户归集涉外业务资金，通过主账户收支范围、负面清单的模式管理资金的使用，不再按照资金性质来设置经常项目、资本项目的各类账户，实现了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资金的集中归集和共享使用。在银行业务审核上，两种政策并未按照具体业务类型罗列审查要求和资料，而是基于真实性业务背景的原则性要求，这是主体监管理念的体现。(三)具体操作差异。一是主体资格条件不同。人民币资金池对成员单位业务规模有要求，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对集团公司的总业务规模有要求，对单个成员单位业务规模未限制。二是账户设置不同。人民币资金池实施“单账户”结构，一个账户管理境内、境外所有成员单位的资金，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实施“双账户”和“单账户”并行政策。三是额度管理不同。人民币资金池实施“净流入”单额度管理，外汇资金集中运营实施外债和对外放款双额度管理。额度核算都可基于企业财务状况核算额度，但是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外债额度还可按照“投注差”模式来核算。四是资金使用管理不同。人民币资金池政策按经营范围内使用资金，规定资金使用的“负面清单”，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按照资金来源和所属账户对资金用途实施差别化管理，国内主账户资金存在使用范围规定，国际主账户资金使用未明确。

二、存在的问题

(一)本外币“双资金池”模式下，跨境资金流动风险和主体财务风险增加。在跨境资金流动规模控制上，两种资金池都是基于企业净资产和宏观调节系数核算资金跨境额度。外汇管理部门和跨境人民币管理部门分别根据企业财务情况，核定对应的外汇和人民币跨境资金流动额度。实际中，较多跨国公司同时具有两种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人民币和外汇跨境资金流动两个额度，可能导致资金跨境流动规模成倍增加，宏观上的跨境资金流动规模风险被无形放大。微观上的企业债权、债务的财务管理风险可能增加。(二)本外币分离管理的背景下，资金池业务容易成为异常资金跨境套利渠道。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管理政策存在差异，管理部门之间数据尚未实现共享，存在协同管理成本。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可能分属不同的主办银行，银行分别按照人民币和外汇政策进行操作，无法从主体管理层面将人民币、外汇业务进行关联分析，难以对无交易背景或者虚构交易背景的套利行为进行有效审查。在这样的背景下，跨国公司可能利用境内、境外成员之间的联动操作，跨地区、跨市场、跨银行摆布资金，实现资金管理收益的最大化。在境内外利率、汇率市场存在价差的情况下，它们可能通过构造贸易或投资背景实施资金的跨市场运作，进而套取汇差和利差。(三)便利化政策相继实施的形势下，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政策优势不再明显。2016年以前，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优势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成员企业之间共享集中的外债额度和放款额度，中资企业可以通过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开展跨境融资。二是主账户归集的资本项目资金适用按照意愿结汇制度，成员企业可以有效规避汇率风险。三是成员企业经常项目资金无需进待核查账户，简化了经常项目收、结汇流程。跨境人民币资金池的主要政策优势在于境内、境外成员企业之间可以拆借人民币资金，中资企业可以在资金池框架内向境外成员单位借债。2016年以来，随着全口径跨境融资政策、资本项目外汇资金意愿结汇制度和贸易项下资金收汇等便利政策相继出台，跨境人民币资金池和外汇资金集中运营业务的政策优势不复存在。(四)信息系统技术不完善的情况下，涉外业务主体监管效果受影响。人民币资金池业务中，跨境人民币系统只通过银行报送采集人民币跨境收支信息，系统未登记跨境人民币资金池的额度管理信息，也未采集人民币账户收支和资金境内使用的信息数据，难以满足主体监管需求。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中，外汇局通过资本项目信息系统、跨境监测分析系统等多个系统实现了主体基本信息、群组信息维护，额度管理信息登记，账户、跨境收支和资金使用信息数据的采集和数据统计分析功能，但也存在数据统计分析报表不准确等不完善之处。此外，外汇局没有采集跨境人民币资金池账户和账户资金使用数据信息，更难以实施本外币业务一体化监管。

三、实施全口径跨境资金集中管理的可行性

一、离岸账户的优点

要了解离岸账户的风险就有必要先来了解一下离岸账户的优点，正是这些优点给东道国对其的监管造成了不小的难度。第一，离岸账户开立简便。金融监管当局对离岸账户的开立一般不会过多干预和限制。开立离岸账户一般只需要提供离岸机构注册地的全套注册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各个银行自己规定的其他文件，并不需要提供这些注册的证明文件及其他支持文件。第二，离岸账户内的资金转移没有限制，离岸账户的外汇资金调拨自由。外管局规定，对于居民的任何一笔外汇资金的汇入和汇出都要向监管当局汇报其用途或者原因。非居民（包括机构和个人）通过离岸账户（或境内银行）与境内发生的所有收付款，均无需进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非居民账户间在境内的资金划转也无需进行国际收支统计间接申报；对于离岸账户的资金进出只需统一使用一个交易编码①来申报其资金用途，而不用具体列明，这就凸显出了离岸账户的使用便利。第三，离岸账户便于离岸公司实现企业经营的目的。离岸公司可以通过构建银行账户体系，将境外资金转变成境内资金。按照外管局的规定，境内离岸账户与境内在岸账户之间的划转不再被认为是境外资金汇入，因此不需要申报；同时，境内离岸账户对居民个人的汇款限制也被取消。因此通过离岸账户与国内账户的联合使用可以有效地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第四，离岸账户内的存款利率优惠，品种多样，而且存款利率和品种不受境内监管限制。例如大额存款可根据客户需要，在利率、期限等方面量身订做，灵活方便。除此之外，东道国对离岸账户内的存款还提供免征利息税的优惠。

二、离岸账户给东道国带来的风险

1.洗钱。洗钱一般包括三个步骤：“放置”，即把现金变成金融工具或者放入账户当中；“转移”，通过转移来隐藏资金来源，切断与非法来源的关系；“整合”，即通过再投资于合法的商业上使这笔钱成为合法的资金。目前中国外管局是通过监管在岸公司账户的出入账频率和金额来监控大额或可疑资金流动的。离岸账户具有受限制少，资金自由的特点，因而在这三大步骤当中，都能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放置”和“转移”阶段。在“放置”阶段，离岸账户的资金来源通常可以通过模糊交易用途和来源来应对东道国的监控。在“转移”阶段，一般通过设计复杂的账户体系和汇款途径来完成转移”。例如同一个客户可以以不同离岸公司身份在同一家银行注册多个不同离岸账户，当一笔大额外汇资金汇入其中一个账户（外管局可通过银行的申报监控这一过程）之后，该客户将这笔资金部分地汇给另外的多个离岸账户，把资金分为多份小额，这符合外管局规定，既不用申报，也不需要经过任何审批手续，因此不再处于外管局的监管之下。外管局规定离岸账户不可以结汇，但可以自由划转给个人或公司的在岸账户，因此通过离岸账户与在岸账户的联动，洗钱公司可以利用两种账户之间的划转将外汇变成人民币，虽然这个程序都在外管局的监管之下，但是通过多个账户的联动就可以避开大额和可疑的条件限制。2.资产转移。根据商务部的报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大约有4000名腐败犯罪分子逃到国外，带走500多亿美元的资金，这些资金一般都是通过离岸公司向外转移的。2005年10月21日，外管局颁布了《关于境内居民通过境外特殊目的公司融资及返程投资外汇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要求境内居民设立或控制境外特殊目的公司之前，应持一系列材料向所在地外汇管理分局申请办理境外投资外汇登记手续，并且制定了详细的流程和文件目录；2006年9月8日，商务部、国资委、国家税务总局、国家工商总局、国家外汇管理局和中国证监会六部委联合《关于外国投资者并购境内企业的规定》（2009年6月做了修订），规定用自己在境外设立的离岸公司来并购自己的境内公司，需要报商务部批准，并规定了海外上市须证监会审批的内容。但是依然挡不住资金通过离岸账户向外流失。利用离岸公司和离岸账户转移资产的操作方式有：进口预付货款，出口延期收汇；伪造佣金及其他服务贸易项目对外付款；通过企业之间的关联交易实现向境外转移资产的目的；利用假的进口合同骗取外汇管理部门核准外汇汇出境外；少报出口，多报进口；通过高买低卖的方式把利润留在离岸公司中，逐步掏空在岸公司的资产；假如一家国有企业在境外设立了离岸公司，再由该离岸公司持有境内母公司的股份，而离岸公司是以境内母公司负责人的名义注册的，那么就可以在“合理”的程序之下完成对企业的私有化过程，造成国有资产流失。3.逃税和避税。离岸公司在东道国获得的资本利得可以根据国际税收协定或者离岸地的规定获得很高的税收优惠，例如免征利息所得税。除非东道国与离岸公司注册地签订专门的协议，否则东道国无权向离岸公司征收资本利得税。因此，离岸公司必然要将它的资本利得尽量地表现为来源于可获更多税收优惠的税收来源地。此时的离岸账户就充当了一个转移资本利得的角色。此外，高收入者也能通过离岸账户来隐匿收入，避免纳税。4.弱化东道国金融监管，扰乱在岸市场。由于监管的缺失，离岸账户的开立和运作将会不断弱化金融监管当局的监管能力。中国把离岸账户余额看作是自己的外债，纳入外债管理，这就影响到了政府货币和汇率政策的制定。大量的外汇移动本身也会影响外汇市场的稳定和金融安全。例如我国每年大约有300亿～500亿美元的资本外逃，其中有相当大的部分是通过离岸金融市场外逃的，特别是通过监管范围外的离岸账户外逃。热钱的冲击是影响新兴市场国家金融市场稳定最危险的因素，而热钱经常是通过离岸账户活动的。经过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教训之后，东道国都认识到加强对这些所谓“热钱”的监控的必要性，因为这种境外资金若不受监管任意进出，将极其容易导致东道国金融市场的动荡并将国内金融经济热点问题的影响扩大化。以中国为例，海外投资者一直在寻求将大量资金投入到中国，享受人民币升值和高利率带来的好处，这导致了中国国内的货币流动性增强，成为中国高通胀的推动因素之一。但是在控制热钱方面，中国政府面临的最大难题是无法正确识别和监控这些跨境流动的投机资本，而离岸账户却在跨境资本流动方面起着非常负面的作用。

三、离岸账户监管中的问题

1.缺乏健全且可操作的监管。首先，缺乏直接管理和监控离岸账户的专门的法律法规。世界各国一般都没有直接以离岸账户为监管对象的专门法规。目前中国针对离岸银行业务管理的法规主要有1998年出台的《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和《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这两个法规主要明确了离岸银行业务的监管机构、开办该业务的申请条件以及审批程序，而涉及到离岸账户管理的内容只出现于限定离岸银行业务范畴的条款中，并且这只是针对中资银行的离岸银行业务，而对于外资银行的离岸金融业务还没有相关文件。其次，缺乏可操作的具体监管措施，政策法规和具体监管要求上经常会产生矛盾。就以离岸账户的法律性质为例，根据外管局的规定，任何境外汇入的款项，除了对私非贸易项下且金额小于2000美元以下的任何数额都必须向外管局申报，照此理解，离岸账户向东道国内的任何在岸账户汇款都应该属于境外汇入款项，需要向外管局申报，而且根据《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第二十六条的规定，也是如此。但是外管局又宣布，在中国境内开立的离岸账户向中国境内的其它在岸账户转款不需要申报，这在具体操作上是自相矛盾的。2.难以确定离岸账户开户的真实性及其真实目的。根据《离岸银行业务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第二十二条的规定，开立离岸账户需要提供商业登记证影印本或社团登记证明文件、主要经营人员身份证或护照影印本、机构组织大纲及章程影印本、开户委托书、印鉴卡等。这些几乎就完全包含在其注册地的全套注册文件当中，提供起来比较方便。除此之外，还可能要提供各银行要求的KYC（即KnowYourCustomer，它不仅要求金融机构实行账户实名制，了解账户的实际控制人和交易的实际收益人，还要求对客户的身份、常住地址或企业所从事的业务进行充分的了解，并采取相应的措施，它是对政治敏感人物账户的强化审查，是反洗钱用于预防腐败的制度基础）及PCR（即PublicCreditReg-istries，它是在中央银行监督下成立的公共信用登记机构，一般所有金融机构都必须加入，各个金融机构都必须按时向PCR提供每笔贷款的资料，然后PCR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获得不同的贷款人向同一借款人提供贷款的情况，从而得出借款人的总负债。与私营征信机构不同，所以它的参与是强制性的，覆盖面很广，信息在贷款人和PCR之间的流动是双向的）等相关文件，而这类文件也相对较容易提供。由于离岸账户的开立既不需要备案，也不需要审批，所以整个开立程序远比在岸账户的开立简便得多。如何核对或者检查离岸账户数据的真实性却是一个难题。首先，离岸注册地除了已签发的注册证明外，几乎不可能提供监管当局任何其他的证明材料，几乎所有的离岸注册地都规定其对注册公司的股东数据、股权比例、收益状况等信息负有保密的义务；其次，很多离岸公司是通过中介公司注册的，即离岸公司的注册者根本不需要亲临离岸地，离岸地自然也就无从确认自己获得的是真实可靠的数据；再次，各个离岸地所签发给不同离岸公司的注册证书格式雷同，非常容易仿造。开户时只需要提供影印件，银行只需要客户经理在复印件上加盖“OriginalSighted”的签章即可确定为正本。最后，离岸地对注册的离岸公司管理非常宽松，例如离岸公司无须每年召开股东大会及董事会，即使召开，其地点也可任意选择，自由度较大。许多离岸金融中心对国际商业公司没有最低资本要求；离岸地通常不承担担保离岸公司真实可信的责任，即离岸地既没有检验注册公司真实性的义务，也没有提供外部机构其真实性核实的责任。

为建立主体诚信、行为规范的存量房市场交易秩序，维护市场交易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进一步规范我市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管理工作,根据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规范交易结算资金帐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321号）文件精神，制定本规定：

一、本市市区范围内国有土地上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实行监管。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为本市市区存量房交易资金具体监管机构。各辖市内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监管参照本规定实施。

存量房交易当事人应当通过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在银行开设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根据合同约定条件，划转交易资金。交易当事人也可以签署自担风险声明书，按照合同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交易资金支付方式。

二、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应在银行开设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账号名称为[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名称后加“客户交易结算资金”字样，该帐户专门用于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的存储和支付。

买房的购房资金在办理房屋所有权交易登记前可一次性存入也可分批存入。交易结算资金的所有权属于交易当事人，不属于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的负债。交易结算资金不提现、不收取手续费。

若有关部门对客户交易结算资金专用存款账户进行冻结和扣划，开户银行、镇江市房地产交易所有义务出示证据以证明交易结算资金及其银行账户的性质。

（一）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

以担保为目的提存是指为保障一方当事人债权的实现，相对当事人将一定的货币、实物、证券等提存于公证机关，待各方约定的条件成就，由公证机构将提存物交付于另一方当事人的制度。

在银行与企业签订信贷合同的同时，银行与企业另行签订一纸提存担保协议。在提存协议中，双方约定：（1）将企业的银行账户设定为一个提存账户；（2）银行将贷款划拨入该账户中；（3）企业必须按照信贷合同的约定正当使用贷款，其正当性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4）企业使用其银行账户内的其他超过一定数额的款项应当由银行或者银行的委托人进行审定。该提存协议经过公证机关公证之后，交由企业的开户银行备案。

要进行上述操作，需要解决以下几个问题：（1）这种担保方式是否具有法律依据？（2）银行或者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正当性的审定是否是干涉企业的经营自主权？（3）企业的开户银行是否会协助监管？（4）银行应当委托什么人来进行监管？

第一，诚然，无论是《民法通则》、《担保法》及相应的司法解释还是《合同法》，都没有明确规定前述担保形式，但这并不意味着这种担保方式就是无效的。担保行为是当事人在实践中选择的债权保障方法，法律有明确规定的，属于典型担保方式；法律没有规定的，属于非典型担保方式。以提存方式进行担保系由当事人自己以契约方式选择的保全债权的方式，由《民法通则》和《合同法》进行调整，并无无效之咎。第二，银行或其委托人对企业使用资金的正当性进行审定并非意味着银行可以任意对企业的经营行为进行干涉。银行的监管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1）监督贷款专款专用；（2）监督企业的重大交易行为。第三，对于银行之间在出现非典型担保方式时的协助义务，在《物权法》出台后，其中的浮动抵押制度要求银行必须履行协助监管责任，金融监管当局也致力于加强信贷资金监管，那么在理性上大家很容易就协助监管问题达成一致；协助银行有贷款银行和企业的提存契约为依据，师出有名，另外协助监管也算是一种金融衍生工具，对协助银行不无益处。第四，由于在对企业资金流动的监管过程中，需要涉及对企业交易契约的审查，而且企业的银行账户作为提存账户在理论上由公证机关监控，所以企业委托公证机关对企业交易资金使用的正当性进行审核是适当的；另外，由于企业的交易行为涉及到财务和价格问题，所以辅之以会计师事务所审核是必要的。银行通过委托公证机关和会计师事务所对企业交易中属各自范围内的技术性问题进行审查，可以有效实现对企业资金使用的监管。

不过这种监管方式也有一个显而易见的缺点：不能对抗第三人。如前所述，由于以担保为目的的提存是一种非典型的担保方式，不是担保物权，所以它不能产生物权的优先效力。如果企业还存在其他的债权人，那么其他债权人对其提存账户内的资金同样具有求偿权，而且这种求偿权与银行的求偿权是平行的。要解决这一瓶颈，我们可以求助于下面的账户抵押制度。

第一条为加强我市房地产市场监督管理，规范存量房（又称二手房）交易行为，保障交易资金安全，维护当事人合法权益，根据建设部、中国人民银行《关于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规范交易结算资金账户管理有关问题的通知》（建住房〔2006〕321号）、建设部《关于进一步加强房地产经纪管理的紧急通知》（建住房〔2007〕274号）等文件精神，结合本市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本市范围内的存量房交易业务，交易当事人可通过合同约定，由双方自行决定交易结算资金的支付方式，具体分以下两种情况：

（一）委托中介服务机构代办相关业务的，交易双方当事人可自行交结交易结算资金或委托监管机构对交易结算资金的全额或部分进行监管，中介服务机构不得强行代管交易结算资金。

（二）没有委托中介服务机构代办相关业务的，交易双方当事人也可委托监管机构对交易结算资金的全额或部分进行监管。

凡委托监管机构监管交易结算资金的，均应遵守本规定。

第三条东莞市房地产中介协会（以下简称协会）作为存量房交易结算资金的监管机构，应当按规定，在相关银行设立专用账户，接受交易双方当事人委托，对交易结算资金实行监管。

内容摘要：随着金融业国际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发展离岸金融市场成为我国金融市场与国际接轨的重要步骤。而离岸市场蕴含着较大的风险，本文从宏观、微观和国际合作三方面对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风险管理提出政策建议，以期使我国离岸金融市场的发展建立在稳健的基础之上。

关键词：离岸金融市场离岸金融风险风险管理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的定义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即指在离岸金融机构的货币经营和信用活动中，由于各种因素（如利率、汇率等）随机变化的影响，使离岸金融机构或投资者的实际收益与预期收益发生背离的不确定性及其资产蒙受损失的可能性。用公式可以表述为：R=f(p，c)，R指风险；p为不利事件发生的概率；c为该事件发生的后果。

离岸金融市场自由化程度较高，其风险的构成复杂。几乎包括所有类型的金融风险类型，如信用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并且各种风险没有明显的界限，具有一定的共生性。离岸市场一旦出现问题，就会通过价格、利率、汇率、股价等机制，以及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依赖性，产生链式反应，如图1所示。因此，一国离岸金融市场要获得健康的发展，该国的监管当局必须对本国的宏观经济、对外经济和金融市场有清醒的判断和认识，其中尤其要重视离岸金融风险和管理，并采取切实有效的严格监管。

离岸金融市场风险对我国的影响

为加大管理国家预算资金监管力度，防范资金风险，打造财政、税务、国库、商业银行等部门共同参与的多方联动监管合作机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税收征管法》、《国家金库条例》及其《实施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工作实际，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按照国库大监督的理念要求，积级探索建立国库资金全方位立体监控新思路，及时纠正和处理在办理预算收支、退库、更正、国债兑付、集中收付等国库业务过程中出现的各种情况，构筑交叉纵横、监管互补、互控的监管架构，形成财政、税务、人行、商业银行之间相互制衡的监管机制，切实保障国库资金安全。

二、工作目标

通过建立资源共享、监督联动的“一体化”国库监管新模式，努力营造良好的风险控制环境和浓厚的风险控制氛围，防范国库决策风险、管理风险、制度风险、操作风险及其它风险，建立国库监管长效机制，使国库监管做到规范化、制度化。

三、组织机构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现状

在积极支持互联网金融的创新精神和普惠金融发展的同时，我们要深刻认识到互联网金融并没有改变金融的基本功能和本质。互联网金融在用户体验、交易技术、交易渠道、交易方式等方面进行了大量创新，创造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业务技术和经营模式，但其功能仍然集中在资金融通、发现价格、支付清算、风险管理等方面，并未超越现有金融体系的范畴。此外，从风险角度看，互联网金融更加具备普惠精神，将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或者风险较大的客户吸引过来，创造出大量涉众型交易模式，参与者众多。互联网金融发展良莠不齐，灰色地带普遍存在，很容易触及法律和监管的红线，如非法吸收公众存款、非法集资、非法发行股票债券，甚至从事金融诈骗等。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等甚至会引发系统性金融风险，金融消费者保护问题突出。因此，为推动互联网金融的有序、健康、可持续发展，依法严厉打击金融违法犯罪行为，加强互联网金融监管势在必行。

二、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原则

张晓初（2014）提出了互联网金融监管应遵循12条监管原则，并将动态金融监管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是市场自律，由金融企业和行业协会自律准则，主要采取自愿实施的方式；第二层是注册，相关部门可以掌握有关机构的信息；第三层是监督，持续监测市场或机构的运行，如非必要不采取直接监管措施；第四层是最严格的审慎监管，对相关机构提出资本、流动性等具体监管要求，并有权进行现场检查。在当前我国现实情况下，综合考虑分业监管框架下监管资源的成本和监管效果，依靠市场自律和注册在一定程度上所需的监管成本最小，其监管效果也相当有限，而最严格的审慎监管在金融改革的大背景下与时代潮流相悖，因此，笔者认为新型互联网金融监管体系设计的最优路径是在第三层次上的监管突破，也就是借助某种手段和机制持续监测市场或机构的运行，如非必要不采取直接监管措施，也就是通常意义上的非现场监管，最有可能在监管资源硬约束下取得较优效果。

三、互联网金融监管的大额资金监测方法

（一）互联网金融监管的方向是深入理解资金的真实运作

大资管业务快速发展的背景下，托管业务作为滞留存款的重要载体，近几年来银行机构争相营销，规模增长迅速，而在托管业务风险管控上，因普遍将其视为低风险表外业务，合规意识不强、风控措施不力，面临多种风险，亟待引起关注。托管业务乱象及风险表现统计乱，业务风险底数不清。一是超范围统计。部分银行在托管业务统计中，除了涵盖企业年金托管、理财资金托管、信托财产保管、证券公司客户资金管理托管、私募基金托管、发债资金监管等正规金融业务外，还突破监管规则，将非持牌机构的融资租赁公司资金运用监管、未经国务院批准的地方金融交易所的发债企业运用监管、中长期贷款偿债资金监管等非正规金融业务纳入统计范围。二是重复统计。

银行托管业务涉及安全保管资产、资金清算、核算估值、投资监管及信息披露等职责，实践中，部分银行将托管业务全流程统计，部分银行按照账户职能分散统计，部分银行将不符合托管业务统计范围、单纯履行募集职能的账户纳入统计。三是腾挪统计。个别银行从绩效考核调节的角度，将托管业务作为资源分配，腾挪到实际未发生托管业务的其他分行统计。托管业务统计多报、重报、错报，既有规避监管之嫌，也导致银行对本行托管业务量、托管资产投资领域以及潜在的风险无法真实掌握。运营乱，道德及操作风险隐患大。受资金业务专营的监管约束，各银行总行一般指定部门单独集中经营托管资金，而托管业务合同签订、开户、划款、对账、托管账户的信息披露等职能则分散在总行、一级分行、二级分行等不同层级，加上当前托管业务监管规则不完善、银行内部权限划分不规范，基层银行普遍存在重市场规则轻监管规则现象，运营各环节乱象频出。在开户环节，部分银行在托管业务开户时，为加强托管账户资金管控，预留银行工作人员及银行部门印鉴，违反了《人民币银行结算账户管理办法》中“预留存款人印鉴”规定，且一旦后续出现风险，还将承担连带责任。在划款环节，部分银行专营机构利用内部业务系统，甚至通过传真件或电子邮箱向基层行发送电子指令划款，而基层行普遍将上述划款指令直接视为对外转账凭证，不比对托管账户客户预留印鉴，直接办理划款，混淆管理人与托管人职责，违反了《支付结算办法》中规定的“谁的钱进谁的账，由谁支配”的原则，且分支机构很难从审批流程中发现电子指令是集体决策还是个人指定，一旦上级行托管部人员存在道德风险，就将带来巨大损失。

在对账环节，部分基层行以划款指令来自管理人、上级行已出具监管报告等多种理由不对账，部分银行以同业部托管报告替代运营管理部的银企对账。管理乱，第三方风险传染概率大。一是对管理人指令审核松。部分私募基金管理人违反《公司法》“企业必须在核准登记的经营范围从事经营活动”的规定，向托管银行下达管理指令，让从事产业投资的私募基金投资银行理财、结构性存款，托管银行一方面认为此类投资风险小，另一方面也出于业务拓展需要，不仅未拒绝此类指令，甚至配合操作。但一旦投资收益达不到预期，投资人会认为托管行未能履行好投资监督职能，从而将私募基金投资风险传递到银行体系。二是第三方账户监管缺位。如某企业在上海证券交易所发债，“三方监管协议”和“募集资金说明书”中记载的募集资金账户为在某银行开设的托管账户，但“发行公告”中却为券商账户，此举为券商超募、资金池运作提供了便利，也可能导致业务风险传染至托管行。三是违规办理兜底业务。部分银行利用“托管+投资”“托管+表外业务”“托管+同业代持+表内贷款回购”等业务兜底风险。

此行为等同于为投资人做了无风险担保，违反了《关于规范金融机构同业业务的通知》中关于“金融机构开展同业投资业务不得接受和提供任何直接或间接、显性或隐性的第三方金融机构信用担保”的规定。政策建议弥补监管制度短板，规范托管业务边界。建议监管部门进一步完善适用于银行机构的资产托管业务监管法规，明确银行在托管业务中的职责和边界，明确托管责任追究和尽职免责机制，明确要求银行不得为未经国务院批准的交易所募集资金账户、非持牌机构投资账户提供托管服务，从而形成正规金融与非正规金融之间的防火墙。弥补监管查处短板，规范银行运营行为。督促银行严格按照监管规则办理托管业务，切实规范开户、划款、对账等环节经营行为，明确托管业务办理过程中各环节的具体要求，在有效防范托管业务风险的同时，确保业务各环节合法合规，推动市场规则向监管规则靠拢。弥补银行管理短板，扎紧合规经营“篱笆墙”。督促银行从经营理念、业务流程、系统建设、人才培训等多个方面入手，全面弥补风险识别和风险控制短板。

作者：姜弘杰 陈亚楠

实现主体监管的路径

对跨国公司外汇业务实施主体监管，主要思路是在以往主体监管实践的基础上，打破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业务条线管理的界限，基于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载体和现有系统资源，探索涉外业务主体监管模式和方法路径，提高事后监管的质量和效果。主要路径为：“主体选择→管理信息维护→业务数据采集→监测分析核查→主体业务风险评估和处置”。主体选择体现宏观审慎理念和系统代表性，管理信息维护体现可操作性，业务数据采集体现数据的全面性，监测分析核查体现针对性，风险评估体现合理性，风险处置措施体现差别性。简政放权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跨境投融资业务大部分交由银行审核并办理，事后监管涉及的信息维护、数据来源、业务核查和风险处置环节也均会涉及银行，因此，跨国公司涉外业务主体监管路径的突破口在于银行。鉴此，可通过银行采集企业的部分主体信息和业务管理信息，如企业主体基本信息和资本项目直接投资登记等，监测分析核查其中相关的国际收支数据、账户交易明细数据；同时，通过调取银行相关业务资料对涉外业务进行核查，对企业风险评估后采取监管措施的具体实施，体现在对银行业务办理实行特殊管理要求上。

方法与流程

选择系统性主体。结合地区实际业务，按照抓大放小的原则，管住“大多数”。以湖北省辖内H市为例，该市企业外汇业务类型主要包括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直接投资和跨境融资业务。开展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业务的三家企业涉外业务规模合计占比超过辖内总规模的70%，其业务类型也具有地区代表性。从系统风险、宏观审慎和主体监管层面考虑，H市外汇局选择这三家跨国公司涉外业务作为载体，探索本外币一体化的主体监管模式。维护业务管理信息。经常项目名录登记和国际收支申报主体信息登记，属于企业基本信息登记；而直接投资、外债、境外放款等与跨境投融资有关业务的外汇登记，则属于业务管理信息登记。利用货物贸易外汇监测系统、资本项目信息系统、国际收支涉外收付款统计系统和跨境资金流动监测与分析系统资源，实现对单个跨国公司业务主体基本信息和业务管理信息的登记和维护。采集涉外业务数据。跨国公司主体涉外业务数据包括本外币的账户数据、账户收支数据、跨境收支数据、结售汇数据及进出口数据。在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的业务框架内，企业的经常项下和资本项目跨境投融资资金均可以通过国际主账户和国内主账户进行收付。通过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可直接提取账户明细、国际收支明细和结售汇数据。目前，外汇局系统尚未实现采集涉外业务有关的部分人民币账户数据，但可采集单笔人民币跨境收支数据，来满足涉外业务主体监管的数据需求。开展监测分析核查。根据跨国公司主体业务管理信息，对选取的主体涉外业务数据进行归纳、分类和统计，核查主体是否存在业务异常。例如，通过核对国内主账户和国际主账户之间的收支明细，核查银行对跨国公司外汇资金集中运营通道额度控制的合规性情况和账户收支范围的合规性情况。对于外汇资金集中运营管理框架之外的业务，如直接外债业务，可直接根据业务管理信息和国际收支数据核对其是否存在资金异常流动。对于主体资金使用业务的监测核查，则需要结合企业经营范围、业务性质和资金性质，对账户结汇数据进行筛查，根据需要调阅资料进行核查。对于跨国公司经常项目业务的监测核查，可直接通过跨境资金监测分析系统调取进出口数据和经常项目收付汇数据，通过归类对比，筛查出资金偏离度高、出口不收汇等异常业务进行核查。评估处置业务风险。根据监测分析和核查情况，对企业主体涉外业务风险进行评估，并参考风险级别和风险类型采取差别化的管理措施。可将主体涉外业务风险分为高、中、低三级，风险类型分为主体跨境收支异常变动风险、业务合规性风险和业务主体经营性风险；同时，针对业务风险分别采取风险提示、分类管理和检查处罚等的措施。在对企业违规行为进行处置时，应根据相关业务主办银行的履职情况，对银行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同时，指导银行强化企业的风险识别，对企业实施客户分类管理：对高风险客户加强内外审查，开展现场调查，确保业务真实、风险可控；对低风险和基本无风险客户，在真实背景情况下，提倡便利化管理。

存在的问题

本外币政策差异影响主体监管效果。该问题主要表现为跨国公司主体部分人民币数据缺失，外汇局难以对人民币涉外业务开展核查，难以实施风险处置措施；此外，本外币管理政策差异也会影响外汇业务风险处置措施的效果。跨国公司主体监管系统功能缺失。目前，外汇局按照业务条线设计的业务系统不利于对涉外业务进行主体监管：业务人员在探索开展主体监管的过程中，需要掌握多个业务系统权限，重复维护主体基本信息；同时，还需要对业务管理信息进行逐笔维护，对涉外业务数据进行重新整理和加工，影响监管的成效。跨国公司微观主体风险难以监测。从额度管理和主体风险管理层面看，净资产数据的公允性直接体现在外汇资金池额度的合理性和真实性。由此可见，具有公允性、能够反映企业真实财务状况的财务信息，对外汇管理部门尤为重要。但现行政策对跨国公司财务数据报送无硬性要求，外汇局难以通过系统监测跨国公司主体的财务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