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哲学论文范文10篇

一、中西语言哲学不同的发展过程与特征

声势浩大、人物众多的先秦语言哲学分为三个主要流派：第一，孔子代表的德行派。第二，老庄代表的本体派。第三，墨家、辩者、荀子和韩非组成的逻辑派。然而，这种显赫辉煌却没有坚持到底，魏晋之后渐渐淡出哲学视野，在南北朝隋唐乃至宋元明清都了无踪迹。时至今日，引起我们再次关注的语言哲学却是伴随着西方分析哲学进入中国的西方语言哲学。进入21世纪后，经过对西方语言哲学的深入了解，中国的哲学家们开始注意到汉语形态对哲学表达的重要价值。

二、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进路

1.由于中国语言象形文字具有的特殊性质，我们的研究不能望文生义，而是要全面了解文本的上下脉络，通过对文本的逻辑关系的考察和推敲才能揭示文本的真正意义。“象思维”是中国语言文化的一种表象，唯有揭示这种表象背后的逻辑根据，才能真正把握中国语言所展现的哲学意蕴。2.语言研究与思想研究结合，才是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必经之路。语言研究的特殊性在于完全从语言现象出发，并根据语言现象寻求语言自身的规律。只有结合语言研究和思想研究，我们才能在语言哲学领域中得到收获。

三、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的主要方法

当代中国语言哲学研究由于其学科的特殊性，因而主要采用了三种不同的研究法。1.逻辑分析的方法：即通过对文本脉络逻辑关系的梳理，揭示隐藏于文本之中的逻辑结构。2.概念分析的方法：即通过阐述哲学概念在所出现的文本中的地位和作用，说明文本的思想内涵。3.语境分析的方法：即通过辨别文本或话语出现的场景，说明该文本或话语在这个具体场景中的意义。

摘要：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的微言大义，提出“六经之言有大义焉”。“夫道者。有事之辞”等观点。明确表明了道对辞的依存性的语言哲学观。但他决不墨守成规、固守古人之道。在“奉常以处变”的思想指导下，他将古人之常道与现实的历史结合起来，在哲学理论建设方面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从而使圣人之道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关键词：王夫之；语言哲学；六经；道；辞

亲身经历了王朝更迭的王夫之，通过深入的哲学反思。将民族危亡的根源归咎于宋明以来理学家的理论失误，认为是他们背经离道的学术造成了“人道不立”的局面，最终导致了明王朝的覆灭。他说：“上古以还，典礼不修而天下大乱，皆此等启之也。可无辨哉!”因此，他倡导“当以王之政典为式，诛暴禁乱。惠此小民，使之和辑。”其意在即经求治国、除暴和安民之道。以扶民族之危难。在这种思想背景下。他提出了“六经之育有大义焉”的语言哲学思想，以反对理学家的“凿空立说”。正是此种切时的思想使他与同时代的顾炎武、方以智等思想家一道。确立了“即经求道”的新哲学路向。

一、六经之言有大义焉

王夫之在训诂中注重发掘儒家经典之微言大义，他在《读通鉴论》(卷六)中说：“六经之盲有大义焉，如天之位于上。地之位于下，不可倒而置也；有微言焉，如玉之韫于山，珠之函于渊。不可浅而获也。极之于小，而食息步趋之节，推求之而各得其安也。扩之于大，经邦制远之猷，引伸之而立其诚也。所贵乎经义者，显其所藏，达其所推，辨其所异于异端，会其所同于百王，证其所得于常人之心，而验其所能于可为之事，斯焉尚矣。”在这段对六经及其所蕴含的“大义”的总论中，王夫之明确地阐述了如下三个方面的观点：

第一、“六经之肓有大义焉”。这种“大义”就是儒家圣贤之道。道之于六经之言，如玉石之藏于山，如宝珠之蕴于深渊。不可简单获取，必须通过对语言的深度诠释才足以发掘“六经”之大义。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言道”关系在此又以新的方式得以重现。

一、“药”与“荃蹄”———大相径庭的语言悖论

这就是德里达所批判的“语音中心主义。”他在《柏拉图的药》一文中，通过对作为文字的“药”这个意象的分析，对柏拉图乃至整个西方哲学史的关于扬语音、贬文字的“语音中心主义”进行了分析和鞭挞。在柏拉图的《斐德若篇》中，苏格拉底讲了一个关于文字的神话:埃及有个神叫图提,他发明了数目、算术、几何、天文、文字等许多东西。有一天图提想把他的这些发明献给国王,国王收下了数字、几何、天文、地理,却坚决谢绝了文字。尽管图提把自己发明的文字当作医治教育和记忆力一剂良药来看待，但国王却认为“你所发明的这剂药,只能医再认，不能医记忆。”文字的发明并没有帮助我们记忆，相反却威胁和损害着我们的记忆。“如果人们学习书写，它就会在灵魂中助长遗忘。灵魂将不再回忆，因为它将依靠那写成文字的东西，这些东西不再从灵魂之内，相反却借助外在的标记来唤起对事物的记忆。”而记忆在柏拉图那里是有着特殊含义的。因为作为真理的理念只存在于彼岸世界，人们是无法靠认知抓住理念的。那么人如何才能达到对真理的认识呢？柏拉图认为，人在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前，他的灵魂已经经历了无数个轮回，已经掌握了真理，一旦转生为人，就把真理遗忘了。因此，要重新获得真理，就必须努力去回忆自己的灵魂原来对于理念世界的认识。因而，通过助长遗忘，文字切断了通往真知的道路。所以，柏拉图笔下的苏格拉底虽然睿智，但述而不作。而柏拉图为了转述老师的思想，使用对话体形式，以尽可能透明和忠实的方式转述老师所说的话。而庄子的言意观是由其道无本体论所推导出来的。庄子的道是“自本自根，未有天地，自古以固存；神鬼神帝，生天生地”，它不是神灵的产物，而是自然的产物，所谓“道法自然”，“天道自然无为”。“自然”即自然而然，顺应天地万物的规律。庄子眼中的“道”是宇宙之本体，万物之源头,无形无色，无始无终，是不可言说的，所谓“道不可言，言而非也”（庄子•知北游）。就在《天道》篇中，庄子又说：“世之所贵道者书也，书不过语，语有贵也。语之所贵者意也，意有所随。意之所随者，不可以言传也。”成玄英疏：“随，从也。意之所出，从道而来，道既非色非声，故不可以言传也。”《庄子•天道》中轮扁对桓公说:“然则君之所读者,古人之糟魄已夫!”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出庄子对书写文字的不信任，也看到一个道———意———书的层级解构，因此,在庄子和柏拉图之间似乎有了相似性，但这是否意味如张隆溪先生所说的，“思想、言说和文字的形而上等级制度不仅存在于西方,同样也存在于东方；同西方传统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一样，中国也有一个类似“书、言、意”的形上等级制，也存在着理性的逻各斯中心主义？事实上，庄子的有关言意关系的讨论的实质是“言”和“道”的关系，他意在说明作为表意工具的人为语言在“不期精粗”、超越了“形色声名”的最高层次的混沌之“道”面前是无能为力的。道既然是虚无、混沌的状态，那么任何人为的通过语言或思辨来悟道的努力都将是南辕北辙。他否定的是作为整个语言文字的“言”，其中也包括“书”，而并没有刻意地将作为口头言说的“言”和书写的“书”区分开来。在其他地方，庄子也同样使用了“言”字，如“道昭而不道，言辨而不及”（《齐物论》），“言者所以在意”（《外物》），“可以言论者，物之粗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也；言之所不能致，意之所不能察致者，不期精粗焉。”（《秋水》），如此等等，不一而足。在中国传统哲学中，“言”和“意”是用来表达语言和思想的一对范畴。“言”并不对应于英语中的“speech”，而是代表包括言辞、名称、书、文等在内的语言的总体。如魏晋玄学的“言意之辨”就是围绕着“言”能否尽“意”展开的，又如老子的“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孔子的“吾欲无言”，或者陆机所云“恒患意不称物,文不逮意”、刘勰的“意翻空而易奇，言证实而难巧”，其中的言都没有仅指口头言说的意思。尽管庄子反复强调道不可言，然不可不言。事实上他也一直在言，《庄子》一书洋洋洒洒十万余字即是明证，这就是所谓的“道”与“言”的悖论。只不过他主张不可执著于日常人为语言的拘囿，所谓“不落言荃”，因为世人往往满足于浮华之词，执着于形名声色，“道”反而因为“言”而被遮蔽。所谓“道隐于小成，言隐于荣华”。所以，他主张“无言”、“忘言”。“荃者所以在鱼，得鱼而忘荃；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安得夫忘言之人而与之言哉！”语言只是传情达意的工具，语言本身不是目的，终极目的是体悟道，达至与道合一的大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说，庄子的语言观带有强烈的工具论的色彩。“言不尽意”、“得意忘言”的思想对中国古代文学创作和文论产生了深远、巨大的影响。魏晋的“言意之辩”将其引入文学理论，成为诗学“意在言外”的源头，成为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标准的原则，形成了中国古代注重“意在言外”的传统，并为意境说的产生和发展奠定了理论基础。同时，庄子的这种“自然”哲学也形成了崇尚天然、反对人为的艺术创作原则和审美标准。在文学创作上，庄子强调不要受语言文字的局限，而要“得意忘言”,求之于言意之表，而入乎无言无意之域。从上述分析中可以看出，尽管庄子和柏拉图都对语言文字的表达能力表示了怀疑，但在柏拉图这里，语言被分割为口说的语言和书写的文字，他否定的是后者，而非前者，恰恰相反，作为声音和意义结合体的口语在他看来是最完美的直接表达意义的理想语言。德里达在《书写学》中指出，这种语音中心主义从柏拉图开始，到亚里士多德、黑格尔、卢梭直到索绪尔，形成了一个清晰的传统。在柏拉图看来，诗人只是肤浅的轻率的模仿者，对摹仿的对象一无所知，不可能达到对事物本质的理解，而只有睿智的哲学家通过理性的思考才能达致真知，步入绝对美的殿堂。因此哲学的地位要远远高于文学，文学需要哲学的指导、制约，文学只不过是哲学的婢女。而庄子否定的是整个语言系统，无所谓口说的言语和书写的文字之分。柏拉图贬抑文字是出于对文字自身缺陷的考虑，在拼音文字中，书面语不能单独承载意义，而只是语音的转录、摹本。庄子对语言的否定，是基于道“虚无”“混沌”的本性之考虑。汉语作为一种由图像演化而来的表意文字，并不被视为声音的符号，是一种直接表意的自足的语言，正因如此，德里达从汉语中发现了反对逻各斯中心主义的根据，“我们已经拥有在所有逻各斯中心主义之外发展起来的文明的强大运动的证据。文字并不削减言语，它是将言语纳入到某个系统。”

二.结语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柏拉图基于理念世界与现实世界的二分，认为书写语言是对口说的语言的摹仿，不能直接反映人的思想。而庄子的“道”则是一个以虚无、混沌为根本特征的本体，它“自本自根”，超越了“形色声名”的形下之域，但并不与感性世界截然分开，所谓“道不离器”；它不可言说，不能被人的感官所感知，也不能被人的理性思维所认识，所以只能体悟。人们只有通过心斋、坐忘才能达至“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明境界。所以与柏拉图的理性思辨哲学相比，庄子的哲学是一种诗意的存在哲学，正如海德格尔所言的“诗意地栖居”。它关乎一个人在这个纷繁芜杂的世界上如何安顿自己。

作者:王彦华杜蘅单位:上海理工大学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提要：生态话语分析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强调“生态哲学观”在话语分析中的指导作用。论文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指出其3个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在此基础上，论文系统阐释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在判定语篇生态属性和引导人们日常行为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鉴于生态哲学观与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均属哲学范畴，其研究边界并不清晰，因此论文分别从阶级性、观念性和现实性3方面阐述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的相同点。同时论文也从研究视角、社会语境层面以及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区别生态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以厘清二者关系，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内容提要】

南朝时期以注重文学形式创新为特征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根源于当时哲学思维方式的转变引发的对语言价值的探索，玄学和佛教哲学的建构都倚重于语言策略（经典再诠释、清谈、译经、梵呗唱导等

）。受其影响，当时文人形成了重视文学语言形式审美价值的文学本体观念，认为文学是“言之业”，文学创新的关键是语言形式的创新。这种形式主义美学倾向促进了诗的近体化与赋、文的骈化，以

及文体研究的深入、形式批评范畴的形成，并促成了中国古代诗文创作与批评中的形式美学传统。

南朝时期的作家“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情必极貌以写物，辞必穷力而追新”（《文心雕龙?明诗》），文学创作和文学思想方面都有凸现形式的倾向。齐梁及隋唐以来，以讫近代，由于儒

家宗经载道文学观的影响，对上述倾向的批评之声不绝于耳。晚近以来的文学史研究者多称之为“形式主义”①，并持否定态度。在文体、语言形式日益受到文学研究重视的今天，如何从文学本体意识

《西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是四川省教育厅主管、西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会科学综合性学术理论刊物。本刊辟有EMDR与心理创伤、蜀学研究、地方文化与文化遗产、澳大利亚研究、中国文化、文学研究、语言文字、历史研究、外语研究、法学研究、社会与政治、经济与管理、教育与心理等栏目。热忱欢迎哲学社会科学界同仁不吝赐稿。根据国家有关部门对期刊管理和编辑规范化、标准化、现代化的规定，本刊对作者稿件的结构、格式及有关问题作如下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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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基金项目。若文章的产出有资助背景，应标明基金项目名称(含编号)。

一、关于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

写文章固然要有方法，写出好文章自必更讲究方法，然写文章的方法作为教学课程，写文章方法的书作教科书，并且要我来做，总感到忐忑不安。坊间这一类的书还不在少数，从过去的“八股义法”到现在的“论文指导”，类似“指南”、“揭秘”、“宝典”、“金手指”、“法术、法程”的论文、作文指导书籍，真所谓花样翻新、层出不穷。西方那样一个物化态势严重的社会，研究写作指导和教学早已从单打独干、辗转抄袭过渡到开宗立派、模式纷呈乃至蔚为潮流，比如形式法、学科中心法、现时一传统法、修辞法、表露法、模仿法、程序法，等等不一而足。或谓其不然，在我看来，也未可厚非，看文法指导类的书并不一定能写出好文章，然也；听老师讲论文写作不能代替撰写论文，然也；不懂得一般的论文写作规则就可以写出好论文，未必然；不听老师讲解论文格式和普遍性写作要求就可以完成论文撰写，未必然。中国先贤早就说过，“文有大法，无定法”，“定体则无，大体则有”，这里的体与法，说的就是写作的规则和撰写要求。西方人有写论文规则八条，被称为美式八股：一是研究背景，二是假设论点，三是想要论证或论辩的论点，四是研究方法和研究过程，五是新的材料、信息、数据，六是统计分析，七是结论，八是作者的见解。据此来看，美式八股也不过是美国学校和学院专业人士、教师所要求的论文写作格式和基本的构成元素。这些要求内容和元素特性，对于学生或初入此道者，没有指导类的书籍或没有在教学环节中得以贯彻，恐怕也是难以掌握的。那么就规则而言，倒是应然中的必然，而就格式要求而言，则是必然中的应然了。在中国来说，一向反对文章作法和设立作家学校的鲁迅先生，在他的文章中也曾多次说过文学创作要掌握“画眼睛”，这种不应该如何如何写的技巧，其实这也应算作是写作规则的。

写作规则和格式要求看来还是必要的。没有写作规则对写作活动予以规范，写作的成果或者说作品、论文就不能在学术界交流，不能在社会上传播，写作的目的也就难以实现；没有格式要求来条理、规整写作内容，思绪和论点的文字表达就丧失了逻辑，要么让人不能了解文章的真实意义，要么杂乱无章，论点被淹没在叙述中，同样使写作的目的难以实现。因此，我开的这门课，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既要讲学位论文写作特定的、规范的格式要求，又要讲学位论文规范格式规则指导下具体的写作要求。当然，规则是普遍性、普适性的，只要在学位论文范围，就必须遵守，这是规矩。而要求则随用而用，在写作实践中，当然需要遵守要求，但论文阐述的内容不同，要求则随之有更动，要求的规范性、规制力取决于具体性、针对性。为此，我感到，讲格式要求须实现两个结合，一是具体内容与实际要求相结合，一是论述要素与写作逻辑相结合，不能单纯讲规则、法程、要求，还得讲具体写作内容，讲规则的运用和适应要求的技术方法。

《金德万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这门课程作如下安排：首章是缘起。次之讲学位论文的形式特征和写作逻辑，包括写作的形式特征，专讲写作这种形式是一种劳动方式，有目的性，求真、求善、求美，是一种高尚的劳动；有特殊性，形式与内容统一，文心与文德的规范要求，是一种艰辛的劳动；有必要性，价值与意义、谋食与闻道、自由与必然，是一种必要的劳动。还包括写作逻辑，专讲写作的有关规律。再次讲学位论文写作格式要求的说明，内容很多、规范性强，具体要求必须落实。随后讲学位论文写作的基本要素，包括立意、选题、材料、论证、论据与推理、结论，等等。

二、关于作为形式语言的写作格式

《中阿含经》五五《阿梨吒经》记录佛佗言云：“有人欲从此到彼岸，结筏乘之而度。至岸讫，作此念：‘此筏益我，不可舍，当担戴去。’于意云何？”比丘曰：“无益”。佛言，“彼人于岸边舍去，云何？”比丘曰：“有益”。佛言：“如是！我为汝等长夜说筏喻，法便欲弃舍，……况非法耶？”鸠摩罗什译《金刚经》：“汝等比丘，知我说法，如筏喻者，法尚应舍，何况非法。”《大智度论·我闻一时释论》乃言：“善法应弃，何况不善法。”佛学中法系教义名词，乃梵文Dharma或巴利文Dhamma的意译，达摩、达磨、昙摩、昙无、昙都是其音译。法的含义和用法非常广泛。《五事毗婆沙论》卷上：“应知法声，义有多种。谓或有处所说名法，如契经说：汝应谛听，吾当为汝意说妙法；或复有处，功德名法，如契经说：苾刍当知，法为正见，邪见非法；或复有处，无我名法，如契经说：诸法无我，当知此中无我名法。法谓能持，或能长养；能持于自，长养望他。”此中能持、长养都是持的本义。《杂阿毗昙心论·界品》：“法者持也，持自性故名法”。凡持有特定性质和相状的现象，都称为法。《成唯识论》卷一定义作“法谓轨持”，窥基《述记》解释说：“轨”谓轨范，可生物解；“持”谓任持，不捨自相。前句指有特定的内涵和外延，能唤起认识的功能，使人们可以认识。后句指概念的稳定性，表现为自身本质之规定。《因明大疏》卷二释云：“法有二义：一能持自体，二轨生他解”，即表明了这个意思。随后该疏又就二者在判断中的功能申说“初之所陈（有法），前未有说，可以后说分别前说，方有屈曲生他异解”。易言之，“有法”为主体，“法”则为主体具有的属性，在概念上说，二者有同质性，从逻辑上说，二者又是相对的，即有法相对于法。法乃主体有助于目的实现的工具，有法一切法，法即为筏；法乃言语行为思维能持正见正行正意的轨则，诸法无我，筏即为法。比之于写作，写作系人借助语言文字的工具表达思维成果的行为方式，写作者有所思，即有所写，有所文，此时写作为写作者之筏；写作乃以语言文字的形式表达写作者的思想，所言如所思，语言文字的表达在写作者所思和所言的框架内进行，此时，写作乃作为写作者之法。法相庄严，法意澄澈。

汉语言文学毕业论文

一、毕业论义写作基本程序：集体指导、个别指导（三次以上）、定稿初审、省校复审、模拟答辩、案答辩终审。

二、字数、时间要求：6000字以上；半年左右。

三、文本格式要求：另见结构要求及文本样式。

四、关于选题和写作

（一）选题范围：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当代文学、外国文学、古代汉语、现代汉语、文学理论、比较文学、美学、写作等。

SCI论文是技术性很强的一类论文，归于核心期刊的一种，可是SCI论文也是很难发表的。本文总结了如下几点：

1、把握论文写作的归纳性特色

加强归纳涵养论文写作是多种才能的归纳，它涉及到调查、感触、理解、发现等很多方面的才能；从学科上看，它涉及到逻辑学、语言学、哲学、写作学等许多方面的常识。论文写作，有人得力于学识（学者之文），有人得力于思维（政论文、思维谈论），有人得力于文学素养（文秘、宣扬），因而，要长于杰出自己拿手的方面，发扬优势，打破一点，渐趋渊博。此所谓“修身之要”是也。

2、把握论文写作的本身规则，养成杰出的写作习气

子曰：习气成自然。要写好论文，有必要努力养成自觉依照规则写作论文的杰出习气：如平常重视收集材料的习气；考究立意的习气；严于构思的习气；动笔之前立定格局、拟定提纲的习气；行文趁热打铁、考究行款和书写标准的习气；修改时自始至终、精益求精的习气；等等。没有养成习气，尽管懂得了道理，但在实践中仍不时会离谱走样；好习气养成了，终身获益不尽。

3、多看多读多写多思多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