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研究论文范文10篇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19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1776－1847）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1804）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17年（1837）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1820），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15，清嘉庆25年（1820）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1904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4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4卷第3号（西夏文专号），1932年；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1913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1919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1927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1935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1884－1938），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1986年第1期。）。1932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1929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36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1930－1933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国民族史研究》（2），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直至70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1974年到80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80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10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1.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1983）、《同音研究》（1986）、《番汉合时掌中珠》（1989）、《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1994）等；2.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1981）、《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1984）、《西夏文物研究》（1985）等；3.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1993）、《西夏谚语》（1993）、《天盛改旧新定律令》（1994）、《圣立义海研究》（1995）、《贞观玉镜将研究》（1995）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1.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1983）；《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1986）；2.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1981）、《西夏语音系导言》（1982）；3.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1987）、《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1988）、《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1993）；4.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1980）、《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1985）等。这些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内容提要】

在文学语言观上,古典的“载体”说和现代的“本体”说都有片面性。文学语言既是文学的工具,又是文学的对象。作家感受到言不尽意的痛苦,追求“言外之意”是解除这种痛苦的一个策略。文学的幻象应该真实而新鲜,与此相对应,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是“内指性”、“本初性”和“陌生化”。

语言是文学的第一要素。但至今我们在文学语言方面研究得很不够。对于文学语言的种种问题,只停留在浅层的描述上。如语言在文学中到底具有什么功能、处于什么地位呢?为什么又有那么多的作家呼喊“语言的痛苦”呢?文学语言与日常语言有没有区别?如果有区别的话,那么文学语言的深层特征又是什么呢?本文将对这些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一、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的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在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是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叶以来,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本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在反复强调了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1）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2）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一、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和功能

从古典到现代,人们都非常重视语言在文学中的地位。但他们对语言在文学中究竟占有什么地位、具有什么功能的看法是各异其趣的。中外古典文论所持的是“载体”说,语言只是一种“形式”、“工具”、“媒介”、“载体”,它的功能在表达生活和情感的内容,内容有“优先权”,包括语言在内的形式则处于被内容决定的地位。20世纪西方科学主义文论则持“本体”说,认为语言是文学的“本体”,文学就是语言的建构,语言是文学的存在的家园。古代文论与20世纪西方文论的文学语言观就这样分道扬镳。文学语言观念从古典到现代的转变是怎样发生的呢?

20世纪西方哲学和人文科学领域发生的一个重大事件就是所谓的“语言论转向”。在西方,在19世纪以前,占主导地位的是理性主义,理性制约一切,所以理性作为文学的内容也自然处于“统治”地位,语言只被看成是传达理性内容的工具。20世纪初叶以来,人们觉得过去崇拜的理性不灵了,反理性的思潮应运而生。这就导致了所谓的“语言学转向”。人们不再追问语言背后的理性,而认为“语言是存在的家”(海德格尔),“想像一种语言意味着想像一种生活方式”(维特根斯坦)。语言不是单纯的媒介、手段、载体,它是存在本身。人是语言的动物,语言观上的这种变化,很自然引起文学观念的变化。本世纪形成的科学主义的文论流派在文学语言观上一脉相承。他们认为作品中的语言就是文学的本体。什克洛夫斯基在《艺术作为手法》一文中在反复强调了文学语言的特异性之后说:“这样,我们就可以给诗歌下个定义,这是一种困难的、扭曲的话语。”（1）罗兰·巴尔特走得更远,他强调“语言和文学之间的一致性”,认为“从结构的角度看,叙述作品具有句子的性质”,“叙述作品是一个大句子”,（2）超过语言层就是文学的“外界”。

这种现代语言论的文学观念是有一定的道理的。我们可以从“人”和“文化”这两个视角来证明文学语言本体论有其理论基础。

语言是人的最重要的一种符号,因此,在卡西尔看来语言也是区别人与动物,并指明人的独到之处的一个重要方面。卡西尔说有两种不同的语言,一种是情感语言,一种是命题语言。在类人猿那里有情感语言,它可以表达情感,但不能指示和描述。因为它不具有“延迟模仿”和“移位”的认知机制,也不具备转换、开放的机制。只有在人这里,才用具有认知、转换、开放机制的“命题语言”进行交往活动。人才是真正的语言符号动物。进一步说,人的语言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理解等心理机能是同一的。语言是内在于人的感觉的,就以个体的人的语言发展而言,他的语言与他的感觉是一致的。一个老年人说不出儿童的那样天真烂漫的话,是因为他已经在社会化过程中失去了“童心”,找不到儿童的感觉;同样的道理,儿童有时会说出一些完全不合理不合逻辑但却极生动和极富诗意的话,就是因为他们无知,他们还没有“社会化”,他们的语言与幼小心灵的感觉是同一的。在现代生活交往中拥有一个新词或新的词语组合,就表明对生活的一种新态度,或者是人们的一种旧的生活方式的结束,或者是一种新的生活的开始,或者显示某种生活正处在变动中。

既然语言是与人的感觉、知觉、想像等是同一的。那么文学语言的“美学功能”与人们的艺术直觉具有同一性就更凸现出来了。如果说日常语言具有“实用”和“美学”两种功能的话,那么在文学语言中,语音的搭配,词的组接,句子的连接,就不单是为了传达信息,它们本身就具有审美意义。例如,唐代岑参的诗《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

摘要：语言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变化。也会由于不同语言交流时所产生的相互影响而变化，与语言息息相关的翻译也会随之而发生变化。本文以英汉两种语言为例，从不同的视角分析了引起这些变化的原因及其相互翻译时发生的变化。

关键词：语言；变化；翻译；音译；意译

一、概说

人类创造语言的目的就是要利用语言来表达思想。交流感情，进行人际沟通，传播人类文明与进步，传承科学创造与发明。其实语言本身也是一门科学。它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随着社会的变化而变化。在目前世界尚存的2000多种语言中。汉语的使用人口最多，英语的影响面最大，实属世界上最活的两种语言。究其发展规律。人们不难发现：语言只有在发展中才能求生存，在变化中才能求发展。

作为与语言文字密切相关的翻译，也难免要随着语言的发展而发展。随着语言的变化而变化，只有这样，翻译工作才能与时俱进，与时代同步。

二、语言的变化

（一）开展学术评论，批评剽窃、伪科学和吹嘘等不良学风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见该书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11—12页）。这是何等可贵的学风啊！

王力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所刊文《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曾批评著名的语言学家傅东华。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的大批判严重损坏了批评和批判的名誉，以致后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学术评论，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即使有星星点点学术交锋，读者也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是针对谁的哪本书而发。这十分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破就是立”固然不对，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破中有立”还是合乎辩证法的，应大力提倡。在这方面，夏渌教授专为批评康殷对汉字源流的种种错误解释而写的厚达493页的著作《评康殷文字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夏书出版以前，《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发文，对康书进行了不少无原则的宣扬，该书竟成了市场畅销品，使不少读者从康书得到错误的知识。遗憾的是同外国相比，学术批评的著述在我国少得可怜。当然，我们充分肯定夏先生十年来带头写学术批评专著的功劳，并不等于说夏先生对每个字的解释都无懈可击，我们也不应对批评者提出这种苛求。

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开展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说他们所做的工作类似收集蝴蝶标本。［①a］他们也指名道姓地对乔姆斯基进行了反驳［②a］。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阿斯勒夫、C．F．霍凯特（1916—）、R．A．霍尔（1911—）都比乔姆斯基大十几岁，照样对乔姆斯基的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b］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用种种理由反对进行学术批评，其中之一是长辈不宜批评晚辈或相反，晚辈不宜批评长辈。还有人认为，无名小卒不应批评名人，因为我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我国开展学术批评，不利于学术进步，因为学术只有在交锋中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还有人认为批评文章没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不对的。上面提到的霍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语言学和伪语言学》（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1987年），它就是霍尔进行学术批评和评论的12篇著名论文的汇编，在国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一、引言

文化是一种社会现象，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文化是一种历史现象，是人类历史文化的沉淀。所谓“文化”，是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是指运用语言文字的能力和和一般的知识，也特指某一领域或某一范畴体现的思想观念，道德和行为规范以及风俗习惯等。各个民族，各个国家有着鲜明的文化特性，语言作为文化的载体，作为信息传递的工具，地位举足轻重。

“翻译”，把一种语言文字所表达的意义转换成另外一种语言文字表达出来；也指民族共同语与方言，方言与方言，古代语与现代语之间地转换。作为语际的交流，把握文化所传承的信息，至关重要。曾经有一个翻译的轶事：一位外国人参加中国的朋友的婚礼，他称赞新娘很漂亮，新郎谦虚地回答：“哪里，哪里。”外国朋友大吃一惊，以为是问哪里美，只好硬着头皮说：“鼻子，眼睛，耳朵，嘴巴都很美。”无独有偶，在我们地现实生活中，大型公司也因为不懂文化的内涵，同样犯了大笑话。BraniffAirlines（布兰尼夫空公司）想宣传其舒适的座位，可当它的广告语从英语翻译成西班牙语时，意思却告诉人们乘坐他们的飞机可以不穿衣服。同样theChevroletautomobilecompany（雪佛莱公司）试图在拉丁美洲推销theChevyNovacar，广告译文同样也很糟糕。Nova意思是星星，而在西班牙语里是走不动的意思。

故而，翻译不仅仅单纯是语言的转换，更蕴含与文化之中。翻译理论家尤金·奈达说：“对于真正成功的翻

译而言，熟悉这两种文化甚至比掌握两种语言更重要，因为词语只有在其作用的文化背景中才有意义。”

二、地理位置的不同

摘要：幼儿三岁时是语言发展的关键时期，如何培养小班幼儿语言能力是家长、教师共同关心的问题。本文浅议了在家庭与幼儿园两种不同的环境中如何培养幼儿语言的表达能力。实践证明：家、园及全社会共同为幼儿创设让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的良好环境对幼儿的语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关键词：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心灵沟通

语言是人与人之间交流沟通的工具，三岁是人一生中语言发展的关键期。那么如何培养小班幼儿的语言表达能力呢？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问题。提及语言教育，一般人会认为在幼儿阶段也就是讲讲故事，说说诗歌，每当与家长谈及这类话题，家长总是感到非常困惑，不知如何来教。经过长期的实践，我认为要让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得到健康全面发展，应做到家园共育，共同培养。家园以及全社会共同为幼儿创设一个使幼儿想说、敢说、喜欢说、有机会说的良好环境对幼儿一生的语言发展是非常重要的

一、家庭中的幼儿语言教育

家庭是幼儿生命的摇篮，是孩子们最温暖、最安全、最自由、最快乐的港湾，家庭成员的讲话水平及语言表达能力直接影响幼儿语言的发展。因此，作为家长，在家庭中应做到以下几方面：

1.家长要做好榜样，培养幼儿学习语言的兴趣

[摘要]影视表演特征是运用接近生活的动作和语言创作影视角色形象。表演的特点是，演员是创造者，自己的身体和声音是创造工具，运用肢体动作和语言手段来体现角色的表演行动。因此，演员的创作状态应是既有艺术创作性的体验、感受又有高度的自我控制的能力。

[关键词]肢体语言表演语言动作体验

影视表演的肢体语言包括动作、语言。表演主要是运用动作和语言来进行创作的，用接近生活又高于生活的动作和语言作手段来创造人物形象。影视表演艺术的特征是：一种运用接近生活的动作和语言创造角色形象的艺术。首先演员应当考虑，他不仅必须模仿自然，而且还必须把自然完美地再创造出来，以期在他的表演中真和美是相结合的，因此，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应当在演员的支配下，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根据既定目的和谐而优雅地运用任何的一部分肢体。本文就提高影视表演的肢体语言谈些粗浅的体会。

一、演员创造角色是自己的身体和声音

演员的身体和声音是我们创造的工具。每次表演都是创造，为了保持作品的准确性、生动性，就必须体验、感受、热情饱满。我们在这里强调身体、声音、表情都是创造角色的手段，动作和语言、表情牢牢地掌握在演员自己手中，创造好所扮演的各种角色。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说：“……身体松弛肌肉没有任何的紧张，整个形体器官完全服从于演员意志的支配，这对创作状态有很大的作用。有了这种训练，便能呈现组织良好的创作之作，演员便可以自由无碍地用自己的身体，把心灵所感觉到的东西表现出来……”

比如：曾有一部电影，一个炮手在打法西斯匪徒，阵地上中了敌人一炮，把炮手耳朵炸聋了，嗓子也沙哑了，于是这演员要从本来用悦耳的声音表演忽而转到用沙哑的声音说出对白。再如有一些特殊要求：一边哭。一边念台词：一边笑一边说话；或受重伤而嘱咐什么：一边喝着水或一边吃东西说话；最后观众能听到耳语或悄悄话；因悲痛或情急而高声喊叫嘶哑……等等。可见，没台词戏常常是最好的戏，演员通过动作、表情把它细致准确地表达出来，让观众清楚地“看”到它。

一、汉语网络语言的分类

1．缩略语

第一种是用拼音代替文字，如MM——妹妹、美眉；GG——哥哥；DD——弟弟；SJB——神经病；PMP——拍马屁；MPJ——马屁精；PLMM——漂亮美眉；XDJM——兄弟姐妹；PFPF——佩服佩服；BT——变态；SL——色狼；BL——玻璃，不是指一种易碎品，而是同性恋；BC——白痴；BD——笨蛋；RY——人妖；LM——流氓；JJWW——唧唧歪歪，指人说话的样子；蛋白质——BD+BC+SJB(神经病)。

第二种是用数字代替文字，如4242——是啊是啊；847——别生气；987——就不去，就不去；886/88——再见；9494——就是就是；74——去死；771——亲亲你；881——抱抱你；7456——死我了；55555——哭。

现代人生活在一个从未有过的色彩斑斓而又节奏快捷的氛围里，紧张的工作、放松的期望使得人们不仅要求新奇的语言形式进行交际，而且要求交际的符号越简便、越省时、越省力越好。很多新词、新用法大多是对原词的缩略，因为这样能够减少击键的次数。提高网上聊天的效率。

2．谐音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