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境管理论文范文10篇

【内容提要】

消费时代“红色记忆”的复苏实际上体现了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革命历史”之获致重新书写，往往从再现灾难景观从而反衬日常生活的美好、以性话语重构历史本质、充当怀旧意识的能指符码等几个方面被组织入论证消费意识历史合理性的逻辑过程。

【关键词】“红色记忆”文化产业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红色记忆”的复苏悖反性的出现于1990年代初，其时，十余年的市场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消费意识的塑造已初见成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彻底消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反对性思潮的回流，这是一个朝向实现价值规律允诺的历史性解放而高歌猛进的年代，前所未有的商品“丰盛”景观就在咫尺之遥向大众展示其诱惑性面容。然而，恰在此时，《南泥湾》、《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等等“革命歌曲”的旋律却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悠然鸣响，一夜之间，散落于塞北江南的每一条街巷。

这可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群体性的心血来潮或盲目从众！因为，在此后的数年——直到今天——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会反复出现：电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飞虎队》的拍摄和放映，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苦菜花》、《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和热播，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的重演，小说《沙家浜》的改写，等等。流风所及，多家电视台推出“重走长征路”的综艺性节目，崔永元还主导摄制了据说长达二百集的《电影传奇》，将影像凝结的“美好回忆”细细分解、一一评说。

如果仍然从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的维度理解这一意蕴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那可真是缺乏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感知能力！在强大的消费语境中，所谓“复苏”的“红色记忆”，只不过是被征用的符合社会无意识逻辑的历史材料。这一征用恰恰体现了中国渐趋成长的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正如杰姆逊所描绘的那样，是资本逻辑对于文化意识领域的大规模殖民⑴。

论文关键词：当代性；媒介；地理

论文摘要：媒介地理学以密切联系人文地理为基础，注重开展媒介与地理之间的影响关系以及比较特征研究。当代语境中，人文地理的整合与分层，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生成具有重大影响。同时，现代媒体也以想象和虚拟的方式塑造着媒介中的地理形象。城乡地理与网络虚拟地理是当下中国两个具有广泛覆盖面和深度辐射力的媒介地理样本。媒介地理学的当代思考必需应用立体的空间化思维方法。

人类对地理的认识和理解，从来都离不开媒介的帮助；任何媒介形态的生成、发展和嬗变，也必然在一定的地理空间中展开。媒介与地理之间不可分割的紧密联系，决定了媒介地理现象的广泛存在，以及媒介地理学研究视野的学术必要性。作为交叉性的学术空间，媒介地理学是“一个曾被长期忽视的学术领域和审视窗口”①，需要综合传播学与地理学的研究方法，展开深入的探讨。

在通论的意义上，地理学一般有自然地理学与人文地理学两大基本分支，前者研究地球的自然特征，后者研究人类活动和地理环境相互关系。媒介地理学视野中的地理概念，主要在人文地理环境的意义上展开。人类的文明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人类适应、改造和保护自然环境，同时又不断发展和创造人文环境的历史。这决定了媒介地理学的两种基本的研究路向，其一是历史性的回溯研究，其二是当代性的现状分析与发展动态的前瞻研究。回溯是为了清理和总结既有的知识以及方法积累，前瞻是为了进一步开拓新的理论空间与思维。面对日新月异的现代传媒与不断更新的人文环境，当代性的前瞻研究无疑更具有理论的实践意义。

媒介地理学的研究对象是“人类同媒介、地理的相互关系及其互动规律”②。规律的总结需要以关系的辨析为前提和基础。关系有两种基本形态，一是影响关系，二是差别关系。从根本上说，媒介地理学展开的就是一种关系研究与比较研究，即以人为焦点，一方面透视特定人文地理环境对于特定媒介形态的影响关系，一方面比较相同、相似、相关媒介中地理形象景观的差别特征。本文试图立足本土中国的当代视角，对此展开初步的思考。

一、地理中的媒介：整合与分层

一、课题的提出

“情随意转”、“时过境迁”、“什么人说什么话”、“到什么山，唱什么歌”……语境之重要，前人早有所见。做为语文交际圈三大内容构建之一的语境是人借助语言文字完成语用交际的场所，研究语文交际圈教学，研究语境应为首要。

《语文课程标准（试行）》（以下简称“标准”）对语境也有多处做了要求与说明，仅以阅读板块为例：

在阶段目标之中，第一学段阅读之五：“结合上下文和生活实际了解课文中词句的意思，在阅读中积累词语。”第二学段阅读之三：“能联系上下文，理解词句的意思，体会课文中关键词句在表达情意方面的作用。”第三学段阅读之四：“联系上下文和自己的积累，推想课文中有关词句的意思，体会其表达效果。”第四学段阅读之四：“在通读课文的基础上，理清思路，理解主要内容，体味和推敲重要词句在语言环境中的意义和作用。”阅读之八：“对作品的思想感情倾向，能联系文化前景作出自己的评价。”这其中的“上下文”、“生活实际”、“文化背景”等都是语境研究所要涉及的内容。那什么是语境呢？

语境是语言存在的具体环境，在语文交际圈里，这一概念表述为一个特定的时间、空间范围，即在一定的社会背景下，具有不同职业、性格、修养、习惯等特征的语文交际者运用语言文字进行交际的时间、地点、场合、对象以及说话的前后关联等。在一定的语境中，语文交际者通过语用学习或实践，培养语感，获得语文知识，形成并发展自己的语文素养。

语言是人类所独有的信息传递工具，人们在利用语言进行信息传递的时候，总要有其特定的语言环境。不问语境，单纯的技术性训练不仅挫伤学生的语文学习积极性，更为严重的是极有可能培养出“不会交际的人”，这是有悖于语文教育的任务的。一个词语，如果离开了句子，就很难确定它的意义；一个句子，倘若离开了段落篇章，往往得不到正确的分析；一篇文章，要是不首先弄清其写作背景等特定的环境，便谈不上理解了其真正的文义。大量的研究成果表明，语境对语言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语文交际者的语文素养的形成与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但对语境的真正的研究并没有引起广大语文教师的高度重视，至今我们还没能总结出一个系统的科学的语境理论来。我们认为，语境研究是杂而有章的，是有其规律可寻的。没有无规律的存在，只有存在的规律未认识。

明星是伴随着大众娱乐文化产业的兴起而产生的，而明星制则是在大众娱乐文化产业相对成熟时期形成的一种机制。它的形成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也就是说，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等是明星制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发达更加促成了明星制的完善。由此观之，在日本，明星制的形成有两个时期最值得一提，这就是400年前的江户时代和50年前的经济腾飞时代。

1603年，德川幕府在江户①建立，而此前的日本社会，兵戈四起，动荡不安，尽管也有演艺界的存在，但大多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艺人的存在仅仅局限于少数达官贵人的圈子里；而这时的民间演艺队伍并未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可，流动性极大，因而这两方面的演艺人员并未形成一种强大的服务机制。进入江户时代，尤其是在元禄年间（1688-1704年），江户幕府的政治获得极度的稳定，市民经济获得极大的繁荣，庶民文化获得极高的发展，正由于元禄时期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突出性，日本历史上还出现了“元禄文化”的术语。这个时期的演艺界，例如歌舞伎，作为大众文化娱乐业发展起来，不仅在江户，而且在上方②建立了剧场，常年进行演出。由此而产生出为人们所追捧的歌舞伎明星，比如以豪迈雄壮的演出而出色的第一代市川团十郎(lchikawaDanjuro,1660-1704年）、以表演爱情戏为主的坂田藤十郎（SakataTojuro,1645-1709年）、以“女形”③而出名的芳泽阿亚麦（YoshizawaAyame,1673-1729年）等。随着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歌舞伎演员的培养自然而然地成为该行业得以延续的话题，我们从第二代市川团十郎、第三代市川团十郎等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其家族式培养机制的端倪，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明星制是以袭名为主要特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逐渐恢复起来，在“神武景气”④之后又出现了“岩户景气”⑤，两者之间虽然出现过“锅底萧条”⑥，但时间非常短暂。到了“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133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与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约100亿美元的规模相比，18年间约增长12倍”⑦。经过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日本的经济虽然起伏跌宕，但是几千年来奠定下的基础使日本至今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众媒介力量的大幅度提升，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向性，影像文化成为主流话语，大众审美趣味受制于大众文化传播的倾向性，因而这个时期的明星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对这个时期的明星制加以分析。

一

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娱乐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经济产业支柱和大众精神文化支柱，而维持这两种支柱的要素之一就是明星的存在。换句话说，正由于明星们的存在，娱乐文化产业才得以存续和发展，大众精神文化才得以丰富和提高。在这种语境下，明星在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培育明星和造就明星的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

日本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以至于我们在提及日本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日本制造的电器产品，其实，在全球化的娱乐文化产业中，日本培育、造就明星的机制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这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机制健全、方法完善等诸多方面。

视觉文化"狼烟四起"

任何一个敏于文化风向变化的人，都可以切身地感受到，我们正面临着一个深刻的文化转型：从以语言中心的文化向以形象中心的文化的转变。图像不断地驾驭、凌越乃至征服文字。一场新的文化战争序幕已经拉开。

有人戏称现在是一个"读图时代"。图配文的书籍充斥着书店货架。与传统的"文配图"（如扫盲识字）不同，文字业已沦为图像的"奴仆"而退居次席。文学名著不断被拍成电视连续剧，越来越多的人乐于通过看电视剧而不是阅读来了解这些名著。在这个图像横行的年代，电影一方面施行自己的权威，另一方面又在捧杀文学。小说家期待着电影导演的青睐。电影无疑捧红了一些作家，如今的法则是作家借电影来"增势"，图像的力量为文字壮胆！

图像崇拜和狂欢成为新一代的生活方式，视觉僭越文字的霸权几乎无处不在！从主题公园到城市规划，从美容瘦身，到形象设计，从音乐的图像化（MTV），到体育运动的视觉礼赞，从广告图像美学化，到网络、游戏或电影中的虚拟影像……图像成为这个时代的日常生活资源，成为人们无法逃避的符号追踪，成为我们文化的仪式。很难想象，我们的日常生活如果离开电影、电视、形象和广告，那会是什么样子？

当然，这种文化转型早在世纪之初就被思想家们注意到了。巴拉兹在世纪之交曾预言，随着电影的出现，一种新的"视觉文化"将取代传统的印刷文化。[1]海德格尔30年代著名的表述"世界图像时代"，指出了世界作为图像被把握和理解。[2]60年代，德波作惊人之语，宣判一个充斥着图像的"景象社会"的到来。[3]80年代末以来，"语言学的转向"已寿终正寝，越来越多的思想家迷恋于"视觉的转向"，或"图像的转向"，或"视觉文化的转向"。[4]

面对新的视觉文化，我们该作何思？该作何应对呢？这里，我们需要讨论两个问题，第一，电影在视觉文化转型中经历了什么变化？第二，为什么视觉文化僭越话语（语言）文化成为"主因"。

明星是伴随着大众娱乐文化产业的兴起而产生的，而明星制则是在大众娱乐文化产业相对成熟时期形成的一种机制。它的形成关涉到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层面，也就是说，政治的开明、经济的繁荣、文化的发达等是明星制得以形成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大众文化的发达更加促成了明星制的完善。由此观之，在日本，明星制的形成有两个时期最值得一提，这就是400年前的江户时代和50年前的经济腾飞时代。

1603年，德川幕府在江户①建立，而此前的日本社会，兵戈四起，动荡不安，尽管也有演艺界的存在，但大多是为贵族阶层服务的，艺人的存在仅仅局限于少数达官贵人的圈子里；而这时的民间演艺队伍并未获得主流话语的认可，流动性极大，因而这两方面的演艺人员并未形成一种强大的服务机制。进入江户时代，尤其是在元禄年间（1688-1704年），江户幕府的政治获得极度的稳定，市民经济获得极大的繁荣，庶民文化获得极高的发展，正由于元禄时期日本社会各个层面的突出性，日本历史上还出现了“元禄文化”的术语。这个时期的演艺界，例如歌舞伎，作为大众文化娱乐业发展起来，不仅在江户，而且在上方②建立了剧场，常年进行演出。由此而产生出为人们所追捧的歌舞伎明星，比如以豪迈雄壮的演出而出色的第一代市川团十郎(lchikawaDanjuro,1660-1704年）、以表演爱情戏为主的坂田藤十郎（SakataTojuro,1645-1709年）、以“女形”③而出名的芳泽阿亚麦（YoshizawaAyame,1673-1729年）等。随着大众娱乐文化的发展，歌舞伎演员的培养自然而然地成为该行业得以延续的话题，我们从第二代市川团十郎、第三代市川团十郎等名称中就可以看出其家族式培养机制的端倪，可以说这个时代的明星制是以袭名为主要特征的。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日本从战争的废墟中逐渐恢复起来，在“神武景气”④之后又出现了“岩户景气”⑤，两者之间虽然出现过“锅底萧条”⑥，但时间非常短暂。到了“1968年，日本的国民生产总值达到约1330亿美元，成为仅次于美国的第二经济大国。与1950年国民生产总值约100亿美元的规模相比，18年间约增长12倍”⑦。经过高速增长时期之后，日本的经济虽然起伏跌宕，但是几千年来奠定下的基础使日本至今仍然走在世界前列。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大众媒介力量的大幅度提升，社会价值观趋于多向性，影像文化成为主流话语，大众审美趣味受制于大众文化传播的倾向性，因而这个时期的明星制也呈现出诸多不同的特点，下面我们将着重对这个时期的明星制加以分析。

一

在大众媒介的影响下，娱乐文化产业逐渐成为日本社会的经济产业支柱和大众精神文化支柱，而维持这两种支柱的要素之一就是明星的存在。换句话说，正由于明星们的存在，娱乐文化产业才得以存续和发展，大众精神文化才得以丰富和提高。在这种语境下，明星在社会中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地位和影响力，因而，培育明星和造就明星的机制就显得更加重要。

日本在科技方面的成就令世人瞩目，以至于我们在提及日本时首先想到的就是日本制造的电器产品，其实，在全球化的娱乐文化产业中，日本培育、造就明星的机制也是令人刮目相看的。这主要表现在历史悠久、机制健全、方法完善等诸多方面。

一、后现代语境

本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当中国人从中世纪的蒙昧中惊醒后，对人类所创造的文明和文化成果表现出一种如饥似渴的热情。交响乐、芭蕾舞、西洋绘画、古典文学名著，成为一种时尚，抽象艺术、朦脓诗、荒诞剧、现代派小说也受到了人们亲睐，甚至萨特、弗洛伊德、马斯洛的哲学和心理学著作也成为了畅销书。以思想解放运动为前导的整个中国文化也因而布满了一种启蒙主义的热情和现实批判的精神，一个"盗火者"普罗米修斯的精灵在新时期文化中挣扎和呐喊。这一时期的中国电影，作为新时期文化的组成部分，也以其对现实的积极介入、对历史的严厉反思和对电影语言的革命性改造，表现出一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和美学批判的自觉。无论是谢晋对批判现实主义的执着，还是被称"第四代"的那群电影人对纪实美学的热衷，"第五代"对经典电影叙事模式的叛逆，都来自于一种企图重新阐释世界、改造世界的责任感和使命感。

但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中国社会政治/经济的变化，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明显的转变。流行音乐、卡拉0K替代了古典音乐，迪斯科替代了芭蕾舞，通俗文学替代了严厉文学，亚文学替代了纯文学，甚至肥皂剧也在替代着电影，曾几何时，曾经令人肃然起敬的人道主义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在王朔式的调侃下变得竟是如此的虚弱、甚至虚伪，在一种以宣泄和释放为目的的消费文化铺天盖地的席卷下，那个悲壮而崇高的普罗米修斯正在从中国文化中悄然隐退。正是这一切，为中国电影提供了一种后现代语境，也使中国电影进入了一个离别了普罗米修斯之后的时期。

一位美国学者认为，西方资本主义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摘要：第一阶段是市场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实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二阶段是垄断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以现代主义为典型特征。第三阶段通常则被称为后期资本主义，或者媒介资本主义、后工业化资本主义、多国化资本主义时期，文化上则以后现代主义为其典型特征。(1)而这一时期,一般人们认为是从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开始的。以这一时期西方国家政治危机相对缓和、社会生活相对稳定、商品化逻辑无限扩张、大众传媒（非凡是电子传媒）的迅速发展为背景，后现代文化已经成为一种世界性的文化现象，它不仅表现在各种哲学、社会科学著作中，各种文艺批评和作品中，而且也表现在各种大众传播活动和日常生活方式中，形成了一种和其他文化不同的对世界和对人生的体验方式、认知方式，代表了不同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从而使得当前成了一个现代之后的时代"(2)当代西方许多文化理论家对后现代都曾从各自不同的视角进行过描述。有的指出，后现代主义的特征是多民族、无中心、反权威、零散化、无深度概念。有的则认为它的特征是非连续性、分裂性、非稳定性、非因果性、反整体性。甚至有人称,"在所有和当前的文化理论和艺术创作密切相关的概念中，后现代主义肯定是被谈论得最多而又解释得最不充分的。"(3)

我认为，正如已经有人开始意识到的那样，后现代文化其实应该包括两个部分，一部分，我们可以称之为后现代性(postmodernity)文化，如好莱坞式的商业电影、家庭肥皂剧、通俗小说，还有各种社会新闻、娱乐报刊、读者文摘、谋杀迷案、明星传记，甚至包括各种亚文化形式，如卡拉OK、MTV、时装表演、游戏机等等,这和杰姆逊所谓的后现代文化概念比较接近。而如利奥塔德、哈桑(Ihab.Hassan)等人所经常关注的后结构主义、新阐释学、女权主义、意识形态批评等解构理论，以及各种自省性的或"元叙事"的艺术品和准艺术品（如建筑等）则可称之为后现代主义(postmodernism)文化。假如说后现代性文化是一种大众性的世俗文化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一种知识分子的哲学性的文化，假如说后现代性文化是一种消费性文化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一种消解性文化，假如说后现代性文化是后现代商品社会的表现形态的话，那么后现代主义文化就是后现代社会的价值反思体系。

后现代文化是和当代社会的高度商品化和高度媒介化联系在一起的。美国文化理论家杰姆逊曾经指出摘要："现代主义的特征是乌托邦式的设想，而后现代主义却是和商品化紧紧联系在一起的。"(4)无论是政治生活、经济生活，或是文化生活都渗透着资本和资本的逻辑，商品化的形式在文化、艺术、无意识等等领域无处不在。于是文化作为一种消费品从文化圈里走出来，雅文化和俗文化的界限被打破，艺术品成为供大众消谴的一种手段，甚至理论也变成了一种哗众取宠的商品。商品的逻辑不仅影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而且也影响到人们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人们已经不再以个性、创造性、批判性、超越性或者如本杰明(W.Benjamin)所谓的"韵味"(aura)这样的概念来评价和要求文化，而是以大众性、娱乐性，甚至畅销性来衡量文化的意义－－而这正是后现代文化的典型特征。

【摘要题】影视瞭望

【正文】

2005年6月6日至10日，由中国上海大学、北京大学、美国亚洲电影研究会(ACSS)三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全球化语境中的中国电影与亚洲电影：中国电影百年纪念国际学术研讨会”分别在北京大学和上海大学隆重召开。计有来自美、英、加、日、韩、印、新加坡、新西兰以及中国两岸四地20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名学者提交论文并到会参加研讨。这使得会议研讨单元多达33个，是继2004年上海大学成功举办“全球化语境中的电影美学与理论新趋势国际学术研讨会”（注：有关此次研讨会情况参见《世界电影》2004年第5期《中外电影学者的盛会——“全球化语境中电影美学和理论新趋势”国际研讨会侧记》一文。另可参见陈犀禾、石川、聂伟主编会议论文集《当代电影理论新走向》，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年3月版。）之后，东西方电影学术界又一次规模宏大的交流与对话活动。

除了旨在以学术行为纪念中国电影百年诞辰以外，本次会议的背景还与近年来海外学术界关于亚洲与中国电影的研究热潮有关。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趋势加剧和资讯科技与视听传媒的日益发达，电影正在逐渐取代小说等传统文学形式，成为西方“窥视”、“想象”，乃至“建构”东方的主要载体之一。过去海外许多从事社会学科研究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将学术兴趣转移到电影及其相关领域，并逐步积累了一批富有建设性的学术成果。为了对这些成果进行一次集中展示，同时也为了对处于不断发展变化中的亚洲电影文化进行重新体认和评价，三家主办单位经过长达4年的酝酿、策划和筹备，终于使这一次学术含量极高的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成为现实。

会议邀请到一批国内外著名学者到会做主题发言。如英国伦敦大学劳拉·穆尔维教授；美国芝加哥大学米莲姆·汉森教授、美国北卡罗莱纳大学罗伯特·艾伦教授、洛杉矶加州大学尼克·布朗教授、ACSS主席约翰·兰特教授、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郦苏元研究员、上海大学影视学院陈犀禾教授、北京大学艺术学系彭吉象教授等；一些在英语学术界从事中国电影研究的知名学者，如美国南加州大学大卫·詹明信、圣地亚哥加州大学张英进、美国圣玛尔可斯加州大学肖知纬、美国西方学院邱静美、新西兰奥克兰大学保罗·克拉克、伦敦大学裴开瑞(ChrisBerry)等也应邀到会。另外，到会的还有著名导演谢晋、著名电影史家程季华、李少白等中国老一代电影工作者，以及倪震、胡克、章柏青、贾磊磊、黄会林、路海波、周星等国内知名学者。

一、理论反思与范式探索

论文关键词语境幽默言语语言上下文知识情景知识百科知识

论文摘要语境在理解电视情景喜剧的幽默言语中具有特殊的作用。作为以制笑为目的的电视情景喜剧，编剧成功与否取决于观众能否调用正确的语境来对其中的幽默对白进行理解，从而发笑。从关联理论角度，通过截取美国著名情景喜剧《老友记》的片段作为幽默语料，对抽样出来的幽默言语语料在理解时所需调用的语境进行分类分析统计．结果显示：在正确理解《老友记》幽默言语的过程中，语言上下文知识是被调用最多的语境因素，情景知识的调用率处于第二位，百科知识是被调用得最少的因素。

一、引言

电视情景喜剧(Situationcomedies。简称sitcoms)，诞生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广播中。第一部真正意义上的电视情景喜剧出现于1947年，当年的片名叫《玛丽·凯和琼尼》，在当时产生了重要影响。从五十年代开始，电视情景喜剧在西方一直成为一个受人喜欢的电视节目(陆哗、陈立斌2002)。

《老友记》又名《六人行》(friends)是美国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起在NBC电视台热播的著名情景喜剧(从1994年至2005年5月6日)，一共十季。该剧目前仍是欧美最受欢迎的情景喜剧之一，收视率常居榜首，播出以来一直为NBC电视网的招牌剧，多次获得艾美奖的提名并数次获奖。主要讲述了六个性格各异的人的生活故事，他们之间的情路坎坷、事业成败和生活中的喜怒哀乐，是对生活原生态的再现。

该电视情景喜剧自从进入中国影视市场后，也给中国的电视观众们带来了全新的感受，引来了众多的追捧者，催生了该喜剧自身的老友记。年轻人群体沉迷于剧中人物诙谐幽默的对白中。但是。在笔者与学生的交流以及在播放该片时笔者仔细的观察发现，大部分的学生在喜剧背景有罐装笑声的地方并没有象预期那样发出了笑声。探究其原因。固然有学生个体差异引起理解上的差异，但更大的原因是出于没能成功解读其中的幽默，因此笑不出来。对于这样一部来自美国本土的情景喜剧的英语幽默言语，非本族语观众们应该怎样去解读它的幽默言语呢?本文从Sperber和Wilson提出的关联理论出发。从关联理论的语境角度去分析成功解读喜剧幽默言语所需要掌握的语境知识，希望能对观众们的成功理解有所帮助。

【内容提要】

消费时代“红色记忆”的复苏实际上体现了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革命历史”之获致重新书写，往往从再现灾难景观从而反衬日常生活的美好、以性话语重构历史本质、充当怀旧意识的能指符码等几个方面被组织入论证消费意识历史合理性的逻辑过程。

【关键词】“红色记忆”文化产业消费社会意识形态

“红色记忆”的复苏悖反性的出现于1990年代初，其时，十余年的市场实践对于社会大众消费意识的塑造已初见成效，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彻底消除了特定历史时期市场经济反对性思潮的回流，这是一个朝向实现价值规律允诺的历史性解放而高歌猛进的年代，前所未有的商品“丰盛”景观就在咫尺之遥向大众展示其诱惑性面容。然而，恰在此时，《南泥湾》、《红太阳》、《北京的金山上光芒照四方》等等“革命歌曲”的旋律却从历史记忆的深处悠然鸣响，一夜之间，散落于塞北江南的每一条街巷。

这可不是偶然的、短暂的、群体性的心血来潮或盲目从众！因为，在此后的数年——直到今天——具有相同性质的社会文化现象总会反复出现：电影《敌后武工队》、《烈火金刚》、《飞虎队》的拍摄和放映，电视连续剧《钢铁是怎样练成的》、《林海雪原》、《小兵张嘎》、《苦菜花》、《红旗谱》、《野火春风斗古城》、《铁道游击队》的重拍和热播，歌剧《洪湖赤卫队》、《白毛女》的重演，小说《沙家浜》的改写，等等。流风所及，多家电视台推出“重走长征路”的综艺性节目，崔永元还主导摄制了据说长达二百集的《电影传奇》，将影像凝结的“美好回忆”细细分解、一一评说。

如果仍然从强化革命传统教育的维度理解这一意蕴复杂的社会文化景观，那可真是缺乏对于当代中国现实的感知能力！在强大的消费语境中，所谓“复苏”的“红色记忆”，只不过是被征用的符合社会无意识逻辑的历史材料。这一征用恰恰体现了中国渐趋成长的文化产业资本对于社会大众意识的商业化开发，正如杰姆逊所描绘的那样，是资本逻辑对于文化意识领域的大规模殖民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