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史论文范文10篇

进入1990年代中叶后，我国的社会经济得到快速发展，随着教育产业化，各个高校开始扩大招生，社会经济发展的需求，使艺术学生的招生数量大增。80年代至90年代，我国又新建一批艺术学院，如山东工艺美术学院在原专科学校的基础上成立全日制本科学院，上海大学建立美术学院，湖北艺术学院分开为武汉音乐学院和湖北美术学院，此外，几乎所有的有一定规模的师范大学和师范学院都恢复和增设艺术学院、或音乐学院、美术学院、艺术设计学院，与此同时，综合大学也看到艺术学学科发展的光明前景及艺术学生报名人员踊跃和收费较高的经济效益，纷纷开办艺术学院。90年代成为中国艺术教育飞速发展的第二个高峰。90年代以来，以北京地区为例，综合大学与理工商农林矿等大学纷纷增办艺术学院。如北京大学在原艺术系基础上成立艺术学院，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增设新媒体艺术学院，北京理工大学设立艺术与设计学院，北京林业大学最近成立艺术学院、中国地质大学（北京）设计珠宝艺术学院、中央财经大学设立艺术与新闻传播学院、中国人民大学设立徐悲鸿艺术学院，现改为艺术学院，中国农业大学、中国矿业大学（北京）和北京工业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方工业大学、北京邮电学院、北京商学院等，均设立了艺术设计学院，此外，还有北京服装学院等，由于社会经济、商业、工业、广告、信息新媒体、建筑等的发展，对设计人才空前需要，各大学看准这一机遇，纷纷以设计为切入点，开始组成艺术学院。所以，中国的第二次艺术教育高潮，是由于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发展的产物，而设计艺术正是连接艺术与社会经济的桥梁，所以各个综合大学以艺术设计为切入点建立艺术学院就是合乎逻辑的事情。北京其他艺术院校也在发展。中央美术学院每年招生一千多人，在原来造型艺术基础上，又新建了建筑学院、设计学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1999年底合并到清华大学，清华大学建立研究型大学的统一要求，使清华美学院成为全国唯一没有扩大本科招生的艺术学院，现本科招生的数量每年仍控制在二百四十人左右，分为环境艺术设计、视觉传达设计、信息艺术设计、工业产品造型设计、陶瓷艺术设计、金属工艺设计、服装艺术设计及绘画艺术、雕塑艺术、艺术史论等专业。清华美院一方面发挥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在设计艺术方面的优势，另一方面在美术学方面也加快步伐发展，建立了绘画系和雕塑系。

在搞好本科教学的同时，特别注重博士生、博士后及硕士生的培养。清华要求本科生与硕博生的比例是1比1。清华美院美术学原二级学科2003年建立博士点,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当代艺术研究及公共艺术研究等方向招收博士研究生,以张仃、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包林、陈辉、刘临等教授为导师,在全国率先招收绘画艺术创作与研究的博士生,培养了绘画艺术创作和理论研究的高级人才。2000年,清华首先由张仃、吴冠中、袁运甫、杜大恺、刘巨德、陈丹青等教授开始招收“绘画博士”时，当时曾引起非议和讨论,并受到有关兄弟院校的反对,现经过十多年的博士生招生培养,已毕业约50名绘画博士研究生,他们分别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北京电影学院、北京林业大学、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厦门大学等单位工作,在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方面取得显著成果。清华建立起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复合型博士生培养的教学机制,而原反对清华招收绘画博士生的单位也开始招收绘画博士生。现有中央美院、中国美院、中国艺术研究院、南京艺术学院等单位均在绘画博士招生与培养方面积累了经验,适应了社会文化与高等教育发展对高层次绘画创作与理论研究相结合人才的需求。清华近年又以李象群教授和许正龙教授为首,开始招收与培养雕塑艺术创作与雕塑理论相结合的博士生的新的尝试。与此同时,清华美院自2003年建立美术学博士点后,在美术历史与理论研究方向招收和培养博士生。2004年国家批准清华设计艺术学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现已招收和培养了近五十名艺术学博士后人员,开展艺术学相关课题的科研工作,取得了相应的科研成果。

2011年，经国家批准，艺术学由原来文学门类下属的一级学科上升为和文学门类并列的艺术学门类，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艺术学门类下属美术学、设计学、音乐舞蹈学、影视戏剧学及艺术学理论五个一级学科。这次学科升级和调整，为艺术学各部门的发展带来新的历史机遇，同时艺术学各部门及艺术学理论如何发展，取得新的创造性成果，也面临新的挑战。特别是艺术学理论作为一级学科，这在世界上也是首次出现，对于艺术学理论一级学科各个层面，如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的教学与科研及学科建设方面还有诸多工作要做。我国在民国时期兴办艺术学院，以美术和音乐为主，主要培养美术与音乐创作人才及师范教育人才，如上海美专、北京艺专、国立杭州艺专，都主要培养国画、西洋画、雕塑等创作人才及美术师范教育人才，均没有设理论专业。但为各专业开设有中国美术史（或中国绘画史）、西洋美术史（或西洋绘画史）、及艺术概论、美学等主要艺术史论方面的理论基础课。有的综合大学哲学系偶尔也开设艺术理论或称艺术学课程，如南京的中央大学宗白华先生在哲学系开设过艺术学的基本原理课程。新中国成立后，在民国时期艺术学院的基础上建立新的艺术学院，仍以美术、音乐、戏剧、舞蹈、电影创作与表演为主要教学任务，直到1957年，中央美院才成立第一个美术史系，开始招收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1983年，中央工艺美院成立艺术史论系，开始招收工艺美术史论方面的本科生。中央音乐学院开始招收音乐学方面的本科生。“”结束后，1977年，恢复高考，1978年，开始招收硕士研究生，1984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当时艺术类硕士研究生招生，创作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均同时进行，而在艺术博士生招生和博士点审批方面，主要是理论方向，如美术史论、音乐学等，改革开放以来培养的硕士、博士生，现已在高校和研究机构，文化教育部门发挥重要作用。目前的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以上的学科发展基础，这使我们艺术学理论学科有了良好的学科根基。无论是美术史论、音乐史论本科生招生培养，还是美术学、音乐学、设计艺术学等学科的硕士、博士生培养工作，都为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的教学、人才培养和学科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我国的文学学科和哲学学科有深厚的历史传统。民国时期的综合大学都设有文学系和哲学系。新中国的综合大学，文学和哲学都是人文社科的主要系科。我国古代的诗论、文论有丰富的文献资料，且诗、书、画常常联系在一起加以研究，所以诗文理论和书画理论呈现出互补互证的状况，如南朝齐梁时期有钟嵘的《诗品》，谢赫的《画品》、庾肩吾的《书品》，诗书画三品同时出现，相映生辉，这说明我国古代的书画理论和文学理论密切相关。新中国成立后，我们的文学理论常常用“文艺理论”加以代替。在中国文学一级学科中，现在所设的二级学科“文艺学”，在1950年代至80年代，我们都称为“文艺理论”，即使现在的“文艺学”，也没有称“文学学”或“文学理论”，而是将“艺”包括进来，称为“文艺学”，这个名称说明，无论是“文艺理论”还是“文艺学”，在研究文学理论时，都是注重对艺术理论的关照。反过来，我们的艺术学理论研究也要关注文艺学或文学理论的研究成果，在我国文艺理论或文艺学研究已有很好的基础和丰硕的成果，常常在文学艺术思潮与理论的研究中，文学理论处于前卫状态，他们在观念、思想、方法上常走在前面，值得艺术学理论研究工作者加以借鉴。所以艺术学学科虽然从文学门类中独立出来，但不要绝对分开，借鉴文学理论的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对艺术学学科建设是大有益处的。况且诸如戏剧戏曲理论、电影电视艺术理论，都是文学学科和艺术学学科共同关注和研究的对象。所以在中国文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的联系，是一种客观的历史存在，我们要续接历史而不是割断历史。

艺术学和哲学美学的关系亦很密切。西方的美学学科是从哲学中分离出来，但仍从属于哲学。后来德国美学家马克斯•德索想将艺术学从美学中分离出来，单独建立艺术学，但艺术学和美学哲学仍割不断。黑格尔曾将美学称为艺术哲学。哲学要研究人的思维和意识精神活动，主要有三大块，一是认识论；二是宗教论；三是艺术论。艺术是人的精神创造活动，是哲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所以往往大哲学家也是艺术学家。而美学更要研究艺术创造与艺术鉴赏和艺术作品的审美特征，艺术是人类和自然审美关系及人的审美理想的最高表现，美学如果不研究艺术，其领地就所剩无几了。所以朱光潜先生要求不通一艺莫谈美。北大几位美学大家对艺术都有深入研究和深刻的思想。宗白华、邓以蛰对中国书画艺术的空间意境和审美形式有精辟见解，朱光潜认为其代表作不是《文艺心理学》和《西方美学史》，而是《诗论》，宗白华、邓以蛰的学生刘纲纪结合中国书画来研究中国美学史，著有《谢赫六法论》、《书法美学简化》、《书法美》、《文征明》、《黄慎》、《龚贤》等书画研究专著。他们能从哲学与美学的高度来审视艺术学问题，提高艺术学的理论思维能力。在我国，艺术学学科和美学学科虽然没有直接联系，但是在美学研究中也离不开对艺术问题的研究。我国综合大学哲学系及社会科学院的哲学研究所，或文学系中，往往都设有美学教研室或美学研究室，从事美学研究有一大批学者，他们对中外美学史及艺术理论的研究均有可观的成果。因此，我们从事艺术学理论的同仁应加强同哲学美学学科的联系，以期在哲学美学思维方法、思想观念上，借鉴其研究成果来发展艺术学理论学科。

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艺术学学科发展过程中，和西方航海扩展相伴，西方的一些科学家、人类学家、民俗学、社会学家与艺术学家，对一些新发现岛屿上的土著民以及南太平洋、非洲的原住民进行科学考察与人类学调查的同时，对这些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也进行了考察，他们运用了人类学、民俗学和社会学的方法，考察了土著民族的艺术活动和艺术作品，取得一些艺术学研究成果，诸如德国学者格罗塞的《艺术的起源》、法国学者布留尔的《原始思维》等，艺术学在十九世纪后期的发展，正是靠艺术社会学、艺术心理学和艺术人类学来推动的。所以今天我们的艺术学理论学科建设，应考虑交叉学科对本学科发展的作用，注重运用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以及历史学等学科的方法来进行艺术学的研究，开拓艺术学的研究新领域。我国当代艺术学家张道一先生就十分重视将民间艺术研究同艺术学理论的研究结合起来，取得突出成果。他的博士、山东工艺美术学院院长潘鲁生教授在民间艺术学研究和民间美术收集整理方面也取得一定成果，出版了《民艺学论纲》等多部专著，山东工艺美术学院还建立了民间美术博物馆，这都为艺术学理论研究作出实质性的贡献。

【摘要】文章针对目前高校艺术设计专业艺术史论课教学中出现的缺乏吸引力、教学模式僵化等现象，提出教学策略的转换，即由“教导性”教学转换为“发展性”教学，教学目标也由“知识输出”转换为“研究思维培养”，并提供了“发展性”教学中各教学环节的具体操作方法。

【关键词】艺术设计专业;艺术史论课;教学策略

艺术史论课在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通常是必修的基础理论课，也是一门比较难教的课程。其原因在于：一方面，相对于史论课的讲解来说，学生更看重动手技能的学习；另一方面，学生入校时的文化课分数普遍不高，文化基础薄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高校艺术史论课的教学还走以往“满堂灌”的路子，势必很难取得较好的效果。笔者从事艺术设计专业的艺术史论课教学多年，主要承担的课程有中外美术史、中外工艺美术史、中外建筑史、中外园林史等。为了使高校艺术史论课的教学跟上新时代，本文提出转换教学策略的思路。

一、教学策略：由“教导性”教学转换为“发展性”教学

按照传统的教学习惯，艺术史论课的教学大多是“教导性”教学，即教师在教学中占主动地位，多为讲述艺术史内容、传达艺术事实、提供正确答案，重在知识输出。在课堂上，教师的“讲”很重要。当学生总是处于被动聆听者的角色，部分学生会在无意间依赖教师的督促，因为教师掌握着教学的主动权和学生所需要的信息。“发展性”教学则强调教师是一个引导者，而学生才是学习的主动者与积极参与者。在教学中，教师的主要作用是帮助学生发现问题、引导学生掌握一定的治学方法来更好地完成学习。教师不再是提供正确答案，而是要提供“好的问题”，并重点关注学生研究思维的建立和发展。每个学生的学习与成长是他们自己的责任，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不应依赖教师的教导。一般情况下，教师不会去修正答案，而是引导学生去发掘答案。为了确保学生能真正学到手，除了要求学生用心听讲外，练习、作业、考试与课堂教学同等重要。

二、教学目标：由“知识输出”转换为“研究思维培养”

【摘要】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思想，始终紧扣教学实践和学术研究两个方面。虽然他没有独立撰写有关艺术史论教育类的专门论文，但并不代表阮璞没有艺术史论教育思想。文章从“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博学精思、严谨求实”“解惑传道、知行合一”三个方面，对阮璞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进行剖析，进而论证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的内涵与价值。

【关键词】阮璞;艺术史论;教育理念

阮璞（1918—2000）是我国知名的美术史论家、中国画学资深学者，以“我爱我师更爱真理”的学术理念著称于世。他推动了中国美术史研究与学科的发展，他在中国画学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学术成就至今仍在滋养着无数后辈学者，而且他还为我国艺术史论教育培养了很多的学术青年。虽然阮璞没有撰写专门的艺术史论教育方面的论著，但他的艺术史论教育理念始终隐含在他的教学实践与学术研究当中。他并不仅仅是为了研究而研究的纯粹学者，而是藉以史才的主体性意识成为艺术史论教育的参与者和推动者。对阮璞来说，学术研究是过程所需，培养艺术史论后学才是最终目的。

一、以美启人、商兑学问

伴随着近代中国历史的演进与发展，美育的引入与传播先后得到王国维、梁启超、蔡元培、朱光潜等知名学者的推动。特别是蔡元培任民国政府首任教育总长和北京大学校长时期，积极推行美育教育，如美育进课堂的举措，还将美育与德育、智育、体育并列为四大教育类别，从而大大提升了美育的地位。阮璞在青年时期，受时代新思潮的影响，除了爱写新体诗之外，也开始阅读美育方面的新学书本，特别是阅读朱光潜的《谈美书简》，给了他很大的思想启迪。从那时起，他一生都保持着关于美育方面的阅读习惯。对于美育的认识，蔡元培这样认为：“美感者，合美丽与尊严而言之，介乎现象世界与实体世界之间，而为之桥梁。美育者，应用美学之理论于教育，以陶养情感为目的者也。”又说：“图画，美育也”[1]。显然，在蔡元培看来，美育工作是通过美术教育这一手段来实现的。也正是这样，在他的主导之下，国立性质的“北京美术学校”和“国立艺术院”分别于1918年和1928年先后创办，使美育的传播得到很好的推动。在这样的时代思潮之下，阮璞从青年时期开始，就崇尚蔡元培的“纯粹之美育，所以陶养吾人之情感”的美育思想观。阮璞在1936年报考国立北平艺专，校方的考试题目中就有一道题是：“关于王尔德‘为艺术而艺术’，与托尔斯泰的‘为社会而艺术’孰是孰非？”而阮璞后来回忆说道，当时他很自然地就选了前者，而他这一观念倾向后来又在邓以蜇、滕固等美术史研究前辈的进一步影响之下得到更深刻的认识。特别是邓以蜇的“超功利的美育观”，对阮璞的影响很大，这在阮璞后来的个人自述中得到说明。他说：“我在作画上与钻研理论上都是朝‘超功利的纯美’上去努力的。我从老师那里接受了‘意识为美的根源’的观念论美学。”甚至于他还说道：“我相信世界上超阶级的爱，人类普遍的爱。”由此可以看出，阮璞的美育思想是超功利的。正是这种超功利的美育思想，使得阮璞投入自己所感兴趣的中国美术史、中国画学研究领域不计个人眼前得失，始终怀着理想从事研究与教学。除此之外，阮璞还是一位追求“内圣外王”的美术教育家。阮璞每次上课，除了注重课堂教学的精彩之外，他对日常修为的在意也给学生留下深刻的印象，通过课堂教学和日常言行的双重魅力来启发他人。对于学术，阮璞曾说过，“我并没有什么考据癖，我决不提倡为考据而考据”。阮璞之所以“以美启人、商兑学问”，就在于他没有把学问仅仅当作是个人爱好的文字游戏，而是深究学术本身的问题，通过对学问的追寻与分享，做到以美启人，以此求得人生之完整。

二、博学精思、严谨求实

[内容摘要］为明晰当代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的整体现状，本文立足于相关专著、书籍、期刊论文与学位论文等文献资料，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70年间（1949—2019）有关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的文献进行了相应分期分类的整理与分析，并在此基础之上展开综述与简评，为该领域研究提供参考。

[关键词］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述评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各类与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相关的研究文献众多。以中国知网（CNKI）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为检索基准，以1949—2019为时间区段，以“茶具”为主题词检索，共发现2688篇文献，其中博士学位论文19篇；添加“景德镇陶瓷”作为并含检索词，共检索出122篇文献，其中博士学位论文4篇。而以其所从属的日用瓷范畴展开检索，共发现1405篇文献，包含博士学位论文4篇，多涉及陶瓷茶具设计研究问题。基于此，本文将结合已出版的89本专著、编著、编辑类书籍文献，从分期与分类两个方面对70年间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文献进行梳理与述评，以期为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提供参考。

一、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简况

当代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可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初始时期，即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至“”结束（1949—1977）。该阶段是景德镇陶瓷产业的恢复期，以茶具设计为核心的主题性研究较少，多散布于史料整理、方志撰写与日用瓷生产工艺技术梳理归纳类研究中，且在发现、总结其难点与成果的同时涉及传统陶瓷茶具的生产制作问题，而后由于社会环境背景等诸多外界因素致使该阶段研究停滞。第二阶段为奠基时期，自改革开放现代化建设肇始期至20世纪末（1978—2000）。景德镇陶瓷产业随社会趋势进入重启阶段，日用瓷研究领域侧重于技术性问题的突破与相关产品质量标准的构建，为其设计实践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客观技术条件。同时学界针对陶瓷史论的研究在该阶段渐成体系，使丰富的史料案例资料得以呈现，其中对代表性案例的阐释方式与思路，即工艺美术史研究范式成为后期陶瓷茶具设计研究范式的基础模板。第三阶段为发展时期，自21世纪初至今。该阶段陶瓷产业在工艺技术层面已形成完备基础，原始产业体制随市场经济的改革也将其设计研究推向新的阶段。具体表现为文献数量的增加，相关专著、案例汇编、刊物发表已达数百篇；原本专注于陶瓷茶具史料案例的研究也与茶文化、饮食文化演进研究出现广泛介入融合的态势，多元的设计实践研究拓展了其领域研究的维度，在扩充了研究视角的同时也丰富了陶瓷艺术设计学科研究的内容。

二、景德镇陶瓷茶具设计研究分类概述

[摘要]本文从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电视艺术类型研究、电视艺术史论与鉴赏研究、电视艺术实务研究以及存在问题与展望进行分析，梳理出40年来电视艺术的发展脉络，同时站在新时期的当口对电视艺术研究进行审视。

[关键词]电视艺术；新时期；发展脉络

2018年是中国电视发展5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的历史节点，有必要回望历史，寻找1978年至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脉络，把握新时期电视艺术的走向。40年来，随着电视艺术的不断发展，电视艺术与电视技术工作者的不断增加，越来越多的学者将研究视角置于电视研究之上。也正因此，近40年来研究电视艺术的文章不仅数量和篇幅上有所增大，质量上也有所提高。40年历程，中国电视硕果累累，电视艺术不断发展，电视产物不断增多，在改革开放的宏观背景下，在政治环境、学术环境一片大好的良好环境中，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本着敢于创新的精神，对电视艺术进行了多方面、多层次、多角度的立体化解读。随着研究领域的不断扩大，大部分学者除却对电视本体诸如电视艺术的本质、思想内容以及产生发展等问题进行研究外，还开辟了对电视市场与产业、电视美学、电视政策背景、电视与其他学科的交融等方面的探析。由于研究成果多，研究视域广，将所有论文、著作进行整理收集难度较大，故而在初期写作中首先选取了100多篇论文进行分析，其中胡智锋从2003年到2014年间对论文及著作的年度化整理而作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著作述评》《XX年中国电视研究论文述评》以及《中国电视艺术发展报告》等文章成为本文论述的重要依托。

电视艺术基础理论研究

1.电视美学研究

电视美学的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就已经产生，对电视美的创作、美的传播、美的本质进行了一系列探索。但这只是对电视美学的传统研究，是将各种电视类型看作是独立的文学、戏剧等特征，没有将电视创作、电视艺术文本之间的整体关系把握住。后期，研究者在美学方面的研究上，尝试总结标志着总体审美的一般规律。随着电视技术的不断发展，传统的对于美学的探究也开始不断进行自我更新，高鑫教授在《技术美学研究》中将美学与大众美学、信息美学以及通俗美学联系起来。

论文关键词:高师艺术专业就业市场应对方略

论文摘要:目前高师艺术专业在就业市场上面临新的挑战，为应对就业市场的变革，必须采取以下方略:树立为市场服务的新观点、改进招生模式、建立课改中心、加强教师队伍建设、在实习中渗透课改新理念、建立课程评价新体系。

高师艺术教育在顺应市场经济改革发展的大潮时，面临着新的挑战，这一挑战主要是:就业市场的变革促使高师艺术教育在培养目标和办学机制上须重新定位。

艺术教育是现代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首先是教育，而不是从艺，教育的本质就是让文化传承下去。艺术教育的优势是最直接展示文化的特殊形态，最直接地使这种形式跟人的心灵相遇相通，直接用这种样式的规律来归纳出文化的规律，传递文明。高师艺术院校目前的办学模式已不能适应市场对艺术教育人才的需要与变化，一个基本原因是忽视了艺术教育与市场经济发展的规律。高师艺术教育的发展要受到就业市场的制约和影响，一方面要考虑到就业市场的良性循环，要以一个严格的标准去把握毕业生的数量和质量;另一方面要随着就业市场的变革而变化，在市场规范和影响中去寻找一条更适合高师艺术教育生存和发展之路。

综合性艺术基础课程的提出，对高师艺术院校的人才培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也为现代的艺术教育方式和教学方法提供了许多新的思路，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高师艺术院校如何适应就业市场的变革，是一个需要正视的问题。因此，走出象牙塔，认真学习研究新课程，关注新课程改革的进展，参予新课程改革的实践是摆在高师艺术教育工作者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

高师艺术专业应对就业市场变革，需采取下列方略: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

美术教育的社会使命这一命题是张道一先生1989年发表在《中国美术教育》上的一篇论文题目，也是他从事美术教育多年的肺腑之言，字里行间都充满了他对美术教育现状的关心及强烈的社会责任感。社会造就了人的使命感，人类的使命感又促进着社会的健康发展。张道一先生已有着多年的教学经验并已形成自己独到的美术教育理论，他从1952年起任教于华东艺专、南京艺术学院，到1995年在东南大学创办艺术学院，已培养众多的本科生、硕士生、博士生和国内访问学者，可谓桃李满天下。他虽然在严酷的磨难中历经艰辛，但始终没能被命运征服，在我国美术教育领域依然忠诚地耕耘。从美术的启蒙教育、审美教育、师范美术教育、工艺美术教育到参与制定我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教育的宏观规划，张道一先生都以极强的社会使命感、务实的教育责任感，梳理着我国美术教育的现状，关心着未来的发展，培养了一大批国家的栋梁之材。

张道一先生认为，教育是一种培养人才的宏伟事业，它在社会的各部门中带有基础的性质。一般地说，教育本身不直接在社会上产生效益，而是把培养的人才输送到社会的各个方面，其效益(社会的、经济的)才会显现出来。研究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调理相互的关系，以利全面发展，又是一门重要的科学，直接关系着一个民族的素质和国家的兴旺。就美术教育的问题他又明确指出：作为体现美育重要手段之一的美术，如何认识又怎样实践，在实践教学中思想并不统一，仍然存在着不少问题。成绩当然是明显的，只是冷静思考起来，缺少整体的把握，多注重微观而忽略宏观，重技巧而轻理论。如果孤立地评估一门具体课程，收效颇大，但对整体结构却失去平衡。这样就无法形成良性循环，果实很多，不少带有苦涩，这是值得我们深思的。

二、关干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

80年代初，张道一先生对我国工艺美术教育刚刚复苏时所碰到的一些现实问题十分关切，曾多次到工艺美术院校和一些企事业单位举办讲座，发表有关工艺美术在社会发展中所处地位的许多言论，同时也阐述了他对当时工艺美术教育的观点，明确指出工艺美术教育应首先解决专业思想问题，树立工艺美术的设计观念。张道一先生认为各种艺术门类的社会功能作用，本来就存在有“尺有所短，寸有所长”的哲理，但若以此度彼，或是把这些问题等同起来，不仅会导致在设计思想认识上的混乱，也必然造成工艺美术事业的损失。在工艺美术领域，长期存在的以“画画”为主导思想的观念应该打破，从而形成一个以现代设计观念为主导思想的工艺美术新领域。他还从物质与精神两个方面，辩证地论述了工艺美术的本质及其实用因素，正是因为实用性，才决定了工艺美术同人们生活的依存关系，它所涉及的各种造物品类，同人们的衣食住行用等各个方面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于这种长期以来形成的“画画”中心论的社会偏见和对工艺美术的误解，唯一解决的办法，张道一先生指出，应从教育入手，调整教学结构，改革陈旧的教育模式，创建适合工艺美术教学自身规律的教育体系。

我国的“学堂”式的教育形式开创于本世纪初，图案教学先设立在师范学校，为手工劳作课程之一，后来才逐步完善。“五四”运动前后我国才开始创办实业教育，为了使国民能在接受现代工业文明的同时，使教育同步发展，从而创立了新型的工艺美术教育体制。当时，一些有志于工艺美术事业的人士，先后到工业比较发达的欧洲和日本学习，同时也将他们先进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形式带回国内，将西方一些古典设计风格和德国新兴的设计观念直接接受过来。1949年以来，我国工艺美术教育的发展，基本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步，一些高等院校设立了工艺美术系或专业，成立了一些多学科综合性的工艺美术院校，使我国的工艺美术教育从幼稚走向成熟。张道一先生自80年代以来，以工艺美术理论研究主线，拓展到工艺美术教育的诸方面进行研讨，为我国现代工艺美术教育提出了有益的见解，从理论上建立了自身的体系，从教育观念上提出新论点，从教学方式和教学内容上补充了新内容。在工艺美术教育及其设计观念的创建中，张道一先生为此做出了贡献，同时他和同代学者一样也深知自己所肩负的历史使命。针对我国一度出现的“百袖衣式”的教学结构，张道一先生曾撰文指出：教育目标不明确，更不可能制订出有力的教学措施和合理的教学结构。也就是说，工艺美术教育的对象、目标、市场、社会需求等诸多因素是制定和完善教学结构的关键。他认为，一个学科的教学结构，就好比是一部结构严谨的机器，虽然齿轮有大有小，转动有快有慢，但是必须和谐地运作，才能组成一个有机而完整的机体。针对工艺美术教学存在的课程设置、授课方法、授课内容与专业分工等问题，他认为这是百袖衣式的碎片连缀而造成的后果，不能形成完整的教学体系，需要增补或调换“齿轮”，调整教学结构，完善教学规划，使工艺美术教学这部机器向着更协调的方面发展。

摘要：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虽然已经初步构建起来，但对该学科的深入思考却似乎刚刚开始。中国艺术考古学作为一门在艺术学科和考古学科之间成长起来的交叉学科，由于其研究对象和研究目的主要倾向于考古学，故其学科基点应该定位于考古学；“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一对学科概念是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命名，艺术考古学是建立在艺术学科发展、美术考古学研究取得较大成果的基础之上的；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则寄托于艺术院校和科研院所从事艺术发展史研究的专家学者对艺术考古学理论建设的关注和高等院校对艺术考古学人才的培养。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研究的前景辉煌。

关键词：中国艺术考古学；美术考古学；艺术学科；考古学科

中国艺术考古学名称的提出，最早见于民国时期的岑家梧先生。他在1941年写成的《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进展》一文，主要论述了西方艺术考古的传入和中国学者在其影响下所主要从事的艺术考古工作以及今后中国艺术考古学之趋向。这是一篇继往开来的具有学术前瞻性的论文，可惜由于时代的局限性而没有得到重视。新中国建立以后，由于过于强调人类社会中生产力对生产关系的决定作用，考古学家往往把目光聚焦在对出土遗物的年代划分和生产工具、技术的进步状况方面，对反映古代人类意识形态的宗教、艺术、民俗等领域却长期冷落、忽略。直到进入1980年代，伴随着改革开放的脚步，西方较为成熟的新考古学理论和艺术学理论开始在中国传播，艺术考古的实践活动蓬勃发展起来，改变了在古代艺术研究领域单纯由艺术史学者包办的格局，考古学家、艺术史论研究者共同合作，积极参与对考古出土的彩陶、汉画像石、壁画、陶俑等艺术品的研究。在此基础上，对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探讨也开始出现。著名考古学家夏鼐先生在为1986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考古学》所写的序言中，将“美术考古学”作为一门特殊考古学公之于众。1992年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中出现了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杨泓研究员撰写的“美术考古学”条目，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目的以及与美术史的关系等作了比较详细的解释。1995年由刘凤君先生撰写、山东大学出版社出版的《美术考古学导论》，分成上下两卷，上卷为理论和方法，“概括地讲述了西方与中国美术考古学的发生与发展，以期从历史发展中明确美术考古的对象、目的与任务，明确其性质乃是考古学的一个分支，又同美术史有密切的关系”；下卷是分类研究，“对美术考古研究内容分门别类地进行论述”。2004年12月，由笔者撰写、文物出版社出版的《中国艺术考古学初探》，则旨在总结前人的艺术(美术)考古学理论和实践成果，最终完成对中国艺术考古学理论体系的建构。

尽管中国艺术(美术)考古学的理论体系已具雏形，并日趋受到考古学和艺术史研究者的关注，但对艺术考古学的理论思考仍属起步阶段，特别是对艺术考古学的学科定位、“美术考古学”与“艺术考古学”这两个基本学科概念的理解，以及艺术考古学的发展前景等方面，还有较大的探讨空间。

一、对艺术考古学学科定位的再思考

在艺术考古学理论建构过程中，美术考古学最早是被考古学家从考古学学科发展的角度，看成特殊考古学的。同时，“作为考古学的一个分支，美术考古学是从历史科学的立场出发，把各种美术品作为实物标本，研究的目标在于复原古代的社会文化。这与美术史学者从作为意识形态的审美观念出发以研究各种美术品相比，则有原则性的差别。这一认识是基于对考古学研究对象的不同而得出的结论，具有时代的局限性。古代美术品作为人类意识形态的重要载体，是古代人类精神文化创造的产物，长期被考古学家所忽视，正如牟永抗先生在《古玉考古学研究初论》中所描述的：“在以往中国考古学的报告和简报里，常常在介绍居住遗迹、墓葬之后，将遗物按照生产工具、生活用品、装饰品几乎固定化了的次序进行分类。这一分类的认识论基础，是对政治经济学中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以及构成生产力诸要素等概念的片面理解。按照生产工具决定论的观念，生产工具的研究价值，自然要在装饰品之上”。因此，美术考古学只是被视为考古学的一个特殊分支，其研究的最终目的依然一如考古学复原古代社会的历史面貌。稍后出版的《中国大百科全书·美术卷》美术考古学条目的解释中，尽管对美术考古学的研究对象没有异义，是以田野考古发掘和调查所获得的美术遗迹和遗物为研究对象，但研究目的已经拓展到“阐明美术的产生、发展过程”。这说明美术考古学已经突破了考古学理论的束缚，跨向了美术理论研究领域，美术考古学作为考古学与美术学两大学科的交叉性学科开始初见端倪。

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两次上书清朝廷未果的情况下，自费在家乡办了“南通博物苑”，内分自然、历史、美术三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个兼具美术馆性质的博物馆。1914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故宫更名为“古物陈列所”（1925年更名为“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故宫的博物馆性质）向公众开放，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效仿西方民主革命的一个政治、文化举措。这一举措是针对通过革命手段颠覆了封建王朝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塑政治、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如卡若·邓肯在谈到法国卢浮宫的转型时所说：“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故宫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旧秩序结束的象征有余，但作为新秩序开始的象征却不足，它身上所沉积的旧中国审美趣味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是极不相衬的。因此，对一个新的国家艺术造型博物馆的呼唤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强烈。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林凤梁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纷纷上书或撰文呼吁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国立美术馆。

时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于1913年提交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道“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而曾留学法国，对国外美术馆印象深刻的徐悲鸿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而画家的画作“其作品乃代表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购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之天才，亦将终致烟灭，其损失不可计偿”。林风眠于1932年撰文《美术馆之功用》，平实地探讨了美术馆对于认识历史、教化民众、促进艺术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问题。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美术馆是一个国家形象工程，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和保藏、研究艺术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呼吁声中，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于1936年落成。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收藏及陈列众多艺术品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件十分艰难和不现实的事情。新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是在新中国建国近10年之后才破土动工的。而中国美术馆从建馆到如今，也走过了一段颇不平静的道路。事实上，直到2003年，内部全面翻修的中国美术馆重新开馆，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博物馆性质的国家级美术馆才出现在我们眼前。

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之路并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文化修正的矛盾心态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革命、改革的大氛围之下，艺术的独立性受到较强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的美术馆难以从本位出发创造自己的前途。

美术馆在中国发展的这种状况，也直接地反映到了美术馆的研究状况当中。了解一个研究对象的学术研究状况，最直接和直观的方法就是搜索其研究成果。下文的表、图是根据国家图书馆、首都图书馆、北京大学图书馆、中国人民大学图书馆中文图书目录（含海外中文图书）和美国国会图书馆图书目录对美术馆主题图书进行的一个粗略统计，统计时间截止于2005年：

表一、图一表明，中国国家图书馆作为美术馆主题图书最全的图书馆，其美术馆主题中文图书数目仅为美国国会图书馆美术馆主题图书的1/7。这个检索结果提醒我们有必要对中美两国的美术馆发展规模、发展水平进行一番比较。

内容摘要：美术馆，作为一个公共领域内的文化机构，它在中国的产生与发展，既是中国现代历史自身写作的需要，也显示了中国文化艺术史进入一个统一的世界文化艺术史的自觉努力。美术馆主题比较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主要体现在美术馆的出版物中，这一方面说明了中国的美术馆在学术研究方面的进取和努力，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整个中国理论写作对美术馆主题的忽视。

关键词：美术馆文化研究

1905年，清末状元张謇在两次上书清朝廷未果的情况下，自费在家乡办了“南通博物苑”，内分自然、历史、美术三部分，这是中国第一个兼具美术馆性质的博物馆。1914年，辛亥革命之后，清故宫更名为“古物陈列所”（1925年更名为“故宫博物院”，确立了故宫的博物馆性质）向公众开放，这实际上是中国最大的古代艺术博物馆。这一古代艺术博物馆的建立可以看作是效仿西方民主革命的一个政治、文化举措。这一举措是针对通过革命手段颠覆了封建王朝之后，中国社会所面临的重塑政治、文化身份的问题。正如卡若·邓肯在谈到法国卢浮宫的转型时所说：“它因此成为一个旧统治结束、新秩序开始的生动象征”，故宫也有类似的象征意义。事实上，在那个特殊的历史时期，故宫博物院作为旧秩序结束的象征有余，但作为新秩序开始的象征却不足，它身上所沉积的旧中国审美趣味与当时中国新文化艺术的发展方向是极不相衬的。因此，对一个新的国家艺术造型博物馆的呼唤在社会各界，尤其是文学艺术界十分强烈。鲁迅、蔡元培、徐悲鸿、刘海粟、颜文梁、林凤梁等当时中国文化界的名人纷纷上书或撰文呼吁国民党政府建立的国立美术馆。

时在民国教育部社会教育司任职的鲁迅，于1913年提交的《拟播布美术意见书》中写道“当就政府所在地，立中央美术馆，为光复纪念，次更及诸地方”。曾任民国教育总长的蔡元培，在《文化运动不要忘了美育》一文中明确提出建立“普及社会的、公开的美术馆或博物院”。而曾留学法国，对国外美术馆印象深刻的徐悲鸿更是旗帜鲜明地表示：“国家唯一奖励美术之道，乃在设立美术馆”，“因其为民众集合之所，可以增进人民美感，舒畅其郁积，而陶冶其性灵”，而画家的画作“其作品乃代表精神，或申诉人民痛苦，或传写历史光荣，国家苟不购致之，不特一国之文化一部分将付阙如，即不世之天才，亦将终致烟灭，其损失不可计偿”。林风眠于1932年撰文《美术馆之功用》，平实地探讨了美术馆对于认识历史、教化民众、促进艺术以及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方面的问题。可见，当时的中国文化人已经初步认识到了美术馆是一个国家形象工程，具有审美教育功能和保藏、研究艺术文化的功能。

在中国文化艺术界的强烈呼吁声中，中国第一个国立美术馆——国立美术陈列馆于1936年落成。事实上，在一个动乱的年代，要建立和发展一个收藏及陈列众多艺术品的国家美术馆是一件十分艰难和不现实的事情。新中国的国家级美术馆——中国美术馆，也是在新中国建国近10年之后才破土动工的。而中国美术馆从建馆到如今，也走过了一段颇不平静的道路。事实上，直到2003年，内部全面翻修的中国美术馆重新开馆，一个真正具有艺术博物馆性质的国家级美术馆才出现在我们眼前。

上述的简短回顾，可以看到，中国的美术馆发展之路并不顺畅。这种不顺畅一方面是由于中国自辛亥革命以来，实际上长期处于一种文化修正的矛盾心态之中；另一方面，中国社会长期处于革命、改革的大氛围之下，艺术的独立性受到较强的干扰，从而使得中国的美术馆难以从本位出发创造自己的前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