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研究论文范文10篇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一、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的重要性

民族音乐是素质教育中不可缺少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艺术教育是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而素质教育则使音乐教育目标更为明确。音乐教学的目的是提高学生的音乐文化素质,培养学生欣赏美和创造美的能力,以期使每个学生都拥有高贵的心灵与完美的人格。而要完成这一目的就不能脱离民族音乐教育。只有在小学时期就接触并学习民族音乐,学生才能更全面地具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更好地提高综合素质。

二、培养学生学习民族音乐兴趣的方法

音乐作为学生艺术教育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小学生素质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从事音乐教育的工作者应积极主动地了解孩子们的内心世界,用小学生的眼光观察世界,从而激发学生对音乐的兴趣。兴趣是学习音乐的基本动力,是学生与音乐保持密切联系、享受音乐、用音乐美化人生的前提。音乐课应充分发挥音乐艺术特有的魅力,在不同的教学阶段,根据学生的身心发展规律和审美心理特征,以丰富多彩的教学内容和生动活泼的教学形式,激发和培养学生的学习兴趣。教学内容应重视与学生的生活经验相结合,加强音乐课与社会生活的联系,为他们营造轻松的学习氛围和快乐的音乐世界,让他们在民族音乐中得到快乐,在教学过程中提升审美和创造美的能力。

(一)教学内容需要童趣化

教师可以充分利用多媒体和网络技术,让学生从不同的层次、角度了解与民族音乐相关的文字、音响、图像等多种信息,帮助学生形象、准确地感受和认识。通过欣赏各种音乐资料,学生如身临其境,从而反复聆听与体味,加深对作品资料的理解。教师还可以组织学生对自己家乡的民族音乐进行调查研究,使其近距离、真实地接触民族音乐,而通过学生的自我介绍则可让大家了解我国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丰富多彩的民族音乐。如,我校的学生大多是外来工子女,来自五湖四海,各班的学生情况大同小异,因此,好的音乐素材更能吸引他们浓厚的求知欲望。我让他们在课外收集自己家乡的民歌并在班级进行交流,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一、从图象到体验

诠释的角度

对於巴哈的音乐，有一个很普遍的看法，认为巴哈音乐中诗的文本与音乐语言的关系具有图象的特性。音乐学家史怀哲（AlbertSchweitzer，1875-1965）曾为文将此一看法推而广之，在该出名的作品中，他写道：「巴哈音乐创作中最重要的观念，是图象的诗意。作曲家追寻图的意象┅」图的意象被视为诗文与音乐的中介。此後，史怀哲将巴哈定位为无人能超越的描述性音乐的大师，从而运用许多主要动机（leitmotive）的资料库，一字一句转文为音，作为巴哈音乐语言的真正词汇。与史怀哲同一诠释派别的毕洛安（AndrePirro）从事《巴哈音乐语言词典》的编纂，他写道∶「藉由该词典的贡献，巴哈音乐语言里文本与音乐图象的固定的对照性，将会展现在我们面前。」

以上「图象派」的诠释并非全无道理。事实上，巴洛克时期的音乐为了表现，精心创造了精确的音乐修辞，组合了富节奏性而和谐的形象、上升乐句或下降乐句的剖析图面以及休止符的停顿，而每一个单元都附予一个象徵的意义。巴哈十分熟稔巴洛克音乐的修辞法，并加以充分运用。耶稣受难曲、清唱剧（cantata）、管风琴合唱曲等气势磅薄的创作都充分流露巴洛克音乐的修辞特性。依照此一修辞的精神，图象派认为与天有关或是图画意象中的天，可能会运用层层上升达到最高音的手法再现。反之，常在圣诞节圣歌中听到的，从最高音降到最低音的旋律，则意味著天上之子由天而降。至於居於心中丰繁情感的再现，根据史怀哲的见解，巴哈运用步态的主题传达心中的坚定或是犹疑，切分的主题表示疲惫，平稳的旋律再现宁静的主题，两个拉长的连音的主题表现耶稣所受的煎熬，连续的五、六个半音表达剧烈的苦痛，至於喜乐的主题也有很多类别加以表达。

然而，这样的诠释方式会遭到许多反驳的批评。当然，我们不否认巴哈音乐中表现的意愿。但是图象派所建立的诠释观令人质疑，因为过於著重音乐词汇的解释，无法诠释巴哈作品中全面结构的象徵意义，同时，图象派也忽略了巴哈音乐所依据的路德传统中，聆听上帝的话语所代表意义。路德对於探讨上帝简单再现的神学论点，给予毫不留情的抨击∶「神不是由天而降，就像人下山一般。神在天上，留在天上，但同时也在人间，留在人间。不需要多言，因为天国就在人间。有人以幼稚又愚蠢的方式谈论天国，替耶稣打造一个高高在上的住所，就像鹳鸟筑在树上的巢，这些人真不知自己所言何物。」巴哈音乐创作源於正统的路德传统，并没有陷进「幼稚愚蠢」的再现手法。如果我们希望以图象的观念寻找巴哈音乐中天与心的体验，我们将会误入歧途。那麽，究竟采取何种路径才会达致正确的诠释观呢？

音的感受性

摘要：由于对满族及其先世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文章通过对满族和女真族在生存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习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对比论证，认为满族有别于女真族，不能把满族音乐与满族先世各族音乐混同起来。

关键词：满族女真族满族音乐研究范围

满族音乐研究本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即关于满族的音乐研究，无需界定研究范围。然而，由于对满族与其先世——女真、韩福、勿吉、挹娄、肃慎等古代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就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满族应从肃慎算起，因为把“女真”改称“满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质的变化。因此，以肃慎族系而贯穿的渤海靺鞨音乐、辽金元明的女真音乐、清代以来的满族传统音乐都属于满族音乐；另一种意见认为，满族音乐研究应以17世纪中叶满族共同体形成为起点，满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诸族音乐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颇。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不会突然产生，也不会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对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原来某一民族的基础上，与其他人群结合形成新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任何历史阶段的民族，都要经历生成、发展、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

满族虽然与他的先世——女真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毕竟是在17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始称满洲，今称满族。满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差别呢？我们可从以下构成民族要素的几个方面对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内容摘要：由于对满族及其先世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文章通过对满族和女真族在生存地域、语言文字、经济生活、社会结构、习俗、信仰、民族成分等方面的对比论证，认为满族有别于女真族，不能把满族音乐与满族先世各族音乐混同起来。

关键词：满族女真族满族音乐研究范围

满族音乐研究本是一个单一的课题，即关于满族的音乐研究，无需界定研究范围。然而，由于对满族与其先世——女真、韩福、勿吉、挹娄、肃慎等古代民族的关系认识不同，就产生了对满族音乐研究范围的不同分歧。一种意见认为，满族应从肃慎算起，因为把“女真”改称“满洲”只是易名，并不是女真族质的变化。因此，以肃慎族系而贯穿的渤海靺鞨音乐、辽金元明的女真音乐、清代以来的满族传统音乐都属于满族音乐；另一种意见认为，满族音乐研究应以17世纪中叶满族共同体形成为起点，满族的先世——女真、靺鞨等诸族音乐不在研究范围之内。笔者认为，两种意见各有道理，但也都失之偏颇。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这就是说，民族的形成、发展是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既不会突然产生，也不会突然消失；民族又是相对的历史阶段的产物，它可能是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在原来某一民族的基础上，与其他人群结合形成新的共同体，成为一个新的民族；任何历史阶段的民族，都要经历生成、发展、衰落、消亡的历史过程。

满族虽然与他的先世——女真族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它毕竟是在17世纪中叶特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新的民族共同体，始称满洲，今称满族。满族是不是女真族的易名？两者之间是否存在质的差别呢？我们可从以下构成民族要素的几个方面对比分析。

一、生存地域

明代自开国就是以恢复唐宋政治和文化为己任的朝代，故而，从音乐思想、礼乐实施以及民间音乐传播，都是以尽可能彰显中原文化千年延续的音乐传统为主。纵观2019年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31篇研究明代音乐的论文，可以看出，无论是研究琴学、曲学，还是礼乐仪式和音乐制度，都能从明代音乐的成果中追溯出千年传承的痕迹。

一、关于琴学研究

《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创作的一本音乐演奏美学专著，成书于崇祯十四年，分别解读“和”、“圆”“雅”等二十四况，对古琴表演和审美具有指导意义。2019年度关于《溪山琴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共有论文12篇。刘承华的《<溪山琴况>的演奏论主旨》一文，通过二十四况论的解读分析，探讨了古琴演奏中的三个问题：1.声音“张力”。2.“气候说”的把握。3.达到“希声”之境。①“张力”需要演奏者用心体会察觉，是演奏中用情、用意后声音所达到的状态。“气侯”是音乐声响中的节奏和规律。“希音”需要演奏者沉浸演奏，达到琴我相融的状态，达到以琴修身，以身修琴的境界。何飞龙的《浅论<溪山琴况>之“静”对生命的关照》，认为琴声中求“静”，终能够调养人的心性，净化和洗涤心灵，回归人类生命的本原。钟小茵的《<溪山琴况>之“洁”况》，为习琴者提供手指练习的方法，指明训练手指需静心，才能避“邪滓”和“杂乱”，琴音方能传达出更深的意蕴。乌兰托雅的《论<溪山琴况>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扬琴演奏艺术中的运用》，弦、指、音、意的理念对扬琴表演艺术中竹、音、意达到“和”之美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审美方面有张萌的《明代琴歌之审美论争研究》，解析明代音乐发展更趋于俗化，更民间化的内在因素。2019年度罗诗嫄还发表两篇关于《溪山琴况》的文章，分别是《指运迟速，意韵可见——解读<溪山琴况>之“迟”“速”二况》和《宏远之音，细眇之意——解读<溪山琴况>之“宏”“细”二况》。前者，指明“迟”“速”变化所带来的节律感，是演奏者内心生命状态的律动。后者，阐明了“宏”和“细”两况在指法、情感、意旨方面的关系。琴学方面除了《溪山琴况》外，还有4篇文章涉及琴谱、琴人方面的研究。唐继凯、唐子雯的《一款能谱录汉字语音的减字谱——［明］葛中选<泰律>谱式解读》，对《泰律》的创作过程、组构要素、创新特点、后世评价方面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认为《泰律》是一本同时涵盖声韵学理论和乐律理论的记谱，是适用于指法，也适用于汉字语言的记谱，是减字谱创新型发展后的产物。张子盛的《古琴单谱本集体打谱的实证探讨——写在明<松弦馆琴谱><西麓堂琴统>打谱集出版之后》，通过对《松弦馆琴谱》和《西麓堂琴统》谱本的“打谱”活动考究，阐明了集体打谱的具体操作流程及成果。唐姝娴的《明代琴人杨表正研究》，阐明杨表正琴歌的价值。认为，“正文对音”的创作方式虽推动了明代音乐的发展，但注重琴歌的文辞性，忽略古琴的艺术性，也导致形成了琴歌辅助文辞的格局。马君毅的《试论明代的宦官琴人》，通过分析古文献和出土墓志，揭示明代宦官琴人的具体存在状况和发展历程。

二、关于曲学研究

曲学方面的研究是2019年度第二大热点，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及学位论文为中心，以研究词曲、腔词、俗曲为主要对象，共有论文7篇。李碧的《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与词曲的互动》，通过对明代戏曲中词作的统计与梳理，以及《鹧鸪天》、《西江月》两曲牌体进行变体类型集来源的分析，认为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不是作曲家无意识的错填，而是曲家有意识的创作。王园园的《吕天成<曲品>研究》一文，阐明了《曲品》中的审美特点。鲁勇本发表了两篇有关曲学的文章，分别是《明清唱论中的腔词理论研究》和《元明清曲论对入声腔化的探讨》。前者，阐明了明清唱论中腔词系统的一般规律，认为明清唱论继承了诗歌为一体的诗歌传统，具有雅音向方言发展的倾向，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格局。后者阐明了元代“入派三声”理论在明代的发展变化。文章借用王骥德对入声进行了形容，“入声就像中药里的甘草一样，在平上去三声平仄难以调停安排时，入声就可以起到通融、调和、过渡、化解矛盾的作用。②”展现了明代曲论家对于“入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此外，尹蓉的《明代江西籍作家散曲嫄集版本考略》、王静雅的《王骥德著述考论》、于峰的《明代戏曲选集中的俗曲》三篇文章针对不同作品的编者、内容、版本、现存状况加以归总，为研究明代音乐提供宝贵的资料。

三、关于明代音乐风格研究

摘要：音乐是以声音来表达内心情感的艺术，是人类表现性艺术最早的形式之一。随着心理学的诞生，尤其是实验心理学的发展，人们对音乐情感的研究逐渐趋向一种科学化、实证化的描述和解释。结合计算机科学技术、脑神经科学、生理学等众多学者的联盟，音乐情感的研究呈现了诸多学科交叉研究的局面，这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文章对音乐情感在我国的研究状况进行概括性的梳理，并提出相关见解。

关键词：音乐情感；心理学；认知

作为人类有意识的精神活动的产物，音乐与人类的生理、心理和行为息息相关。情感是音乐艺术中最为重要的特征，也是心理学领域十分关注的问题。对音乐情感的研究，将心理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思路与音乐学的专业知识结合起来，当今已成为一种趋势。

音乐情感一直以来是国外音乐心理学的一个研究重点，这也应归功于19世纪中叶实验心理学派的努力，该学派促使了现代音乐心理学的萌发。我国音乐心理学起步较晚，在这之前的研究重点偏向于从专业性的音乐角度进行思辨性质的分析，而没有实证研究的支持，理论略显空泛。在音乐心理学引入我国后，音乐情感的研究更多地与心理学的实证研究紧密地结合，展现了良好的研究局面。本文就此对国内关于音乐情感的研究进行了概括性的梳理。

一、音乐情感的相关概念和研究方法概述

（一）对音乐情感的定义

一.中世纪前期的西方音乐就是基督教音乐西方音乐起源于古希腊。但是由于古希腊的音乐史料存留下来的极少，人们通常又把中世纪作为研究西方音乐的一个重要起点。

中世纪指的是欧洲封建社会，大约从公元5世纪至14世纪。中世纪欧洲的各种音乐机构如编写、研究机构，以及合唱队、学校等，全部隶属于教会，由神职人员管理。在中世纪的前期，西方音乐呈现出基督教音乐一花独放的局面。在这一时期，西方音乐是以教堂音乐为主要表现形式。

中世纪基督教音乐的代表是格列高利圣咏（GregorianChant）。该圣咏出现在6世纪，因罗马教皇格列高利（GregoryI，在任590－604）而得名。据说公元6世纪时，各地教会音乐并不统一。格列高利一世致力于教会音乐的统一，将原有的各地教会的教仪歌曲、赞美歌等收集、选择、整理，编成一本《对唱歌集》（Antiphonarium），并对调式及用法加以规定。格列高利圣咏由大量附有拉丁文歌词的单音音乐组成。它是一种忠实表达经文的歌曲，其旋律超脱、冷静、毫无人间的欲念。它并非为欣赏，而纯粹是为宗教礼仪所创作，是实用音乐，并不重视听觉上的美感，或俗乐的夸张。这种圣咏以纯人声演唱，没有乐器伴奏，不用变化和装饰音。它也没有节线和拍子记号，完全是自由节拍，歌词只用拉丁文。格列高利圣咏全都是天主教的礼仪歌曲，只供教士吟唱，会众不参加唱诗。

格列高利圣咏形成后，迅速传向各地，特别是在意大利北部、英国、爱尔兰、法国等地得到了普及发展。直到14世纪，在天主教会中还只有格列高利圣咏。在今天的天主教会中，格列高利圣咏也常被采用。

格列高利圣咏作为欧洲封建社会初期的主体音乐，可以说是西方音乐文化中的第一朵花。它的发展与整个西方音乐史有密切的关系。在记谱法的研究、音乐理论、复音音乐的兴起与发展、音乐学校的成立等许多方面，都要提及格列高利圣咏，即使现代的调式音乐也是以格列高利圣咏的调式为基础。

格列高利圣咏中最富特征的旋律不仅长久地保存在中世纪作曲家的创作中，而且还保存在后来许多世纪的作曲家的创作中。我们在巴赫、莫扎特等人的作品中可以听到这些旋律，如莫扎特的《朱庇特交响曲》、李斯特的《死之舞》，柏辽兹的《幻想交响曲》第5乐章、圣·桑的附有管风琴和钢琴的《C小调第三交响曲》、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钢琴和管弦乐曲《帕格尼尼主题狂想曲》。流传至今的许多乐曲，如小步舞曲、军队进行曲，以及奏鸣曲第一乐章等，都是由格列高利圣咏扩展而成。二.产生在基督教背景下的复音音乐复音音乐就是由两个或更多互相独立的声部构成的音乐。这种音乐的产生，标志著西方音乐前进了一大步。复音音乐出现在中世纪基督教的背景之下，是由格列高利圣咏发展而成，其音乐家都是天主教会的僧侣。

音乐教学和其他学科的教学一样，其中一个重要环节就是考查或考试。但是，由于音乐学科一般不受重视，许多老师并不把考查环节作为促进音乐教学质量的手段。考查不全面、不到位、不科学、不符合大纲要求，是当前音乐教学中的普遍现象。比如，根据《九年义务教育全日制小学音乐教育教学大纲》规定，音乐教学内容应该包括唱歌、唱游、器乐、欣赏、视唱和听音。而事实上有些学校仅仅以考唱歌定分数，这样做的结果至少不能客观全面地反映学生平时音乐学习的真实情况。而且明显不利于音乐教学质量的全面提高。我们体会到，在音乐教学过程中，应该十分重视音乐考查的意义，充分发挥出它的功能，努力寻求出正确科学的考查方法.实践证明，这样对提高音乐教学质量有效地实施美育目标，有很大的促进作用。我们愿意把自己的实践和体会表达出来与大家探讨、交流。

一、科学细致的考查是全面了解学生学习效果，有的方矢地实施教学的有效途径。

考查可以知己知彼，使教师在教与学的双边活动中了解学生学习效果。从而不断地提高音乐教学质量。考查前，我们将所教的音乐教材回顾一下，把音乐知识，视唱、节奏、欣赏、歌唱各归其类。根据大纲要求，找出各类的主要内容作为考查范围，制定考查方法。通过全面考查，我们发现，细致的考查结果反映出学生平时课堂学习中的许多不足。比如，在唱谱方面，有的同学视唱谱为天书，怕苦、怕难，不愿意多练习，当将这些同学单独挑出考查时，他们对各调中的音掌握不熟练，往往要通过主音的位置很慢地才能找到其它各音，影响唱谱速度；有些同学对附点音符及切分音击拍不准确。这些问题在平时的教学中都不易发现，而是在大部分同学的集体练习和歌声掩盖下蒙混过去。针对这些问题，我们在以后的教学中采取对症下药的方法进行。（1）诱导法。帮助学生克服心里障碍，启发他们“乐谱是记录音乐语言的符号，是学习音乐的工具，那么唱谱是打开音乐大门的钥匙；是迈向音乐之宫的阶梯，是进一步学习、深刻理解、亲身体验音乐之美不可缺少的手段。”让他们懂得唱谱是基础，只有通过认真练习，才能唱出准确美妙的歌曲。（2）分解法。告诉学生，音乐中的许多较复杂的节奏实际上是由各基本节奏组合而

（附图{图}）

用变化多端的练习，让他们在对比中去认识，在练习中去获得。通过这些节奏的转换练习，学生能够在较短的时间内熟练掌握各类节奏。经过这系列针对性的练习，我们感到，课堂教学质量明显得到提高，学生在识谱、节奏和音准方面都有很大的进步。

二、把考查和系统复习结合起来，全面巩固深化所学过的音乐知识。

内容摘要：文章通过对“固定Do唱名法”与“流动Do唱名法”在音乐感知方式上的不同比较与论述说明：在专业的音乐教学中，不要将两种唱名法截然分开，形成单打一，或者以为流动Do唱名法是一种简单而麻烦的、非专业的、不科学的方法而将其冷落。而应该是在因人略有所别、略有侧重的情况下，“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关键词：唱名法感知音乐的方式比较教学

人对音乐的感知方式与观念是有所不同的。不同的唱名法，正是这种差异性的反映。

鉴于语言与历史传统的不同，因此世界各地所通行的唱名法有所不同。目前，包括专业的音乐教学在内，被广泛应用的唱名法主要有两种：一种是“固定Do唱名法”（简称“固定唱名法”）；另一种是“流动Do唱名法”(即习惯称谓的“首调唱名法”。在此，笔者以为使用“流动do唱名法”更为恰当)。这两种唱名“法”的唱名，都是Do、Re、Mi、Fa、Sol、La、Si（或Ti），而其本质的区别，全在于唱名固定对应的指向的不同。

“固定Do唱名法”，就是将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级C所在的音位，而Re、Mi、Fa、Sol、La、Si（或Ti）六个唱名则随后固定指向于D、E、F、G、A、B六个基本音级所在的音位上的一种唱名法。这种唱名法的唱名指向，不会因为谱号和调式的主音音高的变化而变化。

谱例1：唱名Do固定指向基本音级C所在的音位，Re、Mi、Fa、Sol、La、Si六个唱名则随后固定指向D、E、F、G、A、B六个基本音级所在的音位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