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传播论文范文10篇

摘要：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音乐的传播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艺术的传播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探讨。

关键词：传播大众传播音乐传播

人类的社会音乐实践，其本质就是音乐的传播实践。音乐的传播既是音乐得以产生和生存的动力，又是推动音乐艺术不断发展的重要因素。在当代大众传播环境中，音乐的传播已呈现出诸多新的特点和状态，并正在深刻地改变着音乐艺术的方方面面。弄清音乐传播的新特点和新状态，对于理解和探究当代音乐艺术的现实状况，具有重要的价值与意义。

一

所谓传播，从广义上说，就是“信息在时间和空间中的移动和变化”；人类的传播活动则是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实现信息共享的过程，它一般包括传播者、传播内容、受传者、反馈信息四个基本要素。作为音乐文化传承原动力的音乐传播，是指“乐音音响符号所负载的音乐艺术意图、音乐思想等音乐信息为人们所分享或共享的过程，是音乐现象得以存在、音乐作品得以实现其功能的人的一种社会行为”（曾遂今《音乐社会学概论》）。由于音乐艺术的本质特征，音乐传播与其他信息传播有着较大的差异性。比如在音乐传播中，传播的信息即乐音音响符号，是一种在时间中展开的、具有非语义性特征的听觉性符号。由此使得音乐传播的各过程凸显其特有的品质。但与此同时，作为传播子系统的音乐传播，注定会受到社会整体传播环境的巨大影响，而这种影响力又是持久的、革命性的。

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中，人类的传播活动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单到复杂、由原始形态到现代数字多媒体时代的历史演进过程。而且传播的发展和进步总是受到传播媒介的制约，一部传播史就是一部媒介发展的历史。从媒介技术的发展来看，人类的传播可大致划分为五个时期，即口语传播、文字传播、印刷传播、电子传播和网络数字化传播时期。从传播类型和功能来划分，又可分为人内传播与人际传播、群体传播与组织传播以及大众传播等几种模式。在不同的传播媒介和传播模式中，传播活动具有不同的状态和特点，并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艺术以及日常生活的诸多方面。

一、传播学与音乐教学

（一）传播学

我们在掌握和理解传播学的过程之中应该把握传播学的特点，从这个方面对传播学进行理解：首先，传播学中的“传播”主要针对的是精神层面的信息传播，与我们普通的物质内容没有联系；其次，传播包括传播者、信息、媒介和受众,这些要素正是教学所要研究的内容；最后，我们应该明白在传播的过程之中应该注重传播的有效性，只有改善传播活动的环境才能促进传播过程的有效进行。

（二）大学音乐教学

大学音乐教学是一个师生共同参与的活动，需要教师与学生进行密切有效的配合才能促进使教学过程顺利的实现。音乐教学与一般的学科教学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差别，因为音乐教学的教学目标不仅仅是音乐知识本身，更重要的是要让学生通过音乐学生提高自己对音乐的鉴赏能力，提升自己的音乐素养和艺术鉴赏能力，这就要求音乐教师在进行音乐教学的过程之中，充分的注重教学方法的选择，只有这样才能实现更好的教学目标，提高教学质量。

（三）传播学与音乐教学之间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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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龟兹文化是一种多文化构成的艺术，是西域各国乐舞艺术代表，龟兹乐舞盛行于汉唐时期，其音乐艺术的传播对中原产生的一定影响。

[关键词]龟兹文化龟兹乐西域文化多元化

龟兹文化是多种文化构成的一种复合型结构，这个结构建立在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基础上。古龟兹地处天山南麓，佛教文化的北进，希腊艺术的东渐，中原文化的西流，在这里交流融汇，生根开花，使龟兹乐舞艺术更加光彩夺目。

大量的史料及龟兹附近的克孜尔、库姆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古迹都说明：古龟兹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且尤以“龟兹伎乐，特善诸国”声震中外。龟兹乐舞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美学价值。龟兹乐也被公认为西域乐舞的杰出代表。传播并影响了我国中原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等地区。特别是对我国唐代大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整个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器乐、戏剧、绘画等艺术的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数字图书馆条件下的版权保护问题及解决途径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案例发生背景、这一千名硕博士学位论文侵权案。被业界称为国内知识分子集体维权首案、多层授权下的学位论文、第一层授权是学生给学校的授权、授权是中信所对万方公司的授权、在中信所获得国家专项资金资助情况下，向万方公司提供数据库建设费用、分清著作权的归属、建立健全数字出版著作权保护的法律机制、完善著作权集体管理制度、采用数字版权管理技术、提高著作权人的维权意识、借鉴学习国外的著作权保护方法等，具体请详见。

近年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兴良诉中国数字图书馆有限责任公司侵犯其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学者郏成思等七人状告北京书生数字技术有限公司侵犯《知识产权文丛》等作品网络传播权纠纷案、400学者诉超星数字图书馆侵权案等频频出现在媒体上。引起学界强烈关注。

笔者对我国近年来发生的一些影响较大的数字图书馆版权侵权案件进行了梳理，从中选择了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案作为研究对象，因为这一案例是近年来声势最大，参与维权人数最多的一次。在国内发生的数字图书馆侵权案件，尤其是学术论文的版权侵权问题方面具有代表性。

一、千名硕博士诉万方学位论文侵权的案例分析

1案例发生背景

2006年6月，某大学老师刘美丽完成了她的博士学位论文。论文题目为《重组绵羊朊蛋白(OvPrP<’C>)的构象转化与Prion疾病发生机制的研究》，共12.5万字，是一篇专业性较强的学位论文。刘美丽从2003年到2006年，花了近三年时间完成这篇博士论文。毕业前夕，刘美丽与学校签订了《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以下简称《授权声明》)。随后，她的这篇博士论文出现在北京万方数据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万方公司)开发的《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里，在国家图书馆和许多学校的内部局域网上。该数据库都能方便地在线浏览或下载。最终，刘美丽以侵犯著作权为由将万方公司诉至法院，要求其立即停止侵权，在媒体和万方公司的网站上公开致歉，并向她赔偿经济损失、精神损失、公证费、律师费等共计36800元。一审及二审都驳回了刘美丽的全部诉讼请求。

明代自开国就是以恢复唐宋政治和文化为己任的朝代，故而，从音乐思想、礼乐实施以及民间音乐传播，都是以尽可能彰显中原文化千年延续的音乐传统为主。纵观2019年国内重要期刊发表的31篇研究明代音乐的论文，可以看出，无论是研究琴学、曲学，还是礼乐仪式和音乐制度，都能从明代音乐的成果中追溯出千年传承的痕迹。

一、关于琴学研究

《溪山琴况》是明代徐上瀛创作的一本音乐演奏美学专著，成书于崇祯十四年，分别解读“和”、“圆”“雅”等二十四况，对古琴表演和审美具有指导意义。2019年度关于《溪山琴况》的研究仍然是一个热点，共有论文12篇。刘承华的《<溪山琴况>的演奏论主旨》一文，通过二十四况论的解读分析，探讨了古琴演奏中的三个问题：1.声音“张力”。2.“气候说”的把握。3.达到“希声”之境。①“张力”需要演奏者用心体会察觉，是演奏中用情、用意后声音所达到的状态。“气侯”是音乐声响中的节奏和规律。“希音”需要演奏者沉浸演奏，达到琴我相融的状态，达到以琴修身，以身修琴的境界。何飞龙的《浅论<溪山琴况>之“静”对生命的关照》，认为琴声中求“静”，终能够调养人的心性，净化和洗涤心灵，回归人类生命的本原。钟小茵的《<溪山琴况>之“洁”况》，为习琴者提供手指练习的方法，指明训练手指需静心，才能避“邪滓”和“杂乱”，琴音方能传达出更深的意蕴。乌兰托雅的《论<溪山琴况>中“和”的美学思想在扬琴演奏艺术中的运用》，弦、指、音、意的理念对扬琴表演艺术中竹、音、意达到“和”之美具有指导意义。针对审美方面有张萌的《明代琴歌之审美论争研究》，解析明代音乐发展更趋于俗化，更民间化的内在因素。2019年度罗诗嫄还发表两篇关于《溪山琴况》的文章，分别是《指运迟速，意韵可见——解读<溪山琴况>之“迟”“速”二况》和《宏远之音，细眇之意——解读<溪山琴况>之“宏”“细”二况》。前者，指明“迟”“速”变化所带来的节律感，是演奏者内心生命状态的律动。后者，阐明了“宏”和“细”两况在指法、情感、意旨方面的关系。琴学方面除了《溪山琴况》外，还有4篇文章涉及琴谱、琴人方面的研究。唐继凯、唐子雯的《一款能谱录汉字语音的减字谱——［明］葛中选<泰律>谱式解读》，对《泰律》的创作过程、组构要素、创新特点、后世评价方面进行了解读和分析，认为《泰律》是一本同时涵盖声韵学理论和乐律理论的记谱，是适用于指法，也适用于汉字语言的记谱，是减字谱创新型发展后的产物。张子盛的《古琴单谱本集体打谱的实证探讨——写在明<松弦馆琴谱><西麓堂琴统>打谱集出版之后》，通过对《松弦馆琴谱》和《西麓堂琴统》谱本的“打谱”活动考究，阐明了集体打谱的具体操作流程及成果。唐姝娴的《明代琴人杨表正研究》，阐明杨表正琴歌的价值。认为，“正文对音”的创作方式虽推动了明代音乐的发展，但注重琴歌的文辞性，忽略古琴的艺术性，也导致形成了琴歌辅助文辞的格局。马君毅的《试论明代的宦官琴人》，通过分析古文献和出土墓志，揭示明代宦官琴人的具体存在状况和发展历程。

二、关于曲学研究

曲学方面的研究是2019年度第二大热点，以古籍整理研究学刊及学位论文为中心，以研究词曲、腔词、俗曲为主要对象，共有论文7篇。李碧的《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与词曲的互动》，通过对明代戏曲中词作的统计与梳理，以及《鹧鸪天》、《西江月》两曲牌体进行变体类型集来源的分析，认为明代戏曲中词的变体不是作曲家无意识的错填，而是曲家有意识的创作。王园园的《吕天成<曲品>研究》一文，阐明了《曲品》中的审美特点。鲁勇本发表了两篇有关曲学的文章，分别是《明清唱论中的腔词理论研究》和《元明清曲论对入声腔化的探讨》。前者，阐明了明清唱论中腔词系统的一般规律，认为明清唱论继承了诗歌为一体的诗歌传统，具有雅音向方言发展的倾向，形成了雅俗共赏的审美格局。后者阐明了元代“入派三声”理论在明代的发展变化。文章借用王骥德对入声进行了形容，“入声就像中药里的甘草一样，在平上去三声平仄难以调停安排时，入声就可以起到通融、调和、过渡、化解矛盾的作用。②”展现了明代曲论家对于“入声”思想观念的转变和进步。此外，尹蓉的《明代江西籍作家散曲嫄集版本考略》、王静雅的《王骥德著述考论》、于峰的《明代戏曲选集中的俗曲》三篇文章针对不同作品的编者、内容、版本、现存状况加以归总，为研究明代音乐提供宝贵的资料。

三、关于明代音乐风格研究

网络音频是指通过网络传播和收听的所有音频媒介内容。根据《2021中国网络视听发展研究报告》［1］，2020年我国网络音频用户达到2.82亿人，庞大的群体数量，体现了音频对听众的吸引力;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占比最高，为41.6%，说明高学历人群比较容易接纳音频的表达形式。根据“樊登读书”2020年公布的音视频内容与纸版图书之间联动的营销数据，同一本大众类图书在销售4.9万册的基础上，发布音视频内容后，销量暴涨到384万册［2］，这表明音视频在解读纸版出版物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喜马拉雅”和“微信读书”等平台通过将纸版图书与音频一体化的方式，带动了出版业的新增长。在原创网络音频节目中，有声书占比52%，课程学习占比43.5%［3］，音频对图书市场具有较大的影响，那么音频对科技期刊的读者是否也具有类似的吸引力?科技期刊刊载的内容与一些图书或课程学习内容具有相似之处，也存在不同点，那么能否将期刊论文全文转化为音频形式?通过音频宣传，能否引导科研人员关注科技期刊?《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尝试利用音频方式宣传期刊，并取得一些成效。《中国科学:地球科学》自1950年创刊，目前采取中、英文双语出版模式;期刊在地球科学界具有良好的学术声誉，多篇论文被中国科协优秀科技论文遴选计划评选为“优秀论文”，其英文版曾获2017年“百强报刊”称号。本文基于该刊的官方微信号“中国科学地球科学”的音频宣传工作实践，系统总结音频模式对提升科技期刊影响力的作用及存在的一些问题，并针对科技期刊音频宣传方式提出了建议。

1“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发布模式与效果

“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创办于2016年2月2日，目前关注人数1.5万。由于人手有限，微信号的运营未能设置专职人员，而由学科编辑承担搜集素材、撰写或修改文稿、编辑排版、发布与推广等工作。在文稿发布前，编辑部主任负责审读全部文稿内容。为吸引更多的读者关注期刊，微信号丰富了发布形式，自2021年4月6日开始采取音频方式宣传论文，并推出“听文献”栏目。音频制作使用AI技术，支付279元成为拥有多种音质和背景音乐配音网站的高级会员，从而能够自由选择与推文内容协调一致的音质和背景音乐。2021年4月6日至8月11日期间，共发布推文63篇，其中含有音频的推文15篇(表1)。按照音频时间长短，带有音频的推文可分为2种(表2)。一种是“短音频+图文”形式，共发布12篇，音频的时长在10min以内，音频嵌入到推文中;音频内容为微信正文文字，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听”音频或“读”图文。另一种是“长音频”形式，共发布3篇，音频时长至少在20min以上，最长可达到近50min;推文主体内容就是音频，读者只能作为“听众”了解具体内容。按照音频播报的内容，带有音频的推文可分为全文播报形式和新闻介绍形式(表2)。全文播报形式共发布4篇，音频内容主要是基于科技期刊刊载论文的正文部分，但不包括文后的参考文献，针对原文只进行不影响内容表达的少量改写，以便于形成适合朗读的材料。新闻介绍形式发布11篇，音频内容是概括论文内容或亮点的科学新闻，目的是便于听众快速获取论文信息，激发阅读兴趣。为分析不同的音频发布形式对科技期刊的宣传效果，选取微信总阅读次数、总分享次数和阅读后新增关注人数3个指标，对带有音频与不含音频的推文、长音频与短音频推文、全文播报形式与新闻介绍形式的推文进行对比，结果见表2。从表2可以看出，带有音频的推文比不含音频推文的宣传效果要好，且3个指标均远高于全部推文的平均值;长音频较短音频更受欢迎，全文播报形式较新闻介绍形式表现更优异。这说明，音频宣传形式受到了读者的喜爱，吸引了“听众”关注期刊微信号、关注期刊论文，有助于科技期刊的宣传工作。表1中阅读量大于2000的3篇音频推文，论文第一作者全部是中国科学院院士，这说明论文作者良好的声誉和学术地位有助于期刊的宣传。

2科技期刊音频宣传的优势

随着科研产出数量的增加，科研人员不可能读完自己所在研究领域的全部文献。因此，期刊将读者的注意力吸引到关注期刊本身，变得越来越重要。“樊登读书”就是以音频、视频和图文等形式帮助那些没有时间的或者不知道读哪些书的读者吸收图书精华内容［4］，引导读者阅读原版图书。从“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发布效果可知，科技期刊也可以采取音频方式吸引读者的注意力。科研人员在“听”的过程中引发阅读的兴趣，从而将听众转化为期刊的忠实读者。总结音频对期刊宣传的优势，主要体现在以下方面:1)节约时间，便于阅读。与“看”文献相比，“听”文献具有很多的优点。一是不必花费专门时间去阅读文献内容，在步行、骑行、坐车、做家务或喝咖啡的同时，就可以“听”文献，大大节约了阅读文献的时间;二是“听”的方式对眼睛有益，对于日常工作用眼过度的读者而言，不妨当个“听众”，既能保护眼睛，又能汲取知识。2)拓宽宣传渠道，提升期刊显示度。“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音频宣传的实践表明，“听”文献的形式吸引了一批读者。据统计，在“中国科技期刊卓越行动计划”100个梯队期刊中，有87%的期刊开通了微信号，85%的微信号处于活跃状态［5］。开通期刊微信号的目的是吸引本领域科研人员关注期刊，同时为读者提供所需要的信息及服务。科技期刊可以在期刊微信号上发布基于纸版论文制作的音频产品，为喜欢“听”的读者提供专业、权威的知识内容，为期刊宣传开拓新的渠道。3)丰富传播方式，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喜爱的阅读方式。在每一条微信推文中，读者可以自行选择“听”文献，还是“读”文献。喜欢“听”文献的读者，可以直接点击微信推文中的音频文件，聆听论文内容。乐于“读”文献的读者，可以点击每条推文页面左下角的“阅读原文”，很方便地通过该链接直接转到音频对应论文的网站界面，且链接并不影响用户的视觉感官。为读者提供“听”或“读”等传播方式，读者有了多种选择，便于期刊开展宣传工作。4)制作技术成熟，制作费用较低。目前，AI配音技术比较成熟，用户可以自行选择各种音质、音色的配音，以及不同效果的背景音乐。从资金角度看，价格低廉，“中国科学地球科学”微信号AI技术朗读费每年不超过300元。成熟的技术和较低的制作费用，为科技期刊音频宣传奠定了基础。

3科技期刊音频宣传的局限性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摘要】萧友梅（1884—1940年）是我国知名的音乐教育家、作曲家和音乐理论家，他对我国音乐教育，特别是专业音乐教育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后人尊称他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事业的奠基人和专业音乐教育的开拓者。萧友梅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于音乐教育事业，孜孜不倦、无怨无悔。文章通过阐述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以及教育教学实践成就，以说明萧友梅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贡献。

【关键词】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内容;核心

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正处于一个动荡不安的时期，西方列强的入侵、“”的进行，使中国传统文化发生了一次历史性的转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也促使中国音乐文化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发展阶段。1927年11月27日，萧友梅与蔡元培在上海创办了中国第一所独立的高等音乐学府——国立音乐院（后改名为国立音专）。在办学教学期间，萧友梅不仅对西方音乐进行传播，还将中国传统音乐整理重建。从建校开始到萧友梅去世的几十年间，培养出了数以千计的中国音乐人，他的音乐教育思想深刻影响了我国音乐教育，对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一、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及主要内容

（一）萧友梅音乐教育思想的形成背景

19世纪下半叶，中华民族遭受到沉重打击，战火连连，内忧外患，中国的政治局面对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了一定影响。从“维新变法运动”到“”，中国进入一个新的历史转折点，传统思想开始动摇，西方列强入侵致使中、西方文化发生了剧烈碰撞。此时，西方音乐教育思想也不断传入中国，从此中国本土文化也走向了一条改革创新的道路。这些都对萧友梅的音乐教育思想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

一直以来，道教音乐研究的重心都集中在汉族地区。发端于本世纪50年代的近现代道教音乐研究，即是始于汉族地区的，这从50年代中后期进行的几项对道教音乐的搜集、整理工作均可以反映出来，例如：50年代以中国音乐史学家杨荫浏等学者组成的湖南音乐普查小组，对湖南地区的民间音乐进行了普查，其中对湖南衡阳地区的道教音乐等作了调查，并与以文字、记谱方式和佛教音乐等的调查结果一起登载于《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中；其后，相继有《苏州道教艺术集》、《扬州道教音乐介绍》等汉族不同地区道教音乐资料问世（注：《湖南音乐普查报告附录之一宗教音乐》民族音乐研究所编，该所1958年油印，音乐出版社1960年出版《苏州道教艺术集》中国舞蹈艺术研究会1957年油印《扬州道教音乐介绍》扬州市文联编，1958年油印）。自70年代中后期，中断了20余年的道教音乐的收集和整理又重新复苏和兴起（仍主要集中于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上海音乐学院研究者陈大灿等开展对上海及其临近地区道教音乐的录音录像工作；武汉音乐学院部分师生对武当山道教音乐的收集整理；中国音乐学院等音乐院校的一些学者，分别对北京白云观、沈阳太清宫、四川青城山等宫观的道教音乐进行的收集整理等。此外，香港中文大学中国音乐资料馆先后与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中心、香港圆玄学院和《人民音乐》编辑部等联合，分别于1983年和1989年在香港召开了“国际道教科仪及音乐研讨会”和“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1990年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道教协会等单位在北京白云观召开了中国道教音乐学术研讨会；1991年香港圆玄学院、人民音乐出版社、《音乐研究》编辑部和沈阳音乐学院在香港联合召开了“第二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这一切促使以收集整理为基础的对道教音乐进行深入研究的局面正式形成（注：参见曹本冶、史新民《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现状与展望》载《音乐研究》1991(4)，页65～66）。

从整体来看，近年来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研究的深度和广度有所加强，研究地区和范围有所扩大，研究成果也不断推出。这些成果主要来源于伍一鸣的《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甘绍成的《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陈天国的《潮州道教音乐》、曹本冶的《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和《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吴学源的《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潘忠禄的《巨鹿道教音乐》、张鸿懿的《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史新民的《论武当道乐之特征》、刘红的《“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张凤林的《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蒲亨强的《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王忠人和刘红的《龙虎山天师道音乐》、曹本冶和蒲亨强的《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王纯五和甘绍成的《中国道教音乐》、吕锤宽的《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周振锡和史新民的《道教音乐》（注：伍一鸣《江南道教音乐的由来和发展》载《中国道教》1989(1)，页40～44甘绍成《川西道教音乐的类型及其特征》载《音乐探索》1989(3)，页37～47陈天国《潮州道教音乐》载《星海音乐学院学报》1989(4)，页26～27,25曹本冶《香港道教全真派仪式音乐初述》载《人民音乐》1989(8)，页26～29吴学源《昆明道教“清微派”科仪音乐探析》发表于第一届道教科仪音乐研讨会潘忠禄《巨鹿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2)，页17～20,10张鸿懿《北京白云观的道教音乐》载《中国音乐》1990(4)，页31～34吕锤宽《台湾天师派道教仪式音乐的功能》载《中国音乐学》1991(3)，页21～33曹本冶《道乐研究与香港道乐》载《黄钟》1991(4)，页4～7史新民《论武当道乐之特征》载《黄钟》1991(4)，页8～14；刘红《“武当韵”与楚文化的渊源关系》载《黄钟》1991(4)，页15～24张凤林《苏州道教音乐特点要述》载《黄钟》1991(4)，页110～114蒲亨强《武当道乐曲目分类考源》载《黄钟》1991(4)，页36～43王忠人、刘红《龙虎山天师道音乐》载《黄钟》1993(1～2)合刊，页65～74曹本冶、蒲亨强《武当山道教音乐研究》台湾商务印书馆股份有限公司1993年出版王纯五、甘绍成《中国道教音乐》西南交通大学出版社1993年出版吕锤宽《台湾的道教仪式与音乐》台湾学艺出版社1994年出版周振锡、史新民《道教音乐》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年出版。）等。此外，1994年由香港中文大学音乐系曹本冶教授主持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究计划”，将道教音乐的研究推向了中国境内更广阔的区域，所涉及的地理范围包括北京、上海、苏州、无锡、杭州、温州、湖北、江西、山西、冀中、云南、四川等地，并有计划地对包括北京白云观、苏州玄庙观、江西龙虎山、湖北武当山、四川青城山等在内的全国主要道教宫观和道教胜地的道教音乐进行地域性与跨地域性的系统研究。全国近20名专家学者参加了该计划第一阶段有关道教音乐的20余个子项目的研究。1982年2月在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进入尾声之际，他们聚集于香港，参加了在香港中文大学召开的“中国传统仪式音乐研讨会”。研讨会上学者们结合各自的研究项目作了总结，并对道教仪式音乐研究的概念和方法进行了讨论。该计划第一阶段的研究，共有20余项成果问世，目前已由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出版的论著有《中国道教音乐史略》、《龙虎山天师道教科仪音乐研究》、《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和《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研究》等（注：《中国道教音乐史略》曹本冶、王忠人、甘绍成、刘红、周耘编写，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龙虎山天师道音乐研究》曹本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6年出版《海上白云观施食科仪音乐研究》曹本冶、朱建明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7年出版《巨鹿道教音乐研究》袁静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8年出版《苏州道教科仪音乐研究》刘红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武当韵——中国武当山道教科仪音乐》王光德、王忠人、刘红、周耘、袁冬艳著，台湾新文丰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

以上所述的各项研究成果反映出当今学术界对汉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已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成果。

然而，根植于中国传统文化的道教不独为汉族所有，除汉族外，分布于中国东北、西北和西南等地区的22个民族均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注：据覃光广等编著的《中国少数民族宗教概览》（北京中央民族学院，1982年版）提供的资料反映出，在满、朝鲜、蒙古、达斡尔、土、羌、彝、白、布依、侗、水、壮、瑶、仫老、纳西、毛南、京、黎、土家、苗等22个民族中，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道教信仰），其中道教对云南的彝、白、瑶、纳西等民族的宗教信仰和音乐文化的影响尤为广泛。

少数民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与汉族地区的道教音乐不尽相同，它往往是本民族固有文化与汉族传统文化交融发展的产物，既蕴涵着本民族固有文化特质，也不乏汉族传统文化风貌，内涵甚为丰富，颇具学术研究价值。

但与汉族地区的情况相比，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研究却显得比较薄弱，开始仅主要集中于云南地区特有的具道教性质和色彩的洞经音乐。就笔者目前所知，有关少数民族洞经音乐的调查，最早的是1962年“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对昆明、下关、大理、丽江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调查的起因是：当时传闻丽江保存有宋词乐调。于是，在云南省委有关部门领导下，由曹汝群、周咏先、黄林、和鸿春、倪立跟等五人组成云南省宋词乐调调查组，于1962年9月中旬赴丽江进行调查，经反复搜寻查找，初步证明此传说实属讹传。转而他们确定以丽江四个古老乐种之一的洞经音乐作为进一步探寻宋词乐调的主要对象，并相继对丽江、下关、大理、昆明等地的洞经音乐作了较深入的调查，直至同年11月中旬方告一段落。事后，他们分别撰写了《关于宋词乐调的调查报告》和《丽江、下关、大理、昆明洞经音乐调查记》（注：参见周咏先、黄林《洞经音乐调查记》载《民族音乐》1983(2)，页78）。作为该次调查地之一的丽江是纳西族的主要聚居地，大理则是白族的主要聚居县（现已与下关一起合为大理市）之一，因此，该调查组对丽江和大理等地洞经音乐的调查，可视为有关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早调查。从起因看，这实为学术界一次“无心插柳”的对少数民族地区道教音乐的最初调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