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保模式论文范文10篇

为了推进国内公共政策与公共管理理论发展和中外学术交流,本刊自创刊号开始即开设“当季英文佳作推介”专刊,以“介绍加评论”的方式向本刊的中文读者重点推介若干篇精心选择的国际著名期刊学术论文。本期专栏特意从PolicySciences、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Governance和PolicyandSociety选取了四篇佳作,予以评析,以飨读者。它们当中既有新颖的理论探讨可以帮助广大同行扩宽理论视野,又有精妙设计的实证研究让青年学者管窥“时髦的”实验研究法在公共部门研究中的应用。衷心希望本文能带给广大公共政策与管理领域的研究者不少理论和研究方法上的启发。

一、论文一:理解“政策不作为

”McConnelA,HartP.2019.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J].PolicySciences,52(4):645-661.自拉斯韦尔的政策科学传统肇始,公共政策理论的发展主要立基于对政策活动(policyactivity)和政策干预(policyintervention)的研究。无论是著名的多源流模型、倡导者联盟框架,还是政策学习与政策扩散理论,都有意无意地暗含着一个基本的前提:政策主体的主观能动性(agency)。换言之,现代公共政策理论的认识论基础之一是研究可观测的、有目的性的、真实的政策行动(policyaction)(Peters,2019)。最近,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的AllanMcConnel和荷兰乌特勒支大学的Paul􀆳tHart在著名国际学术期刊PolicySciences发表的一篇论文大大开拓了人们的理论视野。在这篇题为Inactionandpublicpolicy:Understandingwhypolicymakers‘donothing’的论文中,两位作者聚焦政策不作为(policyinaction)概念,系统梳理了公共政策研究的理论脉络,提出政策不作为的类型学,并提倡:要深化对当代公共政策过程的理解,可以更深入地关注在面对社会问题时为什么政策制定者有时什么都不做(donothing)。在早期研究公共政策的政治学家中,戴伊(ThomasDye)曾给出了一个言简意赅的著名定义:政府决定做或者不做的事情就是公共政策(Dye,1972:2)。不过,后来的理论发展似乎并没有过多关注到政府选择不做的那些事情。事实上,在当代社会,所谓的政策不作为常常出现在公民的日常话语中,并往往同疏忽、懒政、惰政、卸责等负面标签相联系。在社交媒体发达、社会观点多元化的时代里,西方政策制定者在面对全球气候变化、生态环境灾难、跨国难民危机、控枪等棘手政策问题时的踟蹰不前和进退失据也常常被诟病为政策不作为。因此,这一现象本身并不新鲜,反倒俯拾皆是。然而,为什么如此重要的政策现象很少作为理论研究的对象呢?两位作者指出,这缘于政策不作为现象的反事实(counterfactual)本质给学术研究造成障碍(McConnelandHart,2019)。换成俗话来说就是:你说政府什么都没有做,但政府可能说,其实我们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因此,判别什么是政府可以做但没有做的事情成为理论分析的关键。在这里,作者借鉴了政治学思辨中的“可能性原则”(thepossibilityprinciple;MahoneyandGoertz,2004),即:面对任何社会问题时,排除掉极端的政策场景,政府通常都有一系列现实中可行的对策;在这种情况下,当政府选择什么都不做时,就可以被认为是主观上的政策不作为。两位作者进而给出了一个正式的学术定义:对于决策者个人、公共组织、政府和政策网络来说,当一个在其管辖范围内的政策问题有若干可能的政策干预予以应对时而没有做出干预,即为政策不作为。为了更好地分析政策不作为的原因和后果,AllanMcConnel和Paul􀆳tHart对这一现象做了类型学划分,分别包括:蓄意不作为(calculatedinaction)、意识形态性不作为(ideologicalinaction)、被迫不作为(imposedinaction)、勉强不作为(reluctant上述的分类对政策不作为的可能类型做了比较全面系统的阐述,作者随后又对各种不作为的成因做了归纳,包括个人驱动型、公共组织驱动型、政府驱动型和网络驱动型。论文对不作为的类型学、驱动力、后果等都做了详细的论证,受本文篇幅所限,笔者不一一赘述。总的来说,这篇纯理论推演型的学术论文对于公共政策和管理学者如何进行理论的演绎和归纳从而开拓全新的研究视野做了很好的示范,作者对于公共政策理论脉络的把握非常精深,并展现出高度的敏锐性和创新能力。假以时日,相信本文会吸引很多各国同行开始关注各自国家和政策领域内的政策不作为现象。在中国的场景下,公共政策中的不作为并不罕见,本文或许可以启发很多国内外的中国研究学者来分析在中国大陆的体制背景下,公共政策不作为的原因、过程和后果。简单而言,若干中国特色很有可能让中国场景下的政策不作为表现出和西方不同的特征,包括:强调中央集中统一领导与条块分割并存、官员晋升锦标赛、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财政分权与再集权、治理懒政惰政问题等等。当然,对政策不作为进行深入分析,需要一套扎实可靠的研究方法,并突破方法论的障碍。首先,如何捕捉现实世界中的政策不作为?没有政策干预是不是一定导致负面后果?有意维持现状是不是等同于政策不作为?其次,对政策不作为现象进行解释,少不了“因变量—自变量”的思维框架。因为实证研究的缺乏,学者们一时尚无法用量化研究的途径进行假设检验。那么,首先从探索性的扎根理论和扎实的个案研究开始,或许是一条可行的路径。如果能够经由质性研究归纳出若干可以解释政策不作为的因素,便可以将它们作为命题进行更大样本情景下的检验。最后,公共政策是一门“入世”的学问,我们当然不应满足于解释这一现象,同时应该带着现实观照,试图评估政策不作为造成的后果(McConnelandHart,2019)。

二、论文二:行为公共管理的“助推”

在现实中效果如何?LinosE,QuanLT,KirkmanE.2020.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J].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39(1):243-265.近年来,行为公共管理理论(behavioralpublicadministration)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它把心理学和管理学的研究成果应用到公共部门管理的场景中,对政策客体和行政对象的行为能够做出更为细致的分析和预测,尤其是在政民互动领域,行为公共管理学可以帮助提供更为科学的对策,提高政府公共服务的有效性和公民体验。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中,助推(nudging)概念居于非常重要的地位,它的基本假设就是,面对公共政策和政府公共管理行为,公民个体并非全然没有遵从的动力;事实上,在胡萝卜(经济诱因)和大棒(行政强制/惩罚)之外,还有一套介于中间的政府工具,它们既不像胡萝卜那样诉诸于物质利益以图实现人们行为的改变,也不像大棒那样给人生硬粗暴之感,这类被称为“助推”的柔性工具从细微处着眼,通过一些现实生活中司空见惯的“小把戏”影响人们的认知过程,从而自发地调整行为模式,最终实现公共政策和管理的目标(ThalerandSunstein,2008;John,2018)。近年来的发表的一些实证研究已经发现,简化行政流程、减少繁文缛节(red-tape)不但能够节约行政资源,而且可以“助推”行政对象改变行为、改善用户体验、提高合规遵从(compliance)(JakobsenandSerritzlew,2016;Möllenkampetal.,2019)。最近,在政策分析的国际顶尖期刊JournalofPolicyAnalysisandManagement发表了由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ElizabethLinos、LisaQuan和英国行为洞察力团队(TheBehaviouralInsightsTeam)ElspethKirkman联合发表的论文Nudgingearlyreducesadministrativeburden:Threefieldexperimentstoimprovecodeenforcement。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把握,还是在实验研究方法上的使用,均属上乘。不但验证了关于助推的一些重要理论解释,还提出了一定程度的修正。对于公共管理实验研究方法有兴趣的读者,一定会从这篇论文中取得很大收获;即便对于并不专攻这一领域的青年学者和研究生而言,精读本文的导言和文献回顾部分也可以学到很多:教给你如何整理和把握浩如烟海的理论叙事,发现其中的不足,进而言简意赅地完成一个高质量的文献回顾。三位作者首先对遵从合规理论(compliancetheory)做了简要的回顾。早期理论认为,公民对公共政策的遵从行为主要取决于其对遵从收益和不遵从成本之间的权衡。后来的研究发现,公民的情感反应、社会规范乃至个人价值观念更为深刻地影响着遵从行为。最近十多年来遵从理论转换角度,主要聚焦为何有人不遵从公共政2019—2020)207　策?这些研究认为,不合理的行政流程和法规设计给公民造成了行政负担(administrativeburden),进而提高了学习成本、心理成本和遵从成本,间接影响了公共政策的有效性,致使很多政策和政府服务得不到目标群体的响应。这篇论文站在行为公共管理理论的角度指出,良性的政民互动不是简单的胡萝卜或者大棒的问题,而是要同时减少公民对公共政策的学习成本和遵从成本(Linosetal.,2020)。这篇论文的研究对象是美国社区私人房屋的建筑标准合规问题。文中提到,美国社区存在很多的住宅僭建和危房问题,带来了一系列诸如公共卫生、人身安全乃至治安问题。当年著名的卡特里娜飓风造成巨大伤亡,也与不少房屋结构不合规有关。然而,原有的“督查—警告—整改—再督查—验收”的行政流程旷日持久,为政府财政和人手分配带来沉重负担,而且业主的遵从合规也效果不彰。三位作者用行为公共管理的思路对现有行政流程进行检视后发现,站在公民的角度,其实这些看似缜密的流程存在不少缺陷,客观上增加了业主合规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因此,优化现有流程可以很好地降低上述成本,从而鼓励自愿遵从(voluntarycompliance),实现政府和公民的双赢。这篇论文的研究方法非常新颖,研究团队在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肯塔基州路易斯维尔和田纳西州查塔努加这三个城市展开了现场实验。实验选址基于地方政府的兴趣意愿和配合保障,而实验的内容非常简单:重新设计违建通知书的内容、形式和寄送时间点。这看似简单的实验干预背后却隐含着一系列重要的行为公共管理技术,包括文本易读性、量身定做、心理暗示、时间点等。总体来说,上述三个干预实验虽然针对合规执法流程中的不同节点、不同类型的业主,但实验内容都深入参考了行为公共管理的技术方法,从一些“不起眼”的细节入手,优化政民互动模式,以期降低公民的合规学习成本和心理成本。在三个实验中,研究团队均使用了随机对照实验(randomcontrolledtrial)来增强随机性和因果推论的效力。实验结果显示,上述的实验在新奥尔良市、路易斯维尔市和查塔努加市将房屋合规率分别提高了14.7%、3.3%和9.2%,为当地政府节省了6%至15%的行政预算,效果可谓非常显著。这篇研究还与传统公共管理理论对话,指出优化行政流程不应该简单地等同于减少行政环节,事实上,在新奥尔良市和查塔努加市的实验证明,创造性地增加一个行政环节非但没有增加成本降低效率,反倒让整个流程更加优化(Linosetal.,2020)。可见,行为公共管理“助推”的很多创见对传统的公共管理思维做出很大发展。正如评介开头所言,这篇论文无论是对行为公共管理理论和技术的把握还是实验方法的使用,都为广大中国学者提供了一个高质量的样板。事实上,在中国广阔的地方政府创新场景中,类似的实践并不罕见,很多行政部门流程再造的改革乃至小小的“便民服务”本质上都可以从“助推”的视角来理解(张书维等,2019)。诸如门诊网上挂号和网上预约、“一站式服务”、政务APP等等,都在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公民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帮助提升了政府的回应性和政民互动的体验。对于中国学者而言,深入研究这些创新,不但可以更好地总结在“助推”上的中国经验、向国际同行讲好“中国故事”,也能够站在更为科学客观的角度为地方政府提供决策参考和改革建议,帮助它们更好地使用行为公共管理的理论和技术,用更低廉的成本和更亲民的方法,实现更好的公共管理绩效。

三、论文三:跨国的政策扩散和政策转移

一、医疗保险专业教师实践课教学存在的问题

我校公共事业管理专业（医保方向）办学十余年，已培养了近十届毕业生，为社会输送了大批的医疗保险专业人才，主要分布于保险企业、各级医院的医保科室以及劳动社会保障部门等企事业单位。在多年的教学实践以及用人单位的信息反馈中，学生的综合素质和自主学习能力成为个人职业发展的重要影响因素，这也对专业教师实践教学内容的设计和教学活动的组织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但目前在医保专业实践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十分突出。

1.医保专业教师的实践教学能力欠缺目前医保专业教研室共有教师7人，其中博士1人，博士在读2人，其余均为硕士毕业生，教师的理论功底深厚，科研能力较强。但突出问题是均无在职期间的企业挂职锻炼经历。由于医疗保险的专业特点是应用型较强，对于复合型人才的需求较多，加之保险行业近年来快速发展，社会环境和法律环境变化速度较快，这些特点决定了理论课教学内容较为死板，与社会实践差异较大，所以在理论教学中要求教师能够将理论知识与社会实践紧密联系。近年来专业招生数量较多，教师的教学任务繁重，每位教师承担2-3门专业课的教学任务，导致教师无法通过到相关单位的挂职锻炼提高实践教学水平，进而影响了专业课教学效果。

2.医保专业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内在动力不足首先，“重理论、轻实践”。在高等学校的教学理念中，对于理论教学的重视程度远远大于实践教学，仅将实践教学作为理论教学的补充，而轻视了实践教学在新时代人才培养的重要地位。这也使青年教师的重视理论教学能力的提高，而忽视了实践教学能力的培养。根深蒂固的传统教学理念根本性的影响了专业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内在动力。其次“，重科研、轻教学”。在国内各高校的考评体系和晋职标准中，科研成果成为了教师晋升职称和评优获奖的必备条件，科研水平的高低和科研成果的大小成为高校衡量优秀教师的首要标准。在科研先行的政策指引下，教师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进行科学研究，与此同时，提高教学水平和开展教学活动的时间被大量压缩，很多教师只保证完成基本的理论教学学时数，并不重视教学效果和教学反馈，更谈不上设计实践教学内容和提高实践教学能力。重视科研成为了影响专业教师提高实践教学能力的首要原因。再次“，重回报、轻奉献”。改革开放以来，在我国社会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高等学校的内外部环境也面临巨大的变化。在高校扩招，新管理主义的出现和教育技术变迁的历史背景下，高校教师的压力与日俱增，突出反映在教学压力、科研压力以及经济生活压力等各方面，以此产生了巨大的科研产出和职业倦怠。“高校社会外部环境及内在组织系统已成为中国教师身心健康的最主要因素”。教师在工作压力下注重投入的时间及经济成本的回报，而忽视了教学活动的情感投入。在实践教学过程中，需要专业教师投入本职工作以外的时间来提高自身的实践教学能力，比如深入企业进行长时间的挂职锻炼；设计实践教学情景；组织实践教学活动；制定各学科实践教学效果评价标准等具体工作，而这些工作不仅占用正常教学活动以外的时间，并且几乎不计回报，无疑需要教师具备对教学活动的高度热爱和奉献精神。而目前高校普遍存在的现实压力导致具备奉献精神的教师更是凤毛麟角。

3.医保专业教师实践教学条件有待提高首先，实践教学的学时偏少。在目前的教学培养方案中，对于专业基础课和专业必修课的教学大纲，都设计了一定的实践教学学时，占理论教学学时的六分之一至十分之一左右。在教学活动中，实践教学大多为4-8学时，由于学时数偏少，而近年来学生数量逐年增多，因此教学内容多设计为小组作业演示或教学案例讨论。在实践教学过程中，因受到教学内容的局限，学生参与度不高，小组作业多是小组中的少数人完成，其余学生“搭便车”，实践课成绩依赖于主要完成者的学习态度，影响了实践教学的效果。其次，实践教学场所和设备条件不足。医保专业学生的实践活动应立足于校外教学基地和实践软件实验室，但由于学生人数众多，校外活动难度较大；另外，软件实验室资金投入较大，短期内难以建立实践平台，所以教学活动的场所大都设置在理论教学的教室，教师是实践教学的设计者和组织者，而大多数学生都是被动听从教师的活动安排，导致体会度和参与度不强。

二、提高医疗保险专业教师实践教学能力的途径

1医保工作人员继续教育存在的问题

1.1缺乏完善的继续教育管理制度

提高医保工作人员的专业素质是开展现代继续教育的最终目的。要充分发挥继续教育的重要作用，必须完善医保工作人员开展继续教育的制度管理问题，帮助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开拓新的专业发展方向，引导医保工作人员的创新能力和前进方向。继续教育是终身性教育，除了参加必要的继续教育项目培训外，更多的是一种知识的再次更新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自主学习很重要。目前，大多数医疗保险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适应工作岗位要求，主动进行知识的充电，他们往往带有许多盲目性，如何引导组织他们有针对性，有计划性地学习，就要有一个组织管理的制度出现，而在实践工作中，由于医保人员继续教育还没有形成一个健全的组织管理体系，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部分医保人员只为了形式，而忽视学习的目标和过程，影响了医疗保险人员继续教育的质量。

1.2对参加继续教育认识不足

目前医疗保险制度在我国尚在起步阶段，医保人员接受新理论、新知识、新方法、新技术尤显重要。而我国许多医疗保险工作者对于参加继续教育的意义和目的认识不足，往往以能够胜任目前的工作为满足，没有更多地追求长远目标。一些医疗保险工作者认为外出进行医保知识的学习不仅会影响到目前的工作还会增加额外的经济开支，所以放弃了继续教育学习的机会。提高医保人员对参加继续教育的认识，就要广泛深入进行宣传教育，树立终身学习的观念。

1.3继续教育考核机制的不完善

我国公立医院医务人员推行技术职称与待遇挂钩的薪酬制度，工资结构一般由岗位工资、薪级工资、绩效工资及津贴补贴四部分组成，医生的岗位工资、薪级工资又分为助理医师，医师及主治医师，副主任医师及主任医师若干等级，一旦晋升高一级职称，薪级工资随之与职称工资挂钩、直至退休、终身享有。

职称工资导致争职称现象

我国医务人员技术职称与工资挂钩制度，是上世纪50年代从苏联引进的模式。据国家卫计委2016年统计年鉴，国内有综合医院1.8万家，专科医院6642家，各类医疗门诊21.6万家。卫生专业技术人才达860万人，每年有70万以上的专技人员进入晋升技术职称渠道。每位医师要晋升高一级职称，都要面临临床、教学、科研三个方面的考核。在同级医生之间能拉开差距的主要是科研与论文,晋升人员的论文要求在国内省部级CN期刊，国外SCI期刊发表,同时重的数量和影响因子、被引用数等要素。主管部门为把复杂的评审过程简单化，逐步演变为以作为衡量人才专业水平的重要评价指标，疏忽了对晋升人员临床表现、专业能力、工作业绩、实际贡献、行业自律、同行评议及病人服务满意度等方面评价的内涵，导致有论文、能力一般的医师晋级到专家行列，享受高级待遇。一些经验丰富的医生、由于论文未达标却在原地踏步。评价标准严重脱离了人才成长的规律与科技创新的要求。为此，国务院在深化公立医院人事制度改革方面提出了：要建立以专业技术人员医疗服务水平、质量、业绩为导向，以社会和业内同行认可为核心的人才选拔评价要求，尤其对工作在艰苦地区和临床一线的医生，不再将论文、外语、资历、学历作为晋升的唯一标准，无形中增加了一线医生职称晋升与薪酬提升的机会，进一步调动了各类人才工作积极性与创新活力，是新时代人才选拔评价的一项有力举措。

美国不推行医生职称与工资挂钩

美国90%以上的临床医生，统称住院医生、经治医生或主治医生，科室主任。推行在职业医生继续教育，不搞职称评审。每年医学毕业生约有17000人，没有医院、私人诊所或保险公司会与他们签订雇用合同。只有通过国家执业医师考试拿到执业许可执照，他们才有权选择自己是从事临床医学或教学科研的执业方向且只能二选其一。美国医生的薪酬是根据该医生的任职期间业绩与医疗安全记录，由应聘双方共同商定。一般在私立医院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工资较高，选择公立医院、教学医院任职的医生薪酬相对偏低。从事颅脑外科、胸心外科、骨外科及整形外科的临床医生薪酬相对较高，从事内科、五官科、小儿科及社区保健医生的薪酬较低，甚至相差一倍以上。医生的工资不存在与职称挂钩现象。从事临床工作的医生不承担任何医疗科研或教学任务，也不必写论文。每个人专业职称是由各个州医师行业协会，根据其本人任职期间继续教育的成绩，进行第三方评价。在美国，选择从事医学教育与科研工作的医师约160万人，只占医生人数的7%～9%，这些供职教学医院医生晋升的方式，按照高校职称晋升的程序、从助理教授到副教授再到教授，不存在一个医生既当教授又兼临床主任医生的双职称现象。如果有医生在任职期间或退休之后，发现有直接或间接收受病人的钱财、医药回扣等等行为，被一律视同犯罪，要面临检察官的起诉。医生与患者的关系，纯粹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相对和谐。

美国医院管理的方式

摘要:在健康服务贸易领域，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近几年增长速度较快，也面临着许多制约其发展的法律制度和法律问题。本文主要探讨商业存在服务模式下，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市场准入方面的贸易壁垒问题，并对市场准入壁垒问题在GATS框架下进行分析，最后就如何减少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壁垒问题提出若干建议。

关键词: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商业存在;贸易壁垒

与传统中医的诊疗服务不同，中医养生保健服务更具有“简、便、验、廉”的特点和优势，容易为东道国成员所接受，因此，发展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是中医药服务贸易快速发展的主要途径之一。但是，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在市场准入方面遭遇了诸多贸易壁垒。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市场准入概述

（一）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模式

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提供模式主要有四种：跨境交付、境外消费、商业存在和自然人流动。在中医养生保健服务贸易中，其服务提供模式往往不是单一的。在全球化和信息时代，商业存在日益成为中医药养生保健服务贸易的主力军，成为中医养生保健服务在海外得以长久存在的主要战略支撑。

【摘要】针对辽宁省“互联网+”模式下医联体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完善分级诊疗配套机制、以利益为纽带推进医疗机构整合、构建医联体一体化信息平台、运用互联网技术开展新型医疗服务质量监管、多渠道缓解基层医疗机构资金压力等对策和建议，以期促进辽宁省“互联网+”模式下医联体医疗服务质量的提高与发展。

【关键词】医联体；互联网+；医疗服务质量管理

互联网与医联体的结合，极大促进了医疗资源流动，提高了诊疗效率，同时也存在互联网医疗平台各自孤立，诊疗流程整合不充分，标准不统一，监管不同步等问题。本文针对辽宁省在“互联网+”医联体模式下医疗服务质量管理方面面临的主要问题，从管理手段、运行机制、资金保障等方面提出相应对策，为提升辽宁省医联体医疗服务质量做出有益推动。

一、辽宁省“互联网+”模式下医联体医疗服务质量管理现状

在医联体建设上，辽宁省以网格化为基础推进五类医联体建设，全力构建“城市网格化、县域紧密型”医联体模式，有序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已取得的成果如下：一是补充基层短板，全面提升基层医疗服务能力。完善设置二级诊疗科目，牵头医院通过业务指导、项目协作等多种方式开展对口支援；提升基层检查检验能力，44个县（市）区建立远程医疗服务系统，批准40余个第三方检验实验室等新业态医疗机构；积极发展医养结合，提供诊疗→康复→长期护理连续性服务。二是整合医联体内部信息系统和相关平台。建设与国家平台互联互通的全民健康信息平台，建成全省统一的居民健康卡综合管理系统、12320统一预约挂号平台、支付平台等信息系统。上线27家互联网医院，大力开展智慧医疗服务。三是健全区域资源共享机制。通过建立医学检验、影像、病理中心和远程会诊等方式，推动医联体内检查检验结果互认。大力推动综合及专科类别国家和省级区域医疗中心建设，加强县级医院能力建设，推进县级重点专科建设，全省医疗服务质量控制网络组织体系基本建立。截至目前，辽宁省三级医院全部参与医联体建设，医联体总数达到388个，实现近2万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全覆盖，提供高质量公共卫生服务，加速全省医疗健康服务实现整合型、高质量发展。

二、辽宁省“互联网+”模式下医联体医疗服务质量管理存在的问题

一、建全文明规范、高效便捷的服务机制

为切实做好优质服务工作，中心高举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伟大旗帜，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不断深化服务理念，健全服务机制。

一是深入开展职业道德教育。通过开展“学习先进模范”、“职业道德演讲”等形式，号召全体职工积极发扬求真务实、严谨细致的工作作风，认真对待参保患者的每一份费用清单、每一份病种申请，仔细甄别，务求真实、完整，既要让参保人员充分享受到政策规定的待遇，又要体现执行政策的严肃性。

二是大力开展业务知识学习。中心坚持每月第一个周六为“学习日”，制定了周密的学习制度，对全体职工提出了本科学历要求，采取激励、互助等方式增强学习效果。中心还定期选派同志参加各类业务培训班，从各方面创造条件，提高每一位工作人员的素质。几年来，中心职工共撰写各类研究论文97篇，被省以上媒体采用42篇，被《中国劳动保障报》、《中国医疗保险》、《中国社会保障》等专业刊物采用21篇，2篇被中国社会保险学会评为“优秀论文”，为推进我市三项保险事业跨越式发展提供了智力保障。

三是强化党风廉政建设。中心从强化全体职工责任意识入手，坚持把落实党风廉政责任制与作风建设紧密结合起来，与各科室签定了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形成了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责任制网络，使党风廉政教育、作风建设成为中心一项经常性工作。在工作中，凡涉及基金稽核和费用报销、经费使用等敏感问题，中心领导做好表率，坚持做到不说情、不批条，一切按章办事。领导作风廉政为职工们做出榜样，中心自成立以来未发生一起重大经济犯罪案件和社会治安重大刑事案件，也未出现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问题。

四是开展“五心”服务。由于医疗、工伤、生育三项保险服务对象主要是患病、工伤等弱势群体，他们在遭受疾病或意外伤害后，情绪低落，甚至极易冲动。为此，中心深入开展了以“爱心、关心、细心、热心、耐心”为内容的“五心”级服务，设立“共产党员模范服务岗”，积极营造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基本情况；具体做法；取得的成效；存在问题及建议等进行讲述，包括了参保积极,运行机制平稳、医疗费负担减轻、强化资金监管,提高使用效率、结算方法单一、拟设置专职稽核科,加强对医保基金的监督管理、加强定点医疗机构医保网络建设、医疗基金管理需要广泛参与、医疗保障问题需要照顾到流动人口、医疗需要与医疗救助有效衔接和整合等，具体资料请见：

【摘要】随着我国开放的逐步深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逐步建立,社会保障体系日趋完善。医疗保险制度作为社会保障系统的一个重要子系统,并以相对独立的保险体系而存在,其运作模式好坏直接关系到社会的稳定和改革的进程,关系到人民的健康保障。本文旨在回顾温州市区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及发展趋势。

【关键词】医疗保险制度;发展趋势

随着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以及相关法律的颁布施行,我国的医疗保障体系较以前有了很大改观,许多方面得到不断完善。我浙江省温州市自2000年10月实施医疗保险制度以来,经过八年的努力,取得了快速的发展。一是建立了温州市医疗保险的基本框架;二是逐步扩大医疗保险覆盖面;三是医保基金收支总体平衡,为医疗保险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现对本地区医疗保险基金运行情况进行回顾及今后发展趋势作出如下报告:

1基本情况

我温州市区医疗保险工作按照省、市的政策要求,围绕扩面、基金管理、医保稽核等重点工作,以构建和谐医保、服务参保人员为目标,突出重点、狠抓落实,确保医保经办工作平稳进行。自2000年10月至2008年6月底,市区基本医疗统筹基金累计总收入287496万元,其中征缴收入113615万元,利息收入8603万元,一次性预缴收入164174万元,财政补贴1104万元。至2008年6月底,市区基本医疗统筹基金累计总支出131775万元。平均每年增幅35.48%。至2008年6月底,市区基本医疗统筹基金累计结余155721万元,其中一次性缴费结余122660万元,占结余总额的78.8%,实际结余33061万元,占结余总额的21.2%。统筹基金实际累计结余金额33061万元,人均累计结余金额810元,按08年上半年月平均支出为3823万元,基金的备付能力为9个月。

一、我国大学生医疗保险制度的发展

（一）公费医疗模式计

划经济体制下，普通高校都是公办的，因此此文中狭义的“大学生”定义只满足了当时特定环境下的大学生医保需要。当时常州市仅有公办高校四所，资金来源是“根据一定的年人均标准和学生人数，国家给予相应数量的拨款”，公费医疗实行属地管理，经费由当地财政部门统筹拨付，省地级公办高校公办生生均拨款40元/人.年。对于不受国家保障的职业院校，没有国家拨款，全靠学生自己买保险。沉重的医疗负担使学校和学生都不堪重负，一旦有学生不幸染上重病，就会将学校当年的公费医疗拨款用尽。

（二）公费医疗加商业保险模式

随着大学教育由精英制向大众型的扩展，高校招生规模不断的扩大，物价的不断上涨，高校的公费医疗已经远远不能保障大学生正常住院开销，部分地区的财政因不堪重负，停止了公费医疗制度。面临这种情况，常州市的四所高校普遍使用了公费医疗加办理商业保险的方式来解决这一困境。公费医疗仅用于学生在校内医务室门诊看病，如学生发生较大的意外须住院治疗，则选择由商业保险来承担医疗费用。为保障学生的利益，部分高校(河海大学常州分校)就采用了新生入校即买入四年的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在连保上有一定的保障，常州工学院则通过与多家保险公司签定合同的方式，通过多家保险公司之间的竞争来保障学生的利益。但商业保险毕竟是以赢利为目的的机构，在大病报销的手续上和审核程度上都有较为繁杂的要求，同时报销的周期较长而且有大病报销的最高限额（6万元）。这对目前不断高发的白血病等重症犹如杯水车薪，常工院教职工和全体学生曾两次为身患白血病的学生捐款救助。

（三）大学生纳入城镇居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的模式

一、当前我国新型医疗保障体系建设中的主要问题

俗话说：“小康不小康，首先看健康”。在我国开始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今天，医疗保障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建设，我国初步建立起了新型的医疗保障制度体系构架，其主要标志就是确立了新型的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同时农村地区也逐渐建立起了新型的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尽管我国医疗保险制度的改革和建设已经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但总体上看还不尽人意。目前我国医疗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点：

(一)社会医疗保险覆盖范围狭窄

截止2003年6月底，全国基本医疗保险参保人数已经突破1亿人，但从总量上看，医疗保险覆盖面只相当于2001年城镇就业人口的42％，在三大社会保险中是参保率最低的一种。从结构上看，我国基本医疗保险主要覆盖的是国有企业、一些机关事业单位的职工和部分集体企业的职工，大量其他类型企业的职工，灵活性就业人员，城市弱势群体等，如低收入或下岗、失业职工，残疾人和孤寡老人，进城的农民工，以及较早退休的“体制内”人员等，绝大多数的社会成员还没有享受到制度上的医疗保障，有违社会公平原则。

(二)多层次的医疗保障体系尚未真正形成

尽管目前我国医疗保障体系的框架已经基本形成，但合作还有明显欠缺：一是农村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二是现有体系中各个层次的运行还没有纳入正轨，成效并不显著。职工补充医疗保险、商业医疗保险、社会医疗救助、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和社区医疗服务等还没有得到有效的落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