养老保障论文范文10篇

问题的提出

如何将学习和贯彻新宪法“三个代表”的原则落在农民利益上，本文研究证明了以下三个悖论：解决农民养老保障（以下简称“农保”）的关键问题不仅是资金，更重要的是解放思想和制度创新；发达国家的经验已经证明，养老金不是富裕农民的专利，而是帮助农民脱贫的公共政策手段之一。不要等城市养老保障制度完善后再考虑农村问题，尽早建立可以整合城乡养老保障体系的平台，对城镇化建设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建设不是扶贫政策，而是促进农村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手段。

1.一般议论

目前，我国正处于解决农保问题的战略机遇期，前进则一举多得，不进则退，农保制度安排的成本将成倍增加，甚至成为阻碍党和政府既定战略目标实现的社会原因之一。

1.1我国农民养老保障现状

目前，我国农民养老保障主要有六种方式：①家庭养老，但随着农民观念和家庭规模的变化，其保障功能正在弱化；②土地保障，但我国人均耕地少（1.52亩），农民没有卖土养老的权利，土地保障是附带土地经营风险的初级保障；大量农村人口正在离开土地进入城镇；[1]③农村社区养老，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试行，主要方式是提供养老金和举办敬老院等；④商业养老保险，仅在少数经济发达地区的富裕户中存在；[2]⑤“五保户”制度，由农民集体经济组织负担，实行费改税以后将由政府负担，这在中国不宜普及；⑥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于1992年1月根据民政部《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在全国大部分县乡建立了统筹基金和个人养老金账户，但又于1999年根据国发[1999）14号文件进入清理整顿至今。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农村养老的表现形式与现状分析；建设农村养老保障机制的思考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瞻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农村的养老问题大致包括经济上供给、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抚慰三个方面、家庭规模的缩小和人口结构发生变化,使青年夫妇的经济负担加重、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进程,使越来越多的土地被工厂、楼房、道路占用、外出打工成为农村居民经济收入的主要来源、多子女家庭通常形成多个独立经济单位、集体养老是农村养老的又一表现形式、购买商业养老保险农民近乎为零、发扬中华民族敬老、爱老传统,巩固完善家庭养老、大力推广集体养老,扩大低保的覆盖面、发展农村养老保险,减轻政府财政负担等，具体请详见。

摘要：农村工作关乎到我国的长治久安,在政府各级部门的关心下取得了较大成效。在市场经济快速发展的影响下,农村养老工作仍然存在一些新的问题,这种问题的出现既有人为因素的影响,也有现实的政策因素,值得认真地分析和探究。

关键词：农村养老问题对策研究

瞻养老人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法律赋予各级政府、社会团体和每个公民的责任和义务。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广大人民群众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口老龄化日益加重,养老问题也日益凸显。农村养老问题关系到广大农民的基本生活权益,关系到农村的繁荣和稳定,关系到我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关系到国家的长治久安,思考如何解决和完善农村居民养老问题对现实社会的发展有着重大意义。

1农村养老的表现形式与现状分析

农村的养老问题大致包括经济上供给、生活上的照料、精神上的抚慰三个方面,养老方式大致可分为家庭养老、集体养老、商业保险养老三种类型。

（一）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一个特点是第一层次的“济贫”性质

首先，虽然任何年满65岁的澳大利亚男性公民（女性60岁）都有领取政府养老金的权利，但是任何养老金领取者都需要接受收入和财产状况调查（收入和财产之间可以按照政府规定的标准进行换算）。只有收入和财产低于一定标准的老人（这些标准根据工资和物价指数每年进行调整。2000年2月份的收入标准是：单身每周51澳元，夫妇每周90澳元。财产标准是：单身有住宅者127，750澳元，单身无住宅者219，250澳元；夫妇有住宅者181，500澳元，夫妇无住宅者273，000澳元），才能享受全额养老金。（养老金支付标准同样根据工资和物价指数每年调整。2000年2月的支付标准是：单身每年9529澳元；夫妇每年各7953.40澳元）高于规定收入和财产标准的部分按一定的比例减少养老金的支付金额。具体说来：高于上述收入标准的每一澳元收入，相应减少50澳分的养老金；高于财产标准的每1000澳元财产，每周相应减少1.5澳元的养老金。显然，退休人员超过上述标准的收入和财产达到某种程度后，政府就不再提供养老金了。

其次，根据政府已经通过的法律，政府有责任维持单身养老金的支付标准不低于男性平均工资的25%，夫妇养老金每个人的支付标准不低于男性平均工资的20%.这样的养老金标准确实不高。不过根据澳大利亚的有关规定，自有住宅（1处）不计入接受调查的个人财产，单靠养老金生活的退休者不交纳个人所得税，政府还为老年人提供医疗、交通、地租、水电费等方面的优惠。因此，政府养老金的标准虽低，还可以勉强维持一种过得去的退休生活。可是如果退休后还想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或者出国旅游，这样的养老金水平就远远不够了。然而，和其他西方国家（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的养老保障最低支付标准比较起来（Whiteford1995），澳大利亚的政府养老金标准还是比较高的，仅低于加拿大。

第三，退休人员享受政府养老金（第一层次）要接受调查的收入或财产，包括职业年金（第二层次）、其他补充保险和个人储蓄或投资（第三层次）。因此，澳大利亚养老保障制度的第一层次和二、三层次之间有一种此消彼长的关系。随着职业年金制度的逐步成熟，领取政府养老金的人员比重和金额呈下降趋势。目前约有2／3的老人领取全额养老金。估计到2050年，领取全额养老金的老人比重将因职业年金的因素下降到1／3左右。这样不仅能够大大减轻人口老龄化对政府财政的压力，而且可以把政府养老金发给最需要的穷人，对居民收入起到再分配作用，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公平和稳定。

（二）澳大利亚养老保障体制的第二个特点是第二层次交费完全由雇主承担

在我们考察过的其他西方国家中，养老保险不管是统收统支还是个人帐户，一般采取的都是雇主雇员双方交费的办法。世界银行在东欧转轨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推介的三支柱模式中，第二支柱（个人帐户）也是采取雇主雇员双方交费的办法。澳大利亚的职业年金之所以完全由雇主交费，是由澳大利亚特殊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因素决定

论文摘要：新型农村养老保险自2009年起试点试行，但我国传统养老方式弱化，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农村老年人养老现状仍不容乐观。因此只有继续发挥传统养老的积极作用，弘扬传统尊老伦理精神，建立健全多支柱中国特色的农村养老保障体系，我国农村老人才能衣食无忧、精神愉悦、安度晚年。

论文关键词：农村老年人口养老保险

一、目前农村养老现状与问题

1．老龄化的速度在加快。据“中国老龄国情及养老服务业发展论坛”信息，我国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以年均32％速度递增，截至2008年底，全国老年人口已增至1．69亿人。农村老年人口多于域市．占老年人口的七成以上。中国快速成为世界上老人最多的国家。

2．传统的家庭“养儿防老”功能弱化。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农村家庭拥有子女人数减少，家庭“四、二、一”人口结构的形成与家庭的小型化，客观上增加家庭养老压力。农村青壮年劳动力大量外流，“空巢家庭”越来越多，留守在农村的老年人需要承担劳务和家务的双重劳动，子女对老人的生活照料和精神慰藉，因打工在外难以较好实现。受市场经济思维的冲击，传统孝道衰落，家庭成员的养老责任下降，许多老年人因年老体衰而时常被视为负担甚至被歧视和虐待。

3．“土地养老”的保障功能呈弱化趋势。根据《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从1978年到1998年，全国农民平均来自第一产业的收入比重由91．5％下降到了57．2％，其中纯农业收入仅占总收入的42．9％。目前农民家庭经营收入中，大约40％来自第二产业与第三产业，1／4左右来自劳动收入，来自转移性与财产性收入约占纯收入的57％。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工业化和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民所能够占有的土地资源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出现了危机，“土地养老”的保障功能呈现弱化趋势。

一、过渡问题

要实现中国的社会保障制度改革，最关键的问题是以有效方式解决对中老职工的隐性负债。自然，这里涉及到一个更为具体的问题，即如何偿还。

我们已经分析过，隐性养老金负债是作为受益基准、现收现付制的体制结果出现的，是政府对职工的负债，它只能通过政府统一承担债务责任。

既然国家应当负责补偿，过渡资金从理论上讲只能有两种基本来源：一是从现有的国有资产存量中“切一块”注入老职工的个人账户；二是从政府目前和今后的财政收入中拿出一笔钱来对老职工过去的隐性供款进行补偿。

智利的作法是由政府向老职工发放认可债券，并通过政府财政逐年偿还。之所以如此，其中一个很重要的背景是，在进行改革时，智利的财政是有盈余的。中国的情况则不然，目前以至今后相当长一个时期都将面临财政紧张的局面。虽然每年用于偿还隐性债务的流量不是很大，最高年份约为1200亿元（1994年价格），但是否有足够的能力仍值得怀疑。中国财政目前已经有较高的赤字水平，如果再考虑以财政收入偿还养老金债务，财政赤字的规模无疑会更加庞大，其风险是可想而知的。同时，这也必然有一个向全社会的责任转嫁问题（或直接增税，或通过通货膨胀方式变相征税），引发各种矛盾的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当然，运用财政收入解决问题的最大优点是操作简便。

通过现有的国产资产存量解决隐性债务问题可能更为有效。一方面，并不是像有些人理解的那样，用国有资产存量偿还养老金负债意味着国有资产流失，相反，目前国有资产中的很大一部分就是隐性债务形成的，以此偿还隐性债务是完全合理的；另一方面，虽然用国有资产存量解决问题会遇到一些操作困难，但中国正在加紧对国有经济结构进行调整并对国有经济进行战略性改组，其间自然要对国有资产进行重新配置，如与这一过程相结合，操作问题可能也不会成为太大的问题。至于是否像智利那样向老职工发放认可债券，则是具体的手段问题。

摘要：养老保障制度是社会保障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必须实现传统的养老保障制度到现代养老保障制度的转型，在这一转型时期里，要求以人为本实现养老保障制度的创新，就是要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改革养老金计发办法，强化激励和约束机制;建立科学的养老金增长机制;建立健全企业年金制度和个人养老储蓄计划。

关键词：事业单位改革养老保障制度创新

目前，机关事业单位仍然执行传统的离退休制度，离退休费由财政或者单位负担，而农村基本以家庭养老为主，还没有形成一个普遍性的社会养老制度，这种传统的社会养老保障模式，在合法性与合理性上无疑都有所失当。从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获悉，2008年，养老保险省级统筹加快推进，全国有17个省份实现了省级统筹。根据国家事业单位改革要求，必须实现传统的养老保障模式到现代养老保障模式的转型，因此，实现以人为本养老保障模式的制度创新显得尤为重要。

一、实行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

逐步做实个人账户向部分积累制过渡，是符合我国现阶段实际的最优选择，“一般来说，现收现付和基金积累适当结合应该是最优的体系”，“部分基金积累可能是使保险收入在长期内实现最大化的最优办法”。在付出成本尽可能小的情况下做实个人账户，有三个有效途径。

1、分类实施。在推进东北等老工业基地社会保障试点的基础上，对于养老保险基金结余较大、地方财政实力强且不需要中央财政补助的经济发达地区，可以先行一步，鼓励这些地区做实个人账户，尽早形成可运营的基金积累。其他地区逐步渐次推进。

编者按国务院总理3月5日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上作政府工作报告时指出，要“加快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而农村社会保障体系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包括农村养老保障制度、农村医疗保障制度、农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我们特约请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刘翠霄教授，就这三项制度面临的问题与对策逐一进行探讨。今天，刘教授谈的是农村养老保障制度。

“积谷防饥，养儿防老”是我国流传几千年的传统观念。20世纪50年代初我国进行的使农户获得了土地，从而有了基本的土地保障，也维持了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然而，20世纪80年代，农村进行了两个方面的重大改革，即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使传统的养老方式面临着严峻的挑战。直到今天，农村养老保障仍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的建立

自1986年开始，民政部在一些地区进行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在试点取得经验的基础上，1992年1月3日，民政部正式出台《县级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基本方案（试行）》，到1994年，先后有26个省（直辖市、自治区）政府下发了开展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文件。所有这些中央和地方制定的政策法规，为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可靠的制度保障。由于农村养老保险制度符合广大农民的愿望以及各级政府对农村养老保险工作的重视，几年来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呈现出良好的发展势头，保险覆盖面不断扩大，基金积累初具规模。到2003年底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1870个县（市、区）开展了农村养老保险工作。全国参保人数为5400万人，养老保险基金积累总额为259.4亿元，约198万参保农民领取养老金，当年支付保险金15亿元。

农民养老保障制度存在的问题

由于在中国农村建立农民养老保险是一项全新的工作，在国内和国际都没有成功的经验和模式可资借鉴，因此在这一制度建立的过程中，还存在着不少问题。主要是：第一，人们普遍认为农民应该依靠家庭、土地和社区养老，有条件的农民可以搞商业保险。第二，国家经济责任的缺失以及集体经济补助难以落实，使得基金筹措遇到困难。第三，基金管理存在着比较棘手的问题：基金由县级管理，使得基金分散、运营层次低和难以形成规模效益；县级财政普遍吃紧，有些地方用养老保险基金发工资或弥补财政赤字。第四，由于基金主要存入银行和买国债，使得基金的保值增值潜在风险很大。

一、农村留守劳动力养老保障存在的问题

1.政府财政不支持。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至今未建立起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目前农村社会保险运作中，政府财政的不支持体现在农村社会保险基层部门的运营方面，一是自收自支，二是保险基金的运营并未得到国家的充分保护和优惠[9]。长期以来中国政府仅以土地作为对农民的保障，而真正的资金投入很少。缺少政府关注和资金支持是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停滞不前的主要原因。

2.农民投保社会养老保险的积极性不高。中国农村社会养老保险制度没有全国统一的制度，只是地方的一些行政法规等，使得农民对投保社会养老保险产生不信任也抑制了农民的积极性。农民投保社会养老保险缺乏政府的财政支持，而农民自身的收入水平不高。

3.统筹层次低，基金管理难以有效运行。农村的社会保障基金由地方县级政府的下属机构来管理，管理执行性责任由基层政府承担，一方面造成对农保基金使用情况的监管力度不够；另一方面农保机构和人员的办公经费、工资多数没有纳入财政预算,制度的交易成本强制地转嫁给了基层，农保基金被挪用、挤占和挥霍十分严重，农保基金严重漏损[4]。同时，由于县级统筹的基金资源有限，管理的科学性、计划性受限，也大大降低了农保基金的保障性。在养老保险基金的增值方面，目前主要是购买国家财政发行的高利率债券和存入银行，不直接用于投资[3]，使得农保基金的增值能力受限，难以应对将来农村人口老龄化的压力。

二、农村留守劳动力养老保障缺失的消极影响

1.中国农村养老保障的缺失给农村和整个社会带来了巨大的人口压力[2]。养老保障的不足使农民无法摆脱养儿防老的传统观念，结果使农村计划生育工作步履维艰，付出了高昂的代价。

一、养老保障制度转轨的关键是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问题

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以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总体要求，我国职工养老保障制度应当从传统的以受益为基准、养老金现收现付体制改革为基金预筹积累的个人帐户制度，这已经成为社会各界的普遍共识，并且在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中也得到了比较明确的体现。《决定》明确指出，在职工养老保障问题上，要“实行社会统筹和个人帐户相结合”。

对新参加工作的职工来讲，通过个人帐户进行养老金预筹积累是没有问题的。但无法回避的问题是，目前已经离退休的职工没有养老金积累，目前在职但在实施个人帐户制度以前参加工作的老职工在过去的工作年限里也没有养老金积累。而他们的养老问题又是必须予以保证的，因为按照旧体制下的低工资、高福利政策，他们的养老金已通过“预先扣除”转化为过去的政府收入并凝固在国有资产当中，政府则承担对他们的养老保障义务。更进一步讲，旧体制形成了政府对老职工隐性养老金负债，这是必须偿还的。

老职工养老金来源理论上可能的解决方式有二，一是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即对新职工实施基金积累的个人帐户制度，对老职工则继续通过现收现付的办法，让目前的企业和年轻职工缴费解决；二是由政府统一对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作出专门处理。

实行“新人新办法、老人老办法”问题很大。第一，对老职工负有养老保障责任（事实上是负债）的是政府，因此，如果政府不承担责任，转而继续让年轻职工承担义务是不合理的。第二，即使不考虑合理性问题，仅从财务上看，也行不通。目前在全国范围内，已退休职工的退休金大约占在职职工工资总额的16—18%，随着今后更多老职工进入退休年龄，这种负担比例还会进一步提高。如果通过企业缴费完成对“新人”进行养老金积累和对“老人”养老的双重任务。即使考虑新制度中的个人缴费因素，所需的企业缴费占职工工资总额的比重也要达30%左右。这是企业无法承受的。

因此，要想真正实现养老保障体制转轨，必须对老职工的养老金来源作出专门处理，即由政府统一偿还旧体制形成的对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负债。根据智利等国家的实践经验，顺利实现社会保障体制转轨的关键就在于由政府妥善解决了旧体制遗留的中老年职工的养老金权益问题。否则，转轨无法进行。

一、该体系的覆盖率仍然十分低。根据《中国劳动统计年鉴》数据计算，2005年底，城镇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达到1.75亿人，占城镇就业数量比例为55.2%。但是，由于现行的统计体系遗失了相当一部分非正规的就业人群，因此，按照这个口径计算的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被大大高估了。根据2005年全国1%人口抽样调查微观数据，我们可以估算出在不同就业口径假设下的城镇基本养老保障覆盖率(表1)，从中可以看到，实际覆盖率比公布的统计数字要低得多。具体地讲，包括一部分再就业劳动者、因拆迁而失去土地的农民，以及绝大多数农民工在内的非正规就业者，迄今为止尚没有适当的养老保障制度予以覆盖。

2.该体系的社会统筹层次还较低。早在1998年，国务院就提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向省级统筹过渡的改革任务，然而整整十年之后，目前全国仍有19个省份尚未实现省级统筹，许多地方甚至没有实现市级统筹。这不仅反映了改革的不到位，也反映了改革没有与市场经济体制良好衔接，因为统筹层次低就降低了基本养老保险的可携带性，从而在劳动力流动性提高的情况下，使得转移就业地点的劳动者不能接续起保障关系。

3.作为该体系重要支柱的个人账户既不充实也不广泛。为了解决个人账户的空账问题，2001年开始在辽宁省，随后在吉林和黑龙江两省，先后进行了以作实个人账户为主要内容的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改革试点。之后，仅仅又有另外8个省市自治区进行试点，全国大多数省份还没有起步。然而，在试点省份把空账变为实账的同时，个人账户规模却大大缩小了。在辽宁的试验中，把个人账户的规模从相当于个人工资的11%降为8%，完全由个人缴费形成。原来规定的用人单位的缴费不再划入个人账户，全部形成社会统筹基金。试点扩大到吉林和黑龙江两省时，个人账户的规模降到了只有5%。而在另外8个省份的试验中，则允许这个比例进一步降到只相当于个人工资的3%。而在没有进行试点的地区，统筹账户和个人账户仍然实行混账管理，相互调剂使用，因而继续积累个人账户上的巨额空账规模。

养老保障制度表现出不完善和改革进程缓慢，固然与中国所采取的渐进性改革方式有关，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于改革的目标模式有其不尽清晰之处。虽然养老保障制度改革的目标模式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后期就已经确立，但是只有在充分认识和考虑到人口转变特征、经济体制类型、公共财政性质和劳动力市场发育程度等一系列因素，并在制度设计中包含了上述因素之后，改革目标才能逐步清晰，改革步骤才能按照人们的期望推进。

二、政策抉择中面临的两难处境

中国的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是在双重的转型背景下进行的，即一方面是经济体制转型的过程，核心是从没有积累的、全国统筹和企业支付型的现收现付体制，转向地方统筹加部分积累型的社会化体制(随着辽宁等11个省份的试点，逐步转变为统筹加完全积累型体制)；另一方面又伴随着不断加快的人口转变过程，即在经济社会发展和计划生育政策双重作用下，中国显现出迅速的未富先老趋势。这样一种复杂背景，为中国基本养老保障制度改革带来了一系列的矛盾或两难处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