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域文化论文范文10篇

一、西汉初期的中国体育文化景观

通过深入了解中国体育文化的发展历史后可以得出结论，中国在古代时期长期处于封闭状态，因此，中国的传统体育是以一种独立的形式发展起来的。中国先秦时期的体育文化具体可以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来自北方草原民族带有功利色彩的骑射文化，另一个是来自南部农业地区带有娱乐健身性质的礼乐文化。骑射文化由于受到生活方式等方面的影响给其开展带来了限制，虽然属于一种活跃的文化形式，但未能占领主导地位。而礼乐文化由于城市体系较为发达以及社会分工较为明确，其体育文化体系的规模和质量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和提高，并逐渐发展成为多元化的文化结构，朝着独立化和专业化的发展方向前进。由于受到殷商体育文化的影响，周人以礼制为中心，对祭祀体育的非理性因素进行了严格的规范，但礼乐制度所构成的思想框架严重束缚了社会创造精神的形成，社会文明也被限制了发展。在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运动中礼乐文化并没有遭到毁灭性的打击，秦朝在统治政权后虽然经历了由讲武之礼转变为角抵的过程，但是在坚固的文化框架中，礼乐文化精神却取得了发展。汉朝在沿袭了秦朝的制度后，楚歌舞和雅乐的发展进入了停滞不前的状态。在这种社会文明遭遇到内部挑战的情况下，张骞则充分发挥了其巨大的作用。

二、张骞“凿空”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影响

1．张骞“凿空”西域对西汉体育文化发展的贡献。（1）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张骞对中国传统体育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因为是他在中国古代与东地中海地区、印度以及希腊之间建立起了体育文化交流的道路[2]28。虽然先秦时期，各国间的战争不断，国家政权无法统一，当时的中国文化也具有不同的地方特色，但是，在当时形成于南方苗族各个部落的吴越和楚汉文化、形成于东方东夷各个部落的齐鲁文化以及形成于西部羌戎氏族的秦晋文化，都属于“五帝”血统，有着相同的文化精神。随着西汉的发展以及对西域的各个国家实行中央政权，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才因此而形成，从而为东西方体育文化的融合奠定了物质基础。随后大宛等国便派使臣来我国交流学习，并带来了其国家的特色文化。此外，张骞打开与西南夷的交流之门使东西方文化的交流得到了进一步的扩展，使各国间的交流变得越发频繁。由此可见，张骞“凿空”西域不但推动了我国西北多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也使中国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2）促进了汉朝体育的文化转型。建元三年，汉武帝派遣张骞出使中亚、西域以及河西等地区，对这些地区的文化、历史、风俗等方面进行深入的了解。张骞的这次出使实现了东西方经济文化的交流，并在中原和亚欧之间开启了一条“丝绸之路”，历史上将其称为“张骞凿空”[3]52。张骞在出使西域等国家过程中将“摩诃兜勒”引入中原“，摩诃兜勒”是一种大曲，在蒙古语中是“伟大”的意思。“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对汉代体育文化的发展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由于汉朝的磐打击乐、商周钟只能调节节奏，而无法独立演奏旋律性的乐曲，但“摩诃兜勒”的出现解决了这一问题，从此，汉代乐舞的表现形式和内容不断地丰富起来，使隆重庄严的宫廷宴乐、朝会以及气势雄壮的军乐、刺激惊险的百戏等活动有了新的发展。此外，上周时期的传统乐器多数都是体积较大的，一般只适合摆放在庙堂中，而西域的一些小型乐器传入中原之后，中原传统的民间乐舞得到了有效地发展，西域乐曲中的豪放、雄壮、粗犷之风改变了西汉初期乐舞中的颓废，而南郑、汉中、城固等地区的民间舞蹈穿花、莲花碗等以及略阳、宁强等地区的祭祀舞蹈羊皮舞、羊角舞中也融入了汉朝鼓吹乐的元素。其实“摩诃兜勒”传入中原并非只是一个简单项目的传入，西域作为四大文明的发源地，使“摩诃兜勒”拥有了多文化因素，而李延年通过对多文化的吸取创造出了“二十八解”，为西汉时期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奠定了基础[4]60。2.张骞“凿空”西域与西汉民族体育发展成功经验的现代启示。和民族社会文化规律同向运动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重要方法。在异质文化交流的过程中无法避免“涵化”问题的出现，但是在张骞出使西域后，民族体育在发展过程中很快吸收了这种异质体育文化，这一现象的出现完全要归功于张骞，是他将西域乐舞深入到汉朝的权力中心，并实现了东西方体育在国家层面的交流，这给当时的中国带来了广泛地影响。而在当时文化结构中，由下而上的文化运动与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之间仍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当时东西方体育文化的交流中包含着一定的政治色彩，而不经意间开启的文化传播通道使文化普及运动得以形成。由此可以证明，不一样的社会构架中存在着不一样的文化运动规律，而由上而下的体育运动是中国的体育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1）坚持体育文化的主体性是体育发展的主要条件。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体现出了人们对异质文化的宽容态度。张骞并没有因为自身所经历的磨难以及民族间的矛盾去排斥异质文化，而是以一种宽容的心态对异质文化进行学习、宣传以及广泛地传播。此外，人们在接受异质文化的过程中都表现出了一种文化自尊和自觉精神，尽管“摩诃兜勒”在汉朝受到了广泛地推崇，但其并未成为中国民族文化价值的转折点，张骞以及李延年等人通过对其蕴含的多元文化元素进行吸收和借鉴，然后将其融入中国民族的乐、舞中，从而推动了体育文化的发展[5]56。由此可见，中国历史上体育发展的辉煌时期都是异质体育文化被区域文化充分吸收的体现，也是实现民族体育“现代化”的过程，但是绝对不是通过移植异质文化而产生的结果。（2）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是民族体育文化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在张骞出使西域以及西汉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过程中，使我们意识到加强学校体育教育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发展的重要性。在秦汉时期的社会阶层中的“士”一般都能精通小六艺（书、数、射、御、礼、乐）和大六艺（春秋、礼、乐、易、诗、书），因此，史料《说文》中记载“：士”具有文以经邦，武以拨乱的特点。而古代的“六艺”教育使社会文化得到了良好的传播，尤其是体育通过和美术、文学、音乐以及舞蹈的完美结合，使体育的境界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也正是这种皈依艺术的学校体育使士人们对体育有了一种不同层次和不同角度的认识，从而为西域乐舞等活动的学习、了解以及传播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由此可以说明，要想充分发展体育文化，必须依靠人的发展，而学校体育必须依靠艺术发展，因为，单纯的“肉体”体育只会阻碍学生对体育认知能力的形成，甚至对体育形成错误的认识[6]30。这种情况在现实中也是实际存在的，例如，根据调查结果显示，众多拥有较高文化水平的人很少进行体育运动，很多具有较高文化程度的家长也反对子女参加体育运动和训练。

张骞“凿空”西域，打通了中西方交流的“丝绸之路”，大大推动了中原与亚欧等其他国家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并促进了中外之间的相互学习、了解、进步。张骞出使西域对中国民族体育文化的发展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他打通的“丝绸之路”推动了西北各个民族体育文化的形成，促进了汉朝体育文化的转型，并改变了汉朝体育文化发展的格局，从而使西汉的体育发展出现了东西互动、南北融合的新局面。通过总结汉朝民族体育发展的成功经验可以为现代体育发展提供一些借鉴。

作者:顾克鹏胡光霞单位:吉林农业大学

龟兹文明及音乐艺术是小柯论文网通过网络搜集，并由本站工作人员整理后的，龟兹文明及音乐艺术是篇质量较高的学术论文，供本站访问者学习和学术交流参考之用，不可用于其他商业目的，龟兹文明及音乐艺术的论文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因网络整理，有些文章作者不详，敬请谅解，如需转摘，请注明出处小柯论文网，如果此论文无法满足您的论文要求，您可以申请本站帮您论文，以下是正文。

[摘要]龟兹文化是一种多文化构成的艺术，是西域各国乐舞艺术代表，龟兹乐舞盛行于汉唐时期，其音乐艺术的传播对中原产生的一定影响。

[关键词]龟兹文化龟兹乐西域文化多元化

龟兹文化是多种文化构成的一种复合型结构，这个结构建立在龟兹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厚重的文化基础上。古龟兹地处天山南麓，佛教文化的北进，希腊艺术的东渐，中原文化的西流，在这里交流融汇，生根开花，使龟兹乐舞艺术更加光彩夺目。

大量的史料及龟兹附近的克孜尔、库姆吐拉、克孜尔尕哈，森木塞姆等石窟壁画和出土文物古迹都说明：古龟兹不仅是政治、经济、文化艺术、宗教的中心和军事重镇，而且尤以“龟兹伎乐，特善诸国”声震中外。龟兹乐舞在人类文明史上创造了灿烂的美学价值。龟兹乐也被公认为西域乐舞的杰出代表。传播并影响了我国中原和朝鲜、日本、东南亚、印度、中亚等地区。特别是对我国唐代大曲的产生和发展以及对整个中国的音乐、舞蹈、杂技、器乐、戏剧、绘画等艺术的繁荣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西域文化的多元化特征

摘要:十三朝古都西安，在中国中古时期曾多次成为古丝绸之路上的起点城市。10世纪后，西安没有再成为古代王朝的都城。21世纪我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后，有关“一带一路”历史、考古、文学、教育、文化产业等多方面问题受到学界关注，“一带一路”视角下的西安历史文化研究呈现出活跃态势，成为当前学术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文物保护;教育与文化产业

“一带一路”倡议是我国在新时期提出的宏伟战略构想，旨在沟通世界经济合作，促进世界和平发展。“一带一路”包括“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其原型来自中国古代与世界友好交往过程中形成的陆地与海上丝绸之路。西安是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随着“一带一路”号角吹响，这座古老的城市正焕发出崭新的青春活力，对“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展开深入研究已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11月8日至10日，2018年“一带一路”西安历史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在西安宾馆隆重召开。此次国际学术会议由西安市教育局、西安文理学院主办，西安市丝绸之路经济带教育文化交流研究中心、西安文理学院历史文化旅游学院、西安文理学院长安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安古都学会、《唐都学刊》编辑部承办。来自海内外的120余位专家学者齐聚古都西安，研究西安在丝绸之路历史发展中的作用，展示古丝路起点城市西安的考古成果，寻找现代教育、文化交流途径，商讨加强西安文化资源保护与开发。西安文理学院党委书记雷英杰，副校长耿占军，西安市教育局副巡视员安广浩，陕西历史博物馆党委副书记、副馆长王炜林，中国古都学会会长、陕西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萧正洪，巴基斯坦学者阿里•格尔扎尔(AliGulzar)等出席会议开幕式并分别致辞。西安文理学院副校长王晓萍主持了开幕式。会议围绕丝路历史与考古、丝路文学艺术与思想文化、丝路教育交流与文化产业研究等议题，通过大会主题报告、分组讨论、学术考察等方式，专家学者们进行了理性而热烈的交流，深化了对“一带一路”相关问题的研究。

一、“一带一路”研究的理性思考

“一带一路”概念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学术界经过了长期的酝酿过程。2013年9月，主席在哈萨克斯坦纳扎尔巴耶夫大学演讲，提出共同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后，关于“一带一路”研究论著以几何级数增长，呈现井喷态势，随着具体研究的开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深入思考，着力于理论探索。陕西省文史研究馆黄留珠先生主张加强长安学研究，他认为西安是周秦汉唐等强盛王朝的故都，是西汉与大唐丝绸之路的起点城市，还是新时期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因此有必要加强对长安学的研究;同时认为，周秦汉唐治理国家的经验，汉唐帝国对国际化大都市长安的管理，都可以给大西安建设提供历史的启示和借鉴，长安学研究的某些内容，可直接供大西安建设参考。西北大学赵丛苍教授与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张朝合著的《碎片化研究的整合:丝绸之路研究的立足点》关注丝绸之路研究的整体性，认为作为历史现象的丝绸之路，其本身是由诸多“碎片”构成的，与此相应，目前丝绸之路研究存在“碎片化”的倾向，应对丝绸之路研究进行阶段性总结，从而实现对丝绸之路的进一步认识。西北大学袁勘省教授和研究生祝明英等也关注到了丝绸之路整合研究问题，他们在《基于GIS丝绸之路遗址群区域合作发展的空间布局》一文中，首先从申遗的丝绸之路中国段22处遗址点出发，以县域为单位，对丝绸之路沿途各县的遗址、交通、经济、人口数据进行采集和整理，分别计算各县的遗址资源优势度、交通优势度、经济和城镇化水平，构建出遗址资源开发适宜性评价的指标体系;在此基础上预测了丝路中国段遗址群区域发展的空间布局和趋势，并据之将丝路沿线地区划分为若干合作区，按照每个合作区的中心城市类型划分为口岸经济依托型、区域经济依托型、政治经济依托型、旅游经济依托型、交通经济依托型和旅游交通依托型，为丝绸之路沿线遗址资源开发提供了科学依据。西北政法大学李清霞教授在《丝绸之路研究的新理念、新视角》一文中，主张以全球化视野审视丝绸之路，把西域作为独立的主体性存在，以新的研究理念和视角关注由于商贸、战争、自然灾难、文化交流等原因而导致的丝绸之路上的人口流动，关注生存、活动在丝绸之路沿线地区的土著和移民人群，不但关注他们所起到的联通、传播中西方文化的作用，还应关注他们创造的丝路文明。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裴孟斐和西北大学徐卫民教授的《汉长安城国家大遗址保护特区的管理体制现状研究》一文，根据SWOT分析法和汉长安城特区的实际情况，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现状展开研究，本质上是对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内外部环境进行研究分析，全方位展示了汉长安城特区管理体制的优势、机遇及存在的问题和面对的挑战。

二、“一带一路”历史文化考察

唐朝贞观初年，松赞干布统——兼论西藏西部在佛教传入吐蕃过程中的历史地位一高原诸部，定都逻些（今拉萨）之后，吐蕃王朝正式成立并且迅速地走向强大。公元7—9世纪，吐蕃一方面向东发展，与中原的唐王朝发生密切的关系，另一方面，则凭借征服象雄后的有利态势，以象雄旧地为基地，向西、向南发展其势力，先后与勃律、迦湿弥罗、吐火罗、于阗等中亚各地以及天竺、泥婆罗等南亚各国进行过不同程度的接触与交往，发生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联系，由此形成与这些国家或地区主要的一些交通路线。这些路线的开通，为佛教文化在吐蕃时期大规模地传入，创造了必要的条件。本文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结合近年来新发现的一批重要的考古材料，对此再作一些分析讨论，以就教于识者方家。

一、早期佛教的传入西藏

佛教于公元前6世纪创立于北印度，到公元前后已经通过西域传入内地。[1]关于佛教传入西藏高原的时间，过去学术界一般认为是在公元7世纪吐蕃兴起之后。[2]但是，西藏藏文古史的记载,却都认为佛教最早传入西藏的时间是在松赞干布以前五辈，约当公元5世纪左右。如著名的藏文典籍《青史》记载：

拉托托日年赞王在位时，有《枳达嘛呢陀罗经》及《诸菩萨名称经》等从天而降。虔诚供奉，国政和王寿获得增长。这是西藏获得佛法政教的起首。伦巴班抵达说：由于当时本波意乐天空，遂说为从天而降。实际是由班抵达洛生措（慧心护）及译师里梯生将这些法典带来西藏的。藏王不识经文复不知其义，以此班抵达和译师也回印度。[3]

外国学者对于这种意见态度不一。如德国学者霍夫曼（H.Hoffmann,1912—）曾经对此加以评论说：“西藏人还保存了一种传说，在松赞前五代，拉托托日王时代，当时还是统治着雅隆一带的一个小国，就从天上降下了百拜忏悔经、佛塔、佛像等。但这仅仅是一种传说，很可能是接受了一个本教的传说,因为本教的传统是一切都来自于天上，对天非常敬崇。”[4]意大利学者杜齐（G.Tucci）则断言说：“无论如何，吐蕃接受佛教或佛教在吐蕃的传播都被归于了松赞干布。”[5]但他同时又承认：“当然,我们不能排除佛教教理通过各种渠道（如自中亚、汉地和尼婆罗等地区），于松赞干布时代之前就首次（而且是零散地）传入吐蕃的可能性。”[6]

那么，佛教究竟有无可能在松赞干布之前就已经通过某些传播途径渗入到了西藏呢？笔者的看法是肯定的。因为第一，如同有的研究者已经指出过的那样，公元5世纪时吐蕃周围地区，佛教已经十分盛行，形成了一个有利于佛教传播扩散的氛围，这无疑为佛教传入西藏高原提供了客观上的条件；[7]第二，这个传说将佛教传入西藏的方式归结为“从天而降”，带有本教对“天”的崇拜特征，暗示着早期佛教的传播与本教之间可能存在某种联系，这符合西藏宗教发展的线索，比较可信；第三，更为重要的证据是，西藏西部与其周围的国家和地区之间，事实上早已存在着进行经济、文化交流或者贸易往来的通道。笔者将在下文中论及这些古老的通道。这里，我想先讨论有关的两个问题。

不言而喻，作为一种艺术样式，舞蹈构成于“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总体来看，颇具东方特色的中华民族舞蹈艺术的生成与发展，恰恰又是舞蹈艺术本身的时间与空间特征的相互关照、协调统一的结果。有鉴于此，本文将在中华舞蹈艺术发展的空间范围内，依循艺术发展的时间线索来探究它的时空关照问题。

一、舞蹈艺术发展的时间性

舞蹈艺术的发展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依附社会的发展，在生活中通过劳动而达到目的的，所以舞蹈艺术本身不可避免地留有时代的烙印，具有鲜明的时间性。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灿烂的舞蹈文化达到了极高的境界。这种境界是经历了漫长的时间沉积、发展而来的。

我国的舞蹈，夏商时代才进入表演艺术领域，出现专业舞人。青海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舞蹈彩陶盆”，生动而传神地记载了这一史实。尽管当时他们的身份是奴隶，但是他们为我国舞蹈艺术的发展做出了贡献。据传，夏桀时期的舞蹈是“以炬为美，以众为观”。可见当时舞蹈的发展已具相当水平，否则是达不到这种审美要求的。至于商代，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神权盛极的时代，巫的地位是十分重要的。能够用占卜来传达神旨的，都是一些巫师，巫师都是舞蹈家。《说文》：“巫，祝也，女能事无形，以舞降神者也……舞形，与工同意。古者巫咸初作巫。”巫咸是传说中的商代大知识分子，天文学家，他的名字也见于《山海经·大荒西经》灵山条，举有十巫，能升降于天，这不是一般的人所能做到的，巫师有特殊的步伐，即通过巫舞而步入天堂，又归到地上，所以学巫先需学舞。在巫人的祭祀中有“巫舞”和“傩舞”，同属巫舞，但由于傩舞具有较强的时代性，反映了人们与自然的抗争精神，经过数千年的传承，流传至今，并影响到了日本和朝鲜半岛等地。到了宋代以后，作为“傩舞”这个较有影响的艺术形式，受到了时间的考验。它被融入了当时的戏曲之中，发展成为“傩戏”。正因为这一发展，使这个极具生命力的戏引起了世界、特别是亚洲的极大关注。周代是我国舞蹈史上第一个集大成的时代，汇集整理了从原始时代以来有代表性的乐舞。其中《大韶》、《大夏》、《大武》最具代表。当时还创出了雅乐体系，雅乐由于艺术感染力差，不具欣赏价值而逐渐衰落。在东周春秋战国时，人们已不再关注它了，在雅乐衰退的同时，民间舞蹈蓬勃兴起。

汉代是我国历史上统治时间较长的朝代，同时也是我国舞蹈艺术的第二个集大成时代，“百戏”是当时最盛行的表演艺术形式。其中最著名的舞蹈名目有《盘鼓舞》、《巾舞》、《bǐng＠①舞》、《拂舞》、《铎舞》。考察历史我们会发现《巾舞》是今日《长婴》的源头。《bǐng＠①舞》是一种鼓舞，如同今日的太平鼓。《拂舞》是执拂而舞，我们现在见到的戏曲中神仙、和尚、尼姑等角色常常拂尘舞蹈，也许与这种古老的传统有关。《铎舞》是执铃而舞，至今土家族还有《八宝铜玲鼓》，藏族“热巴”也有摇铃动作。汉族《巫舞》也有摇铃的痕迹。古今映证就会发现，我国许多种民间舞都有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历史。在这千百年的历史之中相互影响，不断发展，积累了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

大唐帝国在我国历史上有着极其重要的影响，在舞蹈艺术上也取得了相当的成绩，可以说是我国舞蹈艺术的又一高峰阶段。它继承了周汉传统，发展了舞蹈艺术，其中最具影响的有《九部乐》、《十部乐》、《坐部伎》、《立部伎》、“健舞”、“软舞”等。此外还有《踏谣娘》等颇具戏剧因素的歌舞戏，在当时也很流行。沿着这种趋势，到了宋元以后，直到明清时代，戏曲兴起，而原来的作为独立的表演艺术品种的舞蹈逐渐趋于衰落，但是被吸收、融合在戏曲中的舞蹈，却得到了高度发展并取得了辉煌的成绩，形成了一套严格的训练体系和表演方式及程式。作为戏曲主要表演手段的唱、念、做、打四功，其中的做与打都是舞蹈或舞蹈性极强的动作。

【内容提要】

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一）域外市场联系的加强域外市场的发展是一个漫长的过程。我国商周时代，就与邻近的方国有贸易往来。不过，这些方国间的贸易还不具备今天科学意义上的域外贸易，它仍然属“华夏”境内贸易的范畴。准确地说，域外贸易当始于秦，而兴于汉。秦朝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统一国家的形成，地域上也已大致上形成了今天国家的轮廓，汉是秦的继续。秦汉时期，随着水陆商道的开辟，扩大了与域外市场的交往，国际间的商贸关系得到了迅速发展。1、中国与东邻国家的贸易。朝鲜与中国唇齿相依。早在战国时期，燕齐之民，常常有人迁往朝鲜半岛。到

论文分类

国际经济国际贸易行业经济新经济学中国经济国债研究发展战略税收理论税务研讨财政税收财政政策财税法规财政研究金融研究证券金融证券投资债务市场地方战略银行管理公司研究经济学理论保险学西方经济经济贸易保险信托计量经济财务分析期货市场

四、域外市场与对外贸易的拓展

域外市场是指秦汉王朝与疆域以外的地区或国家之间的交易场所。过去，学术界对域外贸易多有论述。这里，专就秦汉时期，我国与域外市场的联系及对外贸易的特点和局限诸问题，做一些简要的叙说。

自从确定以《八仙故事系统考论》作为博士论文以来，笔者就一直在思考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的理论问题，并在个案研究、学术史回顾和理论建构方面进行了艰难的探索。在此过程中，笔者感到百年来中国宗教文学研究在“宗教与文学”层面已经硕果累累，但是中国宗教徒文学的文献整理和学术研究却仍处于起步阶段，这不仅严重影响了学术界对“宗教与文学”这个专题的把握和体认，而且使得中国宗教文学研究界无法建立起中国自身的理论话语。有鉴于此，近五年来，笔者和国内十六所高等院校、研究机构的一批中青年学者共同酝酿《中国宗教文学史》的编撰①，现将《中国宗教文学史》“中国佛教文学史”部分的总体构想写出来，就教于学界前辈和同道。

一、佛教文学的定义

按照常理来讲，一个有着近百年历史的学术领域，其研究对象不仅应该很清晰而且应该有非常成熟的理论界定。可是，在中国佛教文学研究领域，学者们对于何谓佛教文学、佛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这样的基本命题却一直没有很成熟的答案，相当多的研究者往往绕过这个话题直接进入自己喜好的课题。回顾百年来“佛教文学”的理论探讨，我们觉得有必要对这个概念进行界定。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念的是日本学者，但他们却将佛经文学当做“佛教文学”。日本学者深浦正文、前田惠学、山辺习学、小野玄妙等将佛教经典中具有文学意味的经典视为佛教文学②。深浦正文指出:“所谓佛教文学，这句话，在近来才被一般人士应用，而从来是没有的，所以现在所谓佛教文学，是以各自立场为契语，故其内容是有种种的……现在我要将这句话的意义，名为在释迦所说的佛典中，文学色彩比较浓厚的，称为‘佛教文学’。”［1］小野玄妙于1925年发表《佛教文学概论》(甲子社書房，1925年)，该书第一篇《一切經全体を文學と見て》把汉译经典视为文学作品，第二篇名为《佛教文學小史》，第三篇《漢訳經典文學概観》把这类文学作品分成本生经文学、譬喩经文学、因缘经文学、纪传文学、立藏文学、阿含经文学、世纪经文学、方广经文学、论藏文学、秘密仪轨文学，第四篇《支那の文學と佛教》主要研究早期的中国佛教文学，第五篇《佛教と我が國文學》则主要谈日本佛教文学。这个界定显然是有问题的。大部分学者是从研究对象的内涵与外延来界定“佛教文学”的。高观如1938年于上海佛学书局出版佛学讲义《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这是第一部中国佛教文学通史。该书根据时段分为七讲:佛教文学之初页、晋代之佛教文学、南北朝之佛教文学、隋代之佛教文学、唐代之佛教文学、宋代之佛教文学、元明以来之佛教文学。每讲大体按照翻译文学、沙门文学、居士(文人)文学铺排。

这实际上是从内涵和外延的角度来标志佛教文学①。这一模式奠定了此后“佛教文学”的定义模式。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学者基本上遵从了这个模式。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分汉译的佛典文学、佛教与正统文学(诗、文、诗文评)、佛教与中国俗文学展开论述。孙昌武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虽然认为广义的佛教文学一般是指那些佛教徒创作的、宣扬佛教思想的文学作品，但该书还是分汉译佛典及其文学价值、佛教与中国文人、佛教与中国文学创作、佛教与中国文学思潮四部分展开论述。龙晦《灵尘化境———佛教文学》也是按照文人创作、僧人创作、佛教对文学的影响展开叙述的。蒋述卓认为佛教文学是佛经文学和崇佛文学的总和，通一则认为佛教文学应该包括翻译文学、训诂文学、通俗文学(变文佛曲等)和其他(诗歌辞章)②。21世纪学术界对佛教文学的界定依然遵循了这个模式。吴正荣、弘学、陈引驰、高慎涛等人的通论性著作走的就是这个路径。马焯荣撰有《中国宗教文学史》，认为宗教文学泛指一切以宗教为题材的文学，而不是特指弘扬宗教的文学，甚至将反对佛教的作品也纳入佛教文学的范畴。一些专论性著作也遵循这一模式。如罗文玲就在《六朝僧侣诗研究》中指出:“佛教文学一词，可以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约可以分成两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在佛经中有许多都是富含文学色彩的，如十二分教的本生、本缘、本事、譬喻等。二是佛教文学创作的部分。亦即以文学的表现手法来表现佛理，或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士与僧侣表现在诗歌、散文、小说、戏曲及俗文学中的佛教文学创作。”［2］就是一些专题性的理论文章，也未能突破这个模式。《郑州大学学报》曾发表一组题为《中国佛教文学学科建设的理论与实践》的笔谈，其中有三篇文章对佛教文学进行了界定，思路和高观如基本相同［3］。台湾的丁敏也指出:“佛教文学一词，可从较宽广的角度来界定它。约可分为两大部分:一是佛教经典文学的部分。自阿含以来的各大小乘经典及律藏中，都有许多充满文学色彩的地方。十二分教中的本生、本缘、本事、譬喻更是经典文学中的主流。另一是佛教文学创作部分。即以文学手法来表现佛理，带有佛教色彩的文学创作。包括历来文人、僧人及庶民的佛教文学创作，表现在小说、戏曲、散文、诗歌及俗文学中的作品。”［4］萧丽华撰文探讨佛教文学的范畴时认为，文人创作、佛经创作、僧人创作三大范畴厘定后，《中国佛教文学史》的主题内涵便能呈现③。将佛教文学界定为翻译文学、僧侣文学、文人文学并不能清晰地揭示佛教文学的本体性特征，也不能很好地区分文人创作中的佛教文学作品。“带有佛教色彩”的作品如何界定?什么样的文人创作可以纳入佛教文学的范畴?根据这个定义，我们很难作出决断。在实际操作中，“佛教与文学”层面的作品往往成为论述的中心。真正试图从概念上、理论上对“佛教文学”进行界定的只有日本学者加地哲定。他在《中国佛教文學》一书中指出:“所谓佛教文学是作者通晓佛教之悟境、有意识地以文学作品反映其心的东西。”［5］他在该书序言中还指出，“那些为数众多的、为解释说明教理而把追求形式美作为目的作品，不能称为纯粹的佛教文学。真正的佛教文学应当是为揭示或鼓吹佛教教理而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当在中国把佛教文学作为问题提出的时候，中国已经出现了民间歌谣以及许多由僧侣写成的表达信仰的文学作品。例如佛教赞歌、禅门偈颂、语录等等。特别是后者多象征性譬喻性的内容，因此，那些看似平凡的文章，内蕴却达到了物我不分的境地，讽咏了心境冥会的绝对境界，颂赞了读者和作者若无感情共鸣即使多方玩味也难以体会的三昧境界。只有这样的作品，才是名副其实的真正的佛教文学。”在具体论述中，他将《广弘明集》“统归”、“佛德”、“启福”、“悔罪”等篇中的赞、颂、赋、铭、文、疏、诗、碑记、义、论、启、书、诏、令等剔除出佛教文学，而将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而能够呈现作者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被推许为中国佛教文学的核心。加地哲定的这个定义推崇宗教体悟否定宗教宣传，前后论述上也存在逻辑上的矛盾，探讨具体作品时存在举证过严和过宽的毛病，但毕竟触及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有鉴于此，笔者拟从两个维度对佛教文学进行界定。佛教文学就是佛教徒创作的文学，就是佛教实践即佛教修持和佛教弘传过程中产生的文学。用创作者的身份来标志佛教文学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干净利落地将“佛教与文学”层面的作品切割掉，从而有助于清理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探讨佛教文学的本质特征;二是可以开掘佛教文学的丰富性、复杂性和深刻性。信教出家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变化所可能开拓的的心灵空间是一般世俗入世者无法企及的。佛教徒在圣与俗的框架中所可能触及的心灵空间和社会空间是一般世俗入世者无法望其项背的。用宗教实践来界定佛教文学也有两个好处。其一，可以让佛教文学的内涵与外延更加周严一些。从这个定义出发，佛教僧侣创作的文学是佛教文学的主体和核心，一些虽非佛教徒创作或无法判定作品著作权但却出于宗教目的用于宗教实践场合的作品也应当包括在内。这部分作品可以分成两大类别:一类是佛教神话佛教圣传佛教灵验记，一类是佛教仪式作品。前者的本质特征是神圣叙述和口头叙述，后者的本质特征是演艺性和程式化。其二，也是更为重要的，这个界定凸显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佛教徒讲究知信行证，主张“佛法在世间不离世间觉”，禁欲、持戒、读经、行仪、讲经、弘法、济世、忏悔、祈愿、忍辱、精进、闭关、行脚、勘验、证道等宗教生活具有个人性、体悟性、神秘性、神圣性，其在文学中的反映是一般文人的涉佛作品无法触及的，与王维、白居易、苏轼、汤显祖等人的文字般若也迥异其趣。

二、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进程中的“佛教文学”

回顾百年来的中国文学史书写进程，笔者惊讶地发现，相比于中国道教文学在整个进程中销声匿迹，中国佛教文学却命如游丝般顽强地在这个百年进程中若隐若现。笔者从章节设置和具体论述中对佛教文学在百年文学史书写中的浮沉进行清理后感到特别沮丧①。因为，这部分内容有着“佛教文学”的躯壳却没有一丝一毫“佛教文学”的灵魂，文学史家给“佛教文学”穿上了各种各样的工具性衣裳，却忘记了“佛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书写中国佛教文学史必须吸取这一教训，把“佛教文学”当做“佛教文学”来体认和把握。早期的文学史家对文学、文学史这两个西方概念领悟不深往往将中国文学史写成了中国辞章史甚至中国学术史。在这样的学术理念下，佛教、佛教僧侣诗文自然就进入了文学史中。清末的来裕恂便在文学史中谈论“南朝之儒学及梵学”、“北朝之儒学及道教佛教”和“唐代之佛学”;1930年，王羽还可以在文学史中设置“东汉佛学输入中国的时期”、“南北朝的佛教思想”这样的章节;1904年，黄人开始编写《中国文学史》，该书的“唐中晚期文学家代表”部分选入方外五人，“唐诗”部分选入方外十二人三十六首诗，“明前期文学家代表(下)”部分选入方外九人;谢无量的《中国大文学史》设专章论述佛教之输入、南北朝佛教之势力及文笔之分途，设专节论述司空图与方干、九僧与西昆派;顾实的《中国文学史大纲》设专节探讨唐代的宗教文学;汪剑余编《本国文学史》设专节讨论“北齐文体颜之推出入释家”;吴梅在文学史中探讨缁徒文学的成就;吴虞在文学史中论述僧祐的《弘明集》;欧阳溥存则在文学史中研究唐代佛教之文。到了三四十年代纯文学观念主宰文学史书写时，佛学、佛教僧侣的诗文创作便销声匿迹了。直到20世纪九十年代，才见到郭预衡主编的《中国古代文学史长编》、《中国古代文学史》谈论唐代诗僧。不过，这是二十年来唯一的一次亮相。白话文学史观、进化文学史观凸显了佛典翻译文学、通俗诗、禅宗语录的工具性价值，从而使得佛教文学大张旗鼓地走进了文学史殿堂。胡适为了推行白话文而撰写《白话文学史》，极力鼓吹佛典翻译文学、王梵志等人的通俗诗和禅宗语录。在他看来，佛典翻译文学极大地推动了白话文学的发展，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等人是著名的白话诗人，禅宗语录是最好的白话文学。郑振铎不遗余力地颂扬佛典翻译文学、王梵志的白话诗，认为中国文学深受印度文学的影响，并把印度文学的影响作为中国文学史分期的一个重要指标，将东晋到明嘉靖时期的文学界定为受佛教影响的中世文学。在这样的潮流下，谭正璧、胡怀琛、张长弓们纷纷谈论佛经的输入和翻译，讨论佛教对中国文学的影响。1949年后，随着国家将学术纳入思想建设进程，佛教文学的探讨就成了问题。1954年，谭丕模还可以在文学史中探讨“翻译文学的盛行”;到了1962年，文学所本《中国文学史》设专节讨论佛典翻译便遭到严厉批判，从此佛典翻译文学从大陆文学史书写中销声匿迹，只有香港的冯明之、台湾的尹雪曼、台静农还在弘扬胡适的精神。直到今天，大陆编撰的文学史依然没有兴趣讨论佛典翻译文学，倒是台湾的龚鹏程专设一章讨论“佛道教的新资源”，认为汉译佛经在故事、诗偈、佛经、譬况、思想等方面对中国文学产生了重大影响，而真正写佛教而成为文学大手笔的杰作，是北朝杨炫之的《洛阳伽蓝记》。关于白话语录以及禅学对文学的影响，则有吴梅叙述“佛教语录体的形成”，谭正璧探讨“语录与禅学”、“禅学与宋代文学家之关系”等论题，锡森探究“语录体的流行”，宋云彬探讨“宋词与语录”。1949年后，这部分内容也从文学史中蒸发了。直到1990年，我们才在袁行霈的《中国文学概论》中看到了“禅与中国文学”的论述。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佛教音声对中国诗歌格律的影响也在张世禄、顾实、曾毅、胡行之等人的文学史著作中得到了反映，这个功劳要记在陈寅恪的账上。1949年后，这一内容也从文学史书写领域蒸发了。最近，台湾龚鹏程著《中国文学史》作出了回应，不过，却是一个沮丧的回应:“陈先生论学，喜说印度渊源，实不足为据。”［6］185至于王梵志等人的诗，在五六十年代批判胡适运动中折戟沉沙后便一去不复返了。只有敦煌藏经洞发现的那批文学作品在俗文学运动中昂首挺胸地走进文学史，并顺应时代潮流而在百年文学史书写进程中站稳了脚跟，在文学史著述中拥有了一席之地。可惜的是，她站过好多地方，却没有一次站在她该站的地方———佛教文学。这批被称为变文的作品在文学史书写中的命运，可谓成也郑振铎败也郑振铎。他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国俗文学史》中将敦煌变文抬高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他指出，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消息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剧、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这个调子决定了变文永远站错地方的命运。从此，敦煌变文便以俗文学、民间文学、甚至人民文学的身份出现在文学史中。1948年，余锡森编《中国文学源流纂要》，把变文和宝卷、诸宫调、弹词、鼓词作为一个类别，统属于“在佛曲影响下产生的民间歌唱文学”。共和国建国后三十年，变文作为民间文学在文学史叙述中享尽殊荣。新时期以来，变文的身份是俗文学、民间文学、讲唱文学、古代曲艺，常和传奇小说作为一章或一节，并排站在一起。有时候，变文的身份是白话小说的先驱，或以俗讲的面貌和说话站在一起，或以先驱的身份和话本站在一起。最近，龚鹏程以“被扭曲的说唱史”为题对变文的文学史命运进行了述评:“20世纪20年代以后，敦煌遗书中的通俗文学作品，在当时文化思潮更是大获重视，先后有刘复《敦煌掇琐》、许国霖《敦煌杂录》、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等，对说唱予以青睐，以至后来编写文学史者于此无不大书特书，甚或强调它们对文人之诗赋文章有过重大影响。实则正如前述，唐代无俗文学这一观念，此类通俗说唱也只是表演艺术，不是文学。”“讲经说唱变文，主要是宗教宣传，以唱为主。”［6］416学术界还涌现了一批佛教文学的通论性著作。高观如《中国佛教文学与美术》、张长弓《中国僧伽之诗生活》、孙昌武《佛教与中国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中国佛学与文学》、龙晦《灵尘化境———佛教文学》、弘学《中国汉语系佛教文学》、陈引弛《大千世界———佛教文学》、陈引弛《佛教文学》、吴正荣《佛教文学概论》等著作都为佛教文学的研究作出了贡献。不过，严格来说，这些著作无论在史料的开掘上、理论的建设上，需要开拓的地方还很多。最近的动向表明，史料的梳理和理论的探索有了新的进展。孙昌武《中国佛教文化史》五册巨著中的许多章节勾勒出了中国佛教文学史的轮廓①。萧丽华试图探讨中国佛教文学的范畴论与方法论，为佛教文学史的写作提供理论素养②。吴光正、何坤翁在《武汉大学学报》的《中国宗教文学研究》专栏的“开栏弁言”中倡导中国宗教文学的理论建构，呼吁就“中国宗教文学的生成与传播”、“中国宗教文学的文体构成与文体特征”、“中国宗教文学的话语体系”、“中国宗教文学与民族精神”、“中国宗教诗学”等命题展开学术研讨［7］。佛教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史书写中的遭遇说明，佛教文学要么被文学观念、政治观念过滤掉了，要么就被文学观念、政治观念扭曲掉了，佛教文学走进文学史仅仅是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工具性角色，佛教文学从来就没有扮演过自己。可悲的是，在佛教文学这个大家庭中，能够扮演工具性角色的也仅仅是佛典翻译文学、白话通俗诗、白话语录、敦煌变文而已。中国佛教文学史的研究必须回归宗教文学的本体性存在，从宗教修持和宗教弘传的角度审视作品的精神内涵及其表达传统。

青城古镇在历史上曾是交通要塞和物资集散地，汇聚商家墨客、贩夫走卒。既是“甘肃省历史文化名镇”，也是“中国历史文化名镇”。随着古镇旅游业的逐渐开发，古镇景观的保护与设计也被提到日程上来。因此青城景观设计如何更好地在尊重和保护的基础上避免雷同做出新意具有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青城古镇概况

1.青城古镇地理位置与自然条件。青城又名条城（东西长，南北窄），地处榆中县北部，总面积约138km2。距离兰州市约100km、白银市约25km。区域靠近109国道。属于四季分明的温带半干旱大陆性季风气候区，区内为黄土高原山地丘陵地貌，地势南高北低。黄河由西南向东北方向穿境而过，“依山傍水、藏风聚气”的风水观尽显其中。2.青城古镇历史人文和社会经济条件。青城据《榆中县志》记载：“秦修长城、汉广屯田、唐建堡碉、宋筑城墙”。“青城”的名字便是为纪念平定西域叛乱的狄青大将军。到明朝时期修筑明长城以防外敌来犯；青城范围后随青城人过河北移扩展于明朝末年。青城镇是农业大镇，由于经济水平欠佳，二三产业并未发展起来。但青城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以旅游带动第三产业创造了良好根基。早年青城人口流失正使青城的生命力与文化活性受到威胁。因此让文化资源重新带动古镇经济十分重要。

二、青城古镇景观设计构成要素

1.青城古镇空间景观。青城由于其特殊的历史，故而格局上整齐划一，是形似于棋盘的军事防御布局。主街开阔，呈东西走向，小街则较为狭窄曲折，北对河南面山。“丁”字形的连续交错街道，以示“不泄风水”。青城古镇的节点空间由核心节点空间，如城隍广场、不明确主题意义功能或边界限定的宽阔空间以及可以使古镇空间拥有特殊魅力的小尺度空间构成。2.青城古镇古建筑装饰景观。砖雕装饰——以青城书院的《教五子图》和刘家大院的《福禄寿》为代表。木雕装饰——高氏祠堂及多处民居中的木雕都是经典之作。石雕装饰——碑刻书法风格多样，装饰、技法、表现形式及选材也各具特色。3.青城古镇民俗景观元素。剪纸艺术——题材源于生活，材料随意，独树一帜西厢调——清光绪年间成曲，唱腔优美，情真感人英雄舞鼓——源于民间传说的最受喜爱的民俗表演活动。民间游戏——柴山、道台狮子和火狮子。

三、青城古镇景观设计原则

【摘要】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的抗日募捐活动档案是研究新疆历史和抗日战争史的重要材料。撰写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的过程中运用档案史料提高论文的学术质量，并且对论文的观点和主体思想提供可靠的论据。撰写论文的学生来说，发掘和运用档案史料，具备扎实的档案史料知识和研究方法，对于写好毕业论文和研究论文主题具有十分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抗日战争；档案史料；毕业论文

本科毕业论文撰写是高等院校大学生四年培养教育的最后阶段，是总结之前所学基础知识和专业知识，提高大学生学以致用能力的实践环节。搜集资料和运用资料是学生撰写毕业论文的重要环节之一。选题之后，就进入写论文的阶段，即按照选题的要求搜集材料，解决用什么样的材料和内容来证明作者观点和看法的问题。文献资料是撰写历史学毕业论文的要素，是提出观点和论证主题的基础。所以，运用丰富的档案资料，认识档案资料的性质，对写作工作有重要的意义。因此，利用《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民族民众抗日募捐档案史料》(以下简称《史料》)，初步探讨档案史料在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撰写过程中的运用、作用和意义等问题。

一、《史料》的内容与价值

档案是历史的原始记录和直接凭证，是一个国家和民族缅怀既往，探求未来的重要依据。文书是传达政令的工具，是国家机关上传下达的纽带。文书办理完毕之后，例行存档以借查考。讲求实事的前提是必须有可信的史料，而档案则是研究历史的第一手可信史料。学生在利用档案史料前，应该对档案史料的性质、内容、意义以及形成的历史背景有个基本的认识，这样能够正确认识档案史料的史料价值。1.掌握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运用档案史料撰写历史学本科毕业论文，首先要了解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和内容。这对学生全面而深入了解所运用的档案史料有一定的帮助。抗日战争爆发以后，新疆各族人民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为建设抗战大后方、开展抗日捐献、保障国际援华交通线畅通做出了重要贡献。新疆各族人民开展节约活动、劳动竞赛和推销公债活动，促进新疆建设，巩固抗日后方；发动群众募捐，积极支援抗日前线。在中国共产党人的领导下，新疆出现了有钱出钱、有力出力的团结抗战的新局面。国际上尤其是苏联援助中国抗日战争的大批军火、物资、药品和各种军事人员通过新疆源源不断运达抗战前线。作为抗战大后方、新疆本着抗战高于一切服从抗战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精神，以实际行动踊跃认购同盟胜利公债，补助抗战费用；完成征献军马1万匹任务；开展各种慰劳募捐运动、激励前方抗日战士奋勇杀敌。新疆各族上层人士，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帮助和支持下，积极参加“抗日募捐活动”“募金和募集寒衣运动”。新疆抗日募捐档案史料是在新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和新疆各族民众抗日募捐活动的历史背景下形成的。2.认识档案史料的内容与价值历史学毕业论文利用档案史料得出的新观点为构建论文的框架和思路提供丰富的史料依据。这些档案史料为研究该时期新疆中国共产党人、新疆各民族民众、新疆民间团体在抗日募捐活动及其作用研究提供了有利的证据。《史料》由五个部分组成，综合篇里有212件档案，募集寒衣运动篇里有43件档案，文化劳军运动篇有162件档案，鞋袜劳军运动篇有226件档案，献机运动篇有27件档案，共收录670件档案。收录档案起自1936年12月16日，终于1943年9月。《史料》共收录档案文书670份，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档案馆馆藏民国档案中挑选。《史料》用670份珍贵的档案资料给读者展示了一部新疆各族民众积极支援全国抗战的历史画卷，也为新疆历史研究提供了一部珍贵的文献资料，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史料》对研究新疆历史和抗日战争史提供了大量翔实的第一手材料，展示了抗日战争时期新疆各族人民团结一心，热爱祖国的爱国主义精神。学生写论文之前，掌握档案史料形成的历史背景，正确认识所运用的档案史料的内容与价值，是了解材料的来源、选择材料、鉴别材料、明确目的、酝酿思路的过程。历史学专业的学生来说是非常重要一个环节，是写好毕业论文的基础和前提。

二、档案史料在撰写论文中的运用和作用

摘要：随着西部大开发策略的实施,新疆经济不断地发展，来新疆旅游的游客日益增多。新疆是中国面积最大的省份，处在祖国最西部，占有独特的地位。从面积、距离、民族、地貌、气候等方面对其他地区的居民都有着很强的吸引力。新疆有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等13个主要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分布格局。本文以疆内少数民族文化为研究基础，通过对民族成分、民族文化旅游资源、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现状与机制的阐述，分析了新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影响因素与存在的问题，从保护民族文化和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关系出发，提出促进新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策略，以期对新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提供见解。

关键词：民族文化旅游；促进；对策；新疆

旅游业也可以称作旅游产业，它是一种依靠旅游资源与设施，专门从事招徕、接待游客的行业，如今，它已不是一个单一的产业，而是一个综合的产业群，主要为游客提供交通、娱乐、游览，住宿、消费等服务。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世界上发展速度最快的新兴产业之一，具有产业关联度高、产业链长、对相关行业带动性强等特点，拥有“朝阳产业”的美称。在改革开放之初，新疆的旅游业开始起步，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卓有成效，对新疆的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文化交流等方面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新疆这个多民族地区，由于历史原因以及地理位置上与内陆地区相隔比较远，因而交流少，这也让新疆在大多数人心中显得很神秘。旅游业的发展让少数民族地区经济得到较大发展，使社会更加稳定，同时，由于游客的进入使得文化得到交流，外界更加了解新疆的特色、新疆的人文、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等，这也同时增强了外界对新疆的关注，进一步地加强新疆经济的发展。

一、新疆民族文化旅游发展现状

新疆自古以来就是多民族聚居的地区，少数民族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截至今日，少数民族在新疆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包括已经废弃的建筑物，至今仍居住的特色建筑和一直流传在民间的各类民族文化。随着新疆对外开放，新疆各民族文化也被更多的人认识，民族文化旅游将成为未来新疆旅游发展的趋势。

（一）新疆民族文化旅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