系统哲学论文范文10篇

一、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历程

在西方，技术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哲学学科，已经有100多年的历史；但在中国，到目前为止也只有近40多年。在改革开放初期（20世纪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也即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阶段，经过长期的闭关自守、盲目排外之后，对于西方技术哲学乃至西方学术，国内存在大规模引入的现实需要。在这期间，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家之后的西方哲学家的论述和著作，相继被翻译引进到国内。在这场传播西方的运动中，西方技术哲学著作的翻译是比较引入注目的。在西方技术哲学刚被传入中国的这一阶段，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期刊论文数量并不多，中国知网中只有寥寥可数的几篇论文，而且几乎都是翻译性、介绍性的。从的先后顺序来看，1978年，《哲学译丛》吴伟翻译了法国技术哲学家T.赛雷佐埃的《美洲的技术哲学》一文。该文指出，自1965年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圣巴尔拉民主研究所召开座谈会之后，技术哲学作为一门新学科在美洲便开始出现。T.赛雷佐埃通过整理美洲技术哲学研究人员的研究成果，将美洲技术哲学的讨论议题概括为：技术与价值、科学与技术在价值上的中性问题、技术社会以及虚无主义等问题。1982年的《自然辩证法通讯》杂志第一期对西德柏林技术大学的弗里德里希（FriedrichRapp）教授的《分析的技术哲学》（AnalyticalPhilosophyofTechnology）一书进行了介绍。介绍指出，弗里德里希在书中全面论述了刚刚在欧洲兴起的技术哲学的历史及近况，并作出了批判性的评价，引起了德国乃至欧洲大陆众多学者的讨论。弗里德里希认为，技术现象的复杂性要求人们进行多方面的考虑，包括人力和物力的先决条件以及技术推断与技术行动的方法和结构。介绍还指出，弗里德里希的著作将引发技术哲学、科学哲学、普通哲学、科学技术史以及社会学的学生与研究者们的兴趣。同年，刘东珍发表了《技术论的形成——日本技术论研究》的文章，概述了以户坂润为首的日本唯物论研究会提出的技术论。刘东珍指出，以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户坂润、科技史家冈邦雄、技术哲学家三枝博音为首的唯物论研究会，将日本技术论的研究与马克思的技术观相结合，形成了日本的技术论理论。刘东珍的文章，可以说是首次在国内概述了日本技术哲学发展的基本轮廓。陈昌曙教授也于1982年发表了《简论技术哲学的研究》一文，简要介绍了技术哲学在德国、美国、日本和苏联的发展状况，还特别提到了德国技术哲学家凯普（E.Kapp）的《技术哲学纲要》和斯基默的《技术哲学》这两部著作。他指出，西方技术哲学所讨论的问题主要包括：技术的概念、技术进步的动力、技术进步和技术革命的关系、技术在社会中的地位及作用以及技术史研究的原则与价值，等等。通过对国外技术哲学发展脉络的梳理，陈昌曙就技术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内容、研究范围和研究思路进行了全面论述，为国内技术研究研究开辟了一条新道路。1983年，邹珊刚在《汉江论坛》发表了《技术与技术哲学》一文，提出国外的学者已经将技术哲学研究看成是现代思维的新倾向和哲学的新潮流。他介绍到，亚历山大•S•柯亨斯基的《哲学与技术——现代思维新的倾向》、M•邦格的《技术的哲学输入与哲学输出》、E•卡普的《技术哲学导论》、Z•《技术哲学》等专著都强调了在技术思想中研究技术的哲学的重要性。邹珊刚还指出，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研究的兴起，吸取外国技术哲学研究的优秀成果显得尤为重要，但是这种吸取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从而建立起具有我国特色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新分支——技术哲学。邹珊刚的文章概括起来有两个基本点：一是强调国外技术哲学对我国技术哲学发展的重要性；二是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指导国外技术哲学的传播。

二、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方技术哲学在我国传播的特征

这一时期，西方技术哲学也开始抵达久违的中国文化界，并呈现出这样三个特点：

第一，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工作开始起步。总的来说，随着我国技术哲学的酝酿兴起，国内学者开始关注西方技术哲学的经典文献，不过还尚未开始系统的介绍，还停留着为数不多的简单翻译传播上。从知网的文献记录来看，这一阶段翻译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研究文献主要是《哲学译丛》、《国外社会科学》、《世界科学》、《哲学研究》、《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等杂志的一些译文、介绍性研究论文。可以说，这些翻译研究成果给国内技术哲学研究开启了一道思想启迪之门。

第二，科学技术哲学成为自然辩证法改革开放的一扇窗。改革开放以来，被久闭的国门再一次被打开，国外的新思想、新知识、新学科蜂拥而至，许多跨学科、交叉学科、新兴学科以及边缘学科研究遍地开花。“老三论”（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科学学、科技政策、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等都在国内落地发芽。西方技术哲学主要流派的代表人物的重要论文、著作的被翻译出版，同时研究介绍西方技术哲学的本土著作也开始出现。到70年代末，科学哲学作为自然辩证法中一支用马克思主义观点理解和批判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哲学流派，吸引了一批哲学爱好者的研究兴趣，并使之最后成为与国内已有的自然辩证法哲学传统相区别的另一种传统。

在学术期刊的历史发展上，我国有着不同于欧美发达国家的学术发展历史，科研规范程度、学术研究体系及体制等，整体学术体制的成熟度仍有待提升。但近几年，我国学术研究成果数量飞速增长，截至2015年6月，中国国际科技论文数量已连续6年排在世界第二位，专利水平不断提升，表明我国科学研究工作已得到较高提升。因此，对于学术期刊具有导向作用的学术期刊评价也会与西方有较大的差异，不顾中国学术发展的现状而直接引入、移植西方期刊评价将造成水土不服。学术期刊评价对学术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将影响学术发展的方方面面。首先，优秀期刊往往承载着广大读者对科学研究前沿的期待，评选的顶级期刊上刊发的文章将被认为是该学科的最新研究方向，被广泛传阅。其次，期刊评价也是人才评价的组成部分之一，在高校、科研院所等人才较为集聚的科研机构，通过成果评价人才培养效果是他们的主要目的。最后，期刊评价的目的并非仅仅是为了评价，而是为促进期刊的良性竞争和可持续发展，进一步激励期刊界的办刊积极性，促进质量提升。

一、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的现状

“科学引文索引”于20世纪60年代产生于西方，当时，西方学术研究已经发展了一套较为完整稳定的体系和科学研究范式，学者们普遍遵守这一规则。学术研究是通过论文之间的引证和被引证关系，反映出学科发展的脉络和知识积累情况，发现科研成果之间的关系。我国学术期刊的评价因整体学术研发发展较晚而落后于其他发达国家，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我国的期刊评价研究得以起步，1992年，北京大学图书馆出版了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是我国期刊评价的开始。在学术研究迅速发展的今天，人文社会科学承担了更加重要的责任，这对我国社会转型期有十分重要的作用。我国哲学社会科学期刊是中国文化的传承者，也是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载体，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对于哲学社会科学期刊发展具有着重大意义。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学科规范程度较低，在期刊评价时存在更大的争议。人文社会科学期刊在评价时有其特殊性：首先，我国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期刊大部分均为综合性期刊，即期刊并不针对某一两个细分领域，而自然科学学术期刊大多会按一级学科进行分类，具有一定的专业性。其次，国内自然科学研究具有规范程度高标准统一的特点，在评价时，会有高度统一的学科基础，更易于用定量指标进行测算，因此自然科学的期刊评价认可度较高，而哲学社会科学的期刊评价并未发展成熟。和自然科学不同，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评价并不适合完全的定量评价，而是应以定性评价为主，定量评价为辅。

二、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体系介绍

国内较为知名的哲学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主要包括中国社会科学院图书馆编制的《中国人文社会科学核心期刊要览》（以下简称社科院核心）、北京大学图书馆编制的《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以下简称北大核心）、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评价中心编制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以下简称CSSCI）和武汉大学中国科学评价研究中心编制的《中国学术期刊评价研究报告》（以下简称《RCCSE期刊评价报告》）在我国发挥着重要的人文社会科学期刊评价作用，其中北大核心和《RCCSE期刊评价报告》为综合性的，但包括了对人文社科类期刊的评价。

1.《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

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提要：生态话语分析是社会文化视域内生态语言学研究的主要路径，强调“生态哲学观”在话语分析中的指导作用。论文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和发展过程，指出其3个区别性特征，分别是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在此基础上，论文系统阐释生态哲学观作为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在判定语篇生态属性和引导人们日常行为实践方面的作用和意义。鉴于生态哲学观与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均属哲学范畴，其研究边界并不清晰，因此论文分别从阶级性、观念性和现实性3方面阐述生态哲学观与意识形态的相同点。同时论文也从研究视角、社会语境层面以及对语言本体的依赖程度上区别生态哲学观和意识形态这两个概念，以厘清二者关系，为生态话语分析提供借鉴。

关键词：生态哲学观；话语生态属性；意识形态

1引言

生态话语分析产生于全球环境危机频发的背景下，旨在揭示引起生态破坏和社会不公的话语实践，并积极找寻能够促进生态社会可持续发展的话语实践。其与话语分析的最大不同是生态哲学观的参与。生态哲学观（ecologicalphilosophy，ecosophy）最早由挪威哲学家ArneNaess（1995）提出，指与环境相关的一系列态度，价值和假说。这一概念的提出为判断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是否符合生态系统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提供参照标准。论文首先阐释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之后将生态哲学观和话语建构的意识形态进行综合对比，并系统梳理二者关系。

2生态哲学观的属性特征

生态哲学观源于研究者对生物有机体与环境关系的科学理解，是生态话语分析的伦理框架，也是用以判断人们的话语实践是否符合生态系统良性运转的重要尺度。无论是分析生态话语还是对话语进行生态分析，均有生态哲学观的参与。通过追溯生态哲学观的形成背景及发展动向，我们认为生态哲学观具有3种属性。一是个体性，即生态哲学观并不是某一群体集体持有的、无意识的观念；而是个体主动、有意识选择的结果。黄国文指出，生态哲学观是“由他们（生态话语分析者）的世界观、哲学观、价值观、伦理准则影响和决定的”（黄国文2017：881）。研究者的生态哲学观不同，其分析和判断语篇价值属性的伦理框架就不同，得出的结果也不尽相同，因而生态哲学观体现个体差异性。尽管个体的生态哲学观蕴含的具体价值准则有所差异，但它们都涉及人类与其他生物体及生物体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问题，是对同一主题的不同回答。二是科学性，即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并不是随性而为的结果，而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的运作规律，在科学的实验和严密的逻辑论证基础上进行。生态伦理框架的建立需要研究者对现有的相关文献进行批判性地阅读，需要仔细观察有益于环境保护的行为实践，并广泛吸取积极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理念。之所以突出生态哲学观的科学属性，是因为它在哲学层面分属意识范畴，是对客观物质世界的反映，也会反作用于物质世界。科学的、符合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能够引导人们做出积极的、有利于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的行为选择，也能够助力于解决当下的各类生态环境危机。相反，消极的、违背自然规律的生态哲学观则会加剧日益严峻的生态危机，威胁人类的正常生存和后续发展。三是历史性，即生态哲学观的形成并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在扬弃曾经主流的生态观念之上，并在充分考虑当下生态理论发展的基础上不断完善起来的。研究者对生态哲学观的选择也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科技的进步、人们思想观念的转变，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变化而变化。通过追溯中国传统哲学与外交理念，何伟和魏榕（2018）在研究国际生态话语时提出“多元和谐，交互共生”的生态哲学观。生态哲学观的个体性、科学性和历史性特征决定它能够成为生态话语研究的伦理框架和生态评价标准，也是生态话语分析存在和发展的最主要区别性特征。探究生态哲学观的内涵特征是进行生态话语分析的前提。

摘要：根据技术过程论,技术目的的实现与技术形态的转化都是一个过程,完整的技术活动包括技术发明与技术创新两部分内容。只有深入到技术创新内部,揭示其规律,才能完整地理解技术过程。沿着过程论的思路,技术创新被理解为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的社会化过程、产业化过程和商品化过程,从而形成了技术创新研究的新范式,并构成了技术创新研究视角改变的方法论基础。在这种方法论指导下,研究者就技术创新的本质、主体、模式、历史阶段性以及技术创新同管理创新、知识创新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从不同的层面深化了技术创新哲学的研究。

关键词：过程论;动态过程;技术创新;技术创新哲学

一、作为动态过程的技术

美国技术哲学家米切姆区别了四种类型的技术概念,即作为客体的技术,作为过程的技术,作为知识的技术以及作为意志的技术。关于作为过程的技术,米切姆曾提出,工程师注重制造的一面,社会科学家注重使用的一面,而传统的人类活动就划分为制造和使用两类。工程师认为技术的基础内容是发明和设计[CD2]制造的原初意识,社会科学家则认为是生产和实用,技术的社会应用才是最重要的［1］。在此,米切姆已经把技术理解为包含发明、设计、生产、使用的不同阶段的过程。

东北大学远德玉教授是国内较早探讨技术本质的学者之一,1981年11月,远德玉教授参加在苏州举行的第二届全国技术史学术讨论会,提交论文《技术是一个过程[CD2]略论技术史与技术论研究》,首次提出了技术过程论的观点。1982年,远德玉教授在《技术是一个独立的研究对象》一文中提出,把技术列为科学的一个层次是不妥当的,需要从技术的角度来研究技术与社会、生产、经济、哲学的关系［2］。1983年,远德玉教授又提出,技术是一个人类实践的动态过程,技术在人类利用、控制和改造自然的过程中才体现出自己的面目［3］。1984年10月,远德玉教授向第三届全国技术史会议提交了题为《历史中的技术》的论文,分析了原始时代、工匠时代和近代技术的各自存在方式和存在特点,提出技术概念是一个历史性的范畴,它本身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人们对技术的不同理解,是由于技术形态的不同引起的;不同时期人们侧重于技术的某一形态,便产生了不同的技术理解。在1986年出版的《论技术》一书中,他进一步论证了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的思想,并把技术是一个动态过程作了三方面的概括:技术是从无形技术向有形技术转化、从潜在技术向现实技术转化的过程,是技术软件与技术硬件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是知识、能力、物质手段不断更新的过程［4］。2003年,在《技术过程论的再思考》一文中,远德玉教授对技术是一个过程又增加了一条概括,即技术是目的与手段在动态过程中的统一。目的性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不断变化,相应的手段也在变化,由此才有技术形态的变化［5］。

关于技术是一个过程的思想,是理解技术本质属性的关键。在《过程论视野中的技术本质》一文中,笔者从技术目的实现的过程性与技术形态转化的过程性两个方面作了分析［6］。一方面,目的性是整个技术系统发展的动力,是支配技术各要素的灵魂,技术的目的性指的是人们有意识地把某种自然对象转变为受人影响和被人加工、改造、控制的对象,使技术成为变革自然的手段,而不是指技术本身就是目的。在技术逐渐成为满足人们需要的物品的过程中,技术目的性也逐渐地得到实现,即技术目的的实现也是一个过程。另一方面,技术目的在技术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是不断变化的,技术目的的变化就会导致技术手段的变化,由此产生技术的不同形态。由潜在的知识形态的技术到现实的物化形态的技术的转化过程,就是技术的目的性具体化的过程:从抽象的技术目的性转化为具有特定功效性的目的性,并进一步转化为符合特定经济性和社会性的目的性。

一、“以学生为中心”的有效教学策略

“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理论来自于美国教育家和哲学家杜威的“儿童中心论”。其核心理论要求从传统教育的束缚中将儿童释放出来。他特别强调要尊重儿童的心灵和自由的天性，遵循儿童发展中教育规律的重要性。将杜威的“以儿童为中心”的思想进一步运用于各类学校教育中就成为今天所提倡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思想。“以学生为中心”的教学策略主要包含以下三个方面：

（一）发现教学。

发现教学法的思想渊源可上溯到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的“产婆术”的教学方法和近代西方教育家卢梭、第斯多惠、斯宾塞等人的教学思想，这一方法的广泛应用是美国教育家布鲁纳积极倡导的结果。发现教学法亦称假设法和探究法，是指教师在指导学生进行学习时，不是简单地将内容直接提供给学生，而是为学生提供一种问题情境，让学生积极思考，独立探究，自行发现并掌握相应的原理和结论的一种方法。它的中心思想是让学生成为学习主体，独立实现知识认知过程。具体地说，就是教师发挥启发作用，学生积极主动地获取知识分析解决问题的路径方法；研究客观事物发展的过程和客观规律，从中发现创新点，形成自己的独特理念。在这一过程中，教师的作用是引导促进学生对这种情境发问并自己收集证据回答问题。

（二）情景教学。

情景教学法于二战后出现于欧洲，到20世纪六十年代由英国教学专家所广泛采用。情景教学法又称视听法，该方法认为知识的学习与知识使用的“情景空间”有密切的联系，强调要注重特定情景环境中产生的问题和寻求解决方法的自然关系，不强调预设目标，不对学生提出僵化固定的教学要求。情景教学的核心目标是通过教师引导学生进行自主探究性学习，以提高学生主动探索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一)逻辑观念的要求逻辑作为一门研究推理或论证有效性的工具性的思维科学，它在现实生活中是以实用为价值基础的。学好逻辑，可以培养认识世界的方法，提高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提高沟通交际的能力，提高批判性思维能力，培育人文精神，培育创新能力与创新精神，培育逻辑意识与素质，理解认识不同文化之间思想方式的沟通是如何体现逻辑精神的［2］。因此，在逻辑教学中，要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逻辑在现实生活中是“如何有效说理、沟通”的。比如，让学生体会前美国总统杰弗逊曾经说过的“在一个共和国，由于公民所接受的是理性与说服力而不是暴力的引导，推理的艺术就是最重要的”，欧文•柯匹、卡尔•科恩在《逻辑学导论》中所说的“逻辑学就是研究推理的学问。逻辑学研究致力于阐释、说明与论证关于正确推理的多种原理，展示它们的效用，从而为人们更好地进行理性思考提供帮助”，以及黑格尔在《小逻辑》中所说的“就逻辑学作为真理的绝对形式来说，尤其是就逻辑学作为纯粹真理的本身来说，它绝不单纯是某种有用的东西。但是如果凡是最高尚的、最自由的和最独立的东西也就是最有用的东西，那么逻辑学也未尝不可认为是有用的”。由此，让学生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到在现实生活中，任何分析、评价、批判都必须是“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通过这样的教学，我们就是要解决如下两个问题: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有什么用?(二)技术方法的要求逻辑学具有全人类性的性质，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就是大家分享规则。这些规则就是逻辑学中一系列抽象掉思维内容的技术方法。即使是对非形式逻辑的学习，也会有一定的模式化的技术方法。因此，学习逻辑、运用逻辑，实际上就是学习、运用这些技术方法。而逻辑学的工具学科性质也决定了这些技术方法是可以通过系统的学习加以掌握、通过具体的实践加以巩固的。例如，目前社会各种有关逻辑的考试中，包括MBA、MPA、MPAcc、GCT、国家公务员《行政职业能力测试》等，其题干的内容设计，往往涉及现实生活中的诸多现实问题。这些现实的问题，广泛涉及自然和社会各个领域，而这些问题在论证结构上都可以化归为一定的逻辑结构。因此，这些试题并不是考查这些不同领域的专门知识，而是考查考生快速阅读文字材料，正确敏捷地理清这些问题所具有的逻辑结构，进而利用逻辑的技术方法，准确把握其观点与论证结构，正确把握逻辑关系，运用逻辑思维迅速找到正确答案的能力。亦即考查考生的逻辑推理能力，分析、理解、概括信息的能力，批判性思维的能力。即使这些试题在内容设计上出现一些非常绕口、绕人的东西，甚至会设置一些思维陷阱，但只要掌握一定的逻辑的技术性方法，将逻辑的观念与方法统一在技巧性的实践中，就可以一一化解那些绕口、绕人的东西。因此，理解并掌握了技术性方法，就理解、掌握了现实生活中分析、评价、批判的根据是什么。这样，就能潜移默化地持续地体会在现实生活中，任何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都需要分析、评价、批判的“逻辑”，并借此解决如下问题:怎样学好与用好逻辑?(三)观念只有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波普尔曾经说过，科学开始于问题。其实，“一切思索都开始于问题。在怀疑精神的基础上，怀疑的心理机制能够引起定向探究反射，有了这种反射，思考也就开始了。其所能带来的是在接受一种事物或认识时的不确定和再思考。这是对盲从的一种主体性觉醒。一个事物或认识只有被怀疑，才会被关注，被思考。一些怀疑通过思考走向肯定和认同，一些怀疑则因思考而深化，并通过批判而达到创新。因此，怀疑精神是科学精神的重要因素，是创新思维的前提。具有怀疑精神是防止思想僵化、停滞、狭隘、片面，是思维保持内在活力的主观动力。具有这种动力，批判性思维就开始了它的历程。”［3］208尤其是当今社会是信息爆炸的社会，面对铺天盖地的各种信息，我们是照单全收，还是有选择地接受?我们能否适时提出自己的疑问，变被动接受为主动选择?能否养成问“为什么这样”、“是不是这样”的习惯?怎样既批判性地认识问题，也批判性地认识自己?这些都是批判性思维所要回答的问题。但批判性思维仍然是以逻辑学的原理和运用为学理基础的，与心理学、伦理学、哲学等学科广泛交叉融合，属一门广义的逻辑学和以思维问题为核心的交叉思维科学方法论。①其性质按我们的理解，不但可以强化对亚里士多德的“智力训练、交际会谈和增加哲学素养”［4］355的传统的理解，同时还可以强化认识逻辑的批判与批判的逻辑，是一个以逻辑学为基础，融贯问题意识、批判精神、创新精神的，对思维的对象所包含的判断和论证进行解释、分析、评估、推理、说明和自我规范的综合认知能力的过程。学习、了解批判性思维的作用、意义、目的，可以改善逻辑思维形式化的单调局面，是逻辑思维具体应用的深化，从而起到以下作用:1．可以培养怀疑的素质与意识。即“疑似之迹，不可不察”(《吕氏春秋•疑似》)。孔子所认为的君子要思考、反省的有9件事，其中之一就是“疑思问”(《论语•季氏》)。否则，“凡人之患，蔽于一曲，而暗于大理”(《荀子•解蔽》)。明代学者陈献章就将随时质疑当作认知的一个方法论原则，他说:“学贵有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宋代朱熹也以“精思归约”系统阐述了释“疑”的途径和意义。他认为“有疑”是解决问题的起点，可以使人深入研究，有所长进。所以，精思归约的过程是一个质疑的过程:“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朱子语类》卷八)怀疑是人类认识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没有怀疑，就不能发现新的真理。笛卡尔在《哲学原理》的第一章“人类知识原理”中开篇就说:“要想追求真理，我们必须在一生中尽可能地把所有的事物都怀疑一次。”［5］1这样才能在怀疑精神的基础上批判性地解决“天真的心灵所抱的态度是简单的，它十分信赖地坚持大众所接受的真理”［6］3的问题。2．可以培养问题意识。爱因斯坦所说过，正确提出一个问题，比解决一个问题更重要［7］323。因此，要想有一个高质量的“合理的追问”，逻辑学知识是必不可少的。3．可以培养批判的精神。批判是对怀疑精神、问题意识的继续和超越。它作为一个“评论是非”的中性词，虽然本身并不意味着正确和真理性，但它却意味着可能是从不正确走向正确的一个契机或新的开始。因为，“在科学认识的道路上，有时一个积极的否定远比一个消极的肯定更有助于我们真实地认识问题的本质和规律性”［3］216。4．可以培养平等交流的精神。作为思想的交锋，平等交流是思想的互补和互动，“既是自己观点的输出，也是他人观点的输入”［8］，是一个尊重和维护真理正确性和论证有效性的重新认识的过程。5．可以培养理性分析、探索的精神。理性分析、探索是思维主体在自觉意识、科学勇气和心灵自由的指导下，以深厚的知识背景和智力为支撑的“发现”、“创新”过程。6．可以培养宽容的精神。宽容就是要做到以一种积极的自由，在承认自己也是一种有限理性的基础上，随时准备接受可能的被批判。7．可以培养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就是在批判旧模式、旧理论、旧方法的同时，提供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总之，将批判性思维嵌入到逻辑学的课程学习中，可以将“逻辑学是什么”、“逻辑学有什么用”、“怎样学好和用好逻辑”等问题，具体地体现在观念与方法的统一中。观念只有与方法结合在一起才是现实的。故此，我们在教学中，就针对逻辑学的每一个知识点，嵌入相应的批判性的问题加以讨论，使逻辑的分析、评价、批判与分析、评价、批判的逻辑有机地结合在一起，从而充分体现逻辑的理性工具效能就在我们现实的学习、生活中。也就是说，在教学中，适应信息社会的要求，坚持观念、意识和能力的统一，将逻辑知识的应用现实化，从而在现实的应用中体会逻辑是生活的逻辑，是实用的逻辑。同时，为了给学生课外撰写课程小论文提供启发，给同学们提供了有现实的批判性问题实例分析的课件。

关于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写作的思考与体会

如果说批判性思维的嵌入式教学是“讲逻辑、用逻辑”的理论学习，那么鼓励同学们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则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由于每门学科都会有许多需要讨论、厘清的问题，而且社会生活中每天也会发生许多引发争议的问题，那么对于这些问题，是人云亦云，抑或情绪化宣泄?还是适时理性地提出“合理的追问”?我们的做法是，在第一堂课结束时，就要求同学们在系统学习逻辑学的基础上，在现实生活中养成“找毛病”的习惯。告诉同学们，只要感觉有别扭之处，就一定存在着逻辑的问题，就需要用所学的理论的逻辑去分析、评价、批判，写出小论文。只要能够说明问题所在，几百字、千把字即可。同时，对于正确使用逻辑学知识点的范例，也可以通过分析、评价，正确理解理论逻辑的实际效用。对于这些“自己找问题”撰写的小论文，我们也必定对每一篇都进行批改，写上自己的看法、体会，然后再返还学生。通过几年来的教学实践，我们有如下几点体会:(一)建立了师生沟通交流的互动平台大学生通常会有一种看法，即在大学学习期间，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太少。许多老师并不知道学生对学科学习的想法是什么，存在什么问题。由于缺少必要的互动，所以双方都有一种倦怠感。各自在对方的心目中，往往是一片过眼烟云，忘之可也。而在我们的教学改革中，小论文的写作，不但是“讲逻辑、用逻辑”的实践应用，而且以此可以充分调动学生学习的热情，培养学生利用逻辑学知识批判与再批判的意识与能力，使师生之间的沟通交流由课堂延展至课外，在思想互动的同时，也增强了感情交流。因此，小论文的写作是一个很好的师生互动沟通的良性循环平台。通过几年来的实践，同学们非常喜欢这个平台，基本上能够踊跃地通过这个平台展现自己的知识运用能力。同学们通过实际应用，解决了学习中的畏惧心理，加深了对学习内容的体会，并且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上，加深了师生之间的友谊。更为重要的是，通过这个平台，理解了逻辑思维能力与素质的培养、提高是永伴一生的。(二)基础性与引导性强通过几年来的小论文审读，发现同学们所撰写的内容五花八门，涉及各种不同学科问题和社会问题。通过沟通与交换意见，教师还可以按照所涉问题深化对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知识的认识，如数理逻辑、现代归纳逻辑、法律论证方法、逻辑哲学、哲学逻辑、语言逻辑、逻辑史、哲学、哲学史、创新思维、辩证思维等。因此，这种沟通平台的良性互动，可以促使教师不断了解逻辑学发展的历程以及逻辑学研究的现状。与此同时，我们还为有兴趣继续学习的同学们提供有关逻辑学各分支学科的课外阅读书目。(三)应用性与互学性强从这几年小论文写作内容看，同学们所涉内容五花八门，有对各自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方法的分析与评价，有对辩论赛辩题的逻辑分析，有对学习生活中各种问题的分析与评价，有对国际、国内各种社会热点问题的分析与评价，等等。在对小论文所涉内容交换意见的过程中，同学们提高了自觉运用逻辑进行分析、评价的能力，教师也能够不断思考一些新的问题，提高自己对逻辑的认识，不断改进自己的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从对逻辑学的知识、能力、认识的统一角度讲，在理解“如何有效说理、沟通”的意义框架下，双方都是受益者。(四)创新性强审视小论文的撰写、审读及交换意见，可以发现，不同学科的许多同学在对逻辑学的学习思考过程中，能够充分利用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这一工具学科，把各学科所产生的理论创新转化为各学科实践的方法创新。这是因为，逻辑的分析、评价并不是批判的最终目的，评价的最终目的是要求思维主体在对客体(认识对象)的本质、属性和规律认识的基础上，把自身需要的内在尺度运用于客体，对主体和客体之间的价值关系进行再分析，进而发现问题，并通过理性的批判性思考，通过缜密的思维、严谨的分析、深刻的判断、丰富的想象，以科学的态度以及广博的知识，深入到事物内部去寻求问题产生的原因和机理，并力图找到改进的可能性和可行的方法。也就是说，在批判旧模式、旧理论、旧方法的同时，提供新模式、新理论、新方法，并最终创造性地解决问题。从这个意义上讲，逻辑思维及其引申的批判性思维，是以问题意识开始，以创新结束的，这也展现了逻辑思维乃至批判性思维的整个思维流程、逻辑机理、逻辑顺序与精神。小论文的撰写可以培育这种意识。(五)人文性强教师与学生通过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的互动，不但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毋庸置疑的科学精神与求真作用，而且还可以深刻认识逻辑学与批判性思维的人文精神与求善功能［9］。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同学们可以培育逻辑理性精神与平等的批判性精神，拒绝分析、评价问题过程中的情绪化。通过这种互动，师生可以共同体会:逻辑学是科学精神与人文精神的结合，在现实的思维论证过程中，逻辑学不仅是求真的工具，而且是求善的工具。因为，在现实生活中，到处都有错误的认识，到处都有靠诡辩的那种“假装聪明而实非聪明，而且是用表面上的聪明而非真正的智慧去赚钱的人”［10］15。那些靠诡辩的人往往“以任意的方式，凭借虚假的根据，或者将一个真的道理否定了，弄得动摇了;或者将一个虚假的道理弄得非常动听，好像真的一样”［11］7。同学们通过撰写小论文进行理性的分析、评价、批判，从而识别错误、反驳诡辩，进而提高沟通交际中的人文素养，并从中思索为何人的内在生命力提供了逻辑思维的能量，而人文环境则提供了逻辑思维的方向，即思维什么、怎样思维和为什么思维的问题。这样才能在展现逻辑思维所具有的扩散价值的同时，不但真正认识我们面前的这个现实世界，同时还要“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易•彖》)。也正是肇始于苏格拉底的道德理智主义所认为的那样，符合理性的行为是善的，而出于激情的行为往往是恶的。所以，有德之人必定时时处处用理性规范自己的行为。理性是道德的最高法则［12］41－43。同学们通过小论文的撰写，也可以体会休谟所认为的:“一切道德思辨的目的都是教给我们以我们的义务，并通过对于恶行的丑和德性的美的适当描绘而培养我们的相应的习惯，使我们规避前者，接受后者。”［13］23用孔子的话讲，就是“正名以正政”，“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百姓无措手足”(《论语•子路》);用公孙龙的话讲，就是“正名实而化天下”(《公孙龙子•迹府》);用《墨经》的话讲，就是“夫辩者，将以明是非之分，审治乱之纪，明同异之处，察名实之理，处利害，决嫌疑”(《墨经•小取》);用荀子的话讲，就是“以正道而辩奸，犹引绳墨以持曲直。是故邪说不能乱，百家无所窜”(《荀子•正名》);用罗素的话讲，就是逻辑的传统“实质上是一种启蒙和解放的运动，其目标是使心灵摆脱愚昧无知的束缚。它将世界展现为可由理性来把握的东西，从而消除了对不可知的恐惧。它的工具是逻各斯，它的意愿是在‘善’的形式下对知识的追求。利害无挂于心的探索本身就是伦理的善”［14］155－156。因此，通过逻辑学课程小论文的撰写、审读与交换意见这样的教学方式，可以提升师生的人文精神境界。

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过程中应注意的问题

通过几年来的实践，我们发现同学们大多数能够非常积极踊跃地自己找问题撰写逻辑学课程小论文。但问题是，由于小论文是一个沟通交流的平台，教师审读并批注上自己的看法、意见后，还需返还学生，因此教师就必须有付出更多劳动的思想准备。几年来我们每周都要花费至少两天时间认真审读小论文，为此曾向同学们调侃自己:“洛阳亲友若相问，就说我在看论文。”比如，本院的班级，人数一般为60人左右，若平均一个人每学期写6至7篇小论文，一个学期下来有400篇左右，尚可接受。如果是全校性的公选课程，一个班200人左右，平均一个人写3篇，就是600篇左右。这样，劳动量太大，占用教师时间太多。如何控制数量，既不影响同学们的热情，又达到延展教学互动的平台，的确是一个新的值得思考的问题。四、结束语综上，在某种意义下，逻辑学可以说是最难的学科之一，因为它所处理的题材，不是直观，也不像几何学的题材那样是抽象的感觉表象，而是纯粹抽象的东西，而且需要一种特殊的能力和技巧，才能够回溯到纯粹思想，紧紧抓住纯粹思想，并活动于纯粹思想之中。但在另一种意义下，也可以把逻辑学看作最易学的科学。因为它的内容不是别的，正是我们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熟悉的规定，而这些规定是最简单、最初步的，也是人人最熟知的。但是，这种熟知反而加重了学习逻辑的困难。感觉了的东西，不一定能立即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能更好地感觉它。因此，我们应不断改进逻辑学教学内容和方法，通过教学相长，共同促进对逻辑知识、能力、认识的统一的体认，共同培养、提高逻辑思维与批判性思维的素质。

本文作者：张晓芒田立刚工作单位：南开大学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答辩申请书

姓名张XX

研究生学号：10位

性别：男

出生年月日：1977.03.25

籍贯：湖北省洪湖县(和户口本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