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伦理论文范文10篇

一、对研究状况与历史的简单扫描

对新闻职业道德的关注最早始于80年代初，基本是和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的。从那时到现在，相关研究成果十分丰富，不仅产生数量庞大的论文和各类文章，而且已出版相关教材和专著10余部。

就专著与教材来看，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周鸿书《新闻伦理学论纲》、中华全国新闻工作协会编《新闻职业道德》、陈桂兰主编《新闻职业道德教程》、王军《新闻工作者与法律》、黄瑚《新闻伦理学》、王天定《新闻道德与规范》、黄瑚编《新闻法规与职业道德教程》、陈汝东《传播伦理学》等。这些撰著已经涉及新闻职业道德的历史、基本理论、原则规范、内涵等各方面内容，较系统地介绍了新闻职业道德的方方面面。

就研究论文来看，仅以CNKI收录文章为考察对象，就可获得专门研究“新闻职业道德”的论文617篇和涉及新闻职业道德问题的文章近千篇，这还不包括CNKI未收录期刊上的文章及国内出版的论文集中的文章等。可以看出，研究论文数量巨大。

就研究开始的具体时间来看，1979年12月，复旦大学新闻系编印的《外国新闻事业资料》（1979年第4期）上发表的《新闻道德的准则》首次将新闻职业道德引入我国新闻学研究中。但当时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并未引起更多人关注，直到1982年，由于党的“十二大”报告明确提出要“在各行各业加强职业责任、职业纪律的教育”，从而大大促进了新闻领域对新闻职业道德的研究，新闻职业道德概念随之开始在新闻界流行和普及，并为各界所认同。

总括1979年至今的新闻职业道德研究，可以看出这样几个阶段：

目录:摘要2-4

Abstract(英文摘要)4-5

目录6-7

第一章加拿大的基本国情与媒介现状7-10

第二章加拿大媒介自律的历史成因与理论来源10-17

第一节媒介自律的理论来源──功利主义与新教伦理10-12

关键词：传播学中国30年专业期刊论文

一、研究目的

传播学传入中国的滥觞，可从1956年算起，当时，上海复旦大学新闻系的内部刊物《新闻学译丛》开始翻译、介绍来自美国的传播学知识，但这一作业很快就由于反右斗争而中断。直到1978年，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时代风云，才得以重新接续这段脉络，从而在中国（指大陆，下同）正式兴起了这样一门新兴学科。[1]

转眼，30年过去了！恐怕很少有人能预想到，传播学在中国变成了一门显学。当然，这种局面的出现，除了拜中国自身实行改革开放正确路线所赐，还有赖于全球信息化、网络化、数字化趋势的推动。

既然是顺应了大势，则传播学的前景可谓风光无限。但也因此而有忧患，即：生长过快难免发育不良，表面繁荣可能掩盖了基础贫弱。值此30年之际，与其歌功颂德，不如检点反思，认真总结问题和不足，以利下一个30年的发展。

本文试图从一个重要角度、即研究状况着眼，具体而言，以专业期刊论文、尤其是高被引率的论文为视角，考察其特征、变化、得失、趋势等，期待从中得出一些启迪，供广大同行参考。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意见测量变革路径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从传统上看，中国大陆的新闻传播事业与新闻教育的关系，远比一般的行业与其专业教育的关系更为紧密。而新闻业（也包括部分更为广义的传播业），究其社会公器的本质而言，也确乎关乎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步以及公共领域的建设。因此，与其说新闻传播教育是在培养某种专业人才，不如说大学新闻传播教育在上层建筑和社会建设这两个层面上都承担着重要的历史责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新闻传播教育筚路蓝缕，为近30年的中国新闻业培养了一大批合格的人才，其成绩有目共睹。但是，危机也早已隐现：1、专业适用性方面，即使是著名新闻院系的毕业生，近年来对口分配的比例也直线下降；2、市场评价方面，颇多用人单位对新闻院系培养的人才的实用性提出质疑；3、教学对象评价方面，时闻来自学生阶层的批评意见，反映师资、教材、教学体系的不足。[1]

1998—2000年，俞旭、朱立曾对我国大陆50所新闻传播院系的负责人和资深教授做过一个调查，这些调查对象对大陆新闻教育状况的看法为：（1）对新闻传播教育不满意的占76.67%；（2）认为师资短缺的占63.33%；（3）认为需要提高师资素质的占53.33%；（4）认为教学与实践脱节的占40.00%；（5）认为教学方法滞后的占50.00%。（俞旭、朱立，2001）

一、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四个层次的失范

当然，不能仅仅因为在国际上发表的成果少就贬低我国的新闻传播研究。应该说，我国新闻传播学虽然是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但经过几代人的努力，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快速发展，在量的方面有着很多累积，在质的方面也有一定的提高。但由于学术规范问题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新闻传播学科的发展与我国庞大的学术资源（主要是人才资源）相比，只能说是差强人意。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失范的问题，或者说不规范的问题，是比较严重的，由浅层到深层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层次：

其一为具体操作的层面，表现为缺乏规范的注释、引文等。一项研究表明，2000～2004年CSSCI期刊中新闻传播研究论文篇平均引文数为2.01篇，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平均引文量（6．06）；新闻传播学论文中有引文的文章和无引文的文章之比为（50.5：49.5），这意味着只有一半论文含有引文，这个比例同样大大低于人文社会科学论文的引文比例（66.4：33.6）[3]。学术规范中技术层次的规范，包括各种符号的使用、成果的署名、引文的注释等，虽然是外在的，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研究的内容、道德水平，是基础性、核心性的要求[4]。学术论文规范的注释、引用，一方面体现对于他人成果的尊重，同时也促使研究者将自己的研究置于既有成果之上，延展研究脉络，实现知识增量。在国外的许多论文中，有引文注释四五十条是很常见的。

其二为内容问题，许多论题大而无当，实际上是在做重复研究；从小问题入手进行原创性研究的很少。因而知识增量很有限。

有不少论文都是整合性“研究”。整合研究也能创新，像拉斯韦尔整合出“五个W”的理论，像罗杰斯整合出创新扩散理论，那是大师级的整合，因为这些整合性研究发现了其他人多项研究的共同的本质性联系、规律性特征。而我们这里有些人不同，是把别人的研究结果进行一般性的归纳（还不一定都标出是别人得出的结论），稍加一些个人看法，就成了一篇论文。其论点随意、论证松散，完全不能体现学术研究的延续与继承。最近一个时期，“时评式论文”更是见诸学术期刊，实际上是一些随笔或政论型的作品，针对某一问题、事件表达个人的观点，论文并没有经过严密逻辑的论证过程，追求在很短篇幅内对于事物性质作出判断，有些观点初看令人新目，但细品之下难以信服。

其三为学术伦理上的失范，包括学术品质、学术责任等方面。前文讲到我国新闻传播学术论文引文、注释少的状况，实际上其中包含一种现象，就是作为论文重要论点出现的观点，明知是别人的研究成果，却不作引用、注明，只是用自己的话说出来，给人造成一种错觉：该观点就是这位作者的创新观点。这种不尊重别人知识产权的做法，严格说起来有剽窃之嫌，却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还有人，并无真知灼见，却搬来一些国外的或外学科的连自己也没搞清的词汇装点文章，结果是绕来绕去，不知所云。另有人在不成熟的论文中拉名家署名以利发表，也有人在不该署名的著述上署名，出了问题却一推了之。如此等等，都扰乱了正常的学术秩序。

一、出版伦理执行现状

受市场特性、人情往来、政策疏漏、期刊评价体系等因素的影响，在对全球学术期刊出版者的实践活动进行审视后发现，出版过程中的伦理失范现象大有存在。1．作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剽窃他人学术成果。如大段复制他人论文却未对引用内容加以参考标识，或是采用“高级”改写、“英翻中”“中改中”的稿件撰写行为;(2)重复发表。如一稿多投，或抽取自身学位论文中的骨干内容，形成小论文，或将自己已发表的研究成果进行翻译，再次发表的行为。(3)伪造。如操控数据或图表，篡改研究结果，伪造基金项目与作者个人信息等。(4)不当署名。如请人，挂导师或业主姓名，研究成果质量与作者个数及学术水平不匹配，随意增减作者等。(5)隐瞒利益关系，如稿件作者就职于业主单位，负责修改与对接的通讯作者为设计、施工单位、厂家人员且未在文中署名，或来稿类似于厂家的产品说明书，学术质量较低，此类作者的研究成果和研究团队通常具有明显的利益关系且无法给出合理的解释。2．审稿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隐瞒利益冲突。如审稿人出于利益关系，给与具有倾向性的审稿意见，造成审稿意见非中立。(2)审稿工作不到位。如审稿时敷衍了事，缺少全面系统或立足于学术角度的审稿意见，或将审稿工作转移至他人，且未进行后续跟进，造成审稿意见质量低下。(3)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将其据为己有。3．编辑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编辑过程中工作态度不严谨，未做到“有错必改、改必有据。(2)对于编辑的角色认知错误，存有高人一等的心理，在编辑过程无视作者的沟通需求或对作者提出不合理的强制性修改意见。(3)对于个别“特殊稿”降低质量要求。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其他作者、审稿人、读者的失责，更是对期刊品牌和我国学术影响力水平的抹黑。(4)借用职务便利，窃取他人研究成果据为己有。4．出版者出版伦理失范行为(1)期刊定位失职。如在录用稿件时，对稿件政治倾向、涉密情况、学术水平把关不足或单纯为了经济利益，未对来稿进行筛选剔除，以上行为不仅未完成学术期刊推动科学发展的社会责任，还造成社会资源的严重浪费。(2)出版行为不规范，出版单位未落实三审三校和匿名送审的工作流程。(3)对出版物编校、印刷复制质量把控不严，严重浪费社会资源。(4)为提高期刊评等级，根据现有评价体系漏洞，采用特殊手段，主观性地“做数据”。(5)在出版物发行与营销过程中，采用不良营销手段强制性销售，诋毁、排挤其他刊物。(6)在版权贸易过程中，对作者或授权方提出不平等的强制性条款。以上出版伦理失范行为严重影响了学术出版活动正常、有序、健康地开展，因此，本文拟从出版伦理的研究现状入手，通过分析出版伦理的本质，对中文学术期刊的出版伦理建设方案进行研究，以求加快我国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建设的脚步，使其更好的满足本国及世界范围的发展需求。

二、出版伦理研究现状

1．国际范围。在欧美发达国家，对出版伦理的研究根植于传播和传媒伦理学。其传媒伦理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约20年后，西方传媒伦理研究逐步进入繁荣期。经过长期的学术积累，传媒伦理学逐渐走向成熟。不仅有一批著名的传媒学、新闻传播学者及组织团体对传媒理论进行了持续关注并出版了大量的传媒理论教材和理论专著［1～3］，而且不少大学开设了传媒伦理相关课程，对相关学生进行专业的伦理教育。在亚洲范围，日本及韩国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表现得更为积极。从翻译成中文的日本出版学研究文献可看出，日本学者们对出版与出版业面临的伦理价值冲突有着深刻的认识与见解［4］。值得重点提及的是，1997年英国的一个医学期刊编辑小组建立了一个关于出版伦理的组织，后发展成为国际出版伦理委员会(CommitteeonPublica-tionEthics，COPE)，该组织旨在应对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违反科学研究及出版规则的伦理事件，其主要目标是探讨和寻找处理这些问题的实用方法和良好对策，尝试制定科学出版伦理方面的规范指南，为编辑、出版商等出版伦理相关参与者提供行为和流程指导。该组织不仅向其成员单位提供认识和防范学术不端行为的培训和帮助、远程教育课件，还定期和组织成员召开电话会议，为处理复杂案例提供咨询，并定期出版相关内容的电子刊物;更重要的是，它还可作为出版伦理失范事件的仲裁者［5］。该组织截止2015年11月，成员总数已经超过9000名，遍布全球，涉及所有学术领域。国际上几家大的出版集团，如Elsevier，Wiley–Blackwell，Springer，Taylor＆Francis，PalgraveMacmillan和WoltersKluwer等均为其会员。2．国内范围。自1990年以来，学术失范现象在中国逐渐显露并呈愈演愈烈之势，据此，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研究也应运而生。根据中国知网可查数据显示，我国关于出版伦理的最早研究为1993年雷鸣撰写的《论市场经济与出版伦理》［6］，他从市场经济的大环境出发，提出了商品作为出版物的内在属性须遵循出版伦理才能实现出版物商品价值和精神文化价值的理论。随后，相关关注有增无减，进入21世纪以来，每年有关学术出版伦理的研究论文多达两三百篇，而《人民日报》和《光明日报》这两大中国最具权威性的报纸媒体，自2000年至2014年也分别累计刊发了130余篇和200余篇相关的评论报道，并带动了全国其他新闻媒体的广泛报道［7］。在出版伦理体系建设方面，谢文亮［8］指出我国科技期刊出版伦理建设未得到重视，虽然中国科协•42•早在2007年就了《科技工作者科学道德规范》，但是至今尚未建立起有影响力的科技期刊出版伦理规约。在个人研究方面，胡虹霞对我国出版伦理的定义、研究现状、兴起原因、进行了综述，并提出了出版伦理研究的推进方向。宋官龙［9］分析总结当下存在的作者违背出版伦理现象的类型，结合实例分析原因，并从行业管理和编辑过程的角度提出的应对措施。徐海丽［10］采用文献法与逻辑推理法，阐述国际新型学术不端案例及现状，分析了国际期刊及相关机构对学术不端的预防措施，并从编辑角度提出了建议。姚青群［11］提出数字化发展、行业体制改革、服务意识转变和社会转型等因素是导致当前学术期刊出版伦理困境的主要原因，并从行业自律和他律等方面对如何解决出版伦理困境提出了有针对性的意见及建议。

三、出版伦理的内涵

统计国内已有研究发现，我国出版伦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编辑人员识别失范现象和防范处理的应对方案上，这类研究或多或少的将出版伦理与学术不端划了等号，因此对于出版伦理的研究难免呈现单调、片面的结果。目前学术界对于出版伦理还未有一个公认的定义，因此，若单从字面理解，“出版伦理”可为“出版”与“伦理”的融合。即在编辑出版工作中各主体应遵循的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因此，出版伦理约束的主体应该是参与出版活动各环节的人员及团体，其约束的内容不仅包括行为原则，还应该包括道德规范，甚至是更高远的价值追求［12］。具体来说，对于主编，出版伦理主要涉及促使期刊完成承担社会责任并积极应对不良诱惑，其中包括明确办刊理念、办刊宗旨，积极开展的栏目策划、学术创新等活动等;对于编辑，主要涉及与作者围绕编辑出版工作进行双向沟通时应遵循基本的职业道德守则，编辑过程中应严谨编校过程的编辑伦理;对于作者，主要涉及在学术论文创作过程中应持有原创观念并做好利益申明，自觉摒弃学术不端等行为，执行作品编著伦理;对于审读者，主要涉及在论文审理时应客观、公正，不掺杂个人情感和利益考量，准学术性至上，同时注重保证审稿质量。对于出版团体，主要涉及单位内部的印刷复制伦理、出版伦理、发行与营销伦理及版权贸易伦理。对于读者和研究成果正式发表前出版工作参与者，还可能涉及到阅读伦理。

【内容摘要】本文对迄今为止国际和国内传播学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作了比较全面的介绍。通过有关研究论文的数量统计，本文认为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自1996年开始受到主流传播学研究的重视。本文通过四个方面，即(1)互联网使用研究，(2)互联网影响(效果)研究，(3)互联网采纳研究，以及(4)其他研究等，对大量以互联网这种新传播技术为研究对象的传播研究作了梳理，包括研究主题和内容的介绍以及研究方法的述评。本文为学者们今后进行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良好的起点。

【关键词】互联网；效果；使用；采纳

一、引介

《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编辑White(1998)指出，互联网传播研究的独特之处在于，它的出现是在传播研究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已经比较成熟之后。此前的很多传播技术，包括电话、报业、收音机和电视，其产业发展之时，传播学基本上还未登大雅之堂。事实上，以媒介研究为核心的传播学，是伴随着这些重要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演变而逐渐建立和完善起来的。

然而，对互联网的传播研究，却基本上是最近10年间的事，而互联网成为传播研究的热点，更是只有几年的时间。虽然White(1998)认为在互联网的演变和发展过程中，传播学者具有自己独特的贡献，但更多的学者(如Rogers，1997;Newhagen&Rafaeli，1996)认为，从技术的角度而言，作为一种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在其为大众所熟知以前的20年发展和演变历程中，传播学者基本上无所作为。不仅如此，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随着万维网(WWW)的出现，当互联网的使用群体迅速扩大，逐渐由精英技术变成大众技术时，传播学者对于这一新传播技术的关注也远远滞后于通俗媒体报道。显然，作为一种仍处于不断演变中的传播技术，其商业和社会使用前景尚未完全明朗之际，学术界出于种种原因(见Morris&Ogan，1996)，对于互联网之于传播研究的意义缺乏敏锐意识和认同(Soukup，2000)。Rogers(1997)从历史分析的角度，以技术扩散为分析框架，指出互联网技术从出现到扩散达到临界点(criticalmass)，历经了近20年的沉寂和酝酿。如果我们以有关互联网的传播研究的数量作为分析对象，则这一酝酿期对于传播研究而言至少还要延长几年。1996年，国际传播学会(InternationalCommunicationAssociation)旗下的首要学术刊物《传播学刊(JournalofCommunication)》出了一期互联网研究专集，标志着主流传播期刊对互联网这一新传播媒体的关注。在一篇其后被经常引用的对话式讨论中，两位研究新媒体的学者，即美国马里兰大学(UniversityofMaryland)的Newhagen和以色列耶路撒冷的希伯莱大学(HebrewUniversityofJerusalem)的Rafaeli(Newhagen&Rafaeli，1996)，展开了一场传播学者为什么应该以及如何进行互联网的研究的讨论。他们甚至呼吁，传播学者应该积极介入互联网的技术和相关社会政策的发展过程中去，以传播学者的视野来影响互联网技术的走向，这一极具伦理和社会关怀的观点和White(1998)不谋而合。

从某种意义上说，研究对于研究者而言是一种投资行为，因此主流学术刊物的兴趣和方向对于学科研究具有很强的引导意义，它们的关注无疑对于互联网作为新媒体的研究价值起着“正名”的作用。与此同时，其他重要新闻传播期刊，包括《新闻与大众传播季刊(Journalism&MassCommunicationQuarterly)》，《传播电子期刊(ElectronicJournalofCommunication)》等，都纷纷推出有关互联网研究的专题或专集；而一批以互联网等交互技术为研究重点的学术刊物也应运而生，包括《新媒体与社会(NewMedia&Society)》，《网络传播期刊(Journalof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网络传播杂志(Computer-MediatedCommunicationMagazine)》等等，吸引了大量的传播学者的学术兴趣。作为一种影响深远的传播技术，很多其他学科，包括社会学、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等社会和应用科学的学术期刊上，也大量出现有关互联网的研究论文，其研究路向和研究重点与传播研究虽各有侧重，但也多有重叠交叉，与互联网相关的各种问题乃成为整个人文和社会科学研究的热点。

关键词：新闻传播教育意见测量变革路径

[摘要]：

本文旨在分析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现状与前途。作者以李克特量表和访谈为工具，通过专家意见测量，评断新闻传播教育的运行系统在教育界被认同的程度，进而讨论所预设的22个命题的现实意涵，以及变革中国新闻传播教育的可能路径。测量及讨论表明：新闻教育在办学条件、办学思想、教学规程等诸方面存在着巨大的系统性危机，与此同时，也存在着系统化改进的种种可能；新闻传播学教育的困境，其源头是教育管理思想的落伍，其病灶则是学科内部分界的混乱。因此，本文对新闻传播教育的任务多重性作了详细辨析，并就从一级学科到三级学科的分界与功能，设计了与本文全部讨论结果相洽的策略提案。

Abstract:Thisthesisprovidesananalysisonthestatusquoandthefuture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inChina.ByusingLikertscales,interviewsandmeasuringexpertadvice,theauthortriestoevaluatetowhatextenttheoperatingsystemisacceptedbytheeducationsectorandthentodiscussthepracticalsignificanceofthe22givenpropositionsandthepossiblepathofeducationalrenovation.Surveyinganddiscussioncometotheconclusionthatthereisahugesystematiccrisisin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containingmaterialconditions,teachingphilosophyandteachingmethods.Meanwhile,somesystematicimprovementisalsopossible.Thedilemmaofeducationrootsintheoutdatedmanagingphilosophyandtheconfusionofinternalboundarieswithinthediscipline.Therefore,thisthesisdetailedlydifferentiatemultifarioustasksoftheeducationof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Andconcerningthedivisionandfunctionsoffirst,secondandthirddisciplines,italsoprovidesstrategyandresolutionbasedontheforegoingconclusion.

Keywords: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Education,AdviceSurveying,PathofRenovation

（接上）

关键词：新闻传播学学术规范研究方法学术伦理

[摘要]：

我国新闻传播学在学术规范方面与国际不接轨，使得我们的学术成果难以走向世界。我国新闻传播学研究有四个层次的失范，从浅层次的引文注释少；到深层次的，论题大而无当，原创性研究少；学术伦理失范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最严重的失范是研究方法的失范。传统的思维方式、治学方式与现代科学研究规范有距离。多方面的现实原因也使得学术规范难以改进。论文最后就研究方法该不该有本民族的特色，“应然”研究是否也应给予一定的地位，最能改进学术规范的学术群体是什么等几个问题发表看法。

Abstract:ThefactthatChinese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failstoadoptinternationalstandardspreventsourachievementsfromwellrecognizedbytheworld.Theacademicabnormalityofdomesticjournalismandcommunicationresearchcanbeclassifiedinfourlevels,whichgoesfromtheshallowandobviousonelikelackingofnotesandcitations,tothedeeperandhidingonelikefocusingonover-extensivetopicsandlackingoforiginality.Besidesthat,Chinesetraditionalthinkingmodelandresearchhabitdiffergreatlyfromtheinnerrequirementofmodernscientificresearchstandard.DiverserealisticstatusquoalsorestrictstheimprovementofChineseacademicnorms.ThisarticlefinallyproposesitsownanalysisonthequestionofwhetherChineseresearchmethodshouldbeonewithChinesecharacteristic,andwhether“should-be-styledresearch”deservesitsexisting,aswellaswhowillbethemostpotentialacademicgroupinChinatoimprovethecurrentsituation.

Keywords:Journalism&Communication；AcademicNorm；ResearchMethodology；AcademicEthic

我国设有新闻传播学院系或专业的大学数以百计，从事新闻传播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数以千计，博士生、硕士生难以计数，但打入国际一流刊物的论文很少，在国外出版学术著作的也很少听说。这种现象仅仅是因为意识形态不同的原因吗？传播学重在传播效果的研究，意识形态的成分少得多，为什么也同样如此呢？

近年来，多起关于国际知名期刊对中国科研工作者涉嫌学术不端论文进行“撤稿”处理的事件在微信等公众平台被报道和转载［1］;2021年1月21日科技部《有关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报》［2］，在公布多篇科技论文涉嫌造假被举报的结果后引发社会热议［3］，学术存疑论文成为关注中心。十大事件中，《Nature》封面文章“史上最小恐龙化石”的撤稿在新闻里与其他学术不端事件相提并论，但从最终撤稿声明［4］来看，该论文出现的问题并不能定论为造假，更类似学术争论或观点错误。对于科技部的通报，也有时评［3］提出疑问和思索:“怎么做论文不是造假、怎么做就是造假了?”在关注公众舆论对中国学术不端行为进行批判的同时，作为期刊出版者，我们应注意到:无论新闻媒体总结的“十大学术不端/撤稿事件”，还是科技部关于论文涉嫌造假调查处理情况的通告，均有涉及学术存疑论文，如何区分和处理类似事件值得我们全面观察和思考。虽然国外有规范［5－7］在定义学术不端或科研不端行为中提及应注意区分诚实错误(honesterrors，亦有译为“无心之失”)或意见分歧(differencesofopinion)，但国内研究［8－12］主要针对已被认定的学术不端行为，包括学术不端的定义、分析、对策，以及根据检测系统、撤稿处理等措施来分析其防范或遏制情况，部分文章［8，13］在分析学术不端时提及数据的无意错误或科学探索的“试错”特征，但没有对期刊如何区分处理学术存疑论文进行详细明确的分析。美国科研诚信办公室(ORI)审查的指控［14］中，1994—2004年的259起调查案件有49%被最终认为不存在学术不端行为，2004年289名举报者中只有51%的人指控的情况被证实为学术不端。被举报的学术存疑论文有一定概率并没有不端行为或无法证实有不端行为，此外，针对如何处理不准确指控或如何证明无罪的文献也很少［15］。对于明确的学术不端行为，遵照相应的规范或规则进行调查处理即可，但是实际操作中有较多论文事件涉嫌但难以明确学术不端，因此有必要界定学术存疑论文的分类和特征，探讨区分处理的策略，有助于科学严谨地对待科技期刊编辑出版过程中的学术问题，在促进科研诚信的同时保护科学探索的试错本质，集中力量精准打击不端行为，净化学术环境。

1学术存疑的定义与分类

学术存疑是指科技期刊编辑出版的论文在学术有效性上受到质疑但不能证实学术不端行为的一类特殊情况。根据其性质或来源，最终可区分归入潜在的学术不端(怀疑但证据不足)、诚实错误、学术争议或观点错误和研究质量低劣等问题。

1．1潜在的学术不端

从国内外各种指南规范等看，学术不端的定义至今没有完全统一，但其共同特征在于这类问题是作者带有明显意图的行为所致。根据美国科学编辑理事会(CSE)、国际医学期刊编辑委员会(ICMJE)和出版伦理委员会(COPE)、英国制药工业协会(theAssociationoftheBritishPharmaceuticalIndustry)、世界最大的生物医学研究资助基金之一惠康基金会(theWellcomeTrust)等规定［7，16］，作者“剽窃”“伪造”“篡改”“不当署名”等故意作为均属于不端。但事实上有些论文是否存在不端行为，往往难以甄别和证实。例如，赵丽莹等［17］提出的部分“灰色不端行为”，作者在基金标注、共同署名上可能有不实或随意标注，科研结果进行切片发表等;或者部分记录丢失无法提供原始数据链［18］，作者根据某一标准对部分数据识别为异常并剔除，研究论文表现出支持某理论的明显倾向性等。

1．2诚实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