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裁决论文范文10篇

「摘要」对什么是行政合理原则这个问题的认识和理解，不同的法系、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历史时期是不同的。本文在对行政合理原则的不同理论和制度的对比分析的基础之上，认为行政合理原则就是一种限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度”。它是行政法的立法者、执法者、司法者在立法、执法、司法各自行为的领域中，对行政行为在理性认识的前提下，是否符合作为法律基础的特定的社会关系的规律以及法律本身的规律，是否符合历史主体需求的抽象的判断标准。

「关键词」行政合理原则；产生和发展；自由裁量权；基本内涵

一行政合理原则的产生和发展

在英美法系的国家中，行政合理原则最早源于英国。1598年英国鲁克诉下水管道管理委员会的判例使合理原则成为司法审查行政行为效力的独立且重要的理由。下水道管理委员会的委员们为了修整河岸作出征收费用的决定，纳费者不是所有的受益者而是邻近土地的所有者。依据当时英国的法律规定，下水道管理委员会享有征收费用的权力，所以其征收的行政行为是合法的，但是法律没有对下水道管理委员会征收行为的对象进行规定，这意味着水道管理委员会可以自由选择征收对象。这种自由是否就意味着不受任何限制和约束？柯克大法官做了这样的裁判：“尽管委员会授权委员们自由裁量，但是他们的活动应受限制并应遵守合理规则和法律规则”[1].但是在此案件审结后很长一段时间内，行政合理原则都未适用于案件审理中，直到1968年在帕德费尔德案件中该原则被成功运用。直至今日该原则几乎出现在每星期的判例中，可见该原则运用广泛程度。

美国稍晚于英国确定行政合理原则。两者的立法目的相同——政府必须合理地行使自由裁量权。但两国在该原则的实施上各有侧重。第一：英国主要通过行政合法性原则具体化——从反面角度细化各种“不合理行为”的标准和表现形式——为法官审理行政自由裁量行为有效性提供了裁判依据；美国则从另一角度实现行政合理原则的作用——将必要存在的行政合理原则纳入公平、公开、公正的立法的归约之下。第二：英国更强调行政合理原则对实体问题的规范；美国更重视行政合理原则对程序问题的约束。

在大陆法系的国家中，行政合理原则最早源于德国。普鲁士最高行政法院在对警察机关自由裁量案件中援用了该原则。与英美法系国家相比较：两者援用行政合理原则的理论基础相同；但是德国将发挥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权的控制作用的原则称为“行政比例原则”。

一、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的原告主体资格

通常情况下，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中具备原告主体资格的是拆迁人和被拆迁人，并不存在任何问题。但有时往往忽略了其他一些具有原告资格的人，错误的剥夺了他们的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第二条及《最高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二条规定，只要是认为被诉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且与该行政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都具有适格原告的身份。拆迁安置补偿裁决案件的利害关系人主要有以下几种：1、房屋共有人。共有人虽说不是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但与所有权人对所拆房屋存在共有关系，故与裁决行为有法律上的利害关系。2、房屋继承人。产权证上记载的房屋所有权人死亡后丧失了原告主体资格，继承人虽未及时办理房产证过户手续，但事实上已继承了该房屋产权，当然也取得了原告主体资格。3、承租人。租赁房屋须拆迁时，在被拆迁人与承租人在未达成租赁解除协议的情况下，拆迁行政主管部门势必对承租人的搬迁、安置等问题予以裁决。这时，承租人因与拆迁裁决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关系而取得了原告资格。4、抵押权人。根据《担保法》的有关规定，抵押权人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有权以抵押的房地产折价或者以拍卖、变卖该房地产的价款优先受偿；抵押权因抵押物灭失而消灭，因灭失所得的赔偿金，应当作为抵押财产。因此，设立抵押权的房屋须拆迁时，抵押权人与拆迁行政主管部门的补偿裁决行为存在法律上的利害。如果裁决的补偿数额明显低于抵押担保的债权数额，抵押权人有权提起行政诉讼。这时，抵押权人是具备原告资格的。

二、拆迁安置补偿裁决的前置行政行为之审查

拆迁安置补偿裁决的合法性，必须以立项、建设用地许可、规划许可、拆迁许可等行政行为的合法性为前提和依据。审查行政裁决必然涉及到上述前置行政行为的审查。问题是如何审查？第一种观点认为：对前置行政行为与行政裁决行为置于同等的地位，一并进行合法性审查。理由是该一系列行政行为相互联系，若不一并审查，可能出现原告连环起诉，直接导致前个判决是“维持行政裁决”，后个判决却是“撤销某个前置行政行为”。因此产生的尴尬局面，导致行政行为及司法行为的不稳定性，并增加了当事人诉累。第二种观点认为：对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其理由是，在安置补偿裁决案件中，前置行政行为不是被诉行政行为，而是以“证据”角色出现的。法院理应按照证据的客观性、合法性、关联性标准予以审查。第三种观点则是参照非诉行政执行案件的审查原则，即“无效的排除、可撤销的保留”原则予以审查。理由是，违法行政行为分为“无效”与“可撤销”行政行为。对于拆迁裁决的前置行政行为，一般违法的属于可撤销行政行为，应承认其效力；重大违法的属于无效行政行为，应认定无效。这种做法既能避免当事人连环诉讼，保障司法效率，又不会放纵明显违法的行政行为。

笔者同意第二种观点。作为证据审查的做法遵循了“不告不理”的原则。法院审理行政裁决案件，不能随意扩大审查范围。再说，全面审查前置行政行为必将付出难以承受的诉讼代价，是不现实的。这不但要追加被告，并要求有关被告提供作出某个前置行政行为的证据。因为拆迁裁决行为与前置行政行为不一定是同一行政机关作出的，如：立项行为是计划行政部门作出的，建设用地许可是土地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规划许可是规划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只有拆迁许可与补偿裁决是拆迁行政主管部门作出的。可以想象，多个行政主体作出的多个行政行为搅在一起，法官对于这样一个庞大的庭审根本难以完成。在拆迁裁决案件中，前置行政行为的表现表现形式是“证据”，不按证据标准予以审查，从情理上不通。当然，如果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又对部分前置行政行为另行起诉，也是允许的。因前置行政行为审理的结果可能影响行政裁决案件的最终结果，法院应首先审理前置行政行为案件，对行政裁决案件中止诉讼。如果判决维持的拆迁补偿裁决案件在审结之后，某前置行政行为又被依法撤销，法院只能对该裁决案件以再审程序予以救济。

对于第三种观点，笔者认为与第一种观点没有质的区别，只不过在审查的标准上较为宽泛。这同样违背“不告不理”的原则，并且也不能减少当事人的讼累。将前置行政行为作为证据审查，其审查标准同样可以参照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只要不存在“明显缺乏事实或法律依据等明显违法并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情形，便可作为认定行政裁决合法的有效证据。

一、行政裁决该何去何从

通说认为，行政裁决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律、法规的授权，以居间裁决者的身份，对特定范围内与裁决机关行政管理职权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依法作出处理的具体行政行为{1}.在我国，行政裁决是行政法学上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同时也是实务部门一项重要的行政职能。传统理论一直认为，“由法律授权的行政机关对特定的民事纠纷进行裁决，是当今世界许多国家普遍存在的一个事实，也是现代行政表现出的一个显著特点。行政裁决的产生和发展适应和满足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需要，是对国家职能分工的调整和完善，也是历史发展的一种趋势。”{2}然而，从行政实务领域来看，行政裁决制度并没有获得普遍的认同，特定民事纠纷的当事人总是希望案件能够由法院直接受理，行政机关也对于履行法定的裁决职能瞻前顾后，犹豫不定。总体来看，我国行政裁决的基本功能没有得到很好的发挥，其原因主要有两个方面：

首先，行政裁决派生于过去的计划经济体制，这使其在现实情况下的合理性受到质疑。建国以后，我们借鉴苏联模式，建立了各种政治、经济、文化管理体制；国家对社会的控制非常严密，市民社会没有生成的空间，大多数事项都首先甚至最终通过行政途径获得调控和解决。这样的理念很自然体现到了国家制定的法律之中，在我国较早期出台的《土地管理法》、《森林法》、《专利法》、《商标法》等法律当中都设置了一些“行政先行处理”程序。行政裁决就是行政干预民事纠纷的重要手段之一，但是，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国家和社会日益分离，行政权逐渐退出了一些社会领域，社会及其成员的自主权利不断丰富和完善。根据“私法自治”的原理，政府最佳的角色似乎是“调停者”而不是“决定者”。民事主体对于相互之间的法律纠纷不能协商解决的，应当根据民事法律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然而现在依然有不少法律规定了某些民事纠纷如果与行政管理职权密切相关，公民不能直接提起民事诉讼，而必须经过行政裁决这样的前置程序。但面对变化了的社会现实，人们不禁要问，行政裁决是否还有存在的必要呢？

其次，行政裁决长期缺乏健全的制度性规范。行政裁决面对的是与行政管理密切相关的民事纠纷，这就要求行政裁决机关既要具备专门的行政专业素养，又能保持客观、中立的位置，理性的作出决定。此种要求必须通过建立完善的行政裁决制度予以保障。遗憾的是，目前我国既没有统一的行政裁决法律，也没有在专门的行政领域对行政裁决制度进行具体的规定，而仅仅在一些法律中作了模糊而笼统的规定。如《土地管理法》第16条第一、第二款规定“土地所有权和适用权争议，有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由人民政府处理”，“单位之间的争议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个人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的争议，由乡级人民政府或者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处理。”那么究竟行政机关应该如何受理土地权属争议，是否需要成立专门的裁决机构，裁决人员应当具备什么样的资格，裁决应当怎么进行，是否应当听取争议双方的意见，是否需要搜集证据、如何搜集证据，如何确认证据等规范都付阙如。这种严重缺乏具体规则的行政裁决所导致的后果是，既不能保证立案程序的公平性，也不能确保实体处理结果的合法与准确性。由于行政裁决是具体行政行为，根据《行政诉讼法》的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行政机关的具体行政行为不服的，有权依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不少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裁决不但没有及时消除社会矛盾，使民事纠纷偃旗息鼓，反而引发新的行政纠纷，这种“引火烧身”的结果着实让一些行政机关感到困惑，行政机关裁决民事纠纷究竟是否还有必要呢？

二、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

任何行政法律制度都根植于其生存的环境之中，并与之休戚相关。意欲判断行政裁决在当代存在的必要性与合理性，就必须将其置身于我国目前正在积极构建的服务型政府的背景下，服务型政府的功能定位将决定着行政裁决的发展方向。

在救济方面，行政裁决所没有最终裁决权，对裁决不服的救济主要是上诉，但上诉是法律有规定才存在的，上诉的方式主要有向另一裁决所上诉、向部长上诉、从裁决所向法院上诉、没有规定上诉权利或无权上诉等。

2.2美国的行政裁决制度

美国在社会发展过程中除了主要的行政机关外，还有许多法律给予一定独立地位的行政机关。独立的控制机构是随着美国政府对经济的控制加强而大规模发展起来的。独立控制委员会就是以其专门性和技术性对某一方面的经济活动和社会活动进行解决和管制的。

独立控制委员会的优点主要体现在：（1）不受政治影响。独立控制委员会采取两党制，不对总统负责，单独决定政策，因此委员会可以依据其专业知识客观公正的处理纠纷；（2）准司法权。独立控制委员会对违法行为具有裁决的权力且不受外界影响；（3）规则的一致连贯性。独立控制委员会是由集体讨论和决议的，需要多数同意，使得规则保持了一致连贯性。

在组织上，独立控制委员会一般由5到7个委员组成。他们的讨论和决议都是集体决议，避免了独任制的缺点。委员由总统提名，经参议院的同意后任命。

在权力上，独立控制委员会的权力由法律规定，同时行使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

编者按：本论文主要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等进行讲述，包括了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予以拆除、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由拆迁当事人申请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行政裁决、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等，具体资料请见：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论文摘要:中国城市建设的快慢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孰轻孰重，如何权衡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本文力图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现实构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联名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论文摘要:中国城市建设的快慢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孰轻孰重，如何权衡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本文力图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现实构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联名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1、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人对拆迁范围内的房屋予以拆除。

论文摘要：作为对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完善，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必须科学而缜密。文章以WTO反倾销协议为原则依据，借鉴欧美等发达国家反倾销司法审查的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就诉讼主体、管辖及其权限、受案范围等审查核心构件，对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体系进行逐一架构。

论文关键词：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诉讼主体管辖受案范围

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始创于1997年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与反补贴条例》，基于法理上行政权力应受司法制度约束的原则和加入WTO后履行国际义务、兑现承诺的现实要求，亦作为对我国反倾销法律制度的完善，2002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倾销条例》(以下简称反倾销条例)，增加了司法审查(第五十三条)。但是在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诉讼主体、管辖及其权限、受案范围等规则上需明确和细化，使之具有科学性和可预见性。笔者根据WTO反倾销协议和其他国家的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规定和实践，对我国反倾销司法审查制度的体系架构做一探讨。

一、诉讼主体

行政诉讼主体亦称行政诉讼当事人，包括原告和被告，且具有恒定性、始终性和不可互变性等特征。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应是作出反倾销具体行政行为的行政机关，根据我国反倾销条例的规定应包括外经贸部、国家经贸委、海关总署、关税税则委员会等行政机关；反倾销司法审查的原告为有利害关系的当事方，我国反倾销条例中有“利害关系方”这一概念(第十九条)。

在确定反倾销司法审查的被告方面，我国反倾销条例应进一步理清行政机关的责任，以使司法审查制度中的被告具有可预见性。WTO反倾销协议要求明确发起、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国内主管机关，但未规定各国反倾销机构所采取的类型。从各国反倾销法的规定和实践看，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关主要有垂直型(如欧盟)和平行型(如美国)两类。我国反倾销调查的主管机构形式则为混合型，这一类型可以体现分工协作的原则，但同时会导致管理多头、责任不明。反倾销条例中许多具体行政行为是类似单一机关而实际涉及两个或两个以上机关共同作出的，如外经贸部经商国家经贸委后决定立案调查或不立案调查(第十六条)，外经贸部和国家经贸委共同认为不适宜继续进行反倾销调查的应终止(第二十七条)等。这种行政行为作出机关的模糊使得司法审查中的被告应为共同被告、还是单一被告难以明确。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困境；重构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顺利达成并履行拆迁补偿安置协议、达成仲裁协议、未达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制度涉及到行政立法、困境之一: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不健全、困境之二:政府主导型拆迁模式出现公权力滥用问题、困境之三:拆迁程序设置与补偿机制不合理、主要根源:没有区分公益拆迁和商业拆迁、界定公共利益范围，确定公益拆迁与商业拆迁之基本分类、以比例原则与正当程序原则为指导规范行政强制拆迁行为、完善城市房屋拆迁司法救济机制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中国城市建设的快慢与个人私有财产权利的保护孰轻孰重，如何权衡二者的关系，直接关系到社会稳定.本文力图分析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现实构架，提出相关立法建议，以期保障城市建设顺利进行，保护拆迁当事人的合法权益.

论文关键字:城市房屋拆迁强制拆迁

2009年来从四川的唐福珍女士抵抗暴力拆迁引火自焚，到上海某拆迁户投掷汽油燃烧瓶暴力抗拆，中国强制拆迁恶性事件继续频发。其后，北大五位法学院学者”联名上书”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废除或修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称该条例涉嫌违宪。目前我国城市房屋拆迁制度己成为我国经济生活中争议最大、引起纠纷最多的一项制度。

一、我国城市房屋拆迁法律制度之现实构架

根据我国《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屋拆迁大致分为四阶段:一是房屋拆迁的准备阶段，包括建设项目批准、建设用地规划许可、国有土地使用权批准三个行政前置审批程序;二是房屋拆迁的决定阶段，包括拆迁许可证的审批和公告程序;三是房屋拆迁的协.苟及处理阶段;四是房屋拆迁的实施阶段。第三阶段中根据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是否订立补偿安置协议又分为三种情况(如图一所示):

论文关键词：WTO司法审查行政行为国内法

论文摘要：wT0的绝大部分规则是以政府的行为为内容并以政府的管理活动为对象。WTO的司法审查制度是指法院通过对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发挥司法权力对行政权力的制约作用。WTO的司法审查制度要求我国扩大司法审查的范围。目前各成员方国内法院仍将以国内法作为司法审查的依据。

WTO协议是协调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国际条约，通过将各成员方的贸易政策限制在议定的范围内，消除各成员方间的贸易壁垒，实现国际贸易自由化。WTC)协议的绝大部分内容是针对各成员方政府行为的，以政府的贸易管理活动为调整对象。为确保各成员方政府履行WTC)协议的义务，保证从事进出口活动的商人不受到各成员方政府行为的侵犯，WTC〕协议建立了司法审查制度。司法审查程序通过对行政机关的行政行为进行审查，取消不合法的行政决定，发挥司法最终解决纠纷的职能。GATT，第10条第3款(b)项规定:“为了能够特别对于有关海关事项的行政行为迅速进行检查和纠正，缔约各国应维持或者尽快建立司法的、仲裁的或行政的法庭或程序。这种法庭或程序应独立于负责行政实施的机构之外，而它们的决定，除进口方于规定上诉期间向上级法院或法庭提出申诉之外，应由这些机构予以执行，并作为今后实施的准则。”此外，GATS(服务贸易总协定)第6条、TRIPS(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第32条、第41条、《反倾销协议》第13条、《补贴与反补贴协议》第23条、《海关估价协议》第11条、((政府采购协议》第20条等也都规定了司法审查的内容。我国在《加人世界贸易组织议定书》中也承诺:中国应设立或指定并维持审查庭、联络点和程序，以便迅速审查所有与GATT1994第10条、GATS第6条和TRIPS相关规定所指的法律、法规、普遍适用的司法决定和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

1司法审查和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关系

司法审查是指司法机关通过司法程序审查行政行为是否违背宪法和法律，并可作出撤销、维持以及特定条件下变更等多种判决，从而达到维护和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使行政职权，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合法权益的目的。虽然，行政机关会约束自己遵守法律，行政系统内部也约束行政机关遵守法律，然而不能排除行政机关可能有不守法的时候，行政系统内部有不能自我约束的时候。司法审查以独立法院的司法权力来制约行政权力，典型地反映国家权力的分工与制约，保障人民的民主权利，体现宪政体制的民主理念。

我国1989年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是我国司法机关对行政行为进行司法审查的主要法律依据，其他的部门法如((专利法》、《商标法》、《行政处罚法》等中也有关于司法审查的规定。在美国，进行外贸司法审查的有美国国际贸易法院和联邦巡回上诉法院。1790年联邦法院法规定，联邦巡回上诉法院对依据外贸法提起的诉讼享有管辖权。1980年关税法院法将关税法院重新命名为国际贸易法院，对产生于关税和国际贸易法的、对美国政府的大多数诉讼案件享有管辖权。WTC〕协议是约束各成员方贸易政策的国际行政决定的实施有关的所有行政行为。

本文作者：于善旭工作单位：天津体育学院

在借鉴中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

为落实《体育法》中关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和授权国务院另行规定体育仲裁机构与范围的规定，在《体育法》开始实施的转年，中国政府的体育部门即批准了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科研项目，并成立了由体育行政官员、院校学者和法律界人士组成的《体育仲裁条例》起草机构，一体化推进体育仲裁理论学术研究与法律制度建设的互动发展。在体育仲裁项目研究和立法起草的过程中，各种资料汇总、访谈调查、会议研讨、法理论证等多方面工作相继展开，不但立足中国的国情和法律制度以及现实体育发展的客观需要，而且始终以开放的姿态面向世界，研究和吸收了多个国家体育仲裁的有益经验，特别是将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外部支撑。为此，法规研制人员收集和翻译了大量CAS章程、规则、法典等制度文献和工作资料，组团赴瑞士洛桑、美国丹佛等地到国际奥委会、CAS及其分支机构等进行实地考察，并结合这些国际体育仲裁情况和资料的梳理分析进行全面的借鉴性研究。国际体育仲裁的发展和经验，在探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这在相关的研究报告和立法说明中，可看到有着多方面的体现[5]。首先是以此说明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必要性和可行性问题。国际体育仲裁的建立和发展，无疑为正在积极寻求有效解决体育纠纷的各个国家提供了具有普遍意义的制度范本，因而这也成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重要的国际背景和行业依据；其次，将对国际体育仲裁的关注和重视作为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重要原则之一，强调在符合中国国情和保持中国法制统一的前提下，要始终把握与世界奥林匹克运动、与国际体育惯例和国际体育组织章程的协调；最后，在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立法内容设计中，无论是宏观的建构思路还是具体的制度安排，都有许多向国际体育仲裁制度学习和借鉴的地方。通过包括引进国际体育仲裁经验在内的各种努力，探讨和建立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得到了中国政府的重视并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1997年，对《体育仲裁条例》的起草调研被列入中国国务院的立法工作安排。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研讨和起草，1998年底，中国国家体育总局向国务院上报了《体育仲裁条例（草案）》呈请审议。由于体育仲裁毕竟是一种与一般民商事仲裁相比有较大特殊性的仲裁形态，与中国现有《仲裁法》所建立的民商合同与财产仲裁制度体系在某些方面存在着一定的冲突，对涉及体育仲裁的一些重要问题还存在着多样化的看法，所以中国体育仲裁立法的进程也经历着一些曲折。2000年，中国颁布了《立法法》，规定诉讼和仲裁制度事项只能制定法律。这对原计划由中国国务院制定行政法规来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方案形成了冲击，立法工作有所拖延。然而，体育仲裁作为体育法治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决定了中国不会停止对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探索。2006年，中国政府体育部门再次启动了新一轮建立体育仲裁制度的工作，中国国务院又一次将起草《体育仲裁条例》作为调研项目纳入政府立法计划[6]。近年来，为更好地适应迅速发展的社会与体育需要，对已颁布实施近20年的《体育法》进行的修改工作，已经列上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的工作日程。在对中国体育立法进行的整体审视中，将建立体育仲裁制度同《体育法》的修改结合起来成为一种新的思路。在目前的修法进行中，提出了将现《体育法》中体育仲裁的一个条款，扩充为体育仲裁专章的设想，以在法律层面对体育仲裁制度做出明确的总体性规定。这样既可以较好地解决立法权限而避免立法冲突的问题，又可以体现出体育的特殊需要而将体育仲裁制度尽快地建立起来。或许，中国体育仲裁立法还会有其他的路径，但无论如何，经过多年的借鉴和探索，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终会是不远的现实。

中国对国际体育仲裁的积极支持与合作

国运盛，体育兴。中国在1978年进入改革开放和建设现代化新时期以来，体育事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中国与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关系也日趋紧密。1979年，中国在国际奥委会中的合法席位得到公正、圆满地解决，恢复了与国际奥委会的正常联系。从1980年冬季奥运会开始，中国连续派出代表团参加了历届的夏季和冬季奥运会，全面参与了奥林匹克竞赛和各项活动。1991年和1999年，中国又两次申办奥运会，最后获得了2008年在北京举办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举办权。在参加奥林匹克各项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及其体育部门高度关注所涉及到的一系列法律问题，包括对国际体育仲裁制度的遵守与维护。特别是面对北京奥运会的举办，对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问题引起了人们的关注。由于中国还没有完成体育仲裁的专门立法和制度建构，中国现有仲裁法不直接适用体育仲裁，所以在北京奥运会可能存在的中外法律冲突中，也包括着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运行与裁决效力等方面的法律问题。有的研究概括了因中国对《纽约仲裁公约》的商事保留声明、中国仲裁法对体育管理和处罚性纠纷的不可仲裁性，而使CAS裁决无法在中国获得司法承认与执行的问题[7]；有的研究提出了中国法院无法对本土运行的北京奥运会CAS特别仲裁机构进行司法监督、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可自行采取强制措施而依中国法律只有法院才有此种权力以及由此产生的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是否会侵犯中国的司法主权等问题[8]。面对中国法律制度在多个方面与国际体育仲裁体系所存在的矛盾，中国在申办和举办北京奥运会的过程中采取了审慎而积极的态度，加强与国际奥委会和CAS的合作。在北京奥运会的申办期间，中国在申奥报告中明确表示：中国是一个法治国家，完全能够保护国际奥委会在中国的一切权益。中国政府、北京市政府和涉及奥运会比赛项目的其他城市政府保证遵守《奥林匹克宪章》、《主办城市合同》的规定，严格按照国际奥委会的要求，确保所做的一切承诺得以实现[9]。在国际奥委会对第29届奥运会举办地投票表决前夕，中国奥委会和北京市与国际奥委会签署了《2008年第29届奥林匹克运动会主办城市合同》。该合同在绪言中特别强调，各方要完全遵守奥林匹克宪章和合同各项条款的承诺；在第59条明确了应遵守包括《关于体育仲裁机构的规定》等有关附件提出的特别条款和条件；在第65条规定了该合同争端由CAS管辖而放弃其他法律行为；在该合同附件M《关于比赛仲裁机构的规定》中，约定了中国对设立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各种条件与协助的职责。2008年8月5日，在北京奥运会即将召开之际，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常务副院长沈德咏大法官会见了CAS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主席罗伯特•布林纳博士一行，表示对其的欢迎，肯定了为公正及时处理好奥运会的有关争议，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仲裁机构的必要性，表示支持CAS在北京奥运会举办期间对有关体育争议行使仲裁权和裁决权，并相信仲裁机构能够卓有成效地开展工作。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就北京奥运会体育仲裁的有关问题向承办和协办奥运会的北京、青岛、天津、上海、沈阳、秦皇岛等省市高级法院发出通知，要求各奥运会项目承办地的法院尊重北京奥运会CAS特别机构的管辖权，支持仲裁庭行使仲裁权，表明了中国司法机关对CAS的支持态度。罗伯特•布林纳对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对CAS设立北京奥运会特别机构所给予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对中国政府和人民为奥运会做出的卓有成效的准备表示赞赏[11]。实践证明，中国在北京奥运会中表明与CAS积极合作鲜明态度的同时，还采取了必要的行政手段和司法措施，并设计了中国司法机关不受理纳入CAS仲裁范围和对CAS裁决结果不服而起诉案件的不作为方式[12]，较好地化解了CAS仲裁裁决与现行中国法律可能出现的冲突，实现了对CAS及其仲裁裁决的支持与维护。中国还在国际体育仲裁方面对CAS进行了专业人员方面的合作与支持。自1996年起，先后有中国外交学院苏明忠博士、武汉大学（现调中国政法大学）黄进教授分别在第26届和第28届奥运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北京君合律师事务所资深合伙人刘驰律师分别在第29届奥运会和第21届冬奥会担任特别仲裁机构的仲裁员。目前，在CAS的仲裁员名册中，有6名中国籍仲裁员，除黄进教授和刘驰律师外，还有上海复旦大学陈乃蔚教授、外交学院卢松教授、邦信阳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吴炜律师和香港的郑若骅资深大律师。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中国律师还直接为CAS提供了热情的法律帮助。北京市律师协会在2008年5月接到CAS秘书长来函，希望帮助招募北京律师志愿者，为CAS在北京奥运会期间提供法律咨询、语言翻译等法律帮助。随后，北京市律师协会在全市范围内展开招募，从参加报名的多有国外留学或工作经历、具有很高英语或法语水平及丰富诉讼或仲裁经验的数十位律师中，选拔了16位优秀律师组成北京奥运体育仲裁志愿律师团，在北京奥运会期间优先为CAS及其仲裁当事人提供无偿服务[13]。在8月8日北京奥运会开幕当天，该志愿律师团就为摩尔多瓦国家奥委会提起的仲裁申请提供了志愿服务[14]。北京奥运会期间，CAS特别机构的仲裁工作进展顺利，其中也有着中国律师的贡献。这次CAS上海听证中心的揭牌和论坛活动，为进一步密切中国与CAS的联系和合作搭建了新的平台，充分体现了中国体育界和法律界对CAS的支持以及在中国推进体育仲裁法治的信心，必将更好地发挥CAS对中国的影响，进一步促进中国体育仲裁制度的建立和发展。

国际体育仲裁学术研究在中国广泛开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