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政保护论文范文10篇

一、我国软件专利的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状况

1．诺基亚诉华勤案的特征

当前，我国的软件基本上都以授权许可的方式运行和使用。诺基亚诉华勤案作为我国第一件有影响力的软件专利侵权诉讼，很多IT公司都对此案高度关注，认为其反映了我国当前对软件专利的司法保护态度和状况。诺基亚诉华勤案具有如下特征。（1）案件直接涉及软件专利涉案专利的核心内容为：用户直接将需要传送的信息输入通信设备，通信设备检查用户输入内容的特性（文字、电子邮件符号@、图片等），根据检查结果选择信息传送方式传送信息7。根据涉案专利的内容可知，该专利不涉及通信设备硬件的改进，发明涉及的设备实施的步骤都是通过软件的运行实现。专利说明书中也多处提到通信设备实施的步骤由下载到设备中的软件实施8。（2）涉案专利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已经被国家知识产权局经过实质审查授予专利权；同时，该专利在侵权诉讼过程中经历了无效宣告审查，专利复审委员会对涉案权利要求的清楚、支持、说明书公开充分、新颖性、创造性等内容进行了审理，最后作出了维持涉案权利要求有效的决定。可见，涉案专利具备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授权条件，是合法、有效的专利。（3）涉案权利要求具有软件专利的普遍性涉案权利要求是采用方法步骤（计算机流程）限定的产品权利要求。对于计算机产品权利要求，审查指南只要求按照反映计算机流程的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方式撰写装置（产品）权利要求，这种装置权利要求应被理解为实现程序流程各步骤建立的功能模块，不应被理解为通过硬件方式的实体装置，也不要求在说明书中对硬件装置进行描述9。涉案权利要求为产品权利要求，其采用与方法权利要求一致的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方式；涉案专利不涉及硬件改进，所以并未在说明书中描述硬件结构，涉案专利权利要求及说明书的撰写符合审查指南的规定。涉案专利中产品权利要求的撰写采用审查指南要求的通常方式。目前大量的软件专利申请按照涉案专利的方式撰写，并获得授权。（4）涉案专利没有获得司法保护涉案专利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法院没有将涉案专利与被控侵权产品进行对比，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驳回其全部诉讼请求。一审法院认为，权利要求7是产品权利要求，撰写方式是在方法步骤特征前附加“被配置为”进行限定，在文义上应该将“被配置为”理解为使具备或达到其所限定的执行某一步骤的功能或效果。然而本专利说明书中只涉及方法、步骤或者功能，而缺乏对装置本身的描述。一审法院查看说明书全文，仍然不能发现关于装置本身如何“被配置为”的具体实施方式。因此，原告专利权利要求的保护范围结合说明书仍然不能确定。无需对其进行侵权比对，可以直接认定侵权控告不成立。

2．该案体现出我国软件专利立法选择与司法保护的冲突

目前，我国软件专利面临这样的困境：一方面，我国专利法认可了软件的专利保护地位，同时在审查指南中专门列出一章对其撰写要求作出详细规定；另一方面，经过实质审查和无效程序确认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却被法院认定不能确定保护范围，无需进行侵权比对，直接认定侵权不成立。可见，目前我国软件专利存在立法选择和司法保护的明显冲突，一项符合专利法及审查指南规定的专利权，可能在寻求侵权司法保护时，权利的合法性与正当性得不到法院的认可。事实上，软件专利技术公开、激励创新和抑制竞争、增加社会成本方面的关系，一直是困扰立法者的成本效益命题。同时，应该给软件专利设置怎样的撰写规则，以实现权利人和社会公众之间的利益平衡，也是立法者需要考量的问题。在当前的立法者已经给出了明确的价值选择，同时通过审查指南规定了具体撰写要求时，符合专利法和审查指南要求的软件专利就应该得到社会认可和司法保护。在软件专利获得授权时，公民便获得了该项财产权利，在寻求司法保护时，被司法机关判定权利不具有保护范围，相当于变相架空甚至剥夺了该项财产权利。立法选择后的软件专利财产权无法获得司法保护，这体现了在软件专利上两者的冲突和不协调。

二、我国软件专利司法保护的社会影响

一、建立行政信赖保护制度是市场经济发展的迫切要求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发展，有关市场经济的许多问题也慢慢变得清晰起来。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同时也是信用经济的观念正逐渐被人们所接受。市场经济必然要求安全性、稳定性、秩序性，否则市场经济就不能健康发展。这就进一步要求每个市场主体都必须以诚信为本，讲实话、办实事，遵守信用。俗话说，“人无信而不立”。在现代市场经济的运行中，“信任”被普遍认为是除物质资本和人力资本之外决定一个国家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的主要社会资本。在某种意义上，信任作为市场经济的润滑剂，决定了经济实体的规模、组织方式、交易范围和交易形式。

广义的信用是指社会主体之间以诚实守信为基础的价值取向，它既是私人交往的起码准则，也当然应是政府和公民关系的准则。“无恒产者无恒心”，如果政府不能保护公民正当的信赖利益，公民对未来感到不确定，在交易中就会层层防范，交易成本就会激增，经济效率很难提高。信用可以视为一切文明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的立足点和归宿。可以这样说，信用发展到什么程度，社会经济制度就贯彻到什么程度，法治就进行到什么程度，体制的效率就达到什么程度。

但是在我们的社会经济生活中，不讲信用已成为一种司空见惯的现象。信用缺失不仅表现为市场参与者存在着失信行为，而且在政府及执法者中也存在着信用低落现象。信用缺失，尤其是政府信用缺失正严重制约着我国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影响着我国对外开放的环境，也使广大公民的利益受到严重损害，障碍我国依法治国的全面推进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因此，当前我们必须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而在社会信用体系中，政府信用处于基础和核心地位。所以，当前整顿和规范信用秩序，应把加强政府信用建设，构建诚信政府放在首要位置。借鉴法治发达国家经验，确立信赖保护原则，进行相应的制度建设是建设诚信政府的一项有力举措。

二、行政信赖保护的基本内涵及其功能

行政信赖保护肇始于德国行政法院判例，后经日本和我国台湾地区等的效仿、继承与发展，现已成为大陆法系行政法之一般原则和宪法原则。在英美法系国家虽没有明确提出信赖保护的概念，但却提出了与此类似的制度，如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家确立的合法预期的制度，美国的不得翻供制度等。

[论文提要]

诉权的保护是近年来实务界的一个热点话题。狭义的诉权仅指民事诉权，而广义的诉权应包括民事、刑事和行政诉权。诉权是一项独立的权利，不包含“胜诉权”。诉权的主要内容包括起诉权、请求裁判权和获得公正裁判权。诉权是一项基本人权，是一项宪法性的权利，也是一项公法权利。行政诉权与诉权是种属关系，具备了诉权的共性又具鲜明特色。实践表明，行政诉权的保护较为薄弱。受行政诉讼司法体制先天不足、公民权利意识不强、行政主体宪政观念淡薄、法官独立性弱化、受案范围狭窄等因素限制。据此提出了出路思考。

诚如某学者所言，法学话语中的“理念”，“更多地被理解为人们对法律制度的认识和观念”，“比一般的认识和观念更具有稳定性、原则性和基础性……反映了一种理性的思考。”基于认识的多维性，法学理念绝不可能是单一的，从宏观、中观、微观等不同角度就会产生不同的理念。近现代法治进程中，形成了司法权具有被动性、中立性、终局性、公平优先性等等理念，理清了与另两种国家权力：立法权和行政权的性质之别。也由于司法权的特殊属性，人们对司法救济寄予极高期望。“民众有获得司法救济和公正审判的权利是现代法治国家的一项基本特征，也是司法权威和尊严的力量来源。”反观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起步较晚，受宪政体制、法律规制、文化观念、角色意识等诸因素影响，对行政纠纷所能给予的司法救济不尽理想，最直接体现在行政诉权的保护上。笔者拟就此作些探讨。

一、诉权与行政诉权辨析

诉权概念源于罗马法。在当时诸法合一的情况下，诉权与诉讼、诉权与权利不分。“每一种诉讼形式都代表着一种诉权，每一诉权即为一种司法救济途径。”但是随着诉讼法学与实体法学的分离，自19世纪前半叶德国普通法末期始，形成了西方近现代的诉权理论。但此间诉权所指均为狭义上的民事诉权，产生近代最具影响的三大诉权学说。

1、私权诉权说。该说认为诉权主要是基于私法而产生的权利，是私法上权利的作用和效果，是权利主体指向义务主体的一项私权。私权诉权说的诉权主体仅限于原告，诉权归于实体权利。该说以德国法学家萨维尼、乌印特侠伊道、翁格等为代表。

内容摘要：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然而却缺乏必要的基础和合理性，造成了一定的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方面的若干问题进行了研究，并为著作权逐步用司法保护来代替行政保护提出了建议。

关键词：著作权行政保护现状研究司法保护

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订与修改的沈仁干先生曾经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所以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希望加强对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实现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观念。行政机关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行政执法实践掩盖不了中国著作权行政保护背后的法律困境。

现状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一、行政规划中的利益冲突—权力与权利的博弈

在现代汉语中，“利益”被解释为“好处”，通过利益的获取，主体的需要将会得到满足。当能满足利益需求的资源的有限性与对利益追求欲望的无限性发生矛盾时，就会产生利益冲突。“人生而有欲，欲而不得，则不能无求，求而无度量分界，则不能不争。争则乱，乱则穷。”{2}利益冲突的产生基于两个原因：一是资源的稀缺性；二是欲望的无限性。利益矛盾和冲突，贯穿于以往整个人类历史发展过程，使人类历史呈现出扑朔迷离、迂回曲折的外貌，但同时也使其表现出不可逆转的发展趋势。不同历史时期人类社会的各种矛盾和冲突，包括不同个体、群体、阶级、民族、种族、国家和地区之间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各种复杂的矛盾和冲突，归根到底都源于某种利益矛盾和冲突。{3}序1

与其他行为主体一样，行政主体的行为同样也是为了一定的利益，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规划权、作出行政规划行为也是如此。就行政规划权的本质属性而言，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规划权应该是为了公共利益，因为行政权作为公权，其存在的唯一正当性就是其公共属性，即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公益的维护和提倡，可以说是现代国家积极的任务，也是许多实际政治运作行为所追求的目标之一。”{4}181行政规划权的运行本身就是一个集合、维护公共利益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几乎不可避免地会与其他利益发生一定的冲突，特别是与私益之间的冲突。

行政主体作出行政规划的目的在于实现公共利益，是为了社会更好发展的需要，就此而言，这是与私益相一致的，因为相对人本身就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但是，公共利益的享有者是社会大众，就个人而言，从中可以享有的部分毕竟是有限的。而行政规划则不可避免地会改变现状，会对部分相对人的私益造成不利影响。因而，行政规划中公共利益与私益虽然有一致的一面，但公益与部分私益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在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一般关系是“命令-服从”的关系，行政更多地具有管理、命令、强制的色彩，而较少有服务、指导、合作的理念融入其中。政府通常直接向企业、事业组织、社会团体，乃至公民个人发号施令。个人附属于单位，单位附属于政府。政府不仅通过计划对国家实行宏观管理，而且通过各种红头文件、命令、指示对单位实行微观管理，单位对个人实行直接控制。{5}11在此背景下，个人的私益观念受到很大的抑制，公共利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虽然也存在，但显得并不突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建立和发展，利益多元化的局面逐步形成，私益得到前所未有的发展和重视。因而，行政过程中公益与私益的冲突也就相对显得明显。此外，由于我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利益多元化的局面也日益形成，私益的表现形态也日趋多样化，这不仅使得协调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更为困难，而且还可能出现私益假公益之名的情况，即出现“公共权力的异化”—公共权力的运用违背了其公共属性，并不是真正为了实现公益，而是假公益之名以扩张私益。在行政主体广泛存在部门利益、小集体利益的今天，这种情况更为普遍。这种“公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是私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当然，由于公共利益属于不确定性概念，“公益是一个不确定多数人的利益。这个不确定的多数受益人也就符合公共（公众、社会大众Publikum）的意义。”{4}166而且公共利益是相对而言的，当个人与一个小的集体相比时，个人无疑代表的是个体利益，而小集体代表的则是公共利益。但当小集体与一个更大的集体相比较时，则小集体就不能再代表公共利益，而由大的集体取而代之。因而，在现实中，正确判断公益与私益，无疑具有一定的难度。

行政规划中的公共利益与私益之间的冲突，具体表现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规划权与相对人权利之间的博弈。利益与权利、权力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首先，权力利益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托马斯·霍布斯（ThomasHobbes）将权力定义为“获得未来任何明显利益的当前手段”。{6}20“权力标志着一个阶级实现其特殊的客观利益的能力”，{7}108-109“对物质利益的控制一经济权力一是权力的主要形式之一”。{8}132由此观之，权力与利益的关系十分密切，权力既可能成为正当利益的维护手段，也可能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工具；其次，权利与利益的关系同样十分密切。权利是主体为追求利益而可以采取的行为，这种行为的动机和目的是利益。“权利是利益的抽象化和法律化的表达形式，通过利益范畴我们可以看到权利范畴的社会生活和人性底蕴。”{9}权利的本质是其利益属性，主体需要的权利，总是与他追求或维护的一定利益有关。但利益本身不等于权利，权利本身同样亦不等于利益。权利本身是追求利益的法律活动形式，通过行使权利可能得到利益，但也可能得不到利益。

利益的取得总是与权利或权力紧密联系的，因为，“利益是主体所追求的目的，权力和权利则是主体追求目的的手段”。{10}33具体言之，权力与权利分别是获取公共利益与私益的手段。私益的取得与维护有赖于权利的行使，对于公益而言，其取得和维护则有赖于权力的运用。因而，在行政规划中公共利益与私益的冲突，也就表现为权力与权利的博弈。而利益冲突的结果如何，也就取决于权力与权利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博弈的结果。

●据了解，国务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的行政许可法草案中已经引入了信赖保护原则。大致内容是：在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事实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允许行政机关根据公共利益需要而依法撤回、变更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但应当对由此给相对人造成的财产损失依法给予补偿；行政机关对于相对人无过错取得的有瑕疵许可，如果相对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明显大于撤销行政许可所要维护的公共利益的，则不得予以撤销。

●行政许可法草案还在立法机关审议之中，其中有关信赖保护原则的内容是否有所修改以及作了何种修改，目前尚不得而知。如果缺失信赖保护原则，行政许可法的创新意义必将大打折扣。

信赖保护原则的精髓解说

信赖保护原则起源于早期的“不准翻供”原则，二战以后在世界许多国家行政法治实践中提到广泛认可和运用。其中德国对信赖保护原则的贯彻最为到位，因而该国又被称为信赖保护原则的母国。

信赖保护的内涵何在？

德国学者何意志这样概括：“撤销违法行政为必须区分负担性和授益性行政行为，对于违法的负担性行政行为，在其相对人已经不可诉请撤回之后，行政机关仍得全部或一部分撤销之。但对于确认权利或法律利益的行政行为原则上不可以撤销，这是因为受益人对此行政行为的信赖应受到保护”。何氏还进一步强调：“在这种情况下‘信赖保护’原则高于‘法律优先原则’”。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我国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关系的状态和存在问题；我国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关系的问题解决对策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衔接模式中的问题、经过复议的案件，诉讼标的确定的问题、复议机关决定维持原具体行政行为的、复议机关改变原具体行政行为、复议机关不予受理、不答复、两种救济制度的优势并举原则、相对人诉讼标的的更多选择权、司法最终审查为原则等，具体请详见。

论文摘要：公民、法人或其他组织因行政机关的行政决定违法或不当，致使权益受损时，如何保护公民权益，构建和谐社会，成为目前需要研究和解决的问题。行政行为的争议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司法救济和行政救济。前者是行政诉讼，后者为行政复议。行政相对人在寻求救济途径时候，应该怎样选择才能真正实现对自己的权益的保护，是本文思路的出发点。

论文关键词：行政复议行政诉讼相对人权益保护

1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概念比较

(1)二者的概念。行政复议是指行政相对人认为行政主体作出的具体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法定的行政复议机关提出申请，由受理申请的复议机关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和适当性进行审查，并作出裁决的活动和制度。行政诉讼是指，行政向对方认为行政主体的行政行为侵犯了其合法权益而依法向人民法院起诉，由人民法院就被诉行政行为合法性作出裁决的制度。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的定义中可以看出，二者都是对行政主体的具体行政行为提出争议，以对具体行政行为的合法性审查为核心i以独立行使职权为保障；法律主体都由三方构成，行政复议是由发生纠纷的行政机关和相对人各为一方，作为纠纷解决者的上级机关或人民法院为第三方。除此之外，二者的法律地位也是平等的，解决纠纷所适用的某些原则也是相同的，如“不告不理原则”、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原则、不适用调节原则等。二者程序虽然不尽相同，但都体现了司法性，即都要通过特定的程序和机构来解决行政争议，强调程序的公正性。

(2)行政复议的地位是独立的。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之间的密切关系是毋庸质疑的，但行政复议对于行政诉讼而言，是处于附属配套地位还是有着独立地位，学界有着不同的说法。有的学者认为，行政复议制度是作为1989年《行政诉讼法》的配套制度建立起来的，体现了行政复议制度对行政诉讼制度的依附性。有的学者认为应改变行政复议对行政诉讼的附属地位，摆脱配套框架的束缚。笔者认为，行政复议相对于行政诉讼是有其独立性的。复议制度属行政系统内部的审查与裁决，它是行政权进行自我监督的重要方式，属于“自律”的范畴；而行政诉讼则是司法权对行政权的监督，涉及司法权与行政权之间的关系问题，属于“他律”的范畴。行政诉讼只能审查行政行为是否合法，而行政复议对不合理的行政行为同样作出裁决。

著作权的行政保护是我国著作权法上的一大特色。参与我国著作权法制订与修改的沈仁干先生曾经指出：“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有权处理侵犯著作权行为，可以说是我国著作权保护制度的一个特点”。立法者当初期望通过强有力的行政执法迅速建立起便捷高效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所以在著作权法中明确规定了司法保护和行政保护的“双轨制”，对侵犯著作权的行为予以行政处罚，以希望加强对著作权的行政保护，实现在全社会迅速普及知识产权保护的法治观念。行政机关在打击盗版、查处侵权方面的确做出了很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成绩”，然而行政执法实践掩盖不了中国著作权行政保护背后的法律困境。

现状研究

我国著作权法明确规定著作权行政管理机关可以依法对某些严重的侵权行为进行行政处罚。现阶段在宣扬行政执法是我国保护知识产权特色的同时，也应当冷静地检讨我国扩大膨胀著作权行政管理的得失。在著作权的保护上我国存在偏重行政执法忽视司法保护的倾向，没有充分发挥人民法院和公安机关的职能作用。虽然社会上盗版违法行为愈演愈烈，但法院受理的民事刑事案件均不多，公安局立案侦查的版权犯罪案件更是凤毛麟角。这种规定已经成为阻碍现行著作权保护制度健康发展的重大问题。本文就我国著作权行政保护中的有关问题提出建议。

（一）我国著作权行政执法的正当性

作为知识产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著作权一直被视为一种普通的民事私权。首先，从著作权的内容可以看出，著作权主要为财产权和人身权，其权利关系主要发生在平等的民事主体之间；既不属公民享有的政治权利的范畴，也不是通常具有隶属关系为特征的行政职权。它是一类民事主体享有的一种财产权和人身权的综合体，其既具有民事权利最一般的特征，又具有显而易见的“无形资产”特性。

其次，我国著作权法的争议与纠纷处理机制上，规定除依照刑法应当追究刑事责任的犯罪行为和行政争议要依照刑事诉讼法和行政诉讼法处理以外，其余都为民事性质的纠纷，需要提起诉讼的应当依照民事诉讼法进行。这样界定了著作权纠纷的性质。

「摘要」《行政许可法》是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对行政许可进行立法是我国的特色，它设定了一系列重要的制度和规则，其中告知、听证制度成为一项核心制度，它彰显了公民在行政法律关系中的主体地位，在这些制度和规则中，特别值得关注是对利害关系人的权利保护制度。由于现实的复杂性、立法的局限性，该制度的的不足也日益显现，成为亟待解决的问题，解决的关键就在于正当法律程序的确立。

「关键词」：行政许可听证正当法律程序

《行政许可法》是继《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行政处罚法》和《行政复议法》之后，对行政权力行使加强规制、对公民权利予以充分保护的又一部重要法律，被学者们称为行政程序法治化的重要里程碑。其重要性体现在它不仅在行政许可领域为行政机关设立了较规范的操作步骤，而且引入了正当法律程序以切实保障公民的合法权益。

我国通常将行政许可分为五种类型。第一种被称为一般许可，它涉及到安全、环境、调控而需要批准的事项，它的性质是公众事先有这个权利，只是国家为了管理，将一般性禁止作为从事其些行为的前提。第二种被称为特许，我国宪法规定公有资源、自然资源的所有权主体是国家，一般社会公众个体不拥有天然的权利，因此，这种开发利用权的转让是一种特别许可。第三种被称为认可，指提供公共服务并且直接关系公共利益的职业、行业，需要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特殊技能等资格资质的事项。这里的资质和能力不是行政机关赋予的，而是主体本身就有，只是需要行政机关予以承认。第四种被称为核准，指对一些特定的物（设备、设施、产品、物品）进行检验、检测、检疫，以确定其是否符合技术标准和技术规范，其性质是将物与一个参照标准进行比照而予以审定。第五种被称为登记，指企业或其他组织的设立需要确定主体资格的事项，原则上讲只要主体具备条件即可获得许可。因此，行政许可的范围是广泛的、内容是丰富的，它涉及到众多的行政领域和部门。

一、许可—管制中的利益

现代行政管理模式历经着几个变化的阶段，从十九世纪的“夜警国家”到二十世纪初的“全能政府”再到二十世纪中后期的“有限政府”，这几个阶段体现了政府行为方式的转变。政府行为方式指的是行政的规则，而行政的规则在很大的程度上主要是行政许可问题。[①]在不同的行政管理模式背景下，行政许可制度有着较大的区别，从世界范围看，19世纪末20世纪初，强化管制是主流，20世纪80年代以后，国际上出现了放松管制的浪潮，这种放松体现在政府的管制范围、管制力度、管制方式受到严格的限制，也体现了相对人或利害关系人的权利更加得到尊重和保护。

今年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行政许可法》，首次以法律形式确立了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这不仅为人民法院正确审理因改变行政许可引发的行政补偿、行政赔偿案件提供了法律依据，同时对于推进诚信政府建设，依法规范行政许可行为和保护行政相对人的正当信赖利益，都具有重要意义。

所谓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是指行政相对人对行政机关行政许可行为的正当信赖应当予以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或撤销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依法确需改变或撤销，由此给相对人造成财产损失或致使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应当依法给予行政补偿或行政赔偿。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主要体现在《行政许可法》第八条和第六十九条。该法第八条规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依法取得的行政许可受法律保护，行政机关不得擅自改变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行政许可所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修改或者废止，或者准予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的，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行政机关可以依法变更或者撤回已经生效的行政许可。由此给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造成财产损失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该条的规定标志着信赖利益保护原则在我国法律中得到了确认。同时，《行政许可法》第六十九条对行政机关撤销行政许可的行为，规定了“可以撤销”、“应当予以撤销”、“不予撤销”的情形。“可以撤销”的情形包括：一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滥用职权、玩忽职守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二是超越法定职权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三是违反法定程序作出准予行政许可决定的；四是对不具备申请资格或者不符合法定条件的申请人准予行政许可的；五是依法可以撤销行政许可的其他情形。“应当予以撤销”的情形仅限于“被许可人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行政许可的”。“不予撤销”的情形是“依照前两款规定撤销行政许可，可能对公共利益造成重大损害的。”另外，依照“可以撤销”的条件撤销行政许可，被许可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赔偿；依照“应当予以撤销”的条件撤销行政许可的，被许可人基于行政许可取得的利益不受保护。

行政许可信赖保护原则的确立限制了政府的行政权，极大地保护了被许可人的信赖利益，被许可人权益的保障比过去更有力、更有效。如，对依法取得采矿许可的小煤矿、依法取得营运许可的车辆，如果行政机关实施行政许可依据的法律、法规、规章或者被许可人取得行政许可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撤回小煤矿的采矿许可证、车辆的营运证，由此对被许可人造成财产损失的，作出撤回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依法给予补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