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审判论文范文10篇

（一）关于最高法院一审管辖问题

法院组织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法律、法令规定和它认为应由自己审判的一审案件，这种规定，赋予了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实为不受任何限制的权力，有悖法治原理。刑诉法规定最高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但对什么是全国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进一步指明或列举规定，也未以刑法有关罪刑条文参照规定。由于立法对最高法院一审管辖设档过宽，形成最高法院一审管辖的随意性。从1979年刑诉法颁布至今，最高法院一审仅审判过“林江反革命集团”案。全国人民极为关注的原中央政治局委员陈希同贪污玩忽职守案、原人大副委员长成克杰贪污受贿案，按其职位级别及巨大社会危害性和恶劣影响，按立法精神及社会公正正义价值评判，在全国可谓重大刑事案件。但这类案件最高法院一审并未管辖。（注：陈希同案件是由北京市高级法院一审；成克杰案也最高法院指定北京市第一中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对级别越高的法院没有约束力。对遏制极为猖獗的腐败类大要案，在审判入口处已有所失轻，不利于对重大犯罪的打击和震慑，也引起了法治意识不断上升的广大群众以及全国人大代表的注意和不满。（注：《参考消息》2001年3月24日载，全国人大代表在通过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时，“以高达30%的反对票、弃权票间接地对开展反腐斗争的方式提出了批评”。）若立法明确规定最高法院一审管辖具体范围，无疑对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树立公信力，具有良好促进作用。我国法院一审是公开审判（除依法不公开审理案件外），而二审、再审、死刑复核多为书面审，规范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意义更加重大，有助于为各级法院公开审判贯彻刑诉法一系列原则制度树立楷模，更有利于树立公开审判原则的权威和昭示对此原则的尊重。

法治发达国家最高法院管辖权限是非常明确的。单一制的法国、日本最高法院没有一审管辖权。法国最高法院管辖范围虽广及全国，但在权力制约框架下法律授权十分明确，最高法院对任何罪案都没有初审管辖权，只对刑事审查庭裁定、重罪、轻罪、违警罪法院终审裁判的上诉和已生效的重罪或轻罪判决的申诉具有“撤销管辖权”，因而法国最高法院被称为“撤销法院”。（注：参见法国刑诉法第609、619、623、625条。）日本最高法院只受理上诉和特别抗诉案。（注：参见日本裁判所法第7条。）联邦制国家最高法院有一审管辖权但由立法具体规定。美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受案种类由宪法规定。（注：参见美国宪法第3条第2款第2项。）德国最高法院一审管辖权由法院组织法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注：参见德国法院组织法第134条。）可见不论单一制国家还是联邦制国家，均以清楚无误的管辖权限为基准，规范最高法院依法管辖，昭示分权制衡法治原则无处不在，为其最高司法权威的建树奠定了良好的法治基础。想必对我们应有所启迪。

（二）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问题

刑诉法规定高级法院管辖的一审案件是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何谓全省性重大刑事案件，立法未指明，也未对照刑法条文列举规定。由于管辖授权太灵活，以致法律规定与现实之间缺乏一致性。实务中，高级法院一审管辖刑事案件寥寥无几，大量精力用于刑法、刑诉法并未授权的依法应由最高法院承担的普通刑事犯罪的死刑复核。江西省原副省长胡长清贪污受贿被处极刑，在该省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当无可非议，可实际上这一要案也不由江西省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中院一审管辖。云南省原省长李嘉廷在云南任职期间共受贿1810万被判死缓，在云南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可也没由云南高院管辖，而是由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贵州省原省委书记刘方仁受贿数额特别巨大被判处无期徒刑，也是北京市二中院一审管辖。问题还在于这类犯罪的省部级干部不仅一两人，近年来这类大要案也未呈下降趋势，（注：转引自吴敬琏《转轨中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94页；另据《南方周末》2004年1月8日李永忠文介绍，2003年一年公开报道了13名省部级腐败高官的查处情况。）而管辖方式均基本同上。

这类案件按其犯罪性质及被告人职位级别和巨大社会危害性，应属全省性重大案件，理应由该省高级法院管辖。但因立法规定抽象空洞，该省高院管辖与否都有极大余地，事实上这类案件各发案地高院都未管辖（如有法定回避情形另当别论，后面转移管辖还将论述这一问题），而是由千里之遥且审级低一级的北京市或其它中院管辖，立法关于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规定形同虚设，致实际管辖于尴尬境地。这也与刑诉法关于刑事案件由犯罪地法院管辖规定相冲突，凸显高级法院一审管辖过于随意，有损其司法权威。如此，不仅公众难以理解，且是否公正适当也无法权衡。不论是立法弹性过大还是执法不严都会淡化人们对法律的尊重，时日一长要让人相信依法办事就更加困难。这类大要案如由案发地省高院一审管辖，体现尊重当地民众知情权，对全省公职人员和当地群众有更直接、更现实的法治教育意义，对这类犯罪也有更大震慑作用，利于各界监督树立法治权威。

[论文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事司法机构；法人责任；直接实施

[论文摘要]在国际法上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并追究其责任的历史并不长。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了集团、组织犯罪的责任。但此后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确立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出于国家对组织责任的顾忌和对各自利益的考虑，法人责任在管辖灭绝种族罪、危害人类罪、战争罪、侵略罪这些多数与国家有关的、严重国际犯罪的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适用还是相当困难的，应通过缔约国国内法间接实施打击跨国犯罪的国际条约以规范法人责任。

通过国际公约协调国家间合作、打击跨国犯罪的做法由来已久。但是，在国际法上对法人的犯罪行为进行管辖并追究其责任(包括民事责任、行政责任和刑事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的做法却并没有太长的历史。对法人能否犯罪、是否有犯罪能力和责任能力、能否承担刑事责任等问题，各国的传统、观念、看法差异很大，要在国际公约中取得一致并非易事。1945年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审判确认了集团、组织犯罪的责任。但是，此后的联合国前南斯拉夫国际刑事法庭、卢旺达国际刑事法庭和国际刑事法院都没有确立法人、组织犯罪的责任。本文拟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法人责任在国际刑事司法机构直接适用的来由、实践及困境和前景。

一、纽伦堡和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法人责任的确认

(一)对犯罪集团和组织的审判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针对希特勒及其法西斯同伙对人类犯下的滔天罪行，1942年1月18日，9个被希特勒占领的国家流亡英国的政府，在伦敦发表了《圣·詹姆斯宣言》，表示要惩处战犯，得到美国、英国和苏联的赞同。1943年10月25日，联合国家战犯委员会成立，同年发表了惩处战犯的《莫斯科宣言》。为执行这一宣言，英、美、法、苏4国政府于1945年8月8日在伦敦缔结了《控诉和惩处欧洲轴心国主要战犯的协定》，提出应设立国际军事法庭对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进行公正而迅速的判决和惩处，并在所附的《国际军事法庭条例》中制订了《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了其权限和任务。根据这一协定在德国纽伦堡建立起来的国际军事法庭对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欧洲轴心国首要战犯及犯罪集团和组织进行了公正的审判。其中，在《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第九条、第十条、第十一条对犯罪集团和组织进行了规定。这是作为国际性刑事司法机构裁判之法律基础和依据的国际法第一次直接规定犯罪集团和组织的团体刑事责任，并最终判决德国纳粹党政治领袖集体、秘密警察、保安勤务处(SD)和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党卫队(SS)为犯罪组织。

前言

审判监督程序，在我国被称为“再审程序”。当前，界及司法实务界和其他国内外诸多舆论对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提出了很多批评建议，希望我国的审判监督程序能够尽快得到修正与完善，我国最高人民法院亦正是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加大了理论的力度，并着手制定相关的司法解释。在此，笔者仅就我国刑事审判监督程序的改进与完善略抒己见。

一、刑事审判监督程序概述

我国刑事诉讼法中明确规定了“刑事审判监督程序”，这一重要的诉讼程序。所谓审判监督程序，是指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对于已经发生效力的判决和裁定，发现在认定事实上或在适用法律上确有错误，依职权提起并由人民法院对案件进行重新审判的一种诉讼程序。

要准确理解我国刑事诉讼中的审判监督程序的本质属性，还应把握我国现行刑事诉讼法所规定的审判监督程序的特征：

第一，审判监督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我国刑事诉讼法第十条规定：“人民法院审判案件，实行两审终审制。”也就是说经过两审终审的案件，审理程序即告终结，案件转入执行阶段，执行终结，案件也就不复存在。但是，如果在执行过程中或执行终结后，发现已经生效的判决、裁定确有错误，有关审判机关依照法律规定进行再审或提审，就发生了审判监督程序。这种审判监督程序只能发生在生效判决、裁定确有错误的前提下，并不是每一起案件都有这种程序，而且绝大多数案件没有这种程序。审判监督程序的开始与否不取决于当事人申请与否，当事人申诉未必引起再审，当事人不申诉也不见得不进行再审。在这一点上，我们说审判监督程序是一种特殊的诉讼程序，不是法定的必经程序。

一、基本情况

⒈基本原则。一直以来，我院对调研信息工作就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为审判工作服务，为领导科学决策服务。××年曰日，省高院下发《关于加强全省法院调查研究工作的决定》后，我院对调查研究工作就更加予以重视。在基层工作的基础上坚持理论联系实际的工作方法，不闭门造车、深入实际，突出调研工作的针对性、应用性、科学性。

⒉人员配备。由于不具备相应的条件，我院尚未成立专门负责调研工作的研究室。所从事的工作隶属今年成立的审判管理办公室。由于工作缘由，也没有配备专职调研人员，但有一名审判人员在兼顾其他工作的同时，侧重于审判调研工作。审管办的负责人为院审判委员会委员。

⒊调研成果。从审管办的成立到现在，审判管理工作已取得长足的发展，今年在前几年调研工作的成果的基础上，在院领导的直接重视的情况下，调研工作又有新的突破。从省高院苏高发号通知下发截至今年十一月底，我院干警撰文各类调研篇，其中在国家级刊物上刊登论文篇，省级报纸刊物上刊登论文篇（其中有四篇论文分获江苏省第四届学术论文研讨会特等奖、一等奖、三等奖和优秀奖），市级报纸刊物上刊登论文篇。同时，我院在为省院第十七届学术论文和案例的编报工作，以及审判管理工作研讨会上，我院积极组织和引导全院干警投笔参与，取得了一定成效。调研工作已经纳入岗位目标考核，调研工作的好坏已经成为评优评先，晋升晋级的硬性杠杠。在这种情形下，全院干警形成个个动手，争创调研新高的良好形势。

二、调研转化成果

近年来，我院司法调研工作取得了较为突出的成绩，涌现出了一些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和优秀的调研人才。早两年，我院在不突破《刑法》和《司法解释》规定的量刑幅度的基础上，出台了《刑事审判管理规范指导意见》，找出量刑基准细化量刑格次，明确法定从重、从轻比率，确定适用缓刑的限制标准，细化财产刑处罚和适用范围。指导意见的出台，不仅受到了法院系统各级领导的充分肯定和法学界的极大关注，而且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强烈反响。随后，全国各地一百多家法院来人来函，到我院学习交流，在民事审判方面，去年，我院又就民事审判常见的婚约返还彩礼、精神损害赔偿、人身损害赔偿、劳动争议、房地产纠纷等几种类型案件的裁判，提出了规范性裁判意见，并运用于审判工作实践，既规范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又统一了同类案件的裁判标准，与此同时，还出台了《当事人送达地址确认书》、《简易程序告知书》、《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诉讼文书送达规范》、《简易程序庭审提纲》等工作流程规范；行政审判方面，我院率先引入《非诉行政执行案件听证办法》；执行工作方面，我院推出了《执行工作流程管理相关规定》、《关于代管款管理暂行规定》、《刑事案件财产刑执行操作规程》、《执行案件听证程序规范》、《执行案件中止管理规范》、《执行长联席会议制度》、《执行工作紧急情况处置预案》、《执行工作信访接待规范》、《制裁性强制执行措施实施规范》、《中止恢复执行案件立案结案管理规定》等十多项制度；在审监工作方面，出台了《申诉、再审、申请审查听证办法》；在立案信访工作方面，我院制定了《立案大厅信访接待管理规范》，《立案信访人员行为规范》，《接待窗口礼貌用语规定》、《诉讼费收取实施细则》。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论文关键词]逮捕超期羁押批捕权

[论文摘要]逮捕是刑事强制措施中最为严厉的一种，它完全剥夺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自由，和基本人权密切相关。逮捕本身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但不当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逮捕制度的合理性尤为重要。我国的逮捕制度有其自身的特点，同时也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有关制度设计方面尚有完善空间。

逮捕是公安司法机关在一定时间内依法完全剥夺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人身自由并解送到一定场所予以羁押的一种强制措施。正当法律程序下的逮捕是保障刑事诉讼的有效手段，而不受任何限制的、滥用的逮捕，则会成为践踏人权的工具。因此，现代各国的宪法和刑事诉讼法都对逮捕制度予以明文规定，严格限制逮捕的适用主体、适用条件以及羁押期限等，以期最大程度地发挥逮捕制度的积极作用，减少其对基本人权的消极影响。

根据我国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逮捕犯罪嫌疑人和被告人的批准权或决定权属于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对于公安机关要求审查批准逮捕的案件，人民检察院有批准权。人民检察院在侦查及审查起诉中，认为应当逮捕犯罪嫌疑人的，有权自行决定逮捕。人民法院直接受理的自诉案件中，需要逮捕被告人的，人民法院有决定权；对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的案件，人民法院在审判阶段发现需要逮捕被告人的，有权决定逮捕。公安机关无权自行决定逮捕，只享有逮捕的执行权；人民检察院和人民法院的逮捕决定都必须交付公安机关执行。

一、我国逮捕制度中存在的问题

1.“可能判处徒刑以上刑罚”的规定不合理

论文关键词：审判阶段、刑事和解、犯罪处置方式、轻缓化

论文摘要：近年来无论是法律实务界还是理论界都在积极的探索刑事和解制度。作为基层法院或者法官，要探讨刑事和解必须首先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概念有个界定，它是研究探讨审判阶段刑事和解其他问题的基础和前提，所以笔者提出审判阶段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审判阶段，被害人与犯罪人在法官的主持下，自愿就被害人补偿进行对话、协商，使犯罪人责任承担具有轻缓化的一种犯罪处置方式。该定义具有的基本内涵为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是一种犯罪处置方式，发生在审判阶段，由法官作为中间人，内容是被害人与被告人自愿的进行对话、协商，结果是使被告人的刑事责任得到轻缓化处理。并明确了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与民事调解、私了、刑事谅解、辩诉交易等概念的区别。

一、问题的提出

刑事和解是在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新理念，它是对我国传统刑事诉讼的反思，也是对新的刑事司法理念的探索。近年来全国很多地方的司法机关，特别是检察机关，进行了积极有益的探索，甚至形成了一些指导性的文件，并取得了一定的社会成果。例如，无锡市的公检法司《关于刑事和解工作的若干意见（试行）》。理论界也对刑事和解作了探讨，主要集中在刑事和解的理论基础、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能性，对刑事和解的程序设计，而对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的探讨比较少。

二、和解的释义

所谓“和解”从字面含义来看，“和”的含义是“平和、和缓、和谐、和睦”，而“和解”的含义则是“不再争执，归于和好”。可见，日常用语意义上的“和解”实际上就是以平和的方式来解决问题，其中“和”是手段，“解”是目的。[3]在人类原始社会末期就存在着以赎金代替复仇的纠纷解决机制。和解的思想渊源于中国古代儒家思想倡导的人和、兼爱、不争、至善，是我国文化的精髓。正如孔子所言：“礼之用，和为贵”，“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就是要求法官在审理案件时不要轻易做出判决，要采取双方都乐于接受的调解方式解决纠纷，以“无讼”作为审判的最终价值追求，在其思想的影响下，我国古代一直以“贱讼”思想占主导地位，直到明清时期江南等地区才出现“健讼”的现象，但是被誉为“东方一枝花”的调解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从“马锡五审判模式”到近几年最高法对各级法院的调解工作要求，都把调解或和解作为纠纷的主要解决方式，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发挥法院应有的作用。

【论文关键词】：法官自由裁量权;刑事自由裁量权

【论文摘要】：法官在刑事司法领域里的自由裁量权，是一个涉及刑事司法公正的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研究,构建公正的刑事司法制度，建立法治社会，均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这里阐述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基本含义，分析其存在的必要性及意义，列举了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在我国现实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合理限制法官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几项建议。

随着依法治国的提出，法治社会的建设，我国的司法制度的改革，人们越来越关注法官自由裁量权的问题，对此问题的研究也越来越多。研究法官的自由裁量权，主要是想解决法律的稳定性和个案公平等问题，想给法官的自由裁量权设定一个合理的界限避免其滥用。法官的刑事自由裁量权因其涉及人们的人身生命权利，民主自由权利，对当事人的影响最大，更应得到有效关注。

一、刑事自由裁量权的涵义

概念是认识事物的基础，刑事自由裁量权是法官自由裁量权的一个方面,要很好的理解刑事自由裁量权的含义就要先了解一下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概念。

国外法学理论界对法官自由裁量权的态度主要有两种：一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持保守态度的形式主义法学派，它以理性主义为根基,认为立法者的理性有能力制定一个包罗万象、逻辑统一、完备无缺的法典,在司法上要求实现法官适用法律的机械化,排除法官的自由裁量权,正如一位法学家所总结,形式主义法学派"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的,即实在法律制度是无缺陷的,因此只要通过适当的逻辑分析,便能从现存的法律制度中得出正确的判决"。[1]它这种观点主要是在反封建的斗争中产生的,它以绝对确定的法律及其适用来维护人们所享有的权利,其出发点是好的,但在现实中根本无法实现,因此至今其影响已不大。二是对法官自由裁量权持激进观点的现实主义法学派。美国现实主义法学派的代表人物霍姆斯认为，抽象的法律规则根本不能机械地用于裁决人们之间的纠纷,以三段论为手段从规则中进行演绎推理来判决是不现实的,为此他在《普通法》中提出了"法律的生命不是逻辑而是经验"的著名论题,开了现实主义法律运动在美国的先河。[2]霍姆斯对法官在法律判决中主观能动性发挥的重视,必将导致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常常会超越法律的约束而造法。

法院副院长述职报告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全国公务员共同的天地!

按照党组分工，我分管立案、审监、信访、宣传及刑事审判工作。现将本人2004年任期目标完成情况报告如下：

一、工作目标完成情况

1、审判监督工作

审判监督庭按照编制应为四人，但现在只有2人，在人员少、任务重的情况下，我们坚持一手抓案件评查以提高全院的案件质量，一手抓再审案件的审理及时纠正错案。在案件评查工作中，全年共评查各类案件1261件，其中合格案卷1248件，基本合格案卷13件。通过几年来规范化的案件评查，使我院的案卷质量有了很大的提高。

一年来我院共受理各类申诉、抗诉的再审案件21件，审结20件。其中向中院报复核8件，再审改判5件，维持原判5件，驳回申诉1件，调解1件。没有发还或改判。结案数量、质量及结案率均完成或超额完成了目标责任。

「论文提要」

形式正义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官在庭审中的行为对于体现形式正义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分析刑事庭审的历史类型和形式要素、行为要素的基础上，归纳了几类不规范庭审行为的成因和表现。通过分析规范刑事庭审行为对体现形式正义的现实意义，总结了几点提高庭审行为规范程度的方法和途径。

引言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实体，轻程序”曾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经典行为模式。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发展，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等符合法治精神与社会发展规律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三大诉讼法为主要架构的诉讼体系的形成以及近年来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至少“实体与程序并重”已经成为了二者辩证关系的基本认知。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活动即审判程序，是以法院作为法定裁判机关主导下进行的专门性司法活动，而其中的庭审即开庭审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程序性活动。

由于刑事诉讼本身对当事人权益影响的力度最大，国家强制力介入的程度最深，其庭审方式有着不同于其他诉讼的特殊性质。虽然法律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的基本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操作性的具体规范指导，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对刑事庭审程序的把握不尽相同，庭审的过程更是五花八门，其中程序虚置、效率低下、当事人权利空洞化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甚至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负面评价。本文试图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内，通过对此问题的探讨，引起司法工作人员深入的思考，更好的规范庭审行为，促进实现司法公正。

一、庭审的形式与刑事庭审的模式分析

「论文提要」

形式正义是司法的基本价值之一，法官在庭审中的行为对于体现形式正义有重要的意义。本文在刑事庭审的类型和形式要素、行为要素的基础上，归纳了几类不规范庭审行为的成因和表现。通过分析规范刑事庭审行为对体现形式正义的现实意义，了几点提高庭审行为规范程度的和途径。

引言

在相当长的时期里，“重实体，轻程序”曾一直是我国司法工作的基本价值取向和经典行为模式。随着法治化进程的不断，保障人权、程序正义等符合法治精神与发展的理念逐渐深入人心，以三大诉讼法为主要架构的诉讼体系的形成以及近年来的司法体制改革的实践，至少“实体与程序并重”已经成为了二者辩证关系的基本认知。严格意义上的诉讼活动即审判程序，是以法院作为法定裁判机关主导下进行的专门性司法活动，而其中的庭审即开庭审理，是整个诉讼过程中最为重要的，处于核心地位的程序性活动。

由于刑事诉讼本身对当事人权益的力度最大，国家强制力介入的程度最深，其庭审方式有着不同于其他诉讼的特殊性质。虽然和司法解释对刑事庭审的基本程序有明确的规定，但是由于缺乏有操作性的具体规范指导，在司法实践中，审判人员对刑事庭审程序的把握不尽相同，庭审的过程更是五花八门，其中程序虚置、效率低下、当事人权利空洞化的现象并不鲜见，有的甚至引发了公众对司法公正的负面评价。本文试图在现有法律规范框架内，通过对此的探讨，引起司法工作人员深入的思考，更好的规范庭审行为，促进实现司法公正。

一、庭审的形式与刑事庭审的模式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