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立法技术范文10篇

【摘要】新时代人工智能技术的兴起对当前我国的刑法体系与立法工作产生巨大冲击，刑法立法工作者在开展立法工作时应密切联系人工智能时代社会的新特征，在立法思路上坚持以开放、多元、能动的原则立法，在具体的立法方法上可通过制订轻犯罪法、修订刑法典、利用新技术科学立法等途径来推进我国的刑法立法事业的发展。

【关键词】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思路；方法

人工智能技术在当代社会的大量应用无疑是本世纪最引人瞩目的事件，这预示人类将进入一个人工智能时代，一方面它将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带来各种机遇，另一发面也将伴随各种社会风险，犯罪趋向复杂化，这表现为涉及高科技的刑事犯罪犯罪主体模糊，刑事责任的归属具有争议。如何使得我国的刑法体系能适应新时代的要求，这需要新时期的刑法立法工作者在刑法立法思路与方法上主动求变，使我国的刑法立法事业走上一个新台阶。

1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思路

1.1开放立法。人工智能时代，除技术变革迅速外，社会高度开放为其另一重要特征，这表现为社会资源与信息的共享。刑法的立法工作应紧跟时代特征，新时期的刑法立法工作者应持有开放的立法理念，以适应人工智能社会的新特征。首先，立法工作者应以开放的态度对待新时期出现的技术与观念，鼓励立法工作者多了解有关人工智能的知识，努力提高相关素养，积极探索如何将新时代的技术融入刑法的立法之中，打造适合人工智能时代的刑法体系；其次，立法的程序与过程应具有开放性，新时期的立法工作者应在立法过程中多考虑群众的刑法需求，同时吸收其合理建议，以使得新时期的刑法体系能更好为人民服务。1.2多元立法。针对人工智能时代的刑事犯罪新特征，我国的刑事立法应采用多元化立法思路。这主要表现为对刑事犯罪的分层与立法模式的多元化。随着社会涉及人工智能技术犯罪的新型犯罪增多，未来刑法立法的趋势将是犯罪化范围的扩展，因此在当前刑法立法中引入犯罪分层的思维十分必要。犯罪分层意味着对犯罪行为依其严重程度进行轻重的层次划分，这有利于我国刑法体系在打击犯罪与维护民众法益间实现平衡。在立法模式上，用一部刑法典包揽所有刑事犯罪的一元模式已不适应新时期的立法形势，未来的刑法立法应坚持刑法典、单行刑法与附属刑法共存的多元立法模式，这不仅有利于避免对刑法典的过多修订，降低立法难度，同时可使得刑法体系的定罪更加精确化。1.3能动立法。对于人工智能时代不断涌现的各种新型犯罪，刑法立法工作者应采取能动的立法原则，及时地增添对应的新罪。目前我国主要沿袭的是苏联刑事立法理念，认为只有在某一新型犯罪的社会危害性达到较严重程度时，才考虑通过立法将其纳入刑法体系，此种刑法立法理念主要基于刑法谦抑性原则，目的在于保障公民的权利；[1]但这样的立法思路使得我国的刑法立法工作在应对变化迅速的社会刑事环境时，反应滞缓，这制约了刑法的相关功能发挥。在人工智能时代，此种滞后的局面显得更加突出，这要求立法工作者要及时了解社会涌现的新形态，把握其特征，在立法工作方面具有前瞻性，主动增加新罪，灵活地使用刑罚手段来应付新局面。

2人工智能时代刑法立法的方法

「提要」刑事证据收集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我国立法的相关规定很不完善，存在缺陷。笔者将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现状进行反思：（一）立法方面。1、实体性规则和实施性规则均不完善，立法粗疏，缺乏可操作性；2、公、检、法司法解释中的程序立法违背了程序法定原则。（二）方面。1、对刑事证据收集规则的研究未给予足够重视，尚有欠缺；2、混淆了非法证据排除规则与刑事证据收集规则；3、理论研究有脱离实际之嫌。

「关键词」刑事证据规则刑事证据收集规则非法证据排除规则

LookingbackthecollectiverulesofcriminalevidenceinChina

Keywords」th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collectiveruleofcriminalevidence；theexclusionruleofillegalevidence

引言

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属于程序性规则，是刑事证据规则重要组成部分，是规范侦查中刑事证据收集活动的准则。其功能在于规范和约束侦查活动，使证据的收集合法化、程序化，保证收集到的证据的合法性，避免侵犯人权，防止侦查权的无限扩张。然而目前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很不完善，现有的收集规则零散分布在刑事诉讼法及相关的司法解释中，缺乏系统性，可操作性。理论界对此也较少涉及。本文将对该问题给予关注，对我国的刑事证据收集规则进行反思。

摘要：借鉴、吸收国外有关著作权刑法保护的成功立法经验，完善我国著作权的保护，以发挥其打击著作权犯罪，促进我国经济发展与国际交往的应有作用，是我们面临的重大课题。本文比较分析中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理论及立法，并提出了完善我国著作权的刑法保护的建议，以期为我国著作权刑事立法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参考。

关键词：著作权；刑法保护；刑事立法

一、两国著作权刑事保护理论之比较

关于著作权刑法保护的必要性，有“强保护理论”与“弱保护理论”之争。“强保护理论”主张对著作权领域进行积极的刑事干预。“弱保护理论”积极反对刑事干预领域的拓展。在此问题上中美两国由于经济发展水平及法律文化程度上的差异，因而有着不同的观点。在1992年美国召开的“科技中的知识产权”研讨会上，美国方面认为，强保护有利于发展世界高科技市场。从我国的著作权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来看，尽管1994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侵犯著作权的犯罪决定》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现行刑法第217条，第218条也明文规定了侵犯著作权犯罪，但犯罪行为表现形式不够细致，周密。笔者认为，为了适应国际知识产权保护发展的潮流，我国必须承认我国已参加及力争参加的国际条约的最低标准，并与之接轨，为此，加快完善著作权刑事立法势在必行。

二、两国著作权刑法立法之比较

（一）两国著作权刑法立法状况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与“安全”的界定

（一）食品安全犯罪中“食品”的定义

食品的法律定义，因国家之间文化背景与立法传统的差异，尚无统一概念。食物种类本身纷繁复杂，外加现代科学技术掺杂其中，立法给“食品”下定义并非易事。目前，在定义食品总体概念时，分类法被广泛采用。我国《食品安全法》中食品是指“各种供人食用或者饮用的成品和原料以及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药品的物品，但是不包括以治疗为目的的物品。”[1]美国属于分散立法模式，关于食品安全犯罪的规定散于多部法律当中，其中调整食品安全领域极为重要的《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品法》将其定义为：“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的各种物品；口香糖；用于制作上述食品的原料。”[1]从中美两国关于“食品”的概念规定来看，有同有异。二者区别主要是对食品食用对象方面的差异，美国规定“供人和动物”食用或饮用；我国明确仅“供人”，相比美国的定义范围更为广泛。此外，我国明确将“药品”排除于“食品”之外。我国认为药品需要专门法律以更高、更严的标准要求它；美国的食品和药品一直自成体系，置于同等地位保护。我国在定义“食品”时与美国也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例如，两国均规定以“食用或者饮用”方式提供的物质补给属于食品的范畴；对食品是否需要加工等过程两国均持否定态度，均认可“原料”是食品的范畴，从而使食品的范围可以覆盖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过程。最后，在定义方法上，两国都采用分类法，大体上是将食品分类为食品、饮品及原材料。

（二）食品安全犯罪中对“安全性”的界定

关于食品“安全性”的界定本身具有一定的历史性。判定食品安全需结合时下背景。20世纪80年代世界范围内食品安全主要以满足人们的基本生存需求为要义，随后世界卫生组织又将其等同为“食品卫生”。至今，食品安全的内涵也不同以往。总之，食品的“安全性”因时而异，标准也愈来愈高。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性”规定也非常高，规定：“食品安全是指食品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对人体健康不造成任何急性、亚急性或者慢性危害。[2]我国对食品安全不仅要求最基本的质量安全，同时还要营养充分，缺其一在我国都不能称之为安全食品。美国现有的法律法规对“食品安全”并未给出明确的定义，取而代之是美国政府投入巨额经费于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和研究之中，通过制定一系列严格的标准，利用先进的技术来检测食品是否达到安全标准。例如，美国在农药残留方面标准几乎就将所有的农产品涵盖其中。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美国直接以食品是否符合安全标准来体现其安全性。我国虽然在具体判断安全性时，也有一定的标准，但与美国标准相比，源于经济、技术等多方面的较大差距，我国标准制定和成效显然与之相去甚远。

二、中美食品安全刑事立法调控范围的比较研究

[摘要]我国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从立法理念到立法技术均对1997年刑法中关于偷税罪的规定进行了实质性修改。而且蕴含了巨大创新，必将对我国刑法和税法的理论、立法以及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产生深刻影响。因此，建议对其进行全面的归纳和分析，找出可进一步完善之处，这无疑将有助于丰富我国刑法和税法理论，以便改进立法，指导司法和税收执法实践活动。

[关键词]刑法第二百零一条修正案；偷税罪；逃税手段；定罪标准

我国《刑法修正案(七)》由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于2009年2月28日审议通过，并从该日起实施。其中对刑法第二百零一条关于偷税罪的规定修改为：

纳税人采取欺骗、隐瞒手段进行虚假纳税申报或者不申报，逃避缴纳税款数额较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并处罚金；数额巨大并且占应纳税额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扣缴义务人采取前款所列手段，不缴或者少缴已扣、已收税款，数额较大的，依照前款的规定处罚。对多次实施前两款行为，未经处理的，按照累计数额计算。

有第一款行为，经税务机关依法下达追缴通知后，补缴应纳税款，缴纳滞纳金，已受行政处罚的，不予追究刑事责任；但是，五年内因逃避缴纳税款受过刑事处罚或者被税务机关给予二次以上行政处罚的除外。

一、修正案有关偷税罪的主要修改内容

内容摘要：随着网络信息技术迅速发展，计算机网络正在人们的工作、学习、生活中扮演着越来越重要的角色。但是,它们在带给人们便利的同时,网络犯罪也给我们的生活带来各种危机，网络犯罪已成为一个备受人们关注的问题。本文拟在对网络犯罪的发展、含义进行阐述后,分析我国网络犯罪的存在的问题,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一些对策,以期待对我国遏制网络犯罪的立法起到促进作用。

关键词：网络犯罪问题应对措施

一、网络犯罪在我国的发展及其含义

1979年，我国制定的第一部刑法典没有关于网络犯罪的规定，直到1981年我国才着手制定有关计算机网络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1991年5月24日，国务院第八十三次常委会议通过了《计算机软件保护条例》，继而1994年2月18日，我国国务院令第147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计算机信息系统安全保护条例》。这都是我国历史上较为重要的法规。其规范计算机信息系统的安全管理、惩治侵害计算机安全的违法犯罪的法规，在我国网络安全立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随着我国计算机网络应用迅猛发展，计算机网络相关违法犯罪活动也相应地表现出新的特征。于是，1997年10月1日起我国实行的新刑法，第一次增加了网络犯罪的罪名，包括非法侵入计算机系统罪，破坏计算机系统功能罪，破坏计算机系统数据、程序罪，制作、传播计算机破坏程序罪等。这表明我国计算机法制管理正在步入一个新阶段，并开始和世界接轨，逐步进入我国的计算机网络的法治时代。

网络犯罪作为一种新的犯罪类型越来越受人们关注的同时，关于网络犯罪的概念的定义也是层出不穷,由于各国的国情和网络犯罪发展的趋势的不同，致使其在概念的表述上存在差异，关于网络犯罪概念的界定，各国有多种不同的表述方法：美国将网络犯罪定义为“任何在犯罪、调查或起诉过程中，必须具备特别电脑网络技术知识的不法行为”。【5】日本将“对非法连接计算机网络系统的通讯电缆等附带设备的犯罪，以及所有消除、改换现金卡、信用卡的磁条部分的犯罪”界定为计算机网络犯罪行为。【6】法国学者对网络犯罪作如下陈述：根据有关法律专家的见解网络犯罪的概念实际上涵盖了两种类型的刑事犯罪，以信息技术为犯罪对象的犯罪，以信息技术为实施犯罪方法的犯罪，并根据法国的立法对网络犯罪进行区分。

台湾地区学者习惯于将网络犯罪叫做电脑犯罪，通说：“凡犯罪人行为是通过电脑之使用或对电脑本身所造成之损害皆属之”或指“凡犯罪行为与电子资料处理有关的即是电脑犯罪”关于犯罪的种类名称也有学者主张用“电脑滥用”一词代替“电脑犯罪”。【7】

摘要:我国关于恐怖活动犯罪的刑事立法集中于《刑法》第120条的规定。在司法适用时应注意《刑法》与《反恐法》之间的有效衔接。《反恐法》难以成为《刑法》的适用渊源，需要在《刑法》中明确恐怖活动犯罪的具体概念。在具体的罪名设置方面，恐怖活动犯罪的章节设置还存有争议;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过窄，缺少对网络恐怖犯罪的刑法评价。在提升反恐刑事立法技术的基础上，应适当扩展帮助恐怖活动罪的外延范围，并对网络恐怖犯罪作出恰当的刑法评价。

关键词:反恐刑法;恐怖主义犯罪;反恐刑事政策

在全球范围内恐怖活动时有发生，面对恐怖活动犯罪的蔓延和扩散，世界各国都在加强反恐刑事立法，采用法律手段遏制和打击恐怖活动犯罪已经成为必然选择。

一、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现状

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旨在打击恐怖活动犯罪，这是我国反恐刑事立法的开端。在《刑法修正案(九)》通过以前，《刑法》中仅有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资助恐怖活动罪。为了应对恐怖主义在国内的抬头趋势，国家修改法律，对恐怖活动犯罪进行早期干预，也即将准备实施、宣扬恐怖活动等行为都纳入刑法的规制范畴［1］。《刑法修正案(九)》对恐怖活动犯罪的修订完善了我国反恐刑事立法体系，其明显的进步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将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概念纳入刑法体系中，区分了恐怖活动犯罪与普通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二是以增设新罪名、修改罪状等形式扩大了恐怖活动犯罪的规制范围，进一步完善了恐怖活动犯罪的刑法惩治体系。三是针对恐怖活动犯罪增设了财产刑，加大了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打击力度。我国没有针对恐怖活动犯罪的单行刑法。2015年12月通过的《反恐法》是一部“反恐行政法”［2］。规制恐怖活动犯罪的全部法律规定都体现在《刑法》第120条。

二、我国反恐刑事立法存在的问题

一、现有行刑法制主流性改革思路的分析与评价

行刑法机制是刑事法机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具有法制的共同特点。一般认为法制包括立法、执法、守法、法律监督等内容，也有人认为它仅属法律运作，法制的全部内容应包括法律规则、法律观念、法律运作、法律组织。其实无论人们对法制的内容如何分类，制度性的法律得以启动直接依赖于两个基素：规范与执法权力。正像法人类学家的直觉，“法是这样一种社会规范，当它被忽视或违犯时，享有社会公认的特许权的个人或团体，通常会对违犯者威胁使用或事实上使用人身的强制。”（注：E·A·霍贝尔·初民的法律[M]．周勇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第30页。）这里，规范为执法主体提供了行为时的依据，执法体制则为规范的实现提供了权力后盾，两者结合使得法律进入到最基本的活化状态。应当说，目前学界对行刑法运行的现状分析，提出的发展思路，都是紧密围绕这两个基素展开的。

1、法律首先表现为经纬社会生活的规则，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一：是完善有关立法。

目前建立统一的行刑体系是行刑法理论中的主流性观点。具体的理由是：(1)我国刑事法应当是由实体性的刑法、程序性的刑事诉讼法、执行性的刑事执行法组成的统一整体，而事实现状与这一要求相差甚远，《监狱法》的颁行虽弥补了我国刑事执行法的空白，并成为我国有关行刑活动的主要法律依据，但它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操作程序上、立法规格上，都无法同刑法、刑诉法协调一致。一部规制监狱的法律，也不可能包含全部的刑罚执行。所以“须要制定一部比监狱法范围更广，规格更高，而且与刑法、刑诉法相统一、配合的刑事执行法。”（注：杨殿升．余诤：国家刑事法律体系一体化：关于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执行法的建议[J]．中国监狱学刊．1998.5。）(2)从行刑活动的整体性看，制定刑事执行法典有现实意义。在我国管制、拘役、罚金、以及资格刑的执行，基本处于经验惯性操作，法制化程度不高，因此有必要通过统一的刑事执行立法，“对同一性质的刑事执行关系、行刑权关系和行刑权活动，实行统一的法律调整，而不是人为地把他们割裂，或者继续让其中一部分处于无法状态。”（注：张绍彦：刑罚实现。现代法学[J]．1998年．第4期。）我个人也曾在很长时期支持这种主张。(3)从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看，制定统一法典具有迫切性。“正确认识刑事执行的独立地位及重要作用是进行立法的必要前提，现代意义的目的刑、教育刑思想使刑事执行开始突破了理论和实践中的传统界限，逐步摆脱其依附性和从属性，它自身特有的性质、职能及任务的实现，在客观上要求有一部统一完整的刑事执行法典对其进行规范和调整。”（注：详见张金桑：论刑事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J]．中国监狱学刊．1998年第5期。）(4)统一刑事执行立法是大势所趋。“是完善我国刑事法律体系的需要，它有利于刑法目的和任务的实现，符合刑罪多元化演变的一般趋势。”（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2、行刑法由静态转入动态，有赖于强有力的法律组织。因此，行刑法制建设的基点之二：是实现司法权的合理配置。

目前最具代表性的方案是建立统一的刑事执行部门，强化行刑权的地位。方案的根据如下：从权力制约权力的原理看，行刑权是刑罚权的一项独立的基本权能，刑事执行司法活动具有自身的特殊属性，有必要统一于一个部门，使其与量刑权、法律监督权的行使平衡，这符合我国刑事法规定的公、检、法、司四大机关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的总体原则。从行刑低效应的现状看，行刑机制改革已具有迫切性。我国行刑权一直处于分散状态，自由刑执行一分为二，监禁刑由监狱负责，非监禁刑由公安机关执行，财产刑、死刑归法院管辖，结果是繁重的审判、治安事务冲淡了其对行刑的应有关注。为此有人将其归纳为两大矛盾：行刑规范要求与行刑［权］多元化实际状况的矛盾、行刑科学化要求与行刑立法严重滞后的矛盾。并指出只有实现刑事执行司法体制的改革和行刑权的统一，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况且目前监狱法律主体地位的严重缺损，与行刑权过于弱化有直接关系，这表明调整现有行刑司法体制的必要性。从相应扩大行刑机关的权力看，行刑权的集中对改变我国重审判、轻执行，重惩罚、轻改造的司法惯性，打破刑罚制度的僵滞局面，不失一种制度性对策。从现实条件上看，在我国，由国家司法部门管辖下的监禁性行刑，已形成了系统的管理运行模式和稳定的执法力量，监狱承担着主要的行刑职能。在保证这一部分行刑稳定的情况下，实现行刑权局部调整，不会引起过大的震荡，权力调整有基础。（注：袁登明等：刑事执行立法理论研讨会综述[J]．法学家1998年第6期。）

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实务部门和科研院校的著名刑法学者、环境法学者、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以及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的知名刑事法学者等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摘要：随着高科技犯罪案件日益增多，电子证据已然成为处理网络系统犯罪案件的核心。然而，电子证据立法及其证据规则的缺失与滞后，使得电子证据在司法实践中出现无所适从的局面。要解决电子证据证明力的问题，就要在肯定电子证据独立的法律属性基础之上，单独立法加以规制。本文拟从电子证据的理论层面入手，进行分析，逐步深入，对电子证据的法律归属进行定位，借鉴国外的立法经验并结合我国司法实践，对电子证据立法及相关问题作出初步探讨，以期提供合理化建议。

关键词：电子证据立法法律归属计算机网络刑事诉讼

在司法实践中，电子信息证据对于处理凶杀、盗窃、诈骗、淫秽色情等案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然而我国目前的刑事立法，只在七类证据中的视听资料稍加涉及一些电子证据的内容。但要净化电子信息平台，依赖有关部门的专项行动是远远不够，当务之急是要加快电子证据入法进程。

一、电子证据的理论分析

（一）电子证据的概念

目前，理论界对于电子证据的概念并无统一定论，主要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即为电子计算机产生的证据；另一种观点认为，电子证据即为与电子计算机相关的证据，除了计算机产生存储的信息之外，还包括计算机模拟结果以及计算机系统的测试结果。从国外立法来看，如美国的《统一电子交易法》、《国际国内电子签章法》、加拿大的《统一电子证据法》、澳大利亚的《电子交易法》，也只是通过诠释“电子”、“电子记录”、“电子签名”、“数据”等用语对电子证据进行界定。从长远角度，还是要将电子证据概念的范围扩大一些，包括但不限于计算机机证据、模拟数据等。因此，电子证据的概念可以定义为：是指以计算机、磁性物、光学物或者类似设备为载体，通过使用网络系统等高科技技术设备生成、发送、接收、存储的，能够证明案件事实的各种电子数据、信息、符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