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技术论文范文10篇

一、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领导认识不足，意识缺失

在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得不到快速的发展与进步最大的一个影响因素就是相关领导对提高公安机关整体的刑事科学技术的认识不足，不能从制度上和政策上进行系统的规定，这就严重制约了我国刑事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降低了公安机关的打击犯罪能力与执法水平，这一问题已经成为现阶段我国刑事科学技术发展之中遇到的最大的问题之一。

(二)技术队伍不稳定

由于公安机关工作的特殊性，在实际的工作之中经常涉及到人员调动等情况，这就造成了技术队伍不稳定，总是出现调动等问题。另一方面，我国公安机关针对刑事科学技术没有一套完整的奖惩措施，这就造成了技术人员在工作之中缺乏相应的积极性，不能将所有的精力投入到工作之中，这也是影响我国刑事科学技术进步与发展的抑制因素之一。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与进步，犯罪手段也在逐步发生变化，利用高科技手段进行犯罪的比例在逐年上升，但是我国公安机关的技术队员队伍却没有得到很快的发展，这对于现代社会稳定，提高我国公安机关整体办案水平的一大障碍。

(三)人员不足，工作量大

自从事技术工作以来，我热爱祖国，热爱人民，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各种法规，刻苦学习，努力工作；先后经过河北省政法学院）原政法干校）、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华北煤炭医学院和国家公安部第二研究所（现公安部法医物证鉴定中心）等地的专业学习和培训，具有良好的文化修养。职业道德和业务素质；能够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医学基础理论与侦查工作结合起来，在从事各类案件的现场勘查、法医学检验（包括尸、活体损伤检验签定、病理、解剖检验鉴定、法医物证检验鉴定等）。

工作中，利用技术手段，检验并侦破了多起重（特）大案件，如：2000年8月20日，玉田县窝洛沽镇潘庄子于志永（男、13岁）、许国全（男、11岁）被绑架杀害案件；2000年12月亮甲店镇王素平（女、36岁）被杀害案件的尸体检验及案情分析；2002年3月1日唐自头镇小山王庄村黄庆会（女，32岁）死亡案的尸体检验及现场分析；2002年3月15曰，玉田镇西关村董克俭（男，64岁）被杀害案件；2002年2月25曰郭家桥乡五马桥村李瑞江（男，60岁）、周立华（女，16岁）凶杀案件多处现场物证的提取，尸体检验；2003年3月破获的重特大积案：即：1995年10月21日发生-郭家挢乡江家铺村西的团伙抢劫杀人案件。从保存7年之久韵现场物证（手套）痕迹，血迹分析上予以认定，使该团伙抢劫杀人案件得出准确结案。2004年7月10日，玉田县，石臼窝镇芦岬岫树大队书记马网俊杰（男，34岁）被杀害案，身负多处损伤，死于河里，从死因分析上给予准确定案：2004午8月16日大安镇前螺山村水泥厂推销员刘宗千（男，41岁）被杀害并王兆永（男，38岁）同巢死亡案件的现场勘查、作案形式的设定发尸体损伤的检验鉴定等案为侦查提供了可靠线索和方向，也为破案和审判机关提供了大量可靠的证据材料。

由于本人的刻苦努力，工作上有了一些成绩，多次受到县、市、部级嘉奖，曾被唐山市委、市政府授予“唐山市公安系统优秀技术员”和“岗位技术能手”的光荣称号。曾当选为玉兰县第九届人年代表大会代表和中共玉兰县委员会第3次代表大会县直机关党代表；有关事迹材料曾在《玉田科技报》、《唐山劳动日报》、《河北劳动人事》和《唐山公安报》上登载。先后撰写了《关于尸蜡形成之静电学说理论的探讨及其实验》等二十余篇检验技术和理论研究方面的论文或论著。分别在市、部级和国家级刊物上发表。获得了中围刑事科学技术协会首届研讨会优秀科技论文二等奖（深圳）、并参加了第二次全国法医代表大会（无锡），第四、五次法医学术研讨会：取得了全国刑事破案研讨会（北京）及中困刑事警察学院学报等刊物上多篇论文的优秀论文奖。获99‘香港国际中西医学术交流暨卫生教育新进展论坛大会“紫荆花医学科研奖”。并受聘为香港基础医学研究会理事。箕代表作有《关于枪杀案件的损伤检验及重复使用弹头的分析》《利用切线位x光片推断颅啮损伤程度及其讨论》、《论微量痕迹物证检验在侦查破案中的应用》、《从一起杀人焚尸案件的侦破始末谈法医对损伤检验及物证鉴定作用》《关于尸蜡形成的静电学说理论探讨及其实验》《一起全尸蜡的检验报告》、《从多种损伤中确定主要损伤致其致死因静素》、《论静电场对尸蜡形成的影响》、《论加强刑事技术工作，为侦破案服务》、《汽车废气中毒死亡分析》、《罕见自杀形式一例报告》、《论××××××××的烟晕范围在人体及衣物上的分布特征》、《静电场与尸蜡》、《尸蜡与化石》、《交通事故案件中多人死亡及焚烧尸体、尸块的个体识别》《论物证检材的保存对重特大疑难案件侦结的作用》等，其中，“重复使用弹头”这一重大发现，填补了××××档案检案中的一项空白（公安部有关领导尤为重视）：尸蜡形成之静电学说，理论的探讨，率先提出了静电场与尸蜡形成的关系，丰富了国内乃至世界法医学理论的内窖。这对于推断死亡时闻，抛尸环境、损伤性质以及考古学揭示人类生物学理论具有一定的研究价值；“汽车废气中毒死亡分析”。文中所涉发的汽车废气在封闭的场合内呈“激进型增值现象”，其理论答辩获得了首届传统医学博士论坛大会香港“紫荆花杯医学金奖”，并获得了医学博士学位证书。

现我为唐山市法医学会理事，也是中国法医学会和中国刑事科学技术学会会员。相信自己能把握对机，与时俱进，在祖国的法医学专业上再展宏图。谢谢！

一、培养从警素质、提升实战能力

公安类高职院校大学生实施素质教育的目标是：良好的政治素质、身心素质、文化素质和业务技能素质。同时，还必须加强警察的基本礼仪、公关意识、沟通技巧等的知识储备。一个合格的人民警察必须具有高度的政治敏锐性、健壮的体魄、广博的基础知识、良好的文化素质、高超的技能和智慧。警校学生当角色转变为任职民警时，其素质要求经历实战考验。公安教育抓住毕业论文指导环节，把学生从警素质培养推向深入，使学生的实战能力进一步提升。近年来，警犬技术专业毕业生在选择就业的过程中，不少同学放弃所学专业改行从事其他警种工作。这反应出我们对学生职业忠诚教育的尴尬。警犬技术队伍中不稳定的隐患势必造成未来警犬技术专业人才短缺、无法满足公安工作需求。论文“论警犬技术专业学生职业忠诚度的培养及提升”就直指这一问题。公安理科专业学生较易忽视法律等相关课程的学习。有些学生认为能运用警犬技术侦察破案就是一名合格的警犬训导员。论文“警犬侵权的法律问题浅析”通过培养学生的法律敏感意识，促使知识内化能力增强，提升学生的从警素质。论文“关于犬福利问题的法律研究”更是从法律意识、社会意识两个层面加强学生的身心素质与文化素质的培养，赋予学生创造性。

二、契合专业技术、解答实战问题

随着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公安业务工作时刻变化着。新情况、新需求、新知识、新经验等层出不穷。论文作者应契合所学专业技术、围绕公安工作迫切需要解决的实际问题，创造性地提出新的课题并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国警犬使用范围比较广泛，在刑事侦察、禁毒缉私、安检防爆等方面都有经过专门训练的警犬投入使用。随着犯罪现场条件的不断复杂化，客观上给警犬使用带来诸多限定，特别是警犬现场延时性鉴别、追踪，增加了一定的难度，致使出现了个别地区警犬技术消弱甚至消亡的情况。而时至今日，我国警犬鉴别技术取得的结论仍旧未被法庭接受为直接证据的事实也极大弱化了公安实战中警犬技术应有的特色优势。警犬技术装备配发、警犬的社会化训、养等新工作思路与模式的提出使基层警犬技术工作面临机遇与挑战。警犬技术专业的学生就应围绕这些问题开展警犬技术“不可替代”的使用研究，解决警犬技术工作运行机制、警犬使用领域、训练科目与方法、使用程序等一系列问题。例如论文“我国警犬作为装备配发范围的探讨”、“警犬装备配发使用模式探析”、“警犬装备配发到公安基层派出所应用效果的调查研究”“、警犬繁育的社会化工作模式初探”“、警犬在新型查获中的应用”、“警犬在硬水泥路面的追踪能力研究”、“警犬在城市地铁警务活动中的调查”、“浅谈警犬识别气味的科学性及程序”、“警犬气味鉴定作为法定证据的探讨”、“新时期警犬技术在处置群体性治安事件中的应用初探”、“治安犬戴口笼进行扑咬训练的方法研究”等。

三、夯实理论基础、满足实战需求

公安基础理论是一门具有政治性、科学性、专业性和实践性的基础学术理论。它研究公安体系和公安对象、公安关系、公安工作及公安发展。作为预备警官有责任联系实际、加强公安基础理论研究，用实战去检验与夯实理论的正确性、系统性、全面性、时代性。警犬学是一门新兴的综合性应用科学。它融合诸多学科，基础理论涵盖广泛领域，如犬的解剖生理、警犬繁育、警犬的疾病防治、警犬的饲养、犬的行为学、器械制造技术、信息科技、刑事侦查和安全防范中的警犬使用、气味识别技术等。其中警犬使用基础理论引领警犬学的发展。例如，警犬使用中人犬结合理论主张在警务活动中以人为主导、以犬为主体，人、犬结合使用，论文“试论训导员的行为对犬的影响”、“训导员气质类型测定与犬神经类型匹配的研究”、“浅析警犬训导员的心理对气味鉴别犬的影响”等从人和动物心理学、行为学角度佐证人犬结合理论的科学性并促使该理论的系统化发展。又如，刑侦用犬一直是我国现代警犬技术工作发展的主线，但随着DNA、视频等刑事技术以及技侦工作的发展，极大地压缩了传统的现场迹线追踪和气味鉴别等刑侦犬主要功能项目的发展空间。论文“利用箱式气味识别装置培养犬搜索血衣能力的研究”、“血迹搜索犬训练的研究”通过刑侦用犬在直接间接锁定犯罪嫌疑人、物证甄别性搜寻等方面研究检验了警犬气味鉴别、搜索基础理论的正确性，并通过血迹气味的嗅认使刑侦用犬使用理论更加全面，粉碎刑侦用犬没有需求等对刑侦用犬使用理论的质疑，解决符合实战要求的刑侦犬极度缺乏问题。再如警犬诱导训练的理论基础是创建在游戏中自发的神经联系与多种强化手段结合的条件反射，以达到本能欲望到训练科目的转换。论文“诱导与机械刺激对罗杜杂交犬基础能力形成的影响”、“诱导混合气味迹线对追踪训练效果的影响”、“诱导因素对鉴别准确性的影响”分别从不同的角度丰富了警犬诱导训练理论。

摘要：本科毕业论文是高等院校在实践教学环节中对人才培养方式、课程体系、教学管理模式和教师教学成果的有效检验手段。深入思考本科毕业论文存在的主要问题，并着力研究构建完善的毕业论文质量监控对公安院校教学质量改革和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监控

一、引言

本科毕业论文是培养学生实践能力和创新精神的重要实践教学环节，也是审定学生毕业与学士学位资格的重要依据，更是学生本科四年学习能力升华的重要体现。2018年10月，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参与教育部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审核评估。毕业论文质量作为一个重点考查要素直接关系到公安院校本科人才培养质量。“以评促建，以评促改，以评促管，评建结合，重在建设”成为教学管理工作的新思路。现以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在此次审核评估工作中的改革和实践，分析当前公安毕业论文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及毕业论文质量保障体系的构建，提出改进措施，切实提高毕业论文写作质量。

二、公安院校本科毕业论文质量下降的主要因素

（一）学生重视程度不足，写作态度不认真

毕业论文答辩

非常荣幸我的论文能够得到三位老师的指正。我大概占用5分钟的时间陈述。

（一）首先先向老师汇报一下选择“非法证据排除规则”这样一个可以说被写烂了的题目的原因。

关于经典，有这样一种解释：“每个人都说好，但少有人看得懂。”我想这个论断运用到非法证据排除规则的研究现状上是不是可以这样篡改一下：“这个规则每个人都知道，但细究起来，有没有几个人能够说的清晰，说的准确。”

第一场答辩的时候，鲁老师对一位同学说，有的时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不见得是一件好事。我完全赞同。或者更近一步，对于这样一个完全舶来品似的证据规则，现有的中文资料多了，真的不是一件好事情。

那么，我的选题原因就是，三年之中，零零散散的，先是无意后是有意地看到该规则的有关资料相互抵触，各说各话，严重的甚至自相矛盾——这反倒引起了我的兴趣。我就想通过自己写作，理解、梳理出一个对于现有材料去伪存真似的有关该规则的概况。

一、考试范围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一、1997年物证技术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一）物证技术学研究的回顾

纵观1997年物证技术学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拓宽物证技术研究领域。随着我国法制建设的发展和完善，对为法律服务的物证技术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不仅“刑事犯罪案件逐年增多，暴力化、技巧化、智能化趋势明显，有组织的犯罪增多，犯罪手段的现代化程度提高”，〔1〕对物证技术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而且民事诉讼案件中，要保证准确地执法，也越来越多的要求对案件中的各种物证进行科学鉴定。鉴于“常规的手印、足迹等痕迹物证在现场上的提取率越来越低。”〔2〕因此，广泛发现、提取、

鉴定其他微量物证就显得格外重要。如爆炸残留物、纤维、毛发、油脂、泥土、涂料以及塑料、金属屑等。

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领域，各学科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不统一是个基本的事实，法学就是代表领域之一。法学学术期刊中论文出版格式的不同，其核心差异不在于封面或者具体版面的设置，而在于期刊中论文具体写作格式的巨大差异。论文写作格式的统一，一直是学术界大多学者的重要呼声，然而似乎收效甚微，差异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固化的趋势。那么法学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难点在哪里，该如何统一，就是需要厘清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本文以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即俗称的“CSSCI”来源期刊）中的法学期刊为例，以其目录中的23类法学期刊为样本，①从论文格式的现状、统一困境和具体建议3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3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建议

一、沉默权的发展及现状

沉默权在西方具有悠远的传统,从产生发展到今天,经历了几百年的时间。“正义从未呼唤任何人揭露自己的犯罪”,古罗马法关于自然正义的司法原则就包含了沉默权的内容。在教会法中,12世纪的圣·保罗曾明确指出:“人们只须向上帝供认自己的罪孽,而无须向其他任何人招供自己的罪行”。人们普遍认为,沉默权的核心内容“不必自我归罪”原则可追溯至英国一句古老的格言“人民不自我控告。”13世纪,英国宗教法庭在刑事诉讼中强迫被告人进行“职权宣誓”,否则将被诉诸刑罚。教会法认为,人们只应当向上帝承认自己的罪过,而不应该向其他任何人坦白罪行。故教会法有一条原则:没有人可以被迫自证其罪,因为没有人必须揭露自己的耻辱。普通法支持者们正是通过此原则迫使宗教法庭遵守教会法中关于反对自我归罪的原则。[1]17世纪之后,随着资产阶级政权的逐步确立,欧洲文艺复兴之后的启蒙运动,使英国社会开始重视个人的权利,人权意识开始觉醒。立法者们认识到,当个人受到代表国家的司法机关追究时,其地位明显处于弱势,若不对其权利进行特别的保护,就难以保证司法公正,而冤假错案将会严重影响民众对法律制度的信任,影响社会稳定,最终危及统治秩序和统治利益。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英国发生了一起在人类法制文明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案件———1639年约翰·李尔本案。这促使了1642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沉默权”的法案。1898年英国的《刑事证据法》明确规定被告人享有沉默权。[2]从此,在人类法制史上第一次明确了受刑事指控人在审讯中有保持沉默的权利。沉默权的确立,被认为是“人类在通向文明的斗争中最重要的里程碑之一。”

受英国法的影响,1789年9月25日通过的美国宪法修正案(又称“权利法案”)第五条规定,“在任何刑事案件中不得强迫被告人自证其罪”。沉默权首次正式上升为一项宪法性权利。该修正案经过1963年的“米兰达案件”审判,其基本原则及操作程序得到进一步明确和完善,形成著名的“米兰达规则”。[3]今天,不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的国家,几乎都在刑事诉讼法中将沉默权确立为被告人的一项基本诉讼权利。如德国刑事诉讼法第136条a项,日本刑事诉讼法典第311条第1款,法国刑事诉讼法典第116条,意大利刑事诉讼法典第210条等等。此外,加拿大、保加利亚、波兰、我国的台湾、香港地区和澳门地区刑事诉讼法律均有这方面的规定。沉默权的精神也被多部国际条约所确认。1996年12月16日,第21届联大通过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公约》第14条规定:“任何人不被强迫作不利于他自己的证言或强迫承认犯罪。”1998年7月17日联合国设立国际刑事法院全权代表外交会议通过的《国际刑事法院罗马规约》第五编第五十五条第二款第2项规定:“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第六编第六十七条第一款第7项规定:“不被强迫作证或认罪,保持沉默,而且这种沉默不作为判定有罪或无罪的考虑因素。”此外,联合国《少年司法最低限度标准规则》第7条、世界刑法学会第15届代表大会《关于刑事诉讼法中的人权问题的决议》第17条,都有关于任何人不受强迫自证其罪原则或沉默权的规定。[4]这充分表明沉默权作为现代法治国家犯罪嫌疑人的一项基本人权,作为刑事司法公正的标准之一,作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一项诉讼权利已在国际社会达成共识,得到了普遍的强调和维护。

但是近年来,新加坡、爱尔兰、英国、美国等国权衡沉默权利弊后,纷纷通过立法对沉默权作出了限制。

1972年,英国允许法庭根据警察进行的讯问对受讯问人拒绝提供有关事实的情况作出必要的推断。1987年,英国刑事审判法第二条规定,在反严重欺诈办公室的官员调查欺诈案件过程中,犯罪嫌疑人如果在没有合法理由的情况下拒绝回答提问或说谎,该行为即构成犯罪。1994年在《刑事审判和公共秩序法》中对沉默权的适用进行了限制,即被告人在某些情况下行使沉默权,将可能获得对其不利的法律推论。在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通过各种“例外”判例,也对沉默权适用范围和适用程序进行了限制。如“善意的例外”、“独立来源的例外”、“因果联系削弱的例外”、“公共安全的例外”,等等。[5]可以说,对沉默权加以限制代表着沉默权发展的新方向。但是英国于1998年通过了《人权法》,把《欧洲人权公约》的有关规定引入英国国内法,可以由法院在判决中直接适用,并于2000年全面实施,《人权法》的实施将对前述限制沉默权的法律构成新的挑战。[3]

二、我国确立有限制的沉默权制度的必要性

一、沉默权的定义和内容

沉默权被称之为反对自我归罪的特权，是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享有的，对追诉方强迫性提问有权保持沉默或拒绝口答，且不因此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一项权利。它是一种以沉默的外观表现出来的特权，其实质在于免除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特定情况下证人的作证义务，否定警察强迫犯罪嫌疑人提供证言的合法性。根据美国学者的解释，沉默权限特定含义包括以下三项基本内容：一是被告人没有义务向追诉一方或法庭提供任何可能使自己陷入不利境地的陈述或其他证据，追诉一方不得采取任何非人道或有损被告人人格尊严的方法强迫其就某一案件事实做出供述或提供证据。二是被告人有权拒绝回答追诉官员的讯问，有权在讯问中始终保持沉默，司法警察、检察官、法官应对及时告知被告享有这一权利，并不得因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行使这一权利而做出对其不利的推论。三是被告人有权就案件事实做出有利或不利于自己的陈述，但是这种陈述必须是在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后果的情况下做出的出于其真实意愿的陈述，法庭不得将被告人非出于自愿而是迫于外部强制或压力所做出陈述作为定案的根据。

沉默权的实质是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两项权利：其一是面对侦查追诉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被追诉人有权自愿选择是坚持沉默还是放弃沉默（包括供述和抗辩），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不得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强制。其二是如果被追诉人在侦查人员或审判人员的讯问是保持沉默，其保持沉默这一事实不得作不利于追诉人的推论，更不得因被追诉人保持沉默而对其施以肉体或精神上的惩罚。其目的在于保障追诉人对开口陈述供述或坚持沉默的选择的自主性和自愿性。从历史上看，主张沉默权一开始就是与反对纠问程序，反对自我归罪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它是对纠问程序和如实陈述义务这种违背人的主体性原则，侵犯人的基本尊严的野蛮的司法程序的一种反抗，是正义向不正义的宣战，是理性对反理性的抵制，是文明与不文明的对立，的确体现了文明的成功和人类的进步。

二、沉默权制度的确立

沉默权制度，最早开始于英国，后又在美国推行并波及欧洲各国以及我国香港、澳门和台湾地区，学理上又称反对自我归罪特权。1912年，英国1912年法官规程对沉默权作出了明文规定。受英国法的影响，美国宪法修正案第5条明确规定反对强迫自我归罪的特权，规定“任何人都不得被强迫在任何刑事案件中自证有罪。”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则是通过刑事诉讼法最终确定的，在立法中直接规定沉默权的规则。

沉默权的实行对保障司法公正具有两个最显著的作用：一是有效地防止了各国执法者滥用暴力刑讯逼供这一人类社会所创设的所有邪恶制度中最邪恶的制度的现象，有效地保障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身健康和人格尊严；二是最大限度地实现了诉讼双方的地位平等、最大限度地抑制了冤假错案发生的可能，“宁可放走千人，不可错杀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