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学论文范文10篇

2006年度我国的刑法学研究，在基础理论和实务问题方面取得了进展，尤其就和谐社会语境下的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刑罚改革、刑事和解等问题形成了研究热点。据粗略统计，2006年度出版刑法学著作包括个人学术专著、编著与译著不啻百部；在各类学术期刊上发表刑法学术论文2000余篇。①本年度刑法学学术交流频繁，举办了十余次富有成果的学术研讨会。②整体上看，2006年刑法学研究的热点问题突出表现为以下方面：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问题研究

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为契机，学术界在2006年度内将刑事政策的应有地位及其发展走向等问题作为普遍关注的理论课题。

(一)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基本内涵及其定位问题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应该是我国现阶段惩治与控制犯罪的基本政策，而如何正确理解这一刑事政策所蕴涵的基本精神和内容也就成了贯彻该政策的前提。在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内涵问题上，学界的观点基本上是一致的，那就是对于不同的犯罪应当分别采取宽严不同的刑罚：该宽则宽，该严则严。但这并不意味着宽而无严或者严而无宽。相反应当做到宽中有严，严中有宽，宽严适度，防止和纠正畸轻畸重。③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刑事政策的发展，经历了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到注重严打政策再到强调宽严相济政策的起伏式变化过程。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定位问题，即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以及严打政策的关系问题，是学术界极度关注的重要课题。就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关系问题，有论者主张，我国刑法曾经确立惩办与宽大相结合政策，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二者之间属一脉相承。④有论者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一部分，是惩办与宽大相结合的刑事政策的题中之义，属于具体的刑事政策。⑤也有论者基于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表述方式、侧重基点、司法倾向及关注重点等分析，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是新形势下对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变革。⑥换言之，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与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提出的时代背景尤其是法治基础存在着很大差异。所以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在继承惩办与宽大相结合刑事政策的基本精神的同时，也具有与时俱进的新内容。⑦针对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确立是否与严打政策存在冲突的问题，有观点指出，严打政策既不利于公民权利保障，也不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严打政策只是对付犯罪的权宜之计，随着社会的转型，严打政策理论和实践暴露出局限性，作为一种刑事政策的历史使命已经完结。⑧也有观点认为，提倡宽严相济刑事政策，更多的是强调刑法宽缓的一面，但不能由此认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只是轻罪刑事政策。从这个意义上说，宽严相济刑事政策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取代，更不是对严打政策的否定，而应当将严打政策纳入到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框架中确立其地位。⑨不过多数学者在分析严打政策存在弊端的同时，指出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提出旨在矫正严打政策所形成的非理性的重刑主义倾向，所体现的正是人们期盼已久的注重“打击犯罪与保障人权”二者之间保持动态平衡的进步司法理念。⑩

关键词:区际刑法;跨境犯罪;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

内容提要:当今中国客观地存在“一国、两制、三法系、四法域”的现状,因而区际刑事法律冲突不可避免,中国区际刑法应运而生。中国区际刑法主要针对跨境犯罪而展开,研究如何处理不同法域的刑事管辖权冲突,并有效地开展区际刑事司法协助。中国区际刑法在范畴上包括跨境犯罪、基本原则、各法域刑事法主要规定、刑事管辖权冲突、刑事司法协助五个方面的内容,因而具有独立的对象、内容。关于中国区际刑法的研究也具有独立的方法,中国区际刑法具有独立学科的属性。

一、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的产生

区际刑法的问题既可以产生于某一个联邦制国家,如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又可以产生于分裂的国家,如未统一前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德意志民主共和国①。这两种情况也是香港、澳门未回归前世界上区际刑法的主要两种模式。当然,这并不是说在香港、澳门两地区未回归祖国大陆之前,不存在两个地区与大陆刑事法律的冲突与协调问题,而是说,这种冲突与协调问题并不是很突出和明显。其实,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大陆与台湾在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在某些时期表现得还是非常激烈的。最为典型的莫过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发生多起大陆居民劫持航空器到台湾的严重刑事案件,而台湾方面并没有移交犯罪人或给予严厉刑事处罚。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三个法域与大陆地区之间的法律冲突是客观存在的。

随着香港、澳门以及台湾地区与中国大陆之间经济文化交往的加深,特别是在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大陆、建立特别行政区之后,在中国范围内,一个国家、两种(政治)制度、三种法系、四个法域的格局显得尤为明显,解决四个法域之间在各种法律制度方面的冲突也较为迫切。其中,相对而言,解决中国大陆内地与其他三个法域的法律冲突则更为重要。而刑事法律方面则尤为值得关注,因为刑事犯罪对当地的社会秩序有着严重乃至根本性的侵犯,当地司法部门通常都会给予充分的重视和严厉的打击,但对其他司法部门来说就意味着义务和负担,乃至会涉及政治上的责任,不容易解决刑事法律方面的冲突和纠纷。因此,该问题引起了两岸四地诸多刑事法学者的积极关注与认真研究。这也是当前打击刑事犯罪,处理刑事管辖权冲突等司法实务面临的急切任务,中国区际刑法问题由此产生。

二、中国区际刑法研究状况

论文摘要：我国刑法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中犯罪概念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认为二者是冲突不可调和的，并认为应当将社会危害性驱逐出注释刑法学领域。在刑事一体化视域中，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之关系进程是行为事实与价值评价相统一的进程，其关系则演绎为经由初始的紧张走向一体的和谐。

论文关键词：社会危害性；刑事违法性；初始紧张；一体和谐

一、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之缘起与时下的论争

对于犯罪的定义，大陆法系国家素来有形式定义与实质定义两种方式。形式的犯罪定义是从法规范本身出发，旨在解答“犯罪是什么”的定义方式，而实质的犯罪定义则是从政治的功利的角度出发，阐释“为什么是犯罪”的定义方式。此二者各自有其闪光之处，但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片面性。鉴于此，犯罪的综合定义方式作为对前述二者的修正得以产生并为大部分学者所推崇。在我国，集中体现为1997年《刑法》第13条有关犯罪的定义立法上:“一切危害国家主权……以及其他危害社会的行为，依照法律应当受到刑罚处罚的，都是犯罪，但是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的，不认为是犯罪。”可以看出，我国现行刑法对犯罪所下的定义是一种典型的综合式的犯罪定义，即分别对犯罪从法律特征和本质特征两方面下了定义，并且将犯罪的法律特征(主要指刑事违法性，至于是否包含应受刑罚处罚性理论界尚存争议，因而为了便于论述下文无特殊注明仅指刑事违法性。)与实质特征(即社会危害性)予以有机统一。依此定义，犯罪的法律特征(刑事违法性)与犯罪的实质特征(社会危害性)关系可以作此理解:“某些行为侵犯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或公民的利益，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时，立法者从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将这些行为在刑事法律中规定为犯罪和相应的刑罚，犯罪就是具有刑事违法的性质。由此可见，首先由于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然后才将这种行为在刑法上规定为犯罪，才有刑事违法性。因而可以说，行为的严重危害性是刑事违法性的前提，刑事违法性是行为的严重社会危害性在刑事法律上的表现。”

我国1997年《刑法》第13条以综合式定义模式确立了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在犯罪概念中的坚实地位，并且建构了二者的内在统一。然而，近年来，在倡导“法学研究(特别是刑法学研究)的主体意识”的思潮下，国内一些学者开始陆续质疑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的关系:如有学者从概念的属性角度出发，结合罪刑法定原则，提出了罪刑法定原则与社会危害性相冲突的命题，并据此对社会危害性提出质疑，认为社会危害性是一个社会政治的评估，而非一个法律上的概念。作为近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论争的发起人—陈兴良教授运用韦伯的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为分析工具，认为，“在刑法中，主要是在刑事司法中，我们经常面临这种实质合理性与形式合理性的冲突，传统的以社会危害性为中心的刑法观念是以实质合理性为取舍标准的，但罪刑法定所确立的刑事法治原则却要求将形式合理性置于优先地位。因此，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社会的公法的根本标志。”从司法角度论证了在犯罪概念中应当消解社会危害性并用刑事违法性来取代它，使之成为犯罪的唯一特征。换言之，论者力挺刑事违法性而竭力否定社会危害性。这样看来，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的关系似乎是紧张而对峙的。传统观点所建构的理想图景在主张“刑法知识去苏俄化”的一些学者那里遭受严重的“创击”。那么，刑事违法性与社会危害性之间的关系究竟是诚如传统观点所言之统一抑或是倡导刑法学研究主体意识学者所指责之紧张乃至冲突，在笔者看来，这似有详细考究之必要。

二、刑事法一体化视域下的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违法性关系新解

国际刑法，原本是国际法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随着国际刑法规范的增多，一些学者遂把它分离出来，称之为国际刑法。国际刑法的诞生，距今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后才初具规模。因此，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独立的法律科学，其地位尚有争议。但是，1986年，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在意大利锡拉丘萨市举行的国际刑法学教学讨论会上，虽然有部分学者对国际刑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仍持异议，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刑法学已经具备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1）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国际刑法，原本是国际法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特别是70年代，随着国际刑法规范的增多，一些学者遂把它分离出来，称之为国际刑法。国际刑法的诞生，距今只有一个世纪的历史，自20世纪中叶以后才初具规模。因此，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部门和独立的法律科学，其地位尚有争议。但是，1986年，国际刑事科学高级研究院在意大利锡拉丘萨市举行的国际刑法学教学讨论会上，虽然有部分学者对国际刑法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地位仍持异议，然而，大多数学者认为，国际刑法学已经具备了其作为独立学科的一切条件。（1）

1998年7月17日，国际社会在意大利罗马召开的外交大会上通过了建立国际刑事法院的《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这是国际刑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它标志着：国际刑法，作为一个独立的法律体系，国际刑法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已经形成，并且，随着国际刑事法院的建立，国际刑法的理论研究与司法实践将进一步发展和深入。

一、我国国际刑法的研究状况（一）国际刑法学的研究我国对国际刑法的认识和研究，大致上是从80年代开始的，或者可以说，是随着美国国际刑法学家巴西奥尼1980年出版的《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典草案》一书介绍到中国而开始的。（2）因此，我国学者关于国际刑法的理论和观点，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巴西奥尼著作的影响。

最早的比较完整地介绍国际刑法的著作当属刘亚平于1986年6月出版的《国际刑法与国际犯罪》一书。该书详细地介绍了巴西奥尼的国际刑法学说、国际刑法学界的争论问题、国际刑法的溯源及其20种国际犯罪，还介绍了国际刑事诉讼的方式，最后，还全文附录了由巴西奥尼起草的《国际刑法典草案》。（3）1992年6月，刘亚平在前书的基础上，又出版了《国际刑法学》一书，该书比较完整地勾画了我国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提出了一系列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看待国际刑法和国际犯罪问题的新观点，阐述了我国参与国际刑法活动的历史和原则立场，预测了国际刑法发展的方向。该书被曹子丹教授称为“填补了我国法学的一项学科空白”。（4）

1992年3月，四川大学黄肇炯教授出版了《国际刑法概论》一书。该书将一部国际刑法分为三编：第一编，国际刑法导论；第二编，国际刑法的实体法规范；第三编，国际刑法的程序法规范。该书篇章结构简洁、独特，内容丰富。书中还专章阐述了“国际刑法与我国刑事立法的完善”。（5）

1993年1月，张智辉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一书。该书的结构体系比较完整，对相关的国际公约作了较为详细的介绍。书中还设立专章介绍中国与国际刑法的内容。（6）1999年1月，张智辉又出版了《国际刑法通论》的增补本。该书在介绍国际刑法规范的基础上系统地论述了国际刑法的基本理论，对各类国际犯罪作了全面的阐述，对中国参与国际刑事立法以及中国与外国签订的引渡条约和司法协助条约进行了深刻的分析，并提出了有益的立法建议。（7）

由国家重点研究基地———中国人民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中心主办、北京京东方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协办的首届“和谐社会语境下的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2009年4月4日在中国人民大学隆重举行。来自国内实务部门和科研院校的著名刑法学者、环境法学者、法官、检察官、政府官员以及韩国青州大学法学院的知名刑事法学者等一百余人出席了本次研讨会。

本次环境刑法学术研讨会共收到国内外学者撰写的论文六十余篇。研讨会共分四个单元，与会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环境刑法的立法与政策”、“环境刑法的基础理论”、“具体环境犯罪研究”等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因为研讨会发言人较多且思想丰富，这里仅将主要代表性观点综述如下：

关于环境刑法的科学定位

关于环境刑法的定位问题，中南民族大学法学院教授刘之雄从环境问题的五个特点出发，归纳出环境刑法的特质：规范刑法系统自身之外的高度依赖型。具体体现为高度的科技性、高度的政策依赖性、高度的行政从属性。

关于环境刑法学学科构建的根本性问题，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副教授付立忠提出构建环境刑法学将会发挥以下积极作用：滋养和促进新学科的孕育与形成；有利于提升科研开拓创新的几率；有利于有效地解决全球性的环境问题。环境刑法学具有以下三项学科功能：第一，直接引导人们生活健康发展的功能；第二，间接调和人与自然和谐有序演进的功能；第三，最终遏制人类社会迈向自毁之路的功能。

关于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的拓展空间问题，北京政法职业学院副教授颜九红从实证分析的角度出发，认为刑法在生态安全保护方面，有很大的拓展空间。提出应当从司法解释入手，降低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犯罪的定量数额，同时从立法上降低环境犯罪的入罪门槛。

摘要：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不仅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更为国际刑法学的自我完善提供手段和工具，为国际刑法学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藉用范式理论检视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和方法径路，可以肯定的是，国际刑法学已经建立了自己的研究范式。只是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的范式研究过于稚嫩，需要运用范式理论的成熟经验，从价值关怀、司法实践、方法自觉、学术聚力等方面进一步加强研究，以帮助国际刑法学这门学科走向真正成熟。

关键词：国际刑法；国际刑法学；范式

作为一个“稚气未脱”的年轻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一种全局性的视角一览概貌，从而在有限的共识中去重新审视和理解国际刑法学。对于这种“总体性检视”而言，范式理论无疑是最行之有效的分析工具。本文中，我们有意跳出学界关于范式形态的争论，而将重点置于彰显范式独特的逻辑格调，突出其对于认识和检视国际刑法研究的学术价值。进而以范式理论为施力点，廓清国际刑法学的价值设定、问题场域、知识架构、方法径路，以确定国际刑法学的独立品格，并在整合与梳理的基础上，反思并针砭国际刑法研究，以期以研究范式的思考撬动国际刑法研究的勃兴。

一、“范式”的学术功能与国际刑法学

“范式”一词自时兴以来，由于其常常被不经界定地使用，新的使用伴随而来的是千秋各异的概念形态，“范式”连同其伴生词“范式转换”已经令人尴尬地随处可见，说是“范式滥觞”也不为过，连库恩本人都不得不承认“范式”这个词已经失控了［1］。因此，要想运用“范式”重新审视国际刑法学，必须抛开那些眼花缭乱的范式概念，正本清源，回归库恩。我们认为，范式是指学术共同体的世界观，以及在观念价值指引下划定的论域范围，构建的知识框架和适用的研究方式，是一个以价值信念为内核，统筹研究范围、体系架构、分析进路的学科范畴；同样，范式也是一个集范式确立、范式内部完善、范式转换一系列过程的灵动的学科分析思路。应当承认，库恩在科学巨变，学科更迭、横断、交融大背景下，富有创造性地提出范式理论，这对于研究边缘学科、新兴学科的演进和发展尤为重要，对于国际刑法学更是如此。因为，范式理论不管是在实然方面分析国际刑法学的学科体系，考量学科发展程度，还是从应然出发洞见国际刑法研究中存在的问题，优化调整学科走向上，都颇具启发性。一方面，范式理论具有强大的整合力与规范力。当前国际刑法学的研究可谓是国际法学者和刑法学者自成一家、分庭抗礼、争论不休，亟待归拢与厘清。但国际刑法学观点众多、理论繁杂，不可能也没有必要面面俱到地进行梳理与整理，而范式思考则提供了整合国际刑法学的契机。范式作为一种分析理论，一种逻辑连贯的研究思路，不但整体性地、铺开性地对整个国际刑法的研究作以宏大叙事，更重点突出、层次分明地选取国际刑法学的立场、视野、逻辑及方法这四个层面进行细致思考，对国际刑法的价值信念、问题界域的划定、学科体系的构造及研究方法与论证径路选取进行生动反映。不仅如此，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还为国际刑法的学术研究与学术评判提供共同章法，避免学术研究处于杂乱无章、混沌无序的状态，并且能够凝聚学术群体，搭建学术平台，构筑学术合力。重要的是范式本身还表征着一种学术传统和学术品格（学术形象），标志着一门学科成为独立学科的“必要条件”和“成熟标志”［2］。换言之，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确立也是国际刑法独立学科的确立。另一方面，范式理论还是学科自我完善的手段和工具，为学科的发展和革命提供动力。对国际刑法研究范式的思考应当是持续的、不间断的，这样才能在梳理整个国际刑法研究的过程中发现问题。有的缺陷是局部的、细节性的，只需加强关注、适当调整，便能使国际刑法的研究范式日趋成熟，而有的却是整体性的范式危机，必须要通过范式转换来实现学科的突破。作为起步较晚的交叉学科，国际刑法学急需通过范式理论了解国际刑法研究的实然状态，并借助范式理论流动的、发展的眼光明确国际刑法研究的应然形态，运用范式理论进行学科定位，整合学科资源，透视学科体系，进而完善国际刑法研究的本体论与方法论。

二、范式理论检视下的国际刑法学

本文作者：王运生单位：铁道警官高等专科学校法律系

公安院校主要是为各级公安机关培养复合型、专业性的高素质警务人员，公安院校实施的课程教育对警员未来职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现有的研究分析表明:绝大多数警校毕业生认为警校教育对自身取得职业成就有影响。［1］这种有效影响的存在基于学科、专业、课程的科学设置和结构优化。各公安院校根据人才培养目标，面向公安机关实战需要，结合本校特色，多对本校的课程结构、课程学时进行了一定的调整，合理安排理论课程和实训课程、必修课程和选修课程、综合课程和单一课程等。部分公安院校依托学科调整，立足专业变化的实际和专业特色，增设了相关课程，比如，开设警察法学课程。在警察法学课程的教学实践中，出现了警察法学课程中的部分内容与行政法、刑事法、公安学等相关学科内容的重复和交叉。警察法学课程不仅面临着与诸如公安实用法学概论课程之间替代的考量等问题，而且还面临着各专业开设的同一性和特殊性的考量问题。作为警校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公安法学教育更是对警员执法素质的提高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警员无论是代表国家行使公安行政权还是刑事司法权，在依法治国的今天，都要严格依据法律规定进行，做到依法行政和依法司法。随着社会民众控权意识和程序意识的觉醒，警员行使警察权力时刻面临法律的实体和程序的监督，警察执法的合法性很大程度上决定于警员的执法素质、执法能力、执法水平，影响着警察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权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的深入发展，使公安机关由过去的单一的“刀把子”角色逐渐向管理服务型角色转变，这对公安机关警察权力的运行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新的社会境况下，公安机关及其警务人员只有具备法治观念、权力边界理念、民主理念，方能在执法实践和公安机关社会管理创新中正确作为。警校的公安法学教育对培养警员的前述理念具有其他学科无法替代的作用。直面前述问题，考量警察法学和公安法学教育的关系，需要厘清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定位。

一、我国警察法学的研究现状

早在20世纪80年代，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几位教授率先展开了对警察法学学科地位的论证，并就警察法学的体系、内容进行了各自架构，初步提出了警察法学的含义、内容、作用、地位。尽管当时国内学者对警察法学能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远未达成一致意见，但仍然有部分学者推出了警察法学专著或教科书，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地位的相关论证也不时见诸公安报端。随着公安法律法规的不断增多，部分学人以敏锐的眼光，发现警察法学具有其他部门法学不曾具有的独特性，为更有针对性地适应公安实践需要，积极论证、推动警察法学学科的成立，为我国警察法学的发展做出了开创性的贡献。近期对警察法学的研究呈现出团体化、团队化趋势，警察法学会议不断召开，相关年会不断开设警察法学论题，并汇总学者警察法学研究成果，结集汇编。警察法学相关论题的论文不断公开发表，中国警察学会于2002年出版了《中国警察法学》一书，反映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各地警察院校也有部分学者，或个人或集体持续地对警察法学展开研究。部分公安院校开设了警察法学课程。警察法学的研究出现了百家争鸣的状态，反映了警察法学研究的蓬勃发展。无法回避的是，我国警察法学研究起步较晚，研究时间短，研究人才不足，对警察法学独立学科的地位缺乏全方位、多视角、多层次和多方面的论证，警察法学在学科体系中的定位，对警察法学在公安法学教育中的地位等还未形成统一意见。警察法学的基本理论研究不足，对警察法学的定义还存在很大争议。警察法学与相关法学学科的关系尚未明确，警察法学与边缘法学、交叉法学的关系尚未厘清，完善的警察法学理论体系尚未形成，对警察法规缺乏科学分类，对警察法学缺乏深层次的追问和思考。因此，在警察法学研究领域，既存在着问题和不足，又有着明确的理论研究方向、空间和机遇。

二、警察法学的内涵及其内容体系

(一)警察法学的内涵界定

在人文社科学术研究领域，各学科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不统一是个基本的事实，法学就是代表领域之一。法学学术期刊中论文出版格式的不同，其核心差异不在于封面或者具体版面的设置，而在于期刊中论文具体写作格式的巨大差异。论文写作格式的统一，一直是学术界大多学者的重要呼声，然而似乎收效甚微，差异不仅没有任何变化，还有固化的趋势。那么法学学术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难点在哪里，该如何统一，就是需要厘清和回答的基本问题。本文以南京大学的中文社会科学引文索引（2017—2018）收录来源期刊目录（即俗称的“CSSCI”来源期刊）中的法学期刊为例，以其目录中的23类法学期刊为样本，①从论文格式的现状、统一困境和具体建议3个方面对上述问题进行阐释。

1法学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关键差异

法学23部核心期刊出版论文样式在细节方面差异很多，几乎没有任何两部期刊的论文格式是相同的，可谓“春风袭来，五彩缤纷”。如果忽略其版面和具体设置方面的不同，仅从论文行文写作格式上看，其突出差异大致可以总结如下。1.1参考文献位置不同。期刊出版中论文一般由两个部分组成：正文和参考文献。除了正文之外，最为重要的就应当是参考文献了，各个法学期刊在论文形式上，对参考文献的位置安排具有重要差别。根据参考文献是置于整个文档后面作为尾注，还是置于同页位置的底部作为脚注，可以总结为三种类型：第一种，参考文献置于整个正文后面的，这种形式的只有一部期刊，就是《政法论丛》；第二种，参考文献采用同页脚注形式的，共有以《中国法学》为代表的18本法学期刊采用这种模式；第三种，参考文献正文后和同页脚注相混合的模式，这种模式共有4部法学期刊，它们分别是《法律科学》《现代法学》《法学家》《政法论坛》（具体的参考文献格式种类数量可以参见表1）。1.2目次要求不同。对于有无“目次”的要求，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有目次要求。这种形式的只有两个期刊，即《华东政法大学学报》和《清华法学》，但两个期刊目次却也存在差异，比如目次的表格、字体、目次形式、版面设计等也各不相同。第二类，不需要目次。剩余其它的21本法学期刊都是没有“目次”要求的。因此，从两个期刊数量的对比上看，要求“目次”是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个别性要求，不具有普遍性，也没有成为23本之外其它法学期刊的惯例。但如果从特色和具体作用的视角看，目次的存在也可以体现出作者的标题拟定能力和具体阐述水平，对论文的整体质量的评价也可以通过目次“以小见大”；“目次”的存在可以更好地帮助读者浏览论文的整体架构和逻辑脉络，不仅可以使编辑清晰地看出作者想要论述的重点内容，也可以为选题和外审评阅节省一定的时间，而这也正是要求有“目次”的一个重要原因，相对来讲也就成为有关期刊的重要特色所在了。但很多法学期刊并没有目次要求，其原因就在于两个方面，其一是版面空间问题，其二是传统格式的习惯。1.3脚注编码顺序不同。由于同页脚注和混合模式的脚注是有差异的，因此针对有论文脚注要求的22部法学期刊，将其参考文献模式分为两大类。对于同页脚注模式，其具体的脚注编码顺序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种，每页重新进行编码，这些期刊主要是《行政法学研究》《政法论坛》和《中国刑事法杂志》；第二种，全文按顺序进行编码，不在每页重新编码，剩余的15本期刊都是不需要重新编码的，只需要按顺序编码即可。在混合模式中，具体的脚注编码也可以分为两类：第一类，需要每页重新编码，对应的有《法律科学》《现代法学》和《政法论坛》三部期刊；第二类，只要按顺序编码即可的，这一类只有《法学家》一部期刊。除了上述突出的差异外，其实还有很多其它的差异，如参考文献具体格式、标点符号、编码的数字样式、摘要格式、字数多少、关键词格式、题目格式、字体格式、章节布局等。

2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难以统一的困境

法学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统一面临着多样的困境，其中最为重要的原因体现为两个方面：其一，格式多样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其二，格式多样是期刊特色的体现。但格式多样真的可以预防一稿多投吗？格式多样真的可以成为期刊特色所在吗？2.1“一稿多投”的争议。统一格式的第一重困境就是对于“一稿多投”的争议。论文不得“一稿多发”是基本的学术规范，更是学术应当坚守的基本道德，这已经是学界的基本共识。但论文可否“一稿多投”，却不是一个可以在投稿者和期刊编辑部之间轻易达成共识的问题。由于所处的位置不同，欲达到的目的不同，投稿者和期刊编辑对“一稿多投”的态度不仅难以达成共识，甚至还是相互对立的。因为投稿者正如产品的卖方，其当然希望有更多的买方来对其产品表达兴趣，毕竟鸡蛋不能放到一个篮子里，这样既可以预防风险（投稿失败），也可以售卖给出价最高的买方（性价比或者排名最好的期刊）。而期刊编辑部正如买方，其当然喜欢货比三家，稿件越多越好，但由于不同期刊对论文的选题和意愿发表的论文内容有明显差异和偏好，有的又有明确的方向性要求，这就导致很多投稿的论文内容并不符合所投期刊在相应时间内的要求，被所投期刊拒稿。但如果很快被拒稿也好，还可以修改后投给其它期刊，但一般期刊都要一个月才可能拒稿，有的时间更长。即使没有被拒稿而过了初审，还要经历外审、编辑审、审委会审，然后才会决定是直接录用还是修改后录用。上述稿件审查过程少则两个月，多则半年以上，很多作者需要快速的反馈和结果，如果一个月还可以等，半年以上除非是约稿，否则是无法等待的，也难以等待。所以“一稿多投”是很多学者抵消审稿期过长，特别是论文是否录用的不确定性结果的一种策略性应对。余德华就认为，一稿多投的原因就包括审稿周期过长、作者难以判定期刊近期选题、编辑部没有回执等方面。[1]很多投稿者为了更好地进行一稿多投，会在写作之后对文章格式进行修改和备份，一般都会制定多套投稿方案，例如多轮投递，一轮两个月等各种策略。论文作者一般会多试几家杂志社，以期望能够在多轮审核中符合某一个或者几个期刊的发表要求，当然符合几个期刊的要求是不能奢望的“运气”，因为对于一般的作者来讲，能有一个期刊有审稿意向和发表意向那就是一个非常幸运的事情了，遑论多个期刊都有意向。这也是有学者认为一稿多投具有一定正当性，甚至是作者基本权利的理由所在。[2]2.2“一稿多投”禁止权的“异化”。反对“一稿多投”的声音大多是从出版单位的视角来发出的，这种声音多认为“一稿多投”是一种学术失范行为，其后果会导致“一稿多发”，扰乱正常的学术秩序，给出版单位带来人力、物力的浪费及不必要的名誉损失。[3]在以上各种反对“一稿多投”的策略失效后，期刊编辑部会动用法律手段，以《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的规定来行使论文初稿的拒绝权。②但这此条文规定是否就是绝对地禁止“一稿多投”，却是模糊的，因为“法无禁止即可为”是民事行为的基本权利。其实，很多编辑也只是形式上反对“一稿多投”，其本质目的在于防范“一稿多发”的不诚信行为。[4]虽然“一稿多投”会导致“一稿多发”，但却并不是根本原因所在，“一稿多发”的其根本原因在于学者的“自私自利”行为。为了获得学位、职称评选、申请奖项等方面的利益，有的学者甘愿冒着“一稿多发”的危险，修改同一稿件在不同学术期刊上发表，以增加学术成果。这种“投机取巧”的行为就导致了学术不端行为的出现。因此，以禁止“一稿多投”来预防“一稿多发”只是治标不治本，要想预防“一稿多发”就要从学术诚信建设和惩戒方面入手，使作者一旦学术失信就受到全面惩戒，以至于不敢贸然行动。虽然《著作权法》第三十三条明确规定，“双方另有约定的除外”，但对于期刊出版单位，其肯定会在论文投稿的要求中明确不得“一稿多投”，否则不予顺利投稿，但这明显是一个霸王条款，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地位明显不平等。期刊的强势垄断地位，导致了稿件投递中的地位不平等现象。因为投稿的人太多，而获得认可、能有效发表的期刊数量却也只有数本，法学期刊中“僧多粥少”的局面导致了杂志社（编辑出版单位）的地位处于明显的优势。更为重要的是，各个拥有法学一级博士点的学校在2018年1月8日又迎来了扩充，从40个变为48个。法学一级博士点的扩充，意味着法学博士招生数量的扩充，但这种博士生数量的增加，更会强化已经较为稀少的法学期刊发表资源的竞争，强化竞争当然是有好处的，但这种好处却是期刊地位越来越重要，甚至强化了其垄断性，导致一些期刊的腐败。因此，如果你是作者，你是要接受期刊禁止“一稿多投”的规定进而顺利投稿呢，还是拒绝这个约定无法顺利投稿呢？很明显大多数作者都选择了前者，这很难说是作者真实意思的表达，因为期刊编辑部与作者之间在地位上明显具有差异，编辑部居于优势地位，作者居于弱势地位（除非是已经成为名家，不愁期刊发表的问题）。这种地位上的差异，就导致了期刊编辑在现实中的重要性日渐提高，编辑的专断权力和论文可否发表的决定权，也增加了一些不必要的学术腐败现象。虽然有的期刊要求，如果发现“一稿多投”就被纳入黑名单，但事实上，除非是单独“约稿”，否则众多学者都会进行一稿多投。因此，格式不统一并不能杜绝“一稿多投”，也并不是遏制“一稿多发”的有效方式和手段。但一稿多投会出现多重审稿，浪费审稿资源，造成期刊相互之间的竞争和刊出中的矛盾，所以防止“一稿多投”就成了各期刊的规范要求，而预防一稿多投的重要方式之一，就是各个期刊不同的论文格式和相关要求，但这种不同期刊拥有不同出版格式的要求是否真的就能防止一稿多投呢？答案显然是否定的。更有甚者将一稿多投的责任归咎于期刊编辑，[5]这显然是不恰当的，因为期刊编辑部难以杜绝这种问题，更为重要的原因当然在于论文作者。2.3格式作为期刊特色的“固守”。在法学期刊中，各个期刊都有各自的特色，其特色体现为多个方面，例如论文选题、论文类型、期刊专题设置、部门法专栏、热点探讨、案例评析以及经典书评等特色。但很多期刊却将论文格式也纳入了其中，作为期刊特色之一。一味地坚守论文格式的特色，而不创新期刊出版样式，其本质就是一种异化的固守。期刊出版编辑部为了凸显期刊的各种特色，除了在论文选题和相关讨论方面进行特色设置外，例如《行政法学研究》《中国刑事法杂志》，其期刊名称就明确了其要发表和选择的论文主题，如没有特别的约稿或者专题会议，这两个期刊的选题基本集中于行政法学和中国刑事法学两个方面。期刊编辑部一般会以各种“特色”来固守和坚持自己期刊的传统形式，而这种传统形式就包含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的传统性，但论文格式的差异在本质上不应当是期刊出版特色。那么什么才是期刊的出版特色呢，最为重要的特色就是期刊论文的选题是否具有前沿性、理论性、可传播性和可争论性，而不是以论文格式的差异作为期刊出版的特色。这种特色一般和版面设计风格、内容选择有关。为了更好地吸引学者，期刊拥有自己的独特的出版风格和论文选题也是正常的事情，因为所有法学期刊不可能发表的论文选题一模一样，同一化的出版模式也是不可能，不现实的。出版样式是期刊存在的特色之一，但这种样式不能等同于论文格式。对相关期刊出版论文格式的固执，已经逐渐成为阻碍期刊之间相互交流和知识有效传播的“异化”力量。期刊中的论文作为知识的一种有效载体和编码形式，其目的应当是能够有效传播，并且传播得更远、更广，而不是以格式固步自封，阻碍论文知识的传播。期刊发表之后，如何评价学者的期刊质量又以引用率为指标，所以相互之间的引用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相互之间引注本身是知识的相互交流，并且是可以擦出火花，碰撞出成果的良好路径。但学术互动与交流却有着严重的困境与现实，不仅仅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有重要差异，即使在相同类型的期刊之间也差异较大，甚至可以说个个不同。如果有一个有效的格式模版，论文中的各种知识性信息编码是统一的，可以轻松地被其它学者学习和传播，就是最好的格式特色。曾有学者就提出期刊的特色的定位可以遵循地域优势、专业优势进行选题方面的定位。[6]但很多期刊为了保持所谓的特色，却从论文作者的职称方面进行选定，例如，有的要求只接受副高以上职称的文章，在读博士生的文章基本没有进入审稿的可能，除非有自己的导师共同书写并挂名才可能。甚至有的法学期刊为了杜绝这些所谓的挂名导师，已经明确要求不再接受多人共同署名的文章，如《法律科学》2017年9月18日于官网公布，“我刊将不再接受两名及两名以上作者合著署名稿件的投稿，仅接受独立作者署名投稿”。这种以署名体现特色的现象已经开始成了其它期刊的可能效仿的形式。各种期刊还有发刊的侧重点、论题方向等限制，都导致了论文期刊投稿中的难度正在不断增强。这些突出的期刊出版差异和一些其它的众多的差异，使论文作者和期刊编辑在论文投稿和期刊出版过程中，投入了大量的无谓工作量，特别是修改论文格式方面。更为重要的是，一般作者在进行论文写作时，一般采用一种模式将一篇文章书写完毕，但其投稿过程中却要反复修改为其所要投稿的期刊的格式要求，因为有些期刊有时会直接以“格式不对”拒绝相关作者的投稿，或者拒绝进入审稿环节，导致很多优秀稿件不能得到及时发表，特别是时效性较强的论文更是错过了较好的发表期。

3法学期刊出版中论文格式统一的建议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开展的必要性及其存在问题

（一）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开展的必要性我国传统上的法学教学方法主要是“以理解法律含义、传授法律知识为宗旨的教育模式”。我国刑法的教学方法也是如此，主要采用“演讲式教学”，教师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学生缄默无语，寂静无声。学生处于被动状态，教师在教学中较少考虑学生的需求，学生也很难表现出自己的能动性。民族院校法学专业的本科教育主要是以培养实用型人才为主，刑法学教学过程中实施案例教学法尤为必要。首先，犯罪现象都是存在于一定的时空条件之下，犯罪原因也具有多样化的特点，实践中的刑事案件都是复杂的，民族地方的刑事案件则更为特殊，它不可能如同刑事法律规定的那样单一化，如果只是注重理论的基本掌握，忽视灵活运用，学生面临实际则无所适从。［2］其次，我国处于畅行法治的时代，法律条文的数量正以令人震惊的速度增长，其修改和变化的速度同样令人目不暇接，把所有现行刑事法律条文及其解释的知识都传授给学生不现实。同时，国家介于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赋予民族地方自治权，刑法在民族地方的贯彻执行还需要顾及民族地区特殊情况，可以变通实施，其实施中需要考虑社会危害性等因素，此需要透彻理解刑法的精神，案例教学可以将民族地方刑事案例引入教学，以便了解对民族地方情况。（二）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学教学中存在的问题刑法学的“原理”“原则”“制度”规范等来自于社会实践，又指导社会实践。刑法学教学必须紧密联系我国立法、司法实践，联系实际越多，学生对知识理解越深刻，越容易接受。虽然各大院校都提出进行刑法教学改革，并声称将案例教学法已经运用于实际教学，然而事实不尽如此，部分院校在案例教学法的实践过程中存在大量问题，民族院校则不能脱俗。1．将案例教学法理解为讲授中的举例说明。在法学教育改革中，多个学校提倡案例教学法，但是在教学过程中部分教师对于案例教学认识存在偏差，在教学实践中误认为举例说明就是案例教学法。案例教学法是由老师提供案例，由学生做好充分准备，从而对案例进行分析讨论，激发学生的思维，提高学生运用法律的能力。举例说明法是在讲授教学中，通过教师系统讲授法律理论和规则之后分析相关案例，由教师进行案例讲解或者由教师积极主动地指导学生分析案例，这种教学方式实质上还是解释法律理论和规则，难以培养学生独立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2．无视教材内容，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教材内容是教学方法的直接对象，选择教学方法，必须根据教材的内容和特点。在教学改革的过程中，案例教学法是教改的重要部分，但是并非所有的科目和课程全部内容都适合于案例教学。刑法学是应用性学科，但具有特殊性，其是由总论和分论两个部分构成，总论是全部刑法理论的基础和核心，也是比较原则和概括化的内容，应该先从概念、特征原理，原则部分开始，只有掌握了基本理论，才能进行法律解析。在刑法总论部分盲目开展案例教学，会形成老师问，学生不能答，事实上成为了老师的一言堂，根本无法体现案例教学法的真谛。3．无视学生情况，全面推行案例教学法。学生是教学方法的实质对象，教学应依学生实际情况来安排，实行因材施教。教师授课的目的是为了使学生获得知识，提高其自身的素质。案例教学法是完全脱离教师的讲授，由学生通过对案例的讨论分析和对教师的提问获解决案例问题的知识和能力，所以这种方法对学生的要求也比较高，老师要有意识的对学生进行思维训练和培养，逐步培养法学思维。对于民族院校的学生更是如此，如果老师不考虑学生实际情况盲目实施案例教学法则根本无法发挥其真实意义，反而使学生无所适从，不知所终，从而引发对个人能力的质疑，产生自卑心理，不利于他们的心理健康，更就无法谈及激发兴趣。

案例教学法在民族院校刑法教学中的实践

高校教学方法改革如火如荼开展促进了案例教学法的实施，其通过活生生的案例调动学生分析的精神和思考的兴趣，它的互动性、启发性和创造性培养了学生运用法律解决实际法律问题的能力，激发了他们的创新性思维。民族院校实施案例教学法需要细致的思考，量力而行。（一）教学的课前准备1．教师要根据教学内容和学生的实际情况选择刑事案例。案例教学法的案例的选择至关重要，其可来自案例教材，甚至报纸、杂志、电视台和网络等媒体，也可以由民族院校老师自己编制。民族院校学生程度不同，斟酌选择案例，充分调动每个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激发学习兴趣。通过典型性案例巩固基本理论；通过具有深度和难度的启发性案例锻炼和提高学生思考的广度和深度；通过现实热点性案例引起学生浓厚的学习兴趣，如刑法中热点的许霆案件、贵州习水的嫖宿幼女案、躲猫猫案件、湄公河惨案等，既可以丰富教学内容，活跃课堂气氛，又可潜移默化的培养学生信息素质和分析能力。2．根据刑法教学目标和案例的内容确定问题。案例准备好后，教师应当研究供学生讨论的案例。根据民族院校各班具体情况巧妙设置问题，考虑案件定性可能引发的争议，掌控全局。既要随时解决学生提出的问题，又不能让学生远远偏离教学内容，放任自流，同时考虑到各个学生的不同程度，有针对性的提问。题目选择上要具有一定的启发性、诱导性、可争辩性，诱导学生展开讨论、促进争辩，从而进一步深化所学刑法理论知识。3．根据教学资源和学生人数来布置案例。问题设置好后，需要把案例提前展示给学生，以便学生有充分的时间去查阅刑法资料、深入思考。在此过程中，教师需要告知学生必读的材料及其具体的组织方式。案例教学是师生互动的过程，学生参与程度与参与质量是案例教学法成功与否的关键，参与前的准备非常关键。［2］教师要根据教学目标、案例案情、学生人数、教学环境等确定具体采取的组织形式。（二）案例教学的课堂组织1．引导发言。刑法案例教学成功的关键在于学生发言，教师要以学生为主，引导学生多方面、多角度分析案件，组织学生讨论、辩论，鼓励学生提出独立见解。根据学生的情况采取不同引导策略，对思维敏捷，表达清晰的学生提出质疑，深化刑法理论问题；对反应慢，表达能力普通的学生及时提示，提高每个层级学生的理论水平与实际分析能力。对发言的同学积极肯定，引导他们畅所欲言，不轻易对某一问题下结论，给学生自由发挥的空间。讨论中老师可以随机设定提问，控制讨论主题，有针对性的诱导学生思考，鼓励主动发言，避免冷场。2．教师点评。精辟的点评对案例教学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点评可以穿插在案例讨论过程中，也可以对某个学生的发言情况做简要评论，还可以在案例讨论结束时进行总结点评，包括对讨论情况的客观评价、罪与非得罪分析评判。对总体情况的评价涉及到刑法理论问题和具体表达方式的全面评价，并提出问题引导课后思考；对案例的分析，既要给出案例结论和相应的依据，又要结合法律理念对该罪进行评判。最终达到掌握刑法基本理论，锻炼法律思维的目的。（三）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案例教学的课后综述是案例讨论的总结，即对思考和实践的结果进行归纳总结，通过小论文方式进行。小论文是案例教学的后续环节，是不可缺少的重要环节。［3］通过撰写小论文，使学生将一些尚不成熟的想法通过写作进一步论证成熟，诱导学生对课堂上言犹未尽的刑法理论进一步思考，拓展思维空间，还可以提高学生的写作能力。教师可以就小论文的选题切入点、论证的完善度、研究的深入化进行考核评价，作为平时成绩。通过此过程提高学生的综合能力，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新意识。“徒法不足以自行”，如果只有法律规则，而没有适用规则的高素质人才，规则之治就是空中楼阁。民族地方法律人才的培养是我国民族地方法制现代化建设的根本，案例教学法可以在很高的程度上锻炼和提升民族院校学生实际应用法律的能力。尽管我国是成文法国家，传统的讲授式教学方法根深蒂固，还不具备完全移植英美国家的案例教学法的土壤和基础。［4］但是我们可以借鉴和吸收英美国家案例教学法的合理内容，结合我国的传统教学方法，不断创新和完善刑法教学方法，以期增加民族地区学生学习的乐趣、深度和广度，为民族地区培养更为专业化的法律人才。

本文作者：王亚妮黄军锋工作单位：西藏民族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