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村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乡村关系；国家建构；内在紧张

论文摘要：本文立足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对村民自治实践中的“乡村关系”问题进行了剖析，认为“乡村关系”问题的实质是行政权与自治权的对立与冲突，其深层根源在于现代国家建构的内在紧张。

20余年来，在村民自治实践稳步推进的同时，有关村民自治的争论也一直相伴始终。由于缺乏必要的学理背景和基础，研究者对村民自治的争论往往就事论事“各自言说”，没有多少知识增量。在异常热闹的村民自治研究领域，尽管不乏“标新立异”的观点，但鲜见经得起推敲的学问，整个研究呈现低水平重复的现状。近年来，为打破这种研究局面，建构起学理性讨论的平台，有学者将“现代国家建构”范式引入到这一论域，促进了村民自治研究的深化。循着这一路径，本文将立足于现代国家建构理论，尝试求解村民自治实践中“乡村关系”问题的深层根源。

一、国家整合：“控制”与“放权”的悖论

依“冲击－回应”现代化理论范式来看，中国的现代化缘起于对西方现代化挑战的回应。相对西方早发现代化国家而言，中国乃是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后来者。后发现代化的中国，自19世纪中后期起，就“一直面临两大政治任务的挑战：一是‘国家建构’，一是‘民主建构’”，亦即现代国家建构的双重任务。中国的现代化，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就是实现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的转型，完成现代国家的建构任务。

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是一个从“传统国家”向“现代国家”转型的历史进程，包含民族－国家建构和民主－国家的双重任务。对于中国这类后发国家而言，现代国家建构呈现非均衡性的特性，往往是先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完成民族－国家的建构，然后再逐步推进民主－国家的建构、实现国家的民主化。中国现代国家建构的首要任务是获得国家独立、民族解放，实现国家的一体化；只有在实现国家一体化后，才为国家的民主化创造了基本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中国的现代国家建构，首先要完成的是民族－国家建构任务。从中国近现代史来看，中国的民族－国家建构包含两个方面，亦即对外争取国家主权、赢得民族独立，对内完成国家整合、实现一体化。

[论文关键词]满城县乡村旅游旅游产品

[论文摘要]近年来，满城县依托其资源和区位优势，乡村旅游获得了很大发展。本文在深入分析制约满城县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因素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其乡村旅游发展的对策建议。

满城县距保定市有10余公里，距离北京、天津不过150公里，境内有107国道、保涞、保易、保阜公路穿过，区位优越，交通便利。满城不仅有著名的汉墓和抱阳山等景区，而且草莓种植特色突出，磨盘柿、蜜桃等林果业发达。山区环境优美，民风淳朴，民俗文化丰富多彩。自1996年以来，满城乡村旅游迅速发展。截至2005年，全县有农家饭（旅）馆70多家，接待床位200余张，年接待游客20余万人次，形成了龙潭峡谷、柿子沟和芝兰沟三个乡村旅游区，北水峪村、西峪村、龙居村等7个乡村旅游示范村。

乡村旅游的发展，增加了农民的收入，促进了农村产业结构的调整，推动了满城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建设。但是，满城县还存在着一些制约乡村旅游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对此加以分析并提出相应的对策，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

一、满城乡村旅游发展存在的问题

1.缺乏发展规划。满城的许多乡村旅游景区缺乏规划，重复建设，低层次开发现象比较突出。尤其是龙潭峡谷的渔家乐，绝大分建在漕河边上，有的甚至建在漕河中，严重影响了上游龙门水库的泄洪。另外，乡村旅游景区的公共设施，如厕所、道路、停车场等还很不完善，难以满足旅游的需要。

一、推力因子

（一）经济收入

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经济发展迅速。据国家统计局统计，2007年我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达到246619亿元人民币，比上年增长11.4％。通过调研我们可以发现我国人均国民收入呈上升趋势，2007年达到了2360美元。根据以上数据我们可以看出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们的收入水平不断得到提高，人们的经济能力也大大加强。2007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786元，比上年增长17.2%，扣除价格因素，实际增长12.2%，加快1.8个百分点。我国居民在满足了家庭的衣、食、住等基本需求和教育、家庭生活设施等的投资以后，仍然有可支配的收入用于其他方面，说明我国居民有外出旅游的经济能力。因此，在这样比较宽裕的经济条件下，人们具备了实现乡村旅游的经济能力，即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

（二）闲暇时间

闲暇时间是旅游产生的基本条件之一。1995年3月25日，国务院重新修改关于职工工作时间的规定，将每周工作时间改为40小时，即实行双休日工时制，并规定有长短不一的带薪假期。1999年9月1日，国务院实施的《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形成了“五一”、“十一”和春节三大长假。国务院第198次常务会议于2007年12月7日通过了《国务院关于修改〈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的决定》，国家制定了新的放假方案，五一长假法定假日从过去的3天变为了1天，匀出假期给清明、端午、中秋三大传统节日；春节放假7天。这些休假制度，使人们可自由支配的闲暇时间增多，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乡村旅游的发展。

（三）旅游者心理需求

[论文关键词]大众传媒；乡村治理；反作用

[论文摘要]税费改革之后，媒体成为农民获取政策信息的最主要的来源。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以大众传播的模式通过传媒的政策报道、典型报道、批评报道及常规新闻节目直接向农民受众传递。村民与基层干部之问、村民与村民之间基于不同的利益角度对这些“直达”的政策精神做出的不同解释，使得基层治理中的意见分歧越来越大。这一方面削弱了基层组织的权威，增加了基层政权采取作为的难度，另一方面也强化了农村公共品自我供给的困难。

关于传媒对农村的影响学界已有较多讨论。有学者认为，“在现代传播媒介尤其是电视的作用下，农民对社会热点和都市文化的关注、把握与都市流行文化趋同，从而构建了与城市文明对话的平台、农民消费方式、娱乐休闲方式及行为方式的转变，有利于农民身份的转型”。还有学者认为，“大众传媒是农村发展的内在动力，不仅提供信息，而日，能够改变农民陈旧保守的观念，形成开放意识、市场意识和竞争意识等”。这些讨论大多集中在农村文化观念的变迁层面，鲜有对乡村治理这一政治社会领域的关注。而且，尽管传媒起到了向农村传播现代文化进而推动农村发展的作用，但在农民的媒介素养相对偏低、农民对信息的甄别和辨析及质疑能力不足的情况下，大众传媒为农民提供的村庄外部信息尤其是政策信息在乡村基层的治理过程中所起的并不一定都是正面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分析，指出新闻传播在税费改革后的中国乡村基层治理中产生了怎样的消极影响，以使传媒在日后的社会发展方面起到积极的作用。

一、政策信息的大众传播模式

政策信息从行政管理机构的中枢到边缘的传递，在整个国家的治理过程中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改革开放以前，大众传媒的辐射范围有限，在农村还没有足够的延伸，那时的政策信息传递主要以组织传播的方式进行。上级政府的政策信息通过多层化的行政机构一级一级往下传递，最后通过生产大队再到小队长直至村民那里，国家的组织系统渗透在整个社会中。当时，在农村普及的有线广播是生产大队向农民传递中央精神的有效工具，是整个组织传播流程中的有机组成部分。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农村实行了“分田到户”的土地政策，农民收入大为增加。与此同时，大众媒介的发展也越来越快。虽然由于发行费用高、农民消费能力不足而难以吸引广告客户等原因，报刊等纸质媒体一直没有在农村普及，但广播电视却逐渐在农村承担起向农民传递政策信息的任务。另一方面，政策信息的组织传播渠道仍未废止，许多基于当地情况的特殊政策信息依然通过村委会、村民小组直至村民这个渠道传递，特别是有关税费收取方法和收取数量的信息，因为各村情况都有所不同，大众传媒均无法提供这些信息，也只能由村干部向村民传递。

关键词：乡村文化硬化新文化审视

摘要：鲁迅毕生致力于国民的思想启蒙。认为让农民接受教育，提高他们的思想文化素质，逐渐消除封建的风俗与习惯是进行文化改革，建设现代新文化的最重要的基点。小说正是通过渐东偏远农村发生的一场辫子风波，在真实的生活场景和复杂的人际关系描写中，形象而深刻地阐明了这一思想。

关于中国文化的改良和建设问题，自鸦片战争以来，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的惨痛失败，逐渐成为人们思考的焦点。许多志士仁人主张从文化改革入手来探索中国社会的根本出路。梁启超提倡“兴民权”，严复介绍“群学”，以“鼓民力，开民智，新民德”作为思想启蒙的核心内容。鲁迅继承了这一思想传统，把思想和创作的重点放在对国民的思想启蒙上。强调“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乃必尊个性而张精神”{1}，即社会的解放应以个人的解放为前提条件，认为人的觉醒只能随着思想文化素质的提高，不断消除传统文化的禁锢，才能逐步完成现代新文化的建设，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2}。小说《风波》以其生动的形象和画面揭示了这一点。

《风波》以1917年张勋复辟为背景，描写这一事件在浙东一个偏僻小镇里所掀起的细微波澜。过去人们一直把它作为反映张勋复辟这一政治事件的小说。事实上，小说里没有一个人属于复辟集团的成员，甚至赵七爷也始终未曾从维护张勋复辟政权的角度出发去推行辫子政策，他的直接目的就是公报私仇。因此，张勋的“种辫子”更多的是在当时愚昧落后的乡村文化基础上得到的“响应”的，而数千年封建专制统治下的愚民政策，正是这种落后社会文化得以形成的重要原因之一。小说真实地展示了无知无识的农民被野蛮欺骗、肆意蹂躏的生活图景。

这是一群饱受封建专制奴役，挣扎在生活底层的贫民们。他们没有知识，不懂科学，连见过世面的七斤也只会愚昧地传播一些纯属无稽之谈的街谈巷语。甚至名字也是承袭几代相传的习惯，以出生时的斤两充当自己的小名。对此鲁迅指出：“我们的劳苦大众历来只被最剧烈的压迫和榨取，连识字教育的布施也得不到，惟有默默地身受宰割和灭亡”{3}。正是在这片文化的沙漠上，赵七爷粉墨登场了。赵七爷究竟是什么人？历来有着不同的分析。许多人认为赵七爷代表了革命后封建势力在辫子问题上向农民进行反攻倒算的反动政治势力。其实赵七爷不过是一个普通乡村酒店老板而已。但他何以成为“三十里方圆以内唯一的出色人物兼学问家”呢？关键在于他有“文化”，能“一个字一个字地读”金圣叹批评的《三国志》，能说出五虎将姓名。这是多么可笑又可怜的文化啊，然而小说的悲剧意蕴正是由此生发开来。就是这样一个所谓学问家，却赢得了鲁镇人们的无上尊敬和信任。借着张勋复辟，赵七爷演出了一幕借索要辫子，公报私仇的活报剧。

两年前，生性胆小的七斤借酒大骂赵七爷是“贱胎”，他容忍了。但这并不意味着宽恕了这一切，只是一方面出于政治经济上无权无势，不敢贸然行事；另一方面出于封建礼仪的约束，不可公然报复，便一直耐心等待时机。张勋复辟消息传来，犹如天赐良机，赵七爷立即闻风而动，穿起那件轻易不穿的宝蓝色竹布长衫，借辫子名正言顺地向七斤“雪耻”了。在此作者生动地刻画出一个虚伪，具有强烈报复心的乡村富户形象。他恫吓七斤：“辫子，这倒是要紧的事，你们知道，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他明知七斤们没有文化，却故意欺诈说：“没有辫子，该当何罪，书上都一条一条明明白白写着的”，几句话便使七斤一家和在场的农民怵怵危惧。实际上关于辫子问题，清朝政府早在宣统年间便有明确规定，康有为在稍后为朝廷起草的一份诏书中又声明：“凡我臣民，无论已否剪发，应遵照宣统三年九月谕旨，悉听其便。”可见这时皇帝并非定要辫子不可，但七斤们认为赵七爷识文断字，有见识，说的都是千真万确。赵七爷正是利用了农民的这个弱点，故弄玄虚，连骗带吓，达到其卑鄙的个人目的。透过这一闹剧，鲁迅明确揭示出必须使文化的主要载体，即广大劳苦大众真正获得接受文化教育的权利，认为这是他们最终走向觉醒的第一步。

关键字：产品销售印度宣传品牌公司市场香皂斯坦利

在印度班加罗尔（Bangalore）附近一个小城两条无名土路的交叉口旁，在当地称作haat的市场上，商贩的叫卖声一浪高过一浪。这是全球化的最前沿，最先进的市场营销已经出现在烟尘滚滚、空气污浊的土路边。

"更耐洗！""泡沫更多！"经销印度斯坦利华公司（HindustanLeverLtd.）产品的小贩大声吆喝着。小贩手持麦克风，身后的卡车上满载着洗涤剂、香皂和牙膏。而他的竞争对手就站在几步之外，通过大喇叭声嘶力竭地推销利华公司产品的廉价仿冒品："更便宜啦！""洗得更干净！"

印度斯坦利华公司是世界上最大的日用品生产商荷兰联合利华公司（Unilever）在印度的下属企业。在班加罗尔附近这个小城，一般家庭的平均年收入仅有103美元。大部分人都在附近的水塘里或公共自来水龙头旁洗衣服洗澡。他们即使使用香皂，通常选用的也是最便宜的品牌。他们喜欢既能用来洗澡又能洗头和洗衣的香皂。在这个国家里，对品牌的注重和品牌忠诚度最多只是转瞬即逝而已。

但是，凭着天才的创意、不懈的精神和对文化的敏感，印度斯坦利华公司正在改变着这种情况。在过去的二十年里，公司建立了行之有效的分销系统，把香皂和洗涤剂等产品送到了印度的每一个角落。现在，他们又开始以此作为坚实的基础，将目标瞄准了数量巨大却被人忽视的消费群体：农村贫民。

印度斯坦利华公司的主管KekiDadiseth说："其实人人都需要品牌。世界上的穷人远远多于富人。要想成为国际级企业，获得全球市场份额，就必须积极进入每一个市场。"

关于绅士的研究，有些方面已经比较深入。张仲礼的《中国绅士》对这个阶层的构成和人数作了前驱先路的探讨，王先明的《近代绅士》对这个阶层的历史作用作了透彻的分析。但是从城市化的角度去观察绅士，展示这个阶层如何从乡村来到城市，从传统走向近代，还未见有人做过。研究绅士群体的城市化，对于解决有关中国城市近代化的问题，认识中国近代社会转型的必然性，有着重要的意义。

传统的绅士是传统社会的产物，传统的社会是以小农业结合着家庭手工业为特征的，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所以传统的绅士必然以乡村为其活动舞台。“士大夫居乡者为绅”，也就是说，绅士是指那些有科第功名或官职并居住在乡里又受到乡里敬重的人士。标准的绅士应当具备的条件，除了功名和官职外，就是要在乡里有一定的影响，能受到人们的敬重。要达到这一点，功名和官职是不可缺少的，但仅仅有功名和官职还不够，还应在家世方面有荣耀的历史，比如他的祖辈、父辈或他本人对地方有所贡献，或者维持本地的风俗和秩序，或者推动本地的公益事业的建设。因此，绅士阶层是与传统的家族制度紧密相联的。同时，绅士要有影响并受人敬重，还须有丰厚的财产，比如较多的土地和房屋。绅士与地主往往密不可分，虽然不是所有的地主都是绅士，不过绅士大都是地主。这样，绅士又与农村中的封建土地制度和剥削制度相联系。标准的绅士就是学而优则仕，仕毕则退居乡里。这方面我们可以从李朝正的《清代四川进士征略》上看到许多例子：

王灏，南充县人，康熙庚子(1720)年举人，雍正甲辰(1724)年进士，历任博罗、阳春、石城、东莞等县知县，后升直隶州知州，越年，离任归里。在家乡捐立义仓以赈济灾荒，又出资修建南池书院。王灏能够捐立义仓、创立书院，必定是家产相当殷实，要么是祖上的遗产，要么是在外为官的积累，要么是二者兼而有之。

王清远，定远县（今武胜县）人，乾隆丁卯(1747)年举人，戊辰(1748)年进士。授临乡县知县，又调城步县知县，未抵任以其父病逝归里，服阙，补长乐县知县，调监利县知县，俸满推升贵州正安州知州，未赴任，因以同僚被累而辞官。抵家后，不问政事，夜则闭门著述。封建时代推崇孝道，父母丧，官员要回籍守孝三年，这一制度使绅士即使在外为官，也还与家族、乡土保持密切联系。

龙载恬，宜宾县人，嘉庆丙子(1846)年举人，道光壬年(1822)年进士。性梗直，不徇私情，上官多不悦，久滞知县不得升迁，终以其知县休致。

王朝杰，壁山县人，道光戊子(1828)年举人，壬辰(1832)年进士，不求虚名，不讨好上官，因之久滞知县不得晋阶，后请求解组归籍。

摘要：目前中国的乡村经济运行隐含着很大的债务风险。对西部某地乡村债务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的重大变革。关键词：乡村；债务；制度变革一、引言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农村经济发展迅速，农民生活水平提高很大，农村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随着改革的不断深入，特别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农村社会经济发展又面临一些新问题。其中之一，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普遍陷入沉重的债务危机，这已经成为税费改革后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村社会稳定的一大障碍。至于全国乡村债务总额是多少，目前还没有权威的全国统计数据，一些学者在抽样调查的基础上估计全国乡村两级债务总额不低于6000亿元，这个数字已超过长期建设国债数额，平均每个乡镇的债务近450万元。许多个案研究结果都支持这个估计结果，如笔者对西部某县级区进行实地调查所获得的数据资料也证实了这一点。乡镇政府和村组织偿债能力十分有限，随着偿债期限的到来，如果到期的债务得不到清偿，由此引起的各种社会矛盾也将爆发出来，从而影响到社会稳定。目前关于乡村债务问题的研究，大多属于一般性的研究，基本上是就事论事地研究这个问题，而对于引起债务问题的更深层次原因，还很少有人进行研究。本文认为，乡村债务问题所涉及到的范围已经超出其本身，是农村政治、经济、社会问题的集中反映和发酵。本文首先对西部某县级区乡村债务进行实证研究，然后采用政治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对乡村债务问题进行深层次考察。二、对D区乡村债务的实证分析西部某市D区共有33个乡镇，501个村，全区人口81.2万，2003年GDP为396143万元，财政总收入22814万元，在西部属于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截止2003年底，全区乡村两级债务总额为18542万元，所有乡镇和村都有负债，其中乡镇级债务总额为13472万元，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债务总额占全区当年GDP的4.68%，占区本级财政收入的81.27%.（一）乡镇债务基本情况在全区乡镇债务13472万元中，乡镇政府直接债务为13181万元，占乡镇债务总额的97.84%；以乡镇名义担保发生的债务为291万元，占乡镇债务总额的2.16%.乡镇平均直接债务为399万元，负债最多的乡镇的债务额为995万元，负债最少乡也有99万元。表1是D区33个乡镇负债分布情况。

全区乡镇间接债务，总额为291万元，乡镇平均8.82万元。其中：为个人担保债务额172万元，占59.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数额84万元，占28.9%；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数额35万元，占12.0%.乡镇债务构成：一是兴建公共设施和公共产品支出形成的债务，为756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57.4%.其中：学校建设欠债4875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64.4%；道路修建欠债2176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28.8%；民政优抚欠债91万元，占公共设施建设支出的1.2%；计划生育欠债57万元，占0.8%.二是弥补基金会资金缺口3015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22.9%.其中：历年乡镇政府借款1884万元，占62.5%，呆坏账1131万元，占37.5%.三是兴建政府办公楼、住宿楼等其它开支1154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8.7%.四是借款兴办企业972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7.4%.五是弥补日常开支476万元，占乡镇级债务总额的3.6%.（二）村级债务基本情况在村级债务总额5070万元中，直接债务为4959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97.53%，担保债务为111万元，占2.47%.村级债务分布。全区村级直接债务总额4959万元，村平均债务9.9万元。如果以乡为单位分类，村级债务最多的乡总额高达1070万元，最少债务的乡总额为4万元。表2是以乡镇为单位计算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

表2以乡镇为单位的村级债务分布情况负债额（万元）50以下50～100101～200201～300301～4001000以上总额平均

乡镇数（个）10866214959万元9.9万元

村级担保债务总额为111万元。其中：为所属企业担保债务75万元，占67.6%；为个人担保债务19万元，占17.1%；为其他单位担保债务17万元，占15.3%.形成村级债务的直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生产性支出177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5.7%，其中：兴办企业投资负债958万元，占54%；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支出负债679万元，占38.3%.二是上缴税费1603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2.3%.其中：乡统筹费欠款1307万元，占81.5%；国家税收欠债171万元，占10.7%；部门收费、罚款负债6万元，占0.4%.三是公益性支出110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22.2%.其中：道路修建支出欠债838万元，占76.1%；教育支出欠债231万元，占21.0%；卫生支出欠债13万元，占1.2%.四是除生产性支出、上缴税费、公益性支出和管理费用以外的其它支出291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5.9%.五是管理费用192万元，占村级债务总额的3.9%.其中：村组干部报酬欠债135万元，占70.3%；招待费用欠债16万元，占8.3%.三、乡村债务问题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我国经济社会的二元结构，使得城乡不仅存在巨大的发展差距，而且形成了两种不同的运行体制。表面看来，乡村债务是乡镇政府和村委会组织财政支出大于收入的反映，实际上，这里面有着很复杂的原因，既有经济体制改革不到位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制度安排不合理等方面的原因。（一）经济体制改革滞后形成的乡村债务首先，从D区的乡村债务构成可以看出，兴建公共设施和提供公共产品形成的负债占债务总量的一半以上，表明乡村财政收支缺口很大。乡镇财政是1983年国家实行政社分设、组建乡镇政府时获得自主地位的，其功能在当时被定位于保障乡镇政府有效运作。但是，随着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轨，各级政府在职能划分和支出范围的划分上开始模糊。随着分税制实施和各上级政府在财权的“强干弱枝”的政策导向下，省、地市级政府照搬中央政府加强宏观调控的政策思路或取向，不断加大财力的集中程度，在将财权上收的同时，基本事权却有所下移，特别是县、乡两级政府，履行事权所需财力与其可用财力极不对称。县、乡两级政府所履行的事权，大都刚性强、欠帐多，所需基数大、增长快而无法压缩，如农村的九年制义务教育和改变农村基础设施严重滞后的局面都成了基层政府特别是乡级政府的沉重负担。一方面，上级财政的集中度都在提高。比如，1993年的中央财政收入占全国财政收入的比重是22%，到2002年上升为54.9%，同时，省、市两级也想方设法增加财力集中度，尽可能多地从下级财政抽取资金，将收入多、增长潜力大的税种全部或高比例地上收，分税制改革后，省级政府的财力集中程度从1994年的16.8%，提高到2000年的28.8%.另一方面，各种升级达标的指令性目标又不断地下达到乡村，如农村普及义务教育的普九、普六等公益事业或达标升级活动都需要乡村出资，其中很多是远远超出了农村经济发展的实际承受能力。因此，乡镇和村级集体经济组织的功能开始被异化，担负起更多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范围之外的职责。为了完成省级政府下达的“普六”、“普九”任务，D区的乡镇村因为学校建设借债就达4875万元。其次，为发展乡村经济而借债。发展是硬道理，无论是对中央政府，还是各级地方政府来说，中心工作就是发展经济。在发展本地经济的过程中，无论是省、市、县级政府，还是乡、村都有一种内在冲动，实施所谓的跨越式发展战略就是这种思想的体现。因此，在推进工业化和市场化的进程当中，地方政府对经济发展的干预程度不断加大。上级政府的摊派不仅体现在教育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方面，而且还体现在经济发展中对乡镇政府下达招商引资和兴办企业硬指标上。在财力十分有限的条件下，乡镇政府、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只好举债兴办企业，有些地方是要求乡乡办厂、村村冒烟。如果企业办起来以后能够赢利，当然也是一件好事，不存在债务风险，一切问题都还好解决。但是，从实践来看，乡村兴办的企业往往属于竞争性行业，重复建设，受到资金、市场的限制，加上技术落后，经营不善，从一开始就注定为短命项目，企业投产之日就是企业亏损之时，结果往往与初衷相悖，大多投资都以失败告终，使乡村背上沉重的债务负担。除了乡村直接投资兴办企业而负债以外，招商引资是当前地方政府发展本地经济的一大手段。为了改善本地交通条件等投资环境，往往是市、县政府统一要求投资修建道路，有的地方要求乡乡通水泥路，有的地方甚至还要求村村通水泥路，往往上级政府所下拨资金杯水车薪，更多地是通过行政命令由乡村配套资金，为了完成任务，乡村只好举债。D区乡村因道路修建造成的债务额达3014万元。第三、乡村负债也与乡村机构庞大、财政供养人数众多有关，供养人员不仅有乡镇政府在编和不在编的工作人员，而且还有村庄层面的村组干部，出现了“生之者寡，食之者众”的严重格局。1984年，乡体制恢复之初，大多数乡镇工作人员仅有20人左右。1988年前后实行了重大改革，下放了一大批县直属部门归乡政府管理，而人事管理体制未健全，造成乡镇机构膨胀，人员过度增长。并且人员增长远远超过财政收入的增长，导致人头费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越来越大，以致形成90年代财政支出的绝大部分被用于人头费的普遍现象，有了“吃饭财政”一说。当收入不足于弥补支出时，债务就开始形成。D区乡村两级在这方面的债务额为2113万元，这个数字不算小。这充分说明基层政府机构和村组干部人数严重超过实际需要。当然，也不排除其中有的乡镇盲目追求高消费，建豪华办公设施、购置小汽车、大吃大喝等行为的存在。

第四、不合理的农村税费形成的乡村债务。农村税费体制改革前，农民除了上缴农业税、农业特产税和“三提五统”外，还有各种集资摊派，农民负担十分沉重，大多数农村居民的税负都远远超过其经济承受能力，自然，农民拖欠、尾欠税费和摊派现象就变得越来越严重。由于现行体制下，乡镇都制定有税费征收完成期限并辅以奖惩措施，村干部为了完成任务，只有以村组织或个人名义向农村信用社和民间大举借债垫付税费款。（二）政治体制改革滞后造成的乡村债务仅仅从经济体制方面就事论事地分析乡村负债原因，对于彻底解决问题是不够的，必须从政治体制的角度来探讨产生这种现象的宏观背景和深层次原因。虽然我们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市场在配置资源中起基础性的作用，但是从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政府始终起着主导性作用，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都把发展经济放在工作的第一位。为了加快经济发展，中央和地方各级政府可以调动一切可用资源。不断增加的社会公共服务的需求，也使财政本身有自我扩张的需要。同时，政府的财政需求和压力不仅来自于社会和公共需要，也来自于政府自身利益的膨胀和扩张，即权力和利益都有不断追逐更大的权力和更大利益的特点，除非受到约束和抵制。这样，在资金短缺条件下的负债运行就成为一种常态。地方各级政府也逐渐形成了这样一种意识，只要靠借债完成任务，无论能否偿还，无论债务风险有多大，都是被允许的行为。从我国目前政治体制方面的制度安排来看，乡村还缺乏本辖区公民显示对公共品和服务需求的偏好、监督和评价公共品生产的规范的、可操作程序。乡镇政府和村级组织在行政上受到上级政府的管辖，特别是人事权在上级，乡镇政府往往就以服从上级政府而不是辖区内农民的意志为主。上级政府摊派的大量事务，无论是否适合本辖区的实际情况，下级都必须想办法完成。乡村为了完成任务，只好借债运行，经常出现一些“上级请客，下级买单”、“上级决策失误，地方负责收摊”、最终由乡村“背锅”的事情。上述表现实际上是乡村干部“经济人”行为的结果。作为经济人，乡镇、村组干部最根本的行为动机和工作动力都是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们或者是为了政绩和升迁，或者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以及为了荣誉。而在政治集权度比较高的条件下，获得这些利益基本由上级说了算，因此，取悦上级是获取利益最大化的路径。因此，从完成上级任务角度看，乡村干部有主观动机。即使在乡村干部意识到上级决策错误的情况下，权衡利弊的结果，也是服从上级为最优选择。同时，还不排除乡村干部有主动腐败倾向的可能。某些乡村领导人，为了尽快干出政绩，为自己提拔或交流到好一点的岗位攒足“资本”，即使乡镇财力不足，也不惜举债大搞“形象工程”、“政绩工程”。少数领导人，为了直接的经济利益，借债上马各种工程，在发包工程中大肆收受贿赂，进行腐败活动，结果是富了少数人，却让当地的老百姓背上大笔债务。四、化解乡村债务的几点思考乡村债务问题的解决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如何有效化解已有的债务，二是如何防止新债务的产生。要从根本上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相应的政治体制、经济体制重大变革。（一）村级债务的化解与公共产品需求的偏好表露机制的建立要从根本上解决村集体组织的债务问题，必须落实村民民主选举制度，这是化解村级债务的制度保证。真正落实了村民民主选举制度以后，选举出来的村干部，必须为本村利益服务，其行为的目标函数与本村居民的意志相容；否则，就得不到村民的支持而被村民大会罢免。这样，上面的各种摊派或“升级达标”任务，如果超出本村居民的承受能力或有损本村利益，将得不到村干部的支持，债务也就不可能产生。当今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是“自上而下”的，即由上级政府和机构根据自身的偏好或政绩导向来决定公共产品供给总量、供给结构和供给方式，而供给成本却大都由农民分摊，导致部分公共产品的供给与农民的现实、迫切需求发生错位，增加了农民对公共产品的制度外筹资方式的抵触情绪。公共产品供给资金的筹集因循制度外筹资体制而公共产品供给的决策却是“自上而下”的，这强化和固化了作为供给方的政府增加资金筹集加重农民负担的机制和冲动，也是对公共产品需求方的农民作为直接的乡村公共产品供给纳税（费）人权利长期的漠视。当由外生变量来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时，必然加大公共资源筹集的客观和主观压力，导致农民对政府决策的任何公共产品供给都会反感和消极反对。因此，即使在农民税费负担没有减轻的情况下，对公共产品的供给决策体制做出根本的改变，乡村公共产品特别是村级公共产品的供给由乡民、村民决策，由乡村社会的内部需求决定公共产品的供给，使公共产品的供求顺利衔接，使乡村公共产品供给决策由“自上而下”向“自下而上”转变，建立良好的公共产品需求偏好的表露机制，使乡范围内或村范围内最广泛民众的意愿得以充分体现，这对农村的税费体制改革来说也是一个重要的进步。因为它不仅能推进乡村社会的民主政治建设，激发民众当家作主的积极性，也使符合农民迫切需要的公共产品能由农民自愿和更有效率地供给出来，也使乡村社会有限的公共资源发挥最佳效益。在建立村民的基层民主架构时，村级公共机构设置不宜过大，以免占用太多的社会资源，应以精简、效能、适用为原则，根据地方经济发展水平和公共事务的空间大小决定公共主体。对大多数经济落后、社会经济关系单纯的乡村，可考虑村委会和村党支部职能的合一，避免两套机构的掣肘，即“两委合一”，由村党支部和一般村民共同推选村主任候选人，如中共党员被选为村主任，则自动成为村党支部书记，如村主任不是中共党员，可发展其入党，如不愿加入中共，就撤换村党支部书记，由上级的乡党委指派，直到有中共党员当选村主任，采取这样的措施，是基于中共党员是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性质，如中共党员特别是村党支部书记，在村里不能被村民拥戴为村主任起到带领作用，那就是不合格的。当然对东部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地区的村组织建构，则应根据村民之间社会经济联系的加强和公共空间的扩大、来自于集体资源利益的激增，设置功能较完善的公共机构，维护广大成员的合法、合理权益，而且民众对这种民主的需要也是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二）各级政府事权的重大调整和农村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体制变革对各级政府财权和事权的调整势在必行，应重新划分政府与市场、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的责任即事权安排。如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为了全国人民的共同利益，应是全国性公共产品；乡村教育也并不完全是地方性质的公共产品，其受益者不仅包括上学的学生，整个国家都会因公民素质的提高而受益，这也是国家强行规定九年义务教育的依据，这些责任向基层政府的转移使乡镇政府承担了极其宽泛的政治经济责任。在乡镇政府承担的沉重责任中，九年义务教育是最典型的公共事业，也是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危机的主要表现。消除城乡财政二元结构是农村公共财政改革方向，在现阶段，国家最起码应承担起农村义务教育、计划生育等公共产品供给责任，而农村义务教育良好供给则是重中之重。实行义务教育供给的财政体制变革，也是农村税费改革和改善农村社会发展状况、农民的人权状况的重要举措，它有助于降低农民人力资本贫困、人权贫困程度。义务教育关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是影响国家长远利益的公益事业，给予所有的社会公民享受平等的教育机会是国家的责任和义务。当今义务教育未真正义务化，这种情况在农村尤其严重，当乡村的财政危机导致了教育的供给危机时，在农村将导致新的教育贫困，这也将派生出农民下一代的信息贫困、人权贫困，也可能导致农民的收入贫困自我加强的循环，使一个个乡村的发展继续锁定在低水平陷阱。当前农村义务教育面临巨大危机，不少地区义务教育徒有虚名，高额的学校收费不仅直接减少农民的可支配收入，也导致发展中辍学问题（传统体制下，辍学率相当低）。根据不同层次的政府职能分工理论，再分配职能主要由中央政府履行，而义务教育提供具有较强的再分配性质，所以应加大中央政府或省级政府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应对现行的农村义务教育的管理体制和投入体制进行力度较大的调整和改革，增加中央财政对农村义务教育的供给责任，具体建议有：（1）农村中小学教师工资改由中央、地方各级政府共同负担，由县统一管理。中西部地区主要由中央财政承担，沿海发达地区主要由省、市、县各级政府负责，并提高省级财政承担的比例。从总体上讲，中央和地方政府承担的比例可定为5∶5.（2）重新核定农村中小学公用经费的最低支出水平，设立学校基建专款。要逐步降低公用经费从杂费中开支的比例。（3）实行费改税后，中央政府应确定一定比例的税收专门用于教育。（4）进一步完善分税制，在国税的分成比例上，对中西部地区适当提高比例。考虑到目前中央财力情况也不很乐观，中央财政可先对一些经济落后的省和自治区给予一定数额的教育拨款，这些拨款既可先拨到省级财政，再由省级财政根据具体情况分配到县，也可由中央财政直接划拨到县财政。中央对中西部农村教育拨款数额的确定，应综合考虑各县应该接受义务教育的学生规模、当地财力大小及其他特殊情况而定。在此基础上，再逐步在全国范围建立一套科学、规范的对农村义务教育的教育财政转移制度，来平衡各地区之间的教育财政投入差异。（三）严控乡村新债的出现与逐步消解历史债务虽然目前存在数额巨大的乡村债务，我们不能因此就认为，乡村债务具有合理性。在基层民主政治制度尚不完善，科学的地方债务管理体制还没有建立起来的情况下，乡村不能有债务，至少不能增加债务，因此，中央政府必须出台政策，以这样的“硬约束”来阻止乡村债务的进一步增加。同时，中央政府要制定一个逐渐减少乡村债务的时间表，逐步化解乡村债务风险。当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以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最终建立，可以借鉴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在科学规范的地方债务管理体系建立起来以后，允许乡村根据具体情况适量举债。参考文献：[1]费雪。州和地方财政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2]谭秋成。地方分权与乡镇财政职能[J].中国农村观察，2002，（2）。[3]周业安。县乡财政支出管理体制改革的理论与对策[J].管理世界，2000，（5）。[4]贾康、赵全厚。农村税费改革有待解决的问题与对策探讨[J].财政研究，2002，（1）。[5]叶文辉。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体制的改革与制度创新[J].财经研究，2004，（2）。

一、债务规模

调查的4个乡镇和3个村都存在规模庞大的债务。从表1可以看出，自1996年以来，4个乡镇的债务增长速度都很快，到2001年底平均债务余额已高达545.7万元。B乡6年内债务规模增长了3倍，年均增长20.1%；A乡增长了5.4倍，年均增长32.4%；C镇增长了11.6倍，年均增长50.5%。表2显示，1990--2002年，F村和G村借款总额都超过100万元。到2002年底这两个村的借款余额分别为30.4万元和16.5万元，如果加上应付款，债务规模会更大。

调查表明，债务用途对债务规模产生了较大影响。办公场馆、大型基础设施建设以及兴办企业所需要的资金量较大，这些项目的兴办一般会急剧增加乡村负债的规模。如C镇1999---2002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就在于工业园区的拆迁与建设，A乡1999年债务规模剧增的原因是修建了宏伟的乡政府办公楼。一般而言，从用途来看，发达地区乡镇的负债主要用于兴办企业，提供投资额较大的公共产品，如C镇所有的债务都用于举办企业和工业园建设，负债额较大。欠发达地区大部分乡村债务用于发工资、上缴税费任务，负债额因而较发达地区低。

二、债务结构

(一)债权人结构

乡村债务的债权主体主要包括农业银行、农村信用合作社等正规金融机构，农村合作基金会等非正规金融组织，国外政府和国际金融组织，上级财政，单位和私人(包括个体工商户、乡镇干部)等。表3为样本乡镇2001年底的债权人构成表。表4为调查村1990--2001年借款的债权人构成表。

随着国家对“三农”问题的重视，乡村旅游成为当前发展较快的一种旅游形式，是农民致富的重要手段。乡村旅游是以乡村特有的聚落景观、乡村经济景观、乡村文化景观及自然环境景观为基础的一种生态旅游形式［1］。党和国家高度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2006中国乡村游”和“2007中国和谐城乡游”两大旅游主题掀起了乡村旅游的高潮，强调“大力发展乡村休闲旅游产业，充分发挥乡村各类物质与非物质资源富集的独特优势”［1］。2018年中央一号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意见》中提出：“深入挖掘农耕文化蕴含的优秀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保护好文物古迹、传统村落、民族村寨、传统建筑、农业遗迹、灌溉工程遗产。”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等14个部门联合印发的《促进乡村旅游发展提质升级行动方案》公布的数据显示，2017年全国乡村旅游年接待人数超过25亿人次，乡村旅游消费规模增至1．4万亿元，带动约900万户农民受益。在此背景下，乡村旅游、特色小镇建设成为一个热点，乡村旅游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的支撑，文化是历史的积淀，农村文化包含农耕文化、民俗文化、宗族文化、饮食文化、居家文化，等等，如何发挥文化对景区的提升和引领作用，提升文化的内涵，实现自然景观与人文景观的深度融合，更好地开发农村旅游资源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课题。本文即对此问题展开研究，利用地缘优势，结合当地旅游发展的现状，以河北省沙河市蓬勃开展的乡村旅游为基础，探寻文化建设对乡村旅游发展的作用和意义，以及挖掘如何提升文化水准。

一、个案调查：河北省沙河市乡村旅游文化的现状

文化是旅游者产生乡村旅游动机的重要因素，人们除了渴望在旅游中得到感观及心理的愉悦之外，还希望学习到一些在自己居住地所未见未闻的知识［1］。对河北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研究，要深入挖掘散布于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景区的文化遗址、文化传统等内涵，从而做到“精”“深”和“广”“博”相结合，提升景区的文化品位，带动景区经济发展。沙河市旅游资源丰富，风光秀美，文化资源厚重，共拥有旅游资源单体220个，其中特品级和优秀级旅游资源单体24个。目前形成了以“百里画廊”为主轴的旅游观光带，以中国传统古村落为依托的乡村田园旅游观光群，以3个省级现代农业园区为支撑的农业观光休闲区，以“中国玻璃城”为引领的宜居宜游生态新城，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为核心的文化体验观光游，逐步构建起了富有沙河特色的全域旅游新格局。其中栾卸银杏风景区属于后发优势，利用当地的自然山川、植被和历史遗迹开展生态休闲、健康颐养游。河北恒利乡村旅游开发项目（栾卸银杏风景区）2016年3月获批建设，项目占地7420亩，主要为家庭农场建设、产业观光园建设、休闲设施建设及路网建设。其中新建建筑面积7．5万平方米。该项目主要以旅游开发为主旨，以生态旅游为主体，是集休闲、养生、文化为一体的生态文化旅游观光园。园内建设四区一带，分别是：四季观光区、水景颐养区、躬耕体验区、综合服务区及文化产业带，形成“一村”“二田”“三谷”“四园”。目前已建成万亩银杏林、菊花园和红叶谷等，在原来的旧式水渠上铺设近十公里的“文化长廊”。目前尚处于观光游的初级阶段，相关的文化景观还没有开始建设。因此，“文化长廊”的建设成为提升景区品质的重要抓手。通过调研发现，乡村现有的可供挖掘的文化资源主要有两类，一类是静态的，自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如地方建筑、自然风光、文化遗址等；一类是动态的传统工艺，可以通过亲身体验感受到的，如饮食、歌舞、手工艺等。文化因素渗透在乡村旅游活动的各个方面，独具特色的地方文化内涵，可以吸引和激发起旅游者的旅游动机，满足人们对科学、史学、文学、艺术和社会学等方面的不同需求。但是这些文化的发展程度不一，良莠不齐，对景区的提升作用也或大或小。

二、原因分析：乡村旅游文化挖掘不足的原因

散落在河北省各地的乡村旅游目前成为了经济发展的一个主要支柱，他们在提高农民收入、提升农村环境，促进现代农业转型方面发挥着非常大的作用。但对于乡村文化传统的挖掘十分不够，正如一位学者所言：“当前旅游界的一个突出问题是片面追求旅游业的经济效益，旅游的文化熏陶功能被忽视了。”［2］如何充分发挥文化的带动作用，需要首先找出造成目前这种状况的原因所在。（一）资金投入不足，文化设施建设滞后。文化建设是一个长期且复杂的过程，周期长，见效慢，所需前期投入较多。乡村旅游建设的资金来源主要是三种途径，一是自筹经费。依靠原有产业的收入来开发新的旅游项目。这就对村落原有经济发展提出了很高的要求，否则的话很难拿出钱来投资旅游。而目前中国乡村正处于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农业的转型期，新型农业合作社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故而经济投入有限，所以常常是在原有农业经济和设施的基础上稍加改动就开始接待游客，这就势必造成与文化相关的设施建设滞后。二是政府拨款。政府拨款不是按照人口数或者村落数等平均分配的方式来进行，而是以“申请＋项目”的方式进行。这种方式不仅对景区的前期建设要求较高，而且引入了竞争机制，对于处于乡村旅游发展初期的景区建设十分不利。三是社会资金。由于社会资金来源多、稳定性差，很多时候难以和乡村旅游文化发展的长期性相适应。资金是乡村旅游建设前期发展阶段必不可少的投入，资金不足导致一些地区乡村旅游发展迟缓，已经开始发展的项目亦无暇顾及文化建设。（二）文化意识淡薄，重视不够。景区的建设离不开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带头人多数为乡村的党支部书记或者村委会主任。由于村级组织不是政府的一级组织，而只是村民自治组织，产生方式由全体村民大会从本村居民中选举产生。部分景区建设的领导者本身的文化素质不高，没有意识到文化在景区建设中的作用，重视硬件建设，忽略软件建设，对乡村旅游文化内涵的认识不足，对其核心特征和基本依托点———乡土性的认识不足，缺少统一的设计、规划。（三）人才缺乏，农村难以留住人才。乡村旅游的建设和发展，尤其是文化建设，应该依托专业的人才，具备一定学识之人，可是当前中国，农村留不住人才，这也是制约景区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的原因。一方面，城市的大学毕业生首选留在大城市，哪怕是出生在农村的大学生一般也不想再回到农村。另一方面，国家政策的照顾不足。“大学生村官”制度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才匮乏的问题，但一届村官的期限为2～3年，到期后很多大学生会离开农村另谋出路，农村只是他们短暂停留的场所，极易使政策执行不连贯，朝令夕改。“三支一扶”所涵盖的区域有限，多数是较为贫困的地区，且其所分布的行业集中在教育、医疗等，这样的地区往往经济发展落后，难以有基础发展旅游业。文化的挖掘是一个系统而集中的过程，需要综合考虑各方面的因素，以上几个方面的原因往往是综合起作用，成为制约乡村旅游文化传统挖掘的原因所在。

三、解决对策：进一步挖掘旅游文化内涵的措施和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