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文学论文范文10篇

“中国现代文学”是指因为“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的推动而发端于19世纪末，又因为“五四新文学革命”而正式诞生于20世纪初，以白话文为主导，以现代人本观念为价值坐标，并在此后的近一个世纪中居于文坛正宗的文学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精神的核心是启蒙，反对封建文化和儒教纲常，批判专治制度，维护和张扬人的个性以及世俗生活的快乐，呼唤人的解放，构成了是中国现代文学主导性启蒙潮流。但同时，这一核心的具体表现形态又是多样的。

一、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启蒙文学精神

什么是启蒙？如德国近代哲学的第一人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当其原因不在于缺乏理智，而在于不经过别人的引导就缺乏通过勇气和决心去加以运用时，那么这种不成熟就是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了。要敢于认识！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就是启蒙运动的口号。启蒙的真正目的是还个人以运用自己的理智决定个人行为的自由和权力。细而言之，启蒙作为一种精神诉求在政治上要求的是民主，在法律上要求的是平等、在社会上要求的是自由，在人性上要求的是个性。但是，启蒙，在中国一直存在着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理性，坚持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把握世界发展的客观规律来获得自由，主张人类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将人类的自由和对客观世界的规律的发现和遵循联系起来；五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派”（如鲁迅）以及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启蒙思潮基本上坚持了这一思路。而在这一思路的同时，还存在着另一种思路，我们可以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潮，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者忽略个体价值、感性存在，反对将人的本质定义为理性，而对人的官能化、非理性化报以肯定，将思想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解放转化到真正个体生命的解放上来，将人的本质归结为生命本体欲望和激情；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如郁达夫）以及20世纪80年代后期特别是新生代作家走上历史舞台以来的写作思潮都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路。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总体解放的客观人本主义启蒙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主观人本主义的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写作潮流（这也被一部分论者称为新启蒙文学思潮）。当然，上述两种思路在文学上的分别并不是绝对的泾渭分明的，因为绝大多数文学家都是凭借直觉来感受时代趋势，进而把握“人的解放”命题的，常常，他们对启蒙主题的把握是感性的、形象的、体验性的，因而上述两种思路常常是混杂在一起的，有的时候甚至是模糊不分的。

但是，“人的觉醒”却是中国现代启蒙文学的统一而一贯的主题，尽管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作家那里，对于“人”的理解有不同的侧重。辛亥革命时期“人”的觉醒是以“国民意识”的获得作为开端的，但是“国民”并不属于自己而是属于“国”，因此辛亥革命的时期的“人”的觉醒所注重的不是作为国民的自由权利，而是责任。因此这一时期的启蒙文学作品特别重视社会问题，“（清末）的改造社会小说”特别热行[1]，如程善之的《机关枪》，这篇小说写军队从日本人那里购买了伪劣枪支，掩饰事成之后和日本人花天酒地，共同庆祝，其目的是揭露军队的腐败和黑暗。这一脉的启蒙小说在五四文学大潮中发展为“社会问题小说，如冰心的《一个忧郁的青年》、《斯人肚憔悴》、《去国》、《超人》等等，都是在当时引起了巨大反响，《去国》写的是主人公留美7年，作为名列前茅的高材生含笑归国，所见却是军阀混战，百业不兴，官场社会风气污浊，他报国无门，之得含恨离去。是这样的“民国”，辛亥志士抛头颅，撒热血换来的只是“一个匾额”，因此，主人公最后喊出了：“祖国啊！不是我英士抛弃了你，乃是你弃绝了我英士阿！”启蒙文学的到了在五四时代，其思想内涵有了较大的变化。这时“人的觉醒”主题有了新的发展。在《我与世界》（1919年7月1日）中写道：“我们现在所要求的，是个解放自由的我，和一个人人相爱的世界。介在我与世界中坚的家园、阶级、族界都是进化的阻碍，生活的烦累，应该逐渐废除。”甚至说“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远比爱国的运动更重”[2]。由此钱理群先生总结五四“人的觉醒”命题时说道“毫无疑问，五四的时代最强音是：‘我是我自己的，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3]。这里所表现出来的，是一种完全自觉的个性意识与主题意识。”五四启蒙的思想命题有一个特殊的词汇，这个词汇是由周作人发明的，周作人在《人的文学》中说：“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悲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我说的人道著述，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在这里人的价值已经不是在“天地君亲师”中界定的，也不是的“国民”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个体”本身的独立、自由和幸福的意义上界定的，而是在人的本体意义上确定的，

其核心是“灵肉一致”：“我们要说人的文学，须得先将这个人字略加说明。我们所说的人……其中有两个要点：（一）从“动物”进化的，（二）从动物“进化”的。”[4]周作人尤其重视肉的方面：“我们承认人的一种生物性。他的生活现象，与别的动物并无不同。所以我们相信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凡是违反人性不自然的习惯制度，都应排斥改正。”所以，我们在郁达夫的小说（如《沉沦》）中会看到主人公会喊出“知识我也不要，名誉我也不要，我只要一个安慰我体谅我的心。一副白热的心肠！从这一副心肠里生出来的同情！从同情生出来的爱情！我所要求的就是爱情”；郭沫若的诗歌中才会有“我把天来吞了”，“我把地来吞了”，那种强大的超越一切的抒情主人公“我”的出现；庐隐的小说才会有“我”、“情”、“愁”的中心。

但是五四时期的这种启蒙思想在此后的历史进程中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从根本的原因来看是因为中国社会尚处于自然经济向工业经济过渡的低级阶段，社会上并没有一个发达的自由经济来支撑它，因此它无从扎根。而直接的原因是帝国主义的入侵，民族矛盾成为时代的最主要的矛盾，一切都要让位给民族解放的时代主题，启蒙的命题自然必须让位给救亡的命题。例如，王实味试图在解放区坚持启蒙主义思路，其结局是悲剧性的，这个身兼翻译家、文学家、学者的人，抗战前夕去延安，在延安中央研究院文艺研究室担任特别研究员。1942年因为在《解放日报》上发表杂文《野百合花》和《政治家·艺术家》，整风运动时受到批判，后被逮捕，在行军中被杀。王实味被强加过三个罪名：“反革命托派间隙分子”、“暗藏的国民党探子、特务”、“五人集团成员”等，指导1991年2月7日，王实味才获得公安部的正式平凡。王实味的命运显示了启蒙主义者在中国特定历史时期的普遍命运，同时也显示了启蒙思潮在中国的命运。及至49年以后，中国社会步入无产阶级专政时代，中国当代社会的关注焦点转变为现代化以追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目标和落后的现实经济状况之间的矛盾。社会主义改造等一系列社会工程的实施，使启蒙的命题一再受到延宕。然而历史终于进入了20世纪80年代，20世纪初的启蒙主义呐喊终于在世纪末得到了自己的回声。随着77年《班主任》的发表，一个启蒙主义文学的新时代终于来临了。最初的启蒙命题的复归走的是近代启蒙主义以及五四问题小说的思路。如《伤痕》，它通过中国人历来最牢不可破的学院感情的破碎把现代专制迷信的危害剖析出来，深刻地描写了给人们带来的巨大的精神创伤，提出了对进行反思和批判的要求。进而中国当代作者将目光推想更远处。《李顺大造屋》、《剪辑错了的故事》、《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芙蓉镇》、《被爱情遗忘的角落》等反思“”以后中国农民的命运，《天云山传奇》、《灵与肉》等反思“反右”扩大化以后中国知识分子的苦难命运；进而《乔厂长上任记》、《沉重的翅膀》、《男人的风格》等对改革中出现的格色问题进行的揭示和思考，由比如《假如我是真的》、《人生》等深刻地揭示中中国社会存在的严重的等级制、特权制的问题。这些小说都以敏锐地触及当下或历史遗留的社会问题为己任，在精神气质上类似于五四问题小说。但是，与此同时，还有另外一派启蒙文学在发展着，他们有诗人北岛、顾城，小说家戴厚英、王小波等，他们重视的是人作为独立个体所应有的尊严和权利，伸张的是民主、自由、平等的启蒙主义经典价值观，在价值追求方面的确高人一筹。

1、概念的解析意识形态不仅是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也是生命的有机组成部分，没有意识形态人类就无法维持自己的生存。我们既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创造者，也是各种意识形态的创造物。作为一个在某种特定利益驱动下形成的包含着欲望、情感、表象的知识系统，意识形态是由理论到实践、由观念到行动的“翻译器”和“催化剂”。

但我们总是把两种不同的“意识形态”混为一谈。一种是“意识形态”(Ideologie)，一种是“意识形式”(Bewuβtseinsformen)，二者在来源、内涵、性质等方面存有本质区别，一味在二者之间进行“心脏搭桥手术”，不仅难免郢书燕说以讹传讹，而且会过度强调意识形态的阶级性，并极易造成乱贴“阶级”标签的粗暴学风。西方学者把意识形态作为考察社会的一个视角，在他们眼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对立与其说是两种制度的对峙，不如说是两大意识形态的对抗；东西方文明的碰撞与交融，也是两种意识形态的较量与融合。20世纪60年代以来，意识形态成为社会科学中最为重要的一个范畴。法西斯主义、纳粹主义的形成与失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第三世界(特别是非洲大陆)的出现及其政治意识的觉醒，苏联与东欧社会主义的解体，都是培育“意识形态”研究的适宜气候与土壤。这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意识形态”一词的滥用，不过同时又强化了它的语义威力。

“意识形态”是20世纪西方思想史上内容最复杂、意义最含混、性质最诡异、使用最频繁的范畴之一，撒姆纳曾经归纳、总结了10种意识形态定义，伊格尔顿归纳、总结了6种意识形态定义，其中都充满了对立、矛盾和歧异。“意识形态”与“政治”、“经济”、“道德”、“伦理”等简单概念不同，它是一个动态复合概念，表达的是一个动态复合过程，既包括历史、社会和文化的深层互动关系，又包括主体与客体之间的互动关系；既包括主体的认知，又包括价值的评判；既是一个思维的过程，也是一个信仰的过程；既具有理论的性质，又具有实践的品格。尽管如此，我们还是无法用其他内涵清晰、外延明确的概念取而代之，因为意识形态绝非一个可有可无的“标记性术语”，而是一个无可替代的“实体性术语”。这个事实本身表明，“意识形态”这一术语的重要性是无可怀疑的，缺少了它，对学术研究来说，或者课题的性质有变，或者课题的范围受限。在这种情况下，对“意识形态”的概念构成、诸种定义、历史背景、哲学框架进行考察，对“意识形态”各种意义、各种用法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省思，对“意识形态”进行“知识考古”，无疑有益于澄清围绕“意识形态”问题引发的各种混乱。意识形态是由“意识形态家”创造出来的，而“意识形态家”来自知识分子阶层。知识分子不仅拥有“知识”，而且能在“知识”的基础上创造、传播、发展、阐释某个特定的价值体系——他掌握的是一个知识系统，但这个知识系统包含着人类的欲望、幻想、想象、情感、认知、理解、评价等诸种心理因素。他们或者维持现状，或者批判现实；或者着重建设“古典世界的影象”，或者倾尽全力建构新世界的蓝图。意识形态的分类有许多种，有人分为描述意义、贬义、褒义上的意识形态，有人分为主流意识形态和非主流意识形态，有人分为具体意识形态和整体意识形态，有人分为认识论意义、社会学意义、心理学意义、文化心理学意义上的意识形态。无论哪种分类方法，它们都只能把握问题的某个方面或某个向度。

概念的界定是学术研究的第一步，而定义事物的方式有两种，一种是实体性定义，它着重认定事物静态的本质；一种是功能性定义，它着重描述事物动态的功用。不同的历史时期拥有不同的意识形态“实体”：18世纪末以前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宗教信仰(巫术、宗教、神话、传说)为载体，19世纪初之后的意识形态通常以学术思想(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为载体。即是说，意识形态本质上是某种并不特定的事物(“体”)呈现出来的功能(“用”)，能够发挥意识形态这种“用”的“体”在不同的时代是各不相同的——在古代是巫术、宗教、神话、传说，在现代则是思想、学说、理论、观念。任何思想、观念、意识、理论、学说、见解……都既可以是纯粹的学理，也可以是地道的意识形态，只要它发挥了意识形态的功能。意识形态的功能是多方面的，但概而言之，它可以区分为三个层面：第一，反映现实，界定情境；第二，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第三，社会动员，付诸行动。意识形态，也只有意识形态才能发挥这样的功能：认识世界的面目，阐明现状的意义，指引前进的方向，提供解决危机的方案，强化民众的团结，进行必要的社会动员。它既能综合性地满足人类认知、情感、想象、理解等方面的精神需要，又能高效率地控制人类对世界的感知、态度与行动，并为人类生活提供适当和适度的行为模式。意识形态具有“反映现实，界定情境”、“面对现状，指引方向”、“社会动员，付诸行动”的社会功能；同样，举凡一切观念、信念、教条、理论、哲学、世界观、价值、意见、神话、乌托邦，只要具有了这样的功能，均可以称之为意识形态。

2、历史的探源意识形态理论得以产生的基本动机是去除意识上的蒙蔽——“去蔽”，并确立科学的观念意识。虽然如此，但只是到了近代，人类才真真切切感到了意识形态的存在。从历史发展看，“意识形态”概念史可以大致划分为五个阶段：特拉西阶段、马克思阶段、曼海姆阶段、列宁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阶段。特拉西的重要性在于他创造了“意识形态”一词并将其置于认识论的基础之上，马克思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认识论的基础上置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曼海姆的重要性在于他把意识形态问题从历史社会学的基础上置于知识社会学的基础上，列宁的重要性在于他清除了意识形态的贬义色彩(意识形态成了阶级斗争和阶级对抗的盛大典礼，成了每个阶级用以武装自己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性在于他们从文化心理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开展了深入细致的“意识形态批判”。

“意识形态”是特拉西在18世纪末的首创，他用“意识形态”一词命名一个新学科——观念学。马克思采用了“意识形态”这一概念分析19世纪德国哲学，使“意识形态”概念史发生了革命性转折，因为马克思内在地否定了意识形态在反映现实、揭示真理方面的“无能为力”或“倒行逆施”。在马克思那里，意识形态就是“虚假意识”或“错误观念”，它源于社会角色的阶级立场：不同的人由于在经济生产中所处的位置和利益关切点不同，故而形成不同的“观念”——既包括真实观念又包括虚假观念，意识形态是特定的社会阶级为了最大限度地维护自己的阶级利益而扭曲真实的现实关系的结果，是“利令智昏”的真实写照。从社会学的角度研究意识形态的，还有两位欧洲早期的社会学家——默斯卡和帕莱托，他们研究意识形态问题的途径与马克思并不相同，却得出了和马克思极其相近的结论，并因此被人称为马克思的复仇女神。

中国当代文学在改革开放后发生了重大艺术变革，在整个新时期由复兴而繁荣，获得了巨大的发展,文学创造的质量和速度得到提升，各类文体尤其是小说和散文，名篇层出不穷。同时，由国家实行的语文课程改革也为当代文学盛况提供了展示的舞台，当代文学在近年来的各种版本的中学语文教材和语文高考试卷中得到相应的反映，中学语文教育将一个繁荣的当代文学时代和它炫目的创造成果传承下去。中学语文教育吸收富有活力的当代文学进入青少年的精神世界，使当代文学在为学生性格塑造、民族精神实现和民族未来的强大等方面起到了积极而重大的作用。

一、当代文学渗透于语文教育之中

当代文学是在当代历史文化境况下发展起来的，作为观念领域的文学创作，其思想背景自然受到时代诸多文化思潮的影响。当代文学除了外在的历史文化影响作用之外，无论是“寻根文学”还是“新写实”，都有文学自身的发展轨迹及其内在原因；而且外在的历史文化因素要对文学的发展发生影响，必然要通过文学自身内在各要素的调整、变化来实现。“全球化使得社会意识形态制度不会再以强加的方式来决定文学作品的生产；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除了参与一些时尚写作外，更注重的是个人生存和生活体验的抒写，个人情感和心理的展露。”在世界文化乃至世界文学的各个分支之间交流日益频繁、联为一体的今天，当代文学为语文教育传统和现实的融合提供了条件。

进入新的世纪以来,我国语文课程改革不断地深入,在新课程改革中当代文学得到了足够的重视和发展。以人教版的中学语文教材为例，其选入课本的当代文学作品就达91篇（初中59篇，高中32篇），其中不乏汪曾祺、萧乾、余秋雨、冯骥才等名家名篇。从2000年开始的高考语文（全国卷）第二大题现代文阅读来看，除了2005年冰心的《一日的春光》外，其余几年选取的都是写于上世纪90年代的当代文学作品。这些作品所展示的人文魅力更是无与伦比，像《话说知音》（林非1997年）更是一个令人神往的话题，它洋溢出一种情思纯洁、高旷的精神境界，从更为开阔的视野中看待震撼人们灵魂的“知音”。这些作品所写的内容均为众人关注的话题，具有鲜明时代感和浓郁人文气息，可引起学生的强烈共鸣。

二、当代文学与语文教育相互作用

中学语文教育中的文学教育应当全面展开，而当代文学在文学教育中具有特殊的作用。当代文学是当代人群体生活的精神映像，是一个时代的人认识自我的一面最真实、不会变形的镜子。从文学发展史来看，没有历代的当代文学，也就没有文学史，没有文学研究；而从文学教育的角度讲，当代人不阅读当代文学作品，其精神生命就无法找到一个现实的住所，就可能精神恍惚，无法决定行为方向，或者“生活在别处”。中国当代文学在1978年前后回归自身以来，从不同角度对社会生活进行了精细、多彩、富有创造性的描绘，已经累积起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它所蕴涵的人文关怀、民主自由精神以及传统与现代相交融的审美感性，是青少年“精神成长”的最好养料，在培养学生现代精神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人文精神教育最好的手段当推文学教育，而所用的范文，首推当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是丰富的精神大餐，像《信客》（余秋雨）、《端午的鸭蛋》（汪曾祺）、《台阶》（李森祥）等带给了学生对民族文化生命之根和弘扬民族文化的畅想，让新时期的青少年对同时代的文学充满了热情。

中国现代文学在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课程设置中正在被不断边缘化，这与它在社会技能、信息、思想及创造力获得等方面为学生提供的实际帮助越来越可疑有关。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的脱节是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不能回应学生的审美期待，无法有效切入当代文化建设，民族地区因其地域与文化的特殊性不免对专业课教学提出一些特别要求，专业课教学尤需在融入主流之时做到不失地域民族特色。不少研究者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教学的问题并试图寻求解决，遗憾的是实际效果并不明显。尝试构建尽可能务实的教学环境帮助学生成为专业的学习者，进而整体性地提高学习能力，已成为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的当务之急。

一、脱节的教学关系

中国现代文学教学与当代生活脱节具体体现在教学关系的脱节，不是说它已完全失去来自学生的回应，只是回应的声音已经相当微弱，与我们所希望的教学效果存在较大的差距。有研究者指出：随着现代性的焦虑为追求感官享乐所取代，文学的娱乐功能被放大，文学的社会承担意识和历史使命意识开始受到压抑。显现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则是一些学生对文学经典不感兴趣，上课基本不做笔记，课外基本不读文学作品。完成作业依靠网上下载与拼接加工，到了期末考试则复印同学的笔记临时突击几天，并美其名曰恶补。他们从未把阅读现代文学经典作为一种精神享受，缺乏感性的艺术体验，不曾产生过感动和愉悦，也谈不上任何审美艺术熏陶。等到毕业之时，知识基础贫乏，理论功底单薄，审美趣味幼稚等问题则逐一显现。考研的学生专业基础应该是相对扎实的，但是他们答题时头头是道，一旦涉及自己高谈阔论的某部作品，却是一脸迷惘，因为没有真正阅读作品，所谓高谈阔论只是来源于指定的参考教材，并不是由阅读经典得来的切身感受［1］。根据笔者任课期间的观察，学生对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的反应大致可分为以下几类：一是对教学内容拥有较为浓厚的兴趣，认真听讲且积极回应老师提出的问题，并能在课后主动借阅老师布置的阅读书目。遗憾的是这类学生只是少数，我们提出问题当然主要不是针对这一部分学生。二是对教学内容基本不感兴趣，只是由于害怕考勤制度才按时来到教室，在课堂上被动地接受教学内容，对老师课堂提出的问题不愿主动回应，课后则缺乏进一步拓展本专业知识足够的动力。三是对教学内容毫无兴趣，上课时注意力集中在与教学内容无关的地方，或者干脆无故缺课而利用上课时间去做其他事情。这一类学生已与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内容完全疏离，课堂所讲授的知识已与其不再发生任何关联。名义上学习过中国现代文学这门课程，实质上对于这门课程的基本知识点却一无所知，更不要说通过这门课的开设接受情感教育与审美教育。这种浮躁之风固然没有完全占领高校校园，但已经不是个别现象，对严谨求实的学风已经产生了实际的负面影响。经济文化发达地区的高校在专业教学中遇到的问题，边远民族地区的高校不仅难以避免，甚至可能表现得更复杂一些。以广西为例，一方面中小学基础教育的落后使教学对象在文学常识储备、汉语理解能力与书面表达技巧等方面与发达地区存在一定差距；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如何与地域民族文化实现良性互动，如何更好地适应当地经济建设的需要，长期以来未曾得到过真正的关注。多种原因的叠加使边远民族地区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面临着巨大的挑战。中国现代文学曾经与现实生活保持血肉般的联系，并在文学创作实践中不断丰富与发展，如今却与现实生活发生了脱节，甚至由此导致学习主体的缺席，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悲哀。究其原因，当代生活中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转变所带来的价值危机、信仰危机以及的冲击［2］固然是一方面，而中国现代文学课堂长期以来教学模式单一，缺乏对学生审美趣味变化的有效回应，对教学实际效果置若罔闻所带来的积弊也是不能忽视的。如果我们致力于追求高质量的教学，那么发生在中国现代文学课堂上的就应该是文学认知能力与专业审美品位的整体性提升。真正成功的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应是全体而非少数学生的发展，是学生知识习得在广度与深度上的充分开拓，是教学活动中过程有效与结果有效的有机统一。唯其如此才堪称高效的课堂教学，也才算是唤回了那些已经厌弃中国现代文学的学习主体。

二、建构性环境的创设

“教学的经典定义是设计环境。”［3］所谓环境是指由教师与学生共同参与的教学活动全程，包括课内教学设计与课外教学延伸。环境创设的意义是就学习主体而言的，正是在与环境的互动中学生学会学习，并通过学习使自己成为富有效率的人。建构主义理论认为知识在教学双方的共同努力下被建构于学生的知识结构中，它不拘泥于传统意义上的传授，而集中关注学习行为的社会性。该理论就环境创设进行过极富启发性的阐述：“知识不是对外部客观世界的被动反映，不是有关绝对现实的知识，而是个人对知识的建构，亦即是个人创造有关世界的意义而不是发现源于现实的意义。”［4］学习乃是基于与环境充分互动的意义建构，教学则是为了创设有助于意义建构的学习环境。这一学习环境蕴涵丰富，足以为学生提供合适的认知工具。它强调交流和协作对于知识建构的作用，也相当重视真实的学习活动和情境化内容，使知识和能力具有远迁移和强大的生存力。建构主义认为知识无法以现成的、孤立的方式获得，复杂知识的获取需要明了组成系统知识的各个方面，重视知识的多元表征。对于有效的教学活动来说，学习主体的缺席是不可想像的，也是致命的。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之所以缺席，究其原因乃是它蜗居于虚幻的象牙之塔，忽略学生的审美期待，无视地域经济社会发展，而重新激起学生在教学过程中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是目前最为急迫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现代文学所倡导的价值观已疏离于当代生活，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作为一种历史参照也失去了价值，重新发掘这一段历史并阐释其当代意义是必要的。广西境内生活着壮、汉、瑶、苗、侗等12个民族，每个民族都创造了灿烂的特色文化，具有独特的民俗信仰与生活习惯。我们需要研究学生因民族身份不同而形成的审美期待的“常”与“变”，发掘学生的知识兴奋点及其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契合之处，从而由此有效激活学生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经典的阅读兴趣。广西与东盟国家山水相连，在向东盟国家的开放国家战略中具有极为明显的地域优势。我们需要调整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知识构架与专业侧重点，真正唤起它参与当代文化建设与地域经济社会发展的活力，而这也是唤醒中国现代文学学习主体的重要环节。只有以此为前提我们才有资格去谈论尊重学科自身发展规律的问题。环境创设的关键是选择合适的教学模式。为了充分激活中国现代文学教学关系，实现教学活动各要素关系顺畅，选择下述教学模式，并结合具体的教学过程进行综合、变通是必要的。

（一）信息归纳模式：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组成是史料，了解史料并为其建立关联进而对一些重要作家作品形成整体认知，是对专业知识的归纳整理，也是个人认知能力与思维水平的提升。

[摘要]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无名氏研究在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是从零开始，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代文学史。无名氏研究包括：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研究和九十年代的研究及二十一世纪的无名氏研究。

[关键词]现当代文学；无名氏；研究；考察

随着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许多过去因种种原因被冷落的作家浮出水面，且引起不少研究者的兴趣，无名氏就是其中之一。无名氏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的一位传奇性作家。无名氏及其代表作《无名书》在现代中国的文学史上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因为对个体生命和人类终极命运作如此思考的人在20世纪的中国只有他一人。无名氏是“潜在写作”的最为典型的代表，其代表作《无名书》不仅代表了中国20世纪50至60年代潜在创作的最高成就，而且也是自新文学运动诞生以来最独特的小说作品。随着对无名氏研究的不断推进，无名氏及其作品越来越被人们所认识和接受，无名氏也徐徐进入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本文就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的无名氏研究作一历时性考察，试图从中找出一些思考的问题，以引起研究者的共同关注。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无名氏研究。

由于种种历史的原因，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三十年内，中国大陆对无名氏其人其文无人知晓，只是到了八十年代，像沈从文、张爱玲一样，国人知道无名氏也是先从海外开始。无名氏得到了香港中国新文学史家司马长风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中国现代文学史研究专家夏志清教授的高度评价。随着改革开放，港台及海外的无名氏之风逐渐传入大陆。

（一）无名氏作品的出版情况。

朱自清的“背影”被世人记住是在上世纪30年代，他用温润的笔尖细腻地勾勒着一个又一个人们熟悉又陌生的生活细节，月色映照下的荷塘、年迈的背影、指缝中的时间等一起组成了他丰富多彩的散文世界。独特的生存体验使他多了几许平常人少有的灵性与感悟，他创作的一系列脍炙人口的散文佳作一时间如雨后春笋般在中国的大地上生根发芽，开花结果。半个多世纪以来，对于朱自清的研究，学者们从不同角度全面关照探索，均取得了非常丰硕的成果。但仔细分析之后，我们发现从理论的层面关注其文学批评观及其批评实践的著作论文却少之又少。作为一名作家，朱自清不仅在散文创作，新诗研究，语文教学方面有所建树，同时也给后世留下了大量的诸如《新诗杂话》、《什么是散文》等理论文章及批评著作，对较长时间文学的发展都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观注重向作家作品审美心理的逼近，关注社会现实，时刻为人民大众、为文学发展着想，其精髓所代表的那种“理想主义”正像背影一样，正渐渐地被这个时代所遗忘。现代社会注重现实功利性，评论家缺少的是坐下来静静地欣赏文学内部的精彩世界，忽略了文学体验的重要性，取而代之的是一系列拗口的学术术语。因而，我们有必要对朱自清的文学批评观做一完整的剖析，寻求文学批评真正的源头活水。

一、文学批评观的形成

早在《朱自清书评序跋集》的序言中，先生就已经对当时的文学批评现状做了精确的把握。当时，大多数人认为没有创作才能的人才去从事文学批评，批评只是二流货色，因此人们都不愿意研究它。另一方面是与我国的文学发展史有关，我们的诗文评片断的多，成形的少，文学批评不易下手。鉴于文学批评不被重视又不可忽视的这种尴尬现状，朱自清以一个学者批评家的姿态介入其中。一生在文学批评方面著述颇多，有《诗言志辨》、《朱自清序跋集》、《民众文学谈》、《文艺的真实性》、《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等多部著作流传于世。朱自清正式从事文学批评活动是在20世纪30年代初，正值现代文学批评发展相对活跃与成熟之时。那个年代的中国学界，“教授批评已是蔚为大观，周作人、梁实秋、朱自清、朱光潜、钱钟书、梁宗岱等都是在大学执教的批评家，而这些教授同时也是当时文坛上创作的活跃分子。”“当时的教授文学批评极大地促进了现代文学批评的发展，是现代文学批评不可忽视的一支‘正规军’，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些教授批评家，现代文学批评在批评方法、批评问题上要获得健康发展是比较困难的。”［1］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朱自清开始了他的批评生涯。对他而言，虽然最初并不是以一位职业批评家的身份登上文坛，但知识分子应有的良知与社会责任感促使一切外界的力量并未能削弱他关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热情。朱自清时刻以历史的眼光和“为人生”又“为人民”的文学情操对当时的作家作品进行着独特的审美关照。其评论文章字出有据、深入浅出，对现代文学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二、文学批评观的内容

面对当时文坛的严峻形势，知识分子与生俱来的使命感让作家出身的朱自清明白，他必须通过自己的努力使当时的文学批评摆脱目前这种尴尬的境地，从创作的附庸地位提高到独立的学科地位。于是，在教学之余，他时刻关注文艺动向，批评活动能够跳出传统的批评模式，合理吸收西方近代批评的理论方法，这使得朱自清的文学批评在当时的批评界体现出独特的批评特点，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注重考据的批评方法。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体认，让朱自清在批评活动中不由自主地运用到历史考据的方法，体现出浓厚的史笔意识。统观其评论文章，回溯历史以资评价的方式俯拾皆是。他对批评对象的把握与梳理大都以动态的眼光去权衡，对当时文坛的新兴作家作品的品评也都是站在历史的高度点明利弊得失，为作家发展指明方向。这种考据方法的运用和历史意识的贯穿，显然不是秉承乾嘉学派的考据传统，而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一个学者式批评家治学的严谨态度与良好作风，反映了一种文学渐进的观念。他很少将批评对象放在毫无所依的历史背景中随意阐释，而是时刻不忘文学发展史这条永不停息的河流，批评文字言出有据，笔无虚誉。他的批评文章中，类似“汉兴以来”、“到了正始”等时间类词俯拾皆是。比如在《诗言志辨》中，他以“诗言志”为开山纲领，从文学批评的角度论诗。在《诗言志》篇中，朱自清考察《诗经》及历代诗论原著，爬梳春秋战国时的“诗言志”说，对“诗”、“志”考镜源流。考据方法的运用也贯穿在先生的其它批评活动。提及中国散文的发展，他开篇便说:“现存的中国最早的无韵文(散文)，是商代的卜辞。……后来《周易》卦爻辞和鲁《春秋》也如此。不过经卜官和史官按着卦爻与年月的顺序编纂起来，比卦爻显得整齐些罢了。”［2］文章从汉武帝时盛行的辞赋，到唐代韩愈的“古文运动”、“唐宋八大家”，到“五四”时期的“白话文”。所涉及研究对象无不在考据的基础上出现，读后使读者能够对中国历代的问题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与认识，且往往在不经意间增强了批评文章的说服力。在《＜老张的哲学＞与＜赵子曰＞》中，朱自清首先通过《时事新报》上的两则有关文本介绍的广告指出:两本书的特色是“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接下来他并没有着手分析作品为何具有“讽刺的情调”和“轻松的文笔”，而给我们展现了一副讽刺小说历史演变轨迹的画卷。在让读者对讽刺小说的起源与内容有了一定的了解之后，朱自清进而提出:“这两部书里的‘讽刺的情调’是属于哪一种呢?［2］”可见，在朱自清这里，考据方法的运用并不是一味地进行源流上的探究。追溯源头只为了引出今天的批评对象，使它不至于孤零零地站在读者面前，而是携带着一股历史的气息，让读者先了解它的来由，进而更好地把握批评对象。

一、本课题研究视角与研究方法

本文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角落里的美——另类视角看北京遗产与公益行动》的一部分。

（一）研究视角

首先通过查阅中国知网，检索与博物馆、遗产教育相关期刊论文，梳理以下几个方面：1.我国博物馆资源丰富，具备开展博物馆旅游良好的物质基础。如一些研究者认为，博物馆在教育功能上与学校有相通之处，是学校教育的必要补充[1]；博物馆的功能已由最初的收藏为主发展到现代以教育为首，教育功能成为博物馆的灵魂，因此，要建立新的博物馆理念，使博物馆在以提高国民素质为目的的社会教育中得到充分体现[2]。面对目前我国博物馆业蓬勃发展的势头，应把握机遇，创新博物馆管理理念和机制，将开发和保护相结合，寓教于旅[3]。2.西班牙毕尔巴鄂的古根海姆博物馆案例，说明了一个文化项目可以给一个地区的人民带来巨大的利益，可以为社会发展作出贡献[4]。而构筑开放式博物馆可以成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和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最有效的结合点,可以作为一种新的规划技术手段引入到历史地段保护规划之中[5]。3.景观博物馆化是旅游景观吸引系统发展变化过程中的一种趋势[6]。根据国内外环境解说规划研究现状，有的学者提出了“资源—游客”双核环境解说规划模式，并以北京自然博物馆为例进行了研究[7]。正是基于上述理念和实践，笔者对中国现代文学馆加以考察和分析。

（二）研究方法

采取田野调查与观察方法，特选定一天，带领法学院（经济法）、城市学院、财政税务学院等部分同学到中国现代文学馆参观，主要观察和记录：一是中国现代文学馆外在结构如何，体现了怎样的文化精神；二是如何从内在陈列中辨别认识常规展览与非常规展览。2009年10月25日，那天午后，西风凛冽，扑面而来。我们第一次到访中国现代文学馆。走进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大门，远离都市喧闹的静谧感便将人包围了。浏览文学馆的网站，上面介绍说：文学馆现共有藏品38万件，其中手稿、特藏、线装书、书信、作家文库藏书等，因其惟一性，以及数量无法与公共图书馆相比，所以服务对象仅为中高级以上的专业研究人员，作为普通观众不能借阅。走进文学馆的那一刻，那种异乎寻常的安静，让我的心莫名其妙地诚惶诚恐起来，似乎我将去朝拜一位威严的君王。现代文学馆之静谧，甚至给人与世隔绝之感，在其内在世界里一切都是那么的纯粹。因为这是一个圣洁的地方，它能够产生力量，人们应该对文学有一种崇敬之情。

汉语言文学专业毕业论文选题（一）写作流程：

1）学生根据下面分设的专业选择一个，作为毕业论文的专业方向

2）在所选择的专业方向里面在指导教师指导下自拟论文题目，开始论文写作流程。参考论文选题附后（学生论文选题不宜相同）：

（二）专业类别：

1．文艺学

文学概论文化诗学中国文学批评史语文教学法美学概论

文学学术期刊是探讨文学创作、开展文学批评、交流文艺思想、引领文学思潮的重要平台。“一本好的文学批评期刊，对这个时代的文学批评乃至对这个时代的文学创作是非常重要的，它会真的影响到作家的写作，关系到批评家的成长，甚至他的批评立场”［1］。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渗入，一些文学学术期刊开始躁动不安，想尽各种办法，大踏步地走向市场化，尽快实现经济利益最大化，直接导致文章篇幅越来越小，刊物越办越厚，办刊质量越来越差，这种惟经济利益为首的办刊理念严重影响着当前的文学学术生态。

一、挂羊头卖狗肉：纯文学期刊“学术化”

以文学为主的纯文学期刊是播撒人类精神种子的艺术园地和传承人类精神产品的重要载体。由于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和影响，纯文学期刊正通过“学术化”逐渐走向商品化境地。目前，国家相关政府部门提供的经费不能保证纯文学期刊的正常运行，期刊在很大程度上还依赖于自身销售收入、广告收入以及收取高额版面费等来维持生存与发展，这就势必引起一些“颠三倒四”的文学学术类文章趁虚而入———即纯文学期刊“学术化”，这种所谓的“学术化”的确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办刊单位的经济收入，却严重影响了刊物的质量。当前纯文学刊物的“学术化”倾向，在一些颇有影响的纯文学刊物上均有体现。如：《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时代文学》、《安徽文学》、《东京文学》、《文学界》、《剑南文学》、《青年作家》、《北方文学》、《神州》、《当代小说》、《文艺生活•文艺理论》、《散文选刊》和《星星》等，都有自己的下半月理论刊物，通过专门为发表学术论文提供平台来收取版面费。《飞天》、《山花》、《作家》、《大家》、《长城》、《山东文学》和《时代文学》凭借着其是中文核心期刊的优势，创办下半月理论刊物；某些期刊在文学学术类稿源出现紧张的情况下，甚至也会为一些非文学类学术论文开绿灯；还有一些省级期刊的理论版甚至通过扩大期刊容量来增加版面收入，每期刊发文章少则几十篇，多则上百篇，如《安徽文学（理论版）》2010年第12期刊载文章176篇，《剑南文学（理论版）》2010年10期刊载文章175篇。甚至有的期刊懒得组稿，就直接收取转刊费用，把下半月刊的理论刊物完全“打包”卖出去，由买方负责组稿、编审、印刷、收取版面费等，“这样的学术期刊实际是利用国家特别赋予的出版权在与作者方交换打着‘版面费’名义的金钱，是典型的权钱交易，属于学术期刊的权力寻租范围，而不是学术期刊商品化”［2］。当前，除了影响很大的《收获》、《当代》、《十月》、《人民文学》、《钟山》和《花城》等期刊还在坚守纯文学的阵地外，其他期刊几乎都受到了市场经济的商品化污染。“文学期刊的这种‘学术化’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损害了文学期刊本身的品牌，也造成了文学期刊对文学作品的边缘化现象，毫无疑问使得文学期刊失去自身文学的基本立场，对文学期刊的可持续发展埋下了危机”［3］，同时也破坏了学术研究的氛围和文学学术研究的生态场域，无形中也严重影响了纯文学期刊的健康有序发展。

二、兵分两路：文学学术刊物纷纷扩容

由于受到各种因素的制约，一些文学类纯理论期刊的版面非常有限，但稿源却十分丰富，在这种情况下，或受经济利益的诱惑，或出于刊物自身发展的需要，促使主办单位对刊物改版，通过增加期刊页码或缩短期刊周期来扩大刊物容量。

（一）部分刊物纯粹为增加经济收入而扩版，甚至以不惜牺牲刊物质量为代价比如《名作欣赏》，在改版之前是颇受读者好评的一种具有通俗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点的文学刊物，其最早为月刊，后改为半月刊，2009年初又改为旬刊。上旬刊刊登欣赏性文章，中旬刊主要刊登外国文学、中国古典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方面的理论性文章，下旬刊主要刊登中国当代文学的理论性文章。改版之后，《名作欣赏（上旬刊）》为继续保持中文核心期刊的地位，开始以丰厚稿酬重点邀请一些名家写一些鉴赏性的文章，但结果却适得其反，因文章很多是应造之作，脱离了以前那种大众化、雅俗共赏的写作套路，很难体现出原有的学术性、思想性、欣赏性和审美性特色。改版后的中旬刊和下旬刊则主要刊发来自高校教师和研究生的稿件，并收取较高的版面费，高额的版面费使得一些优秀的综合性长篇论文只能望而却步。《文学教育》于2005年由《白桦林》杂志改名而成，后由《语文教学与研究》杂志社主办，“以文学的内容、手段和姿态进行教育”作为办刊宗旨，并且邀请了国内一些名家名人做顾问或编委，以此提高办刊声誉。该刊栏目内容繁多、庞杂，很快被改为旬刊，承诺投稿者每稿必复，并提出“以质取稿，不薄新人”，实则在于收取版面费，为那些急于评职称的作者或即将毕业的在校学生提供方便。《电影文学》于2008年由月刊改为半月刊，页码大增，与前面两种期刊毫无二致，每期刊登的文章数量多得惊人，篇幅不超过三个版面，只要符合用稿基本要求并且支付高额版面费，来稿必刊登。

摘要：本文认为，推进中国现代文学教学改革与创新，必须坚持学生的学习主体地位，让学生获得内心力量胜于记忆书本知识；要点燃火焰，激发创新精神；充分调动学生的积极性，变被动学习为主动学习，达到更好的教学效果。

关键词：现代文学；教学改革；创新思维；主动学习

中国现代文学是中文系的一门基础性学科，尤其对汉语言文学的学生来说至关重要。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及多方面的原因，学生在学习本课程或者说中文的一些传统课程如古代文学、古代汉语等普遍存在兴趣减退、学习效果欠佳的情况。通过几年的教学实践，本文就中国现代文学教学过程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及相应的教改设想做一梳理、总结。

一、让学生获得内心力量胜于记忆书本知识

首先，最主要的就是部分学生对课程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缺乏浓厚的兴趣。相对于“90后”的学生，之前的中文系学生大都是因为喜欢中文而选择中文，现在很大一部分学生不是因为喜欢中文而上中文课，所以文学的基础较差，兴趣低。对于这个问题，教师必须积极努力解决，不能把责任全推给学生。学生对文学的兴趣减退与社会时代也有一定关系，现在的社会物欲膨胀，很多人认为学中文、文学无用，不如学习一门技术更实用。在大学阶段，很多学生因为要考取各种证如英语四、六级，计算机等证书，占用了大量时间，无暇花时间精力去读文学作品，而在没有学生的大量阅读作品情况下上中国现代文学，必然会造成老师费力地讲，学生不知所云被动而听的局面。要改善这一现状，必须要使学生认识到文学于人的重要性，使学生意识到虽然学习文学不容易立马转换成某种物质财富，但却是一种受用终生的精神财富。它使一个人的精神焕发出生命的光辉，给予人的心灵无穷的根本性力量。在学期开课的第一节课就让学生意识到文学及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性。让学生明白“文学即人学”，认真学习本门课程，将文学的力量融汇进自己的人格培养中将受益终生。在学习现代文学的过程中，使学生陶冶情操，更深入的认识、思考社会、人生。学习当中，不仅使学生能对现代一些代表性的重要作家的创作个性比较熟悉；更要求学生在较为广泛地阅读现代文学作品的基础上，对其中代表性作品能进行言之有理的分析与鉴赏，并适当进行训练，能写出有一定水平的课程论文。鉴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学科性，本人认为应注意挖掘教材中的人文性，注重一种文化熏陶。用长期的文化熏陶培养学生的阅读能力和健康的审美情趣，使文学犹如养料滋养学生的心灵并获得人格力量。现代社会信息丰富、学生思维活跃，应开阔学生的视野，比如在授课中不再像传统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讲授过程重视知识性，把很多思潮、流派、论争、社团等放在很重要的位置，讲很长时间，考试的时候也重视这部分记忆性知识。在学习诸如鲁迅、郭沫若、郁达夫、巴金、曹禺等现代文学大家时不仅仅介绍教材上的内容，而应该让学生全方位的了解一个作家，并重点让学生知道这个作家身上的某种品格，这种品格能给学生提供他们成长更需要的精神力量。比如在讲鲁迅的时候，我会引入鲁迅思想中的“反抗绝望”这一精神内核。“反抗绝望”是一种积极的坚韧的生存态度，让学生领会并将这样的生存哲学融入心灵更胜于让学生多知道一些关于鲁迅的知识。当学生真正的从学习鲁迅而领悟到“反抗绝望”的人生哲理并将之运用到生活中时，被动的学习将变成主动，并在学习、生活中都获得力量。

二、点燃火焰，激发创新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