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论文范文10篇

（一）开展学术评论，批评剽窃、伪科学和吹嘘等不良学风

我国原本有良好的学术评论传统，且都是指名道姓的。例如1935年唐兰在他的《古文字学导论》自序中说：“在本书里不免要批评到许多学者的错误。这里面很多是著者所敬服的前辈和密切的朋友。就如罗振玉先生，他对于著者的学业，曾有不少的鼓励。他的一生著述和搜集材料的尽力，在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甲骨学可以说是他手创的。但他那种考释文字的方法是著者所不能完全同意的。……郭沫若氏曾告诉我‘昔人有一字之师，今人有一语之敌’。不过，治学问而不敢明是非，还成什么学问。学问本只是求真理。我们找出自己过去的不是，指摘别人的不是，同样，也愿意别人指摘我们的不是”（见该书增订本，齐鲁书社，1981年，第11—12页）。这是何等可贵的学风啊！

王力在《中国语文》1962年第10期所刊文《中国语言学的继承和发展》也曾批评著名的语言学家傅东华。非常遗憾的是，可能是由于的大批判严重损坏了批评和批判的名誉，以致后我国语言学界很少展开学术评论，尤其是指名道姓的学术批评。即使有星星点点学术交锋，读者也如堕五里云雾，不知是针对谁的哪本书而发。这十分不利于学术的健康发展。“破就是立”固然不对，但“不破不立，不止不行，不塞不流，破中有立”还是合乎辩证法的，应大力提倡。在这方面，夏渌教授专为批评康殷对汉字源流的种种错误解释而写的厚达493页的著作《评康殷文字学》（武汉大学出版社，1991年）为我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样。在夏书出版以前，《光明日报》等报刊曾发文，对康书进行了不少无原则的宣扬，该书竟成了市场畅销品，使不少读者从康书得到错误的知识。遗憾的是同外国相比，学术批评的著述在我国少得可怜。当然，我们充分肯定夏先生十年来带头写学术批评专著的功劳，并不等于说夏先生对每个字的解释都无懈可击，我们也不应对批评者提出这种苛求。

我们不得不坦率地承认，在开展学术评论和批评方面，我们要向外国学习。美国著名语言学家乔姆斯基（1928—）曾指名道姓地批评美国的社会语言学家，说他们所做的工作类似收集蝴蝶标本。［①a］他们也指名道姓地对乔姆斯基进行了反驳［②a］。美国著名语言学家H．阿斯勒夫、C．F．霍凯特（1916—）、R．A．霍尔（1911—）都比乔姆斯基大十几岁，照样对乔姆斯基的著作提出了尖锐的批评。［①b］

我之所以特别提出这一点，是因为有人用种种理由反对进行学术批评，其中之一是长辈不宜批评晚辈或相反，晚辈不宜批评长辈。还有人认为，无名小卒不应批评名人，因为我国有“为尊者讳”的传统。这些错误观点严重影响了我国开展学术批评，不利于学术进步，因为学术只有在交锋中才能得到更好、更快的发展。

还有人认为批评文章没有学术价值，这也是不对的。上面提到的霍尔写了一本著名的书《语言学和伪语言学》（JohnBenjamins出版公司，1987年），它就是霍尔进行学术批评和评论的12篇著名论文的汇编，在国外语言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摘要：解构主义是对逻辑主义和结构主义等西方哲学思想的反叛，它为当前学术领域提供了一种新的研究视角。在解构主义视角下观察汉语言文字学研究可以发现，中国传统语言学已经形成了自己的一些优良传统。汉语言文字学的研究必须破除欧洲中心主义思想的束缚，继承我们自己的传统，同时吸收西方语言学的理论优势，以多元的研究方法，从汉语的事实出发，走汉语言文字学自主创新的道路。

关键词：解构主义；汉语言文字学；结构主义

Abstract:Asacounteractiontosuchwesternphilosophictheoriesaslogicismandconstructivism,deconstructivismoffersanoveltheoreticalperspectivetotheacademicworldincurrentdays.AdeconstructivistviewofChinesegraphologicalstudiesshowthat,sinceChinesetraditionallinguisticshasestablishedasetoffinetraditionsofitsown,ChinesegraphologicalstudymustbreakawayfromtheshacklesofEuropecenteredideologyandsucceedourowntraditions.Meanwhile,weshouldfollowacreativeselfrelianceroadofChinesegraphologytodevelopinnovativetheoriesbasedonexistingfactsofChinesebyapluralistapproachbytakingadvantageofthetheoreticaladvantagesofwesternlinguistics.

KeyWords:deconstructivism;Chinesegraphology;constructivis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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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期的结构主义曾经以其完整的系统和功能为西方提供了思想资源，为语言、文学、哲学等领域提供了一套封闭的研究方法。自20世纪中叶开始，随着人们对社会和政治问题认识的深入，逻辑中心主义和结构主义等在人们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不能发挥有效的功能，西方思想逐渐陷入迷惘、失望和忧愤之中。西方语境也出现了反形而上学传统的后现代思想。作为后现代思想之一的“解构主义”思潮，对政治、哲学、文学、语言以及人的思维方式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以德里达为代表的解构主义思潮开启了西方政治和哲学思潮新的发展方向。

“小学语文教学的目的，是指导学生正确地理解和运用祖国的语言文字，使学生具有初步的听说读写能力；在听说读写训练过程中，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发展学生的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在教学实践中，我们深深地体会到，小学语文课堂教学一刻也不能偏离教学目的。只有紧紧围绕教学目的组织语文课堂教学，才能提高教学效率，从而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语文能力。

紧紧围绕教学目的组织语文课堂教学，具体地说就是从培养学生的听说读写能力，进行思想品德教育，发展学生智力，培养良好的学习习惯出发，确定教学内容、安排课堂结构、选择教学方法、组织课堂练习。

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力戒以往课堂教学中的形式主义、繁琐哲学；课堂教学中力求让学生多读、多思、多说、多写。为了真正把学生的读、思、说、写落到实处，我们研究和探索了一种“以学生为主体，以实践为主线”的课堂教学结构，基本程式是：读读、说说、议议、写写。具体做法是：

一、读读

即在一篇课文教学开始，首先指导学生通过多种形式，反复朗读或默读课文，使学生能正确、流利地朗读课文，并熟悉课文内容。

为了保证读的效果，我们一般都把读书安排在课堂上，在教师的指导下进行。先让学生轻声自由朗读，不认识的字借助汉语拼音或查字典；不好读的句子多读多遍，达到正确、流利的要求。然后是认真默读，读一段想一想这一段主要讲什么。读完全文，想一想课文讲了哪些内容。在默读的过程中，指导学生学会圈点批划。通过默读，达到熟悉课文内容的要求。

郭沫若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和古文字学家，杰出的作家、诗人和剧作家。他学识渊博，才华卓著,在社会科学的许多领域，包括文学、艺术、哲学、历史学、考古学、古文字学、书法艺术，以及翻译介绍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外国进步文艺方面，都有很高的成就。

一、诗人、军人、史学家

“五四”运动时期，提倡科学和民主，反对旧道德、旧文化，成为新文化运动中振聋发聩的响亮口号。鲁迅以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郭沫若以第一部白话诗集《女神》，教育了千百万青年。郭沫若本来旧诗根柢很好，少年时代留存在作业本上的诗歌六十余首，其中虽有少年诗人极幼稚的自我陶醉，但洋溢着深厚的民富国强的真诚祈愿和强烈的反帝爱国激情。“耽耽群虎犹环视，岌岌醒狮尚倒悬”，这些诗句显示出郭沫若少年时代敏锐的政治眼光和忧国忧民的广阔胸怀⑴。郭沫若的新诗集《女神》，在思想上反映了新时代的新精神，艺术上也是不拘一格，大胆创造，完全打破了旧诗格律的桎梏，实现了诗体的大解放。自《女神》问世，诗坛上才算出现了真正意义的新诗。《女神》气势磅礴，豪情激荡，洋溢着渴望自由、追求光明的爱国热情和革命理想，强烈地表现出“五四”时代那种彻底的、不妥协的革命精神。郭沫若热烈地希望灾难深重的祖国在烈火中得到新生。《女神》是我国新文化史上第一部影响最大、成就最高的新诗集。它的问世，开创了一代诗风。郭沫若是我国新诗运动的奠基人。

1926年夏，郭沫若投笔从戎，参加了北伐战争。从广州到武汉，到南昌，踏遍关山险阻，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就在安庆“三二三”惨案之后，郭沫若在的家里，满怀无产阶级革命义愤，奋笔疾书《请看今日之》。随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南下途中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由于通令缉捕郭沫若，在党组织的安排下，郭沫若于1928年2月东渡日本，开始了十年的政治流亡生活。

“五四”时期的诗人，北伐时期的军人，在被迫流亡日本之后，经几年的潜心钻研，却变成为著名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

一然而，问题并非这样简单。

这表明：任何交流都是由说话者所引起的信息构成的，它的终点是受话者，但交流的过程并不简单。信息需要一些必要的形式：首先是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的接触形式（口头的或视觉的，电子的或其他形式的），其次是信息的载体——代码的形式（言语、数字、书写、音响构成物等），最后是使信息“具有意义”的语境的形式（同样的话在不同的语境里会有不同的意义或失去意义）。这样看来，“信息”不提供也不可能提供交流活动的全部“意义”。人们在交流中获得的“意义”有相当一部分来自信息的传递形式——语境、代码、接触手段之中。它们和说话人、受话人、信息一道共同组成整个交流活动的要素结构。而且各要素的作用在交流活动中也时刻处于不平衡之中，这一个或那一个要素会在诸要素中多少居于支配地位。于是，交流活动在一种情境中倾向于语境，在另一种情境中会倾向于代码，如此等等。信息的性质取决于那个占支配地位的要素的功能。这样看来，文字作为一种代码形式，决不仅仅是语言的记录形式或外在设计。它是全部交流活动的“意义”的一种必要的构成。说出来的信息和写出来的信息会在交流活动中具有不同的意义。这种不同的意义事实上赋予代码形式本身（口语的或书写的）以“生命”。当我们面对文字的时候，我们不是简单地面对一种无意义的语言包装，而是面对一个有意义的自主的符号系统。

雅各布森在《语言和其他交流系统的关系》中指出，视觉和听觉是人类社会中最社会化、最丰富、最贴切的符号系统的基础。由此而使语言产生了两种主要的变体——言语和文字。它们各自发展着自己特有的结构性质。它们的历史也充满着时而互相吸引，时而互相排斥，时而握手言欢，时而剑拔弩张的辩证现象。这一点并不难理解：言语作为一种听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时间为建构力量的。文字作为一种视觉符号系统，它的结构主要是以空间为建构力量的。当我们把口语的词或句子用文字书写下来的时候，符号系统的转换伴随着功能的转换——文字要对空间作出承诺。

雅克·德里达曾提出要建立一门书面语言学。他在《书面语言学》、《文字和差异》、《声音和现象》等著作中提出：不应把写作看成是言语的外在“服饰”或声音的简化“编成代码”的翻版。世界不是限于和决定于一种以语音为中心的意义模式。通过对书面语言的分析有助于发挥“意义”的潜能，因为书写不是言语的影子，而是关于语言本质的模型。

其次，就文字本身来说，西方拼音文字和汉民族表意文字在书写系统的性质和功能上又有差异。前者因其“拼音”而与概念保持着距离，后者因其“表意”而与概念直接联系。即使是主张文字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表现语言的索绪尔也认为，表意文字有一种强烈的用书写的词代替口说的词的倾向。对于汉人来说，表意字同样是“观念的符号”，“文字就是第二语言”。所以索绪尔称他的研究和结论“只限于表音体系”。帕默尔在《语言学概论》中也指出，汉字是一种程式化、简化的图画系统。它不是通过口语词去表示概念，而是直接表示概念，由汉字书写的书面语言独立于口语的各种变化之外。汉字的这一特质使它在中国社会、文化的统一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中国的统一完全依靠一种共同交际手段的存在，这同任何行政区域的统一是一样的，而这种共同交际手段就是全国普遍通用的汉字。中国各地的方言往往很难被别的方言区人听懂，可是各方言区的人都能看懂用汉字书写的文告。所以，汉字是中国文化的脊梁。一个学习古希腊文献的学生需掌握多种方言才能欣赏荷马、莎芙、希罗多德、狄摩西亚的作品，而一个学会约四千个汉字的学生就能读懂中国四千年的文献。德里达也指出，东方社会一直把语法学视为书面语言的科学。书面语言以视觉和读得懂的方式传达信息，它不是口语的替代品。研究书面语言的术语、条件和前提都与口语不同。

二

【论文关键词】汉字文化信息；汉字教学；策略

【论文摘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是分析汉字文化信息，改进汉字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求准、求深、求广、求活、求趣是应对当下汉字教学的现实策略。

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交际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这样说，许多汉字的面世，都是造字时代特定文化背景及先民心理的凝练，这种凝练常常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信息，而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不大。现在通过对汉字进行文化信息分析，复演前人关于汉字的理解，捕捉汉字原始造义与今天汉字所记录的语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今人关于汉字的认识，分析解读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并把他运用于汉字教学，无疑对改进当前的汉字教学是一种有益尝试。要在汉字教学的实际操作中运用好汉字文化信息分析，并不是没有一定难度的，如分析汉字构形就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熟练掌握推源、考证的具体方法。利用字的构形去分析文化信息，必须同时借鉴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生在产生新鲜感的同时往往也会产生一种艰深的隔膜感，更何况很多汉字几经简化，时移字异，出现了无理可寻的记号字，教学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就容易导致学生学起来发惜，教师教起来也倍感吃力的情况。所以，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一)求准

从古至今人们对汉字的解说可谓众说纷纭，很多时候往往对同一字有不同的解释，作为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选择科学性强又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解释方法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在汉字教学中，进行解说前要认真比较，慎重择优，遵循汉字文化信息确定性原则，给学生传递准确的信息，同时引导学生寻求最佳结构分析法，这是汉字文化信息分析运用于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臣”字的解析现行的大致有五种:第一，许慎《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第二，王鸽《说文句读》:“金刻作，是人跪拜之形。”

第三，章炳麟《文始》:“臣者本俘虏及诸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共形当横作‘”，臾缚伏地，前象分头，中象手足对缚著地，后象民，以下两胫束缚，故不分也。”第四，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臣字本象纵目形，纵目人乃少数民族的一种。典籍也称之为竖目。”古文字以横目为目，纵目为臣。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被俘虏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既引伸为奴隶的泛称，一又引伸为臣僚之臣的泛称。”第五，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对此，经分析可采用郭沫若的说法，因为:第一，这种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己得到不少文字学家的承认。第二，这种说法宜直观教学，简单易授。第三，便于知识的迁移，照顾到文字的系统性;明白了“臣”表示立起来的眼睛，那么“卧”就可以理解了，“卜”字在“卧”字中，就是“人”字变形，人在站立或坐时，眼睛是平的，在侧而躺着时，眼睛就是立起来的了，所以“卧”表示人躺或趴着的意思。

【论文关键词】汉字文化信息；汉字教学；策略

【论文摘要】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是汉字的基本特点，也是分析汉字文化信息，改进汉字教学的出发点和立足点。求准、求深、求广、求活、求趣是应对当下汉字教学的现实策略。

汉字据义造形，以形表义，承载了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作为一种书面语言交际符号，汉字从诞生之日起，始终伴随着汉民族的文化进程，在履行语言交际职能的同时，又以其独特的表意特征和内部构成形式，承载了极其丰富的历史文化积淀。可以这样说，许多汉字的面世，都是造字时代特定文化背景及先民心理的凝练，这种凝练常常折射出古代社会的某种文化信息，而无论是古人还是今人，其思考问题的方式变化不大。现在通过对汉字进行文化信息分析，复演前人关于汉字的理解，捕捉汉字原始造义与今天汉字所记录的语义之间的关系，或联系今人关于汉字的认识，分析解读汉字蕴涵的文化信息并把他运用于汉字教学，无疑对改进当前的汉字教学是一种有益尝试。要在汉字教学的实际操作中运用好汉字文化信息分析，并不是没有一定难度的，如分析汉字构形就是一门非常专业化的工作，需要有足够的专业知识，需要熟练掌握推源、考证的具体方法。利用字的构形去分析文化信息，必须同时借鉴考古学、人类学、文献学等学科的研究成果。学生在产生新鲜感的同时往往也会产生一种艰深的隔膜感，更何况很多汉字几经简化，时移字异，出现了无理可寻的记号字，教学时如果不能妥善处理好，就容易导致学生学起来发惜，教师教起来也倍感吃力的情况。所以，在汉字教学过程中，要因字制宜、因字施教，根据不同的汉字类型，针对不同的教学对象及教学环境，采用不同的教学策略。

(一)求准

从古至今人们对汉字的解说可谓众说纷纭，很多时候往往对同一字有不同的解释，作为教师在实际教学中，要选择科学性强又最容易被学生接受的解释方法进行教学，也就是说在汉字教学中，进行解说前要认真比较，慎重择优，遵循汉字文化信息确定性原则，给学生传递准确的信息，同时引导学生寻求最佳结构分析法，这是汉字文化信息分析运用于教学最基本的要求。比如对“臣”字的解析现行的大致有五种:第一，许慎《说文解字》“臣，牵也，事君也，象屈服之形。”第二，王鸽《说文句读》:“金刻作，是人跪拜之形。”

第三，章炳麟《文始》:“臣者本俘虏及诸罪人给事为奴，故象屈服之形。共形当横作‘”，臾缚伏地，前象分头，中象手足对缚著地，后象民，以下两胫束缚，故不分也。”第四，于省吾《甲骨文字释林》:“臣字本象纵目形，纵目人乃少数民族的一种。典籍也称之为竖目。”古文字以横目为目，纵目为臣。臣字的造字本义，起源于:被俘虏的纵目人为家内奴隶，后来既引伸为奴隶的泛称，一又引伸为臣僚之臣的泛称。”第五，郭沫若《甲骨文字研究，释臣宰》“均象一竖目之形，人首俯则目竖，所以象屈服之形者，殆以此也。”对此，经分析可采用郭沫若的说法，因为:第一，这种说法虽为一家之言，但己得到不少文字学家的承认。第二，这种说法宜直观教学，简单易授。第三，便于知识的迁移，照顾到文字的系统性;明白了“臣”表示立起来的眼睛，那么“卧”就可以理解了，“卜”字在“卧”字中，就是“人”字变形，人在站立或坐时，眼睛是平的，在侧而躺着时，眼睛就是立起来的了，所以“卧”表示人躺或趴着的意思。

在我国语言学界，源出于西方语言学的对语言与文字关系的认识一直被视为科学定律。这种认识认为，语言是思维的符号，文字记录语言，是“符号的符号”，因此语言是第一性的；文字与思维无关，仅仅记录语言，是第二性的。用这个观点来看待汉字，就会认为汉字的表意功能多此一举，不如用单纯记录语言的拼音文字更合适。用这个观点来看待中国古代语言学，就会认为“中国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因而“说文解字”之学不是语言学，“中国没有语言学”。许国璋认为这是对汉字和汉字研究传统的极大的误解。许国璋指出：“汉字书写形式的特点有二，一是分理别异，一是形声相益。汉语的方块字是形、声、义三者的结合体，‘字’本身即是语词的词。”〔1〕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论断。由于过去将有声语言放在第一性，“字”的音和义都被视为对语言的记录，亦即字本身只有形。这其实是西方拼音文字的理论。它不符合汉字的事实。在汉字中，“一个字有形而无声就不能叫做‘字’”〔2〕。许国璋认为，“语言首先是有声语言”这种“常识性说法”，“适用于历史的某一时期，不适用于信息时代”。〔3〕他在论述汉字的区别性特征时更进一步指出：“我们非常惊讶，为什么我们有那么多的语言研究者，在狂热地鼓吹废弃汉字、代以拉丁字母拼音的时候，那样不经意地将语言的区别性原则置诸不顾。中国青年中对汉文化那样缺乏‘我是此根生’的从属感，这个祸是谁闯的？”〔4〕许国璋明确指出：“汉语不是拼音文字，是既表意又标音的文字。古人没有弄错，是说古人误以文字为语言的研究者错了。”〔5〕

许国璋的论断不但促使我们对汉字的特点加以反思，而且使我们重新思考一般语言理论的文字观。这种文字观出于西方现代语言学尤其是结构主义语言学对于“文字威望”的批判。结构主义语言学家索绪尔力图把语言的研究从文字的研究中独立出来。因为在他那个时代，语言学视野中的文字每每凌驾于口语形式之上。人们“一般只通过文字来认识语言，研究母语也常要利用文献。如果那是一种远离我们的语言，还要求助于书写的证据，对于那些已经不存在的语言更是这样。要使任何场合都能利用直接的文献，我们必须像当前在维也纳和巴黎所做的那样，随时收集各种语言的留声机录音的样本。可是这样记录下来的原件要为他人所认识，还须求助于文字”〔6〕。根据索绪尔的分析，文字的这种威望是由于：

1.词的书写形象使人突出地感到它是永恒的和稳固的，比语音更适宜于经久地构成语言的统一性，更易于为人所掌握。

2.在大多数人的脑子里，视觉印象比音响印象更为明晰和持久。

3.文学语言增强了文字的重要性。它有自己的词典，自己的语法。人们在学校里是按照书本和通过书本来进行教学的。语言显然要受法则的支配，而这法则本身就是一种要人严格遵守的成文的法则：正字法。因此文字就成了头等重要的。

4.当语言和正字法发生龃龉的时候，差不多总是书写形式占了上风，因为由它提出的任何办法都比较容易解决。

关键词：问题剖析

中医药论文在交流中医药学术、推进中医药事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随着我国中医药队伍的日趋壮大、知识层次的逐渐完善、学术水平的不断提高和中医药期刊数量的增加、质量的改善，中医药论文正呈现出逐年增多和提高的趋势，这是十分可喜的事。但当前中医药论文在撰写和编辑上也还存在一些问题，不利于中医药事业的发展。笔者结合近年来审读中医药科技期刊的情况，就以上问题提出一些粗浅的看法。

从近几年多种中医药学术期刊上发表的学术论文看，以下几个问题是带有共性的，需要引起我们的关注。

1、论文类型单调，缺乏学科特色

中医药理论虽然有学术上凝固性的一面，表述上也形成了一定的习惯性程式，但同时又存在着学术上不断发展的一面，其表述形式也必须跟上时展的步伐。“以不变应万变”这句老话所表现的，正是中医药论文在不断延续、出新过程中“不变”与“变”的辩证关系。这里，关键就在这个“变”字上。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实际上这种变化举步维艰，打开中医药期刊一看，大部分论文所表述的内容和表现形式几乎是几十年一贯制：一些理论性论文缺乏新意，甚至是一些论点的反复克隆和重复。应用性论文更加突出，充斥版面的个案、群案报道，使人有“百刊面孔雷同，千篇似曾相识”的感觉。也有期刊开辟出医话、医论、研讨、解答等形式，但还没有形成特色和个性，充其量是同类问题的汇集，缺乏有机交流的深层次内涵。一些专科性质的期刊，本身具备个性特色，却习惯于跟着综合性期刊的路子走，结果失去了个性。如以“民间医学”为宗旨的杂志，却找不到民间医学的内容；以“急救医学”为宗旨的杂志，反映的大都是寻常的治法。一些期刊还出于单纯的经济利益，把缺乏科技根据、夸大实际效果、明显带有广告性质的内容直接或变相强塞给读者，最终导致对读者基本利益的伤害。

2、论文设计粗糙，缺乏科学依据

一、汉字与绘画的同源关系

书写文字与绘画，在性质上本是两件不同的事物，但中国的书法与绘画却产生了同源或同流的观念与现象，并经过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逐渐形成了中国传统的书法与绘画艺术。中国历代的艺术家在论及书画的关系时，无不谈及“书画同源”理论。在艺术创作实践中也证明了，凡善画者工于书，善书者多善画。正如明代才子唐寅在《画史会要》中所说：“工画如楷书，写意如草圣，不过执笔转腕灵妙耳。世之善书者多善画，由其转腕用笔之不滞也。”③这些理论的提出和经验总结，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阐述和证明：一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在绘画与文字的起源以及它们在源流的起因与相互的关系中，找到这种同源性；另外一方面，也可以从艺术本体研究的角度，对中国书法与绘画在艺术形式、表现方法、观照方式上，以及审美和精神性的追求上发现它们所具有的同一性。时至今日，虽然对“书画同源”理论还不断有新的认识与争论，但大体都还没有超出这个范畴。在探讨这些问题时，首先涉及到的就是书与画的关系问题，也就是这种同源现象的缘起与成因。最早较为系统地论述和提出“书画同源”主张的可能算是唐代画家张彦远，他在《历代名画记》卷一之《叙画之源流》中对这一学说的论述，也成为后代讨论书画同源问题时，被反复引用的主要理论佐证，现截选摘录如下：“庖栖氏发于荥河中，典籍图画萌矣……颉有四目，仰观垂象，因俪鸟龟之迹，遂定书字之形……是时也，书画同体而未分，象制肇始而犹略。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天地圣人之意也。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一、古文。二、奇字。三、篆书。四、佐书。五、缪篆。六、鸟书。在幡信上书端象鸟头者，则画之流也。颜光禄云：‘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又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湿书画异名而同体也。”④这些理论概括出了汉字与书画的渊源关系，并根据汉字体系的发生和演变得出了书画“同体而未分”、“异名而同体”的结论。这种建立在汉字学基础上的结论本身是正确的，也为我们了解书画同源现象提供了基本的研究方法。但是，这个结论中的“书”指的是汉字而非书法，是对汉字与绘画关系的判断，而非书法与绘画关系的判断。所以不能简单地将这个结论当做解释书法与绘画同源关系的理论依据，而只能是作为研究的前提。由于汉字是从原始的图形符号演化而来，并逐渐发展成为象形、象意和形声文字系统，这使汉字从一开始就是和图画分不开的。著名文字学家沈兼士先生从文字学的角度，提出了文字起源于“纪事之绘画”的见解，并将上古早期的原始象形符号称为“文字画”，他认为这种介乎于图画和符号的“文字画”就是中国古代文献《说文》中所说的“象形指事”之字的祖先。⑤而后他的学生唐兰先生对这一理论有了进一步的阐述，他认为中国文字大致可以分为三大类，即上古象形的图画文字（这种图画字又有象形和象意两种）、形声文字和声符文字。他在《古文字学导论》中指出文字的前驱就是图画，这种可以读出来的图画早在旧石器时代就很自然地产生了，并逐渐发展成为书契的形式，这就是最早的文字，所谓“契”就是作记号，而书则是直接源于图画。⑥而唐兰先生所说的“书”与张彦远所论“无以传其意，故有书；无以见其形，故有画”中的“书”也都不是指的书写，而是文字本身。这些论述都表明，文字的最初形态是以图形出现的，也即所谓的“文字画”。虽然这种图形还不能算作正式的文字，却已是文字的雏形，是在正式文字产生之前，类似于文字的图画，具有了文字用于记事或传递信息的功能与作用，也有了作为文字符号的一些规定性特征。但在其形态和本质上，依然是图画，可以纳入绘画范畴。直到图画文字被纳入到实际记录语言的环节中去，能够对语言进行记录，这时“文字画”才变为“象形的文字”。可见，文字与绘画的同源性不能简单地认定为文字源于绘画，而是他们都还有一个共同的源头，就是产生的年代更加久远，也更加原始的图形——文字画。

二、书法与绘画的同源关系

随着文字画向象形文字符号的演变，（图）画也开始朝书写演变和转化。但需要澄清的是，前述的文字画所指的“图画”与“绘画”并不是一个相同的概念，为了正确理解和阐释的清晰，对“绘画”这个词应该首先从文字语义上弄清概念。在《说文解字》中对“绘”的解释是：“绘，会五采绣也”，可知是与色彩有关。据《周礼》中《考工记》所载：“画缋之事，杂五色”。其中“缋”通“绘”字。这说明对中国古人而言，“绘”的本义就是“随类赋彩”，就是对不同的对象赋予不同的色彩，这都是与色彩的表现有关。而所谓“画”，按《说文解字》的解释则是：“画，界也，从聿，象田四介”。就是说，画的本义是画线，以之为界。所谓田，如井田，就是以四条直线将一方九百亩的田划界为九区。而古体的“画”有刀字旁，表明划线使用刀一类的工具。⑦这里讲的“绘”与“画”皆是动词，是一种行为方式，并由这两种行为构成了“绘画”的概念。绘画一词按其本意解释，就是画出形状，再绘以色彩，准确地说应该是“画绘”才对。这也符合我们一般情况下的作画程序，即先用单色的线条勾画出轮廓和形象，然后再赋予色彩，进行深入和完善直至作品最后完成。但为什么“画缋（绘）之事”后来又演变为“绘画”一词了呢？首先，我们从字形上分析可以发现，古体“画”字有到字旁，有刻、凿、划之意，所以我们称那些出现在岩壁之上的古迹为岩画、壁画、砖画等。而“绘”字有“丝”字旁，表明绘的媒介和材料应该与丝帛棉纺制品有关，包括毛笔等工具的出现，当这些工具材料逐渐普及后，一种工具基本可以完成画与绘的工作，绘与画也就不再作严格的区分了。只是这两个字具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通用不再区别，目前还无定论。其次从字词的属性上分析，我们也可以发现“绘”和“画”皆有动词和名词两个词性。比如我们现在说“画画”，前一个“画”是动词，表明一种行为动作，后一个“画”是名词，表明行为动作的对象和结果。当“绘”与“画”皆作动词时，是指两种不同的行为，所以古人称之为“画缋之事”。当“绘”与“画”不作区分，并且都可作为名词使用时，“绘画”一词中的“绘”就是动词，而“画”则为名词，组合在一起就可统称一切的绘画行为和结果了。笔者在查阅参考文献时发现，在对古代文献进行查考和引用时，就应特别注意词性的变化，以免出现误读和误解而贻笑大方。这样看来，古人所言的“画”和我们现在所理解的画有所不同，现代人所说的画（作动词解），古人称之为“象”，所谓“形象”一词的概念也来源于此。《十三经注疏•周易正义•系辞》中《疏》云：“象也者，像此者也。言象此物之形状也。”⑧《尔雅》云：“画，形也。”这里所说的“画”就是指画出形状，而后才发展出描画和图画的概念来。如前所述，按照画的原意解释，“画”就是用线勾画出形状，而“绘”就是随类赋彩，因此对于“绘画”这一称谓而言，色彩和形象都是不可缺少的基本元素。从这个意义上考察，我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古代人会认为“书”与“画”在起初是同源同体的关系了，因为汉字无论是早期的图画字还是成熟规范之后的文字，都是一种“意象”的符号，属象形文字范畴，并都是以线条结构来象形表意，这种结构特征至今没有根本性的改变，而书写方式也是一脉相承，先有用坚硬之物在岩石、兽骨上的刻画，后有在竹简、丝帛之上的直接书写，但无论哪种方式，从本质上讲都是“画”，即用线条勾画出的符号形状。因此，书法与绘画在这一点上构成了同源关系，并在审美与精神性上形成了同构关系，我们也可以形象地将这种发端于上古时期并传承至今的中国汉字的特殊书写方式称之为——画文字。

三、书画同源发展的历时性与共时性关系

在探讨书画同源问题时，通过历史学、考古学等学科的研究，特别是经由古文字学的研究，都对书画的起源及其关系进行了深入探索，形成了文字起源于图画这一猜想，并得到广泛认同，而作为文字书写的书法同样起源于图画也就是符合逻辑的推断了。这是从历史发生学的角度考证了文字与图画，以及书画与文字之间的历时性关系。但书法与绘画之间是否还存在这样一种明晰的历时性关系，目前还尚无定论。若从文字学的角度看，并不是书画同源，而是字画同源，书法应该是源于文字画，而非直接源于绘画，他们之间是先有画后有书，这种历时性关系是清楚的。但从绘画发展的角度来看，又有很多人提出绘画起源于文字的反证，如明代戏曲理论家何元朗在《四友斋丛说》中论及书画关系时就指出，“夫书画本同出一源，盖画即六书之一，所谓象形者是也”。明末清初著名画家王时敏也提出了“六书象形为首，乃绘画之滥觞”的主张。⑨所谓六书，是对汉字构造特征及规律的总结，按《汉书•文艺志》中阐释的其顺序关系就是：一象形，二象事，三象意，四象声，五转注，六假借。这六种文字构造形态完整地构成了汉字的基本特征和功能，也包含了绘画的一些基本构造元素和功能特点，所以很多人认为后世的绘画就发源于此。这种推论是以文字的象形结构为依据，从文字的图画形式和图形的文字含义上排列出书画的发展时序，虽然其结论与文字源于绘画相左，但仍然没有摆脱文字学立场，使这种结论局限于历时性关系的限制之中，忽略了书画发展的共时性关系，因此还不能完全解释中国书法产生的原因和发展规律。前面我们说过，原始的象形符号很难说是字还是画，较为准确的解释只能说那是原始的文字画。从发掘出的殷商时代文物中，我们同样可以看到这种共时性特征，比如那些体形各异的青铜器上铸满了带有部族标示性的文字与装饰性的雷文，这些文字与雷文在形态上非常接近，几乎难以区别。所以书法与绘画在发展的早期是处于一种同源共生的状态，没有绝对的先后。其实，在张彦远的论述中早已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才援用颜光禄的话来证明：“图载之意有三：一曰图理，卦象是也。二曰图识，字学是也。三曰图形，绘画是也。”这“图载”的意思就不仅仅是象形，而是包括象形在内的所有关涉到“图画”的内涵和外延的要素，如图形的规律（图理）、图画的表意（字学）和图的外在形式（图形）等等，是从图形这个本源对书画同源作的共时性分析。所以他才结论道：“周官教国子以六书，其三曰象形，则画之意也。湿书画异名而同体也。”正是“异名而同体”说出了书画发展关系的共时性原则。其实在艺术发生学的角度上，也很难准确清晰地界定书画的历时性关系，就其内在而言，当文字脱胎于原始图画之时，也就是书法与绘画各自独立之时。中国书画艺术在发展与起源上的这种共时性特点，也决定了书法在其源起之初就已经预示了它的独立性与发展方向。随着汉字的逐渐演化与规范，书法的艺术性和独立价值也愈见彰显，至汉朝末年恒、灵二帝时期，立碑碣石之风盛行，由此迎来了中国书法艺术的第一个高峰时期。《文心雕龙•诔碑》中说：“自汉末以来，碑碣云起。”那时留存下来的书法作品大都是碑文，如著名的《蔡邕集》中有一半以上是碑文。在人们对书法产生极大热情的同时，也为后世留下了许多最早论述书法艺术思想的文章，这些文章或称“书体”，或称“书状”、“书势”，都是论述书法造形的特征与审美意义，并与绘画艺术的审美追求如出一辙，都关注对自然美的模仿、借用和比喻，所谓“转移模写”。如前文所述张彦远提到的“按字学之部，其体有六”中就有“鸟书”，就是像鸟头一样的字体，在战国的《王子午鼎铭文》中就有“鸟兽书”。这种书体的变化也陆续记载于各种文献中，除《汉书•文艺志》记有虫书外，唐朝的韦续已记载的就有56种书体，而南北朝的庾元威详尽罗列出的书体更是达120种之多，其中有龙书、虎书、龟书、花书等等。这些书体在形式上都反映了与图画象形的密切关系，甚至危及到书法本体的独立性与完整性。南唐的文字学家徐锴在《说文解字系传•疑义篇》中评价这种现象时说：“鸟书、虫书、刻符、殳书之类，随笔之制，同于图画，非文字之常也。汉魏以来，悬针、倒薤、偃波、垂露之类，皆字体之外饰，造者可述。”⑩他将这些字体排除在书法范畴之外，因为这些“同于图画”的文字不再是书法，而只是沦为字体之外的装饰而已，已“非字体之常”了。孙过庭甚至斥之为“巧设丹青，工亏翰墨”，这无疑是对书法艺术本体的高度自觉，是书法理论中十分重要的真知灼见，标志着书法审美体系的独立，同时这也反映出虽然书法与绘画同出一源，但书法作为一种文字的书写方式，在表现方式和功能上却有不同。书法随着汉字的发展演变，从最初的象形逐渐走向了抽象和表意，而这种发展趋势又同时对绘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使中国的绘画没有像西方绘画那样沿着模仿写实的道路发展，而是与中国书法一起向着更加精神化的审美层次发展，并共同形成了代表东方文化与审美精神的中国书画艺术。这是中国书画在同源前提下共时性发展的结果，也是中国书画同源中非常特殊而有趣的现象。中国的画家几乎一致承认书法对中国绘画有着至关重要的影响和作用，这在历代的理论文献中屡见不鲜，包括前文引述的张彦远的论述，都表明中国书法与绘画之间这种相辅相成、密不可分的关系。它们之间相互影响、渗透而又相对独立，并各自走向成熟的发展道路，正是建立在其共时性发展关系上的必然结果。结语“书画同源”是中国书画艺术的核心理论之一，反映了在中国文化这个多元而开放的系统中，文字的书写发展成为了一门独特的艺术形式，也构成了中国特有的一种文化现象。通过从文字学、历史发生学和艺术等不同立场对书画同源现象进行朔源性考察和分析，我们发现中国书画在发展之初都同源于早期的原始图画或图形，这是它们共同的源头，也是文字的源头。随着汉字系统的发展、演变和完善，书画在形式上逐渐分离，但在精神内涵和审美观念上又趋于同一，并在共时性的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相互参照、渗透和影响的互动关系，且各自完善，最终都成为了独立而完整的艺术形式。通过这些研究和分析，基本解释了“书画同源”现象的成因和书画“同源而异流”的发展方式，有助于我们今天对中国书画传统进行更进一步地了解和研究，也为艺术活动的传承与创新提供一个研究的基础和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