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评论论文范文10篇

第一、牢牢把握文艺评论的正确方向。始终坚持先进文化前进方向,体现时代的发展趋势,引领文艺的发展进步,是文艺评论工作者义不容辞的神圣使命。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认真学习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努力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认识历史、观察社会、分析问题、评价作品,在历史的演变和实践的发展中努力把握其内在规律,在纷繁复杂的现象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实现科学的理论指导与崇高的学术追求的有机统一。要全面准确地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文艺方针政策,自觉遵循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坚持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促进社会主义文艺事业大团结大繁荣大发展。在文艺评论活动中,要尊重艺术规律,尊重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坚持重在建设、正面引导为主,在文艺创作上提倡不同风格、样式、流派的自由发展,在学术研究上提倡不同观点和学派的自由讨论,努力形成既坚持原则、又团结和谐的生动局面,把各方面的智慧和力量凝聚到繁荣文艺的共同事业中来。各级宣传文化部门要把握好文艺评论的导向,探索和完善运用文艺评论手段调节导向的机制,妥善处理文艺评论中出现的问题。要科学区分政治问题、学术问题与艺术问题的界限,属于学术和艺术性的问题,要切合实际地开展科学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对事关政治方向、政治原则的错误观点,要旗帜鲜明地予以反对和批驳。

第二、进一步完善具有中国特色和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文艺评判标准是文艺评论中的一个关键问题。当前,要继续大力推进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研究,深入阐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把基础理论研究和现实问题研究结合起来,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运用到文艺评论实践中,加强文学、艺术学学科和教材建设。要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作为确立文艺评判标准的基本要求,大力开展积极向上的文艺评论活动,着力推出准确鲜明、见解深刻、有说服力的评论文章,生动地告诉人们什么是真善美、什么是假恶丑,什么是值得肯定和赞扬的,什么是必须反对和否定的,让人们在美的享受中受到鼓舞,在情感的共鸣中得到启迪,在心灵的震撼中获得教益。要从当代文艺实践出发,结合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习惯,认真研究国际通行的文艺规则,建立和完善既具有优秀中华文化的丰富内涵,又具有鲜明时代特征的文艺评判标准,以增强我国文艺在国际上的话语权和影响力,维护中华文化在国际上应有的地位,切实保障国家文化利益和文化安全。

第三、文艺评论要始终坚持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人民群众是文艺欣赏的主体,也是文艺评论接受的主体。这些年我们大力倡导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这不仅仅是对作家艺术家提出的要求,也是对文艺评论工作者提出的要求。广大文艺评论工作者应当双脚站在土地上,走到人民群众中去,走到文艺创作者中间去,积极主动地融入当代群众和作家艺术家的精神世界,在面向群众、服务群众中实现文艺评论的大众化、通俗化。要不断研究人民群众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特点新趋向,密切追踪人民群众审美需求的新变化新规律,从火热的现实生活中吸收和补充营养,听取人民群众对文艺创作、文艺活动的意见和建议,真正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接受群众的检验。各级各类媒体要为广大基层群众开展文艺评论提供园地,多发表来自基层的评论作品,多刊登短小精悍、简洁明快的评论文章,多使用来自普通群众的质朴生动、率真中肯的评论语言。各类文艺评论组织要改进方式方法,扎实开展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影评、剧评、书评、乐评等活动,不断提高基层群众的鉴赏和评论水平。

第四、不断增强文艺评论的创造力、吸引力和感召力。创新是文艺评论的生命之魂、魅力之本、动力之源。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实践,放眼世界文化发展潮流,认真研究文艺创作的新动态、文艺活动的新变化,对社会生活和人类本质始终保持深刻独到的理解把握,从广阔的创作实践中选取评论题材,从丰富的文艺现象中提炼真知灼见,用逻辑的魅力和理论的说服力打造时代的评论精品。要始终坚持与时俱进,广泛吸收借鉴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优长,改进研究方法,提高评论水平,努力创造出能够充分表达时代审美特征的概念与范畴,创造出具有鲜明时代风貌的评论文体和语言,创造出体现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评论风格,使我们的评论作品深入浅出、通俗流畅,让群众爱读、爱听、爱看。

第五、大力拓展文艺评论阵地。这是繁荣文艺评论的必由之路。我们必须进一步打开思路,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搭建评论平台,拓宽传播渠道。要充分发挥报刊阵地的骨干作用。中央和省级党报要开辟版面,对重要文艺作品、文艺活动和现象进行深入评析,注意发挥好优秀文艺评论的示范和导向作用。专业文艺报刊要突出自身特点,树立品牌意识,着力提高文艺评论质量和水平,进一步增强对作家艺术家的影响力。都市生活类报刊要加大对优秀作品的宣传评介力度,注重思想内涵,提高文化品位。要加强电视文艺评论。中央电视台和有条件的省级电视台上星频道要开办文艺评论节目,精心组织、精心编排,办出质量、办出品牌。要适应现代传播发展的新特点,重视抓好网络文艺评论,鼓励和扶持一批重点文艺评论网站,支持文艺评论家开展公开、平等、善意、理性的网上评论,增强优秀文艺评论对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的感染力和覆盖面。总之,要通过各方面的努力,为文艺评论搭建更大的展示平台,为健康说理的文艺评论提供更大的传播空间。

第六、培养造就一支高素质的文艺评论队伍。加强和改进文艺评论工作,关键在队伍,根本在人才。要加强文艺评论人才培养工作,在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人才培养工程中增加文艺评论人才的数量,着力培养中青年文艺评论领军人物。要把组织举办各种形式的文艺评论培训班制度化、经常化,充实和强化文艺评论专业教育,探索文艺界人民团体、文艺媒体、高校以及社科研究机构共同培养的新路子,努力造就一大批文学、影视、戏剧、美术、音乐、舞蹈、曲艺等各领域的评论专门人才。要进一步完善人才激励机制,对在文艺评论领域取得突出成绩的文艺评论家予以表彰奖励。有关部门要采取有效措施树立文艺评论家的威信,使优秀文艺评论家社会上受尊重、专业上有权威,并进一步提高文艺评论家的待遇,增加文艺评论的报酬。要加强行业自律和职业规范建设,倡导学术自由和社会责任的统一,倡导为文与为人的统一,秉笔直书、客观公正,以理服人、与人为善,对群众负责,对社会负责,对历史负责。各级文艺管理部门和人民团体要认真贯彻“双百”方针,尊重差异,包容多样,用民主协商、平等讨论的办法解决艺术上的问题,允许艺术探索过程中出现的偏差和失误,不求全责备,不以行政命令代替文艺评论。要多为文艺评论家办实事、办好事,充分调动他们的积极性主动性,努力形成团结融洽、生动活泼的良好局面。

在文学艺术领域，文艺批评是一个独立的行当还是附属、陪衬、装饰、可有可无呢？文艺批评当然是独立的门类，而且是不可替代的，在发展繁荣社会主义文艺中不是很重要，而是相当重要。文联设立了文艺理论家协会，就是为了加强这方面工作。

文艺的大发展大繁荣，需要大道理。

举什么旗走什么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艺特征等大问题，不是搞形象思维的作家、艺术家能够深入研究的问题，文艺理论家、批评家是“站在高坡上，挥手指方向”的角色，要承担起为整个文艺界举旗引路的作用。

开展正确的文艺批评是党领导文艺的重要手段。过去，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双百方针”执行的很不稳定，所谓“一放就乱，一收就死”忽左忽右的政策倾斜，严重影响了文艺的正常发展。经过总结经验教训，我们党摸索出一套加强和改善领导文艺的有效办法，这个办法就是通过人民团体这个桥梁和纽带来团结广大文艺工作者。而文联和作协组织、影响文艺家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和贯彻文艺方针最重要的手段就是通过文艺批评，以文艺批评为导向纠正错误，坚持正确的文艺方向。遗憾的是在实践中，我们发挥评论界的作用还很不够。不够的原因是两方面，一是掌管人财物的部门不知道文艺批评有什么用，舍不得投入，使评论界的“巧妇”们一直无米难为炊，造成了当前队伍涣散、人才外流、刊物难办、阵地失守的局面。另一方面，文艺评论界也常拿自己当外人，靠边站，不上前儿，假装谦谦君子，站在局外说点怪话，放点怨气，不扛旗、不领军，批评不到位，说话没份量，所谓的缺位、失语，就是没尽到责任。

关于批评家的舞台站位

如果把文艺比作一个大舞台，批评家应该站在哪里？是前台还是后台？是边幕条里还是幕后？

申论考试摒弃了原来的简单议论文的模式，主要考查考生的阅读理解、综合分析、概括能力以及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所以不单单涉及到议论文一种文体，而是综合运用说明、议论、综述、评论等多种文体。因此考生必须对申论考试所运用的常用文体有所了解，并掌握每种文体的写作方法和技巧。限于篇幅，我们仅选申论考试最易涉及到的议论文、说明文和应用文三种文体进行介绍。

(一)议论文

议论文也称论说文，这类文章以议论为主要表达方式，用议论或者说理的方式直接表达自己的见解和主张。

议论文是一个国家公务员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中常遇到的文体，其应用十分广泛而且重要。党和政府的文件大多数是带有议论性的，还有报纸杂志的社论、短评、国际评论、杂文分析、调查材料等，均属议论文。阅读这些文件，需要具有分析和理解议论文的能力。参加公务员测试，没有扎实的议论文写作能力，是不可能在申论写作中充分表现自己的才能的。因此我们说，议论文是申论测试中最重要的写作体裁，也是我们必须首先了解的写作文体。

1.议论文的主要特点

(1)内容的理论性。议论文以议论和说理为主，它的内容具有一定的理论性。有的议论文直接阐明理论，有的议论文则以某种理论为指导来论述一个问题。

文学评论的写作大致有四个步骤：阅读??定题??评论??写作。

（一）阅读阅读对于文学评论来说，是占有材料、调查研究的过程。只有通过阅读，才能为写作打下坚实的基础。1．阅读范围。从文学评论的写作要求看，阅读既要做到点面结合，又要做到深浅结合。

所谓点面结合的“点”，是指作品。所谓“面”是指作家生平、作家其它作品、其它作家的作品等。在这里，作品的阅读是最重要的，这是获得评论权的最重要的依据。只有阅读作品，才能使自己对评论的对象了如指掌，评论时说到点子上，切中要害，避免片面性。所谓深浅结合，是指作品的阅读要深一点，钻得透一点，深到能产生真知灼见为止。为了深，就要多读几遍。恩格斯为了对拉萨尔的《弗兰茨?冯?济金根》一剧本进行评论，先后将作品至少读了四遍，他在《致斐迪南?拉萨尔》中说：“为了有一个完全公正、完全‘批判’的‘态度’”，为了“在读了之后提出详细的评价、明确的意见”，所以需要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我才能发表自己的意见”。再如，列宁为了对小说《怎么办》进行评论，在一个夏天把这部小说读了五遍，“每一次都在这个作品里发现了一些新的令人激动的思想。”（《列宁论文学艺术》第897页）也说过，《红楼梦》要读五遍，不读五遍就没有发言权。

这说明，浮光掠影、晴蜓点水式的阅读是不行的。对于被评论的对象，一定要研究得透彻一些，对作品象对人一样，要知心、知音。对其他作品和材料的阅读不妨浅一点，浏览一遍，有一个直觉印象即可，否则，不能保证“点”的深。2．阅读方法。一般采取“总体??部分??总体”的步骤。一、总体，就是从头至尾通读。得出初步而概括的印象。二、部分，是要对重要部分仔细地读，分析研究，加深印象，发现特色（或发现问题），初步形成观点。三、总体，是要获得完整的本质的认识，对作品的倾向和艺术性作出自己的判断。在阅读过程中，要及时做好摘记工作。有一种“评点法”的评论，就是一手拿笔，一边阅读，一边评点的。如金圣叹评点《水浒》、《三国演义》。还要通过阅读培养复述节录作品内容的能力。这是因为评论中常要概述作品内容，以作评论的依据。

（二）定题所谓定题，就是在读书、搜集材料的基础上，选择并确定评论的题旨（中心）。定题也称为“选题”。

初学写作文学评论的人在定题时常犯以下几种毛病：第一种，为评而评，无的放矢。评论者随便拿一篇作品，自己没有明确的目标，未经过认真思考，就去评论。第二种，贪大求全，面面俱到。一开始就写《论×××的小说创作》这样大的题目，往往无从下笔而流于一般、平庸、肤浅。第三种，缺乏新意，老生常谈，步别人的后尘，拾人牙慧。应该怎样定题呢？首先要选准作品。应该选择什么人的哪一篇作品，这是有标准的。标准就是：

论文关健词:三毛文学现象文学批评

论文摘要:三毛这位风靡华人世论了文学批评的现象，借由“三”文学现象的国各地涌现“三毛热”的文学现象。本文在论述三毛文学及其引发的文学现象后，重点讨，重点探讨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的正确三角关系.

“现象学”是二十世纪一种哲学运动的名称，其开创者胡塞尔(EdmundHusserl,1859一1938)主张“面对实事本身”，摆脱传统和权威的束缚，搁置已有的知识和信念，直接审视我们所看到的问题本身，从而获得哲学研究的全新对象、全新视角和全新方法。现象学一个研究的基本法就是’‘还原”，亦即’‘现象材料的还原、本质的还原和先验的还原。”现象，或者说“文学的现象与研究”，不是文学的独创，而是文学对哲学的借助。而“文学现象”就是作家与作品呈现的各种现象，它往往包容与反映了相当丰富的内涵，又因时代思潮的变迁，多元的文学现象随之兴起，而多元的文学现象又大致可分为两类:一类属干创作;一类属于批评。而“文学现象”通常是由于“作品”、“作家”和‘.读者”三者关系相互作用而产生的。

“现象”意味着作家的创作具有独特的个性，展露出独异的风格，从而构成独有的历史存在，在历史上发挥相当的影响力。我们通常所称“三毛热”、‘.三毛震撼”的文学现象，是指三毛其人其文所引起的各种不同的评价以及由此产生的热烈讨论，亦包括了对三毛本身文品和人品的评价。从推出《撒哈拉的故事》之后，声誉日隆，颂扬四溢相继而出的<雨季不再来》《稻草人手记》等著作。三毛不断以其特殊生活经验，加上其特有的人格风格，在作者与读者的心灵上找到了契合点，受读者的肯定与支持，在大陆地区，包含港台拥有巨大的读者群，文艺界出现了“三毛热”的现象。与此同时，文艺批评对人品和作品的批评和非议相继出现，并日益增多，日渐深化。因此“文学研究”与“文学批评”两者密切联系起来，以文学的研究作为文学批评的真正基础，而以文学批评来辅导，甚至指导文学研究的进行。而众多批评家们的文学批评，都是“三毛热”文学现象反思的一个起点。

在文学批评的现象中，借由.‘三毛热”的探讨，将“作品”、“作家”和“读者”三方面的研究做紧密的结合，找出作家、评论者和读者之间应该建立正确的关系。www.gwyoo

首先，读者对作家作品的广泛接受，因而出现“畅销现象”。作家有感于读者之热情与支持，更努力于从事创作，期以更新、更好之作品回报于读者。对三毛来说，她的作品所以受人欢迎，和她的人格与风格是分不开的。三毛漂流异域、远走他乡，去了许多中国人从没有到过的地方，洞开了异域文化，她在文化上满足了大家探视异域的好奇心。所以，她的第一部作品《撒哈拉的故事》深受观众喜欢，风靡一时，读者遍及台、港、澳、星马、欧美各地。

根据收藏于日本国立公文书馆亚洲历史资料中心的外交公文记录第1326号记载，1931年5月，日本驻哈尔滨总领事森岛守上呈外务大臣广田弘毅，周刊《满洲评论》发行事宜获准①。另据日本学术界的考证，早在1931年初，橘朴、野田兰藏、小山贞知及小林英一等日本在华文人，便不时在大连举行私人性质的文化聚会，主题大多是谈论时事、特别是中日两国的政局及未来发展趋势。

野田就中最先提出了创办时事评论杂志的创意[1]。负责疏通工作的是曾任《东方通信》社记者的小林英一，他通过旧交在关东军及关东州厅迅速开始活动。先是从关东州厅打探评论类杂志刊行的相关事宜，并向坂垣征四郎寻求援助；得知时事杂志的刊行极为困难以后，他又在关东军内部进行疏通，并通过关东州厅的友人极力促成此事。与此同时。兼任满铁和关东军特派员的“满洲青年联盟会”理事的小山贞知，也频繁游说关东军的上层，并得到了橘朴的至交、时任关东州厅外事课长河相达夫的助力。通过多方面的努力，1931年5月27日终于取得了《满洲评论》的发刊许可，条件是需要缴纳500元的保证金，并须在许可日开始50天以内发行创刊号嘲。其时杂志的运营资金、事务所和编辑人员等诸多问题尚无着落。野田遂于7月上旬返回东京，意欲向亚细亚学会筹措资金，结果因告败而未归，留给橘朴的是主编的机遇。不仅如此，该刊同时面I临了其他杂志提出收购《满洲评论》发行权、实行联合办刊的局面。坚持自主办刊的小山贞知，先行垫付了500元保证金，并恳求关东州厅将创刊号的发行延期到8月15日。小山拜访了当时在满铁涉外部资料课做特派员的橘朴，并承诺由自己来负责周刊运营，聘请橘朴负责编辑业务及相关事宜。橘朴当即应诺，并主张应启用新生力量从事编辑工作。为此，橘朴找到了资料课的同僚大缘令三和上文所述的小林英一，还有大蟓的手下田中武夫等人，组成了创刊号的编辑阵容[3]。该刊文学专栏正式创设于1936年，就杂志本身的历史而言时期较晚。但相关文艺文学专题的文章刊发却几乎与该刊诞生同步，并横亘了《满洲评论》办刊14年。伪满时期知名日本文学家山口慎一，创刊伊始便担任责任编辑助手工作，翌年初升任责任编辑。他以矢间恒耀和大内隆雄这两个笔名，分别发表时事评论和文艺报道，两种文章从不同角度对当时伪满文坛乃至中国近代文坛做出了研究。应该说，作为时评周刊中的文艺元素，《满洲评论》文学专栏及文艺报道是对时事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折射。九一八事变以后，东北地区的矛盾进一步激化；日本国内主战的军部地位浮升，并最终导致日本走上了全面侵华的道路。1932年3月1日，伪满洲国建立，中国东北地区彻底沦陷。在此前长期的殖民渗透过程中。东北地区已涌入了包括文化人士在内的大量日本移民，关东军也企图利用这些在华活动的日本文人，为自己的殖民文化统治服务。《满洲评论》的问世可以称得上是应运而生，但其存在却有着极大的特殊性。主要体现在刊物本身、特别是文学专栏并未受到当局高压舆论管制的束缚，保持了高度的自由度和相对的真实性。因此，从全新的角度对《满洲评论》及其文学专栏做出分析，弥补《满洲评论》研究空白，对本世纪的新伪满洲国问题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下文分述该刊主编橘朴和文学编辑山口慎一，从办刊方针与文艺栏目构成两方面考证《满洲评论》的政治立场和艺术追求，探寻评论周刊中时事与文学的初衷。橘朴，长期在中国活动的日本报人、新闻记者、汉学家。1881年出生于日本大分县。1905年任札幌《北海时报》记者。翌年，24岁的橘朴来到中国，担任大连《辽东新报》记者，1913年开始从事中国道教研究。1916年从事北洋政府财政、税制、土地制度的调查工作。1917年任“满洲报社贸易部”总经理，1922年成为《京津日日新闻》主笔，并确立了在华日本报界人士的稳固地位。此间同时编辑《支那研究资料》(1917—1918)、《月刊支那研究》(1924—1925)等杂志。笔墨所至触及了以民间道教为代表的中国思想及社会结构。为其后主编《满洲评论》积累了丰富的经验[4]。作为《满洲评论》总编辑的橘朴，历时长达14年，横亘了伪满洲国历史的全过程。他不仅主导了《满洲评论114年的思想与言论动向。而且在坊间赢得了“《满洲评论》即橘朴，橘朴即《满洲评论》”的称道[5]。橘朴在中国思想、宗教和社会等方面的研究成果，被评价为日本近代思想家之一。他在华40余年，对中国传统文化思想、中国近代政治局势、中国东北农村均有深入的研究，是伪满洲国时期从事中国研究的知名日本学者‘6。。橘朴50岁上逢九--]k事变，成为他一生的重要转折。其后他积极投身“满洲国建国运动”①。事变爆发后，橘朴在《满洲评论》上发表了《我的方向转换》一文，成为他此后从理论到实践朝着“新方向”转型的历史印迹‘7。。他最初是反对九--／k事变的，他认为“这只不过是田中内阁时代的东方会议和皇姑屯事件的皮毛”，是“军部的盲目行动”，还预言“这种局面是暂时的，东北地区财政和内政迟早要回归到满洲地方”。并以此为主旨开始执笔《百分之百的怀疑论》一文，准备在《满洲评论》上发表旧J。1931年10月，经小山贞知斡旋。在奉天关东军司令部所在地东拓楼，橘朴会见了关东军司令部参谋坂垣和石原。早在同年春天的3月12日，为《满洲评论》创刊而从旅顺移住大连桃源台的橘朴。就曾与石原莞尔私下会面，就“满洲”时局交换意见‘9。。此次会面彼此心照不宣、惺惺相惜．并决定了橘朴的“方向转换”。此后的橘朴，仍保持和石原等人的频繁联系。并为伪满洲国“文化建设”呕心沥血。1931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橘朴的《满洲与日本》。这是一本为日本侵华行径提供“理论依据”的书。同月，“自治指导部”成立并聘任他为顾问⑦。这年年底，他与野田兰藏等结成了“建国社”，集结了支持伪满洲国的一批在华日本文人，唱颂伪满洲国存在的合理性。1932年1月下旬。又应关东军的旨意。组织成立了满铁经济调查会。同年6月，他还与石原莞尔有过密谈，商议伪满洲国人事组织问题。+7月“协和会”成立，橘朴出任了该会的理事①。橘朴“转换”后的“方向”，就是用民主主义的理论为帝国主义侵略行径开脱，并幻想在资本主义扩张的大环境下实现所谓“大众利益”。橘朴作为专门从事中国研究的日本近代思想家，倡导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长期在中国东北地方实践“农村合作社制”[101；但其文化活动的本质，却是在关东军的指使和资助下，为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扩张提供“理论武器”。集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与民主主义的自由民权、资本主义的对外扩张与社会主义的民众利益于一身的橘朴，其思想内涵是极其复杂和矛盾的。

他作为该刊主编，主导了《满洲评论》的主要舆论导向。他执笔撰写了《满洲评论社告》，为该刊特别是时事评论栏确立了政治立场：“一、科学且公正地对支那时事做出批判与评论；二、做具有解说性质的政治经济社会纪事杂报；为支那及满洲现势做出判断提供必要的内外部文献资料；四、用平易朴实的文体，传递科学且实用的新闻。”[1此橘朴主张的这一办刊原则，奠定了《满洲评论》中时事部分的基调，也对文艺栏目的形成与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山口慎一，1907年出生于日本长野县，自幼来到中国，东亚同文书院毕业，1929年进入满铁工作。他与中国近代文坛一直保持着深入接触，与鲁迅、郁达夫、田汉交好；他以《满洲评论》为阵地，翻译了中国左翼文人朱其华的政治经济论文，并引介了东北文学家古丁、爵青等人的文学作品。因其积极的左倾思想，他遭到当局严密监管，几次被捕入狱，但始终不放弃在文学上的创作和研究。他凭借自身对中国东北近代文学的深厚了解，著《东北文学20年》一书，奠定了他在伪满文坛上不容小窥的地位【l2。。自1932年初的《满洲评论》第2卷第1期，山口即发表了评论《支那学界一瞥》。随后又于同卷第2期、第3期发表了《中国文艺与文化之展望》和《中国舆论界就满洲问题之讨论》两篇文章。前者是文艺报道，而后者则是时事评论，但就两篇的内在联系而言，都是针对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伪满洲国成立前夕这一特殊的历史时期，探讨中国近代文学特别是东北地区文艺发展方向何去何从的问题。1936年第10卷后，在山口等人的不懈努力下，《满洲评论》文学专栏最终确立并走向成熟。在他的主持下。《满洲评论》聚集了大批日本左翼文学青年为《满支文坛时评》投稿，这是文学与时事的有机融合，是二者互相映射、彼此关照的真实体现。该栏目刊载了以山口为代表的《阿Q之眼》(第10卷第18期)、《何谓满洲文学作品》(第10卷第19期)、《鲁迅之死》(第11卷第18期)、《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之启迪》(第23卷第23期)等一系列文学报道和文艺评论，极大程度地丰富了《满洲评论》多元化的文学部分构成，成为该时事评论刊中特殊且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总体而言，发表在文学专栏的文章以文艺评论居多，特别是对当时的伪满文坛多有反映。“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前后几次追踪报道，对现今考证东北文学史有极重要参考价值。此外，对中国近代文坛特别是鲁迅的关注，也是该刊区别于同时代报刊的显著特征之一。

以《满洲评论》为舞台．在山口的带动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在满日本知识青年。这些左翼文艺分子与山口一道，撰写了大量文学色彩浓厚、不受政治因素干扰的艺术评论，这不仅极大程度地丰富了该刊的“评论”机能，也在一定意义上为繁荣伪满洲国文坛做出了贡献。可以说，“殖民文学伴随殖民政策而生长”；与此同时，“殖民文学又加速了日本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步伐眦托】。就《满洲评论》的情况而言，在橘朴确立的刊物言论主导为针砭时局之前提下，山口及其文学专栏促成了刊物栏目构成的多元化、充实了办刊主题与内容。四80年来，包括日本的学术界在内，与《满洲评论》相关的研究成果甚少，导致这本杂志的史料价值一直未能得到应有的解读和充分的认定。作为伪满洲国研究的重要文字依凭与历史记录，《满洲评论}28卷总计约700余期的内容，留下了政治、文学、经济、军事、农业、民俗以及伪满洲国相关机构人士变动等极为丰饶的原生态史料，改变这种现状无疑已成为中外学术界的当务之急。橘朴作为一位日本近代的思想家，其研究价值近年来得到中日两围学界的日益关注。橘朴是《满洲评论》舆论导向的灵魂，《满洲评论》也是他新闻生涯中最为重要的文本存在。可以断言，橘朴作为主编，中止了《满洲评论》成为关东军喉舌的命运。与之相对．山口慎一是伪满时期的代表性文学家。他作为具有左翼思想的积极进步人士，以文学为武器与日本军国主义展开了斗争。他将《满洲评论》中的文艺要素最大化，使该刊成为了日本左翼文人在伪满的重要活动舞台。橘朴与山口慎一对《满洲评论》的影响，恰如该刊中同时充斥着的时评与文艺两种力量，既互为补充，又彼此作用。可见，无论在任何一个时代，文学在受政治时事左右的同时，也能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和影响力。想必这就是《满洲评论》的创刊初衷，也是时事与文学的共同初衷。

在人类文学活动的历史发展中，有两个轮子起着推动的作用，这两个轮子就是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与理论。这是知和行、理论与实践并肩前行的两个轮子，它们互为依存，相生相克，共同发展，不可或缺。然而在潮汕文学发展的千年历史程途中，我们却往往只见独轮车，少见双轮车。其景观犹如年少时在潮州城外崎岖小路上见到的“鸡公车”（一种独轮车）一样，蹒跚而行，叽叽呀呀，难以平衡。这既是中国几千年来文学生态的基本“特色”，更是潮汕文学景观固有的“特色”。建国之后的潮汕文学，此种现象有所改观，开始有了文学批评的尝试。吴颖1955年发表于《光明日报•文学遗产》的《关于李煜词评价的几个问题》和同年发表于《文艺月刊》的《评胡风反现实主义的文艺理论》就是这种尝试的代表之作。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学，这种独轮车现象得到了较为全面的改观，有较多的作家参与文学批评，也有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文学理论研究也有所开展。但文学理论研究的开展及其取得的成果，主要还是仰仗于潮汕地区几所高校专家学者们的努力，这里不列入评述的范围。本文主要考察和评价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学批评的成果，总结经验，以利于潮汕文学批评的发展。以下分两个层面论述。

一、文学批评与争鸣

所谓文学批评，指的是批评家“根据一定的哲学思想、社会理想、政治观点、道德观点和文艺观点对各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分析和评价的科学……文学批评以文学欣赏为基础，同时又是文学欣赏的深化与提高。文学批评以一定的文学理论为指导，同时文学批评中对于文学现象所得出的规律性认识又常常上升为文学理论”[1]。文学批评是文学活动中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文艺方针的一种具体体现。建国以来的潮汕文坛，文学批评与争鸣比较活跃，建国初期在党的领导下，有过一些较有影响的批评与与争鸣活动，改革开放以来，人的精神面貌和思想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也比较活跃，尤其是汕头市作协在1995年成立了文学研究室以来，更有了一些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潮汕文坛历史以来文学发展的独轮车现象有了比较明显的改观。综观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在具体的文学批评中，表现为两个层面，其一是零星的鉴赏性批评，主要是个人行为。多为私下邀请，赞颂性评点，除一些作家结集成书之外，多零星刊发于本地各种报刊，一般不列入我们的考察范畴。其二是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和争鸣性的批评，它有相关的报刊作为载体，以有组织的文学批评活动为主，也有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主要有：1.1954年，农民诗人李昌松的诗集《萌芽集》出版之后，省市文艺界召开座谈会，对《萌芽集》的成就和不足进行了研讨。2.1954年，《工农兵》杂志开辟了“笔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栏目，发表了李心一的争鸣文章《必须改变对文艺创作的领导》，对当时文艺为政治服务的教条主义理解和做法提出了批评。3.1957-1958年，所谓反右斗争期间，《工农兵》杂志刊发反右文章，公开点名批判蔡烨、丹木、沈吟、张华云、陈健、吴颖、刘庆英、谢海若、王奔腾、方乃钊，以及饶平的林文杰、施其洲、张道济和普宁的杜绿波等潮汕地区的知名文艺工作者[2]597-598。虽然此举不完全属于文学批评范畴，但由于《工农兵》充当的是政治运动的工具，批判的对象又主要是比较知名的文学作者和作家，对文学批评的开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恶劣影响，因此，我们也将之列入潮汕文坛的文学批评范畴。4.1984年汕头市青年文学学会成立，出版会刊《青年文讯》，从1984年的第一期开始，便辟有“文学评论”的专栏，除了对青年作者的作品进行批评之外，也着意刊发争鸣文章，如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的“朦胧性”的争鸣。5.1986年《汕头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4期刊发了汕头市青年作家钟海帆的《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检讨和反思》一文之后，引发了潮汕文坛关于潮汕文学现状落后的反思。6.1989年3月至1992年11月关于“吾潮文学”的大讨论。这场大讨论历时近四年，参与者有《汕头特区报》、《文化走廊》、《汕头日报》、《潮声》杂志，讨论的范畴涉及潮汕文学乃至潮汕文坛的方方面面，对潮汕文学的落后现状及其成因，以及如何走出困境的探讨不可谓不深不广。具体如下：1989年3月《汕头特区报》的副刊《龙泉》开辟了“吾潮文学”专栏，意在引发大家对潮汕文学创作落后现状的争鸣，6月28日刊发吴颖《承认落后急起直追》一文。随后汕头市群众文化艺术馆主办的《文化走廊》为之呼应，又先后于同年6月的第48期刊发了陈放的《潮汕文学乱弹》、11月的第50期刊发了吴颖的《当代文学“向内转”漫议》和1990年8月第55期刊发了黄廷杰的《困惑中的潮汕文学创作》等文章。《汕头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版》1990年第1期，也刊发了鲁牛（王治功）的《关于潮汕地区文学现状的评估标准及其他》一文参与讨论。1992年初，《汕头日报》开辟了“我看潮汕文坛”的栏目，力图对“吾潮文学”进行更深入和全面的探讨。先后于2月3日刊发了李衍平的《给文坛注入创新的活力》和3月16日刊发了黄景忠的《对创作现状的反思》等文章。《潮声》杂志也于1992年的第3期，刊发了潮州市陈耿之和《潮州日报》记者张松的对话录《我看潮汕文学》。

1992年5月19日至11月18日，《汕头特区报》又先后刊发了吴奕錡、翁奕波的《多一点“危机意识”》、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吴奕錡、翁奕波的《不必等待呵护》、翁奕波、吴奕錡的《从记者、编辑与作家谈起》和翁奕波、吴奕錡的《一种奇怪的心理》等文章。力图进一步把“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思考”引向更深层次的思考。7.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1993年1月1日，《汕头电视周报》开辟了“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专栏，先后刊发了公羽的《“不满于现状”与超前意识》（1月1日）、鲁澄南的《参与“崛起”的对话》（1月15日）、吴二持的《作家主体精神与文坛的崛起》（1月29日）、杨友爱的《不可忽略“忧患意识”》（2月12日）、鲁澄南的《充分张扬文学主体——与吴二持先生对话》（2月26日）、吴二持的《离开文学的“生产过程”，如何张扬文学主体——鲁澄南先生“对话”的对话》（3月19日）和公羽《呼唤真诚平等的学术争鸣》（4月16日）等文章，这次争鸣是潮汕文坛60年来首次真正意义的文学对话。8.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2004年2月《汕头作家》（总第51期）转载了王少辉在广东省作协主办的《新世纪文坛》2003年11月发表的《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引发了郑明标、林牧、肖涛声、许因才、公羽、彭妙艳、郑白涛、陈培浩等潮汕各地作家的撰文商榷。《汕头作家》从总第51期开始，先后刊发了郑明标的《喜听“争鸣吧”的警钟》（总第51期）、林牧的《讴歌农业文明有何不可》（总第52期）、肖涛声的《批评重要，而建设更重要——〈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读后》（总第52期）、许因才的《传承与扬弃——对〈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一文荐一言》（总第53期）、公羽的《汕头文学“逃入农业文明”了吗——与王少辉先生商榷》（总第54期）、揭阳作家协会彭妙艳的《无妨多一点宽容——参加〈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总第54期）、郑白涛的《潮汕人与潮人文学——兼谈〈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总第54期）以及潮州韩山师范学院陈培浩的《关于潮汕文学的一点胡言乱语》（总第55期）等文章。此外，汕头作家协会自20世纪80年代初成立以来，尤其是自90年代中期成立文学研究室以来，组织过一系列的潮汕文学研讨会。有作家作品的研讨会，如澄海1999年4月24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声》杂志、澄海市文联联合举办的陈跃子作品研讨会；1999年7月3日汕头市文联、作协、潮阳市文联作协共同举办的蔡金才、陈致和文学作品研讨会等；也有专题的文学研讨会，主要专题文学研讨会有：1992年21月6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青年现代诗研讨会。1993年11月28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中年新诗创作研讨会。1994年10月15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散文创作研讨会。1997年5月1日汕头市作家协会举办的女作家（作者）作品研讨会，等。

综观建国以来的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的潮汕文坛有明确主题的文学批评活动，其特点如下：其一，以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为主，自发的争鸣性批评为辅。从以上列举的潮汕文学批评实例可以看出，具有真正意义的自发的争鸣性批评只有1993年借助《汕头电视周报》展开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一次。尽管这一次争鸣在总体上观点是一致的，争论的主要是一些枝节上的问题，但毕竟是一次有正反两方通过几轮辩论的文学争鸣，其意义在潮汕文坛自然是非同凡响。至于2004年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貌似自发，其实后来与王少辉商榷的文章，还大多是有隐形推手在推动着的，其争鸣也呈一边倒的态势，并没引起真正的争鸣。尽管如此，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还是推动了文学理论的深入研究，也推动了文学创作的繁荣和进步，如果没有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潮汕文坛就如十年一样，一潭死水，死气沉沉。因此，近30年潮汕文学的这些有组织有明确主题的研讨性批评，是功不可没的。其二，自发的争鸣性批评难以在潮汕文坛掀起波澜。从上列潮汕文坛60年来的文学批评与争鸣实例可见，在潮汕文坛是难以掀起真正的文学争鸣活动的。客观地说，20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思想解放和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潮汕地区的各阶层人士都深深感到潮汕文学现状的落后，都有急起直追之紧迫感。因而，无论是谁组织发起的讨论，都希望能得到充分的深入探讨，都想看到针锋相对的争鸣，而希望也都每每落空。1992年5月汕头大学教师吴奕錡、翁奕波在《汕头特区报》发表了《多一点“危机意识”》一文，本意就在于希望引起关于潮汕文坛现状的进一步争论。没想到发表以后却如泥牛入海，一点波澜都不起。两位无法可施，只好商量着继续炮制文章，结果连发了五篇文章都引不起任何争鸣，只好作罢。上列所有的文学批评实例，几乎都成了大家围绕一个主题，然后各说各话，即使有些另类，如关于《逃入农业文明的汕头文学》的讨论，也只能落入一边倒的结局。颇为难得的有点争鸣意味的关于“潮汕文坛的崛起需要什么”的争鸣，其实也是有偶然因素的。参与争鸣的鲁澄南后来在遇见始作俑者公羽时说，当时他并不知道公羽是翁奕波的笔名，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自家人。可以想见，在潮汕文坛要掀起一次真正的文学争鸣，谈何容易！为什么在潮汕文坛难得有真正的文学争鸣？这个问题恐怕要留待文化学者从潮汕人的俗语“大海虽阔，船头有时也会相碰”的文化内涵去做深入的研究了。其三，国内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和各种先锋思潮难以进入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的视野。从上列潮汕文坛，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潮汕文坛历次的文学批评与争鸣的事实可以看出，国内改革开放以来文学界曾经引发热烈争鸣的各种文学思潮，例如20世纪八九十年代思想大解放引发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人的文学、寻根文学以及各种现代派文学思潮等，似乎并没有进入潮汕文坛文学探索文学争鸣的视野。只有80年代初的朦胧诗、朦胧散文似乎还引起一些关注，《青年文讯》总第八期对李彦山散文《云》“朦胧性”的争鸣，就是一个特例。但也嘎然而止，没能引发热烈的探讨。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历时四年断断续续的关于潮汕文学落后现状的讨论，本来应该关注到这些内容，但也还是擦肩而过。翁奕波、吴奕錡的《关于“出生入死”的思考》，意在引起大家对“突围”的重视与思考，却至今仍被一些文坛权威人士定性为“伪命题”[2]612。可见，潮汕文学批评与争鸣破茧难，各种先锋思潮的输入自然也就难上加难。尽管我们不难见到潮汕的某些评论者常常口中念念有词：先锋派、意识流、黑色幽默、达达主义等等，等等。毋庸赘言，潮汕文学自建国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批评与争鸣的活动还是开展得有声有色的，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更是发展到一个高潮。探讨了一些潮汕文学的现实问题，解放了一些思想，取得了一些共识，更重要的是开了一种风气，改变了潮汕文坛长期以来缺乏文学批评与理论研究的“独轮车”现象，其历史功绩是值得肯定的。但我们也不能不看到，潮汕文学的批评与争鸣还存在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还有待我们去思考，去改进，去突破。

二、代表性的文学批评作品

论文摘要：王蒙的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实践相兼相融，其书写视野和致思路径独特而新颖。作为最为典型的作家批评者的王蒙，他将感受和对话作为文学批评的基本范式，颠覆了苦大仇深似的学术陈见，彰显出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和出色的批评家双重角色的智慧和才情，确立了王蒙在中国当代批评史上特有的地位。

论文关键词：感受；批评：王蒙；文学批评；范式

在众语喧哗的文学批评界，由于20世纪以来一批精英和大师的崛起，个人风格和多元化批评方法的形成和运用，一个文学批评热闹而有序的批评格局早已形成。如今，各路批评家的热情未减，他们以新锐的文思和珠玑般的文字，不断创造着这个世界的文学辉煌。对批评规范的考量，让我们追问诸如什么样的品头评足才算得上名副其实的批评话语这样的问题，这最终落实到对于批评形态的把握。当代学者徐岱将文学批评分为三大类六种形态：作为专家批评的“思潮／个案批评”、作为作家批评的“大师／巧匠批评”、作为行家批评的“传札记批评”。他从确证批评家的身份出发，将文学思潮和批评文本的六种形态对应于三类批评家身份，从而为文学批评到底怎样进行才异彩纷呈提供了全新的思路。“他们并不热衷于理论的制造与体系的构筑，而是通过知识积累与研究琢磨而对文学艺术现象有了真正全面深人的掌握。”…挪在定位文学批评行业中的专家后，当代学者徐岱对作家批评的理解为我们拓开了视野，与专家批评比肩而立的作家批评则是文学批评的另一道风景。作家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其丰富的人生阅历，作家以其对世事的洞明与人情的练达，对生活的亲近与对人性的洞察构建了人文艺术。那些似乎带有些许“客串”和“玩票”意味的作家，之所以能够一语中的、切中肯綮，最主要的原因在于他们能够深人细致地体察生活，在深切感悟生活、创造文学作品的过程中，始终保持着对于生活的赤子情怀，守护着新鲜的生命感受。

一位批评家的批评观是其文学观的体现，一位优秀的小说理论家同时也必然是一位出色的批评家。从王蒙的文学批评实践中，我们可以认识其文学观，正是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展开了对王蒙批评观的探讨。曾几何时，王蒙别开生面地道出了曹雪芹红楼故事的“后四十回”没有写出的原因是这篇作品的主题过于沉重、反映的生活过于庞大，小说的叙述原本就难以继续，他将贾宝玉的悲剧归咎于他的生活理想就是“闲散人生”，他对《红楼梦》中的“色空观念”和“兴衰”作出了独特的理解，他对“躲避崇高、解构神圣”的王朔小说公开叫好，等等。从他对文学的理解中，我们看到，作为最为典型的作家批评者的王蒙成为批评界的主角已经是不言自明的事实。

“艺术家，当他谈体裁时，一般都是谈他自己。”蒂勃代的这番话向我们道出这样一个事实：艺术家总是从自我经验出发来品评艺术作品，或者换句话说，以自我经验为参照来看待艺术品。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狄德罗认为：“一个作品的最严格的评者应该是作者自己”，这样看来，创作经验和人生体验是作家水到渠成地进入批评苑地的通途。“他怎么找到这样一个好的、我要说的是非凡的题目?你羡慕得眼珠子都快燃烧起来了。……在看完《北方的河》以后，我想完啦，您他妈的再也别想写河流啦，至少30年，您写不过他啦。”王蒙这段对张承志《北方的河》的“描写”可入当代批评史上的经典之列。批评家阅读作品的那种欣喜若狂、那种抑制不住的激赏、那种不加掩饰的“嫉妒”或艳羡，活灵活现，如在目前，而“非凡的题目”、“这样的气魄”、“这样的心胸”、“何等的胆量”、“何等的匠心”等语句又不时冒出，“这哪里是一个知名作家在评一个青年作家的作品，分明是一个贪杯者喝醉了茅台；哪里是在批评，简直是在‘燃烧”引，有论者这样说道。在批评家的主观感受里，作品的特色、价值、意义尽在其中，“它不是用笔写的，而是用心、用血和泪写的。

它不是写在书斋案头，而是诞生在北大荒的一望无际的暴风雪之中。……它比一切文人雅作都更粗犷、更浓烈、更震撼人心。所以我说它庄严，而在庄严的真实面前，我肃然起敬。”王蒙进一步评论道。在这里，“肃然起敬”是批评家或读者的主观感受，也正是一种“最佳的感觉”，“理智的体验”，实际上就是“一眼看透”，透过浅层的表象看到潜伏在深处的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为了“觑住”、“捉住”与艺术品(批评对象)交流中的“最高境界”，王蒙不仅动用自己的思维、学问，更调动自己的生活经验、智慧、情感、灵魂，全身心地投入、沉浸。这最能体现王蒙式的感受式批评特色，作者与文本相契合相交融，也正如柏格森所说“置身于对象的内部，以便与对象中那个独一无二，不可言传的东西相契合。”这与当代学者徐岱的说法如出一辙：“作为一种‘接受’活动的文学批评本身也有一个‘接受’问题：它所面对的是对文学有兴趣的读者，这样的读者所期待的不是耳提面命式的教诲，而是对一种审美体验的分享”。

论文摘要：欧洲中世纪有着相当丰富和卓有成就的文学批评和文艺理论资源，它既继承和发扬了古典主义时期的一些批评传统，又在基督教文化大语境的浸润下产生了新的批评模式，在某些重要方面开启了文艺复兴以后近代批评的先河。特别是在其比较的批评类型中还可以找到今天作为一门学科的比较文学的最原初形态，而当时的语法学批评、修辞学批评等，也可以看做后世影响巨大的形式主义批评的最原初形态。中世纪对诗歌有四种最重要的定位：语法学的、修辞学的、逻辑学的和哲学的。其中语法学定位历时最久，并且是中世纪人文主义的载体；修辞学定位在古典主义后期几乎已销声匿迹，其后以语法学论文的形式出现；逻辑学定位与经院哲学密切相关，哲学定位则与柏拉图主义血肉相连，从古典主义后期一直延续到文艺复兴时代。

论文关键词：中世纪；文论；比较文学；批评模式

对欧洲中世纪的文艺理论史，学术界向来关注较少。这种状况即使在西方的文艺理论史研究领域也非常突出，而相比之下，我国国内关于中世纪文艺理论史的研究则更为薄弱，长期处于被忽视状态，不仅资料匮乏，缺乏整体的了解和把握，而且还存在着许多误解。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复杂的、多方面的，其中既有历史的因素，也有文化和意识形态的因素。

所幸的是，在上世纪70年代，西方一些颇有见地的理论家就已充分意识到连接古代与现当代的中世纪文论的重要性。1974年，纽约城市大学阿利克斯·普瑞明格教授联合他的同事们编撰出版的《古典的和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翻译与解释》在当时就产生了不小的影响。他们对通行的关于中世纪批评的一种经典论述——l952年出版的阿特肯斯的《英国文学批评：中世纪阶段》——提出批评，认为“阿特肯斯的方法不仅带有偏见，而且，简直把该课题推向了绝境”。十年后的1984年，当人们争相讨论时髦的现论时，该书下半部分“中世纪的文学批评”的主要编者、曾执教美国北卡罗来纳大学英语与比较文学专业的小哈迪逊教授，在该书单行本再版序言中指出：“批评史是当前文学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最近十年来。理论界对结构．主义、后结构主义、符号学等等兴趣很大，所有这些新领域的初衷都在于发现更为有力的批评方法。这种兴趣的一个直接结果，就是批评史的研究变得越来越重要。”他还说：“对于古典时期和中世纪后期，包括直到二十世纪六十和七十年代的批评，我们都有足够多的研究和文献。然而从四世纪到十四世纪的这一千年间，批评历史和文献却是一个巨大的空白。这种空白是可以理解的，但却是……不可原谅的。它导致了对古代文学美学和文艺复兴文学美学之间关系的一种扭曲的……理解。它也使所有人……不能理解那种显然很离奇、但事实上却非常严肃的对待文学的态度……”这批有见识的理论家们对中世纪的一些经典批评文本进行了整理和英文翻译，给我们提供了理解和研究中世纪批评整体风貌及其内在发展线索的可能。

中世纪文艺理论最主要的表现形式是它的文学批评模式，而且，尽管在中世纪修辞学和诗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但是属于两种不同的学科3。中世纪的人们依据不同的分类基础对知识进行了分类，基本的分类方式有两种，一种是三分法，即以语法学、修辞学和逻辑学“三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另一种是四分法，即以几何、算术、天文和音乐“四学科”为分类基础的分类法。我们可以以“三学科”为参照系分别探讨诗与三学科的关系，梳理出中世纪文学批评的几种主要的批评模式。然后，将诗与“四学科”也视作一种批评模式，整体论述它们之间的关联。

1．诗与语法学

与80年代相比,90年代的文学理论批评有了明显的变化。其主要表现有三个方面,即:批判之风再起;学术史研究备受关注;“中国特色”研究得到了强化。下面分别加以考察。

1.批判之风再起

中国思想理论界是在全国又一次“拨乱反正”的新情势下进入9O年代的。历史已经多次证明,思想理论上的“乱”与“正”,尽管在一定时期与一定政治思潮有某种联系,但它毕竟是学理范围内的事情,必须按照思想学术的规则在深入地探讨与争鸣中,去鉴别,去矫正,而且还需经历时间和实践的检验。不然就会犯简单化的错误,影响学理的健康发展。令人遗憾的是这样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一个突出的情况是,90年代最初的二三年间,一些占据有力地位的人,把某些比较敏感的学术问题政治化。并从政治的角度居高临下地开展批判。这一时期受冲击最大的有三个人∶李泽厚、刘再复、王蒙。批判的内容,是他们发表在80年代的有关专著和论文,主有李泽厚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美的历程》、《答问录》,刘再复的《论文学的主体性》,王蒙的《文学三元》(以及小说《坚硬的稀粥》)等。这些论著,在发表当时有的也有过不同意见,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如陈涌等人对刘再复“文学主体论”的批评,但总体上还是在学术争鸣的氛围中进行的。然而同样的问题,进人90年代,骤然升级,本来正常的学术争鸣,一下子变成一边倒的政治性批判。

三人中又以李泽厚受力最猛。据有关统计,仅1990至1992年间即发表专题文章60多篇。50余万字,从哲学、美学、文学、政治等多角度进行批判。除此之外,还由有关部联合召开了两次专项会议,分别对他的“救亡压倒启蒙”、“新启蒙”、“西体中用”以及“主体性实践哲学”、“人类学本体论哲学”等理论主张进行集中批判。会议强调指出:“国内外敌对势力还在政治、思想、文化、经济等广泛的领域加紧对我国进行和平演变,进行渗透和覆活动。思想文化领域的斗争极为突出。⋯⋯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李泽厚及其著作为什么曾一度在我国走俏。也只有从这个背景才能理解我们今天为什么必须对李泽厚的政治、哲学观点开展严肃的,原则性的讨论和批评。”(见《文艺理论与批评》l991年第6期)可见政治背景和政治目的,成为这次批判唯一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由于对李泽厚的批判主要是在哲学界进行的。这里从略。

就文学界而言,首当其冲的是刘再复,不仅文章众多,而且抨击相当严厉。1990年11月,由国家教委社会科学发展研究中心等十多个单位联合举办的专题“讨论会”,对他的“文学主体论”做出如下的判定:理论上,宣传主观唯心论、历史唯心论和抽象人性论。把抽象人道主义作为文学的旗帜。用“眼泪”文学来批判社会主义现实。政治上,“文学主体性”的呼唤,直接与资本主义道路联系了起来,根本否定了“五四”以来的革命文艺传统和成就,否定了以《讲话》为核心的文艺思想的历史贡献和理论价值。否定了“二为”方向,为“精英文艺”大造舆论;挑拨党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有损党对文艺的领导和否定文艺的社会主义方向;不仅要消解和取消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思想文化领域的指导地位,而且明显地对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进行了直接的攻击和根本的否定。其影响,不仅助长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在文艺界的泛滥,而且酿成了文艺创作的大滑坡大倒退。并认为,刘再复从反对文艺领的“机械反映论”、“庸俗社会学”和“以阶级斗争为纲”开始,发展到比较系统、全面地曲解马克思主义及其文艺学说,蔑视唯物辩证法和唯物史观,相当典型地反映了近些年来文艺学领域为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提供思想基础和理论依据的言论的变化轨迹。实际上是政治化学术,或打着学术旗号的政治,带有明显的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见《文艺理论与批评》1991年第1期)这一判定不仅集中表达了当时批判意见的基本观点,而且作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政治斗争的一个组成部分,具有不容置疑的气势。对刘的“批评”还涉及他的散文创作。有一篇代表性的文章,题目是《“心史”唱出“杀伐之声”———评〈寻找的悲歌及其评论》。(同上刊,1992年第2期)作者得出结论:刘是一个“坚持资产阶级世界观与个人主义人生观的理论家”,他“逆历史潮流的追求”站在错误的营垒里摇旗呐喊。其心灵的异常孤独、寂寞、痛苦,其发誓要进行绝望的寻找,乃是咎由自取的没落的悲剧。这恐怕很难算是学理的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