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消费论文范文10篇

一、大话文学的语体特征与快感类型

无论在汉语还是其他语言中,“经典”都有规范、法则的意思,它不但指历史上流传下来的、以语言文字或其他符号形式存在的文本,更包含此类文本所或明或隐地体现的制约、规范人类思维、情感和行为的文化2道德与政治力量,由此决定了单纯的审美本质主义视角恰恰不能解释经典的本质。我们固然不能认为文学艺术经典不完全是政治经济与意识形态等“外部”力量肆意打造的权力产品,特别是从长远的历史角度看,能够经得起时间淘洗的经典作品常常体现出某种程度的“超历史”的稳定性,但是,我们却也无法逻辑地列举和分析这种稳定性的固定要素(比如,对象应该为何,技巧应该怎样等等)。何况在历史尚未终结的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说经典的“超”历史性呢。我更倾向于综合的视角,即把经典看做各种社会力量和社会因素介入其中的复杂建构,随着社会文化语境的变化,经典一直在被建构、解构与重构。

正因为这样,经典的命运、对经典的态度,常常能够折射出特定时代、特定民族与群体的特定文化态度与政治立场。比如,历史上所谓文化守成主义与文化激进主义的分歧就常常集中表现为对于经典的不同态度。守成主义者总是维护统治阶级所确立的文化经典,他们深知要保守传统就不能不维护经典,经典是储存传统、维护规范的仓库。在以维护传统为主导的中国古代社会,士大夫阶层对于经典、尤其是儒家经典的主导态度就是尊奉。从接受的角度看,这种尊奉常常体现为一种绝对忠实于原文的接受方式——背诵;而这种接受方式反过来又成为作家创作的基础(由此中国古代的创作论历来强调背诵先贤经典的重要性)。背诵实际上一直是中国古代文学教育乃至整个人文教育的基本途径,当然也是文化规训的重要方式(它与下文要说的“戏说”形成了强烈的对比)。

到了充满激进革命色彩的中国近现代,对于经典的这种敬畏态度与原样接受方式受到极大冲击。革命常常从思想领域开始,从“洗脑”开始,而“洗脑”首先是把脑子里原先的经典刻印抹去,然后植入新的刻印(建构并灌输新的经典)。文化激进主义者的反传统常常就从“离经叛道”开始。康有为重新考证经典,把许多重要的儒家经典指斥为“伪书”;顾颉刚辨古史的目的也是为了通过颠覆经典来反传统。陈独秀要打倒“贵族的”、“山林的”、“古典的”文学,实际上是要把古代的绝大多数经典的文体与文本统统置于死地。像鲁迅、钱玄同这样的文化革命闯将,还曾有过“不读中国古书”的极端主张,鲁迅《狂人日记》中那个“狂人”(他身上有启蒙主义者的影子)的觉醒,居然始于对《二十四史》等中国经典的重新解读:他在这些经典中读出了两个字:“吃人”!

如果说,我们必须在中国现代启蒙主义的文化价值建构,以及相应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现代性语境中,理解人们的离经叛道、解构与重构经典的行为,那么,到了今天这个中国式的早熟的消费时代,经典所面临的则是被快餐化的命运。“五四”时期启蒙知识界对于经典的态度虽然偏激,其动力却来自启蒙知识分子真诚的变革愿望与启蒙救亡的社会文化使命感。他们真诚地相信,要想拯救中国的文化进而拯救中国,首先必须彻底背叛儒家经典。这种对于经典的态度丝毫不带有商业动机与物欲色彩,其对经典的解构也是以现代启蒙主义价值理想的建构为正面的肯定性内容,从而使之免于滑向虚无主义和犬儒主义。而所谓20世纪90年代肇始的经典消费化思潮,指的是在一个中国式的后现代大众消费文化的语境中,文化工业在商业利润法则的驱使与控制下,迎合大众消费与叛逆欲望,利用现代的声像技术,对历史上的文化经典进行戏拟、拼贴、改写、漫画化,以富有感官刺激与商业气息的空洞能指(如平面图像或搞笑故事),消解经典文本的深度意义、艺术灵韵以及权威光环,使之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构件、装饰与笑料。君不见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被用作音响产品广告的开头曲;各种宗教偶像的人像被制成商品在各个旅游景点廉价出售(甚至印制在文化衫上);巨幅的《蒙娜丽莎》复制品被用作瓷砖广告挂在北京街头。还有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电影、电视剧在肆意地戏说历史、改写经典。

这些对于经典的戏说、改写形成了洋洋可观的所谓“大话”文艺思潮,它们在文化类型上则属于所谓“大话文化”。大话文艺的重要特点就是对经典的改写和戏说,从其创始人周星驰的《大话西游》,到最近出版的林长治的《沙僧日记》《Q版语文》,大话文化的风潮几乎遍及古今中外各种文化与文学经典。其中既包括中国与西方古代的文学经典(如《大话西游》《悟空传》《沙僧日记》等,还有新近出版的漫画版四大名著),也包括解放后创作的革命文艺经典(如《林海雪原》《红色娘子军》等所谓“红色经典”)。还有人从实用主义角度把经典改写为经济类、管理类和励志类的畅销书(如《水煮三国》、《麻辣水浒》、《孙悟空是个好员工》)。前段时间热闹一时的《Q版语文》更是用模拟语文课本的方式,把中学语文教科书中的那些所谓“范文”(如《孔乙己》、《荷塘月色》、《卖火柴的小女孩》、《愚公移山》等)大大地戏弄了一番。当我们带着思想史研究的兴趣来讨论大话文艺.文化的时候,我们关注的首先是它与90年代以来消费主义的关系,大话文艺很典型地表征了文化经典和文化权威在我们这个消费主义时代的命运。

女性主义思潮源于西方，它经历了一百多年的发展历史，形成了三次女性主义浪潮。特别是20世纪八九十年代以来的女性主义思潮面临着西方后现代主义文化思潮的严峻挑战，它在世纪之交的中国广泛传播并产生了较大影响，女性文学及其研究也因此呈现出高潮态势。但进入新世纪以来，女性文学在层出不穷的新生文学现象的冲击下变得落寞、边缘，虽然有不少学人关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命题，像林树明《多维视野中的女性文学批评》、陈志红《反抗与困境———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在中国》、杨莉馨《异域性与本土化:女性主义诗学在中国的流变与影响》等，对西方女性主义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问题做出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他们多是从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女性文学批评史入手，系统阐释女性主义思潮在中国文学批评界的具体应用及存在问题。而孙桂荣博士的专著《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则独辟蹊径，不同于以往女性文学批评史的线性梳理，在当下女性文学研究中脱颖而出，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

该书选取了一个全新的时间角度“消费时代”(即中国市场经济转型的新世纪前后)作为论述的背景视域，采用文本细读的方法将女性主义理论与文学现场相结合，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对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文学做整体把握和精微分析，系统梳理了女性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发展嬗变，深入阐释了女性主义在当代中国消费时代的具体变化和文本表达，建构了一套适合中国消费时代语境的“中国女性主义”话语体系。该书分为“理论潮流”和“文学生态”上下两编。“导言”部分首先对“消费”、“消费文化”、“消费时代”等概念的内涵、特征做了详细的界定阐释，探讨了消费时代的中国对文学、性别、女性主义的巨大影响。其次系统介绍了本书的独特思路、结构、研究方法和“后女性主义”的核心命题。指出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研究不同于传统的女性文学批评史，而是立足于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实践，是对文本中呈现出的性别观、女性主义观念进行重点考察后进行的全新学理总结，是从作品到理论的归纳法呈现。

“理论潮流”部分充分体现了本书的独创性，创造性地提出了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命题，即西方原创性、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中出现的话语分裂、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这一命题具有消费时代的中国色彩，它研究的是“中国女性主义”的当下形态，即中国女性主义在消费时代文学文本中的具体表达方式。该部分重点研究了消费文化语境中的“中国女性主义”表达与西方原创女性主义、与中国女性学界呼唤的精英化女性主义之间的话语缝隙，填补了学界的研究空白，具有较大的学术创新价值。该书用两个章节“‘后女性主义’:消费时代的性别修辞?”、“‘后女性主义’批判的难度与限度”对这一命题的内涵外延、文化语境、批评现状等相关问题做了系统阐述。此外，该部分还独辟蹊径地提出了“女性主义的‘中国焦虑’及其在消费时代的深化”、“‘女性意识’与消费时代的文本表达”、“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等独具开拓性的学术话题，从学理层面对女性主义与中国消费时代的内在关系进行了概括总结。

“文学生态”部分全面透视了消费时代的文学文本中所折射出来的性别意识形态问题。该部分从消费文化语境入手通过八个章节，如“女性小说人物塑造的现实性分析”、“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现当代文学语境中的身体话语与性别”、以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为主体的女性主义写作的性别误区(“性别魅力的彰显”、“性别修辞”、“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80后”一代的性别偏执等深入细致地阐释了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重要现象和作家作品。其中对新生代作家的论述是一大亮点，着重分析了出生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成长于经济转型期的新生代女作家如林白、陈染、卫慧、朱文颖、魏微等在创作中呈现出的消费时代特点，如身体写作(表现女性自我主体的性欲望)、身体与物质的关系(性别的利用与依赖)、精神虚无、个人化、边缘状态、“外来者”身份等。这种把新生代文学与消费文化、性别话语紧密结合的研究，开拓了当代文学研究的新视角。此外，第十三章“走过青春期的性别物语”研究角度新颖独到，分别从“青春期的叛逆”、“玄幻:网络时代的性别偏执”、“一代人的‘身体写作’”三方面展开论述，对消费时代下新崛起的80后青春文学中的性别表述问题做了详细分析。并对“70后”和“80后”不同文学代际的作家进行比较，发掘他们在文学语境、叙述场景、文体选择、叙述语言、叙述姿态等性别表述上的异同性和具体展开方式，揭示二者青春表演的“断裂”本质，即从写作观念、理论资源、表述方式的“断裂”到文学场结构功能的“断裂”。这种对青春文学性别倾向性的系统研究，很好地对接了新世纪文坛创作研究的“当下性”传统，具有较大的学术价值。

目前，孙桂荣博士的女性文学研究已卓有成就，博士论文《消费时代的女性小说与“后女权主义”》获山东省优秀博士论文奖。此外，她还出版了《自我表达的激情与焦虑:女性主义与文学批评》、《性别诉求的多重表达:中国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研究》等专著，并在《文学评论》、《当代作家评论》、《小说评论》、《上海文学》、《东岳论丛》、《中国女性主义》等刊物发表多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可见她的女性文学研究已走出了一条坚实而独特的路子，衷心祝愿她的学术前景更加美好。

一、大众文化及媒体批评的相关概念

1、大众文化的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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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媒体批评的历史及现状

1、媒体批评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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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材内容的选择要切合广告专业的职业能力需要

目前高职语文教材不下上百种，但其内容的编排上目前还没有适合广告专业的教材，基本是针对高职学生的通用教材，广告专业的高职语文教材内容的选择应结合职业能力的需要综合考虑。大学语文方面1）大幅度增加短小、精炼的微型小说、故事、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比例。现代广告活动中，广告与文学的因素结合越来越紧密，文学的表现手法不断地渗透进广告作品中增强了广告的宣传效果。但广告作品因受消费者心理、经费、时间、空间各因素的限制要求广告作品必须短小、精炼。如：中华汽车的广告文案就是一篇感人的关于父爱主题的短小故事，帕拉丁汽车的广告文案就是一首激情飞扬以“自由”为主题的小诗，左岸咖啡的电视广告文案是一首以怀旧、浪漫为主题的抒情短诗，南方黑芝麻糊的电视广告脚本就是一篇关于童年美好回忆的散文诗，优乐美奶茶的电视广告脚本是个幽默、轻松的关于爱情的微型剧本。这就要求广告专业的高职生要善于写作短小、精炼、精美的文学作品。现阶段的大学语文教材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作品都是几千字以上的小说、记叙文、剧本等。不能完全适应广告专业高职学生的需要。所以，要大幅度地增加短小、精炼的微型小说、故事、诗歌等文学作品的比例。甚至一些优秀的广告文案就可以直接选入高职语文教材中。2）在说明文与议论文的选择上，重点选择以说明事物、评论事物为主旨的作品。广告作品两大类分别是感性诉求广告和理性诉求广告，其中理性诉求广告是通过说明或议论向消费者介绍产品的功能利益。比如阿迪达斯篮球鞋的广告文案就是通过四个论据证明其鞋子的优良，采乐洗发水的广告文案是通过说明的方法让消费者相信它是去屑良药。科龙冰箱的广告文案通过说明向消费者推销其干燥的功能，节能灯泡的广告文案用数据来论证带给消费者的利益点。大部分的理性诉求广告都是为实体产品打广告，只有极少数是为无形产品做广告。这就要求大学语文在议论文、说明文内容的选择上多选择说明、评论具体“物”为主旨的作品。适当降低以解释科学技术为主旨的说明文，以评论时政、针砭时弊为论点的议论文的比例。应用文写作方面作为高职学生，应用文的写作能力是他们生活、学习、工作中必须具备的能力之一，对于广告专业的高职生而言，与广告工作有关的应用文则是他们在工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文种，如：广告市场调查报告、广告预算书、广告策划方案、广告媒体策略方案、广告测评报告、广告调查计划等，但现在没有一本应用文教材突出广告专业的需要。所以，在应用文写作教材的内容编排上既要满足高职生的一般需要，又要满足其职业能力的需要。要大量加入与广告活动有关的应用文文种。

改革教学方法和教学重点，加强与广告专业职业需要的联系

1）精讲、略讲、必讲、选讲相结合，既注重培养学生一般人文素质，又要培养适应广告专业职业需要的特殊人文素质。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有所侧重，有所选择，像微型小说、短小故事、短诗、微型剧本等文学作品、在广告工作中使用频率最高的应用文都应该作为必讲、精讲的内容。2）写作训练要有利于提升广告职业能力。写作能力是高职语文教学需加强的能力之一，对于广告专业的高职生来说，写作训练应能有利于提高他们的职业能力，从写作题材的选择、到体裁的确定都应跟随广告专业的发展而与时俱进，在人文营销的大环境下，亲情、爱情、友情、乡情、母爱、孝心、爱国之情、浪漫、小资、时尚、青春、励志、成功、健康、运动、个性、自由、快乐等主题是广告作品常用的主题，如动感地带的广告以张扬个性为主题，百年润发的广告以爱情为诉求，人人家酱油的广告以乡情感动消费者，百事可乐的广告以青春、时尚吸引消费者，依云以品牌故事的广告塑造了自己高贵、浪漫的形象等。因此，为适应广告职业的需要，教师在写作训练时，要有意识地以广告活动中常用的主题为题材，训练学生的写作能力，还要多训练那种精炼、短小的微型小说、微型剧本等的写作能力。加强广告活动中使用频率高的应用文的写作能力。也可以直接通过情境模拟，写作广告电视脚本、品牌故事等。3）重视修辞方法、谚语、俗语、成语、古诗词等的学习，积累写作广告语的素材。很多优秀的广告作品都善于从丰富的语言中吸取创作素材，或巧用成语、谚语、俗语、口语。如某品牌锁的广告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某牙科医院的广告“以牙还牙，以假乱真”、某打字机的广告“不打不相识”等。或化用古诗词，如：深圳竹园宾馆广告“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孔府宴酒广告“喝孔府宴酒，做天下文章”、杜康酒广告“何以解忧，唯有杜康”、杉杉西服的广告“众里寻她千百度，暮然惊醒，杉杉却在，我心灵深处”、某旅游景点广告“此景只应天上有，人间难得几回闻”等都是化用古诗词的成功之作。尤其是所有的修辞手法都可以从广告词中大量地找到。如：英特尔的广告“给电脑一颗奔腾的芯”用了拟人、中华牙膏的广告“中华在我心中”用了双关、鄂尔多斯羊绒衫广告“鄂尔多斯羊绒衫，温暖全世界”用了夸张、中国联通的广告“情系中国结，联通四海心”用了对偶、脑白金的广告“今年过年不收礼，不收礼，收礼只收脑白金，脑白金”用了反复、平安保险的广告“中国平安，平安中国”用了回环等，诸如此类，不胜枚举。修辞手法在广告中的正确运用，即使无生命的产品介绍增添了情趣，又将枯燥的产品功能以生动形象的方式让消费者难以忘记。这就要求广告专业的高职生必须加强语言文字的学习。高职语文教学内容包括了字、词、句、篇，语、修、逻、文，但目前高职语文教育往往只重视篇与文，而忽视字、词、句、语、修、逻，这样将无法为广告专业的高职生提供丰富的广告作品写作素材。所以，教师在教学内容的选择上要将修辞手法作为广告专业高职语文重点内容之一，还要指导学生在课内、课外多做谚语、俗语、成语等搜集积累工作。伟大的广告大师李奥•贝纳在谈到他的广告创意时说：“我有一个大夹子，我称为语言积累夹，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我听到使我感动的片言只语，特别是适合表现一个构思，或者能使构思神龙活现、增色添香的任何字、词、句，我就把它收进文件夹里。”李奥的做法告诉我们，语言文字的积累对写好广告作品是何等重要。所以，广告专业的高职语文教学要把语言文字的学习、积累、训练当做教学重点之一。无论是教学目标的定位，还是教材内容的选择，亦或教学重点的确定最终要依靠教师去实现，这就要求广告专业的高职语文教师一方面要了解广告创作的基本知识，自觉追踪广告作品主题的发展，了解优秀广告作品语言文字的特点，这样才能在高职语文教学教改中做到有的放矢。另一方面，广告专业的专业教师也要掌握必要的语文知识。在双方的共同努力下，做到将高职语文课程与广告专业课程相互融合，互相促进。

作者：杨欣单位：长沙通信职业技术学院

博客文学批评在给人们提供知识、娱乐并拓宽批评空间的同时，也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传播了偏见、使批评的趣味低俗化并对批评表现出无原则的宽容。因此，博客文学批评在发展中必须注意不断增强媒体的责任意识，并注意吸收和借鉴传统文学批评的理性思维的优势，不断丰富和完善自身。

5.1博客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

博客文学批评的负面功能主要体现在:一些误导性很强的批评文本的强化传播，会使人们逐渐丧失辨别力，从而不假思索地顺从现实，会使大众的审美鉴赏力退化和文化水平下降。博客文学批评资源的海量丰富性和阅读时便捷的超文本性，为广大博客爱好者提供了极大的便利，但这种便捷同时又占用甚至剥夺人们的自由时间，成为“时间窃贼”，最关键的是对受众精神的作用，一方面让人沉醉于虚幻的满足之中，另一方面剥夺人的行动能力。博客文学批评作为以博客为载体的批评形式，在表现出积极的正面的价值的同时，必然也会在某些方面存在问题，带来一些负面影响，正所谓物极必反，过犹不及。

5.1.1传播偏见

博客文学批评在传播知识方面的作用是勿庸置疑的，但由于博客文学批评的特殊性，即这种批评往往是直接的、感性的、浅表的，从而可能是片面的、狭隘的，甚至不正确的。因为每个人的教育水平、莆美情趣，以及所处的环境不同，他对文学作品的理解和认识也就会不一样，有些是片面的、肤浅的、极端的和哗众取宠的，但博客一再鼓励这种评论，就会使现代舆论的认同通过博客的覆盖，转换为读者的认同，广大受众就会认为这些就是真实的、正确的，从而使得这些片面，甚至不正确的说法、解释和指责得以广泛地传播。如博客批评中有关作品题目的批评此起彼伏，如莫言的《丰乳肥臀》、铁凝的《大浴女》、王朔的《我是你爸爸》，池莉的《有了快感你就喊》、毕淑敏的《拯救乳房》等等，批评的关键词不外乎媚俗、格调、境界……潜台词则无非是情、色、性。这可能只是某些人的一己之见，或者是根本就未读原著而任意作解，思维简单，观点偏颇，故弄玄虚，哗众取宠，但经博客一再强化传播，就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而少有人关心和知道其内容和文学审美的价值，有典型的误导性。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博客文学批评也同样不能跳出经济利益的驱使，一些策划硕士学位论文第五章博客文学批评存在的问题及应对策略人利用博客这一新的传播载体对新书、新的影视作品进行炒作，制造各种各样的嘘头来吸引读者点击，通过刺激性强烈的字眼来强化潜在消费者的关注和期待，尽可能地扩大利益可能，而不管评论文章是否切实，是否与原本事物吻合，如小说《兄弟》的宣传，电影《色戒》的炸作等，一些这样的批评往往一般是作品的最初感性批评，这种批评语言在某种程度上的失真即夸大性或不诚实性，将会误导一系列不诚实的连锁批评，给整个社会的文化舆论做很不负责的引导。有的博客文学作品发表以后，流传最多的不是这些小说本身，而是关于这些博客作品的批评，以及由博客批评引起的一系列连锁批评。如今，在信息铺天盖地的时代，媒介因其所具有的舆论导向功能和对信息资源的控制而形成一种话语霸权，通过排斥其它话语把它传播的预期期待强加给受众，使社会越来越依赖媒体的引导。媒体的价值观取代了文学本身的独立意义和价值客观性，“文学被媒体所过滤并肢解，文学的真实面貌几乎整个被媒体批评所遮蔽”。①

.1.2趣味的低俗化

摘要

首创互文性概念的是20世纪60年代朱丽娅·克里斯特娃。互文性概念经过长期的发展，其理论内涵十分丰富。互文性是话语研究中一个侧重点，关乎文本生产、文本分配和文本消费三个向度。图片新闻作为众多话语类型的一种，新闻话语的互文性研究不仅打破了孤立文本分析的僵硬和固化，提供了一个流动的视角，使目光投向文本对社会的表征、依赖和继承，使得文本分析成为考量社会实践、批判社会意识的有利工具和武器。

关键词：互文性；话语；图片新闻

引言

第一节图片新闻的研究现状

在万方中国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中，笔者输入相关关键词（2000年—2007年）“图片新闻”、“新闻图片”和“互文性”进行检索。其中利用关键词“新闻图片”共搜索到7篇文章。这7篇文章主要关注新闻摄影，新闻图片的合理选择与利用及其新闻照片的审美特性等方面的研究。例如陈红梅的《新闻图片美的意蕴》文章中用美学的观点审视了新闻中配用的新闻图片。白长锐的《报纸新闻图片运用理论探讨》中主要探讨了新闻图片在新闻信息传播中的巨大作用，指出了如何更好的利用新闻图片的两点建议。这些文章是新闻图片使用的经验性的总结，新闻实践性较强，让笔者进一步认清新闻图片在新闻实践中的运用与地位有了更明确的认识。其中利用“互文性”关键词共搜索到59篇文章，经过统计发现与新闻有关的文章共6篇，它们分别为《讨论帖的互文性研究》、《互文性与英语报刊消息的汉译》、《英汉“神舟五号”新闻报道中转述语的互文性分析》、《互文性研究》、《传播视野中的克里斯蒂娃符号学透视》》和《互文性及其在当代媒体中的应用》。陈琦的《互文性及其在当代媒体中的应用》主要关注媒体中互文性理论的运用，集中探讨互文性在广告中的作用。刘小侠《英汉“神舟五号”新闻报道中转述语的互文性分析》主要集中于新闻报道中的转述语中的互文现象的研究，综合了内容分析与文本分析的方法，细致地探讨这方面的互文理论。这6篇文章都探讨新闻中的互文现象，丰富了互文理论，为笔者研究图片新闻中的互文现象提供了方法上的有益借鉴。

摘要：本论文的主要内容是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自从王小波逝世之后，他就被形塑成一种"自由/特立独行[1]"的"知识分子"形象，这使他超离了作家的身份而具有文化（消费）符号层面的意义，这一部分我没有把关注点设定在文学界和学术界[2]对王小波的论述上，而主要以《三联生活周刊》和《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都市文化报刊对王小波的评价与论述作为关于王小波的文化想象的关切点，具体操作是以它们对王小波逝世五周年的哀悼活动为解析的主要文本，重新坼解这些论述，可以看出都市文化的消费主体赋予了王小波"自由撰稿人"、"特立独行的人生哲学的倡导者与实践者"和"具有自由思想与独立精神的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这也大致构成了"王小波"作为建构起来的文化符号在都市文化当中的所指涵义或另一种能指的滑动，通过这些论述可以从一个向度呈现出90年代文化图景中关于"自由"、"独立"和"知识分子"的文化想象的一种叙述，或者说这是一种为王小波这个流行符号展开除蔽/除魅的活动，使其获得一种澄清的表达。

引言“公务员之家有”版权所

王小波的"意外"逝世，成为这个文学越来越不具有轰动效应的时代里终于出现的一次"意外"，我想这份意外的出现，是因为他的小说给不同层次的读者带来了不同的震惊与"文本的愉悦"[3]，阅读其作品获得的是一种主体意义上的"快感"，而这份快感的产生在很大程度上又由文本中所蕴涵的"欲望"构成[4]。当然，使其在文化层面上产生广泛的影响，与他在报刊杂志上以专栏作家/自由撰稿人的身份写作的大量杂文/随笔有关。

王小波属于那种身前平寂，身后"热闹"的作家，当然，所谓平寂，并非真正的泥沉大海无人知晓，而是只局于有限的知识圈/批判界/文坛[5]。王小波生前在大陆只出版过一本书《黄金时代》（华夏出版社，1994年），当时并没有引起轰动，并且也是在"他两次荣获世界华语文学界的重要奖项--台湾联合报系文学奖中篇小说大奖（第13届和第16届）"[6]和在香港已经公开出版《王二风流史》之后才出口转内销到大陆，使他的作品正式登陆于大陆文学界，这也充分说明人们对于王小波的理解和接受存在着某种程度上的滞后性，试想要不是《黄金时代》在台湾《联合报》上连载并得奖，他的小说在大陆不会那么快就得以传播。不久，在由华夏出版社举办的一次关于王小波作品的讨论活动中，讨论者更多地把关注点集中在《黄金时代》的性描写上，也就是把该小说放置在色情与非色情的道德主义的论述空间中展开。虽然文学解冻（新时期文学）之后，有许多小说触及到一些性描写，但还没有像王小波这样大胆而毫不隐讳自己的性兴趣，并在小说中作性狂欢宣泄，这种对性器官、性行为、性快感的近乎白描式的展示在当时的文学界显然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似乎有点低级趣味[7]。

通常认为，经典是文学史的主角。经典的权威，经典的不朽，经典的不同凡响，这一切都形成了文学的楷模和目标。经典体系的性质甚至派生出一系列基本的理论观念。首先，经典喻示了文学可能获得的至高历史地位——文学是“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注：曹丕《典论·论文》）文以载道，文章千古事。文学不是一种闲情逸志，不是一种语言的消遣；文学必须向历史负责。这个意义上，真正的文学无疑是呕心沥血之作。人们可以看到，作家留下了许多自述抱负的名言：“为人性癖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惟陈言之务去”，“江山代有人才出，各领风骚数百年”。这种观念之下，突破和创新日复一日地成为文学的基本品质。于是，从事文学写作不再是率性而歌，兴尽辄止；作家必须拥有系统的文学知识，从而确定哪里是文学的前沿，并且竭力敲开一个新的语言空间。显然，这些要求将或迟或早地导致作家的职业化。当然，即使对于职业作家说来，勤勉也不是成功的必然保证。其实，不少的文学杰作源于天机纵横的灵感——柏拉图已经形象地描述了灵感对于诗人的护佑。到了浪漫主义时代，作家内心所隐藏的创造力得到了进一步的夸张。这时的文学常常被想象为某些天才的心灵产物。人们的心目中，文学史上的一批大师巨匠是文学创造的主体。这种观念甚至一直延续到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现代主义文学之中的自我、深度、内在性无一不是源于某些特殊的心灵。从艾略特的《荒原》到乔伊斯的《尤利西斯》，这些作品都隐藏了充任当代《圣经》的意图。一系列现代主义的作品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富于象征意味，作家和诗人的内心仿佛承担了人类全部的忧虑和不安。总之，经典意义上的文学具有强烈的精英主义风格。这种风格已经得到了文学史编纂和现行文学体制的认可。

但是，文学史上始终存在另一种文学。这种文学的根源和指向迥异于经典。这种文学是以突破、创新和载入文学史的史册为旨归，也不是以显现作家的天才和深刻为能事。这种文学追求的是通俗，追求大众普遍接受的风格。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这就是流传于民间的大众文学。显然，早期的文学并未显出经典体系与大众文学的分野。文学源于大众的自发创作，并且自发地在大众之中传播。这时，诗与众口传唱的民歌并没有太大的区别。这些诗作心口如一，明白晓畅，职业诗人擅长的字雕句琢尚未出现。如今人们还可以从《诗经》的“国风”之中读到这样的诗作。朱熹曾经解释说：“吾闻之，凡诗之所谓风者，多出于里巷歌谣之作，所谓男女相与咏歌，各言其情者也。”（注：朱熹《诗集传·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58年版，第2页）其实，即使是小说这种大型而复杂的文类也曾经是某种民间文化基本的形式。班固认为，中国的小说源于民间传说：“小说家者流，盖出于稗官，街谈巷语，道听途说者之所造也。”（注：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745页）宋代之后，市民社会的形成和新兴的文化娱乐形式——“说话”以及说话所依据的“话本”——很大程度地导致了中国小说的兴盛。现代社会的文学体制之外，民间大众仍然拥有自己的文学——这些作品的形式、风格与传播方式与文学史对于经典的评选以及推广迥然相异。鲁迅曾经发现：“在不识字的大众里，是一向就有作家的。我久不到乡下去了，先前是，农民们还有一点余闲，譬如乘凉。就有人讲故事。不过这讲手，大抵是特定的人，他比较的见识多，说话巧，能够使人听下去，懂明白，并且觉得有趣。这就是作家，抄出他的话来，也就是作品……”（注：鲁迅《门外文谈》，《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99页）如果说，经典和职业作家之间的层层选拔形成了文学史的金字塔结构，那么，民间的大众文学力争的是读者的喜闻乐见。这时，编辑、文学批评、文学教学、文学评奖等一系列文学体制更像是多余之物，富有个性的美学理想或者深奥的文学形式不受欢迎，读者的喜闻乐见几乎是作者写作的唯一动力。这个意义上，所谓的大众文学是相对于文学史上的经典而言的。

二、大众文学的传播

显然，民间的大众文学是一个相对独立的文化循环系统。许多历史时期，国家的统治阶层和管理者都对于这个系统保持了特殊的关注。中国古代即有“观风”的传统——观察民间的诗乐了解社会风俗之盛衰。《礼记·王制》之中已经有“陈诗以观民风”的记载。《汉书·艺文志》可以证明：“故古有采诗之官，王者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采风”——搜集民间的诗作——之说甚至延续至今。总之，即使从国家治理的高度看来，民间的大众文学仍然是一个不可忽视的领域。种种民歌、民谣以及各种民间传说之中包含了众多的体现国情民意的信息。

当然，许多职业作家是在另一种意义上对于民间的大众文学表示了极大的兴趣。美学风格上，民间作品的清新、质朴时常对于文人式的典雅和雕琢产生一种必要的反拨。人们可以看到，许多作家——更大的范围内，许多艺术家——都曾经在才思枯竭的时候投身于民间的大众文学，从而在另一种迥异的美学风格之中寻找自己的灵感之源。如果说，古代的政治家是在“礼失而求之野”的理念之下转向了民间，那么，许多作家往往是在抛弃华丽、典雅和矫揉造作的时候重新谛听民间的天籁之音，并且发出了“真诗乃在民间”的感叹。但丁宣称俗语的高贵，普希金号召年轻的作家倾听老百姓朴实的日常口语，（注：参见《苏联民间文学论集》，作家出版社1958年版，第121页）别林斯基认为民间的诗朝气蓬勃，天真单纯，这种诗的“价值就在于它的纯洁无瑕的素质，在于它的朴素无华的、并且常常是粗糙的形式”，（注：参见《别林斯基论文学》，新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96页、101页）高尔基甚至发现，从浮士德、普罗米修斯、奥赛罗到哈姆雷特、唐璜，文学史上许多著名的形象均是源于民间传说。（注：参见高尔基《论文学》续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79年版，第62至63页）文学史可以证明，中国的诗、词、曲、小说都曾经从民间的大众文学得到了巨大的形式启示。许多时候，职业作家时常重新倾倒于民间文学的巨大魅力，发出由衷的赞叹。更为深刻的意义上，作家可能将这种美学风格的选择与文学功能的认识结合起来。白居易不惮于“元轻白俗”之讥，他力求“老妪能解”的诗风显然是“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这种宣言的美学体现。他甚至不顾儒家诗教所提倡的温柔敦厚，强调新乐府诗的风格必须“其言直而切。”这时，倾向于民间的美学风格与关注民间百姓疾苦的政治主张是一致的。

相当长的时间里，文学仅仅被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雕虫小技”。只有少量的文学作品可能入选某一种文集而得到正式的刊刻。因此，口口相传成为文学传播的重要形式。古代诗话曾经记载：“凡有井水处即能歌柳词”；中国的许多古典诗词即是在广泛的传唱之中流芳百世。一批生动的历史故事通过“说话”艺术之中的“讲史”得到了传颂——这是一批长篇章回体小说的前身。口头传播为主的时代，许多经典之作与民间通俗文学的分野不太明显，它们的传播形式并没有体现出不同的待遇。可以发现，文学体制的完善是与近现代印刷术的发展以及大众传播媒介的崛起相伴而行的。文学体制如何显明对于经典的特殊尊重？无论文学杂志、出版机构、学院里面的教科书还是诺贝尔文学评奖委员会，人们都可以从中发现通俗的大众文学所遭受的轻蔑。如果说，印刷文明时代的传播媒介通常是由文化精英主持，那么，通俗的大众文学只能处于边缘状态。相对于印刷成册的经典之作，通俗的大众文学常常仍然停留于民间的口头传播之中；即使打入传播媒介系统，大众文学也无法占据主流的传播渠道。如果没有特殊的商业包装，它们只能屈居于某些小报或者不入流的刊物之上。这是以经典为主的文学体制为大众文学设定的位置。换一句话说，从编辑的判断、出版机构的审核、文学批评家的评价到评奖委员会的挑选、文学教授的课堂讲解、教育机构指定的文学教科书，诸多方面的权力和舆论只能允许大众文学进入这个级别的传播形式。

一、考试范围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女性主义”作为一大研究课题被提出只是进入到20世纪才有的事情。女性的历史与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同样漫长，但“女性的发现”却远远滞后于“女性的发明”(女性本无所谓“发明”，在此只是作为女性文明产生的注解)。这其间固然有着历史发展的“必然”，即男权社会顺应着自母系氏族社会以来生产力的大发展，但也无法排除女性话语在相当漫长的历史发展时期被男权话语有意地挪用改写，甚至于使之产生变异———从而在客观上成为了男性话语的得力帮凶。而进入到20世纪直至今日，虽然“女性主义”争取平等自由的浪潮历经了三起三落，但光明的前景似乎永远只是鼓舞人心的乌托邦想象，无论女性主义者在理论界的孤身奋战，还是女性同胞们现实工作或日常生活中的政治斗争，道路的曲折始终是不言而喻的惨淡事实。至于学术研究层面的尴尬与边缘境地，更是非身在其中的女性学人所能理解与体会的。孙桂荣老师的著作《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9月)将此概括为三点:第一，女性文学批评最重要的理论依据———女性主义———往往成为被疏忽、排斥，甚至坚决反对的对象。第二，女性文学批评介入批评对象的具体批评标准、批评方法、批评策略也会时常成为诟病的对象。第三，在具体批评实践中，尤其面对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女性写作热潮，以社会的、道德的、阶级的、人文关怀的视角相号召，针对商业语境、消费文化的诸多可能，质疑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政治立场的“被‘利用与改写’性”，宣称其批评方式的无力与无效，一度成了一种极具文坛感召力的批评样式［1］(P290－292)。

笔者作为也曾认真地写过几篇女性文学研究论文的求学者，对孙老师的这种概括是怀有深深的共鸣和同感的。“在夹缝中求生存”似乎是女性文学研究和批评某种与生俱来的宿命。在中国当代文学领域，女性文学的研究和批评只能在边缘处发展，几乎是一个不言而喻的文化事实。当笔者为了考研辗转各种关系去专程拜访某位学界权威时，得到的答复是一般情况下只招男生，即使招到了较为优秀的女生，也不鼓励她去做什么女性文学研究。即使是在女性主义大行其事的女性学界，正如孙老师所言，同社会学实践领域相比，对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也只能作为一种支流而存在:理论著述上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成果始终不如社会学、政治学方面，在中国女性文学界有一定影响的著述，如《女性的崛起》(王政著，当代中国出版社1995年版)《妇女:最漫长的革命》(李银河主编，三联书店1997年版)《社会性别研究选译》(王政、杜芳琴主编，三联书店1998年版)等，都和文学没有直接关系，鲍晓兰主编的《西方女性主义研究译介》(三联书店1995年)涉及到历史、文化、人类学、医学等的方方面面，集中介绍文学的只有一篇。相形之下，女性主义文学批评方面影响较大的只有《女权主义文学理论》(玛丽•伊格尔顿编，湖南文艺出版社1989年版)《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张京媛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等有限的几种。而学术效果上，运用社会性别理论进行的社会学研究也似乎取得了更为远见卓识的成效，如李银河的系列成果有助于在法律上消除对同性恋的歧视，并直接促成了《婚姻法》的修改［1］(P293)。女性文学的研究与批评，既是当代文学与妇女学叠印在一起的“交叉”学科，也是外围于当代文学与妇女学中心与主流的“边缘”学科。如果说，与现实的人事纠葛、纷争紧紧缠绕在一起的当代文学研究，永远都需要与眼光、勇气、激情、介入、生命、人格、沉着、悲壮等品格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话，当代女性文学研究所需要的恐怕还不止这些，还有在“命中注定”的边缘境地挣扎的隐忍与笃定、“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耐性与固执，甚至那种不抛弃不放弃的一意孤行之态。《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便是一部如此写作姿态的产物:作者一方面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个专业的边缘与疲惫，另一方面又深深为这一专业的理论思维与批评方法着迷，并以“消费时代”、“中国女性主义”、“文学”几个核心关键词建构了自己的研究框架。

比如孙桂荣老师书中关于“后女性主义”的论述，这是国内第一个提出这一研究命题的，它将西方化的、精英化的、理论化的女性主义在中国消费时代的文学艺术中出现的话语挪用、改写及被重新编码的现象，概括为中国消费时代的“后女性主义”，其特点之一是“含混”和“暧昧”，话语来源上既可以找到精英女性主义的部分影子，又可以清晰地发现消费文化对之挪用、改写和重新编码的蛛丝马迹;特点之二是“本土”性和“原创”性，它绝非西方当下后学语境中的“后女性主义”，而是中国现世精神与消费文化，以及传统性别伦理某种程度上“合谋”的产物。消费时代的女性或者文学进入到新世纪之后，时时刻刻都面临着被边缘化之后的双向度选择，人性之中形而上的精神领域与形而下的物质领域在“欲望”这一关键词的取舍上发生了尖锐的冲突。

在笔者看来，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所面临的一个古老话题仍然是对于自我身份的定位与认同问题，只不过在“消费时代”和“后现代主义”的双重时风逼迫之下，这一关乎女性自我启蒙的身份问题不再像以前那样界限清晰、泾渭分明而已。对此，孙老师在本书的第七章“社会主义•贤妻良母主义•消费主义:当代文学的女性话语流变”、第九章“性别魅力的彰显与女性‘主体’地位的确立”、第十一章“‘空白之页’:性别围城之外的话语缺失”之中又结合消费时代的具体文学文本，围绕“后女性主义”这一理论话语进行了精辟而详尽的作品阐释。

海外学者颜海平在《中国现代女性作家与中国革命(1905～1948)》一书致谢词中曾深有感触地说道，“女性主义学术不只是某种概念的操练或知识的炫耀，更是一种跨越多重边界的日常实践和实践中的人生历练与人性坚守，在我们当下的环境中，这些边界包括种族化的学科分类设置和性别化的学术等级制度，他们总是阻碍着我们在具体的生命境遇中去实践我们的理念;而我们因此必须坚持在日常实践中的变革”①。

女性学者的感受真是“英雄所见略同”。回想起大二学年的当代文学史课堂上孙桂荣老师对当代女性书写的深入沉潜与细细玩味，让笔者有茅塞顿开之感。所以，拿到孙老师的这部《消费时代的中国女性主义与文学》之后禁不住如饥似渴地捧读起来，越读越对这本不算太厚的“大书”做由衷的赞意与敬意。古语有云，“读其书，想见其为人”。而后辈小子如笔者见到孙老师为人后，对其书更是有了一番彻骨的了解与同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