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物价值范文10篇

前不久，有人要我谈谈似乎不成问题的问题：文物有没有经济价值？说是知道我学过文史。其实我哪懂文物啊！考古课考过满分也没学这个呀，愣是“赶鸭上架”。赶紧临阵磨枪的我，却越发“呆若木鸡”——原来这不仅是现今顶说不清的“动态热点”（否则“文物保护法”也不至于修改了两百多处还没成），更是要牵动许多基本理论。于是，只好“临阵脱逃”，可又被本茶座的“詹小二”发现，只能硬着头皮聊聊所思与困惑，也奢望就教于方家。搞文博考古的，谈到文物（包括可移动与不可移动两类）的价值，都会说有历史价值、艺术价值和科学价值，经由专业性评估定级。这三大价值得到公认并有法可循，即文物用于历史或科学研究、满足精神文化需求的使用价值。要说文物的经济价值，却多有回避或干脆否定。珍贵文物被称为“无价之宝”（当然真情更无价！）谁能说清司母戊鼎值多少钱？可经济价值就是得说值多少钱，其体现即交换价值，而交换就是商品，但文物作为商品有严格的法律限制。《文物法》第23至25条明文规定“全民所有的博物馆、图书馆和其他单位的文物藏品禁止出卖”，“私人收藏的文物可以由文化行政管理部门指定的单位收购”，“严禁倒卖牟利，严禁私自卖给外国人。”未经批准从事文物购销活动的，物款可依法罚没。因此，考古学家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你可不能说文物有经济价值！那不就给买卖文物提供了依据？”可事实却很无情！近年来，人们有了钱，就变着法儿的“钱生钱”，连老头老太也到股市、邮市赌一把；而倒腾文物，像淘旧市、争竞拍、蒙老外等等都屡见不鲜。为什么？还不就是“来钱”吗？别说走私贩假，就连割佛头、盗陵墓之类惊动神灵祖宗的勾当也干得出来。2000年5月2日香港一家拍卖行不顾国家文物局的禁止要求，以3300多万港元拍卖出两件圆明园的珍贵文物――虎首铜像和乾隆款描金粉彩镂空六方套瓶，这是继另一家拍卖行4月30日以1600万港元卖出圆明园珍贵文物猴首铜像和牛首铜像后，对圆明园被掠文物的又一次拍卖，引起强烈反响。同年7月15日，在大连有人欲拍卖1957年天安门城楼重新修葺时替换下来的“金丝楠木立柱原件”，这大概是明代的物件。好像是马克思他老人家说的，资本来到世间无孔不入；唐人白居易曾感叹——“苟利之所在，虽水火蹈焉，虽白刃冒焉。”甘肃一位文物商店总经理说，以前能用低价收购好文物交博物馆收藏，现在国有文物商店的主渠道地位丧失了，他不得不与文物贩子争购文物。可低价收购、无偿上交的经营原则使他根本竞争不过文物贩子。更使他痛心的是，文物贩子肆无忌惮地把车开到农村与农民同吃同住同盗墓，他认为哪里有文物市场哪里就盗墓成风！虽偏颇，却说明文管的执法力度远远没有跟上文物市场的开放程度。另一位“老文管”谈起文物现状就感情难抑，看到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文物落入根本不懂文物的大款手里、一件件国宝流失海外，他的心就痛楚就流血！他想着常年在野外风餐露宿的考古学者，想着经手千万件珍贵文物却一生清苦的文博专家，担心这么下去后人再也看不到博物馆了。北京一位经营古玩的负责人认为，当前正常的文物市场交易与非正常的文物走私活动交织混杂，这样的状况还会存在相当一段时间。还有很多人对雨后春笋般的拍卖行及过热的拍卖市场担忧，文物市场的大环境又比较混乱，极易诱发盗墓、走私活动，造成文物的流失。难怪上边三令五申要加强文物市场管理——“都是市场惹的祸”！的确，文物大多价格不菲才使人跻身此道乃至铤而走险，怎能咬死了说文物没有经济价值呢？可要回答就得遭遇法律诠释的尴尬与经济理论的普适两难抉择。若视而不见则又有更多的麻烦无法回避，不仅无法合理解说现状、无法提供必要的政策依据，而且直接影响许多具体问题的处理，小到割个佛头该怎样量刑？大至经济建设与文物保护该怎样协调？权且避开文物的商品性质及法律诠释之吊诡，来直面其经济价值构成和决定因素。搞经济的都知道，价值论是经济学的核心，学说史上的劳动价值论、生产费用价值论、边际效用价值论（其实，早于边际革命约二百年的英国人巴尔本(1640—1698)就认为商品价值由效用决定）、均衡价值论等等，都有很大影响。直到今天，理论界对劳动价值论的研究还在下大功夫。可是，与文物经济价值相关的理论研究却不多见。倒是老古典李嘉图在他《政治经济学及赋税原理》开篇的《论价值》中说：“具有效用的商品，其交换价值是从两个泉源得来的，——个是它们的稀少性，另一个是获取时所必需的劳动量。”他认为前者只由稀少性决定，劳动不能增加其数量，所以其价值不能由供给增加而减低。这类商品包括罕见的雕像、图画、稀有的书籍和古钱、特殊的葡萄酒等，其价值决定于供求关系，与劳动量全然无关，“而只随着希望得到它们的人的不断变动的财富和嗜好一同变动。”强调了购买力和偏好。再一位是自认继承李嘉图劳动价值论的约翰·穆勒，他在《政治经济学原理》中将商品分为三类，一类是数量有限、供给不能任意增加的商品，如古画、古玩、稀有货币、邮票等，其价值取决于供求关系；另外两类如工业品和农产品，价值主要由生产费用决定。上述大概是与文物的经济价值最直接的论述了，可惜稀少商品没有成为经济学家深入研究的内容。如今，中国的文物市场供求两旺，既有滚圆的腰包撑足的购买力，也有衣食无忧之后不可遏止的嗜好，加上市场环境的进一步宽松与投资渠道的多元化发展，以及文物经济价值的日趋显见及其投资收益的相对稳定与攀升，这一行当的发展势头不容小觑，而文物经济价值问题也越发受到关注。1997年中国档案出版社出版了《中国历代古钱图解与价格指导》，论列从商周到民国的金属铸币1700余枚，目的就是帮助人们辨别古钱真伪和正确认识文物的价值。北京古钱博物馆馆长杨玲在序言中谈文物的价值，明确说“包括了文化（如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和经济价值”。然而，人们对于经济价值大多语焉未详，有的按劳动价值论说文物价值应当包括生产、保存、保护以及开发所付出的劳动；还有人为了解说文物经济价值的存在，又不触动其商品属性的马蜂窝，提出文物是历史文化信息的载体，如同一张纸，绘成图画售出就是画，在磁介质上输入信息就能制成录像带、光盘。出售的不再是纸与磁介质本身，而是其上附着了信息价值。人们通过消费附着于文物上的信息，得到精神和艺术的满足，于是信息成为商品并产生经济效益。例如故宫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并非通过出售文物，而是通过观众购买附着于古文物之上的信息而产生的。（舒小峰：《关于文物的价值》载《北京文博》2001年第2期）这就把文物分离为载体与具有商品性质的信息。但无论“劳动价值说”还是“信息价值说”，都不如实际市场分析具体。有人分析80年代以来中国传统字画价格的急剧上升，说是字画由于其经济价值重新确立而不断得到人们的青睐，还说排斥字画商品属性的时代业已不再。进而分析字画价格是由市场调节规律和供求关系决定的，认为决定字画价格的因素有体制、政策、生产力水平、国民素质及社会文化心理等等。（周安庆：《字画上涨有其因》《中国文物报》2001年9月12日）可惜分析驻足于价格层面，但也提供了一条思路——与其抽象谈经济价值不如看看近年来具体的交易价格，从中也许能发现点什么。其实，文物的交易价格很复杂。从古至今的古玩铺或文物商店，陈列古董珍玩有真有假，许多不标明是真是假明码实价，买卖靠的是买主的眼力和卖主的嘴皮。能用低价买到真品，行话叫做“拣漏”，反之则称“打眼”，其价格可未必只因供求关系而“围绕价值或生产价格波动”。譬如，一件仿品放在北京潘家园旧市，买主不容易上当；若在陕西哪个村的农民家中，就极易让人信以为真——文物价格的学问可大了，除了专业技术和实践功力还有心理因素等。既然文物种类多多，交易方式不一，就选较有代表性的字画之类的拍卖情形看看——拍卖行拿到文物后首先要鉴定估价，根据其性质、质量和存量等，结合其艺术与历史、科学等价值预估底价。一般说，估价应该与其价值接近，成交价也大抵相应。事实却不尽然。如中国传统收藏中善本、珍本、碑帖是首选，其次是宋版古籍，再次才是书画，而现在的情况却不同，古籍、碑帖等的价位与字画相比跌落约十数倍。有人提到20世纪20年代，某大收藏家公开出售善本碑帖与历代名书画，其中字画有宋代郭熙《寒鸦秋水图》，价格是银元1200元，明代沈周《山水》长卷为600元，明代唐寅《品茶图》是650元，清代赵之谦花卉四条屏是200元；而同时出售的碑帖价格是：宋拓唐《皇甫君碑》2000元，北宋初拓《丰尔亭记》（有残）2000元，明拓梁《瘗鹤铭》500元，明拓汉《张迁碑》300元。可见当时名碑帖早期拓本和初拓本的价值，与同时期书画名家作品的价格基本持平或略高。现在却相反，名书画动辄几十万上百万元，而碑帖价格多在一两万元上十万的都少；古籍也是如此，1995年北京秋季拍卖会上，宋代张先的书画长卷与宋刻孤本《文苑菁华》，其拍卖价格也相差在10倍以上。在国外拍卖会中，中国古籍与外国古籍相比，价格也有很大落差。现今拍卖价格为何与传统收藏价值背道而驰呢？另外，拍卖中成交额最高的单件艺术品，大都是难觅的今人艺术珍品，如张大千、齐白石、傅抱石、李可染、吴冠中等名家作品纷纷创出高纪录。北京翰海1994年秋拍齐白石85岁画的工笔《贝叶草虫》，尺寸103.4×34厘米，成交价为50万元；半年后，其另一幅画题材、笔法、构图大致相同尺寸110×50厘米，成交价达80万元。有人研究凡·高的画，生前一幅约80美元，现在卖到8250万美元。可见凡具备真、精、稀少等特点的名家作品，价格增幅在中外均很可观。我国市场上不仅古籍、碑帖与书画的价格相悖，而且艺术家的作品也高于伟人、名人、学者的遗墨、遗迹，这至少说明了重观赏性轻文化历史内涵和重利轻实的倾向，也是竞拍者的经济实力和文化修养的反映。买书画者多资金雄厚，既可欣赏艺术又可保值增值；购古籍、碑帖者则多是学者专家收入有限，目的多是收藏研究，面对真正有收藏价值的拍卖品，往往因囊中羞涩只能望洋兴叹。至于靠倒腾文物谋生者，自然逐潮推浪，投资文物者的获利需求大于收藏、鉴赏与研究目的的越来越多，故炒作的结果加剧了部分文物价值与交易价格的背离；而牟取暴利的动机更会因法制跟不上而越来越疯狂！文物的经济价值大体可视为其文化价值的外化，但表现为价格则较复杂——供求、存量、年代、时尚、题材、偏好等等都有影响。仔细想想，对文物的经济价值而言，以往的价值论大都有用，特别还要提及“预期”的意义，因为恰是增值的预期促发了投资的热望和市场的火爆。但是，似乎现有理论也还不能充分说清相关问题，尤其对于文物这一集中了若干特有价值的物品。姑且突破“经济学帝国主义”的藩篱来看一下——所谓“价值”即法文和德文Axiologie的意译，也称为价值哲学。最初由法国哲学家拉皮埃（PaulLapie,1869—1927）和德国哲学家哈特曼所用的哲学术语。此后，德国的弗赖堡学派，美国的杜威、厄本（W.M.Urban1873—1952）、培里（R.B.Perry,1876-1957）、刘易斯（C.I.Lewis1883—1964）以及人格主义者和新托马斯主义者都致力于价值论的建立和研究。企图将经济学、逻辑学、美学、伦理学和神学结合起来，名之为“价值论”，将人文科学称为“价值科学”，把价值当作人文科学的基本范畴，并建构一套价值的等级体系。认为经济的价值（功利）是极低级的价值，宗教的价值（圣洁）是最高级的价值，介乎二者之间的则是科学、艺术和道德的价值（真善美）——这是不是也有助于文物价值问题的思考呢？文物价值问题，可能不仅有健全法制、解释现实和规范市场等应用意义，还对学科渗透交叉、学理内涵外延发展等有理论启示，例如对经济学。我注意到近年来一些学者的创新研究，主要如李江帆研究第三产业经济学，力图丰富和发展学科理论；易中天阐释艺术市场，指出艺术品是一种特殊的精神产品，建议制定《艺术产权法》、《艺术投资法》等；程恩富考察文化资源，提出“文化资源就是人们从事文化生产或文化活动所利用或可资利用的各种资源。”其不仅指物质财富资源，同时也是精神财富资源。（程恩富《文化经济学通论》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至于认为文物是资源的也很多，说文物是一个民族的遗脉，是一种特殊的不可再生的资源，它的特殊属性决定了它具有极高的社会价值和经济价值。我自己对经济文化及精神财富等也作点粗浅思考（在本茶座第4辑侃“马尾巴功能”时涉及过），比较注意人类的物质与精神两类财富及相应的两类需求的一致性，还有经济发展中生态环境破坏与精神感情失落的代价等问题。经济学科基础理论与界域涵延的发展深化，社会、人文乃至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综合——这或许正是新世纪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也是对学者知识结构与素养的更高要求。有种说法讲经济学家要多些人文关怀，我很赞成。诚然，在这儿是显得严肃了点，可怎么着也别把脍炙人口的“先天下之忧而忧”说成是欧阳修的话呀！

同志们：

市政府确定召开这次会议，主要是传达学习省政府会议精神，传达市长的重要批示，检查调度镇文化站、文物普查等基础工作的进展情况，研究部署全市基层文化工作的具体任务。上午，大家参观了市镇综合文化站等基层文化设施建设情况。刚才，局长通报了我市基层文化工作开展情况，并对今后工作做了周密的部署。希望大家认真抓好落实。下面，我讲几点意见。

一、加快文物普查进度，扎实做好文化遗产资源保护工作

开展文物普查是确保历史文化遗产安全的重要措施和推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大基础性工程。月9日，省政府在召开了全省文物普查暨乡镇文化站建设调度会，检查调度了全省文物普查和乡镇文化站建设的进展情况。孙市长在“关于市区具有文物价值建筑物的处置意见”上明确指出：“没有文化底蕴和内涵的城市是没有灵魂的城市，而这些需要保护的、有文物价值的东西恰恰是我们惟有的文化载体，要保护住。”并请民政、建委、旅游、财政等部门做好相关工作，最大限度保护这些宝贵的、有文物价值的建筑物。第三次文物普查开展以来，全市上下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部署和要求，认真履行职责，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圆满完成了第一阶段任务，并顺利转入第二阶段的实地调查。截止月底，全市财政到位经费85.8万元，共普查登记不可移动文物点196处，是全省普查资金到位率、实地调查启动率等达到100%的几个市之一，工作取得了阶段性成果。但是也要看到，普查质量有待提高，进展还不平衡。按照全国统一部署，实地调查的时间即将过半，任务艰巨。各级各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文物普查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强化措施，切实做到四个到位，确保整个工作取得圆满成功。

（一）普查经费要到位。文物普查需要投入足够的人力、财力和物力。从前段工作情况看，市直及各市普查经费到位情况都比较好。下一步要继续按照国务院和省政府的要求，将文物普查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足额核定，及时拨付。在做好经费保障的同时，要加强对使用情况的监督和管理，本着“实事求是，厉行节约”的原则，专款专用，合理安排，使有限的资金发挥最大效益。

（二）人员培训要到位。普查工作任务繁重，需要大批具备专业知识，经过专门培训，有责任心、有奉献精神的工作人员。要重点抓好普查队伍的配备，选调精通业务、经验丰富、年富力强的人员充实到各级普查机构。同时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为普查提供必要的专业支持。要实行持证上岗制度，参加人员必须经过专门培训，确保人员的能力和水平。普查队员要坚持科学严谨的态度和深入细致的作风，认真履行好自身职责，确保整个普查工作的高水准。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作为室内设计重要内容的室内陈设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文化，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一般有收藏古董的癖好，如董其昌《古董十三说》中所言：“人能好古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他们一方面喜欢收藏玩赏，一方面又把古董陈设作为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古董既具悦目的视觉形式，又能显示出室主的文化品位，古董陈设能增强室内环境的书卷气息。

古董原意为“骨董”，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张宣《疑耀》卷五四：“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说：“杂古器物不类为类者，名骨董”骨董或古董成为明清时代普遍的说法，由于古董专供玩赏，清乾隆年间，人们开始称古董为“古玩”即古代文玩的简称。

古代士大夫对古董的收藏和赏玩，应该说早已有之。西晋张华“曾收藏天下奇秘”，“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唐初薛稷亦好古博雅。但是，将古器物赏玩自觉纳入文人雅趣系列却开始于晚唐，由于这时期的文化风气使人们更注重细腻内向的直观体验。两宋时期，古董的玩赏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热流。士林领袖欧阳修不遗余力撰成《考古录》，“辑三代鼎彝，长而明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也嗜古成癖，“得书画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卒。”著名的《金石录》就是对古器物“把玩咀嚼”中写成的。苏东坡、米芾等一些书画名家也酷嗜文玩金石。苏东坡《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等文记述了他对古器的玩赏。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明清时期，由于考古学的兴起，文人对古董的收藏与鉴赏更有讲究，屠隆《考余事》，高濂《燕居清赏笺》，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古董十三说》都是对古董收藏和鉴赏的专门论述。古董玩赏关乎文人士大夫性情的静养和人格完善，也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藻清浊的标志，古董在文人生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室内陈设的重要内容。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图书四壁，充栋连床，鼎彝尊，不移而具”“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畜之多，等分宜埒富，时人讥之，余谓博雅好古，尤是文人韵事，风雅之列。”

古董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书画、家具、琴剑、灯镜、玉器、瓶炉等，其中书画的装裱形式包括卷轴、册页、横披、扇面、斗方等，书画的材料有绢、纺、帛、宣纸等。家具的形态有床榻，几案、椅凳、橱柜、台桌、屏架等，家具的材料有花梨木、紫檀、鸡翅木、红木、楠木、铁梨木、黄杨木等。瓶炉包括礼器和酒具，瓷器有官窑、哥窑、汝窑、均窑、柴窑、定窑等，青铜器有鼎、彝、尊、、觚、觯、壶、簋等。玉器按质地分有翡翠、和田玉、玛瑙、岫玉、鸡血、青田等，玉器造型有龙螭、鸾凤、避邪、圭璧、环等。古董是个很大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董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现代人把雕花门窗、瓦饰砖雕、民族服装、餐具茶具、雨具玩具等都作为收藏的内容。一些现代作家也大都有收藏的癖好，如鲁迅喜欢收藏汉画像石拓片。沈从文喜欢收藏西南少数民族的漆盒、土家印花布，还有扇套、眼镜盒、香袋等。周作人喜收旧墨锭、旧版书。唐喜收藏旧藏书票。黄永玉喜欢收藏烟斗。他们收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随缘即喜”，所以不会为收藏而劳心伤神，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他们不但是古董收藏者，也是新古董的发现者。

搜求“古董”首先讲究鉴赏，古董的鉴赏讲究“雅、俗”之分，明清文人在古董品玩上的审美趣味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大致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在视觉上崇尚“入土年入”因土气浸润而产生古意盎然的色彩，重视器物的朴拙纹饰。凡古者、真者为雅，新者、赝者多俗，稀罕少见者为雅，普通者为俗，天然细润者为雅，粗陋雕凿者为俗，纯净、素色者为雅，复杂、绚丽者为俗，大笔描金字者必俗，至于雕龙镂风、吉祥图案则更被定性为“俗气”。袁中郎《瓶史》中云：“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常见江南人家所藏的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文震亭《长物志》也谈到古董的鉴赏，“三代秦汉人制玉，古雅不凡，土锈血侵最多。”“铜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贵；、卣、、觯次之。”“官、哥、汝窑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如此鉴赏趣味，流露出文人高雅脱俗的审美倾向。

明清文人的古董收藏与玩赏，既包括器物真伪的鉴别，也包括古董的陈设艺术。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古董的陈设：“安器置物，务在纵横得当……他如方园曲直、齐整参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文震亨《长物志》中云：“位置之法，凡见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具冷。”在谈到置瓶炉时，他说：“春冬用铜，夏秋用瓷，堂屋宜大，书房宜小，贵铜瓦，贱金银”，袁枚《随园诗话》中也谈到古董的陈设：“陈设古玩，各有所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暴富儿自夸其富，非宜设而设之，置窬于卧室寝，徒招人笑。”从上面一段文字看，古董陈设有四个原则：其一不可予设规模，要就地权宜，根据环境的具体特点而布置；其二还要与时变化，根据季节物候的变化，不断调换古董的位置或古董的种类，避免出现一种古董生根的陈腐迹象；其三古董的陈设最忌对列排偶、务求疏密连断，参差错落；其四古董陈设宜简不宜繁，否则如暴富儿夸富，一味堆砌罗列，会影响居室中萧疏雅洁的趣味。

一,国内外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开发现状

(一)国外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开发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欧美博物馆在行业竞争和商业竞争不断激烈的环境中,一些博物馆把开发具有本馆藏品特色的旅游纪念品,辟为传播历史文化信息的新途径,开始多渠道开发文化产业。从欧、美等国家博物馆文化产品开发的实践来看,无一不将文化产品开发环节作为整个博物馆文化产业活动中最重要的环节。国外的一些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开发之所以比较成功,体现在四方面:第一,开发的文化衍生产品立足于本馆独具特色的藏品,设计具有独特的/排他一生0。第二,注重产品质量,制作工艺精美,融合了现代产品设计的理念,功能性强。第三,种类丰富齐全且有不同档次的产品,可以满足各个层次的消费需求。第四,运用/强强联合0的策略,知名博物馆实现了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与经营产业化。第五,美国博物馆协会还成立了专门的博物馆商品销售网络。美国大都会博物馆、大英博物馆、法国卢浮宫博物馆作为世界著名的三大博物馆非常注重文化衍生产品的开发,使博物馆的历史文化传播更广泛的同时,并为博物馆本身带来了丰厚的经济价值,切切实实的做到了以文养文的目标。例如:美国纽约大都会博物馆开发的珠宝首饰类文化产品,将博物馆的艺术藏品与珠宝首饰有机结合,与施华洛世奇公司共同合作开发蜻蜓胸针商品并限量发行,成为该馆的创举和亮点之一。英国博物馆在设计开发文化衍生产品时,则更多地运用了展览常用的故事手法,注重挖掘文化产品背后的故事。

(二)国内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开发现状

随着国外博物馆纪念品的发展取得了成功,我国博物馆逐渐意识到了纪念品在博物馆中的重要性。由于处于起步阶段,整体水平不高,开发能力不足,仍然停留在盲目效仿或者是整套照搬和复制他馆的创意、产品的阶段,没有考虑自身博物馆的特色,导致博物馆纪念品与市场上产品同质化严重,缺乏特色,不能反映各个博物馆的文化底蕴和艺术价值,与西方国家的博物馆纪念品开发相比,存在很大差距。近几年来,我国首都博物馆、北京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越来越重视博物馆文化创意纪念品的开发,在借鉴欧美等博物馆文化产品设计开发的成功经验上,积极探索和大胆实践符合我国实际情况的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的创新设计开发的新途径。特别是上海博物馆还设立相关部门,专门从事文化衍生创意产品的开发和销售,1996年至2006年的10年里,成功开发出1600多种文化商品,年销售额2500万元。他们设计的具有本馆文化特色的领带、丝巾、便签等十分畅销,有的还远销海外。湖南省博物馆文化产业开发中心充分利用馆藏文物和人才资源,大力开发设计博物馆特色文化商品。以文化商品的内涵、优质的服务延伸博物馆的展览、教育功用,打造湖南省博物馆和/马王堆0品牌,弘扬湖湘文化传统。目前我国博物馆自王开发的创意产品形式王要以画册、光盘、明信片、文物复制品、服饰、文具、玩具、生活用品等为王。产品结构有待进一步完善,尤其是产品设计创意开发力度不够,缺乏独具特色的创新概念,应该运用设计赛事等途径,将设计院校的学生,职业设计师和生产制造企业拉入到博物馆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开发的这一领域中,同时加强与各大相关知名设计品牌的合作,以博物馆其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为依托载体,设计开发具有一定实用、欣赏和收藏价值的产品,既能够彰显博物馆的文化特性,又能获得可观的经济效益,对博物馆实现自身造血的目标具有深远的意义。台北故宫通过博物馆文化产品的开发和销售,短短两年时间,销售营业额就从五干万人名币上涨到两亿人名币在这方面算是成功的典范。台北故宫博物院,在文化衍生产品设计开发上做了很多尝试与创新,从几年前的故宫藏宝拓展和延伸的计划,到筹办了至今三届的国宝衍生商品设计竞赛,精选来自台湾年轻设计师的作品进行量产的考量和商品化的过程,还与台湾比较有实力的文化创意公司合作,比如阿莱西、法兰瓷、8IA等,合作开发的商品故宫会收取部分版权费用。这些都是很好的方式把/陈旧0的故宫藏品活化的方式。台北故宫拥有数量众多的陶瓷、漆器、书画艺术品,其蕴含的文化和美学价值如果仅仅通过游客来故宫参观的方式在现代社会显得单调而弱势,设计却是通过一种融合的手段,把抽象意义的传统文化宝藏转化成走进日常生活的产品,把/老/器物通过设计转化为0新/的器物,让故宫藏品文化和美学价值真实地融入到现代人们的生活当中。2湖北省物博物馆文物衍生产品设计开发分析介于国内外博物馆文化产品设计开发的经验,可知随着设计的全球化,人类越来越追求文化独特性的产品设计。把博物馆文物的灵魂价值融入到现代设计观念中,这样的文化衍生产品更能凸显中国文化的精髓部分,在传承民族性文化的同时也有助于博物馆自身的良一生发展。湖北省博物馆作为湖北省唯一的省级综合性博物馆,馆藏文物20万余件(套),其中一级文物近干余件(套),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古乐器陈列馆。为了进一步的凝练和发挥传统荆楚文化的价值,湖北省博物馆应好好利用本馆得天独厚的优势,以本馆收藏的丰富多彩的文物资源为依托,从湖北省博物馆文物工艺美学价值与现代产品设计理念的契合点出发,更好的提升博物馆商品设计的品质,从现代设计角度去感受和体会博物馆文物韵味和格调,形成独具荆楚文化风韵的文化衍生产品的设计风格。开发出独具本馆王题特色的彰显文化个性的产品,这样必能给博物馆以至湖北省带来巨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三)根植馆藏文物价值并与现代产品设计原则相结合开发

摘要：古董陈设作为一种中国传统的室内设计形式，它一方面能够美化室内环境，另一方面又能增加室内的文化内涵，陶冶人的性情。在中国的室内设计史上，古代文人士大夫积累了丰富的陈设经验，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董类型的增多，越来越要求设计师设计出更新颖、更多样的陈设形式。

关键词：室内设计古董陈设收藏

不同的民族有不同的审美观和价值观，作为室内设计重要内容的室内陈设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中国历史悠久，有着灿烂的文化，古代的文人士大夫有较高的文化品位，追求精致典雅的生活，一般有收藏古董的癖好，如董其昌《古董十三说》中所言：“人能好古董，即高出于世俗，其胸次自别。”他们一方面喜欢收藏玩赏，一方面又把古董陈设作为室内设计的一个重要内容，这是因为有些古董既具悦目的视觉形式，又能显示出室主的文化品位，古董陈设能增强室内环境的书卷气息。

古董原意为“骨董”，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张宣《疑耀》卷五四：“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说：“杂古器物不类为类者，名骨董”骨董或古董成为明清时代普遍的说法，由于古董专供玩赏，清乾隆年间，人们开始称古董为“古玩”即古代文玩的简称。

古代士大夫对古董的收藏和赏玩，应该说早已有之。西晋张华“曾收藏天下奇秘”，“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唐初薛稷亦好古博雅。但是，将古器物赏玩自觉纳入文人雅趣系列却开始于晚唐，由于这时期的文化风气使人们更注重细腻内向的直观体验。两宋时期，古董的玩赏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热流。士林领袖欧阳修不遗余力撰成《考古录》，“辑三代鼎彝，长而明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也嗜古成癖，“得书画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卒。”著名的《金石录》就是对古器物“把玩咀嚼”中写成的。苏东坡、米芾等一些书画名家也酷嗜文玩金石。苏东坡《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等文记述了他对古器的玩赏。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明清时期，由于考古学的兴起，文人对古董的收藏与鉴赏更有讲究，屠隆《考余事》，高濂《燕居清赏笺》，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古董十三说》都是对古董收藏和鉴赏的专门论述。古董玩赏关乎文人士大夫性情的静养和人格完善，也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藻清浊的标志，古董在文人生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室内陈设的重要内容。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图书四壁，充栋连床，鼎彝尊，不移而具”“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畜之多，等分宜埒富，时人讥之，余谓博雅好古，尤是文人韵事，风雅之列。”

古董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书画、家具、琴剑、灯镜、玉器、瓶炉等，其中书画的装裱形式包括卷轴、册页、横披、扇面、斗方等，书画的材料有绢、纺、帛、宣纸等。家具的形态有床榻，几案、椅凳、橱柜、台桌、屏架等，家具的材料有花梨木、紫檀、鸡翅木、红木、楠木、铁梨木、黄杨木等。瓶炉包括礼器和酒具，瓷器有官窑、哥窑、汝窑、均窑、柴窑、定窑等，青铜器有鼎、彝、尊、、觚、觯、壶、簋等。玉器按质地分有翡翠、和田玉、玛瑙、岫玉、鸡血、青田等，玉器造型有龙螭、鸾凤、避邪、圭璧、环等。古董是个很大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董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现代人把雕花门窗、瓦饰砖雕、民族服装、餐具茶具、雨具玩具等都作为收藏的内容。一些现代作家也大都有收藏的癖好，如鲁迅喜欢收藏汉画像石拓片。沈从文喜欢收藏西南少数民族的漆盒、土家印花布，还有扇套、眼镜盒、香袋等。周作人喜收旧墨锭、旧版书。唐喜收藏旧藏书票。黄永玉喜欢收藏烟斗。他们收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随缘即喜”，所以不会为收藏而劳心伤神，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他们不但是古董收藏者，也是新古董的发现者。

古董原意为“骨董”，最早见于唐代开元年间，张宣《疑耀》卷五四：“骨董二字，乃方言，初无定字。”明代董其昌在《骨董十三说》中说：“杂古器物不类为类者，名骨董”骨董或古董成为明清时代普遍的说法，由于古董专供玩赏，清乾隆年间，人们开始称古董为“古玩”即古代文玩的简称。

古代士大夫对古董的收藏和赏玩，应该说早已有之。西晋张华“曾收藏天下奇秘”，“由是博物洽闻，世无与比”。唐初薛稷亦好古博雅。但是，将古器物赏玩自觉纳入文人雅趣系列却开始于晚唐，由于这时期的文化风气使人们更注重细腻内向的直观体验。两宋时期，古董的玩赏出现了令人瞩目的热流。士林领袖欧阳修不遗余力撰成《考古录》，“辑三代鼎彝，长而明之”，赵明诚、李清照夫妇也嗜古成癖，“得书画鼎彝，亦摩玩舒卷，指摘疵病，夜尽一烛为卒。”著名的《金石录》就是对古器物“把玩咀嚼”中写成的。苏东坡、米芾等一些书画名家也酷嗜文玩金石。苏东坡《书黄州古编钟》《书古铜鼎》等文记述了他对古器的玩赏。米芾“遇古器物书画则极力求取，必得乃已。”明清时期，由于考古学的兴起，文人对古董的收藏与鉴赏更有讲究，屠隆《考余事》，高濂《燕居清赏笺》，文震亨《长物志》，董其昌《古董十三说》都是对古董收藏和鉴赏的专门论述。古董玩赏关乎文人士大夫性情的静养和人格完善，也成为文人士大夫品藻清浊的标志，古董在文人生活中获得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并成为室内陈设的重要内容。张岱《陶庵梦忆》中所记：“图书四壁，充栋连床，鼎彝尊，不移而具”“余如秦铜汉玉，周鼎商彝，哥窑倭漆，厂盒宣炉，法书名画，晋帖唐琴，所畜之多，等分宜埒富，时人讥之，余谓博雅好古，尤是文人韵事，风雅之列。”

古董的种类很多，常见的有书画、家具、琴剑、灯镜、玉器、瓶炉等，其中书画的装裱形式包括卷轴、册页、横披、扇面、斗方等，书画的材料有绢、纺、帛、宣纸等。家具的形态有床榻，几案、椅凳、橱柜、台桌、屏架等，家具的材料有花梨木、紫檀、鸡翅木、红木、楠木、铁梨木、黄杨木等。瓶炉包括礼器和酒具，瓷器有官窑、哥窑、汝窑、均窑、柴窑、定窑等，青铜器有鼎、彝、尊、、觚、觯、壶、簋等。玉器按质地分有翡翠、和田玉、玛瑙、岫玉、鸡血、青田等，玉器造型有龙螭、鸾凤、避邪、圭璧、环等。古董是个很大的范畴，随着时代的发展，古董的范围还在不断扩大，现代人把雕花门窗、瓦饰砖雕、民族服装、餐具茶具、雨具玩具等都作为收藏的内容。一些现代作家也大都有收藏的癖好，如鲁迅喜欢收藏汉画像石拓片。沈从文喜欢收藏西南少数民族的漆盒、土家印花布，还有扇套、眼镜盒、香袋等。周作人喜收旧墨锭、旧版书。唐喜收藏旧藏书票。黄永玉喜欢收藏烟斗。他们收藏的原则是“人弃我取，随缘即喜”，所以不会为收藏而劳心伤神，正像一位作家所说：“玩物从来非丧志，著书老去为抒情。”他们不但是古董收藏者，也是新古董的发现者。

搜求“古董”首先讲究鉴赏，古董的鉴赏讲究“雅、俗”之分，明清文人在古董品玩上的审美趣味有些细微的差别，但大致上是一致的，这就是在视觉上崇尚“入土年入”因土气浸润而产生古意盎然的色彩，重视器物的朴拙纹饰。凡古者、真者为雅，新者、赝者多俗，稀罕少见者为雅，普通者为俗，天然细润者为雅，粗陋雕凿者为俗，纯净、素色者为雅，复杂、绚丽者为俗，大笔描金字者必俗，至于雕龙镂风、吉祥图案则更被定性为“俗气”。袁中郎《瓶史》中云：“贵瓷铜、贱金银，尚清雅也，”“常见江南人家所藏的旧觚，青翠入骨，砂斑垤起，可谓花之金屋。”文震亭《长物志》也谈到古董的鉴赏，“三代秦汉人制玉，古雅不凡，土锈血侵最多。”“铜器：鼎彝、觚、尊、敦、鬲最贵；、卣、、觯次之。”“官、哥、汝窑粉青色为上，淡白次之，油灰最下。”如此鉴赏趣味，流露出文人高雅脱俗的审美倾向。

明清文人的古董收藏与玩赏，既包括器物真伪的鉴别，也包括古董的陈设艺术。李渔在《闲情偶寄》中谈古董的陈设：“安器置物，务在纵横得当……他如方园曲直、齐整参差，皆有就地立局之方，因时制宜之法。”文震亨《长物志》中云：“位置之法，凡见不同，寒暑各异，高堂广榭，曲房奥室，各有所宜，即如图书鼎彝之属，亦须安设得所，方如图画。云林清秘，高梧古石中，仅一几一榻，令人想见其风致，真令神骨具冷。”在谈到置瓶炉时，他说：“春冬用铜，夏秋用瓷，堂屋宜大，书房宜小，贵铜瓦，贱金银”，袁枚《随园诗话》中也谈到古董的陈设：“陈设古玩，各有所宜，或宜堂、或宜室、或宜书舍、或宜山斋……暴富儿自夸其富，非宜设而设之，置窬于卧室寝，徒招人笑。”从上面一段文字看，古董陈设有四个原则：其一不可予设规模，要就地权宜，根据环境的具体特点而布置；其二还要与时变化，根据季节物候的变化，不断调换古董的位置或古董的种类，避免出现一种古董生根的陈腐迹象；其三古董的陈设最忌对列排偶、务求疏密连断，参差错落；其四古董陈设宜简不宜繁，否则如暴富儿夸富，一味堆砌罗列，会影响居室中萧疏雅洁的趣味。

现代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媒体上对收藏知识的宣传普及，人们(转第127页）(接第111页）的审美水平也提高了，家家都愿意在家中陈设一些古董以增加室内的书卷气息和文化品位，古董有没有文物价值倒不愿意太计较，只要自己喜欢，有审美价值就行，就像古人所说：“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音。”爱好古董收藏的人越来越多，收藏的范围也越来越广，大到家具门窗，小到墨腚印石，高雅者如金石书画，钟鼎瓷器，通俗者如泥狗灶马、牙签筷子等等，有的看重其文物价值，有的看重其审美效果。古董种类的增加和室内环境的变化，需要设计师创造出新的与环境相适应的陈设形式，从陈设的角度讲，古董可分为两类：一类是既有文物价值又有观赏价值的；一类是有文物价值没有观赏价值，或者有观赏价值没有历史价值的。对于第一类最适宜于室内陈设，这些以传统的古董内容居多，如钟鼎瓷器，书画金石。这些内容适宜陈设于古色古香的居室环境中，现代居室多钢筋水泥结构建筑，居室可购置仿古木结构家具与之配套，以求居室整体风格的协调。书画的陈设，要求比较具体，一般大的卷轴画或横披不宜于悬挂现代的方盒空间，除非在大空间的室内，墙面加装木结构的装饰，尺幅度较小的册页或封面，可加镜框，陈设于室内。画面构图形式以装饰造型的工笔画较出效果，如唐代仕女画、宋人花鸟小品或清末任佰年的绘画。现代也有喜欢专门收藏不上釉的陶塑制品的。由于没有色彩的干扰，其造型的审美意味更加突显，如没上釉的唐代陶马、陶俑，体量饱满，空间开张，非常具有现代感，若和锈迹斑驳的青铜器一起放在现代设计风格的居室内会起到锦上添花、画龙点睛的效果。对于新的古董类型，陈设时，要设计相应的陈设设施，即使对一些旧的古董的类型也需要探索新的陈设形式，不能拘泥于传统的博古架形式，如印石、筷子类的小物件。可根据居室的风格特点制作一些木格子或金属架，印石可陈列于书房，筷子宜陈于餐厅。又如宝剑、猎枪一类的东西也制作相应的台架，置于不同的环境。对于大型的文物，历史价值较高，视觉效果不太美，可置于储藏室，若室主陈列愿望强烈，可以设计专门的陈设空间。设计的主要原则是要把古董作为一个设计元素自然地融入室内环境，使人进入室内感觉到古董就是环境的一部分，而没有突兀的感觉。现在一些从事文艺工作的人一般都有收藏古董的癖好，但陈设时极不讲究，不考虑造型、色彩，体量是否协调，一味地堆砌罗列，进入这样的居室内如进入了古董店，或是荒祠古墓，给人一种阴气袭人的感觉。现代的古董陈设一般要注意这样几点：首先，要弄清古董的内容与居室功能是否相吻合；其次，要考虑造型形式与室内设计风格协调。另外，要注意古董的堆砌太多使室内环境的明度下降，暗调的居室空间会给人一种沉闷压抑的感觉。

摘要：由于意识到文物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保护文物则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建立文物保护的有效机制，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物资源丰富且在历史和现实中遭受严重文物流失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本文对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例如应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规范文物收藏和拍卖，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政策，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并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1】。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2】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

文物保护经费的短缺是给予发现者补偿面临的一大困难，没有相应的财力支持，合理补偿是不可能的。但正如在修改《文物保护法》时一些专家建议的，文物保护经费除了规定国家应给予相应的经费保证外，还应充分发挥社会力量，参与文物保护，多方筹措文物保护资金。但任何激励机制都不能成为刺激文物盗窃和非法盗掘的诱因。仅有偶然发现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才能获得补偿，任何人都不能为了获得补偿而专门寻找甚至盗掘文物。除了金钱激励机制外，政府还应向公众表明对积极上交文物者的认可，通过媒体大力宣传，真正使物质和精神奖励落到实处。

（二）税收激励机制

连云港市作为港口城市，是新亚欧大陆桥的东桥头堡，有山有水有港，有神奇的传说，有独特的山水地貌，有深邃厚重的文化底蕴，世世代代的港城人创造了灿烂的连云港文化，是港口人在生产和生活当中长期积累的精神财富、物质财富和智慧财富的综合,是港城人的自豪和骄傲。连云港的文化产业却只是刚刚起步的新领域，目前有几大门类产业都在悄然兴起，第一个是传媒业，实际上传媒业在经济学上讲是个广告语，它是靠广告补偿的。第二是会展业，实际上它是靠两方面的收入，广告和门票。第三是演艺、娱乐业，它和会展业有相似之处，不过演艺娱乐业更多的是服务。第四是文化创作产业，最接近文化产业原意的，比如说一项产品开发、图书出版和图书的写作，还有动漫产业等属文化创作产业。第五是旅游业，也是连云港这个港口城市发展文化产业的主要门类。其中演艺、娱乐业、旅游业是规模很大的群体，主要提供文化产品和服务，文化与休闲娱乐，还有与文化产业文化产品服务直接关联的这些用品，也是连云港文化产业的主体。当前，要充分挖掘港口文化资源，让港口文化发挥它的作用，使文化产业日益兴盛，让文化产业在国民经济的大构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一、发挥港口优势，唱响山海之歌，确定文化产品经营方略，是发展文化产业的当务之急。

连云港在新亚欧大陆桥东桥头堡的地位确立后，它就成了新时代世界人民建设发展的新丝绸之路，有利于连云港市经济发展和文化的对外交流。它要求我们一切经济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与国际市场接轨。而市场机制是促使生产要素流动和资源配置的基础运行机制，文化产业作为市场的一个组成部分，充分发挥本土文化，抓龙头，抓时机，创造精品，建成有实力文化产业体系，让文化产业成为连云港新的支柱产业。文化领域大多是公益性，但意识形态属性延伸，也有经济属性，因为文化并不全然都是文化活动，而且文化产生本身也可以成为经营的对象，所以要针对实际情况，必须遵循一些规则。

首先，港口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文化发展的必然走向。将港口的演艺业、娱乐业、旅游业文化资源的合理配置，是文化产业最具有可持续发展特性的产业，因为它主要消耗文化资源本身是可以不断重复的，也可以通过开发更加丰富，更加有价值。但并不是所有的文化产业都进入市场运作，有相当的文化产业实际上是以政府购买的方式，或者直接由以社会公益的方式向社会来提供，从古至今，文化设施都设立在人口集散最多的场所，在港口更是独占优势。其人流量的优势，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协调发展，因此，港口的商业经营价值、房屋土地价值、娱乐消费价值等一些资源都给文化产业的发展提供走进市场的先天条件。

其次，文化产业走向市场和不断完善，是带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必不可少的物质准备。连云港要发展文化产业，提高在经济增长中文化产业所占的比例，还是要从战略上考虑。要适应社会发展的大趋势，必须让文化产业发展在“十一五”规划中占有重要的位置。文化产业市场化运作，并以此带动文化事业的繁荣和文化产业向深度发展。文化娱乐业是以文化部门为主渠道，文化单位有的是房屋、土地等存量资产，充分开发和盘活，启动自力，借用外力，提供发展和开发的优惠政策，以吸引国内、国外投资者将资金投向文化项目，方法上采取租赁、出让、股份等形式吸引外资，实施多种所有制经济形式下的大联合，走出一条容吃、住、行、玩为一体化服务，规模经营的文化产业路子。

再次，文化产业要融入经济建设之中，形成独有的港口特色文化内涵的新创意。要打出港口的品牌和声誉，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形成独有的港口文化产业的新创意，使其成为经济建设的一个新的重要增长点，并把港口文化产业变成经济建设的重要支柱之一。还注重文化功能，港口文化品牌的创塑要向外发展，引进外来资金技术，把发展文化产业的目标定位在宣传港城，树立港城形象，让国内外更加了解连云港，让投资者信任连云港、建设连云港。从而让文化产业成为对外交流的窗口，走出市门，走进全国，走向世界。

摘要：由于意识到文物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保护文物则体现了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越来越多的国家致力于建立文物保护的有效机制，这一点对于中国这样一个文物资源丰富且在历史和现实中遭受严重文物流失的国家来说尤为重要。本文对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提出了一些思路，例如应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规范文物收藏和拍卖，实施开明的文物出口政策，促进文物保护中的公众教育与公众参与并加强文物保护领域的国际交流与合作。

关键词：文物保护完善策略中国

文物体现了一个国家、民族或群体的成就、价值和信仰，在塑造共同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保护文物是对国家、民族历史和传统的尊重，是传承和发扬民族文化的需要，是人类文明进步的重要体现。因此，建立文物的保护机制，制止文物的非法流转，就显得尤为重要也是在情理之中了。具有五千年璀璨历史文化的中国蕴藏着丰富的文物资源，中国文物流失的历史让人痛心，文物非法流转的现实让人堪忧。保护现有的文物，遏制文物的进一步非法流转是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新世纪的中国应在文物的保护方面有所作为。借鉴国际经验，完善中国的文物保护制度，坚持文物领域的国内保护与国际交流并行，应成为今后发展的趋势。

一、建立文物保护的激励机制

（一）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

根据我国2002年《文物保护法》的规定，发现文物及时上报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护的，将由国家给予“精神鼓励或者物质奖励”。尽管法律明确规定对主动上交发现文物者进行物质奖励，但多数情况下这种奖励只是“名义上”或者“象征性”的，无法激励文物的发现者积极上交。在一些国家，例如韩国，根据法律，发现文物也必须上报有关权力机关。对发现者的补偿视文物发现地的权属而定。如果发现地属国有土地，则发现人获得的补偿数额是文物价值的一半；如果土地属私人财产，则土地所有人和发现人各得文物价值一半的补偿额。根据韩国的经验，有学者认为，“政府给予发现人较高的价格补偿是阻止走私和非法交易的最好方法。”为鼓励上交新发现文物，应该通过激励机制向文物的善意发现者支付合理的现金补偿。尽管补偿金不一定与发现文物的市场价格相同，但如果政府给予的奖励接近文物发现者可能从黑市交易中获得的非法收益，文物的发现者也必定乐意上交，因为这毕竟是合法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