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危机论文范文10篇

1、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2、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3、减少与防范金融危机的思考

如果那位“美国老太太”有“中国老太太”一半勤俭持家的态度，贷款消费悠着点，量力而行，美国的金融危机或许就不会爆发了；而如果那位“中国老太太”有“美国老太太”一半提前消费的理念，存一点消费一点，量入而出，生产的东西自己也可以享受一部分，内需也就强起来了，我们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或许就更强了。金融危机所造成的危害和影响依然在持续，这也为置身其中的我们带来许多启示与思考，为减少金融危机的危害并更好地予以防范与抵御，笔者建议：

内容提要：丹尼尔·贝尔是当代美国批判社会学和文化保守主义思潮的代表人物。他从传播技术和传播内容、传播者和接受者的角度，剖析了大众传媒在新教伦理向享乐主义、现代主义向后现代主义的反文化蜕变过程中的社会作用，从而把大众传媒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之间的关系揭示出来。他对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透辟分析，对以大众传媒为载体的大众文化的批判，体现了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但其新保守主义的文化立场，又决定了他的这种批判是温和的、不彻底的。

一、贝尔的学术研究与其批判性传播观

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传播学界，首先是西欧的传播学家们，围绕“信息时代”的社会制度、传播体系和意识形态等问题，曾展开一场广泛的国际讨论。这场国际讨论直接发端于两本书的问世，第一本是《意识形态的终结》(1960)，另一本是《后工业社会的来临》(1973)，均为丹尼尔·贝尔所著(张隆栋，1993：287～290)。

丹尼尔·贝尔(DanielBell,1919——)是当代美国大名鼎鼎的学者和思想家。贝尔在四五十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在六七十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担任社会学教授，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预测有关的活动，担任过美国文理学院“2000年委员会”主席、美国总统“八十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等职。贝尔在战后西方的社会学、未来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诸领域均处于领先地位，1974年全美知识精英普测时，他曾名居10位影响最大的著名学者之列，在欧美思想界声望甚高(Bell,D.1980:11～13;Waters,M.1996:11～16)。

贝尔的学术著述很多，构成其综合思想体系的关键著作，除了前面提到的《意识形态的终结》、《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两书外，还有一本就是《资本主义文化矛盾》(1976)。在前两本书中，贝尔着重探讨了西方世界政治思想和社会(技术—经济)结构的变迁，认为在现代西方社会(主要是美国)向“后工业社会”的萌发阶段，技术性决策将在社会中发挥重大作用，传统意识形态不可避免地将为科技治国论所取代。《资本主义文化矛盾》一书则追溯了资本主义文化的发展历程，并剖析这种文化如何与经济和政治中的轴心原则、轴心结构发生不可避免的矛盾，反映出贝尔全面探查当代西方社会结构、政治模式和文化思想领域的努力。他对资本主义文化乃至整个社会矛盾的透辟分析，代表了文化社会学和发达资本主义研究的一项开创性成果，而其中涉及到的对大众传播媒介与资本主义文化危机的关系的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出美国传播学批判学派的观点。

贝尔所说的资本主义文化危机，在其表层上，是指技术—经济领域与文化领域之间的断裂和冲突(这种断裂和冲突，同样存在于技术—经济领域与政治领域之间)。资本主义技术—经济体系以功能理性和节俭效益作为它的调节方式(轴心原则)，本身是一个官僚等级制结构(轴心构造)，其中的个人受到角色要求的限制，成为最大限度谋取利润的工具。文化领域的特征却是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轴心原则)，它以个人的感觉、情绪和兴趣作为衡量尺度，追求个性的无限张扬和独立不羁，因而同技术—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之间发生激烈的冲撞。从更深的层次上说，“文化领域是意义的领域”(贝尔，1989：30。下引该书只标页码)，它通过宗教、文艺、价值观念等象征性的表现方式，给人类生存提供一种超越性的信仰，成为一种将整个社会凝聚起来的道德纽带。然而，以自我表现和自我满足为特征的现代文化，由于其本身的空幻性，却只能导致人们意义的迷失，从而瓦解文化对整个社会的聚合力。长此以往，将会使西方社会重蹈古代文明由奢华到内乱的覆灭之路。

1、

金融危机又被称为金融风暴，是指一个国家或几个国家与地区的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如：短期利率、货币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自2008年9月美国雷曼公司申请破产保护标志金融危机开始以来，这场危机迅速蔓延至全球，造成股市暴跌，房价下挫，出口放缓，消费滞涨，失业率增加。危机现在依然在持续，其破坏力及影响力是巨大的。在此情况下，国人的消费观念是否发生了一些变化？发生了什么变化？金融危机对我们的消费观念带来了什么启示？

2、美国金融危机透视

此次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是美国2008年8月爆发的“次贷危机”。美国人购物尤其是购买住房等高档商品，大多采用抵押贷款方式分期付款。事实上，美国借贷消费文化的产生与发展已有近百年历史,借贷消费也曾经受到清教伦理的谴责，经受过社会文化的挑战。但上世纪30年代以后，这一消费方式逐渐为社会所普遍接受，而且在人们心中扎下了根。久而久之，美国人崇尚超前消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蔚然成风。他们手握信用卡尽情购物、疯狂消费，却似乎忘记了“欠债还钱”这个道理。随着房产泡沫的破裂，美国房产价值逐渐蒸发，现在有近1/6的美国房主背负的房贷要高于其房屋本身的价值，这也增加了拖欠偿还按揭贷款的可能性，从而为次贷危机乃至金融危机的爆发埋下了祸根。

3、金融危机对我们的冲击

曾经有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一位中国老太太，含辛茹苦地过了大半辈子，终于在临终前攒够了买房子的钱，搬进去只住了一天，就死了。而一位美国老太太，在年轻的时候通过贷款买了一套房子，一辈子住得舒舒服服，在她临终的前一天，终于把贷款还清了。这个故事在中国刚刚出现商品房的时候，为推动中国的房地产还有金融业的发展确实起到了不少的刺激作用。时至今日，贷款买房在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已是天经地义的事情，毕竟一次性付款购买商品房对多数中国人来说还难以做到。而随着金融危机进入中国并在中国蔓延，一些我们不愿意看到的负面报道也在不断出现：许多企业倒闭，特别是一些外贸企业；企业掀起裁员潮；工作越来越难找，即便对今年大学毕业生乃至研究生来说情况也不容乐观，据媒体最新报道，截止今年7月日，经多方努力，高校毕业生就业率达68%；在许多行业，加薪开始变得遥不可及；随着需求减少，商品价格正在不断下降，从而导致企业生产的热情也在不断降低。总理今年1月28日在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年会上表示，席卷全球的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也造成较大冲击，主要表现在：外部需求明显收缩，部分行业产能过剩，企业生产经营困难，城镇失业人员增多，经济增长下行的压力明显加大。据媒体上报道，仅广东一个省，在2008年10月份就垮掉了8万多家企业，大多是加工制造业，高消耗高污染低附加值型企业；另一个事件恐怕就是武钢前期出台的裁员减薪计划了。国有企业率先扛起了裁员减薪的大旗，对整个市场的影响恐怕更多的是会造成人们心理上的恐慌。

摘要：在国际金融危机背景下，2008年金秋时节，万载人民敢闯敢拼，克服困难，成功举行首届中国万载花炮文化节，在利用大事件传播花炮文化方面取得重大成果。当前，为克服金融危机给万载花炮文化传播带来的影响，在当今如此复杂的媒体环境和竞争环境下，创新花炮文化传播手段显得尤为重要，科学运用媒介组合策略，长期不问断传播推广“万载花炮”这一证明商标，同时加强与其他花炮主产区的交流与合作，从而打造万载花炮“时尚、安全、美丽、响亮”的新形象。

关键词：万载；花炮文化；金融危机；传播策略

美国“次贷危机”是从2006年春季开始逐步显现的。2007年8月开始席卷美国、欧盟和日本等世界主要金融市场。金融危机给我国花炮出口企业带来重大影响，湖南、上栗不少企业，尤其是出口企业处于停产半停产状态。据了解，上栗某花炮厂2008年底因国际金融危机影响，来自欧美地区的订单减少70％。万载也不例外，花炮产业是万载经济支柱产业，出口受到国际金融危机影响，订单减少，在突然而来的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花炮产区当前是如何传播其花炮文化的?在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又遇到了哪些困难?万载该如何解决花炮文化传播过程中的问题?本文将就以上问题提出相应的看法和建议。

1金融危机背景下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

自2007年8月开始的国际金融危机影响下，万载并没有放松其花炮文化传播活动，近两年来，宜春中秋时节的月亮文化节上都可以看到万载花炮的精彩表演，特别是2008年中秋万载更是成功举办了声势浩大的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外界极大地宣传了万载的花炮文化。当前万载花炮文化传播状况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1．1成功举办彩天情2008中国·万载首届花炮文化节，向国内外展示万载花炮文化。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摘要：由于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金融危机迅速的蔓延，国际金融形势急剧变化，迅速演变成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国际金融危机，使世界经济可能进入较长时间的衰退。中国也在这次金融危机中受到了严重的打击，各行各业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得打击。而与全球金融环境的一片看跌的形式相反，金融危机反成为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的契机。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带着逆流而上的力量快速发展，展现出了这一新型产业的活力，如今文化创意产业所释放出来的巨大生产力、推动力和影响力,都超乎了人们的想象。但是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的的发展还是存在许多的不理想和局限性，依旧有许多在发展上的困惑和障碍。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一方面要多学习西方发达国家在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发面的成功经验，以加快发展我国的文化创意产业；另一方面我国也应该认真分析现在的发展形式和发展趋势，结合自身的优势走出符合我国自身发展的一条道路。

关键词：文化创意产业；金融危机；产业发展

前言

金融危机早已像瘟疫一样在全球蔓延开来，在全球金融环境一片混乱的情况下，中国在应对这一次金融危机的挑战的时候，却在一些行业看到了希望和机遇，文化创意产业就是其中之一。发达国家的发展经验证明，当人均GDP在1000-5000美元时，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制造业、加工和传统服务业；当人均GDP在5000-10000美元之间，拉动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在科技创新、创意产业、高科技产业和服务业产业。中国的长三角地区的经济发展，已经完全可以满足这类要求。所以在这样混乱的时候文化创意产业反而显示出了自己的光辉，展现出了朝阳产业的魅力。

一、现阶段中国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背景

（一）国际经济发展现状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基金

文化产业基金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也亟须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那么，在非常时期、面临非常机遇的情形下设立国家级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运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政府、机构、公司率先开始设立与运营文化产业基金，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基金规模相对弱小是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现状，随着近两年来各地文化产业基金的快速成长，我国的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创阶段逐渐过渡到成长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产业而设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例如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和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财贯通投资管理公司主导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市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资金；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华夏济南分行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孔子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近两年以来陆续发起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莱芜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淄博市文化产业基金、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基金、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等。

无论是浙江省第一只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计划为2.5亿元人民币的东方星空文化传播投资基金，还是北京市计划每年拿出5亿元人民币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发展本地方文化产业的层面，基金规模不仅比国外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规模小，就连相比于国内其他产业基金来说也是弱小的。在国内外运作良好的其他产业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挂牌的我国第一只经国家特批设立的契约型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其总规模就达200亿元人民币；另外，于200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山西能源产业基金是我国首个能源产业基金，其基金总规模也高达100亿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动辄就高达数百亿的外国国家产业投资基金。

关键词：金融危机中国文化

如今，文化软实力在提升国家整体实力方面的作用越来越显著，通过文化走出去，让世界更深刻地了解中国，从而提升我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已成为中国转型期实现跨越式发展的重要战略抉择。然而，一场发端于美国金融业的危机正逐步扩散到全球各行业，国际间的文化交流也难免受到影响。因此，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是危还是机？中国文化产品及服务如何在本次危机中面对挑战，抓住机遇，持续有效地推进“走出去”战略？等等，是目前中国文化相关业界亟需思考的问题。

一、现状：本次金融危机对中国文化“走出去”影响概述

文化“走出去”有两层含义，其一是通过文化交流活动向世界各国传播文化理念，展示具体的文化形态，其二是指国际贸易中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包括广播影视、信息服务、演艺剧目、文化用品等方面。而文化理念的传播，往往要通过一定的文化载体，并且最有效的实现方式是受者自觉的文化消费，因此，文化出口成为中国文化“走出去”的最重要部分。

自2006年美国“次贷危机”爆发以来，这场始于华尔街的金融危机波及范围越来越广，从发达国家到发展中国家，从虚拟经济到实体经济，从金融业到各行业，正逐步蔓延。文化贸易方面，文化出口一直是国际贸易中的重要部分，在本次金融危机中，各国文化市场均受到不同程度冲击，从而对文化产品及服务的出口造成一定影响。

由于文化产业多侧重于创意型经济，介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之间，而中国文化出口总量较小，因此金融危机初始，产业链上尚未显现出大规模的受影响状况。目前波动较大的出口部分在文化相关类，如文化产品制造业。由于欧美市场萎缩，江浙一带的工艺品制造商均表示今年圣诞礼品的欧美订单减少了三分之一以上，原本抱了较大希望的广交会也未能如预期带来大量订单。这对国内部分资本储备不足、产品单一的中小型企业是严重的打击。其次是中国当代艺术品在海外拍卖会上表现均不如从前。在11月初结束的伦敦苏富比秋拍会中，中国当代艺术品共成交203件，平均每件成交价107万港元，较春拍的每件158万港元降低了32%，成交总额已萎缩至最近三季最低。[1]海外演出方面，杨丽萍领衔主演的《云南映象》，原计划年底赴日本进行的巡演临时取消；天创国际演艺制作交流有限公司出品的舞台剧《功夫传奇》，原计划明年4月在美国拉斯维加斯进行的几十场演出，如今也生出许多不确定因素。[2]而随着金融危机影响的扩散，我国社会经济各方面必然受到波及，中国文化走出去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布劳代尔（FernandBraudel）将金融活动归结为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最高形态（具有超越分工的倾向），列宁则将之归结为资本主义最后阶段（金融寡头垄断）的核心部分。在深受马克思制度分析影响的制度经济学家眼里，金融是信用关系从“前资本主义”简单生产扩展到资本主义再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总之，金融是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密切关联著的。从这个意义上说，金融危机总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关玒的挑战。当人们的物质利益在金融危机中受到损害时，人们便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有效性发生疑问。不仅如此，人们还进一步对カ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理发生疑问。在所有这些疑问之上，人们最终会怀疑∶来自西方社会的“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是否真的适用於非西方文化传统诸社会的经济？我在这篇短文里提出来讨论的，就是由金融危机所揭示的、在经济活动与道德基础之间的关系，以及在“非西方社会”（non-westernsocieties）诸经济的现代化过程（从传统农业到现代工业的“转型期”）中，传统与现代化的冲突问题（关於这些问题的更深入的讨论，参阅文末参考文献）。

金融固然归根结柢是一种信用关系，但是“金融”这种信用关系所要求於一个社会的道德基础的条件却比一般信用关系强得多。托宾（JamesTobin，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在为《新珀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词典》撰写的“金融”词条里说∶一张借据，仅当它进入流通领域时，即被债权人拿来当做“信用”转让给第三方时，才具有“金融”的意义。在韦伯（MaxWeber）的论述传统中，金融，尤其是现代信息技术基础上的股票カ场这样的金融活动，可以被理解为一种“大众参与”的过程。在这里，我把“大众”定义为超越了“私人联系”所能维系的竤体的规模。与托宾的定义一致，当我们考察一张借据能够成为一项“金融工具”的前提时，马上会注意到金融与“信用一般”之间的本质差异∶在传统社会里相当常见的借据，只要求借贷方对出据方的信任关系。这种关系可以而且经常仅仅依癠於私人联系（血缘、地缘、业缘）；在大众参与的金融过程中，出具这张借据的个人的信誉，对多次转让以后的债权人而言几乎没有甚么意义。没有谁会因为不认识一家企业的老板而拒绝购买普遍被看好的该企业的股票（尽管许多人会因为认识那家企业的老板而购买该企业的股票）。金融过程所依赖的，不再是几乎每一个能够生存下来的社会的道德传统中都具备的人与人之间的“私人信任关系”（即建立在上述私人联系基础上的信任关系），而是必须依赖於“非个人”（super-individual）的、“超越私人联系”的，被哈耶克（F.A.Hayek）称作“抽象规则”（abstractrules）的那种制度。这种制度在韦伯那里被称作资本主义的“支撑体系”（suppportivesystem），包括独立的审计和会计系统、独立的司法与法庭抗辩系统，以及使“自由契约制度”（freecontracting）

得以有效的其他种种制度。事实上，当我们（跟著韦伯）如此重视资本主义制度的“可计算性”的时候，我们必须看到，如果不是因为这些“支撑体系”的超越私人联系的性质，如果不是因为这种“非人性”的制度里的“铁面官僚”的冷淡，无情地排除或极大地减弱了那些时刻包围著我们的、无孔不入的“私人联系”的影响，那么资本主义的“可计算性”就难以存在。

让我从股票交易中提出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上面的论点。在美国流行的网上股票交易商当中，明确地规定了所谓“跳一价位”（stickup）制度。就是说，当股票交易的委癠方向方发出交易指令时，如果指令是“卖空”，那么方只能在カ场价格从下降过程中停稳的某个价位再跳上一个价位时执行委癠方的指令。跳一价位的规定是为了防止股票カ场在高度不稳定期间被短期炒家炒到崩盘的地步，因为从理论上说，卖空股票的数量可以无限大地超出股票发行的总量。当股票从一个过高的价位下滑时，往往引发“雪崩效应”，手中执有股票的人会争先恐后卖出股票，而原本没有股票的人，出於投机，会大量卖空股票。跳一价位的规定使得卖空行为相对於原本持有股票而现在卖出股票的行为而言，处於劣势。例如当IBM股价一天之内从105美元下滑到100美元时，如果中间没有停顿，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卖空方基本上无利可图，甚至可能亏损（如果股价跌到100美元以下才停住并且反弹到100美元，那么按照“随行就カ”marketorder指令执行的卖空就会造成亏损）。

跳一价位规则也许或者肯定对社会整体而言利大於弊，但是它所要求於社会的道德基础是甚么呢？我还是想用具体的例子来说明这个要求。在跳一价位的规定下，委癠方事实上只有两个选择∶（1）向方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在该指令下，委癠契约关系规定，方必须“尽最大努力”（besteffort）为委癠方卖一个好价钱；（2）向方发出“限定价格”（limitorder）指令（当然包括“止蚀限定价格”）。在该指令下，方要么不卖，要么只在委癠方限定的价格以上将股票卖出。对华尔街的许多股票及其期权（options）而言，价格在一天之内的变动可以大大超出1%的幅度，例如计算机业三巨头之一的Dell，其股票常常在一天之内变动10%左右。最近的例子是1998年1月11日，在一分钟走势图上显示，Dell从85美元几乎不停地跌至79美元，然后再上升到87美元。与此同时，Dell的期权价格，以一月份到期的85美元出售权为例，则毫无停留地从2.5美元上升到6美元再下跌到2美元，一天内的变动幅度几乎达到300%.熟悉香港股票操作制度的读者会注意到，这正是股票交易人谋私利做“老鼠仓”的大好时机。仍以Dell为例。如委癠人发出的指令是“随行就カ”购买一月份85美元出售期权，那么人完全有理由按照当日最高价格6美元为委癠人“买进”期权，而实际上自己以例如当日行价3美元买进再转让给委癠方，获利100%.如果委癠人发出的是卖空指令，那么在跳一价位规则下，人仍可以在当日的较高和较低两个价位上自己卖空，然后把那些在较低价位上卖空的股票“转让”给委癠人（即在低价位上买回并在同一价位上借出该股票给委癠人）。尽管有详细的规则禁止人这样做，但由於监督成本太高，委癠人事实上很难知道自己的指令是在哪一个价位上执行的，除非委癠人能够看到交易当天“场内专家”（specialist，或market-makers）的交易记录。我在香港曾经听一位交易所的朋友说，香港交易机构里几乎人人都有“老鼠仓”。这或许是夸大的，但离现实应当不会太远。另一方面，以我个人多年的经验，美国的网上交易员，至少那些著名的互联网交易公司，不太可能做“老鼠仓”。所以我相当放心地发出“随行就カ”指令，并经常於事后得知成交价格比我期望的更加理想。这个例子说明，跳一价位规则或任何金融制度，其事实上的有效性常常主要依赖於规则执行者的道德自律，在监督成本高昂的场合尤其如此。这也是诺斯（DouglasNorth，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所说的“第一方监督”（thefirst-partyenforcement）。

我曾在其他文章里详细介绍过，在成熟的资本カ场里，各大交易公司不仅为竞争客户而珍惜自身名誉，而且还要竞相为客户提供可靠和权威的信息谘询。后者比前者更加难能可贵，也更难以靠第二方（即参与契约的其他当事人）或第三方（即与契约利益无涉的仲裁者）来监督。由於技术上的原因，依靠道德自律以外的其他方式来监督人行为的成本高昂，许多原本对合作双方都有利可图的项目，在缺乏道德共识的社会环境里就无法实行。试想，假如我发现每一次我的“随行就カ”卖空的指令得到的结果都比我预期的价格低得多，我就不会继续使用这一指令方式，於是在未来的交易中，当カ场变化剧烈时（限定价格的指令往往无法执行），在我和我的交易人之间就做不成任何交易。

关键词：金融危机文化产业基金

文化产业基金对于我国文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来说是非常关键的、不可或缺的，文化产业链的形成也亟须基金的支持，尤其是在当前金融危机的特殊时期。那么，在非常时期、面临非常机遇的情形下设立国家级的“国家文化产业引导基金”与“国家文化产业担保基金”究竟有多大的可能性和必要性？以及如何运作？下面就这个问题略作初步的分析和探讨。

一、中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现状

我国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起步较晚，虽然目前我国已经有部分省市政府、机构、公司率先开始设立与运营文化产业基金，并进行了一定的探索。但从总体上看，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基金规模相对弱小是我国文化产业基金发展的现状，随着近两年来各地文化产业基金的快速成长，我国的文化产业基金的发展正从初创阶段逐渐过渡到成长阶段。

目前为止，我国还没有专门针对文化产业而设的国家级文化产业基金，都是以地方省市政府、机构、公司发起与设立为主。例如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卡通艺术委员会和湘财证券有限公司及其旗下湘财贯通投资管理公司主导设立的中国文化产业基金（CCF）；由上海市委宣传部和浦东新区人民政府共同发起设立的上海市东方惠金文化产业投资资金；由中国孔子基金会和华夏济南分行在2000年发起成立的中国孔子文化产业投资基金；以及近两年以来陆续发起设立的天津滨海新区文化产业发展基金、莱芜市文化产业发展专项基金、淄博市文化产业基金、杭州市文化创意产业专项基金、青岛市文化产业发展基金等等。

无论是浙江省第一只国有文化产业投资基金——总规模计划为2.5亿元人民币的东方星空文化传播投资基金，还是北京市计划每年拿出5亿元人民币建立的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发展专项资金，但也仅仅是停留在发展本地方文化产业的层面，基金规模不仅比国外的国家文化产业基金规模小，就连相比于国内其他产业基金来说也是弱小的。在国内外运作良好的其他产业基金，例如，在2006年12月30日正式挂牌的我国第一只经国家特批设立的契约型中资产业投资基金——渤海产业投资基金，其总规模就达200亿元人民币；另外，于2007年9月经国务院批准设立的山西能源产业基金是我国首个能源产业基金，其基金总规模也高达100亿元人民币，更不用说动辄就高达数百亿的外国国家产业投资基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