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史论文范文10篇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到本世纪初，伴随武侠文化在社会上的流行，国内武侠小说研究曾出现一个短暂的热潮，学界先后出版多部著作，专题论文也逐渐丰富起来。但限于以往研究积淀的不足，学界对武侠小说文体概念、历史渊源的认识多存在模糊之处，武侠小说的学术研究往往文史不分（即将武侠小说的文学研究和中国游侠的历史社会研究混同起来），文体混淆（即将有关武侠的小说、诗歌、散文笔记等不作区分的研究）。而在武侠小说的历史演变这一问题上，由于学科方向的限制，已有研究也往往忽视唐前武侠小说。宋巍博士对上述问题深有感触，这是其撰写《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的主要动因。总结起来，该书在古典武侠小说作品文献整理、武侠小说渊源、武侠小说史的体系构建上，都提出了系统独到的见解，展现了武侠小说研究领域的新成就，如此也使该书具有了鲜明的特色。

一、文献辑佚贵在扎实

武侠小说是中华类型小说的重要一种，它为读者创造了一个侠气纵横、瑰奇灵异的武侠世界，历来受到读者青睐。应读者需求，历史上武侠小说代有佳作，异彩纷呈。遗憾的是，由于历史上对小说的歧视和学界对武侠研究的偏见，武侠小说方面的作品文献保存工作一直被忽视，作品散佚流失现象严重。为了弥补这种这种缺憾，学界作了大量的资料文献的辑佚工作，先后出版了《中国现代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中国武侠小说辞典》、《中国武侠小说名著大观》、《中国武侠小说大观》等多部武侠小说文献辑录辞书，武侠小说文献辑录工作取得了空前成就。但限于体裁和编写目标的影响，这些辞书大多将辑录重点放在民国以后，对先秦至清的古典武侠小说用力甚少。在文献整理方面，由于大多是辞书类工具书体裁，文献多以音序编排，对文体类型、叙事主题、朝代时序等不太注意。有的辞书在资料整理上缺失现象比较严重，如宁宗一主编，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2年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鉴赏辞典》，在“作品编”的“唐前古代作品”中，仅仅收录《三王墓》、《老人化猿》、《李寄》、《杨大眼》、《刺客列传》、《游侠列传》、《燕丹子》等七部作品，数量与实际相差很多不说，其中还收入《刺客列传》、《游侠列传》两篇不是小说的史传作品。[1]出于深入研究的需要，宋巍写作《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时，非常重视对作品文献和相关资料的辑佚。在第三章“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中，宋巍统计了十五篇产生于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作品，不但注意到了影响较大的《三王墓》、《李寄》等，还新发现了《熊渠子》、《周处》、《戴渊》等作品。对以往常常混淆的《三王墓》、《干将莫邪》也作了厘清性的文献辨析。在以往唐代武侠小说研究中，对唐代武侠小说的作品数量统计往往是缺漏不全的。如1992年花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中国武侠小说辞典》，收录唐代武侠小说35篇。而漓江出版社1994年出版的《武侠小说鉴赏大典》，收录的唐代武侠小说仅有14篇。相较他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搜检唐代古籍，辑出具有完整情节、完整形象和完整主题的唐代武侠小说53篇，其中《陶岘》、《懒残》等作品的收录和研究都是之前武侠小说研究领域较少关注和涉及的。作为中国文学研究的新兴领域，武侠小说研究迫切需要在较深的层面迅速展开，如此方可正确认识研究对象，促进学科发展。也正因如此，本领域的早期学者作了大量筚路蓝缕的开拓性工作，包括作品赏析、作家研究和框架构建。但限于掌握文献不足，初期研究成果的取得是建立在片面文献分析上的，有些结论尤其缺乏扎实的例证支撑。这个问题体现的最突出的就是对唐前武侠小说创作的习惯性忽略。因为文献缺失，我们对先秦武侠文学的研究只能集中在《史记•游侠列传》，因而缺乏对武侠传统的文化影响的溯源审视。我们对魏晋南北朝武侠文学的研究重点，常常放在“顾名即可思义”的游侠诗上，既不区分诗与小说的文体差异，也不寻找后代武侠小说的魏晋祖源。因为对唐前武侠小说文献的忽视，我们曾经错误得出唐代豪侠传奇纯为武侠小说的全新开创的结论，使得中国武侠小说这一民族独有的小说类型陷入“失祖无源”的研究窘境。为了突破这种困境，宋巍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不但将“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秦汉文学与武侠小说”、“魏晋南北朝武侠小说”单列三章，探源溯流地为中国武侠小说的历史承继理清了渊源，而且将著述的重心放在前辈学者重视不足的文献辑佚上[2]。他遍阅典籍，系统整理了中国武侠文化中与武侠小说相关的神话、史传、谣谚、笔记，将散于各部的武侠研究文献置于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宏大结构中，并以朝代先后排列，按与武侠小说发展的关系加以分析，最终使得中国武侠小说的古代部分文献丰富而扎实，为未来更深入的研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史论结合新见迭出

《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方面在“史”的角度注意文献的整理运用，另一方面，该书也十分注意从“论”的角度上，深入论述中国武侠小说历史流变中值得注意的问题。对之前学者已有结论的问题，《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并不盲目地接受或反驳，而是在掌握扎实文献证据的前提下重新审视，然后提出个人的见解。一言以蔽之，《史论》在理论研究角度的主要特色，一是注意新问题的发现和回答；二是重视老问题的审视和辨正。相对于其他题材的小说来说，武侠小说是小说研究中的新领域。随着研究的深入，研究者应注意发现和阐述初期未涉及的新问题，以此促进研究走向深入。在这一方面，《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表现出明显的“以问题带创新”的特色。在以往的武侠小说研究中，历史研究是取得成果较多的内容。其中包括了《中国武侠小说史略》、《中国武侠小说史》、《中国武侠小说史》（古代部分）等六部专著，相关论文百余篇，一些侠文化史著中也有涉及武侠小说发展史的内容，如《中国侠文化史》、《中国游侠史》、《中国侠客史》等。但以往的武侠小说历史研究中，多数是就武侠小说文体确立后的历史研究加以论述，缺乏武侠小说历史发展脉络的探本溯源的考察。针对这一问题，宋巍大胆提出“前武侠小说时代”的研究观点，即成熟的武侠小说作品在怎样的文化环境内生成？小说以外的文学发展怎样影响了武侠小说的发展演变？通过分析先秦至唐前的侠文学，《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探讨了神话与武侠小说、诸子与武侠小说、史传与武侠小说、笔记与武侠小说的相互关系和彼此作用的具体过程。此外，《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还在具体研究中始终贯彻着问题意识，如第一章“上古神话与武侠小说”中，作者先后提出了“什么充当了武侠文化交流中的意识媒介”和“武侠小说为什么会出现叙事学上的‘无祖’形象”等问题。在提出一系列类似问题的过程中，《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重新设计了武侠小说研究的问题域，表现出试图为中国武侠小说历史研究寻找更符合历史演变真相的努力。正如伽达默尔所说：“柏拉图关于苏格拉底的描述提供给我们的最大启发之一就是，提出问题比回答问题还要困难——这与通常的看法完全相反。”[3]《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提出武侠小说渊源问题的意义正在于此。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一书中，我们也可以看出作者不但重视发现新问题，而且也格外注意对已有问题的再解答。如在唐代小说中的侠客形象作类型研究方面，前辈学者已有很多论述，如李剑国先生以为可分“蜀妇人型”等八个类型等。[4]但以往的研究，多是站在唐传奇的研究角度得出的结论，缺乏在系统的武侠小说研究语境中的考察。宋巍在肯定前辈学者提出的“道侠”、“女侠”说法的同时，进一步提出唐代侠客典型还存在“盗侠”和“隐侠”。这是对唐代豪侠传奇人物形象的进一步补充和完善。像这样的修正和深掘，在《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中是处处可见的，如对唐代武侠小说内容描写和叙事结构的阐述、武侠小说史视野中的《水浒传》研究、明清时期短篇武侠小说成就的总结等问题，都可见出作者在深入研究后的细节上的理论推进。钱穆先生曾说：“大凡一家学术的地位和价值，全恃其在当时学术界上，能不能提出几许有力量的问题，或者与以解答。自然，在一时代学术创始的时候，那是学者的贡献，全在能提出问题；而在一时代学术到结束的时候，那时的学者的责任，全在把旧传的问题与以解答。[5]”《中国古典武侠小说史论》始终秉持贯彻对于新问题的提出和旧问题的解答，这样的研究理路也是该书颇多创见的重要原因。

三、探源溯流体系完善

【摘要】文章通过对国内相关论文、专著的整理归纳，从旅游文化概念入手，通过对旅游文化基础理论、旅游文化的特征、旅游文化分支学科研究的现状进行评述，并在此基础上揭示近三十年来该领域研究的问题与不足，对今后旅游文化及分支学科的研究提出有效建议。

【关键词】中国；旅游文化；文献综述

早在三十年前，旅游文化已是旅游研究中最活跃的领域之一。国内最早对旅游文化的研究，可追溯到1986年俞慈韵在东疆学刊哲学社会科学版上发表的《论旅游文化》。这篇文章以文化为切入点论述旅游文化的自身属性与主体内容[1]。随后郁龙余在1989年于旅游学刊上发表同名论文，主要论述了旅游和文化之间辩证统一的哲学关系并引发旅游学术界对旅游文化的广泛讨论[2]。两年后，张复于在1991年出版了以旅游文化为主体内容的专著《旅游文化》，详细界定了旅游文化的概念，研究范畴，衍生学科以及相关领域的应用，将旅游文化推上了学科的高度，并引发了关于旅游文化学的研究与讨论[3]。

1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综述

近三十年来众多学者对旅游文化的基础理论有不同角度的理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有：总和论、碰撞论、交际论、收缩论、三体论等[4]。总和论认为：旅游文化的依据是内在的文化价值，通过诸多旅游要素为依托，映射到旅游活动中的特殊文化形态，是人类整体旅游活动中（食、住、行、游、购、娱等）物质与精神文明的总和[5]。而碰撞论认为，旅游介体通过与旅游主体、客体相互碰撞最终生成物质与精神的总和就是旅游文化[5]。大部分学者认为，总和论这个广义的概括是正确的，因为旅游的经济活动是通过文化体验消费而实现的，文化是旅游诸多要素的内核，不难推断旅游就是一种文化活动。碰撞论所述内容描述了旅游文化的内含属性，和总和论相比外延有所缩减，对于文化内容却没有体现。随后，张海荣通过文学与民俗学的角度为旅游文化的概念进行界定提出了交际论。交际论定义了旅游文化为“非定居文化”，通过反面的视角给予研究者更大的研究空间[6]。收缩论是沙向军对前三种观点进行总结所提出的。他认为，引用大概念，是无意义的，旅游文化不能泛泛而论，只有收缩外延，才能更深入更具体的对其进行研究。因此，狭义的旅游文化概念更具有研究价值。最终，他把旅游文化概念缩减为人类精神文化的范畴之内，将其界定为古今人类在旅游活动中所积累的旅游观念、思想、意识等精神文化[4]。在诸多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中，影响力最大的莫过于三体伦。很多学者的专著与论文都是以“三体论”为框架而构成的。“三体论”最早是由喻学才于2001年《旅游文化》专著中提出[7]，2005年王玉成在撰写《旅游文化概论》的学术专著中引用了“三体论”作为理论框架[8]。所谓“三体论”是通过旅游的主体、客体、介体为研究出发点，认为旅游文化是旅游主体通过介体与客体交互而生的文化现象。综上所述，20世纪80年代初期，旅游文化研究的启蒙阶段产生成果影响深远，以至于后续研究很难在旅游文化广义的大框架中跳出旅游加文化的大范畴。而20世纪90年代至今，除“三体论”对旅游文化的内涵及研究对象有所界定外，其余成果仍在定义中徘徊，鲜有建树。近三十年来对于旅游文化基础理论研究依然举步维艰，甚至无法界定研究对象，更难达成共识，其原因在于众多学者对旅游文化本质的误解。于光远在《旅游文化论》中提出：“不要只看中旅游的经济属性，更要重视旅游的文化属性，旅游不仅是经济活动，更是一项文化活动[9]。”

2旅游文化特征研究综述

摘要：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的史学思想进行了相当深入的研究。取得了阶段性的研究成果。既有成果大大深化了人们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认识。但也存在一些问题，主要是缺乏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整体观照和系统研究。

关键词：周谷城；史学研究；史学思想

周谷城(1898-1996)，湖南益阳人，现当代著名史学家和社会活动家。周谷城是一位颇为独特的史学家，既研究中国史又研究世界史，尤其是独力撰著了《中国通史》和《世界通史》两部不同凡响的通史著作，成为史学界的一大奇观和“绝唱”。

学界对周谷城史学研究的关注可谓由来已久，但对其学术价值的认同和深入研究则在改革开放以后。1996年11月，世纪学人周谷城去世，学界随之出现了一股“周谷城研究热”，学术成果纷纷涌现。但略感遗憾的是，学界尚未对此十年来的研究成果加以总结。笔者不揣浅陋，拟就此问题加以梳理，以期学界的关注和进一步研究。

周谷城是“纵论今古，横说中外”的学术大家。其史学思想堪称博大精深。但就其史学思想的发展脉络和重要性看。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方面：《生活系统》、《中国社会史论》、《中国通史》、《世界通史》、古史分期观、反对欧洲中心论、“无差别境界论”、“时代精神汇合论”和中西文化观九个方面。十年来，学界对周谷城史学思想的研究可谓方方面面、林林总总，但总体上并未超出上述九个方面。

一、关于周谷城的《生活系统》

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史学经历了新旧交替的历史性剧变。西学，尤其西方及日本近代史学的输入，对于中国史学冲破封建旧藩篱、创立近代新史学体系，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一

鸦片战争的爆发打开了中国闭关锁国的大门，也揭开了中西文化冲突、交流的序幕。西学再度东渐，日益为国人所了解，逐渐形成一股新的思想潮流。在中日甲午战争之前，输入中国的西学主要是声、光、电、化等科技知识，但一些先进分子对此并不满足，渴求对西国、西事、西学乃至西史有更多的了解，于是，一批介绍西方国家历史知识的书籍应运而生。梁启超《西学书目表》“史志”目下收录洋务运动时期出版的世界史类书籍25种[1]，多数为译作，少数为著述。译著者多为外国人，中国学者的作品为数稀少。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记》二书为其中的佼佼者，而黄遵宪的《日本国志》则未见收入。

中日甲午战争后兴起的戊戌维新运动，是中国近代新文化形成的重要标志，也是中国近代新史学形成的重要时期。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为了宣传救亡图存，推进政治改革，积极从欧美、日本富强发达的历史经验中吸取营养，取得借鉴，从而把鸦片战争以来国人对世界史的关注与追求提高到一个新的阶段，导致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新史学的发轫。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不仅编写了一批论述世界一些国家兴衰成败的书籍，而且还从建设新文明的高度认识借鉴世界历史的重要性，更全面地了解世界各国史学的状况。康有为说：“然且地球之国，启自泰西，其政学、律历、风俗皆出于希腊、罗马，而法为罗马之宗邦，美开民主之新义，百余年来，为地球今古万岁转轴之枢……故近今万国史学关涉重大，尤非旧史可比哉！”[2]维新派在此期翻译编写的西史著译主要有：康有为的《俄罗斯大彼得变政考》、《日本明治变政考》、《法国革命记》、《波兰分灭记》、《突厥削弱记》，唐才常的《日本宽永以来大事述》等。章太炎主笔的《译书公会报》在1897至1898年连载多种西方史学译著：《英民史略》（英人约翰力查葛林著、慈溪胡浚谟译）、《万国中古史略》（法人高祝著、张国珍口译、胡惟志笔述）、《拿破仑兵败失国记》（英华尔司雷著、陈佩常译）、《增订五洲通志》（法蒲以贤原著、古雷业增订、吴宗濂译）、《交涉记事本末》（美人威廉司著、张书绅译）[3]等。这些译著的出版发表，显示了维新派输入西方史学的最初成绩。

康有为等人还看到，仅靠清政府现有的少数几家翻译出版机构，远远不能满足社会对于西学追求的需要，于是奏请朝廷设立京师译书局广译日本书籍。输入和介绍国外历史学著作，亦是他们争取的目标之一。康有为强调广译日本书籍，指的是吸收那些日本明治维新后取得的学术新成果，实际也是属于西学类的内容。甲午战后，中国朝野改变了以往视日本为“蕞尔小夷”的偏见，逐渐形成学习日本的思想潮流。1896年3月，清政府派出唐宝锷、胡宗瀛、戢翼翚等13人赴日留学，开近代国人留学东瀛之先河。一些开明士大夫，包括张之洞等朝廷显宦，也都不断撰文鼓吹，东学日本遂渐成风气。康有为于1898年春出版的《日本书目志》就收录了日文历史著作560种之多，共分11大类，其中“万国历史”31种，“各国历史”35种，“日本史”204种，“传记”127种，“本邦历史考证”21种，“年代记”6种，“年表”14种，“行记”33种，“名所记”33种，“旅行案内及道中记”22种，“类书”34种。[4]值得注意的是，还有两种关于史学理论方面的著作：一是下山宽一郎著《史学原理》，一是铃置仓次郎纂译《历史哲学》。1898年夏，罗振玉在上海创办东文学社，吸收王国维、樊炳清等加入，开始翻译日本历史、地理、理化、教育等方面的教科书。

总之，戊戌维新时期，中国社会与学界发生的重大变化，以及国人在学习外国方面出现的新要求、新动向，为20世纪初中国新史学的发展准备了重要条件。

1．舞蹈艺术的多元化、多样化发展，成为80年代的主流首先，舞蹈创作题材多样化了。附属于极左政治的单一创作模式被摈弃之后，舞蹈编导们极大地扩展了自己的艺术视野，舞蹈题讨，促进了舞蹈观念的更新。在此基础上，舞蹈编导的主体创作意识前所未有地得到伸张和强化。舞蹈被简单地作为宣传路线政策的做法得到纠正，追求艺术表现力和深入刻划人物内心世界的作品得到弘扬。

2．传统舞蹈语言的解构与新舞蹈语言的建构由于中国是个舞蹈传统非常深厚的国家，因此，当新时代需要新的舞蹈语言体系时，怎样改造原有的语言问题就显得特别突出。一方面，浓郁的风格性舞蹈语言给作品带来绚丽的色彩和很强的异域风情，仍旧是中国民族舞蹈的精华所在。另一方面，鲜明的舞蹈人物个性也很容易消失在强大的风格魅力之中。所以，20世纪晚期中国舞蹈转变之风的一个极为重要的表现，就是民族舞蹈创作的编导们已经把舞蹈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或其他类的象征性形象的塑造当作头等大事。首当其冲的变化，自然发生在舞蹈语言的领地里。

超越简单的舞蹈动作的模仿或是风格性的展览，让舞蹈结合起心灵的真实呼唤，这就是当代中国舞蹈创作的最重要的大趋势。

传统舞蹈语言的变革，是从1980年开始的。

第一届全国舞蹈比赛开始时，由著名舞蹈家贾作光创作、刘文刚表演的男子独舞《海浪》，在比赛中只得了创作三等奖。但是，这个作品在十五年里常演不衰，不但成为各个舞蹈团体的保留节目，而且还被作为"中国舞桃李杯比赛"的法定剧目。

该作品以演员表演动作的双重性、作品形象的双重性而著名。开始时演员的臂膀模仿海燕的翅膀，像是低掠过大海的浪峰。俄倾，同一臂膀的海燕形象又在模仿翻卷的、滚动的、柔软的浪花。"海燕"的双臂一忽儿柔若春柳，一忽儿又棱角分明；"海浪"的身躯时而冲天而起，时而落地有声。他把蒙族民间舞蹈的手臂动作加以改造和变化，创造出海燕动作的独特形态。特别是动作中的"闪势"，扑簌迷离，奥妙无穷。贾作光还借鉴音乐创作中的"复调"手法，将海燕与海浪交替地展现在舞台上，他在作品里创造性地采用了"连续前桥软翻"、"头肩着地后抢脸"等技巧动作，把高难度技巧和舞蹈形象的深刻内涵有机地化在了一起。在《海浪》里，人们已经看不到归属性很强的舞蹈动作了，即已经看不到属于特定民族或是特定舞种的动作了。人们能够感受到的，就是新的舞蹈语汇所特有的新鲜感和冲击力。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冶金史研究的学术论文，还大都遵循“矿冶遗址考察、抽取样品一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之研究范式[从严格意义上来说，这只是冶金考古(archaeometallurgy)的研究范畴，而非严格意义上的冶金史(historyofmetallurgy)研究]，不能否认，这种实证性的研究方法曾为国内冶金史研究的进步起了重大的推进作用，并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而且受到了国际冶金史研究同行学人的高度赞誉。然而，作为对人类文明三大标志之一的冶金技术的研究却抛开与之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因因素而进行纯冶金内史的研究，视野确系过于狭窄。因为科技史本身发展的历程表明：任何一项科技的发展并不是孤立的，它与社会的经济发展、政治变革、文化思想等密切关联。因此，今后开展冶金史与社会经济、政治、文化之间的关系的研究以及其他一些目前还没有涉及或很少涉及的研究，或许是其在新世纪取得更大研究成果的研究新领域。

笔者认为，今后国内的冶金史研究除继续从事所谓的内史研究之外(这种内史性的研究是不可或缺的，因为随着国内科技考古遗址的逐年发掘、新的矿冶遗址或者新的冶金文物的出土，都需对它进行内史性的研究与考证)，还可以而且是必须从以下一些方面进行研究：

[摘要]文章探讨了目前国内冶金史的研究现状，并且对其今后的研究发展方向作了初步分析，从而就中国科技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作出冶金史研究的回应。

[关键词]冶金史；再建制化；研究现状；发展方向

目前，国内设有“冶金史”硕士点的高校有两所：北京科技大学与郑州大学；设有博士点的只有北京科技大学(以2007年全国硕士、博士研究生招生目录为准)。当然，从事冶金史研究的其他单位或个人还有许多，如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上海博物馆等以及著名的冶金史专家华觉明先生等等。北京科技大学的冶金史研究起步较早，它是目前国内从事冶金史研究的最早机构与权威机构之一，现在北京科技大学冶金与材料史研究所的前身为原北京钢铁学院的冶金史组，它成立于1974年，1982年更名为冶金史研究室，中国科学院院士、北京科技大学教授柯俊先生担任顾问。该研究中心成立以来，在冶金史研究领域取得了一系列重大的研究成果，为中国的冶金史研究博得了世界性的声誉。

综国内目前的冶金史研究，在其研究方法上，主要是采取“实地考察、抽取样品～实验分析一文献印证一得出结论”的研究程序，即科技史研究领域所谓的实证性研究方法；从其研究所涉及的内容来说，按科技史研究界的通俗分类，处于内史的研究阶段。

实践证明，在科技史研究的历程中，内史的研究首先是科技史研究的重要领域与首要关注点，这是符合事物发展的客观规律的。因为人们认识事物，首先总是从认识其本身而开始的。浏览一下目前国内唯一的国家级的科技史期刊《自然科学史研究》，我们就会发现：从其创刊伊始直至1999年，该刊所公开刊登的科技史学术论文绝大多数都是属于内史的研究范畴，即驻足于史料的收集考辨或论证的阶段，特别是在其20世纪80年代所刊登的科技史论文，几乎概莫能外，而对于与科技史密切相关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外在的因素则很少涉及。这是我国国内科技史研究初创时期的研究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所以这也必然影响到冶金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或者我们也可以这么说：正是由于众多的犹如冶金史研究一样的其他科技史研究的小气候、小环境、小氛围，而最终形成了当时国内科技史研究的现状。其实，目前国内科技史的研究的大气候、大环境、大氛围仍然还裹足于内史研究的阶段，还处于蹒跚前进之状态。然而，放眼国外的科技史研究同行，他们早已走出内史研究的圈子，而关注于和科技本身密切相关的一切外在因素——经济、政治、文化、思想、哲学等等。例如苏联物理学家赫森1931年发表的《牛顿(原理)的社会经济根源》和默顿于1938年发表的《17世纪英格兰的科学、技术与社会》，其实就标志着科技史研究之外史研究的转向。前者后来发展为以贝尔纳为代表的科学学，后者发展为以默顿为代表的在西方有着重大影响的科学社会学。这两者都把科技的发展作一种外在的、社会学的理解，从而开创了科技史研究的新领域，而且此领域的研究也取得了众多的伟大的研究成果。例如贝尔纳的《科学的社会功能》、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等等，成为科技史研究领域的经典研究之作，并形成了所谓的贝尔纳学派；而以默顿为代表的科学社会学，或称之为默顿学派，除默顿本人的成名作及其《科学界的规范结构》和《科学发现的优先权》之外，其他代表性研究人物及其著作还有本·戴维德的《科学家在社会中的角色》、戴安娜·克兰的《无形学院——知识在科学共同体的扩散》以及科尔兄弟的科学界社会分层研究等；同时，从其中还发展出了所谓的“后默顿”传统，即以爱丁堡学派为代表的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研究。它的出现，不仅在科学社会学领域取得了话语霸权，而且在科学社会学界、科学哲学界、科学史界乃至更广泛的范围内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所以，外史研究的转向，能给科技史研究提供更广泛的研究视野与研究领域。其实，国外除了从社会学的视角研究科学技术之外，从哲学的视野来研究科学技术也是硕果累累的。从逻辑主义→历史主义→新历史主义→后现代思潮；从石里克、卡尔纳普波普→库恩、费耶阿本德、拉卡托斯→劳丹、夏佩尔这一连串如雷贯耳、耳熟能详的“主义”与名字中，我们确实感到了我国科技史研究的滞后。于是乎，我国著名的科学史家刘钝先生提出了新世纪科学技术史研究的“再建制化”问题，按笔者的理解：“再建制化”问题除了是科技史研究机制的继续提高与完善之外，更应该是科技史研究方法的再建制。

事实证明，作为一门连接文理学科的跨学科研究——科技史研究，在经历了目前萦绕于科技史研究界的那种“目前中国科技史似乎没有什么可以再搞”的梦魇之后，我们的研究视野、研究领域必须跨出内史的门槛，走向与科技史密切关联的社会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思想史等等一切相关的领域，从而探讨它们之间的直接或间接关系，寻找自己更大的生存空间与发展领域，并借鉴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如人类学、民俗学的研究方法，拓展自己的研究视野，开创新的研究思路，走向与外史研究相结合之路、走向外史的研究之路，这也许是目前国内科技史研究也包括冶金史研究在内的研究方法“再建制化”的发展方向。

总观当今世界各国基础教育，高中阶段集中单一的课程设置已基本不存在，开设选修课成普遍做法。有人统计，早在上个世纪80年代，亚、非、欧、美等洲60个国家中，普通高中开设选修课的国家就占76.7%，[1]由此看出，普通高中设置选修课已成为世界各国基础教育发展的共同趋势。语文作为各国高中的核心课程，同样顺应这种潮流，即结束单一的必修课设置格局，增设选修课，实现语文课程设置统一性和灵活性、基础性和选择性的结合。<--IWMS_AD_BEGIN--><--IWMS_AD_END-->

一

在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上百年的历史。1909年，清政府学习德国做法，在普通中学实行分科设置课程，一种侧重文科，一种侧重实科，这是我国近代课程史上第一次注意如何适应学生个性因材施教的问题，使学生得到了一点选课的自由。这里包含了后来选修制的思想萌芽。1922年，国民党政府实行学制改革，普通中学实行三三分段学制，把中学分为初中和高中两个阶段，每个阶段学制各三年。这是我国现代课程史上最早的分科制和选修制。高中分为普通科和职业科，普通科相当于现在的普通高中，以预备升学为主要目的。普通科又分文科和实科，课程设置分两组。第一组注重文学和社会科学，课程都由三大部分组成：一是公共必修科目，二是分科专修科目，三是纯粹选修科目。第一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和文化史，分科专修科目必修有特设国文；第二组公共必修科目有国语，分科专修科目无国语或国文。第一组分科专修科目中的选修和纯粹选修科目加起来多达62个学分，这些学分里自然有与国语或国文有关的选修科目。职业科选修课有文字学、中国文学史、西洋文学史、文学概论和国故概要，一般选修课包括国音学和新闻学。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出现的科目设置多样化局面，但是选修科目过多，“因而造成实际上难开、难教、难学”，[2]严重脱离中国国情，改革没有成功。1963年，中央政府颁布的《中小学教学计划（草案）》，打破了解放后沿袭十几年的单一课程结构，首次在高三年级设置了选修课，为学生的发展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但受当时客观条件的限制，只有极少数学校进行了试验。1981年颁布的《全日制六年制重点中学教学计划试行草案》中有选修课设想，但在相应的语文教学大纲中没有得到任何体现，因而谈不上科目设置与教材编写。1990年的《现行普通高中教学计划的调整意见》把高中课程分为必修和选修两部分，却没有把语文列入可以开设选修课的计划之内。[3]1996年教育部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课程计划（试验）》中的课程设置明确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科类课程和活动类课程组成，学科类课程分为必修、限定选修和任意选修三种，其中限定选修包括语文一科，高中三年级开设，文科每周四课时，理科和实科每周两课时。同年颁布的《全日制普通高级中学语文教学大纲（供试验用）》与课程计划相呼应，对高中语文课程结构和课时作了详细说明，语文必修课在高一、高二开设，限定选修课在高三开设，是必修课的拓宽、应用，供预备升学或预备就业的学生根据自己的需要和爱好，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文科、理科和实科列举了如下限定选修课：文科有写作、文言文阅读、中外文学名著选读等，理科有中外科普论著选读、科学小论文写作等，实科有实用口语和应用写作等。任意选修课是为发展学生兴趣爱好、拓宽知识、培养特长、提高某方面的语文能力而设置的，学生可以根据个人的兴趣和志向，在教师指导下自主选修，大纲为此列举了如下选修科目：汉字和书法、实用语法修辞、语言逻辑、影视欣赏和评论、实用美学、乡土文学、民俗文化、中外文学名著选读和中外文化史话等。这是近代以来最为明确和完整的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说明。但是，这份大纲确定的选修课设置计划仍未能得到实施。按照历史发展的逻辑顺序，1996年的高中课程计划与语文教学大纲可以成为新世纪高中语文课程改革的先声，但在此基础上修订的2000年高中课程计划与高中语文教学大纲，再一次把选修课从语文学科领域逐出，高中语文课程设置又回到单一必修的老路。

本世纪初，我国政府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经验，开始了新一轮高中课程改革，2003年颁布的《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实验）》规定，普通高中课程由学习领域、科目、模块三个层次构成。设置八个领域，其中“语言和文学”为第一个领域；每个领域由课程价值相近的若干科目组成，在所列十二三个科目中，语文成为第一个科目；每个科目又由若干个模块组成，语文则由五个模块组成。高中语文课程的设置，遵循共同基础与多样选择相统一的原则，“增强课程的选择性，为每一个学生创设更好的学习条件和更广阔的成长空间，促进学生特长和个性的发展”。[4]为此，大量设置选修课，设计诗歌与散文、小说与戏剧、新闻与传记、语言文字应用、文化论著研读五个系列，每个系列设计若干种教材。目前，人教版、语文版、江苏版、山东版、广东版五家课程教材研发单位设置的选修课教材数量不等，有的16个，有的14个，有的12个；教材内容和名称有的区别较大，有的大同小异。可以看出，此次高中语文课程设置改革力度很大，仅以上五家选修教材种类总计就达70多种，实现了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的历史性突破。

二

我国高中语文选修课设置已有百年历史，但真正落实到教材建设层面则起步很晚。

一、“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

学校是培养人的地方，培养什么样的人，怎样培养人，是钱伟长在办学实践中长期思考的问题。他说:我们培养的学生首先应该是一个全面的人，是一个爱国者，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艺术修养、道德品质高尚、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拥有学科、专业知识的人，一个未来的工程师、专门家。［1］239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科技工作者，首先是一个爱国者，辩证唯物主义者，一个有文化修养、心灵美好的人，其次才是一个有专业知识的人。［2］我们首先培养的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一个有道德、有修养、能负责的公民，其次才是一个专门家。［3］278钱伟长认为，教育的目的不单是培养专门人才，提高人的文化素质，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是教育的根本目的。为达到这一目的，必须重视和推行素质教育。为此，钱伟长从德、智、体、美等方面对素质教育的内涵进行了全面的阐述。关于德育教育。钱伟长特别重视对学生道德品质的培养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他说:“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在学生中加强和改进德育工作，特别是加强道德教育，目前显得尤为紧迫。”［3］184对于教师在德育工作中的作用问题，钱伟长说:“德育工作应该由全体教师共同承担。为人师表，言传身教，教书育人，每位教师都责无旁贷。”［4］305“每一位教师都要做学生的思想工作，教书育人是教师的职责。”［5］针对学校重智育、轻德育的现象，钱伟长提出了批评，并对德育和智育的关系作了阐述。他说学校教育是两个方面的教育:第一，要转变你们的人生观，使你们生活有目的。第二，你们要获得建设国家的技术和知识。一个是给你们武器，一个是坚定你们的方向。［6］225所谓“给你们武器”，指的是智育教育，学生到学校学习是为了获取知识和技能。但仅仅学习知识又不够，学习还要有目的。所谓“坚定你们的方向”，谈的是德育教育，就是要加强学生价值观、人生观的培养。“我们的学生首先要学会做人，做一个正直的人，一个有学问的人，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3］129教师“应该给知识以生命，在传授知识的过程中，让学生懂得做人的道理。”［7］1关于体育教育。钱伟长素来重视体育教育。在他看来，体育教育有两点值得注意，首先，体育是意志的锻炼，是培养人战胜自我的重要手段。其次，体育可以培养人的团队精神，培养团队协作的能力。钱伟长称自己一生都在拼搏，在奋斗，这种拼搏、奋斗的精神正是来自体育训练的启示。关于美育教育。钱伟长认为艺术是人不可或缺的素养，要培养全面发展的人就必需要重视艺术、审美素养的培养。在他倡导下，1999年，上海大学成立了实施艺术素质教育的专门机构———艺术中心，学校每年投入大量资金，加强学生艺术中心的建设，还邀请艺术家，如剧作家黄佐临、音乐家贺绿汀、书法家钱君匋、国画家王个簃、影视艺术家谢晋、钢琴家刘诗昆等人到学校指导，从多方面来培养和提高学生的艺术审美素养。

二、“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

钱伟长把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视为教育的首要目标。在他看来，要提高全民族的文化素质，必须重视爱国主义教育，必须培养国人爱国家、爱民族的情感。他指出:爱国主义教育是一切教育工作的前提，贯彻爱国教育是目前教学工作的中心任务。我们绝对不能把爱国主义教育和某一专门的业务教学分开来看，把它单纯地看作只是现阶段的一个政治任务。［8］显然，钱伟长把能否培养具有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才看作教育成败的标志。对于如何进行爱国主义教育，钱伟长提出了如下几点建议。其一，从中国历史中发掘爱国主义思想资源。“历史和地理课程，不能仅仅作为一门传授知识的课程，而忽视这些课程在国民教育中所具有的基础性和重要性意义。应该通过中国历史和地理教育，使爱国主义精神深入青年学生的思想之中，并成为指导他们行为的内在力量。”［3］185钱伟长十分欣赏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那句名言，1987年，他在上海工业大学教学工作会议上说:“我们的先哲对我们的教育是很多的，譬如像范仲淹那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名言就是很精彩的!换句话说，就是我们要为天下着想，这个天下现在就是中华民族。”［6］105其二，从传统文化中去寻找爱国主义教育的知识资源。钱伟长在《中国古代的科学创造》等文章中指出:“我们祖国有着丰富的历史遗产，有着光辉无比的科学创造”，尤其是中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对世界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这些“足以证明历史上中国的光辉伟大”，足以证明“中华民族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民族之一”。钱伟长主政上海大学时，十分重视中国文化史课程的建设。中国文化史不仅是文学院学生必修的基础课程，也是全校文科学生的必修课程，而且还向理工科的学生开放选修。2003年春，91岁高龄的钱伟长邀集中文系教师，商谈编撰《中国文化读本》一事，并委托治中国古代文学史的董乃斌教授主持编写。书成付梓之际，钱伟长又欣然作序。他在序中说:“历代先人在哲学、史学、文学、艺术及道德伦理、育人修身、处世智慧诸方面的种种创造，不仅光耀史册，而且沾溉万世;不仅有助于塑造崇高纯洁之人格，而且确能转化为现代化建设之推动力。对于这份丰厚遗产，我们应当妥善继承，发扬光大，绝不可轻视冷落，而贻无知不肖之讥。我上海大学师生，文科者自需负起加强研究和弘扬传统文化之责，即使理工科师生，也应以一定时间涵泳学习，俾能提高文化素质，养成品位高尚、发展全面之社会栋梁。”［9］其三，教材的编写应融入爱国主义教育的内容。他以物理教学为例，将物理教学如何与爱国主义教育相结合作了具体的说明。有人认为物理学是纯科学，与爱国主义教育搭不上边。钱伟长对这种看法深不以为然，认为物理教学与其他学科的教学一样，是可以有爱国主义内容的。中国古代在物理学上有许多发明和发现，例如在力学方面，《墨子•经说》中关于权衡的学说，便是杠杆原理的说明。中国人很早就发明了桔槔，这是杠杆原理的具体应用。从汉代起，我们祖先便已知道利用反作用力作滑翔飞行的试验，到北宋初年更作了喷射推进的设计，《武经总要》记载有宋太祖开宝二年(969)冯义升、岳义方作的火箭法。在电磁学方面，我们的祖先早在战国时便已发现磁石和它的吸铁性，并已经懂得利用磁石指南，发明了“司南”。钱伟长呼吁，中国物理学界在编写教材时，应注意发掘中国古代物理学的发明和发现，使物理教学与爱国主义教育结合起来，以增强青年人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

三、提倡通识教育，培养通才

(一)“不能只注意专才的培养”

隋唐五代佛教文学的研究对象，乃始自隋文帝杨坚建祚的开皇元年(581)二月、止于北宋太平兴国三年(978)五月这一时段内，中国境内佛教信仰与文学现象的互动关系。之所以截至太平兴国三年五月，乃因为是时南方割据诸国方才皆平也:是年四月，平海节度使陈洪进(914—985)献漳、泉二州于宋，南唐残存势力祛除;三月，吴越王钱俶(929—988)朝宋，五月更献地于宋，吴越国亡［1］。隋唐五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史上的一个高峰，隋唐五代佛教文学为其当然的有机组成部分，研究历史亦已有百馀年，成果斐然。

一、由敦煌学研究而肇启其端

上个世纪初，随着敦煌文物文献的重现于世，敦煌学在海内外兴起［2］，而有关敦煌佛教通俗文学作品的摸索实乃国内现当代以来唐代佛教文学研究之滥觞。自1920年代，我国学者就开始采集、整理和研究敦煌通俗佛教文学。王国维将这类俗文学作品呼为“通俗诗”、“通俗小说”［3］，罗振玉则称为“佛曲”［4］，陈寅恪则认为“演义”更适合［5］，郑振铎主张用“变文”［6］，另有“俗文”、“唱文”等称呼。后来通行的还是“变文”，且在相当长时间内，多数学者将“变文”作为全部敦煌俗文学作品的总称。向达《唐代俗讲考》［7］，全面探讨了“唐代寺院中之俗讲”、“俗讲之仪式”、“俗讲之话本问题”、“俗讲文学起源”、“俗讲文学之演变”。孙楷第《唐代俗讲轨范与其本之体裁》［8］将俗讲分为讲唱经文、变文和倡导文三大类，特别是关于讲唱的程序和职掌乃独到之论。解放前在敦煌佛教文学方面卓有成就者还有王重民。敦煌学界的这一倾向很快反映到文学研究领域，即在撰写文学史时，开始考虑佛教因素。胡适《白话文学史》乃配合五四新文化运动之作，主要从写作用语“白话”的独特角度，考察了唐及之前的文学史，认为汉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乃文言文学与白话文学相互争斗、且白话文学日渐战胜文言文学的历史，中国文学的“正统”、“正宗”乃白话文学;倡言汉武帝时“古文已死”，此后凡有价值的文学必为白话文学，而文言文学毫无价值，只是一些“死文学”。而佛教文学正是自汉朝民歌、散文以来的白话文学潮流的组成部分。佛教白话文学首开其端的为翻译文学;唐初白话诗的来源之一为佛教之“传教与说理”，和尚与打油诗有着莫大关联;王梵志、寒山和拾得皆为著名的白话诗人，其诗作特点除通俗晓畅之外，还具有嘲讽和说理的风格。另外，还注意到了敦煌佛教文献，并纠正和补充了一些唐代白话诗人的生平及其诗歌断代等问题:“敦煌的新史料给我添了无数佐证，同时却又使我知道白话化的趋势比我六年前所悬想的还更早几百年!”［9］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0］以插图形式辅证文学史论述，颇具特色。中卷第十五章专论“佛教文学的输入”，第二十三章“隋及唐初文学”亦包括了白话诗人王梵志、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与胡氏一样破除了传统纯文学史观念;第二十九章“传奇文的兴起”，特别提到唐代传奇吸引了印度养分，此即本产生于古印度婆罗痆斯国、为《大唐西域记》［11］576－578所载，后为段成式《酉阳杂俎续集》卷四《贬误》门、李复言《玄怪续录》“杜子春”条、裴铏《传奇》(《古今说海》《太平广记》等并袭之)等所描述的、慎无语而突发声导致鼎破丹飞的故事，段氏曰:“盖传此之误，遂为中岳道士。”第三十三章“变文的出现”，认为“变文只是专门讲唱佛经里的故事”;以《佛本生经变文》、《降魔变文》、《目连变文》、《维摩诘经变文》以及《唐摭言》、《卢氏杂记》、《乐府杂录》等为例，表明僧徒俗讲在中晚唐时期非常流行;变文的发现是中国文学史上的最大发现之一，人们突然之间发现宋元以来的诸宫调、戏文、话本、杂居、宝卷、弹词、平话等文艺样式成了“有源之水”。郑氏的其他著述亦涉及唐代佛教文学，如《中国俗文学史》除第六章专论变文之外，第五章“唐代的民间歌赋”亦称，白居易的诗“实在不是通俗诗”，“像王梵志他们的诗才是真正的通俗诗，才是真正的民众所能懂，所能享用的通俗诗”;而且，“唐代的和尚诗人们，像寒山、拾得、丰干都是受他的影响的”;所举唐代俚曲中，《禅门十二时》、《太子五更转》、《南宗赞一本》等皆属于佛教文学作品［12］95、96、104－109。此后，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多受胡、郑二氏影响，开始关注唐代佛教文学。解放后的敦煌佛教文学研究，一是变文。如周绍良《敦煌变文汇录》，周一良等《敦煌变文集》，周绍良《敦煌变文集补编》，项楚《敦煌变文选注》、《敦煌变文选注(增订本)》，黄征、张涌泉《敦煌变文校注》。海外有关研究，还有美国Vic-torH．Mair的PaintingandPerformance，主张只有变相与变文是同一关系［13］。日本学者荒见泰史《敦煌讲唱文学写本研究》［14］、《敦煌变文写本的研究》［15］等，前者探讨了变文特有的韵散相兼的讲唱体的演变过程，认为敦煌讲唱体作品源于佛教讲经仪式，是将佛教通俗讲经仪式所用的文体加以拼接、融合而成的;后者着重文本的搜集、对照，对敦煌变文的研究历史、体裁特征及其与佛教仪式的关系做了较深入探究，集中考释了故事略要本、讲唱体、通俗讲经、庄严文、押座文等变文文献。二是诗歌，如王重民《敦煌曲子辞集》、《补全唐诗》之“敦煌唐人诗集残卷”，任二北《敦煌曲初探》、《敦煌曲校录》、《敦煌歌辞总编》［16］，项楚《〈敦煌歌辞总编〉匡补》、《敦煌诗歌导论》、《王梵志诗校注》，任半塘、王昆吾《隋唐五代燕乐杂言歌辞集》，张锡厚《王梵志诗校辑》、《敦煌赋汇》，王小盾《敦煌文学与唐代讲唱艺术》，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汪泛舟《敦煌僧诗校辑》，伏俊连《敦煌赋校注》，李小荣《敦煌佛教音乐文学研究》，林仁昱《敦煌佛教歌曲之研究》。敦煌变文和诗歌方面，研究较为精深的为项楚，其有关王梵志、敦煌变文等专著和系列论文，纠正了校录和阐释中的许多讹谬，揭示了潜藏在文字背后的佛教文化深义。此外，周一良、赵和平《唐五代书仪研究》探讨了书札体式和典礼仪注方面的卷子，黄征、吴伟《敦煌愿文集》涉及的是法事文学，郑阿财《见证与宣传:敦煌佛教灵验记研究》、刘亚丁《佛教灵验记研究———以晋唐为中心》、杨宝玉《敦煌本佛教灵验记校注并研究》着眼于灵验记，皆颇有创获。有关敦煌文学概论性著作如张锡厚《敦煌文学》、颜廷亮主编《敦煌文学概论》、张鸿勋《敦煌俗文学研究》等，亦有相当篇幅涉及佛教文学。

二、“佛教文学”概念的提出及文学界的研究

最早提出“佛教文学”这一概论的，乃日本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该书认为，真正的佛教文学应该是“以佛教精神为内容、有意识地创作的文学作品”［17］。唐代佛教文学分为作为正统文学的佛教文学、作为俗文学的佛教文学两类，前者的代表为玄觉、石头希迁、慧然、王维、寒山子、柳宗元、白居易等，后者的主体主要为变文、佛曲、佛讃等;能够呈现自己佛法体验境界的诗偈，才是中国佛教文学中的核心。总体上论述佛教与文学关系者，还有陈洪《佛教与中国古典文学研究》、胡遂的《中国佛学与文学》、陈引驰《佛教文学》、张中行《佛教与中国文学》等。1978年，日本学者平野显照《唐代文学与佛教》［18］出版，该书主要讨论了白居易、李白、李商隐和唐代的讲唱文学与小说几个方面的问题，重考据，如白居易的释教碑、李白“金粟如来是后身”的语义、日本流传的“八相变”等。国内最早以隋唐五代文学与佛教的关系作为研究重点者，乃孙昌武先生，他是国内迄今为止在佛教与文学方面投入最大精力且收获颇丰的学者。孙先生曾在日本工作，故而或当借鉴过东瀛学术。自1980年代以来，孙氏写了一系列论文，探讨佛教与唐代文学方面的几个问题，如古文运动、韩愈、柳宗元、王维、白居易与佛教、唐五代的诗僧等。这些论文的结集《唐代文学与佛教》乃国内第一部研究唐代文学与佛教关系的著作［19］。《佛教与中国文学》更将视野扩展到整个中国佛教文学，但其重点乃在唐代:唐代佛教对文人产生巨大影响，主要原因是当时不重经术、统治者大力提倡、儒释道三教调和;唐代的文人普遍有习佛的倾向，如陈子昂、张说、李白、杜甫、李华、独孤及、贾至等;佛教文献“名相辨析”的特点、佛经譬喻故事、佛典佛陀说话方式等，皆影响到唐代散文创作;偈颂对唐五代诗歌的影响，主要是从中唐以后开始，其显著特点就是出现了“诗僧”这一特殊的团体;俗讲与变文在中唐五代流行甚广，韩愈《华山女》即有反映，文溆法师化迹表明“当时俗讲已进入慈恩、荐福等著名的大寺院”［20］。《中国文学中的维摩与观音》以维摩和观音两位菩萨在中国流传为线索，勾勒出了六朝至两宋期间中国文学中的佛教信仰［21］。《禅思与诗情》［22］重点考察了禅宗弘法和观念与唐宋诗人和诗作的关系。总之，孙氏几乎论及隋唐五代佛教与文学的主要问题，且多从宏观着眼，气魄宏大。上述及其他论著中的观点，在其新作、洋洋五大册的《中国佛教文化史》［23］中又有了新的表述和深化。国内系统研究隋唐佛教文学的，还有陈引驰《隋唐佛学与中国文学》［24］，勾画出了较为完整的佛教文学图景，特别是在民间宗教诗歌和敦煌世俗文学与佛教文化的关系上着墨较多;然涉及的佛教宗派，只有禅宗。刘金柱《唐宋八大家与佛教》［25］认为，八大家在涉佛文体、佛经、方外之友、寺院之游、早年晚岁生迹等几个方面，皆与佛教有所牵扯，如韩愈“以文为诗”是受了佛教偈颂的影响，柳宗元的动物寓言汲取了佛经故事等。相较而言，陈允吉的研究更多以佛教文献和佛教史为基础，他与胡中行主编《佛经文学粹编》［26］即反映了注重原典特色。《古典文学溯源十论》［27］乃力图“探寻古代文学与佛教传播关系之作”，与唐代佛教有关的是中古七言诗与佛偈的关系，以及王维、韩愈、李贺、《长恨歌》和柳宗元寓言等个案研究。《唐音佛教辨思录》［28］等亦颇有深度。陈氏的主要成果，收录于《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29］中。大致而言，其研究特点为材料翔实、考证严密，往往发人所未发，能成一家之言［30］。项楚、张子开等合著的《唐代白话诗派研究》则在胡适等人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梳理了唐代白话诗的源流。作者认为:“并非所有的白话诗都属于白话诗派。这个诗派有着自己的渊源和形成发展的过程，有着共同的艺术和思想传统，并且拥有以王梵志和寒山为代表的数量众多的诗人。从思想上看，它基本上是一个佛教诗派，与佛教的深刻联系形成了这个诗派的基本特征。”［31］唐代白话诗的萌芽，可追溯自唐前宝志、傅大士、释亡名、卫元嵩诸人之作;而在唐代最突出的代表，一为王梵志、寒山、庞居士，一为贯穿整个禅宗历史的诗僧们。从禅宗谱系的角度理清了唐代禅宗白话派的脉络，揭示出这个诗派发展演变的社会文化背景，并从语言学、文献学和宗教学等方面，对禅宗诗偈的解读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姚仪敏《盛唐诗与禅》［32］、谢思炜《禅宗与中国文学》［33］亦是面世更较早之作，只不过切入点更集中于禅宗角度。谢氏主要论述了禅宗与唐宋文学的关联，如对王维、杜甫、韩愈和白居易等的影响，禅宗与境象说、悟入说之关系，禅宗对世俗文学的影响等。继之而起者，尚有张海沙《初盛唐佛教禅学与诗歌研究》［34］、胡遂《佛教禅宗与唐代诗风之发展演变》［35］等。夏广兴《佛教与隋唐五代小说》较为全面地探讨了佛教对这一时段小说的影响［36］。俞晓红《佛教与唐五代白话小说研究》则着眼于“唐五代白话小说的叙事体制”、“唐五代白话小说的题材来源”、“唐五代白话小说的观念世界”几个方面［37］。孙洪亮《佛经:叙事文学与唐代小说》关注于佛经故事与唐代小说的关联［38］。释永祥《佛教文学与中国小说的影响》从转读、讃呗、倡导的形成与发展的角度，分析了唐代俗讲与转变的发展与流变的过程。诗僧研究主要集中于禅宗，除上举《唐代白话诗派》之外，王秀林《晚唐五代诗僧群体研究》总结出十个诗僧亚群体，并分析其地理分布、群体特征、创作特征、历史地位和影响。查明昊《转型中的唐五代诗僧群体》认为，唐五代既是由贵族社会向庶族社会转变的转型期，也是佛教宗派势力起伏波动的时期;诗僧群体计有七类，经历了从“诗为外时”、“诗禅并举”到“诗禅合一”的心路历程，日渐世俗化和文人化。另有高华平《唐代的诗僧与僧诗》、陆永峰《唐代诗僧概论》、普慧《走出空寂的殿堂———唐代诗僧的世俗化》。其实，其他研究隋唐五代文学的学者，亦或多或少地论及佛教，如蒋寅《大历诗人研究》中的中唐诗僧研究，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及所主编《唐五代文学编年史》［39］、陈尚君《唐代文学丛考》［40］、《汉唐文学与文献论考》［41］、张兴武《五代十国文学编年》［42］等。

三、史学、宗教学等维度的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