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经济理论范文10篇
时间:2024-05-21 19:5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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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文化中经济理论思想
一、儒家———义利统一
儒家所提倡的“义利统一”的义利观是中国儒家哲学的价值论,也是现代经济活动中的价值观。所谓“义”是指人的道德价值,所谓“利”是指人的物质利益,在儒家看来:“义与利人之所欲两者也,虽尧舜不能去民之好义”《荀子》。孟子也认为:问题不在于得到多少利,而在于如何得到利,而如何得到利,通过什么渠道,采取什么手段,这是道义的问题。儒家虽然强调在经济活动中,人们应讲究道德,但他们同时也注重对利的追求。孔子曾说过:“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吾亦为之;如果无所求,从吾所好”,《论语•述而》。这几句话很形象的说明了孔子追求财富的强烈愿望;如果能获取财富,即使担任市场守门人,执皮鞭守护也心甘情愿;如果得不到还是干我的教师本行。这些都证明了孔子也是热衷于追求财富的。不仅如此,儒家在当时还看到了利的重要性,东汉崔迥在《政论》中说:“如果官吏的俸禄甚薄,仰不足已养父母,俯不足已养妻子”,他们就会冒刃求利来赡养父母,更何况让他们“临财御众”管理财物,就象“渴马守水,饿犬护肉”那样,让他们不沾水肉几乎是不可能的,崔迥建议“重其禄以防其食,使之取足于俸不与百姓争利”。由此可见,儒家一方面要求人们在经济活动中要以义为先,但同时也要求人们对利的追求,只不过主张君子谋利取之有道。“义利统一”的思想是工商活动中的基本原则,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为了获得较高的市场份额和经济利益,企业之间的竞争越来越激烈,竞争的残酷性决定了在经济活动中钱是要赚的,利润是要追求的,但是求利必须以义为取舍的标准,作为现代企业,不能只考虑自己的利益而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利益,不能依靠假冒伪劣产品和不正当竞争,如暴力行为、钱权交易等牟取暴利,更不能依靠诈骗行为获取非法利润,否则,必须用仁义道德来规范企业的牟利行为。只要在不缺德、不违法的前提下,根据义利统一的价值取向,要求现代企业的经济活动必须有利于国家、民族利益和生态环境的保护。
二、兵家———效益优先
《孙子兵法》这部生于本土,源于本土,高度浓缩和体现我国人民大智、大学的传世之作,其思想和影响在今天已超出了军事领域,已深入到经济、政治等社会生活各个方面,今天在加速推进我国企业经济管理现代化的进程中,作为身逢盛世的企业家和经营者,深入地研究《孙子兵法》中关于现代企业可供借鉴的经济理论,有着至关重要的时代价值。关于追求经济效益的思想,在《作战篇》中表现的最明显,孙武曾把战争所耗和战争所得进行了对比。他认为,作战时要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必须力求速胜,“故兵闻拙速,未睹巧之文也”。何廷锡注说“速虽拙,不费财力也;文虽拙,恐生后患也”。由此可见,孙武是一位很有军事头脑的军事家,在投入和产出上,他是极讲究经济效益的。《用间篇》中还有一段很有见地的论述,其大意是说,出兵作战耗资巨大,国不得安宁,民不得安息,战争数年是为了争一日之胜,如果吝啬爵禄在金百而不用间谍,那就“不仁不义,非人之将也,非主之佐也,也胜之主也”。《孙子兵法》的中心思想是“合与利而动,不合与利而止”,强调的是一个“利”字,虽然这里所说的利是指战争是否有利,而不专指经济效益,更不是指利润,但这种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利益的原则,从一般意义上讲,不也是经济活动的指导原则吗?21世纪的企业家,面对资源的有限性和竞争的激烈性,在经济活动中,如何正确的安排投入和产出,讲究经济效益,如何用尽可能少的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如何合理使用资金,敢于把巨资用在刀刃上,从上述《孙子兵法》因利而动的思想中或许得到了重大启发。
三、《易经》———盛德大业
《易经》六十四卦本身的目的就是为成就大业的人提供关于事物吉凶,追求行动而获得成功的指南。实际上“大业”正是《易经》本身所追求的目标或理想,大业即事业“举而措之天下之民谓之事业”,从易经的解释来看,对人生、事业的定位不外乎“富有”即经济强盛。因此,我们可以理解为什么盛德大业并称,因为,盛德作为一种德治政治必须有经济作为基础,这样才能以才聚人。富有大业的主要内容有三方面:1•重农业兼顾重商业。古代社会是以农立国,无农则无国,所以特别重视农业,发展农业是我国古代社会的传统,然而这种情形在春秋时的齐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齐国由于管仲改革,把工商业当作经济支柱,这一思想在《易经》中得到继承和发展,表现为《易经》在重视农业的同时,兼顾工商业的发展,《易经•系辞》“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由于商品相互流通使天下人互通有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不同需要,促进社会经济的进一步发展。2•是善理财。重视农业兼顾工商业可以说是富有之源,但是有了一定的经济实力是不是一定就富有呢?也不是,还必须善于理财,管理财物一定要使财物有所用,用到正当该用之处。所以,《易经》主张“理财、正辞、禁民之用”,理财指的就是管理财物,使财物用之有方,节约开支。正如《周易•正义》所言“治理其财,用之有节”。3•要节俭反对奢侈。《易传》指出君主要“俭以制度,不伤财,不害民”,而臣民则要“以俭德辞难”《象》,即让百姓以艰苦朴素、勤俭节约去克服困难,而统治者则节俭顾民。总之,《周易》以盛德大业为管理目标,试图通过有效的经济活动来实现治国、平天下、国富民强的政治目标。
循环经济环境下生态旅游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的产生是基于20世纪全球高速推进的工业化所形成的一种单向度、线性的“高开发—低利用—高排放”的增长模式的一种反思,是对过度工业化所造成的生态危机的一种自觉的克服和抵制。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经济活动被理解为一套物质资源循环往复的流动过程,即“物质资源—劳动产品—消费产品—循环资源”,而这一过程所遵循的是“节制开发,高效利用,限制排放”的原则。这一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顺应了现代社会文明、集约型发展的大气候,是发展中国家、尤其是正处于工业化转型期的发展中国家和地区不可多得的创新思路。我国西部地区作为经济后发地区,完全有必要顺应这一形势,在迎接工业化发展的同时,积极发展生态旅游产业,以循环经济模式推动整个经济社会实现内涵式增长。
一、循环经济理论对西部地区生态旅游发展的指导意义
(一)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实现
“循环经济理论摒弃单线程发展理论的那种完全以经济效益实现为唯一目的的思路,而以全面的、可持续的视野构筑了经济、社会和生态三大效益的共同实现目标。它所主张提倡的经济发展模式内涵是和谐共处的经济发展与生态系统关系格局,而实现这一格局的基础在于要求节制资源开发使用、提高资源利用次数和效率、对资源废料的回收利用等。”[1]从这个角度来讲,西部地区要实现三大效益,就必须要以循环经济为基本的指导。首先,西部地区开发过程中由于要严禁至少尽量减少对原生态自然资源的破坏和过度低效利用,要秉承一种保护性开发的态度对待生态资源,并通过强有力的措施诸如一票否决制等进行严格控制,严肃惩治那些因一时经济利益和政绩冲动所引发的随意开发行为。这是从旅游资源的提供方而言。其次是针对旅游资源的消费方,也就是广大旅游观光者。循环经济理论也能够教育他们形成一种文明、节制的消费观念。一般而言,旅游消费从顺序来讲,包括交通、餐饮、住宿、游玩、购物、休闲等等,每一个消费环节都要直接或间接的耗费一定的资源,尤其是在旅游资源所在地的消费,如若消费观念不健康,以不文明的方式消费固定的生态资源,必然会在日积月累的效应下造成生态资源的流失和生态系统的整体失序。而循环经济理论能够起到很好的教育塑造作用,让游客形成文明的旅游观并指导文明的旅游消费。可以说,循环经济理论的现实意义,就在于它力求遏制对生态环境的破坏以及保持生态平衡的目标,是建立在一个全过程基础上的,包括开发生态旅游资源工程环节、设计和营销生态旅游产品环节和循环利用“后”资源工程环节。
(二)循环经济理论指导西部地区生态旅游支撑系统的建立
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观视野中,生态问题是一个社会问题,人与自然关系决定于人与人的关系。因此生态旅游资源的合理利用和开发,不仅仅是一个技术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需要全社会包括政府、企业、专业机构、市民等多方面的支持。而对于繁复庞杂的生态旅游资源开发和利用项目工程,必须要有一个事无巨细的支撑系统。“在循环经济理论视野下,这套支撑系统从微观讲包括经济政策支撑系统、法律法规支撑系统、专业评估支撑系统和技术支撑系统等,都对西部生态旅游有着重大的指导和促进作用。”[2]基于我国西部地区在生态旅游发展战略上存在的宏观政策定位不明确、法律法规体系不完善、专项评估能力弱及不到位、科技及创新能力不足、公众参与不积极等问题,都可以通过对循环经济理论的灵活掌握和运营得到解决。比如,可以通过循环经济理论中常用的绿色核算系统来构筑西部地区生态旅游的整体经济指标评估体系,用以整体上、宏观上把握生态旅游发展过程中对环境的破坏和对资源的消耗的量化程度,从而深刻而直观地认识到生态旅游的必要性和实实在在的效益。而另一方面,西部地区有必要将循环经济理论中的技术元素活用到生态旅游建设中去。比如一些比较普遍的技术类型,废物利用技术,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污染等污染类型的治理技术等。积极采取无害或低害的新技术、新工艺,生产清洁耐用的生态旅游产品,从而真正实现高产出、低投入和少污染。值得注意的是,循环经济理论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抽象性的理论,必须要大众化和通俗化,才能成功的吸纳广大社会民众的真正认同、参与和践行,才能真正促进生态旅游的真正有序发展。特别是要通过生态旅游教育以绿色消费理念引导游客,使西部生态旅游走上良性发展的轨迹。
探究循环经济细化规制实行涵义
摘要: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本文细化分析了循环经济理论的经济基础和主要内容,并对经济理论向经济实践转化的对接进行了研究,充实了循环经济理论,使之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经济理论。
关键词: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对接规制
循环经济理论作为经济形式的一种范式,逐步转化为一种新的经济形态,但是,目前全世界循环经济构建状况却参差不齐。究其原因,除了这些国家与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因素影响外,主要是循环经济在理论上还存在某些盲区。因此,明晰循环经济理论和探索理论与实践的对接是目前循环经济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党的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探索
温州民营经济作为国内非公经济发展最为突出的典型,在党非公经济理论指引下创造了闻名遐迩的温州模式。温州人对此有着生动形象的阐述:温州民营经济是放出来的、逼出来的、创出来的、扶出来的。
一、概念差异
公众与学术界习惯把非公经济等同于民营经济,其实不然。非公经济是一个法律概念,现有政策法律与实务作均从所有权的归属上界定非公经济的性质、类别与地位。党的文献中涉及的非公经济主要包括个体经济、私营经济以及混合经济中的非公有制成分。国务院2005年颁布的《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中也使用非公经济这一概念,政府统计机构在实务操作中也以财产所有权来划分经济部门的归属。民营经济是一种约定俗成的经济概念与学术话语,与国营经济相对应,民营经济包括国有民营、集体民营、混合民营、民有民营四大类。
二、现实表现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非公经济发展。改革开放之前,党对非公经济基本上采取了限制甚至否定的态度。改革开放后,党紧紧围绕两个层面不断深化对所有制结构的认识:一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作为所有制改革的基础与前提;二是将发展非公经济作为所有制改革的重点与难点。30年来,党不断创新非公经济理论与政策,历经家庭副业的鼓励———个体经济的支持———私营经济的容许———股份制经济的保护———混合经济的引导;历经提出发展方针———形成并存制度———确定发展原则———保障法律权利,民营经济发展呈现可喜的态势。在党的非公经济理论指引下,民营经济成为推动温州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支柱,2010年民营经济总量占温州全市国民经济比重达到81.6%。温州依靠民营经济成为浙江省继杭州、宁波后第三个进入“2000亿GDP俱乐部”的城市。三、历史关联非公经济理论创新是党不断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选择的历史;温州人民把党非公经济理论应用于温州实践形成温州模式的民营经济,这也是选择的历史。建国后尤其是改革开放后,党不断致力于非公经济理论创新,致力于把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这是对经济形态、体制、制度、权属等重大经济理论问题的深化,党选择发展商品经济、市场经济、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积极探索非公经济变革来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在这段选择的历史中,党不断做出符合历史发展规律与满足人民主体诉求的正确选择,其非公经济理论成为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30年来,温州民营经济从第一个体户的诞生、第一座农民城的兴建、第一个股份合作制地方性规章的颁布、第一条股份制铁路的建设、第一个民营财团的组建、第一家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成立等等,都是温州人基于党非公理论创新,发挥自身特点与文化底蕴在不同时空境遇中不断选择的结果。这启示我们:一个地方只有因地制宜,才能形成一种发展模式,才能彰显一个地方特色。
四、理论渊源
开放经济理论发展研究
1中国现代开放经济理论发展的历史进程
(1)开放经济理论的初步发展(1979—1991)。从理论内容上看,该时期的开放经济理论的研究仍然主要是在基本概念、原理等方面展开;从理论方法角度看,核心手段为标准剖析,由于受到西方经济学的影响,转而重视客观统计以及实证研究;从开放经济理论领域的研究氛围看,学者更加注重实事求是、客观务实的科研作风,从而切实将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落实到开放经济理论的发展与探究当中。20世纪80年代,在效仿苏联的经济发展模式的失败之后,取而代之以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渐渐出现以马克思主义与西方经济学相融合的态势,开放经济理论随之孕育而生。20世纪80年代所倡导的社会主义商品经济理论,要求将中国经济发展的实际情况与现有经济理论、分析手段等作整体的探索,因此中国基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基石,将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与国外经济发展体制的优良因素纳入,对国内经济作了大幅度的调整,如市场经济与计划经济的融合、商品经济在社会主义背景下的调整等。人们力图建立的理论体制是,在公有制的基础上创设几种公理性的社会及人类生存行为的基本假设,随后展开对社会经济发展和人类经济行为的实证研究,从而构建发展出科学合理的理论框架。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初,西方经济学产权理论和革新制度成为经济学理论引入的重要部分,而中国的开放经济理论也随之得到发展延伸。该理论对中国经济学领域具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促进中国更迅速地与国际接轨,减少与发达国家经济学发展的差距,标志着开放经济学理论在吸收、探究和运用上有了更大的进步。
(2)开放经济理论的深度发展(1992—1998年)。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开放经济理论处于孕育阶段,它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历史文化条件。当时,中国经济正步入“整治”时期,经济学领域所探讨的主题是经济发展速率、经济体制变革的背景、通货膨胀等。1992年邓小平同志南方讲话推进了中国经济发展的再次生机,此次讲话的核心内容主要集中于两点:“一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理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的比例并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它们同样可以运用于两种体制的社会中。20世纪90年代上半期,中国经济学界主要对这两大基本问题作了多层次多方面的探讨,且成果颇丰。20世纪90年代下半期,中国的经济学领域爆发了一场关于西方经济学的重大讨论,老一辈的经济学者认为西方经济学存在固有弊端,其方针原则并不适合中国的经济现实,照搬西方经济学不但不能解决现有困境,反而会使经济发展误入歧途、形而上学。而另一些学者则持相反态度,他们认为传统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方法和理论上都反映出弱势,其规律与实际的社会经济活动脱节,中国的经济学发展应该首先对经济体制作重新建设。该争论的焦点在于,双方理论都基于不同的价值观甚至意识、社会形态偏好,似乎永远无法得出一个孰是孰非的结论。事实上,这是改革开放的思潮所带来的中西方文化的碰撞所孕育出的问题,即“欧洲中心观”。众所周知,欧洲在众多领域都形成了一定的优势地位,如意识形态、思想、文化等方面,而这种优势地位对经济学的影响尤为明显。不同社会结构、种族及自然条件下,人们所关心的问题存在很大差异,但正是因为由这些基本元素所构成的不同社会体系,科学研究者们才有必要展开对话,以达成一种可沟通交流的共通的思维架构和言语系统。因此,吸收、引进西方经济学理论为我所用实际上是一种学术探究,它不会将社会主义的传统理论掩盖,也不可能完全替代本来的制度体系。经济开放的目的是发展,亦是交流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中国自身经济理论、经济发展水平的发展不能完全依靠别国现成的理论成果,科学的严谨态度倡导的是在排除人文、种族、意识形态的前提下普遍的包容性。这也是开放经济理论的内在实质。20世纪90年代中,(2)充分的提高创新能力。创新能力是经济发展的内在推动力,只有提高创新能力,才能在激烈的竞争当中立于不败之地,才能稳固在国际经济发展中的优势地位,这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所必要的内容。只有创建出一条具有特色的创新之路,才能有效地推进经济方式的转变,这就必然要求在经济发展当中培养出一批具有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通过这些创新型人才的不断努力,降低经济发展中能源的消耗,减少经济发展对环境的污染,推动我国的创新建设不断前进。国家应该加大对科技创新的资金投入,建立科学的创新体系,不断地鼓励科学技术的创新,充分高效的利用资源,使创新型人才主动的投入到我国经济建设当中去,以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快速转变。
(3)不断的完善我国市场经济体制。转变经济发展方式与市场经济体制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它们是互相促进、互相制约发展的。迅速的促进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首先就要不断地深化我国市场经济的变革,减少政府对经济发展的过多干预,加强我国市场在资源的配置当中的重要作用,最终目的是形成能够促进我国经济发展转变的体系。转变我国经济发展方式的过程要以市场为引导,不断的规范我国市场的竞争,创建出可以真实的反映出市场的供求情况、能源是否短缺以及环境的污染程度的体系,要制定出有效的鼓励措施以及惩罚措施,对一些节能环保企业进行鼓励和奖励,对于一些高损耗、高污染的企业进行严厉的惩罚,以确保资源的充分利用以及环境的保护,还要对财税体系进行有力的改革,政府应该对开征环境以及资源利用进行合理的征税,以促使各行业提高对资源的利用率。除此之外,政府还应该不断的改革行政管理体系,不断的加强政府对社会公共服务职能的履行,让政府充分的服务于社会。在经济发展当中,要以市场中的企业为主体,并且采取有力的措施来鼓励各企业对能源的节约、对科学技术的创新以及对环境的保护。
(4)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经济结构对能源的损耗、环境的质量、人口的结构以及生活的质量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推进经济结构的调整能够有效的加快转变我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在经济结构调整中,要结合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策略,全面考虑能源节约和环境保护,通过工业规模的不断扩大来带动我国产业的优化升级。
2新时期中国开放经济理论的创新发展
循环经济理论细化分析论文
循环经济理论的主要内容
循环经济理论在20世纪60年代萌芽之后,经过半个世纪的探索和实践,基本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循环经济理论包括:概念、特征、原则、规律、模式和管理等内容。所谓循环经济,“就是以资源的高效利用为目标,以‘减量化、再利用、资源化’为原则,以物质闭路循环和能量梯次使用为特征,按照自然生态物质循环和能量流动方式运行的经济模式”(王冰冰等,2005),其基本特征是各种经济要素在经济运行中按照闭路反馈式循环方式运行,运动中的物质能量梯次使用,逐步减少,溢出的能量形成新的能源。
循环经济遵循3R原则,即:减量化原则,“就是在生产和服务进程中,尽可能地减少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再利用原则,“就是产品多次使用或修复、翻新或再制造使用,延长产品使用期”(王冰冰等,2005);资源化原则,就是最大限度地将生产和消费中的废弃物转化为资源。在3R原则的规制下循环经济运动表现出五种规律性:自然生态式的闭路反馈循环规律;能量梯次使用和转化规律;废弃物向新资源转化规律;循环价值递增规律;循环效应延展规律等。
循环经济按照“资源—产品—废弃物—再生资源”运行模式进行闭路反馈式循环运动,构成循环经济运行程序链。在这种链式循环中传递着物质、能量和信息,形成物质流、能量流和信息流三种形式的运动。循环经济在企业、区域和社会三个层面上的运动就形成了循环经济的整体形态。循环经济的发展目标是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三者统一,通过“低消耗、低排放、高效应”途径构建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最终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循环经济是一种特殊的经济形态,因此,也形成一种个性化的评价指标和方法,
用来评价和检测循环经济效果(见表1)。循环经济的管理以矩阵循环管理为主,力求做到标准化、标志化、合法化和法制规制化。
循环经济理论的细化
广义虚拟经济对农业发展启迪
进入21世纪,经济形态、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都出现了新的变化,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引爆并延续至今的经济危机,引发了经济学界对新经济的重新定位、对传统经济学理论的反思。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孕育、发展并逐步壮大起来的,林左鸣教授的《看不见的心》《广义虚拟经济———二元价值容介态的经济》等著作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发展的里程碑,受到国内外学界的广泛关注。随着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学术阵地的不断发展(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自主设立了“广义虚拟经济研究及管理”二级学科博士点报教育部备案;《广义虚拟经济研究》专业杂志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厦门大学等学术机构学者积极投身到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研究中来,并引向不同的应用领域,广义虚拟经济学呈现出强大的生命力。中国农业已经进入现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以农业科技进步为牵引的快速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并将继续引领我国农业向前发展。然而仅仅依靠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在现阶段已经不能满足发展的需求,必须同时探索农业发展的模式创新、体制创新和理念创新。科技进步促进农业发展的同时也必然引发农业发展模式、发展体制、发展理念等方面的新需求,现实当中也得到各种鲜活案例的印证。对于农业发展的新模式、新体制、新理念的探索,除了总结经验,向最新发展的理论寻求启发无疑是一条明智之举、便捷之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是对现时代、新经济、旧理论、多行业进行总结发展起来的新理论,对现代农业发展具有指导和启发意义[1-2]。
1广义虚拟经济理论
广义虚拟经济的提出是相对于狭义虚拟经济、传统实体经济而言的。狭义虚拟经济一般泛指由金融活动构成的虚拟经济,而传统实体经济是满足人的物质需求(生理需求和使用功能要求)。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现象可视为纯粹虚拟经济。广义虚拟经济定义为:同时满足人的物质需求和心理需求,以及只满足人的心理需求的经济,包含了实体经济、纯粹虚拟经济和狭义虚拟经济等。2010年,林左鸣教授将广义虚拟经济由实物价值与虚拟价值相互渗透生成的这种特性称之为经济上的容介态。生活价值论是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中的核心概念,也是其理论基础。人类活动的本质是具有社会性,人类活动不是肉体的(生理的)更是基于精神的(心理的)活动。马克思总结人类活动的最一般图式时称之为“人类生活的对象化”,与现在的说法“以人为本”异曲同工。劳动对象化是马克思对人类活动图式“劳动和生产商品的人类活动”的内涵进行的精辟概括,而今天的商品是在使用价值的基础上叠加了诸如品牌等的信息内容,产生了虚拟价值为主导的市场价值,因而对人类活动图式的经济学概括就从劳动对象化进化到了生活对象化。以上是生活价值论的基本内涵。广义虚拟经济理论产生于对当前经济社会生活本质的思考,有其广阔而雄厚的时代背景、哲学基础和实践基础。因此,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在实现和检验其指导意义、回归到生活当中去时注定有着广泛的应用空间。林左鸣教授选取“微观层面的产业实践”和“宏观层面的产业实践”作为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应用领域进行解析,涉及当前经济生活的核心内容:金融产业、“三农”问题、房地产、教育与卫生等民生问题,文化、旅游产业,商业模式、品牌价值、人力资本等企业管理。
2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
“心理、信息、生活”贯穿于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各自都有着丰富的内涵并相互容介,构成了广义虚拟经济的核心三要素。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的“心理”主要是指人的心理需求,是相对于人的生理需求(物质需求)而言的。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显性心理,不易于外在化为生活的心理(需求)称之为隐性心理。在物质匮乏年代,人们主要是为了满足生理需求(物质需求)。生理需求是有限的,相对于无限的心理需求,生理需求可以看作是心理需求的某种特殊形式或者转化。随着物质世界的不断丰富发展,显性心理的比重越来越大,也就是心理世界外化为生活的障碍越来越小,可以简单理解为心理外化的物质技术难度降低了,生活世界的多样和开放缩小了隐性心理世界的疆域。心理还与心灵、精神等相连相通。人的心理(又有正向与负向,积极与消极等的分类)研究是一个复杂而广阔的领域,从广义虚拟经济的视角看,心理需求是经济发展的本源、资源,现时代是心理需求外显化的广义虚拟经济时代。
广义虚拟经济理论的发展得益于信息理论和信息哲学。在宇称不守恒的启发下假想:宇宙是由物质态和信息态构成的,进一步由物质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载体信息,信息态衍射到社会活动中的是主体信息。人们的心理就是主体信息。因此,基于心理需求的广义虚拟经济是信息态在社会经济活动中的衍射。经济活动中的信心是人们心理集合反映出来的存真度更高的主体信息。广义虚拟经济时代,财富的产生、栖身之所、增值贬值都与信心密切相关。“人气”是广义虚拟经济的重要资源,人气、文化、信息、财富前所未有地统一到基于生活广泛对象化的广义虚拟经济门下。人气是人们生活趋向的体现,固化下来的人气凝聚结晶为文化,人气、文化的介质内涵是信息,是信息的符号化表现。人气、文化、信息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创富案例比比皆是,并呈相互交错、凝聚、裂变式发展,但其共同源泉就是人类生活的对象化、无限的心理时空。信息技术、信息资源在广义虚拟经济时代的重要性更加凸显,是广义虚拟经济不可或缺的内容。“生活”在广义虚拟经济理论当中,既是具体的又是抽象的。具体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不同人的差异化生活,共同构成了生活资源;对象化的生活是抽象的,是生活资源凝结为价值“生活”。“生活”是主观的,生活的目标是追求幸福;“生活”也是客观的,生活本身覆盖了财富创造的全部过程。广义虚拟经济是人本经济,是以生活价值论为基础的经济。广义虚拟经济三要素(心理、信息、生活)之间相互联系、密不可分,统一于生活价值论,它们之间的关系如图1所示。
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哲学的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分析论文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轨迹;现实价值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指导作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等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评判何种经济理论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完整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中国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但在传播时其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们都力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点相结合,而未完全盲目照搬照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重要特点。
小议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实践和价值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发展轨迹现实价值
内容摘要:本文试图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产生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出发,探讨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中国化的发展轨迹和现实指导作用,并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经济理论创新提供借鉴。
弄清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实践过程和现实价值等问题,对于正确把握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体系的本质,和评判何种经济理论才是中国“主流”经济学具有深远的意义。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是把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经济实践相结合,不断创新和发展的理论形态。从历史的角度看,任何一种完整科学经济理论的产生都是特定时代社会矛盾运动的产物,具有其内在的发展轨迹。
逻辑起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在中国的传播与应用
(一)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时展的必然要求。十月革命的胜利,使深受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压迫的中国人民从中看到了希望,中国一大批先进知识分子从此转向马克思主义,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等人先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和《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等一系列宣传和介绍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和演讲。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经济理论也在中国得到了相应的传播,但在传播时其理论宣传者和实践者们都力求与中国社会经济实践特点相结合,而未完全盲目照搬照用。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指出“要学会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环境”,“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并认为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具体化”。可见,中国的先进分子接受和对待马克思主义,从一开始就不是把它当作单纯的理论来探讨,而是以其指导中国革命实际,积极投身到现实社会斗争中去,这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一开始就具有的重要特点。
论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与历史地位
邓小平经济理论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意蕴深邃,风格朴实,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相对独立完整的体系,多年来深刻影响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进程,给人民群众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带来了革命性变革。从这一理论形成以来、特别是从党的十四大、十五大召开以来,理论界对其在内容上的丰富性,思想上的创新性、深刻性和体系上的相对完整性,已进行了较为广泛、深入和卓有成效的探讨。相比之下,关于邓小平经济理论的科学价值及其在社会主义经济理论发展史上的地位的研究却较薄弱。本文拟就此提出如下概略性意见,供学界同仁指正。
一、邓小平经济理论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举凡社会科学,无不是以揭示其特定研究对象的运动规律为己任的。如果说邓小平理论的伟大和成功之处在于以马克思主义观点和时代眼光回答了在中国如何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揭示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那么,作为它一个重要部分的邓小平经济理论,其首要的科学价值也在于比较系统地初步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规律。
通观邓小平关于经济问题的论述,可以看出,他在研究和认识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和发展问题时,总是坚持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坚持符合时代特点的社会主义价值观,坚持以富民为目的,在各种建设与发展问题中抓住生产力发展这个决定性问题,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制度与经济体制、外部环境与内部条件的关联和互动中探求发展的动力与机制,从发展的目标与阶段、速度与效益、产业关联、科技与经济等诸方面的关系上疏理经济发展的战略原则和指导方针,从而成功地解决了经济建设与发展的一系列重大问题。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出发点上,强调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从中国国情出发,走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经济建设与发展道路。我国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是,现在还处在并将长时期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就是说,我国已经是社会主义社会,但由于人口多、底子薄、生产力不发达,社会主义制度不完善,我国还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要逐步摆脱不发达,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至少需要年。在我国,搞经济建设,求经济发展,必须从这个最大的实际和最基本的国情出发,而不能从本本出发,也不能照抄照搬外国经验。
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发展的地位上,坚持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经济建设是一切工作的中心。发展是硬道理。改善人民生活,增强综合国力,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都要求生产力要有更快更好地发展。除非发生大规模外敌入侵,无论什么情况下都不能动摇经济建设这个中心,要扭住这个中心不放。其他一切任务都要服从这个中心,围绕这个中心,决不能干扰它、冲击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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