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教育理论范文10篇

【内容提要】跨文化教育是当今世界的教育研究热点之一。它作为一个新兴的跨学科研究领域，涉及到教育人类学、比较教育学、民族心理学、社会学、民族学、文化学、传播学等众多学科，并形成了许多理论和流派。本文拟就其中在世界上影响较大的，如“文化变迁”、“文化同化”、“文化融合”、“文化适应”、“跨文化交流”、“跨文化理解”、“多元文化与多元文化教育”等理论流派，作一简要的介绍和评述。

【关键词】世界/跨文化教育/理论/流派

【正文】

跨文化教育（interculturaleducation），一般是指在两种文化之间进行的一种教育。在英语当中，与之相近的词汇还有“cross-culturaleducation”（多种文化的教育）和“trans-culturaleducation”（异文化的教育）等。从教育人类学的角度看，人类的一切教育活动都是建立在某种特定文化基础之上的，教育是文化传承的载体。换言之，每一个人都具有一定的民族所属，而每一种教育也都与特定的民族文化密不可分。按照教育的民族属性，它又可进一步划分为“单一文化教育”和“跨文化教育”两大类。前者是指受教育者所受教育基本上仅局限于一个民族的文化，具有单一的民族属性，如早期的美洲印第安民族教育等。而后者，则是在两种不同文化之间进行的。如移民教育、殖民地教育、留学生教育、多民族国家中的少数民族教育和多元文化教育等，均属于跨文化教育的范畴。也就是说，在单一层民族教育的背景上实施异文化教育的现象，都可以视为跨文化教育。

跨文化教育的实践，在人类历史上久而有之。但人类对这一社会现象进行较为系统的科学研究，则始于本世纪。特别是在美国等一些西方发达国家里，各界学者自20世纪上半叶起对跨文化教育问题进行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并从不同的立场、目的和学科角度提出各自的观点和主张，形成了众多的理论派流。时至今日，跨文化教育研究已从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扩展到加拿大、前苏联、澳大利亚、日本、东南亚及中国等诸多国家。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择选一些影响较大的跨文化教育及相关理论流派作一简略介绍，供我国有关教育研究人员借鉴和参考。

一、文化变迁论

摘要：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是显性教育和隐性教育的集合，在人工智能发展的背景下，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从内容到实践上的改革是必然趋势。异化理论、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理论、交往实践理论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传统文化教育运用新技术的赋能提供了理论支持。高校传统文化教育模式转换实质是实现了教育客体个性化需求、教育主客体融合互动和教育的多样化发展。

关键词：传统文化教育；人工智能；高校教育

随着人工智能技术的发展，人工智能技术在高校传统文化教育中的赋能日益重要，传统文化教育从人这一教育主体与技术工具、教育客体与自我价值实现、教育要素之间的相互关系上都应融合新技术的发展。

一、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的三个基本理论维度

人工智能赋能高校教育是教育发展的必然趋势，结合人工智能对传统文化教育的实践，可以进行指向性的教育轨迹预判和效果反馈。异化理论、人的自由发展理论、交往实践理论为人工智能时代高校教育工作提供了理论支持。

（一）异化理论

一、新工科建设对工科人才提出的新要求

新工科建设是在新产业、新经济背景下，为了深化工程教育改革，服务于产业转型升级和新经济发展，培养服务于国家战略的新型工程师的重要举措。顺应时代新要求、服务国家新战略、培养工科新人才是新工科建设的基本要求和根本目标。第一，新工科建设要顺应时代新要求。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就要求新工科建设更加注重质量的提升，创新人才培养模式，培养具有理性思维、渊博知识、精湛技能、创新精神和职业素养的优秀人才。第二，新工科建设要聚焦国家新战略。国家实施“中国制造2025”“互联网＋”“创新驱动发展”等重大战略，新经济的蓬勃发展，为我国工程教育创造了良好的机遇。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的《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明确提出，要以“新工科”建设为抓手，加快培养适应和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卓越工程科技人才，打造世界工程创新中心和人才高地［1］。第三，新工科建设要培育工科新人才。新工科建设要培养新时代高素质的卓越人才，培养服务于新技术、新产业的新型工程人才，高素质工科人才是我国科技工程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新时代和国家新战略对工科人才提出了新要求，即：不仅要具有高水平的专业素养和实践能力，还要有人文情怀、生态意识、工匠精神、质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成为真正的综合型、全周期的卓越工程师。高校新工科建设应以培育既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又有全面的综合素质的新型工科人才为目标。

二、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意义

“工程文化”一词，是在国外呼唤工程回归和国内强调重塑工程内涵的背景下产生的。当代的工程师不仅需要具备专业技能，还应该拥有相应的文化素养，使工程建设真正地造福社会。近年来发生的“东方之星”客轮沉船、房屋坍塌、电梯高空坠落等多起工程安全事故，使人们越来越清醒地认识到，工程作为人类改造自然的手段，它是造福人类还是危害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工程师的文化素养及道德意识［2］1。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价值和意义，就是为了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提高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一）增强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针对性。工程文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让工科学生严格遵守工程伦理准则，增强人文情怀，提升社会责任感，成为卓越的工程师。工程文化教育遵循“立德树人”的原则，与新工科建设要求的“培育既有扎实的专业素养，又有全面的综合素质的新型工科人才”的目标是一致的，与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向同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政治理论教育，促进大学生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集知识传授、理论阐释、价值引导和情感交流于一体的课程。因此，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在本质上是相通的，在功效上是互补的，在目标上是一致的，两者的对接就在于充分挖掘相关知识中蕴涵的教育资源和科学价值观，落实“立德树人”的价值目标。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具有时代性、科学性、针对性，所以，在工科院校应结合工科学生的专业特点和思想特征，充分体现工程师培养的特殊要求，有针对性地把工程文化教育引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中。在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过程中，应结合现代工程的一些现实问题，用相关理论来加以分析，将抽象的理论问题用生动的工程实例来加以揭示，这样不仅有助于加深学生对抽象理论的认识和理解，而且也有助于充实和丰富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学内容。（二）提高学生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获得感。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内容是否生动、丰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课程的吸引力和有效性［3］。由于工程文化教育贴近工程实际，与学生将来要从事的职业密切相关，学生积极参与工程建设问题研讨，可以加深对工程建设、社会职责的了解，把握工程建设发展的趋势。根据工科院校学生的专业特点，挖掘工程文化中蕴含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引入国内、国外现实的工程实例，让学生研究和探讨在风险社会中工程师的社会责任问题。思想政治理论与工程实践相结合，可以提高学生学习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兴趣，激发学生积极地参与思考、讨论，有利于培养学生运用所学理论知识解决工程实际问题的能力，提高价值判断能力，从而提高对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的获得感。（三）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育人目标目前，我国工程教育缺乏浓郁的人文科学文化氛围，部分工科学生价值观模糊、理想信仰缺失、人文素养缺乏、创新能力不高、实践能力不强，工程文化意识、职业道德都有待增强。由于理工文分科，使学生全面素质培养受到影响和限制。一些大学生由于受社会环境和自身成长过程中诸多因素的影响，人生追求呈现出功利化倾向。将工程文化教育融入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可以加深学生对工程师社会职责的了解，正确把握新工程建设的新要求，理解工程文化意识在工程建设中的重要意义，增强社会责任感，促进自身全面发展，从而实现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立德树人的教学目标。

三、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路径

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需要从指导理论、价值观念、方法创新、教育载体等方面来着手实现。（一）融合的指导理论：提升理性思维。工程是人类利用所掌握的自然规律以及创造的经验和技术，来改变自然界并将自然界的资源转变成人类财富的社会活动。工程不是单纯的科学应用，而是经济、社会、文化、制度、环境等多要素的集成、选择和优化［4］34。工程在给人类带来福祉的同时，工程活动的负效应也日益凸显，比如环境污染、核能辐射、生物伦理等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需要提升理性思维，从哲学的高度关照人类的工程实践，对工程实践的基本思想和设计理念进行哲学分析和反思，从而更好地指导工程实践面临的诸多问题［5］。新时代的大学生需要认识新时代特征、科技发展趋势、工程建设新特点，以科学理论指导具体工程实践。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关于立德树人、以人为本、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以及科学技术观等理论，对融合起着直接的指导作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的辩证思维、系统思维和战略思维方法等，对引导大学生处理专业素养与综合素质、工程利益与社会安全、质量与效率、现代科学技术与科技伦理规范等关系，提供了丰富且可借鉴的方法，有助于大学生从事物的普遍联系与发展中把握当代工程发展的趋势，理性面对和正确处理利益与安全、质量与效率、工程与环境等工程实践中的诸多矛盾。（二）融合的价值观念：培养人文精神。现代工程实践的社会化、综合化特征日趋明显，工程在设计、决策、实施和运行管理的过程中，越来越受到社会的政治、法律、文化、生态环境的制约。人文教育着力提升人的道德水平，使人理解人生的意义与目的［6］。人文精神是对人的尊严、价值、命运的维护、追求和关切，对各种精神文化现象的高度珍视［2］96。由于科学技术的正负双面效应，工程师应该具备人文精神，才能正确理解工程与经济、历史、文化、自然的关系和内涵，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教育部的《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指南》（亦称“北京指南”）指出，要更加注重理念引领，强调生态意识和工程伦理意识［7］。教育部、工业和信息化部、中国工程院关于《加快建设发展新工科实施卓越工程师教育培养计划2．0的意见》强调：要强化学生工程伦理意识与职业道德。注重文化熏陶，培养以可持续发展和造福人类为理念的现代工程师。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价值取向，是把崇尚科学技术与弘扬人文情怀相统一，推进工程教育与人文教育的有机融合，引导大学生认同工程技术共同体的核心价值观，在科学技术运用和工程实施的同时，关注与其相伴而生的社会后果。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的融合，是把培养卓越工程师的理念、要求、内容融入思想政治教育之中，强化工科学生的工程伦理意识和人文情怀，增强他们的工程质量意识和社会责任感，从而使其成为新时代的卓越工程师。（三）融合的方法创新：工程实例启示法。21世纪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不断推动着经济的发展，进而带来了社会领域的深刻变化。然而，市场经济的“逐利”性却使新技术的开发与运用出现了种种问题，如楼房坍塌、化学污染、核泄漏、工程安全事故等，高科技的研发与运用使当今社会处于风险社会阶段。长期以来，人们对工程的评价侧重于技术评价，而往往忽视工程伦理的考量。因此，在融合教学中要创新教学方法，根据学生所学专业的特点，选取与专业相关的国内外现实工程实例，运用相关学科理论，让学生研究和探讨风险社会中科技人员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问题。工程实例启示法分为三个部分：一是工程实例呈现，提供在建筑工程、交通工程、环境工程、机械工程、材料工程等领域的国内外真实工程实例，可以是工程事故（比如加拿大魁北克大桥垮塌事故、“东方之星”客轮沉船事故等），也可以是成功的工程实例（比如上海中心大厦、港珠澳大桥等）；二是原因分析，主要从技术水平和伦理规范两方面加以分析；三是实例伦理启示，让学生通过讨论，探讨风险社会中科技人员的伦理规范和社会责任问题。通过经典案例分析，揭示工程文化的内在规律，帮助学生了解、认识国内外工程文化现状，传承优秀工程文化的工匠精神，防止工程事故的发生。（四）融合的教育载体：“文以载道”。工程文化教育与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融合的教育载体，主要有工程文化载体和社会实践活动载体。工程文化载体是以辩证唯物主义的文化观为指导，充分发掘工程文化内含的思想政治教育资源，并赋予其时代意义，利用各种工程文化本身蕴含的思想道德教育元素，开展思想政治教育。通过对各工程领域的介绍来剖析蕴含在工程背后的文化因素所起到的重要作用，引发学生深入思考文化对于工程的影响，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工程价值观和工程伦理观。由于工程技术与文化是相互融合和补充的，因此，一个人在从事工程技术工作时，能够从文化的角度来提升技术水平，并在工程技术中体现人文关怀。工程文化不仅有助于大学生成为合格的工程人，更有助于成为文化人［8］3。以工程文化为载体，有利于增强思想政治教育的渗透性和持久性，起到以文化人的作用。包信和院士认为：“像转基因、纳米等新技术存在很多伦理问题，如果教育不涉及伦理考量，不能引发学生思考这个事到底是造福人类，还是造成灾难，这样的新工科教育是残缺的。”［9］所以要“文以载道”，就是要对大学生进行科学价值取向的指导。以工程文化为载体，让大学生既掌握专业技术，又具有价值理性，从而能够科学理性地运用专业技术造福社会和人类。以社会实践活动为载体，就是要结合思想理论课实践教学，组织大学生开展各种工程文化实践活动，在社会活动过程中提高科学文化素养，外化为相应的行为，实现化知为行，知行统一［10］250。比如，组织学生参观工程认知博物馆、科大讯飞，让学生了解科学技术发展的趋势及其对专业的影响，了解工程师在从事科技和工程活动中应具有的职业素养和科学人文精神，从而学会思考、比较和判断，增强工程文化意识。同时，注意引导学生关注社会生活和工程实践，社会中存在的许多问题，要靠工程技术来解决。进入新时代，人们在不断地追求高品质的美好生活，因此可以让学生进行社会调研，了解新时代社会和人们的新需求，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的重大变化，因为从物质文化需要到美好生活需要这一历史性变化，直接关系到我国工程建设的未来发展。工程质量、环境友好、建筑安全等这些属于美好生活范畴的问题，都直接与工程建设息息相关，工程师应当为人们实现美好生活创造高品质的产品和提供高质量的生活条件与保障。还可以组织学生考察地域文化，了解当地的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先进文化等，利用历史文化资源和现代文化资源，来培养大学生的人文情怀，增强大学生的文化自信。

[摘要]当前，很多学校的学校文化建设存在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对学校文化建设认识不足，意识不强；对学校文化建设的内涵理解片面；过分注重形式，忽视内涵；缺乏规划，不能持之以恒。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研究，需要学校在行动层面上的探索和实践，教育理论界的专家学者在理论层面上的探索研究以及国家政策的支持和规范。

[关键词]中小学；学校文化；教育管理

学校文化建设是目前基础教育领域内的一个热门话题。不少学校近年来大张旗鼓地开展“文化建设运动”，有的还不惜重金聘请大学教授为其“策划”“包装”；也有一些学校“处乱不惊”，默默地追寻着教育的文化真谛，深耕细作，把校园经营得“沉香四溢”“景深意远”。毋庸讳言，中小学校追求“文化建设”是一件好事，说明我们的一些校长对教育的认识开始嬗变，渴望品尝教育的“味道”，我们的基础教育正在向着“真质”的方向发展，实乃大幸!然而，我们也需要在这“热火朝天”的追逐中保持一份清醒的头脑。当前中小学学校文化建设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们应该采取哪些对策来解决这些问题?笔者近期进行了一些针对性调研，提出以下粗浅认识和建议。

一、认识不足，意识不强

笔者在调研中发现，多数中小学对建设学校文化的认识不足，意识不强。这种状况在农村中小学比较普遍。农村中小学学校管理理念和方式大多停留在20世纪70～80年代的水平，以经验型管理为主，主要是应付日常性工作，或按照上面的要求上传下达，重形式，轻内涵，缺少独立思考和个性创新。此外，近几年中小学布局调整，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特别是城镇新建中小学数量较多。新建学校的“硬件”建设堪称一流，但“软件”建设特别是学校文化建设十分薄弱。中小学校为什么要进行文化建设?笔者在调研中常常向部分“重视”文化建设的学校校长提出这一问题。多数回答是“为使学校更有特色，更有影响，办成名校”，回答“一些有名的学校在搞，我们觉得很好，学着搞”的也不在少数。可见，多数中小学对学校文化建设的意义缺少深刻和全面的理解，有的甚至人云亦云，没有从深层次上树立起自觉进行学校文化建设的意识。

教育部《关于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的通知》指出：“校园文化是学校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面育人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是展现校长教育理念、学校特色的重要平台，是规范办学的重要体现，也是德育体系中亟待加强的重要方面。”中小学校园文化通过校风教风学风、多种形式的校园文化活动、人文和自然的校园环境等给学生带来潜移默化而深刻的影响。良好的校园文化以鲜明正确的导向引导、鼓舞学生，以内在的力量凝聚、激励学生，以独特的氛围影响、规范学生。大力加强中小学校园文化建设，对于增强德育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实施引导青少年树立社会主义荣辱观、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这一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努力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合格建设者和可靠接班人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所以，对建设学校文化不能停留在一般性认识上，更不能停留在追求形式上的“花拳绣腿”上，而是要提高到丰富学校教育内涵、真正进行素质教育和培养四有新人的根本措施的高度来认识，提高到是为了追求教育真谛的高度来认识。

本文运用系统联系和比较的，在与汉族文化背景的对比中，论述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不同空间层次之间以及不同区域、不同类型、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之间的民族差异性，尝试在更深层次上揭示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

一、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概念

世界任何国家、民族的任何类型和层次的教育总是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中进行的。少数民族教育也不例外，文化背景“是指对人的身心和个性形成产生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根据文化学的，这种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环境是可划分为不同类型和层次的。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不仅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本质上，而且也表现在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之间，特别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的特殊联系上。这两种“特殊”构成了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特殊性。这是少数民族教育特殊本质和特殊存在的实践论据。

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不是关于各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本身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概念，也不是关于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本质和类型差异的命题，而是属于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和国家宏观文化大背景之间以及各少数民族文化背景之间联系特点的范畴。

所谓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指的是少数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以及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少数民族教育的文化背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不同，往往表现出民族性差异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的非一致性。少数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差异性是与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的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相对应的概念。主体民族教育文化背景民族同一性或民族属性方面本质一致性指的是：主体民族教育的不同空间层次的文化背景之间以及不同类型不同层次教育的文化背景之间的差异就总体或大部分而言主要是同一民族文化背景下的不同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不是不同民族之间的民族性文化差异，因而就其民族属性方面讲，本质基本上是一致的。而少数民族教育则不然，少数民族教育不同空间层次、不同类型和不同层次的文化背景，不仅具有区域性或社区性差异，而且往往表现出不同民族文化之间的差异性和区别。

民族理论教学是一个民族不断强大的基础，但目前由于多种因素，使我国民族理论教学存在一些问题，扭曲了学生的价值观，因此本文结合民族文化社会作用，分析了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提出增强民族文化教育策略，为提高民族文化教育效果提供借鉴.

1民族文化的社会作用

在民族文化与文化关系基础上，民族文化是弘扬民族精神、民族发展的关键，民族文化的继承和发扬对提高民族素质和构建民族发展、促进社会和谐等都有不可替代的现实意义，主要作用具体表现如下：第一，继承和发扬民族文化是我国教育的重要目标，是教育发展主题之一，教育从根本上来讲就是一种文化象征，是人类发展和壮大的重要组成部分，文化教育在整个文化发展中不仅对文化传递和文化构成起着主体作用，还是促使人类将物质财富转化为精神财富的关键，因此在文化教育中培养和造就学生与文化发展相关的创造力，进而促进文化的更新和发展，同时通过民族理论文化教育使青年不断提高民族意识，增添其民族自豪感，对增强我国民族凝聚力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1].第二，加强民族文化教育为各民族学生的全面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我国有56个民族，各民族文化的发展汇聚成了中华民族文化，中华民族传统文化更加注重培养人们道德、智慧和文艺修养等方面的教育，在对这些综合素质进行培养的同时还要保护我国各少数民族文化，对各少数民族文化进行整理和研究，推广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育还是开启青年学生心智的重要手段，加强民族文化理论教学可以有效培养学生爱国精神、人文素养、民族精神等，民族文化理论教育正符合学生的心理成长需求，它可以将学生代入民族文化发展艺术空间中，以此提高学生全面素质，为促进我国各民族的团结奠定基础.第三，民族文化是民族地区经济发展和民族传统文化发展的关键动力，加快少数民族经济和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就需要不断提高人们对民族文化重要性的认识，但是发展民族文化是要建立在和谐民族社会关系基础上，只有建立良好的民族关系，才能使政治环境满足经济发展的需要，不断促进少数民族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少数民族文化各具特色，不同民族在历史发展中积累了不同文化，诸如艺术、歌舞、医药、饮食、信仰等，这些民族传统文化都是中国文化中的瑰宝，很多民族经济的发展大多是依靠这些传统历史文化，由此可见民族文化是促进民族经济发展的关键.

2民族理论教学中民族文化教育面临的问题

2.1民族文化意识薄弱

随着我国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国际化水平日益提高，人们生活方式和生活观念越来越趋向多元化发展趋势，这极大的开阔了学生眼界，拉近了学生与全球文明的距离，为提高学生世界认知能力提供了重要基础，而多元化的生活方式正由多元化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这些在不同程度上对学生的思想观念存在一定影响，同时由于学生思想意志比较怕薄弱，容易受其他国家思想文化的影响，对我国传统民族文化学习意识淡化、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信心都有一定程度上的退化，青年学生对我国民族文化的漠视，将导致学生缺乏社会责任感、在生活中对自己的行为和思想缺乏自强自律意识，而青年学生作为我们国家发展的未来，解决他们存在的这些问题有尤为重要，如果不解决学生这些问题，任之发展最终对我国可持续发展存造成利影响，国家民族凝聚力会越来越薄弱，未来我国国民综合素质也会越来越差，这将严重阻碍国家的文化和经济发展.

摘要：多元智力理论对人类认知能力的发展进行了多年的研究。加德纳在20世纪80年代提出了多元智能理论学说，多元智力理论为文化教育提供基本依据。随着现代社会突飞猛进的发展，我国现代教育根本目的在于提高全民族的整体素质。我们通过研究借鉴加德纳的多元智能理论，对我国文化教育建设将有很大的益处与启示。

关键词：多元智力理论；多元文化教育；知识观；教育教学改革

一、多元智能理论与文化教育

随着现代世界经济的飞速发展，教育也开始备受社会各界所关注。无数的教师们包括思想家、教育家都投入到多元文化教育的研究中去，获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教育应该是所有人都享有的平等权利，这是世界公民普遍认可与接受的观点。所以文化教育应该是从人权主义出发的一种每个人都应该普遍享有的权力。从社会发展角度来看，人类社会是由各种不同的群体组成的，包括受地域、文化、能力和喜好的不同而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差异才使我们的生活丰富多彩，有更高的目标去前进。在这个过程中，会使人们逐渐认识尊重不同群体之间的差异性。而且多元智力理论也提倡教育要尊重不同学生之间的差异性。尽管加德纳认为每个人都具有多种智力能力，但是不同的人在各种智力中所表现出的现象是不同的。可能受遗传、环境的影响，不同的人在智力发挥方面会表现出不同风格特点，在实际教育教学中就会产生出不同的认知方式。所以，教育应该考虑和尊重学生之间产生的差异，让每个学生都能有自己的学习方式去认识世界，这样可以增强他们对学习的兴趣，增强他们的自信心，使他们能在快乐中学习。文化教育和多元智力理论是从不同的角度去分析教育要尊重差异性，二者可以说是互为统一的。从每个学生的具体情况出发，尊重每个学生的个体差异，总结出自己的学习认知方式，将多元智力理论教育很好的与文化教育结合，这样才能使教学赋予更深刻的意义。

二、多元文化教育中的知识观

加德纳在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对多元智力和文化教育有着深刻的意义。他在定义智力时，特别强调了文化环境与智力的关系，认为智力是和社会文化环境有关的，它是解决生活中的实际问题的一种能力。因此，来自不同的文化背景的人其智力组成和特点也是不一样的。要想使每一个学生在教育中都能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就必须要考虑学生所处的文化背景和他们独特的学习方式。在现实的教育中，在不同人群的智力发展时，教师却很少考虑学生之间存在的文化差异，这样容易造成学生们的学习能力低下，学习成绩不良。其实这是一种文化歧视，这种文化歧视会影响一些学生的智力发展，从而压抑了一些学生学习、发展的权利。多元文化教育的目的就是要保证使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在教育中是平等的，能在教育中实现自己最大的发展空间。所以我们应该弄清楚不同的文化背景与人的能力之间的关系。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对文化教育的重要意义就是让人们在文化背景下重新认识智力及教育，认识来自不同文化背景的学生。由于受社会环境的影响，各自的生活、能力及学习法也是不同的。这种观点不得不使我们要重视学校教育是否给每个学生都提供了发展才能的平台。对于教育者，要从学生的文化背景出发，以新的观念去认识每一个学生，可以使他们从自己的文化为起始点，用自己的方式去学习，去理解生活中的事物。多元智能理论指出，学生具有不同的智能倾向，不存在一种对所有的学生都适应的好方法。所以教育者要因材施教，随时变换教学方法，这样可以达到更加的教学效果。

传统的教育认为：“学生有缺点，需要加以改正，错与对、好与差是唯一的一把标尺”；现代教育认为：“无论错与对，你都“verysmart”，注重学生的长处和潜能，用发展的眼光看待每一位学习者”。因此，长期的不同教育模式下培育出不同的个性：一方面是“我需要回答的只是教师要我回答的问题”而另一方面恰恰是“敏锐的发现问题！”是固守原有还是由发现问题到创造性突破?

建国以来，我国教育经历了1948年的“新型正规化”、1953年全面学习苏联“正规化”、1958年教育大调整、1961-1963年调整、1966-1976”年“无产阶级教育革命化”、1976年以后“拨乱反正”，期间又历经大小的五次教育改革，可以看出，教育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同社会的发展存在着密切的联系，而创造性教育是人本主义教育的浓缩和再创造，给我们另一点启示就是激发学生的创造精神，授之以渔。

综观前几年流行的素质教育、愉快教育、自主教育、应试教育等等教育现象，教育似乎又回归了自然，以人为本，因为人类的开始之初便源于“创造”。目前的二期课改旨在回归自然，让课程适应每一位学生的发展。

当在中西方文化的视野中反思中国教育时，我们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中国的基础教育最强，小学高年级段的数学远远超过了国外同龄段的学生、国际奥林匹克屡屡摘取桂冠，国外的教育同仁们也在反过来研究中国的基础教育；而另一个事实也不得不正视：国外学生的创造力却超过了中国学生。尽管世人预测：二十一世纪是亚洲的世纪、中国的世纪，这本身就是对中国人创造力的肯定，那么为什么不能在中国雄厚的基础教育领域，东方“橙色的太阳周边”，学生们能大手笔地添加想象力、创造力？难道我们的民族缺乏创造力，“否”！难道我们的教育所依托的环境存在着障碍。答案是不容怀疑的。那就是文化―心理因素、文化―心理品质等诸多文化现象形成的人格特征。例如：姚明现象。“张扬与谦逊”就是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教育模式下的个体在群体竞技场上进行着的交流。再例如“穷爸爸”“富爸爸”一书的热购，使我们确实需要再次反思我们的教育。教育与科技、教育与人文、教育与经济，富爸爸的财商和幽默使我们深思处于工业时代的“教师们”无论如何也无法体会信息时代、流星花雨般的莘莘学子们，“追星族”、“韩日族”无处不在。我们教改的契机成熟，反思有效教育的载体、机制与教育环境的相互相成、相互促进的各种因素势在必行。

思考之一：文化情结与创造性教育。

我感叹二十一世纪的教师最难当。“Beingateacherisbeingpresentatthecreation,Whentheclaybeginstobreath”.这句话的含义是非常深刻的，“当一名教师意味着是创造的见证人，他目睹人体开始呼吸，开始了生命。”我选择教书这一职业，是因为教学是建立在“变”这一基础上的职业，即使教材还是原样，但我自身却变了——更重要的是，我的学生在变。我身边的国际OM老师就是创导“时时在创造，天天在变化，人是创造之人”的楷模，但是他的主持项目中孕育着文化，在“古典---人工奇观”中参赛队自创的建造人工奇观的建造原因和可能性的建造原因，其中某些必须是从历史观点看可以接受的原因，最引人注目的是被接受的建造原因，须出具文献证明。最世界的必须是最文化的。最民族的才是最国际的。没有一种文化反对创造，也没有一种文化故意扼杀创造，反对和扼杀创造等于毁灭民族自身。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就是创造性的累累硕果，只是信息时代的创造，不在于解决人类的温饱问题，而在于解决社会问题时所体现的创造性、处理人际关系时的建设性，在社会群体的交流协作中体现自身价值。因此“创造性”应当是一个提高主体素质的概念。这种“全面素质”的造就才是教育的重要目标，避免高分低能，避免心胸狭隘、偏激。创造性教育的提出旨在直接培养创造力的发挥，而呼吁整个民族的创新精神、与时具进的豁达姿态。

1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与理论基础

1.1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基本内容随着时代的不断进步，文化教育已经在大学英语教学阶段达成共识，即通过对社会文化事实的认识以及人们日常生活习惯的了解来培养学生的文化价值观。大学英语中文化教育因素占教学比例逐年增加，这样使得人们更加重视融入文化教育因素的作用和特点。我国教育部也制定出相应的大学英语教训要求，其中提到大学英语的主要教学内容要放在技能运用、知识理解以及学习策略方面，这样做的目的是帮助学生提高自身英语的交际能力。由此不难发现，语言与文化是相互影响的，掌握文化的前提是必须了解语言，而了解语言又需要建立在掌握文化的基础上，二者相辅相成。

1.2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理论基础主要包含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化输导理论，该理论基础首先由美国科学家提出，即将文化教育的理论核心内容放在假说输导环节上，大学生通过接触高于自身语言技能水平的第二种语言输导，来提高自身对英语的理解程度。第二，构建理论基础，大学英语教学中的文化教育既不属于主观思想，又不在客观事物的包含范畴内，所以需要学生通过自身与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逐渐达到构建的效果。该理论基础强调社会活动与交往在学生学习中的发展地位。

2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教育的重要性

2.1中西方文化差异的内在涵义不同国家有着不同的语言习俗、文化，并且每一种文化都能映射出与之对应的文化特点，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中必须加强对文化教育的重视程度，通过学习语言的基本技巧来发掘不同语言背后存在的文化差异。举例而言：在学学英语词汇过程时由于不同国家民族存在着不同的历史背景以及地理环境，导致培养出各有特色的民族文化思想。汉语中的“气功”以及“八卦”等词在英语词典里没有与之对应的词汇，而中国传统谦虚礼让的思想在西方人眼里则是虚假无知的表现等等。所以在大学英语教学过程中必须培养学生对文化的认知程度，以便于更好的理解英语，提升综合能力。

2.2文化与语言的关联语言不仅仅是人类表达的一种展现形式，更是一种传递思想的道具，语言表达受到宗教信仰、价值理念以及生活方式的影响，而这些因素正是大学英语教学的重点，所谓提高学生的英语综合运用能力不单单只包含听、说、读、写的能力，更多的是强调自身交际文化的技能。语言的决定因素就是文化，文化的传递实则是物质与精神的交流，穿越文化的沟通是目前人们生活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大学英语教学中文化的教育便是在打破文化交际存在的障碍，让不同民族共同使用一种语言成为现实。

一、法兰克福学派:教师作为高贵文化的捍卫者

法兰克福学派在上世纪四十年代移居美国后便将重心转向了流行文化批判，教育人们在流行文化面前保持理性思考与文化尊严。他们在流行文化批判方面的开创性努力为教育学者分析媒体文化的内涵与影响提供了第一笔理论遗产。事实也是如此，吉鲁(H．A．Giroux)、凯尔纳、麦克拉伦(P．McLaren)等人八十年代起在教育学界发展媒体文化教育学时，都曾到法兰克福学派那里寻求理论基础，并将法兰克福学派视为媒体文化教育先驱。如马丁•杰伊(M．Jay)所示，法兰克福学派早期的许多知识创造都是为了分析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人“膜拜”起工业社会新出现的外在“权威”尤其是“法西斯主义”，以及这种膜拜引发的人格与心灵扭曲，进而教导人们在非理性的权威膜拜社会氛围中，保持“康德式的理性自主与尊严”。在法兰克福学派看来，美国四十年代崛起的流行文化正是另一种新的“集权主义”形式，它同样可以摧毁人的理性，因此必须发展一种流行文化批判，防止个体被其中隐含的低俗意图吞没，丧失文化上的高贵尊严。［6］言外之意，法兰克福学派通过其一贯的高贵与低俗、自主与盲从、理性与非理性等两元对立架构，为媒体文化教育预设了合理的价值追求，如果教育学者采纳他们的理论架构，自然会将教师培养成理性自主及高贵文化的捍卫者，激励教师引导学生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而法兰克福学派恰好还为教育学者及教师分析流行文化的“集权主义”本质及其危害提供了一副理论工具。在著名的《论文化工业》中，霍克海姆和阿多诺联手设计了一套“文化工业”理论，意在批判流行文化的企业化生产体系及其“商业化”属性，揭示其生产低俗的“文化商品”来刺激、支配大众，使大众成为低俗的流行文化消费者，从而获取“利润”。这正是法兰克福学派为教育学者发展媒体文化教育提供的基本理论。虽然“文化工业”或“文化商品”理论并不能全面透视成分复杂的媒体世界，但却有助于教育学者针对“商业化”的媒体文化发展出一种有效的课程与教育力量，从而启发教师深入分析这类媒体文化的生产机制及意图。如果将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流行文化批判著作，如《现代音乐哲学》、《单向度的人》等，引入教师教育领域，教师除了掌握法兰克福学派的流行文化理论外，还可能在教育信仰方面被熏陶成高贵文化与独立人格的捍卫者、塑造者，乃至像法兰克福学派那样坚信，教育、文化或艺术“必须超越大众的流行意识”和“单向度”的“市场取向”。［7］

二、伯明翰学派:教师作为大众与青少年亚文化的同情者

继法兰克福学派之后，伯明翰学派贡献了另一种影响广泛的媒体文化教育模式。不同于法兰克福学派总是坚持“高高在上的态度”，［8］自创始人霍加特(R．Hoggart)起，伯明翰学派就对贵族与精英阶层从文化上歧视大众感到不平。在他们看来，文化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关键在于是否来自真实的生活与情感，例如底层人表达自我的爵士乐，就丝毫不比古典音乐逊色，［9］但大众自身的文化及其内涵在学术及教育界几乎从未得到正视，因此他们试图发展一种以同情、理解为本的大众文化研究，并向中学英语教师推广。伯明翰学派选择这条路径，有其经验基础。即如霍加特，便是成长于二十世纪初期和谐安详的英国工人社区。在其中，朴实的工人群体创造了健康、道德的文化和生活方式。正是这种经验基础，促使霍加特后来决心将工人生活与文化引入历来被精英文化垄断的课堂里，其教育目标是引导学生、教师认识工人阶层创造的诸多美好、有意义的大众文化。然而，这种工人文化其实仅存在于美好的童年记忆中，以之为基础的教育常常只是在培养一种文化怀旧感。连霍加特本人都忧伤地意识到，现实中的工人社区早已被商业化的流行大众文化俘虏和侵蚀了，他的大众文化教育因此陷入困境。［10］后期伯明翰学派(如P．Willis)因此特别关注大众的“抵抗”力，并引入了葛兰西的“文化霸权”理论，转向研究中下层青少年如何以自己的“亚文化”，来抵抗或颠覆种种凌驾在他们之上的“文化霸权”，以此建构自我风格和获得快感。这一转向为伯明翰学派的大众文化教育开辟了新的发展路径，同时有利于教师深入当代中下层青少年的“叛逆”精神世界。不过一味尊重、理解这类青少年为彰显自我、获得快感而建构的“亚文化”，如雷鬼乐、朋克摇滚乐等，也会引发教育冲突与危机:在这个以理解为本的过程中，“叛逆”青少年的“抵抗”力得到了尽情释放，乃至能让“正派人士气得哑口无言”，但教师的教育责任乃是将他们引向真正“算得上艺术”的文化，而不是姑息他们沉迷于“娱乐”与“堕落”。［11］综上所述，早期伯明翰学派为媒体文化时代的教育学者开辟了一条颇具社会公平和美学意义的大众文化教育途径，由此途径，教育学者即可引导教师走入被商业流行文化淹没的真正的大众文化，反抗精英阶层对于大众的不公文化歧视，而且在理解昔日大众生活及其“情感结构”的过程中，心中还会泛起一种久久难以释怀的美感。后期伯明翰学派依靠“文化霸权”、“抵制”、“自我风格”、“快感”建构起来的新理论，则为教育学者及教师理解青少年为何“叛逆”、热衷于嬉皮士、摇滚乐等“亚文化”提供了有益的分析工具，尽管这套理论并未解决怎样让推崇“亚文化”的青少年接受“真正的艺术”和进步的教育。

三、洛杉矶学派:教师作为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

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西方媒体文化教育一大引人注目的进展是，吉鲁、麦克拉伦等一批教育学者加入了探索队伍，专业的教育研究与教师教育领域因此出现大众文化或媒体文化转向。在这一理论运动中，表现最突出的乃是洛杉矶地区的教育学者，这得益于洛杉矶特殊的地理文化条件:好莱坞所在地，同时，该地区的两所世界名校，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南加州大学(UniversityofSouthernCalifornia)，拥有全美最强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实力。就洛杉矶学派的媒体文化教育探索而言，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育哲学教授凯尔纳。在近三十年的努力过程中，凯尔纳曾因其杰出成就，被美国文化界誉为“杜威式的公共知识分子”，［12］“媒体政治学批判的领军人物”。［13］中国人文思想界也从十年前开始陆续引进凯尔纳的著作，如《后现论》、《媒体文化》、《媒体奇观》等，近年国内人文学界还推出了研究凯尔纳“重建批判理论”的专著。［14］但这些评价与研究都未从教育学的角度展开，来分析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贡献。简单地说，除了在专业的教师教育领域发展法兰克福学派以来的当代文化理论及媒体文化等课程外，凯尔纳最主要的教育学贡献便是以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重建了杜威以来的民主主义教育学传统，其专业使命是将教师培养成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者。由此，向教师及公众示范什么样的媒体文化批判研究，就成了其媒体文化教育学的核心问题。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即是围绕这一核心问题展开的。从凯尔纳的媒体文化研究著作及教师教育实践来看，凯尔纳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主要由以下四块内容构成。首先，凯尔纳深切关注当代美国的种种社会“苦难”，进而转向貌似自由、民主，实际总是对“苦难”避而不谈或持某种偏见的主流媒体文化，充斥着投资、收视率、名利的争夺。正是这种深切的社会关注，促使凯尔纳确立了希望通过媒体文化批判和教育来追求民主的坚定专业决心及志向。［15］其次，在理论基础建构方面，凯尔纳是法兰克福学派、伯明翰学派的追随者，同时也超越了两派的局限，并从后结构主义、女性主义等影响广泛的社会文化理论中，吸收合适的理论资源，为发展批判的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奠定知识基础。［16］再次便是对上世纪六十年代以来一系列重大影响的“媒体文化文本”展开批判性的研究，这构成了凯尔纳媒体文化教育学的主要内容。自八十年代好莱坞与右翼政治势力结成合作以来，凯尔纳一直非常重视研究右翼政治势力及其利益同盟在媒体生产中的作用。从1992年推出《波斯湾电视战》，揭示布什政府通过独家授权覆盖全球的电视网(CNN)，将一般公众无法知道的真实的海湾战争，精心制作成对自己有利的“海湾战争报道”，以动员全世界的民众支持其侵略行动;到2010年在《电影战争》中考察小布什政府如何与好莱坞合作，制作对其有利的政治电影，诱使民众支持其战争、反恐等计划，［17］这些研究都显示了凯尔纳执着的专业志向，同时也让他成了为数不多的能自己开发媒体文化课程的教育学家。需要进一步指出的是，在示范如何透过电影、电视节目认识美国政治权力的同时，凯尔纳还十分重视研究各种能向美国右翼及主流势力发起挑战的媒体文化，发展有益推进自由、民主的媒体文化。例如，考察麦当娜怎样自由解构、加工美国主流文化、商业文化在女性外表、形象和时尚等层面刻意设置的“本质”或“标准”，创造颠覆意味十足的“主体形式”;分析美国黑人艺术家如何制作媒体文化，表达自己对于美国社会的看法，抵制种族压迫。此外，由于凯尔纳本人有过十多年的独立纪录片制作经历，并因此被誉为“杜威式的知识分子”，所以在他的媒体文化教育学中，还注重选择独立制片人创造的媒体文化，作为研究对象和课程资源。最后，关于确立基本教学方法，凯尔纳认为，法兰克福学派的做法无法认识媒体文化的丰富内涵;伯明翰学派的方式可以深入媒体文化，但容易“一味赞美”，因此需要加以融合。此外，凯尔纳还在媒体教育实践领域发现了三种模式:一是欣赏模式，试图让学生以欣赏“高雅文化”来抵制“媒体的负面影响”;二是创作模式，引导学生理解美学意义丰富的媒体文化，同时向学生传授自我表达的媒体技术;三是批判模式，教育学生对媒体话语保持批判态度，培养批判的媒体解读能力(criticalmedialiteracy)，也强调学会通过媒体表达自我，形成社会行动。凯尔纳向教师推荐的是第三种模式，强调媒体文化教学必须坚持两点原则:一是“传授批判的技巧”;二是引导学生“把媒体当作社会变革的工具”，创造有益社会进步的媒体文化。［18］在大学教育学院进行媒体文化教育时，凯尔纳主要通过课堂发言、话题交流、媒体文本研究、课程论文以及戏剧的应用等，培养未来的“准”教师们在媒体文化教学中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与创造。应该说，能否形成批判的媒体思考和民主的媒体行动，正是凯尔纳评价媒体文化教学的基本原则。总之，凯尔纳不仅在媒体文化研究与教育理论方面贡献卓著，而且依靠从事教师教育培养了许多能对媒体文化做出有力批判、甚至还能通过创造媒体文化推动社会民主的教师。而这一切都首先缘于凯尔纳本人是一位杰出的媒体文化批判者和民主媒体文化创造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