违约法律范文10篇

一、劳动合同违约责任制度研究现状

（一）我国关于劳动合同违约立法的现状

在我国的劳动合同法颁布前，我国关于劳动合同违约责任并没有进行一个很明确的解释，仅仅在我国的某些地方出台的法案以及之前我国的劳动部出台的一些部门规章中出现过关于劳动合同违约的相关的规定。但我国于本世纪初期，在建国52年后，我国出台了一部司法解释法规，对于劳动合同的相关违约行为进行了一定的司法解释，但是该解释并没有完整的对于劳动违约行为进行约束，仅仅只是对该责任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规定。而我国的最高人民法院于该法规出台5年后又颁布了另一部司法解释对之前的法规进行补充。但是该司法解释并未涉及劳动合同违约的方面。所以在第二部解释法规颁布的一年之后，我国人大最终通过了《劳动合同法》，并将该法律于2008年元旦起开始实施。《劳动合同法》在最大限度上保护了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在劳动者与用人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方面有了一系列的规定，也对违反《劳动合同法》的一些行为规定了一系列的处罚，如：若用人单位并未与劳动者签订合理合法的劳动合同，则需要支付劳动者2倍的工资等方式……但是由于我国的许多劳动者的文化素质不高导致了自身的法律意识薄弱，不能对自己的合法权益进行相应的保护。更有甚者，基本没有与用工单位签订劳动合同的意识，并最终导致自身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如今我国国务院通过了一项新的条例，条例规定了当企业解雇或者在法律范围之内辞退劳动者时需要赔付的违约金的情况。

（二）国际关于劳动合同违约立法研究的现状

在查阅过英、德等西方法律发展的比较完善的国家以及我国的香港澳门等地区的有关文献中，虽然这些国家和地区的法律体制发展较早也较为成熟，但是对于劳动合同违约方面责任的认定也并不是太全面。对于劳动合同违约的方面，鲜少出现在一些文章中，对于认定各个国家(地区)也都有其自己的一套标准。在英国的某些研究者在对劳动合同违约方面进行研究的时候的侧重点一般在以下几个方面：违约的程度范围、如何违约、违约的标准如何计算、若发生违约行为时责任如何认定、发生违约行为时如何赔付。同时美国研究劳动合同的有关学者也没有对整个有关违约责任的体系进行研究探讨。德国学者同样也没有对违约责任研究的十分透彻。

二、我国对于劳动合同责任认定的特殊性

[摘要]违约责任的承担以法律保护为后盾，在发生了违约情况后，由当事人根据合同的约定要求违约方承担相应的责任。违约责任是在长期的市场交易实施中形成的一种法律机制，定约后必须履约，必须遵守合同的义务，违约必定是对守约方权利的侵害，从公平的原则出发，有侵害必须要予以补偿。所以，违约责任其实就是对守约方被损害的合同权利进行补偿的一种法律制度。在合同中规定违约责任是为了更好地履行合同，以及为了更有效地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如果当事人违反了合同约定的义务，在法律的压力下要承担违约责任，而承担违约责任所支出的成本一般要超过正常履行合同所付出的成本，当事人从成本的角度考虑，轻易也不会违约，在客观上对方当事人的权益就多了一层保障。

[关键词]违约责任承担原则

一、违约责任概念

一般认为，违约责任是指当事人不履行或不完全履行生效合同所应当承担的法律责任。我国的合同法律制度规定当事人承担的违约责任主要包括承担继续履行合同、采取补救措施和赔偿损失的三种形式，这三种违约责任形式可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适用，即可以单独适用，也可以同时适用两个或全部责任形式。违约责任以财产责任为核心，在处理合同争议时应当始终把握公平地维护当事人的合同权利和其他合法权益，让违约方承担对方的损失。

二、违约责任的特点和构成要件

（一）违约责任的特征：

一、违约责任的内涵

（一）责任与债务

义务者，乃法律所课以一定之拘束状态，此拘束状态包括作为与不作为拘束状态，债务既是相对义务之一种，则债务者，即特定人对特定人应为一定行为或不行为之一种义务也。而责任者，则系义务之不履行之担保，故责任以义务不履行为停止条件，盖义务或债务履行，则权利或债权实现，自不生责任问题，但任何债务义务背后均应有责任为担保，否则债务、义务在法律上不具有意义。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担保学说，以责任来担保债的实现，主要是通过国家强制力为后盾，通过诉权的方式发挥作用的。

罗马法中的责任（responsabilita）一词来源于拉丁文“respondere”是指以允诺（Spondere）方式建立的平衡和秩序被打破和违反后，以再允诺（respondere）的方式表示出的对破坏的平衡和秩序所给予的补救.由此可看出：“责任”的核心在于：在某种平衡状态或秩序未得到遵守或维持时所采取的补救措施。违约责任是连结合同债务与诉权的桥梁。一般情况下，有债务则有责任，债权人则享有诉权，但也存在无责任的合同现象。

在古日耳曼法中，债务和责任的概念是分开的，债务称为Schuld,含有“法的当为（RechtlichesSollen）”而不具有“法的强制（RecholichesMiissen）”的观念。这就是说，债务是指债务人应当履行其给付的义务，它丝毫不受到他人的强制，而处于债务人的自愿，一旦给付，不得任意请求返还。债权人没有强制债务人给付的权利，若要由此权利，则必须另有责任关系的存在。而在日耳曼法中，责任是指“替代（clesfiir）的关系”也就是指债务人应当为给付而未为给付或不完全给付时，应服从债权人的强制取得（Zugrifsmalhst）的关系。由于此种强制取得的责任关系附加于债务关系之上，债务关系才具有约束力。因此，为实现债的目的，责任具有担保的作用。这种担保作用只有在债务不履行时才能表现出来。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责任与债务是分离的。不过，日耳曼法并没有揭示出责任以国家强制力为背景的特点。此外，根据日耳曼法，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债权人可以把债务人当作奴隶使用或卖与他人。这种野蛮的人身责任已在现代社会被废除了。它的发展历程验证了梅因的一句话：法律的进步是从身份（status）到契约。

我国法律对债务与责任的概念作了严格的区分。《民法通则》第84条和第106条，债务是按照合同的约定或法律的规定而应在当事人之间产生的义务;而责任则是指违反合同义务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一种观点认为：“债务是法律规定或合同约定的当事人当为的行为，而责任是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国家强制债务人继续履行或承担其他负担的表现。”债务“并不包括任何对债务人的强制，在债务人不履行义务时，强制其履行或赔偿损害，则属于民事责任问题。”笔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值得赞同的，是科学合理的。

【摘要】私法理念现代变迁的主要特征是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受到限制。新自然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社会学法学和历史法学的相关理论构成了私法理念现代变迁的法哲学理论基础。

【关键词】私法理念；新自然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社会学法学；历史法学

【正文】

19世纪，以强调绝对的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为特征的近代私法理念得到弘扬。随着社会经济状况的变化，20世纪私权神圣和私法自治的绝对性受到质疑。导致这一变迁的实质性原因是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而新自然法学、法律现实主义、社会学法学和历史法学的相关理论也是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正是这些相关理论构成了私法理念现代变迁的法哲学理论基础。

一、限制契约自由的法哲学理论基础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新自然法学、社会学法学和法律现实主义为限制契约自由提供了法哲学理论的支持。[1]202

探讨中国古代契约法的精神，首先要解决的一个前置命题是，其实际的发展程度如何？很难想象，没有一个合理有效的制度现实作为基础，其精神层面将如何得以舒展。如果单从其发展的外部环境进行推导，结论似乎并不乐观。首先，在思想基础上，中国契约法缺乏必要的理论支撑。儒家“重义轻利”的思想，在一定程度上否定了商业行为的正当性；其次，从经济基础考察，中国的契约法缺乏充分的发展动力。就整个中国古代经济史考察，商品经济的发展都是式微的；最后，从立法技术上看，中国古代的契约法也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中华法系的形式特征是“诸法合体、民刑不分”。这种体例直接造成了在法律分支上发展的障碍。部门法独立性程度不够，缺乏系统性。但事实究竟如何呢？逻辑上的演绎终归是苍白的。本文试图从实证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契约立法做一个初步的研究，借以抛砖引玉，对其客观存在与精神实质做一个相对公允的评述。

一、中国古代契约立法的历史沿革

1.先秦时期的契约立法。

西周时期，买卖契约分为“大市”与“小市”。大市指标的大、价值高的买卖行为，包括买卖奴隶、牛马等；而小市则指标的小、价值低的买卖行为，包括买卖兵器、珍玩等。《周礼•秋官•质人》记载“：凡买卖者质剂焉。大市以质，小市以剂。”在债务契约方面，债务契约则被称为“判书”、“傅别”等。契约书于木简或竹简上，完成后从中剖分为二，债权人与官府各执一份。一旦因债权、债务发生纠纷，债权人必须出示契约的一半，与官府所藏一半相吻合，方可由官府受理。春秋时期，买卖契约的成立要件是双方合意，双方法律地位较为平等，交易主要依靠双方自由议价，价格随供求关系涨落。借贷契约随着社会商品经济的发展开始出现，并形成高利贷行业，战国时高利贷已有“倍贷”之说。债务的担保除了广泛使用的“盟誓”外，人质担保也成为较为常见的一种方式。当不能清偿债务时，只能出卖家属，沦为债务奴隶。

2.秦、汉、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契约立法。

秦代在契约法上的发展，主要表现在对人质抵押方式的禁止上。《法律问答》记载，无论强索人质为债务抵押，还是双方同意以人质为债务抵押，同样视为犯罪，要处以“赀二甲”的惩罚。根据成例，在强索人质的情况下，把人质交给对方者不论罪。到了汉代，包括契约立法在内的财产关系立法逐渐丰富，特别是为适应中央集权专制制度的经济需要，有两种法律关系受到特别限制：一为盐铁，只能由国家专营；二为对外贸易，须得到国家批准。到了晋代，在买卖契约方面，法律规定买卖田宅牛马必须订立“文券”，写明买卖成交的价值，官府按成交总额百分之四“契税”，卖方负三分买方负一分。买卖他物则可不立文券，但依上例“契税”，叫作“散估”，此制为南朝沿用。如发生纠纷，官府依“契税”单据（文券上有纳税之红色印章，称红契）进行裁决。在借贷契约方面，官府以强力助放贷者收回本利，如《北齐书•循吏苏琼传》记“：济州沙门统，资产巨富，在郡多有出自息，常得郡县为征。”

近年来，县积极探索“村民约法”管理村务模式，形成了好的村风民风，提高了村民素质，改善了村容村貌，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注入了更加丰富的内涵。

一、主要做法

“村民约法”是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有关规定，在村两委的引导下村民民主产生理事会对日常村务管理、生产生活等有关事项进行共同约定，约定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约定供全体村民共同遵守执行，是村民对村里公共事务实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一种有效途径。

在实践中“村民约法”产生了一套具体规范的运行程序。一是约法的产生。经全体村民表决通过《村民约法章程》，选举产生村民约法理事会，成员由7-9人组成，其中理事长和副理事长各1人。理事会是村两委与群众之间的桥梁，主要是收集村民的意见和建议，归类整理成条文，提交全体党员会议和村民代表会议讨论表决。约法按照“四议一审一公布”（即理事会倡议，村两委和理事会商议，党员和村民代表合议，全体户代表决议，乡政府审核，向村民公布）的程序产生。二是约法的执行。由理事会协助村两委监督执行。对违反约法的行为给予张榜曝光并责令违约人承担相应责任，拒不履行的加重补偿（处罚），并报村两委暂缓享受本村的有关优惠待遇，直至完全执行。三是约法的完善。总体按“成熟一项、通过一项、生效一项、执行一项”的思路，不断丰富、持续拓展和逐步完善村民约法，为村务民主管理奠定基础。

为进一步深化这项工作，县委决定将“村民约法”工作作为加强农村工作、推进农村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创新举措在全县推广，通过召开会议、下发文件、单位挂点督促指导、年终纳入创业竞赛表彰等方式，全面部署推进。全县确定19个“村民约法”示范村，各示范村因地制宜，开展约法，在形式上创新了“村企约定”、“联村约法”、在内容上形成了“公墓管理约定”、“生态保护约定”、“村容村貌管理约定”、“无公害茶叶生产约定”、“土地流转约定”、“换届纪律约定”、“赡养老人约定”等“一村一特色”约法。

二、主要成效

「内容提要」任何社会都存在侵权和违约，违约也是一种侵权。现代市场经济的有效性不在于消除侵权和违约，而是从效益最大化出发来认定侵权和违约的责任归属及其大小，并对侵权和违约提供一套完整的补救或赔偿制度。对侵权的补救常常采用惩罚性赔偿原则，对违约的补救则常常采用补偿性赔偿原则。但考虑到存在一种“有效违约”，因此对违约也必须辅之于惩罚性赔偿原则。由法律认可的对违约的赔偿方式有三种：一是由契约双方指定赔偿额；二是“法律补偿”；三是“衡平救济”。第一、三种方式对于保护契约当事人的权利是非常有效的，但容易造成一定程度的效率损失；第三种方式成本较低，但对当事人权利的保护却不总是有效的。

「正文」

一、侵权、违约及责任

侵权和违约在现行法律上被视为两种不同的行为。侵权（tort）在法律上的专门涵义是：一种发生在无合同（契约）关系当事人之间的、违反公共行为规范的致人损害的行为（彭万林，1994）。贝勒斯（M.D.Bayles）依据心理条件将侵权行为分为故意侵权、过失侵权和依“严格责任”（strictliability）侵权三种类型。故意侵权是指行为龋望某一结果发生或相信该结果会真实确定地出现。如非法入侵归他人所有的土地等。过失侵权是指一个人过失地或粗心大意地致人损害，它不要求行为人对于损害的可能性有实际的意识，只要求他应该意识到损害的不合理危害，其标准是一个理性的、谨慎的人将如何作为。如夜晚被强盗追赶的某个人仓皇闯入他人住宅等。依“严格责任”侵权是指一个人既非故意又非过失却仍然伤害了他人（贝勒斯，1996）。如一家建筑公司用烈性炸药来消除路边人行道上的岩石，即使他给予了合理的注意，但仍伤害了他人。相对于侵权，违约（default）的含义则简单明了。违约，顾名思义，是指有合同或契约关系的双方之一方不履行约定，从而造成契约破坏或违反而对另一方造成直接或间接的损害。

侵权和违约在一个人治社会或法律不健全的社会里是屡见不鲜的，而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则少得多。问题不在于一个社会有无侵权和违约现象，而在于侵权和违约的责任清晰与否。毫无疑问，在人治社会里，侵权和违约的责任是不清楚的，甚至在相当大程度上把责任推给了受害人。相反，在法治社会里，侵权和违约的责任无可质疑地是侵权人或违约方。当然，责任的程度要视侵权和违约的具体性质而定。尤其对于三种类型的侵权来说，侵权人承担的责任是不同的。例如，故意侵权人必须承担他对他人造成的所有利益损失的补偿责任，包括人身利益、财产利益、隐私利益和声誉。而过失侵权人则一般只承担他给别人造成的所有利益损失的一部分，如声誉利益可能只得到部分补偿，隐私利益则完全得不到补偿。

科斯在其《社会成本问题》中曾对侵权行为法中的损害补偿责任归属问题进行了开创性的经济学分析。以铁路公司的火车因其奔驰时火星外溅而对铁路附近农民的木材造成损失为例。20世纪初，庇古（Pigou）在其《福利经济学》中针对英国法律规定铁路公司不负补偿责任这一事实，认为木材的损失是一种社会成本，铁路公司应内化这种成本，否则就会鼓励更多的不负责任的火车行驶。庇古主张政府用征税方式来迫使铁路公司内化这种成本。科斯则认为，庇古并没有弄清楚社会成本与侵权行为的责任归属之间的内在联系，他将问题视为甲给乙造成了损害，因而问题是如何制止甲（这也是大多数人的看法）。但这是错误的。实际上，损害都是双向的，火车行驶对木材主造成损害，而禁止火车行驶却对铁路公司造成损害。因此真正的问题是：是制止甲损害乙，还是制止乙损害甲，关键在于如何能够避免较严重的损害。科斯强调：在由法律调整权利需要成本（交易成本）的条件下，立法机关或法院对有关侵权责任的裁决，应以促进社会资源配置效益的最大化，或者以社会成本的最小化为出发点（科斯，1990）。科斯的理论不仅开拓了一种新的思想方法，而且揭示了现代侵权行为法中损害赔偿责任形式的一种变化趋势：从单纯由加害一方负绝对责任转变为由双方共同分担责任，甚至由受害方单方面承担全部责任，具体由何方负责及责任大小则要取决于如何能够实现效益最大化。

法是通过对行为的作用来调整社会关系的，[1]在商品经济中，人们之间的关系体现在商品的交换行为中，这种交换行为在经济上体现的是交易，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契约。在商品经济发展的长河中，民法的契约制度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成为社会文明进步的重要标志。

但是，经济发展进入二十世纪后，人们越来越多的谈论契约的衰落，美国权威的私法学者干脆宣告了“契约的死亡”，[2]主张由侵权法吸纳古典契约法。正当法学界宣告契约死亡时，经济学、社会学乃至整个社会科学把“契约分析”开发为理论研究的基本工具，不得不令人愕然。契约真的死了吗？死亡的是什么契约？死亡的契约能由侵权法吸收吗？为回答这些问题，我们从分析个别性契约开始。

一、个别性契约的民法属性

在民法制度下，契约是完全独立对等的单个人之间通过自由谈判缔结的协议，与契约以外的其他的人、事不发生任何关系。我们把这种契约称为个别性契约，把这种契约理论称为原子化契约论，意即该理论将契约主体与契约本身都视为独立的原子。美国契约法学者麦克尼尔（I.R.Macneil）将这种契约称为单发契约（discretecontract），他分析了美国《第二次契约法重述》给出的经典定义：“所谓契约，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法律对于契约的不履行给予救济或者在一定的意义上承认契约的履行为义务。”后认为，这个定义揭示了传统契约的本质特征，即是“一个或一组承诺”。所谓承诺是“以某种特定的方式作为或者不作为的意思表示，通过这种表示，使受诺人相信已作出了一项允诺（commitment）”。麦克尼尔对承诺的要素作了归纳，他认为承诺意味着确信人类的意志力能影响未来，即确信一个人现在能够影响未来，应当具备五个因素（1）承诺人的意志；（2）受诺人的意志；（3）为限制未来的选择采取的现时行为；（4）交流；（5）可度量的互惠性。从这五个因素出发，麦克尼尔给出了自己对承诺的理解：“承诺就是在当前交流一个从事互惠性的可度量交换的允诺。”这种规划未来交换的强有力的机制，是个别性契约的本质。[3]

在麦克尼尔眼里，以承诺为基础的个别性契约具有如下特点：

1、交易当事人的数量有限，理想状态下只有两个当事人；

一、缔约过失资任的萌芽与产生

1.蜂约过失责任制度的萌芽

公元3世纪，罗马商品经济的发展达到鼎盛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对罗马法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促进了平等、自由、意思自治等观念的流行，这为在古代希腊诞生的自然法思想在古罗马的传播奠定了墓础.并推动了古罗马私法学的迅速发展。随着自然法在罗马的传播和发展，以公平、正义、诚信为理念的法律制度在罗马法中萌芽，缔约过失责任制度在罗马法中就开始萌芽。在罗马法中，已经出现了在缔约过程中，一方应当对另一方负有谨懊注意义务的观念。例如盖尤斯在(论行省告示》第10编指出:“在看过土地之后，买卖契约缔约之前，大风将土地上种植的树木吹倒了，人们也许会问，这些树木是否也应当交给买方呢?我认为，不必交给买方—但是，如果买方并不知道树木被吹倒，而卖方却是知道的，然而并未将这点告知买方，那么在缔结契约时，就要对这些树木进行估价.以确定本来可以给买方带来的利益。美国学者L?L?富勒认为，作为耶林构造其理论基础的罗马法源对于一些原始不能的案件承认了对信赖利益的责任。由此可见，缔约过失责任制度中的信赖利益的赔偿观念在罗马法中已萌芽，只不过情形不多，适用范围也较狭小。总的来说，罗马法并没有形成完整的缔约过失责任理论，对缔约过失贵任理论进行系统的、深刻的、周密的分析和论述，后世公认是1861年由德国学者耶林完成。

2.蜂约过失责任制度的产生

19世纪，整个社会进人自由资本主义时期，在生活中开始了一场“由身份到契约的运动”。在此之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取决于身份，而现在商品经济带动下的全面商品化使平等自由的观念深人人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取决于他们的约定，合同在社会生活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整个19世纪成为“合同”世纪。美国法学家科宾(cohin)指出:“每一个人已获得较大的‘合同自由’，即有组织的社会在禁止交易方面与日俱增的无所作为和在强制执行交易方面与日俱增的大有作为，这样就使得他在这个世界中的境况取决于他自己自由意志决定的行为而不是其祖先身份决定的行为。”此后，随着资本主义产业革命的到来，资本主义经济达到鼎盛时期，经济变革直接影响到意识形态。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商业的繁荣，迫切要求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律对商人利益的保护。

我国加入WTO后，对全球经济一体化，建立国际贸易新次序都起到非常积极作用。这也促使我国进—步对内深化改革，对外扩大开放，促使我国经济发展驶入国际经济的快车道。但是，在WTO框架内如何建立完善我国的法律是摆在我们面前的现实问题。下面就此问题做一分析；

一、我国的入世承诺和WT0协定规定的义务

根据《马拉喀什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第16条第4款之规定，“每一成员应保证其法律、法规和行政程序与所附各协定对其规定的义务相一致。”该规定被视为是将《维也纳条约法公约》第二十六条“条约必须遵守”，“凡有效之条约对其各当事同有拘束力，必须由各该国善意履行”转变成WTO里的特定法律义务，各成员应当遵守。若一成员违反该义务，另一成员可以单独援引该条提起“违约之诉”。因此，从立法看，凡是与WTO协定(含中国入世承诺)不一致的法律、法规和行政措施等任何具有强制力的措施均可以构成“违约之诉”。根据《中国加入下作组报告书》第68条之规定，“中国代表确认，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及中央政府的其他措施将及时颁布，以便中国的承诺在有关时限内得以充分实施。如行政法规、部门规章或其他措施未能在此类时限内到位，则主管机关仍将遵守中国在《WT0协定》和议定书(草案)项下的义务。中国代表进一步确认，中央政府将及时修改或废止与中国在《WT0协定》和议定书(草案)项下的义务不一致的行政法规或部门规章。工作组注意到这些义务。”

第68条规定了中国政府履行入世承诺的三项既独立与互相联系的三个层次的法定义务。违反任何一项义务，即构成“违约之诉”或“非违约之诉”：

（1）立法机关立法要与WTO协定一致的义务：立法机关应当及时颁布与世贸规则一致的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和其他中央政府措施；

(2)执法机关(含行政执法、法院、仲裁等)的补救义务；在立法机关未尽其义务时(立法不到位包括两项：一是积极立法不一致，即立法与世贸规则不一致，二是消极立法不一致，即立法空缺)，执法机关利司法机关的义务是遵守中国政府在WTO协定和中国入世承诺里约定的义务，而不是国内法里有不一致的法律等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