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宣翻译论文范文10篇

[摘要]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译是城市文化对外推介和宣传的重要渠道，在城市国际形象的构建中意义重大。旅游文化外宣英译，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众多的国际友人领略到中国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然而结合实地调研和文献梳理发现，池州旅游文化外宣翻译呈现出总量稀少，进程滞后和合作欠缺的问题。基于此，文章探求池州旅游文化英译的对策，主要是内外兼顾，提炼城市特色文化；知行结合，探求文化英译的适用策略；校区联动，提升文化英译的质与量。

[关键词]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

“旅游文化翻译是一项典型的跨文化交际活动，其目的一方面是为来华的国际旅游者提供语言服务，向游客传递、介绍景点信息和吸引游客;另一方面则是要将中国的优秀文化传播出去，让外国游客通过翻译了解中国文化”[1]。文化翻译不仅仅是两种语言之间的语码转换,更能促成异质文化交流、实现本土文化的再创造。英语作为国际第一通用语言，在全球范围内使用人数众多，也是我国外语中使用数量最多的语言。故通过旅游外宣英译，能够最大限度地让众多的国际友人领略到中国城市地方特色文化的魅力。池州市具有得天独厚的自然和人文历史文化资源，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牯牛降，国家重点风景名胜区、中国四大佛教名山之一九华山，特色历史文化名村杏花村等各类景区、景点300多个，是中国优秀旅游城市和省级历史文化名城。池州市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优势，制定“旅游兴市”发展战略，开拓旅游资源，做活旅游市场，经过“十二五”的大力建设，池州市旅游业已具备了良好的发展基础和成长潜力，成为池州市的支柱产业。随着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全球跨文化交往愈加频繁，中国各内陆省份地方城市的对外开放程度也日益增大。2014年，池州市正式纳入皖南国际文化旅游示范区建设，致力打造美丽中国建设先行区、世界一流旅游目的地、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区。在这样的背景下，借由旅游文化的外宣英译促进池州城市文化的对外推介和宣传，塑造优秀的城市国际形象，不仅有利于池州国际旅游市场的开拓，更能激活池州丰富的人文自然文化，增强城市文化软实力，推动池州旅游经济可持续、强劲发展。

1池州市旅游文化外宣英译现状

近年来，池州市吸引了愈来愈多的世界各地人士来池州旅游观光，并承办了诸如首届中国国际健身气功交流比赛大会、第六届世界传统武术锦标赛以及池州国际马拉松等多项国际重大赛事，城市地域文化的国际交流越来越频繁。但是笔者通过上海外国语大学图书馆电子资源平台以“池州旅游翻译”为关键词，进行全部类型文献检索，跳转“超星发现”客户端共得到1998-2018年间共26篇文献，其中期刊文章24篇，硕士论文2篇，无著作书籍。笔者再次以“池州旅游翻译”在中国知网分别进行主题、关键词、篇名以及全文检索，时间跨度为1998年8月31日至2018年8月31日，得到的相关文献均包含于“超星发现”的结果，反映出该26篇文献可以基本涵盖20年间池州旅游翻译的研究情况。基于实地调研并梳理池州旅游文化外宣翻译文献，发现目前池州市的旅游外宣英译相对滞后，以下问题比较突出。1.1旅游文化外宣英译总量稀少。虽然目前池州市的主要景区都有汉英双语旅游标识，但与旅游联系紧密的餐饮、住宿以及交通等公共服务领域基本还没有英汉双语公示语和介绍。2013年11月由池州旅游委员会编著的中文版《池州旅游大全》才面世，还未有英文版城市旅游手册或指南。主要景区特色文化的外宣资料匮乏，旅游景点的导游词也基本没有对应的英语版本，关于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文推介作品更是少之又少。王超在其2017年硕士论文《功能对等理论视角下池州旅游文本汉英翻译实践报告》[2]中就提到池州旅游景点的英译文本稀少，所以只得先通过网络和实地考查的方式收集池州旅游景点的汉语介绍文本，将其作为英译研究文本，在翻译实践中以功能对等理论为指导探讨对汉语源语文本中的文化负载词、景点地名，四字结构和汉语短句翻译所应采取的翻译策略。1.2旅游文化外宣英译进程滞后。旅游文化外宣英译进程滞后主要体现为理论探讨多，实践翻译少，理论指导实践不够。目前为止，池州市旅游外宣翻译多侧重标牌和景点名称的英译，少有对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英译。致力于地方旅游文化英译研究的学者们主要还停留在对池州景区标牌翻译的纠错上，或以某种翻译理论为指导探讨适当的旅游公示语文化信息翻译策略。仅有部分学者开始思考池州地域特色文化英译的路径，但还未有学者对具体地域文化进行文化提炼、文本搜集和英译实践。早期池州旅游翻译研究主要集中关注池州旅游景区标牌、景点名称的翻译失误和方法探讨。余义兵在2011年对池州市主要旅游景区双语标识进行了调研，随后基于公共标识语文体的分析，提出了准确性、规范性和审美性的翻译原则[3-4]。同年，刘翠萍对九华山风景区内公示语翻译进行了分类，以模因论为基础，提出采用引入目的语模因、复制源语模因及化用目的语模因的翻译策略[5]。叶春玲于2012年再次对池州旅游公示语进行调研，结合池州旅游公示语具有的特点提出归化、异化翻译策略及直译、意译和音译的具体翻译方法[6-7]。丁小凤[8]、唐小爱[9]随后对池州部分旅游景点公示语的翻译进行了提取，用以举例论证具体的翻译方法。基于文献梳理，池州旅游景点公示语的英译失误可归纳为语言失误、语用失误和标识制作失误三大类。其中语言失误具体包括拼写混乱，译名不一致，词语错译和句法失误；语用失误具体包括中式英语、内容冗长、语气不当和篇章失误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学者在讨论公示语翻译语用失误方面还提及了文化因素的影响。其中叶春玲在其2012年的硕士论文归纳池州标牌翻译错误时就提到了“文化失误”“其表现为公示语在翻译过程中因翻译方法错误未能正确传递文化信息，导致外国游客无法理解池州特色文化”[6]。由此，学者们开始关注并侧重公示语翻译中文化信息的表达。其中基于吕和发、蒋璐[10]提出的“创意翻译”概念，从跨文化传播的角度出发，李奕华提出了创译法[11]，强调在文化信息翻译时不要过于强调字面含义，用较艺术的方法进行创造，让外国游客乐于接受和体验城市特色文化。而霍雨佳以《安徽省黄梅戏剧院史志（1953-2003）》部分内容为文本案例分析对象，对翻译过程中遇到的重点难点问题尤其是有关黄梅戏艺术和历史文化信息的词汇以及长句复杂句的翻译上，尝试在尤金奈达的功能对等理论的关照下，运用音译、意译、增补法、省略法等翻译策略解决问题[12]。2015年开始，少数学者转向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翻译路径的探讨，其中以余义兵、李奕华研究最为活跃。他们以民俗旅游文化翻译为起点，结合民俗文化中的空缺现象,从信息性和可接受性方面提出空缺保留+注释，空缺释义和空缺置换三种文化翻译策略[13]。同时以最大程度满足游客的求知、求美、求新的文化和心理需求为目标，又提出变译法，以弥补文化缺失，释放语言外的信息[14]。此外，李奕华还运用了语料库分析手段，提出在汉英翻译时，对过多的涉及历史典故、神话传说等丰富的文化信息可以采用缩减法,使得英语译文更简洁，更直接，更易于游客接受[15]。值得注意的是其研究中的汉译英旅游文本语料是2013至2014年间收取北京、西安、安徽等地自然景观和人文景观的介绍文本，并未对池州地区的旅游文本进行系统收集与梳理。其他学者在近两年开始对池州地域特色文化的翻译有所观照，但还远未形成一定规模。刘军、鲁萍基于国际传播学视角，提出诸如增补法、省略法、借译法的文化翻译策略[16]。王昌俐又从目的论视角，提出仿译与意译的文化翻译方法[17]。在寻求最优化的文化信息翻译策略方面，众多学者做出了努力。但在池州旅游文化的英译中究竟采取怎样的策略，还需要在具体实践中予以考量才能探索出最适合池州特色文化传播的翻译路径。这需要当地政府联合专业研究者们进行有效的实践翻译与理论探讨。1.3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合作欠缺。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合作欠缺主要体现在学者之间团队合作以及与政府相关部门联系欠缺。通过文献梳理发现，对池州旅游翻译进行研究的基本是来自池州市地方高校的外语教师。这些教师学者彼此地理距离近，甚至来自同一单位，研究关切相近甚至相同，但仅两三位教师联合发表了数篇研究论文。大多数学者未能开展联合研究，对于部分景区标牌英译纠错或公示语文化信息英译策略的探讨发生了部分重合，团体研究优势未能发挥。此外，学者们未能与相关政府部门产生积极联动，学者们的学术研究并未有效地指导旅游翻译实践。多数学者指出池州旅游景区标牌翻译的错误并给予正确翻译参考，但并未引起相关景区管理部门的重视，甚至相关部门毫不知情。所以截至目前，学者对池州景区公示语的翻译研究并未实质性推动池州旅游景区公示语英译的规范化。早在2011年，余义兵在其论文中就呼吁地方政府制定旅游标识语的统一标准：“双语标识的制作没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和准入制度……政府相关部门，如旅游部门、外事部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等应积极参与，并出台标准，加强监督、管理。制定池州市旅游景点标识语使用统一规范标准”[3]102。然而至今，在《公共服务领域英文译写规范》系列国家标准（GB/T30240）于2017年12月1日正式全面实施后，池州市还未与国家标准接轨进行地方公共服务领域英译的规范和标准制定，与时俱进探讨地方文化翻译的新路径更未在池州兴起。

2池州旅游文化外宣英译对策

一、旅游文化与外宣翻译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以及世界经济文化交流沟通的加强，旅游文化也占据着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外宣翻译也应势而生。旅游文化翻译属于外宣翻译的范畴。中国外文局副局长、中国译协副会长黄有义指出，根据目前我国对外宣传的实际情况，外宣翻译需要翻译工作者熟知并熟练运用外宣“三贴近”的原则，即“贴近中国发展的实际，贴近国外受众对中国信息的需求，贴近国外受众的思维习惯”［1］。这是外宣翻译需要谨记的原则。本文以江苏省几大旅游城市的主要旅游景点为调研对象，考察当前江苏省旅游文化翻译的现状，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可行性解决方案和应对策略。

二、江苏省旅游文化翻译现状

在近几年的旅游外宣翻译中，我们发现，江苏省旅游外宣翻译中涉及模糊英语翻译和精准英语翻译的分布率只占整个翻译领域中很小一部分，也就是说这方面的论文非常少。尽管江苏省旅游管理部门已经开始意识到旅游外宣翻译对江苏旅游发展的重要性，在政府网站上也有旅游景点的英文宣传，但是，江苏目前在旅游外宣翻译领域依然面临专业人才稀少、翻译随意性强的特点。大量景区存在公示语错译、漏译、硬译、乱译等不规范的现象。与此同时，旅游外宣翻译缺少统筹监管的部门，也缺少地道的旅游英语翻译人才。这就是江苏旅游外宣翻译的现状。根据近两个月在江苏各知名景区如南京总统府、南京博物馆、苏州狮子林、苏州博物馆、镇江金山、镇江白娘子文化园、镇江南山等地进行的走访、拍照、搜集资料等工作，我们将发现的问题归类如下：1．语言错误（1）拼写类错误：拼写类错误在旅游外宣翻译中比比皆是，“这类错误虽然不起眼，但如果出现一个拼写错误会影响指示功能的实现”［2］。例如：苏州园林中，古五松林进门的标牌上将“trees”误写成了“tress”；南京雨花台烈士园林北门左侧的铜匾上，“全国保护旅游消费者权益示范单位”，翻译成了“National　model　unit　for　Trotecting　Tourists｀Right　and　In－terest”；“protecting”误翻成了“trotecting”；“calligraphy”翻译成“galligraphy”；长江应为“YangtzeRiver”而非“YangtseRiv－er”。（2）语法错误：这类错误也是旅游外宣翻译中较为常见的错误，是由于译者的双语功底不足所导致的，包括过分直译、主谓不一致、时态、介冠词错误、单复数等。例如：厕所译成“toilet”，在英语中，名词有可数不可数之分，还有单复数的区别，简单翻译成“toilet”会让外国友人理解成此处仅有一个卫生间，可能会想到该厕所会不会是男女共用；还有将“雨花台风景名胜区旅游导图”译成“Yuhuatai　Scenic　Spot　TourismMap”，这里的“tourism”是个名词，而应改为用形容词“tour－ist”。（3）专名翻译不规范：受译者本身双语能力的限制，专名翻译不规范的问题时有发生。例如：“本草植物”的译文有woody　plant，arbor，ligneous　plant，却不能自造成woodenplant这样的词汇；苏州园林一处河边的指示牌上将“在河上”译成了“up　the　river”，在英文里，这并不是指在河上的意思，而是在狱中，如此翻译无法让外国游客对这河上之物产生美好的想象，更没有来此旅游观光的愿望了。2．文化特色词翻译欠妥当“翻译应采取全球化范围和行动标准下与当地文化相适应的特定操作技巧和管理方法，把国际的东西“本土化”或把“本土的”东西国际化。在翻译中国传统文化特色词时，应加进去对中国历史文化的注解。而在实际考察中发现，有很多外宣翻译采取直译的方法，并没有补充相应的历史背景知识”［3］。如：在苏州博物馆的简介中，原文本写道：“承袭了苏州的历史建筑风格，与周边园林名胜珠联璧合，交相辉映。成为苏州文化的一件传统与现代和谐圆融的“双面绣”作品。”译文翻译成：“The　building　reflects　the　continuity　of　thearchitectural　style　of　traditional　Suzhou．It　blends　with　itsneighbouring　gardens　and　landscapes－each　reflecting　andenhancing　the　other’s　glories．The　new　one　is　also　a　true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of　Suzhou　stylebrought　up　to　date．”其中，把富有中国特色的“双面绣”仅仅译为“the　combination　of　the　ancient　and　modern”。这种做法是对文化特色词的不正确处理，忽略了中国文化在世界上的传播，也就失去了外宣翻译的意义。3．专有名词译名不统一外宣英语翻译要求译者能够考虑其应用语境，采取国际标准，使用国际通用的语言、符号。然而，在我们的实际考察中发现，专有名词译名不统一的现象普遍存在。如：在苏州狮子林中，对于同一景点“真趣亭”的翻译出现了三个译本，分别是“True　Delight　Pavilion”，“Zhenqu　Ting”，“Pavilion　ofTrue　Charm”。这容易让外国游客产生迷惑。我们认为采取“Pavilion　of　True　Delight”比较恰当，既体现了真趣的含义，又符合英语表达习惯；此外，在金山公园的白娘子爱情文化园中，对白娘子的翻译也出现了三个不同的版本，分别是“white　snake”“fairy　of　white　snake”“lady　white　snake”，我们认为应统一为“fairy　of　white　snake”，因为其译本真实准确地诠释了白蛇实际的身份是一个蛇妖。

三、应对策略

以上就是我们在江苏省各大著名景点中发现的旅游外宣翻译错误。这些错误不仅会在外国游客游览时给他们的理解造成障碍，严重时还会使他们对我国的传统文化产生误解。我们认为之所以会出现这些错误，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译者水平有限，无法很好地用英语传达出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特色；另一部分原因是因为译者在翻译工作中不够细心。因此，在本次旅游翻译课题研究当中，我们根据总结的错误，认为解决策略除了提高对译者和校对人员的要求之外，还应当从翻译策略出发，活用音译移译、类比补偿这些各具特色的翻译策略。1．音译和移译熊兵指出“翻译不局限于两种文字之间意义的转达，其本质上更是一种文化传播活动，是两种文化的互动交流活动，而译者作为这个活动的从事者须承担起文化传播的使命”。［4］在不同的场合，译者需采用不同的翻译策略对富有文化色彩的文化负载词进行不同方式的处理，以满足不同的翻译需求。而音译和“移译”［5］就是译者常常采用的翻译策略。一种语言文化中的某种独有的事物和现象在一定程度上具有不可译性，因为在其他语言文化中无法找到相对应的事物或现象，而这样的词语往往是这个源语言里的文化负载词，这种情况宜采用音译等方式。如：“忘飞阁”被直译成“Forgetto　fly”Pavilion，这略有不妥，因为这易造成中文意境的曲解，我们不妨采用音译的策略。而移译这一翻译策略在翻译景点的古诗词中很有效果，如：“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译为“emerald　lotus　leaves　shoot　into　the　sky　while　thelotus　flowers　are　ever　so　red　in　the　sunshine”。2．类比补偿受中西方文化背景、思维差异的影响，汉英文本也体现出很大的不同。英语语言文本注重写实，善用简单词和短句，逻辑清晰；而汉语的语言文本注重写意、多用华丽的辞藻和优美的语句，逻辑较为松散。因此，我们在把中文旅游外宣文本转换为英语的过程中，要学会正视差异，运用类比补偿的翻译策略。如：在南京总统府兵火抢掠展厅中，“其中孙玉庭做两江总督时，督署大堂不慎发生大火，大堂及其左右房屋损毁严重”的对应译文为“The　court　of　Governor－gen－eral　official　residence　had　made　fire　without　prudence　whenSun　Yuting　was　the　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译文里对于两江总督的翻译是Liangjiang　Governor－general，而对两江总督的历史发展，历史作用等信息均无体现。这是由于中国历史上的官名在西方国家都无对应词汇，产生了文化缺省。而这种策略可以大大降低译入语读者解读信息的难度，创建了两江总督与governor的最佳关联，达到传播中国特有的官职文化的目的。总之，江苏省的旅游文化要想走出国门，走向全球，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外宣翻译工作的质量。因此，“省内的旅游外宣翻译工作要确定译文受众，强调翻译策略，提高外宣翻译的质量”［5］。面对科技高速发展的现代社会，江苏省旅游文化的外宣翻译要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发挥它的纽带作用，促进旅游文化的发展。

摘要：文章指出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重要性，通过分析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现状，提出了提升其对外传播质量的途径；特别强调了对外传播翻译工作中应该遵循的两个原则，为相关外宣工作人员提供了参考。

关键词：邢台；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

一、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重要性

21世纪，世界各国的文化交流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深入。随着中国“走出去”战略的深入实施，中国足迹沿着“一带一路”走向世界更远处，中国的对外文化传播工作也随之走遍全球。作为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古国，中国拥有光彩夺目的历史文化遗产，做好这些历史文化遗产的对外宣传工作对于中国增强文化自信意义重大。邢台作为殷商古都，蕴含着丰厚的传统文化精神，而且这些资源有着浓郁的地域特色，是邢台地区优秀的文化遗产。做好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工作，对于扩大邢台的国际影响力，进一步打造邢台的城市文化名片，提升邢台的文化软实力，都有着至关重要的推动作用。然而，要使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为越来越多的海外人士所认识、理解和接受，就必须打破文化和语言的隔阂，因此，将历史文化资源整理翻译成相应的外国语言文字成为历史文化资源走向世界的一个重要途径。

二、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对外传播的现状

在众多仁人志士的共同努力下，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整理记录工作取得了很大进展，成绩有目共睹。截至目前，已经出版了《邢台历史文化论丛》、《邢台历史经济论丛》、《郭守敬研究》、《三代文明研究》、《邢台通史》、《邢台历史文化辞典》、《邢台历史大事件》、《邢台县历史文化读本》、《邢台历史之谜》、《人文邢台选集》等数十种历史文化研究书籍，成立了邢台历史文化研究会，历史文化研究队伍日益壮大，涌现出一批历史文化研究的带头人。在整理研究历史文化的同时，市政府重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发掘、抢救、保护与整理工作，对卧牛城传说、顺德扇鼓、邢台皮影、内丘神码、巨鹿织锦、太平道乐进行立项保护。其中内丘神码已列为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另外，邢台市政府、邢台县政府、社会团体和高校组织已经举行了丰富多彩的旅游文化宣传活动，如中国•邢台天河山七夕爱情文化节、清河县乡村旅游暨山楂节、秦王湖牡丹节、九龙峡桃花节等，这些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旅游文化交流活动吸引了国内外大量专家、学者和游客前来考察、学习和欣赏。然而关于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研究为数不多，目前已经发表的相关论文有《邢台文化手工艺产品的对外传播及英译策略研究》[1]；《邢台非物质文化遗产外宣英译调查研究》[2]；《河北省旅游公示语英译现状与对策研究——以邢台市为例》[3]。这些论文对邢台市历史文化资源的对外传播现状做了研究，指出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改善的建议和对策。比如，庞云玲提出政府要加大对非物质文化遗产对外传播的投入，重视非物质文化遗产高水平专业翻译人才的培养等。然而这些研究都停留在理论阶段，很少有实质性的成果可供借鉴和应用。

话语分析:传媒语言界面的共时表征

TeunAvanDijk是话语分析的翘楚,也是传媒语言话语分析的典范。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TeunAvanDijk大量著述涵盖了多种传媒话语的诸多类型(教科书、新闻报道、医患对话乃至旅游宣传手册、广告),对其中所表现出的认知现象、种族歧视、性别歧视现象以及意识形态等政治倾向作了全面研究;FaircloughN.自80年代以来陆续出版了几十种著作,对各种话语类型尤其是政治话语进行了批判的研究。此后,传媒语言研究作出较大贡献的当属奥克兰理工大学语言与传播教授的AllanBell:作为一名多产的学者,AllanBell近30年来发表了与传媒语言研究相关的学术论文64篇、专著5部(截至2008年的统计)。在作者目前可以收集到的文献研究中,AllanBell于1981年以“这不是英国广播公司:新西兰的语言殖民主义”为题开始了传媒语言的语体研究,仅从这一点讲,称AllanBell为世界范围内首次研究传媒语言的“鼻祖”并不过分。[2]1983年,GerhardLeitner编著的LanguageandMassMedia论文集首次将语言与大众传媒糅合在一起加以研究。[3]此后,Language,image,media论文集讨论了新闻广播语言、东西方新闻差异、广告以及图形传达意义的方式。[4]R.E.Rice于1984年在《MediatedGroupCommunication》一文中首开学界对“电子邮件语言”研究的先河。[5]Fairclough(1985)讨论了从话语分析的视角分析传媒语言有别于从语言学的角度研究传媒语言的原因。他认为,对传媒语言进行分析话语有助于详细了解媒体输出的本质,而语言分析侧重于文本(texts),语篇分析(discourseanalysis)既涉及文本也涉及话语实践以及社会文化文本,目的在于找出文本,话语实践和社会文化实践之间的关系。[6]该论述高瞻远瞩,无论对话语分析还是传媒语言研究都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在俄罗斯大众传媒语言研究方面,Dobrosklonskaja(2005)声称要发展传媒语言学MediaLinguistics,但是其重点研究仍集中在新闻语篇(现在被称为传媒语篇)以及迅速发展的功能和文体研究方面。[7]CharleyRowe和EvaL.Wyss2009年编著的LanguageandNewMedia论文集汇集了学者对多种传播媒介的分析:博客、电子邮件、传真、网络实时聊天系统(IRC)、聊天、即时通讯、短信(SMS)、情书、邮政卡和电子贺卡、电话、广播、电视,以及诸如网页文本、维基百科条目和网站超文本网站文化。文集对新媒体萌现、新媒体语境中的语言变化以及相关新、旧媒体之间技术演进背景下语言和文化的变化研究提供了独特的视角。[8]

社会语言:传媒语言文化界面的回归

美国语言学家兼人类学家EdwardSapir及其学生BenjaminLeeWhorf所提出的“语言相对性假说”在战后广为传播,认为语言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文化和思维,认为不同语言里所包含的文化概念和分类会影响语言使用者对于现实世界的认知,也就是说不同的语言的使用者会因语言差异而产生思考方式、行为方式的不同。DellHymes曾提出言谈民俗学(ethnographyofspeaking)来研究言语事件。WilliamLabov1966年出版的《纽约市英语的社会层次》认为语言事实上存在社会性层次的区分,而且社会层次(身份)和语言层次(表现为语言结构的异体)是互相对应的。[9]70-80年代间,英国学者Lesley和JamesMilroy在研究这类交往行为时提出“语言的社会网络理论”,对语言的维护和切换进行动态描写,作出了比拉波夫的分层说更细致的分析(李嵬,1995)。[10]70年代以来前苏联(俄国)学者提出语言国情学,强调语言有一种文化积累的功能。同时,大众传媒对“水门事件”的不断传播引发了语言学家在文化背景中对语言构成及其影响的深入研究。加拿大学者HaroldInnis认为,一种新的媒介(包括广义的语言、文字媒介)的长处,将导致一种新的文明的产生。[11]美国学者PaulLevinson指出:“人类发明的所有信息技术,没有任何一种技术能够和我们人类基本要素的语言中心相提并论,除非它是对语言的超越和通过某种方式所进行的替代。但是,这些技术还是在有限的层次上对我们的生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12]结构主义符号——权力学派认为:人的思维和信息传播受制于传播的基本符号系统——语言,而每个族群、民族、国家成千上万年形成的文化意识和传统,无形地积淀在语言中,通过语言系统的教育而内化为社会成员的集体心智。JiirgenHabermas的三卷本《交往行动理论》揭示了当代传媒如何被注入商业模式,成为制造品牌舆论的工具。[13]

传媒与教育:传媒语言界面的人本回归

作为世界性的教育文化机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充当着传媒与教育的联姻的急先锋。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UNESCO明确了媒体在社会进步的关键作用,制定了参与和利用各种媒体发展目标的具体政策、方案和战略,设立了“媒介教育项目”(TheMediaEducationProgramme),旨在促进全体社会成员特别是青年通过媒介积极参与社区政治文化活动并发展其批判性赏析能力。教科文组织和联合国文明联盟(UNAOC)共同创建了姊妹大学全球媒体和信息素养和跨文化对话讲座(UNESCO-UNAOCMILIDUNITWIN),具体内容涉及:批判性分析、大学和大众媒体之间的跨文化和合作研究交流、参与学校内发展教育和媒体研发、促进全球媒介信息素养行动、创建媒介信息素养学习研发网络中心、支持全球不同媒体的文化间对话与合作。在语言学学术界,1968年,SusanSontag注意了到传媒对教育的影响远远大于课堂教学[14],英国学者HildeT.Himmelweit等人研究了看电视对儿童语言能力发展的影响[15],美国学者MarieWinn(1977)则得出了相反的结论[16]。MichaelWillie(1979)论述了传媒通过不同语言(媒介肢体语言与文本语言)的结合增强了感官的刺激,从而加深了对信息的理解[17]。英国英语教师全国委员会和国际阅读协会全国理事会(NCTE)制定的英语语言艺术教学指导方针之国家标准要求“学生用口头、书面和视觉语言来实现自己的目标,……,在学习过程中作为知识、反馈、创造活动的积极参与者”[18]。20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中国中学课程改革和2003年以来的大学英语教学改革都强调了传媒特别是多媒体在教学中的作用。

一、跨文化传播与公示语

通过对中国知网的检索，仅仅从2008年至2012年，就有163篇英语专业的硕士论文，3篇英语专业的博士论文，10篇重要会议论文，5篇国际会议汉语论文，799篇期刊论文专门从语言学、翻译学的角度聚焦公示语的翻译，分析我国各地的公示语翻译中出现的种种问题。从这些论文的题目看，中国各地从南到北，从经济发达的沿海到欠发达的内陆地区，公示语翻译的问题“随处可见”。甚至一些外国人士也时常在国外的媒体上图文并茂地述说在中国遭遇的错误公示语译文。可见，公示语滥译看似小问题，但是其高频出现，却给受众带来强烈的视觉及心理冲击，严重影响一座城市、一个地方的形象。传播活动的主动性和创造性告诉我们，在传播活动中，从信息的采集、鉴别、选择到加工、传递，无不闪耀着人类创造性火花和创造性睿智。公示语的翻译和我们的软实力息息相关，毕竟，“在这个以文化定输赢的时代，发现东方与输出文化已经成为事关中国崛起软着陆和文化形象重建的重要文化战略问题”［3］。

二、公示语的功能与翻译

(一)公示语的感召功能

每一个使用中的语篇或文本都服务于某种交际目的。①换句话说，每一个语篇或文本的交际功能在其问世之前已经被确定。公示语可以视为一个完整的“语篇”或“文本”，而且在分析的过程中，“语篇”或“文本”两个术语可以交替使用，同指使用中的公示语。［4］在分析公示语的功能之前，有必要根据不同的交际功能将其划分成不同的文本类型。纽马克把文本分为三类，表情型(expressive)文本、信息型(informative)文本和感召型(vocative)文本，并在ATextbookofTranslation一书中做了进一步阐述，更加明确了各种文本的不同性质和所辖范围。［5］在纽马克看来，表情型文本包括严肃文学作品，权威言论，与自传、散文、私人信函三大类，表情功能的核心是作者的思想。信息型文本包括教科书、技术报告、报纸杂志文章、科研论文等，此类文本关注客观事实，信息功能是其核心。感召型文本分两大类，一是指导型，如告示、说明书、各种规章制度;二是劝导型，包括广告、宣传品、论辩作品等。感召型文本目的在于促使读者去行动、思考或感受，即按照文本的预期意图作出反应，因此，该类文本目的性很强，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在对大量的公示语语料分析以后，牛新生观点言简意赅、令人信服地指出，公示语的具体功能体现为指示功能、提示功能、警示功能、告示功能、劝导功能和宣传功能;凡此种种公示语的语言功能显示，“公示语应当属于感召文本，即是说公示语是一种具有指示、提示、警示、告示、劝导或者宣传等感召功能的文本。”［6］从媒介信息的活动情况分析，公示语是静态的信息;究其目的而言，公示语有的属于意见性信息，有的是指导性信息。像所有的文本一样，公示语也可能同时兼有几种不同的功能。我们认为牛新生的观点言之有理，公示语的主导功能是感召功能，因为公示语以读者反应或行动为目的，也即公示语文体的目的性就是影响读者的行为［6］。公示语也是信息发出者(作者)与接受者(读者)之间的一种交际行为。由于没有面对面的直接交流，很难在读者身上产生与口头交际那样的功能。因此，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公示语译者必须了解受话人(目的语读者)的文化背景和期待。

(二)公示语翻译策略

摘要：作为一种跨文化传播，翻译活动具有传播学的特征和规律。文章从传播要素入手对湖南省某处红色景点旅游文本的英译进行考察和整理，归纳总结红色旅游景点外宣翻译的传播现状和问题，提出红色旅游文本英译中应遵循的传播原则和有针对性地提出相应的传播策略。

关键词：传播学；红色旅游文本；传播策略

随着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旅游文本的翻译在跨文化传播中日益凸显出不可忽视的作用，红色旅游景点作为城市的一张名片，体现了城市的历史底蕴和丰富的故事性，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对于中国红色旅游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的传播起着重要的媒介作用。对红色景点旅游文本的翻译研究则可以进一步提高城市红色资源的利用率，宣传红色旅游产品，提升服务质量，深化红色旅游的意义。主席在党的报告中也明确指出要“推进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故事，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

一、红色旅游文本翻译传播现状

由于红色景点的外籍游览人群比较小众化，缺乏中西对自然或人文风光景点的审美共性，且大部分红色景点的位置相对中心城市偏远，也一定程度上造成了游览的不便。旅游部门对其翻译介绍的工作往往不如其他景点的细致和全面，相关文本翻译在数量和质量上都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以湖南省益阳市的红色旅游景点为例，就存在着诸多问题。(一)英译本传播数量匮乏，译介传播媒介优势发挥不足。益阳市委市政府虽然很重视红色旅游工作，但现有的益阳红色旅游资源的英译本十分有限，在官方旅游网站上也未有完整的英语介绍。依据湖南省旅游发展委员会网站的介绍，周立波故居•山乡巨变第一村，691(四方山)马共基地，何凤山先生纪念馆及纪念墓地、益阳兰溪金家堤村，南县德昌公园、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都属于益阳红色旅游路线。但根据实地考察发现，目前拥有景点介绍英译本的仅是少部分景点且只有在景点现场才具备。如厂窖惨案遇难同胞纪念馆中仅是每个主题的主要介绍页配有英文简介，其他详细介绍处则只有中文介绍。整体而言，红色旅游景区所提供的红色旅游文本往往数量较少而且质量参差不齐，传播渠道较为单一，无法满足前来参观的外国游客的需求。(二)传播噪音明显。传播噪音是指由于技术故障或技术不完善造成的干扰，并使得发出信息与接收信号之间出现信息失真，主要体现在景点介绍词的误译或刻印错误。如南县厂窖纪念碑中有明显的刻文错误Is's(it’s)，praer(prayer)，洗血轩纪念碑处inscoptions(inscriptions)，雕塑——活埋处invaelers(invaders)，evant(event).雕塑——奸淫处clepicts(depicts)，buridealive(buriedalive)，雕塑——抢夺处countlesss(countless)，雕塑——杀戮处cruellykelled(cruellykilled)，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究其原因是刻印工匠因为不懂英文所致，但因为这是公示语呈现的最后一个环节也是极为重要的环节，由于雕刻物件的特殊性，错误一旦造成，将难以修正并导致错误一直保留，即便译者前期花了大量心思来审稿、翻译、校对、勘误，若不重视这一环节的工作，前期的工作都是徒劳。刻印错误在景点介绍词的翻译中往往是最常见和影响最长久的。德弗勒的互动过程模式认为“噪音不仅对讯息，而且对传达和反馈过程中的任何一个环节或要素都会发生影响。”[1](三)传播反馈不及时。传播反馈是指受众对讯息内容的反馈，因为没有做出反馈的要求也缺乏官方反馈的渠道，因此讯息中的传播噪音往往被旅游者忽略或无视了，部分反馈的建议则由非目标受众中的其他译者或研究者提出，由于未能建立与直接管理机构的联系也导致错误虽然提出了但也长期存在无人纠正。旅游翻译文本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景区对外宣传的效果和旅游经济的发展，不规范译文的存在极大地影响了红色文化和红色精神的对外传播，阻碍了红色旅游的国际化推广。

二、传播学视角下红色旅游文本的翻译原则

随着“汉语热”的持续升温，国际上越来越多的人在学习和使用汉语，而各种汉语词典也就成为汉语教学中不可缺少的“助手”。然而，这些工具书在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上或多或少地存在着某些问题，给汉语教学(包括对外汉语教学和对少数民族的汉语教学)带来了一定程度的不便。这里，我们试以公认的权威辞书《现代汉语词典》(第5版，下称《现汉》)为例，探讨关于音译语素的语源失注的问题及其对汉语教学的影响。

音译语素是汉外民族经济、文化等交流或接触中产生的一种词汇现象，现代辞书对其适时收释对于促进汉语教学及汉语规范化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对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一般是音译词语释义中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对语义理解及语用规范有指导性作用。总的说来，《现汉》对音译语素的语源标注是积极而审慎的，能适应时展的要求，但《现汉》对部分音译语素的语源也存在失注现象。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点：

(一)编纂者未能吸收学界关于音译外来词的研究成果。编纂者有时会对音译语素失察而导致语源的失注；若是积极关注有关音译外来词的研究成果，辞书就会减少此类现象的发生。音译语素的语源失注尤以当代新词新语为突出。例如：

霹雳舞产生美国贫民区黑人中间的一种舞蹈，舞姿有翻转、旋转、摆动、模拟表演以及漂浮、滑动等动作。

乌龙球足球等比赛中球员不慎打进已方球门的球。“霹雳舞”是英语“bteak－dancing”的音意兼译(即半音译半意译)；而“乌龙球”乃英语“owngoal”的粤语音译加意译，粤语中“乌龙”(英wrong的音译)有“错误”、“糊涂”义，故用“乌龙”来谐译“owngoal”。

在《现汉》新词新语中，此类语源失注现象也不在个别，又如“保龄球”、“马海毛”等音译加意译的词语释义中就未分别标注“[保龄，英bowling]”、“[马海，英mohair]”，而“纳米”等音译词的释义中也未标注“[英nanometre]”。上述双音节音译语素存在语源失注的问题，而某些单音节的音译语素也是如此。例如：

一

语言研究所最早是在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基础上成立的，研究力量主要是两方面的来源，一是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部分成员，二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燕京大学等高等院校抽调来的部分学者。建所初期，语言所规模不大，却汇集了丁声树、罗常培、吕叔湘、陆志韦、傅懋勣等著名学者，他们领导了语言所早期的汉语语法研究、汉语方言研究、汉语音韵研究、少数民族语言研究、汉语语音研究等学科的工作。

1，现代汉语规范工作

新中国刚刚成立不久，党和政府对语文规范化工作提出了要求，《人民日报》1951年6月6日发表社论《正确地使用祖国的语言，为语言的纯洁和健康而斗争》，同时开始连载吕叔湘、熙的《语法修辞讲话》。全国掀起了一个学习语法的热潮。语言研究所五十年代的主要工作都围绕着促进汉语规范化的目标而展开。如《语法讲话》的编写，方言调查工作的开展，《现代汉语词典》的编纂，以及《中国语文》杂志对现代汉语规范化、推广普通话和文字改革工作的探讨等。

1955年10月，由语言所负责筹办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在北京召开。中国科学院郭沫若院长在开幕词里说：“我们所提出的汉语规范化问题，那就是要确定汉民族共同语的组成成分尽可能地合乎一定的标准，那就是要根据语言发展的规律，采取必要的步骤使得这全民族的语言在语音、语法、语汇方面减少它的分歧，增加它的统一性。”吕叔湘在会上宣读了他和罗常培合作的《现代汉语规范问题》的报告，报告中对汉语规范化的意义、原则和需要做的具体工作项目作了详尽论述。在这次会议上代表们提出了若干研究课题，并就组成普通话审音委员会、拟订《现代汉语词典》编纂计划、拟订汉语方言初步普查计划等工作形成了决议。这次会议的文件后来汇编成《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文件汇编》(科学出版社，1956)。这以后，语言研究所的各个研究组分别就语法、语音、词汇、方言、词典编纂等工作展开了深入的研究。

2，汉语语法研究

如今，我国对外开放的格局正从沿海向中西部和边疆民族地区全方位推进。与此相应，这些地区的新闻传播也正发生相应的变化。对新闻传播工作者的素质要求也增加了新的内容，表现在新闻传播教育领域，则是对相关的新闻传播教学提出了新的变革要求。为此，本文对广西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现状，问题和发展策略试作探讨。

一、高校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的历史和现状

2001年8月，国家教育部在《关于加强高校本科教学工作提高教学质量的若干意见》中，正式要求“各高校积极推动使用英语等外语进行公共课和专业课的教学．国家重点建设高校．力争在三年内开出5％一10％的双语教学：高校要使用优秀的、先进的教材，特别是在信息科学、生命科学、国际通用性和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直接使用高质量的原版教材”。在当年10月召开的教育部直属高校教学工作会议上，教育部就高校开展双语教学的专业、开课比例等做了具体规定：“在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以及国家发展急需专业领域，力争3年内外语教育课程达到所开课程的5％一10％。对暂不具备直接用外语讲授条件的学校、专业，可对部分课程先实行外语教材、中文授课，分步到位；提倡编写、引进和使用先进的原版教材。对信息科学、生命科学等发展迅速、国际通用性、可比性强的学科和专业，可直接引进先进的、能反映学科发展前沿的原版教材”。上述两段文件精神，体现了国家对高校双语教学的重视。

除了上述文件中所提及的信息技术、生物技术、金融、法律等专业外，同样是应用性很强的新闻传播学双语教学也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的持续发展历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在新闻传播学教育领域开展双语教学，培养具有国际视野的新闻传播人才已经起步。1978年，邓小平与亲自批准中国社科院研究生院创办新闻系，中国社科院、新华社、中国日报三家联合设置英语新闻采编专业。从1978年到1989年，该专业为中国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视野的优秀新闻传播人才。

从1983年起．、国家教委、新华社和广播电影电视部联合在复旦大学、上海外国语学院、中国新闻学院等高校开设双学士学位的国际新闻专业；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厦门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等高校也相继开设了五年制的国际新闻专业。这两次在新闻传播学科培养上的实践，都是旨在通过中英文讲授新闻传播学的核心课程，以英文版专业著作为教材，试图培养出一批具有全球视野、熟悉中外社会与文化、具有良好英文新闻采写与编辑能力的高水平复合型专业人才。这段时期的双语教学实践是新闻传播专业开展双语教学的初步实验期，是为了满足当时我国改革开放的新形势对新闻传播人才的新需要而作的一次教学改革。

上海外国语大学作为最早开展双语教学的学校之一，在1993年将办学规模进一步扩大，由国际新闻专业升格为新闻传播学院。北京广播学院(现中国传媒大学)在1999年10月成立了独具特色的国际传播学院，它的前身是北京广播学院建校之初的三大系之一的外语系。1982年，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和国家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倡导和扶植下，北京广播学院开办了国际新闻本科专业，1986年起，该专业招收硕士研究生，1999年开始招收博士研究生。该专业强调英语与新闻学、传播学、国际关系学的复合，也十分重视对学生综合素质的培养，努力把学生培养成政治、业务、外语具有高素质的复合型国际传播人才。

一南朝文学形式美学倾向的哲学基础

弄清南朝文学的形式美学倾向的成因和它导致的结果，是重新认识这一现象的关键所在。概括而言，其形成受到了玄学哲学在思维上的语言策略和南朝后期儒、玄、佛合流趋势中，佛经翻译对语言与文体的探索风气的直接影响，因而有着深刻的哲学思想变革的背景。众所周知，东晋南朝时期，社会文化较西晋有很大的变化。从根本上说，先秦以来中国哲学在实践中体味哲理的思维方式，在玄学哲学中发生了趋向于形而上学的转变。正是这一转变，使具体的社会规范与人间秩序的合理性受到了质疑和追问，世界万物的终极性问题被凸现出来。汤用彤曾指出，从汉末到魏晋，思想和议论从“具体人事”到“抽象玄理”的演进是学问演进的必然趋势③。宇宙万物、社会伦常等实体性问题不再是哲学家关注的中心，宇宙的本原与终极的依据就成了核心话题，而“有”与“无”、“言”与“意”就成了思想史的关键性词语。思想界形成了热衷于探讨宇宙本原等形而上问题的风气。依照哲学发展的一般规律性，哲学思想的形而上学倾向，必然会引发人们对于表达思想的工具——语言的重新认知这一时期士人思想空前活跃，挣脱了一尊儒学与一统帝国文化统治的十字转换思维角度，从群体转向个体，从共性转向个性……生动地显示了时人对于宇宙间物质多样性法则的特殊注意。这种致思趋向，引发了人们对于两汉以来掩蔽于经学羽翼，桎梏于儒学一统格局的文化各门类的全新认识，从而推动文学、艺术乃至史学进入本体独立发展的轨道④。玄学哲学的语言策略，即玄学家通过对传统经典的重新诠释活动而完成对玄学哲学体系的建构。玄学家大多借助于对经典（儒家经典如《论语》、《周易》等，道家经典如《老子》、《庄子》等）的再诠释而阐明己说。玄学在对儒、道思想和佛

教思想的批判与调和中，发展了文士的语言逻辑思辨能力，并把语言从业已僵化的形式（儒家经典章句注疏）和内容（礼教）中彻底解放出来，使之成为玄学体认世界和自身的重要媒介。梅洛?庞蒂说：“只有通过语言的媒介，我才能把握住自己的思维和自己的实存。”⑤玄学家正是借助于语言这一媒介，经过对经典语义层面的颠覆，进行对传统哲学观的改造。玄学清谈的形而上学特征，导致哲学对语言问题的高度关注；后期玄学甚至发展到不重视谈论的内容，而专注于其语言形式⑥。谈者出言须“辞约而旨达”，言语特别注重简约，要能片言析理⑦。玄学不再是处于原创阶段的思想，真诚的哲理思索意味逐渐淡化，更多的是作为语言训练式的思辨游戏和表达人生态度的文学演练。东晋以后的援佛入玄和佛教的进一步本土化，使“礼教”与“性情”之争、儒学与玄学之争终于以彼此和解告终，推动大规模的汉译佛经以及梵呗诵经活动。宋文帝立儒、玄、文、史四馆；宋明帝立儒、道、文、史、阴阳五部。齐武帝、梁武帝等君主都推崇佛教，支持译经、说法及唱导诵赞活动⑧，上层文人如谢灵运、颜延之、沈约、王融、张融等都热心参与。译经文体常在不失原义的前提下，采用汉文学的形式⑨。梵呗与唱导歌赞，俱为佛法传入以后产生的宗教诗歌，它们的句式略同于佛偈，有四言、五言、六言、七言。据载南朝时有些唱导师在斋会上从事唱导，竞能连续咏唱出一长串五、七言歌赞。他们宣唱的歌辞体制铺张恢廓，声音贯若连珠，往往达到使听者忘倦的程度，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⑩。这从声韵、词汇、语法、及文体风格等诸多方面影响及于文学文体11。玄学哲学所使用“寄言出意”、“得意忘言”的方法，是通过有限的言象世界把握无限的世界本体。佛教本土化的关键也倚重于语言策略12。南朝文人主要以诠释、谈说、论辩、译经、著述等语言活动为策略对“有无”、“形神”等命题进行逻辑推论。可见思想界的革命实际上是从语言的革命开始，又是以语言功能的分化与廓清为终结的。在这一人潮流中，以诗赋为主的文学的本体特点，从语言形式的角度得到了越来越明晰的界定。文学语言没有了载道宗经、叙事记言的种种束缚，进发出前所未有的活力。于是形成了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探索为焦点的“形式主义”文学思潮，确立了语言形式在文学艺术中的主导地位。沈约、王融、刘勰、钟嵘、萧绎、箫纲等人以文学语言形式的演变为尺度考察、评价此前及当时的文学，并建立了以形式为主要视点的文学观，并提出了对诗赋创作的具体要求。

二形式美学观照下的

文学观、语言观南朝哲学思维的语言策略，促使文士在创作中对语言潜在表现功能的进一步发掘。在先秦学术的“自家争鸣”和秦汉以来文学创作积累的经验的基础上，受玄学思辨及佛经的转译等风气的影响，南朝文人对语言和社会文化、思想情感的表达之关系有了充分的认识。汉语的语法特点、表现功能在和梵文的对比中更加明确。玄学讲“寄言出意”，佛教也以为“非言无以畅义”。“言意”关系是重要的玄学命题。王弼、荀粲一派及佛家虽认为语言只不过是表达手段，但意的表达义不得不依靠语言。所以他们虽然在理论上讲“得意忘言”、“不落言筌”，认为“名”“言”皆非实相，但实际仍很重视语言。欧阳建、王导等主言能尽意论的一派则充分肯定语言对哲学实践的重要性，认为是语言给了人认知世界的契机。欧阳建《言尽意论》云：理得于心，非言不畅；物定于彼，非名不辩。言不畅志，则无以相接；名不辩物，则鉴识不显。鉴识显而名品殊，言称接而情志畅……名逐物而迁，言因理而变。此犹声发响应，形存影附，不得相

与为二矣。这段话十分精辟地说明了语言和思想情感的依存关系：理得于心，非言不畅，二者犹如形影，不能分割。王本论文由整理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