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哲学论文范文10篇

经济危机中的投资哲学一中国人把知识当智慧，其实，知识是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智慧。人类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也有人把思想当智慧，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对，因为，思想也只是价值观念的集成，而发现价值观念的，还是思维方法。

经济危机中的投资哲学

一

中国人把知识当智慧，其实，知识是思维方法导致的结果，并非是智慧。人类真正的智慧是思维方法。也有人把思想当智慧，其实这种看法也不对，因为，思想也只是价值观念的集成，而发现价值观念的，还是思维方法。

二

中国的“易经”是一种思维方法，而且是一种高智慧的思维方法。我称这种思维方法叫“多元并列发散式系统闭环思维法”，而且是正反两个方向可以同步进行的思维方法。

在这5年的教育教学工作，在我校许多老教师尤其是我们组教师的指导帮助下，在不断探索教育教学规律的过程中，积累了一些粗浅的认识和看法，感受最深的是以下几点：

一、把握时代脉搏，使政治课永远充满浓郁的时代气息

政治课是一门时代性和实践性都很强的学科。脱离时代的政治课除了一味的说教之外就是缺乏生气的一潭死水。多年的尝试，我认为时事政治教育可以水乳交融地“化”时政知识于政治课的基本观点和原理之中，把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如我在讲述“世界上各大国与中国建立的各种伙伴关系”时，联系决定国际关系的主要因素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力量；在讲述“联合国的千年首脑会议”时，联系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及其联合国的作用；在讲述“朝鲜半岛的和平曙光和印巴之间的核冲突”时，联系当今世界的主题之一和平问题；在讲述“中美撞机事件”时联系当前国际竞争的实质和我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与此同时，还要有目的有意识地培养学生观察、联系、分析、说明实际问题的能力，轻松愉快地形成对书本知识的综合、迁移、拓宽和加深，从而达到我们预期的教学目的和要求。使“理论联系实际”的朴素真理不只是漂亮的装饰，而真正成为我们行动的指南。

二、以学生为主体，实施开放式教学

传统的“灌输式”、“填鸭式”的教学模式，因其呆板、僵滞而早已明日黄花。必须不断地探索并采用符合中学生实际的教学方式，强调师生共同活动，克服教师为中心的倾向，激发学生的情感和兴致，变封闭型教学为开放型教学，从而使双方真正领略愉快教学的美学价值。在教学方法的改革探索中，我积极发挥学生的主体能动性，组织学生开展了一系列活动并取得了很好的教学效果。

1、辩论赛。活动的目的是：培养学生运用所学原理分析实际的能力；辩证思维能力；表达能力；团队合作精神；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激发学生学习政治的兴趣；让学生在辩论中明辨是非，树立正确的观点。步骤：选定论题。第一教时：就这一命题，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理论，供全班学生讨论正确与否，并阐述理由，认为正确的一方为正方，认为错误的一方为反方，要求双方学生各推四名代表就各自的观点加以论证，并对对方可能提出的观点加以反驳。第二教时：正反双方代表分列在讲台两侧，正式展开辩论。第一步，先由正反双方各推一名代表分别在五分钟内，表明自己的观点；第二步，双方自由辩论十分钟，在第一步基础上进一步论证自己的观点并对对方观点提出质疑；第三步，由其他学生补充正反双方的观点，时间为十分钟；第四步，由教师根据双方观点提出的理由充足与否，论证是否严密来裁定那方获胜，在双方优缺点的同时，阐明自己的观点，并回答学生提出的各种问题。

关键词:和谐社会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废止

内容提要: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法律性质应该界定为妥协式契合关系。妥协式契合关系实际上是一种不和谐的契合关系，是一种权益配置失衡的契合关系。这种契合关系与我国和谐社会建设的旋律相阻相背。我们应该用理性的态度，冷静地思考“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废止。

一、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研究现状

自从1988年《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第22条正式确立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以来，该制度在我国引资实践中的运用已30余年。这30年来《中外合作经营企业法》外商先行回收制度经历了官方多次的“小修小补”，但还是没有使我国外资立法走出捉襟见肘的困境。学界对先行回收投资制度的探讨与争鸣，也从未间断过。当下，对这个问题研究的着力点在该制度的“存废”和“修整与重塑”上，学界目前对这个问题的研究存在两种对立的观点：

否定观点：持此观点的学者认为，在知识经济快速发展的今天，应废除现行的允许中外合作经营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法律制度。允许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鼓励外商投入先进的技术和设备，在改革开放的初期，采取这种做法有情可原。然而，在已进入知识经济年代的今天，技术和设备的淘汰速度越来越快，在合作企业创办之初，外方带来的技术和设备看似先进，可是没过若干年，在合作期限届满时，这些技术和设备已显落后，即使全部归中方所有，又有何用？[1]

肯定观点：持此观点学者认为，在我国，现在提议废除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的制度，为时尚早。[2]上述判断恐有言过其实之嫌，更何况，在当前，合作企业外方先行回收投资法律制度的存在，对推动我国“积极、合理、有效”吸收投资政策的实现仍具有一定的意义。允许外商先行回收投资，可以减轻因投资数目大、回收周期长对外商所产生的巨大还贷压力，这对促进外商投资我国优先发展的基础设施等项目，可起到不可替代的激励作用。

［摘要］通过辨析笛卡尔的哲学观和方法论的二重性，提炼笛卡尔的质疑思维及对复杂现象的认知模式对大学教育的启示，并以作者参与的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项目为例，剖析笛卡尔方法论启迪下的项目培育及优化过程，以期为高校人才培养及其他创新创业大赛项目提供经验参考。

［关键词］笛卡尔；哲学思想；方法论；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

2018年6月下旬，教育部在四川成都召开全国高等学校本科教育工作专题会议，进一步强调了本科教育在高校人才培养中的核心地位、教育教学中的基础地位及新时代教育发展的前沿地位，引发了关于培养怎样的人才及如何培养人才的深层次思考。现代大学要培养的是具有独立思维、批判精神、思辨能力和创新意识的行动者和创造者。为推进人才培养模式改革，切实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教育部自2007年推出了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2014年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正式发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极大地激发了高校师生参与大学生创新创业项目的热情。目前除了较具影响的全国“创青春”大学生创业大赛、“互联网+”大学生创新创业大赛等，各省市、行业协会也组织了形式多样的地方或行业赛事。创新创业大赛项目在培养学生创新思维、激发创业热情、提高学生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实现学校人才供给规格质量与经济社会需求的无缝对接等方面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创新创业项目从创新———创意———初创———成长的培育优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除却技术和专业知识外，还必须借助科学的方法论的指导。论文以笔者参与的荣获“创青春•汇得行”2018年湖北省大学生创业大赛金奖的《工业大数据诊断分析系统》项目为例，剖析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启迪下的创新创业项目培育优化过程，期待将经验在同类项目中加以分享和推广。

一笛卡尔的哲学思想和方法论

勒内•笛卡尔（1596-1650），法国人，是中世纪欧洲最负盛名的哲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近代科学的始祖”。他因将几何坐标体系公式化从而将逻辑、几何、代数三者合而为一被誉为解析几何之父，他提出的光学说为海更斯的光波学说奠定了基础。除对现代数学和物理学做出了重要贡献外，笛卡尔还是西方现代哲学思想的奠基人、近代唯物主义的拓荒者，他开创的“欧陆理性主义”哲学流派影响了几代欧洲人，被黑格尔尊称为“现代哲学之父”。笛卡尔把“什么是知识”置于其哲学体系的中心，并把它与“我怎么知道它的对错”相联系，主张对世界和知识的认知应从怀疑开始而非从信仰开始，这种普遍怀疑的主张集中体现在他耳熟能详的名言“我思故我在”，这句作为笛卡尔哲学体系出发点的名言，曾被作为极端唯心主义的代表饱受抨击和诟病。笛卡尔的普遍怀疑主张不是对部分具体事物或具体原理的怀疑，而是对人类、对世界、对上帝的绝对怀疑，以此绝对怀疑为出发点，笛卡尔要寻求证据，从而推导出不容置疑的哲学原则。笛卡尔哲学思想的灵魂在于他采用的验证真理的方法。笛卡尔日常极为关注已被公众普遍认知和接受的错误概念和所谓真理，决心从零开始重新认识世界，以达到恢复真理的目的。他主张应用理性主义和数学原则而非中世纪欧洲惯用的经验主义验证真理：但凡从理性角度解释得通的即为真理和真知，复杂现象应先分解为简单部分再排序逐个解决。单纯凭借经验可能会得出错误结论，但他并不排除科学实验在认识世界中的作用。1637年，笛卡尔发表了著名的《正确思维和发现科学真理的方法论》，并在书中附了三篇有关数学和物理学的重要论文《几何学》《折光学》和《气象学》，文中推介了他发现真理的路径和方法。

二笛卡尔哲学思想和方法论的两重性及对大学教育的启示

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自成立以来，一直致力于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的联盟，为我国的科技、经济和社会发展服务。该委员会指导下的全国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至今已历时四届。①2011年12月17～18日，由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中共深圳市委宣传部、深圳市社会科学联合会、深圳报业集团联合主办，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承办的“全国产业论与产业创新学术研讨会暨第三届深圳学术年会之学科学术研讨会”在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隆重召开。来自清华大学、中国科学院、北京师范大学、华南理工大学、湖南大学、重庆大学、东北大学等二十多家全国高校和科研机构的五十余名专家学者参加研讨会并提交会议论文。与会领导何祚庥院士、深圳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吴忠、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副院长马辉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

此次“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讨会”在产业发展走在全国最前沿的城市深圳召开，体现出“哲学关注产业、理论面向实践”的时代精神与发展走向。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理事长朱训在贺信中指出：近年来，产业哲学引起了产、学、研等各界的共同关注，产业哲学专业委员会业已成为自然辩证法研究会较为活跃的专业委员会之一，为自然辩证法组织建设、为繁荣学术活动做出了贡献。产业结构转型与文化大发展要求产业哲学做出新的贡献。研讨会以“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为主题，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原深圳大学校长兼党委书记、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人文研究所原所长蔡德麟教授在开幕辞中提出：产业哲学响应产业实践的呼唤，丰富有利于中国哲学研究与世界哲学研究的对话与交流。产业发展需要产业哲学的指导，这个问题在深圳尤为突出。深圳作为我国改革开放的“试验场”“排头兵”，是我国产业变革和发展、升级和优化最快的地方。哲学必须走出学院的象牙塔，关注产业发展，加强对产业的研究。企业家等产业界人士需有产业发展的哲学眼光，才能真正理解国家产业发展的战略和产业政策。

对于“为什么要研究产业哲学”的问题，中国科学院何祚庥院士认为：产业哲学重大问题是技术路线的选择，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技术论取向。深圳市科协主席周路明教授认为：产业哲学的动力主要来自于社会需求，这是产业哲学研究的社会论取向。作为第三种声音的代表———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则提出了产业发展的三螺旋：技术论、社会论及技社（社技）论，认为极端的“技术决定论”或极端的“社会建构论”无非是从创新价值链的两端看问题，但是创新价值的创造是一个过程，经历了“两端”之间，即经过一个“技术—社会”或“社会—技术”的混合状态。对于“产业哲学的学理创新建构”问题，华南理工大学吴国林教授提出“产业的现象学分析”，借助现象学、后现象学的哲学视角，提出了产业的体现性、变更性等属性。从现象学讲，产业是人的意向构成能力的现实显现。北京师范大学王德胜教授则从产业结构的哲学合理性要求上，提出高端制造业的战略性地位。有学者进一步阐述了产业哲学对产业的提升在于两个高端，既在研发制造的高端，也在销售品牌的高端，更是在于商业模式的综合以上两个高端。湖南大学邱跃华博士、彭福扬教授则从产业论的生态哲学的视野，提出产业发展的内部机制与外部环境的各种制约要素的动态平衡观建构。东北大学郑文范教授从哲学本质论探求科学、技术、工程、产业、社会的相关性、贯通性及划界。湖南大学刘红玉博士、彭福扬教授从哲学意义上反思目前产业分类标准的合理性，并提出相应的分类建议。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提出，产业哲学相对于企业哲学、社会哲学，是中观层面的建构，而且对应哲学的二级学科，可以进一步做产业哲学的二级学科探求。

对于“产业哲学的应用创新透视”问题，以湖南省委党校袁望冬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展开了战略性新兴产业哲学问题的研究，即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基本内涵、主要特征及其发展规律进行哲学研究。从产业自身的逻辑演变探寻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形成机理，并从市场需求、科技创新、社会调控等的共同作用探求战略性新兴产业的成长机制。从产业资源与技术、产业联盟、产业精神三个维度，对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同构现象做出深入剖析。学者们还与产业界人士从具体的产业领域探析产业哲学问题，或者从地域战略、时代战略认为文化产业与产业哲学息息相关，或者认为餐饮产业宜以产业哲学为指导，山寨产业也需要产业哲学的重新审视与辩证看待。也有学者提出哲学视野中看到的科幻产业与科技产业的异同，另有学者探求欠发达地区高新技术产业或文化创意产业的哲学启示与制约因素。还有学者各自从建筑产业、光热产业、科技企业孵化器、技术预见、科技园区开放式发展路径、构建仿生产业创新系统等产业视角，进行了哲学思考与研究。在“产业创新与创新型城市建设”问题上，重庆大学徐小钦教授认为，创新型城市是创新型国家的重要支柱，是区域创新体系的中心环节。大力实施科技创新、产业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将有助于提升整个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水平与区域综合竞争能力。清华大学曾国屏教授、李平副教授等认为，创建国家创新型城市要因地制宜地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建立高水平的城市科技基础条件，大力发展研发产业，积极融入全球研发创新网络，通过制度创新来建设创新型政府。清华大学姚站军博士后认为，建设创新型城市的首要任务是产业创新，以产业创新带动科技创新、服务创新、文化创新等。通过产业创新，最终实现城市综合创新，提升城市综合影响力。抓住存在于高新科技产业、高端服务业、高端文化创意产业等产业领域中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机遇，加快产业创新，可以更快、更好地实现其国家化高度、国际化广度的创新型城市建设。还有学者认为，城市是产业创新与增长的主要动力，产业经济必然在信息、人才、知识、创业投资等要素资源密集的中心城市迅速发展起来。

在“科技与产业、科技史与产业史研究”问题上，以清华大学戴吾三教授为代表的学者认为，哲学研究讲求史、论结合，产业哲学研究也可以将产业论研究与产业史研究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学者认为，科学技术本身的普及就是一种产业。还有学者对技术史的分期进行评价与思考，从技术史发展到产业史的研究，反映了人类与技术的关系、技术的社会经济效应以及技术回归生命的要求等。参会代表一致认为，此次研讨会为产业哲学———产业论与产业创新研究更上新台阶开启了新的思路。研讨会宣布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产业论与产业创新专业委员会正式成立。由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社会科学与管理学部主任、人文研究所所长，清华大学科技与社会研究中心博士生导师、博士后合作导师曾国屏教授担任该委员会主任、常委。蔡德麟教授、王德胜教授、张碧辉教授、吕乃基教授、顾立基教授担任委员会顾问。陈家琪教授、徐小钦教授、彭福扬教授、袁望冬教授、郑文范教授担任副主任、常委，清华大学深圳研究生院杨君游副教授任秘书长、常委。理事会由来自全国各高校科研院所、产业界及政府的24名知名专家学者组成。

一、考试范围

本次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范围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思想概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事业单位概况、职业道德、法学、公文与论文写作、科技常识和环境保护、文史知识、**省情知识等方面的内容。

考试时限为120分钟，满分100分。

二、作答要求

《公共基础知识》考试要求携带的作答工具为黑色钢笔或黑色签字笔、2B铅笔和橡皮。《公共基础知识》均要求在答题卡上作答，应聘人员必须在指定位置上填写自己的姓名和准考证号码等信息；不得在试卷及答题卡留有与答题内容无关的任何信息，违者按作弊处理。

三、考试参考用书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结语进行论述。其中，主要包括：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吴仁平、肖接增提交了论文《科学发展观视野中的生产力跨越式发展》、坚定不移地走中国特色的新型工业化道路、加强党的领导和以人为本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方法论、生命可以永存”及“由死观生”为核心价值的生死观教育、党内民主是无产阶级政党的基本政治原则、这一历程是不断探寻发展模式和发展路径的过程，也是我国社会学研究从恢复到重建和发展兴盛的过程等，具体请详见。

内容摘要：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它极大地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先进文化与和谐社会的全面发展，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强大动力，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中国社会发展的大趋势。本文就国内部分学者关于改革开放相关理论研究进行综述。

关键词：改革开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思想道德建设民主法制建设社会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13亿中国人民大踏步赶上了时代潮流，稳定走上了奔向富裕安康的广阔道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充满蓬勃生机，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的中华民族以前所未有的雄姿巍然屹立在世界东方。取得一切成绩和进步的根本原因，归结起来就是：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形成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

1部分学者相关观点论述

徐耀耀提出以“四个继续”的特殊形式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一是继续贯彻总书记在纪念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30周年讲话精神；二是继续做好有关部门的参谋部和智囊团；三是继续牢记中央对人文工作者的期望和勉励；四是继续牢记革命导师对学者、人文工作者的勉励。祝黄河指出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的客观要求，也是解决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根本途径；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改革开放是推动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的强大动力。王员梳理了改革开放以来党的农村思想政治工作，总结了其基本经验；邱新有介绍了说服性传播与研究在中国的现状，反思了研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变换研究视角、创新研究方法、扩大研究内容的一些设想；刘俊就如何在改革开放形势下，深化高教改革，探索独立学院可持续发展的道路问题，谈了自己的看法；万振凡探讨了从城乡分隔发展向以科学发展观统筹城乡发展转变之路；詹冬华就文学经典所面临的解构危机，提出了文学经典怎样重构经典身份的观点；邱显平分析了当前社会冲突现象的特点，探讨了如何创新社会主义和谐动力论的问题。

论文关键词：科学知识社会学；社会建构；自然科学；人文科学

论文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指出，传统的科学知识观抹煞了科学的社会性，从根本上是错误的。通过科学争论、实验室研究和科学文本话语分析，科学知识社会学为自身研究的合法性进行了重要论证，并试图促进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融合。然而，科学知识社会学彻底否认科学的客观性和真理性，宣称“科学知识只是一种社会建构”，结果导致了自然科学与人文科学之间的裂隙进一步加深。

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以下简称SSK)自20世纪70年代初在英国诞生后发展势头一直很迅猛，目前在国外社会学研究领域占据主流的地位。但在国内，人们对SSK的认识却只能说是刚刚起步。国内对SSK的最早介绍可以追溯到20世纪80年代，当时南开大学的刘甭浦教授在其主编的《科学社会学》一书中对SSK有初步评价。20世纪90年代末，国内第一本对SSK进行系统研究的专著《科学的社会建构—科学知识社会学的理论与实践》产生，一些主流的社会学和哲学杂志也开始密集地翻译SSK的论文，一些出版社则系统地引人了SSK的主要作品。尽管一直受到激烈的批评，但笔者认为SSK的研究也有其合理成分，如果对其作深人的反思，并从中得出有益的东西，则对我们的学术进步无疑是大有裨益的。

一、SSK产生的理论传统及历史背景

1.SSK的学术思想渊源。SSIC有多种学术思想渊源。该学派的代表人物马尔凯声称，他们是在库恩的哲学思想影响下，在批判了传统的实证主义科学观之后，研究科学知识的相对性和社会内容的学派。科学社会学家本?戴维指出:这个学派是在“反实证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现象主义、社会学中的人类学方法)兴起和科学哲学中相对主义、建构主义的影响下产生的。并且，它与迪尔凯姆和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传统相联系。国内研究SSK的著名学者刘华杰则认为，SSK的思想可以追溯到19世纪德国图宾根学派的“教会编史学”、旧知识社会学、科学哲学家库恩后期的哲学及对传统科学哲学的反对。据此，可以这样认为，SSK既是对传统知识社会学的继承，也是对正统科学社会学的批判，更是在科学哲学尤其是库恩的思想影响下形成的。

2.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仅仅从思想渊源上解释SSK的产生，并不能完全说明其何以在短短的几十年间迅速发展为全球范围内科学人文大战的最主要根源，还必须对SSK产生的社会文化背景予以特别的关注。在西方，自柏林墙倒塌、冷战结束以来，硬科学(自然科学)在其自身发展中遇到了一些前所未有的、无法解决的困难如巨型化、实验周期延长等，其负面影响开始受到人们的普遍关注，人们对科学家的信心和信任有了持续的丧失。而另一方面，向来被自然科学压倒的人文科学认为科学实验室获得的太多资助与其产出是不成正比的，因此极力反对政府对自然科学的过多投资，认为人文科学应该享有和自然科学同等的地位。以上这些情况诱发和助长了对科学本身的考察，为以反对科学权威为主要特征的SSK提供了最有利的发展契机。在过去，国内对SSK社会文化背景的介绍普遍有所忽略，而这恰恰是全面理解SSK产生和发展的关键。

本文以近五年来在台湾出版的期刊、会议论文为取材范围，尤其以台湾本地学者所发表的论文为主，学位论文的介绍则视行文需要，斟酌叙述。部份论文虽然常被归入社会史范畴，但由于其论述涉及经济层面，笔者仍然酌加简介。应该说明的是，五年来的研究论著极多，不可能篇篇述及，因此文中所列诸篇，皆经筛选排入。笔者也尽量持平介绍各篇论文的研究成果，至于如何评议，则留待专家为之。

在台湾，研究中国经济史或本地经济史的学术单位以台湾"中央研究院"最为主要，如历史语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和台湾史研究所。研究院内社会科学类科的单位，如中山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所、民族学研究所和经济研究所，也有杰出的学者参与研究。其次是教学机构，尤以设有历史系所的大学院校为主。此外，县级以下地方政府、民间的基金会、由地方的文史工作者组成的小型研究团体，也有一定的贡献。不过，这类单位或团体，比较著重台湾本地研究的史料搜集和田野考察。

整体而言，中国经济史的研究以明清及近代部分的著作较多，与商人、商业活动、国际贸易有关的主题较受青睐。不过，近年来台湾史研究逐渐成为历史研究中的一门"显学"，学术单位和教学机构皆然。（注：施志汶：《台湾史研究的反思-以近十年来国内各校历史研究所硕士论文为中心（一九八三--一九九二）》，《国立台湾师范大学历史学报》22（1994.6）：413-446。）另一个明显的现象是，以往在经济学门不受重视的经济史，似渐引起经济学家的关心，纷纷把他们的研究视点扩及日治时期乃至清末的台湾经济史。新的研究课题，诸如农工业及整体经济成长形态、租佃制度等，不断发掘出来，可以补充旧有研究在课题范畴上的贫乏。（注：叶淑贞：《台湾"新经济史"研究的新局面》，《经济论文丛刊》22.2（1994.6）：127-167。）历史学家擅长观察长时间因素的变化和综合性诠释，经济学家擅长于经济学理论的实证和计量方法的使用。近年来这两个学门的学者能透过合作计划共同研究，尤其是后者，其研究过程亦从战后向上延展至日治时期。

此外，大型且跨学科的合作计划不断的推陈出新，蔚为近年来的研究时流，这主要是以台湾"中央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为主，而且多聚焦于台湾经济史。除此，更将空间视野扩大，关注祖国大陆、亚洲诸国，也注意台湾与四邻的多层面关系。

以下将先回顾近年来的中国经济史研究，再介绍这一、二年正在进行或近期将展开的专题研究计划、学术研讨会内容，以及目前含纳人员最多且跨单位最广的经济史讨论团体。

一、中国经济史研究回顾

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学派起始于1978年出版的G.A.科亨的《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在这本著作中，科亨，一个有犹太共产主义者家庭背景的加拿大人，试图用分析哲学的方法来阐明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科亨的这种尝试至少对两类人来说是荒谬的，其一，英语国家中黑格尔和阿尔都塞两大阵营里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激进分子们，他们一致认为牛津和剑桥分析哲学方法既保守又狭隘；其二，分析哲学家们，他们或者认为马克思不具有真正哲学意义上的重要性而对他不屑一顾，或者把历史唯物主义的核心学说看作是黑格尔的晦涩主义和幼稚的哲学错误的混合体。然而，科亨确信能够运用普通语言哲学的方法来澄清和说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要理论，并且认为这种方法是对该理论进行真伪评价的必要前提。

在实现其方案的过程中，科亨坚决反对自普列汉诺夫以来大多数马克思主义者一致认同的观点，即马克思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科学在方法上存在着根本的分歧。科亨认为，马克思创立了世界历史理论、阶级社会理论和革命理论——这些理论值得认真研究。

科亨研究工作所起的示范作用鼓舞和启发了其他研究者的类似工作，这些研究者大都是(但仅仅是)盎格鲁—撒克逊世界的学者：例如J.罗默(美国经济学家)、J.埃尔斯特(挪威哲学家)、E.O.赖特(美国社会学家)、范帕里斯(比利时政治哲学家)、普泽沃斯基(波兰政治哲学家)、布伦纳(美国历史学家)和其他一些人。这些思想家组成了一个非常奇怪的学派：除了在极少的基本原则上保持一致，他们相互之间经常发生激烈的争执。然而，他们至少为自己能够清晰地阐明论点、观点，以及能够采用公开的批评和争论方式而自豪。他们尽量避免使自己沉迷于那些经常被其他马克思主义者使用的模糊策略。由于这个原因，他们称自己的小组为“非胡说的马克思主义”(no-bullshitMarxism)(由于每年会议的日期，该小组正式称为“九月小组”)。这个小组在“马克思主义”阵营中有一个令人惊奇的特征：一些成员(最明显的是范帕里斯)从未声称过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

在下文中，首先，我将概述一下分析的马克思主义第一阶段的有深远意义的贡献：科亨的历史唯物主义研究和罗默的阶级与剥削研究；其次，我将论述与分析马克思主义相关的社会科学的哲学和“理性选择的马克思主义”这一称呼是否恰当。最后，我讨论最近分析的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价值的辩护和替代资本主义制度的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比他们最初的计划更远离了左派)。

科亨和历史理论

科亨在《卡尔·马克思的历史理论：一个辩护》一书中为之辩护的是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经典解释，反对哲学批判主义。其核心内容是他对马克思关于物质属性和社会属性两种区分的坚持和对历史唯物主义的功能性解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