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资研究论文范文10篇

一、投资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综合探讨旅游投资问题和对策的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旅游投资存在以下问题：(1)招商引资观念存在误区，单纯倚重地方政府的优惠，忽视投资环境的综合改善；(2)投资结构不合理，20世纪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资饭店业，使得我国旅游饭店业呈现恶性膨胀的趋势，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区景点为投资重点，片面注重游览设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3)投资决策问题，盲目投资现象严重，未进行严格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就匆匆涉足，对旅游投资的期望值过高，重复投资，走老路造成同一种产品遍地开花；(4)资金筹措渠道少，对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重视不够。我国尚未建立旅游专业投融资机构，在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如坎昆和巴厘岛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5)投资机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招商引资这三种机制对于资金短缺问题、投资产品结构和地域机构不平衡的问题存有缺陷，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对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旅游投资项目的信息平台，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环境达到较好的招商引资的目的，成功的投资促进是增加投资数量和提高投资质量的重要条件；(2)优化投资结构，东部地区饭店业已出现饱和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饭店业还比较薄弱，饭店投资应向中西部转移，加强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3)凡是旅游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公司和专门负责旅游业招商引资的服务机构，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导性的分析报告和信息；(4)拓宽旅游业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及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大胆投资旅游业，另外放宽旅游企业上市的条件，筹建旅游发展基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这些问题和对策是旅游投资研究中主要内容，其他的研究文献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

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资者会选定能给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的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吴铀生就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间有限，环境污染严重，资本投资与使用效率日趋低下，旅游消费将向西部发生转移，旅游投资的转向既能缓和东南地区过量资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合理空间均衡。陶振华，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业的投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对于投资项目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饭店业的过度投入造成了恶性膨胀，自从1998年万贯集团收购碧峰霞景区的经营权获得经营成功后，买断景区经营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我国进入两千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明确要求增加对资源型景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放宽对资源型景区开发项目的审核条件，另外，国家还安排了67.2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景区建设，促进景区发展。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区经营权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景区经营权转让属于新生事物，伴随着很多的争议，国家政策也还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景区的定位以及市场的需求问题都使得其风险大大增加。

一、投资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综合探讨旅游投资问题和对策的文献，普遍认为我国旅游投资存在以下问题：(1)招商引资观念存在误区，单纯倚重地方政府的优惠，忽视投资环境的综合改善；(2)投资结构不合理，20世纪中后期之前主要投资饭店业，使得我国旅游饭店业呈现恶性膨胀的趋势，之后主要以旅游景区景点为投资重点，片面注重游览设施和住宿方面的基础设施建设，而对餐饮、购物、娱乐等方面的投资相对不足；(3)投资决策问题，盲目投资现象严重，未进行严格的项目可行性论证就匆匆涉足，对旅游投资的期望值过高，重复投资，走老路造成同一种产品遍地开花；(4)资金筹措渠道少，对日益发达的资本市场重视不够。我国尚未建立旅游专业投融资机构，在利用政府间和国际金融机构的资金援助方面基本处于空白，而世界著名旅游度假区的开发，如坎昆和巴厘岛都利用了世界金融机构和国家间贷款；(5)投资机制存在缺陷，政府主导型、市场主导型和地方政府采取灵活的政策招商引资这三种机制对于资金短缺问题、投资产品结构和地域机构不平衡的问题存有缺陷，是制约旅游业发展的原因之一。

提出的对策：(1)建立健全旅游投资的引导机制，优化投资环境。加强政府的引导功能，管理功能和服务功能，构建旅游投资项目的信息平台，加大投资力度，改善基础设施建设以优化投资环境达到较好的招商引资的目的，成功的投资促进是增加投资数量和提高投资质量的重要条件；(2)优化投资结构，东部地区饭店业已出现饱和的状态，中西部地区的饭店业还比较薄弱，饭店投资应向中西部转移，加强旅游景区的投资力度和注重专项旅游产品的发展；(3)凡是旅游投资项目都要进行科学论证，逐步建立专业化的旅游投资咨询公司和专门负责旅游业招商引资的服务机构，对旅游开发项目进行全面的资料收集和分析，并定期指导性的分析报告和信息；(4)拓宽旅游业的投融资渠道，政府主管部门鼓励民营经济和外商企业及股份制经济等经济成分大胆投资旅游业，另外放宽旅游企业上市的条件，筹建旅游发展基金，充分利用资本市场。

这些问题和对策是旅游投资研究中主要内容，其他的研究文献多是就某一方面的内容进行研究和分析。

二、投资区域和投资项目问题研究

资本逐利的天性，使得投资者会选定能给其带来更多利润空间的区域和项目进行投资。吴铀生就东西部旅游市场空间拓展优势进行了比较，认为东南沿海地区由于城市密集，地理空间有限，环境污染严重，资本投资与使用效率日趋低下，旅游消费将向西部发生转移，旅游投资的转向既能缓和东南地区过量资本和旅游收益下滑的矛盾，又能促进我国旅游产业的合理空间均衡。陶振华，李晟之分析了西部旅游业的投资现状以及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的措施以改善西部旅游投资。对于投资项目的问题，大家已经意识到饭店业的过度投入造成了恶性膨胀，自从1998年万贯集团收购碧峰霞景区的经营权获得经营成功后，买断景区经营权成为新的投资热点，我国进入两千年以来，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促进旅游发展，明确要求增加对资源型景区基础设施的财政投资，放宽对资源型景区开发项目的审核条件，另外，国家还安排了67.2亿元国债资金进行景区建设，促进景区发展。虽然有国家政策的大力支持，然而景区经营权的投资属于风险投资，景区经营权转让属于新生事物，伴随着很多的争议，国家政策也还不健全和完善，外部环境变幻莫测，景区的定位以及市场的需求问题都使得其风险大大增加。

【论文关键词】企业投资现状问题原因分析对策

【论文摘要】在现代商品经济社会中，随着生产要素的多元化，投资的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无论是投资的主体、对象，还是投资的工具、方式等都有了极大的变化。由于投资对企业的生存和发展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投资已经成为每一个企业力图做大做强，扩大规模、增强效益、持续发展的必要条件。

一、企业投资的现状

在企业不断运转过程中，投资和再投资是企业生产和扩大再生产所必须经历的阶段。在企业经过一系列筹资活动后，可能积累了不少资金，如何使用这些资金来获得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呢？要达到上述企业经营理财的目标（即最大限度的投资收益）就必须用全面的整体的眼光来看待投资活动。

投资是指为了获取将来某些不确定的价值而放弃目前一定价值的决策活动，其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数量的未来价值。

我国大多企业现状是有了资金想发展，却不善于、不敢于进行投资。社会经济生活越来越复杂，投资风险越来越大，不少企业难以对投资机会做出理性判断，不敢将资金轻易投出，害怕血本无归。这种现象在中小型民营企业中尤为突出。在商品供应充足甚至过剩的经济背景下，激烈的竞争，残酷的优胜劣汰，使这些企业不敢越“雷池”半步，只能死死把握住手中的资金，维持自己的主营业务，只求能维持现状就万事大吉。而在国有企业也存在着相同的现状，这固然取决于决策者学识水平、素质胆识和责任心使命感，但更大程度决定于现存社会经济的环境压力、干部考核体制以及价值观念道德标准等。

【论文关键词】股市散户投资误区

【论文摘要】文章就近年来散户投资股票所犯的习惯性错误进行梳理分析，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散户朋友十种典型错误，为散户朋友们今后的投资提供一些参考。

近些年来，“炒股”成了我们生活的重要话题。从2007年10月开始，A股市场一路下行，累计跌幅已超过60%。在日常的股票投资活动中，笔者发现多数散户投资者多多少少都会犯一些这样那样的错误，导致投资损失。在散户投资的众多误区中，笔者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总结出散户朋友的十种典型错误，为散户朋友们今后的投资提供一些参考。

一、买入价本位思想

即无论何时、何种市况，都是以自己的买入价作为卖出或是继续持有的标准。散户朋友们这一错误具体表现为缺乏行之有效的“止赢止损”方法和原则。小赚不跑，小亏不出，大亏认赔，亏了不忍心割肉,放手让亏损持续扩大，这是很多散户投资者容易犯的错误。今年以来，A股市场的大幅下跌，有的投资者甚至自作聪明，为摊薄成本向下买入摊平，结果越套越深。“会买的是徒弟，会卖的是师傅，会割肉的是爷爷”是投资高手总结的经验。割肉一方面是为了保存资金实力，另一方面就是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率，是综合考虑了资金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的。“买入价本位思想”是散户朋友投资理念狭隘的体现，也是散户投资者易犯的常见错误。

二、持股过于分散或集中

内容摘要：投资者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深刻理解企业主要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设计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统地梳理和评价了国内外投资者利益冲突的文献，其中包括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及表现形式，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和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对我国投资者利益冲突及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摘要：主要研究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内涵、构成要件、及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中的相关个罪，包括背信运用受托财产罪、违法运用资金罪。

关键词：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违法行为

1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概念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亦应有立法概念与司法概念之分（有学者又把它表述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实质概念和形式概念，其实意思一样）。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是指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投资者利益和国家对证券投资基金业的监管理制度，严重危害证券投资基金管理秩序的行为。在立法意义上存在的证券投资基金犯罪存在于证券投资基金发展的各个阶段，不以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是否规定为转移。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立法概念表示的是那些违反证券投资基金法规的行为应该犯罪化，其标准首先是社会危害性。

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则可界定为：证券投资基金犯罪，是指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即凡是证券投资基金刑事法律规范规定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都是证券投资基金犯罪。证券投资基金犯罪的司法概念的唯一标准是刑事违法性，但它并不是完全不考虑行为的社会危害性。

内容摘要：投资者利益冲突是公司治理机制产生的根本原因，深刻理解企业主要投资者之间的利益冲突对于设计有效的公司治理机制有至关重要的作用。本文系统地梳理和评价了国内外投资者利益冲突的文献，其中包括控制股东和外部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及表现形式，以及股东和债权人之间的利益冲突根源和表现形式。同时，本文也提出了该领域未来的研究方向，以期对我国投资者利益冲突及公司治理领域的研究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控制股东外部股东债权人利益冲突

国外学者Modigliani和Miller(1958)假定企业是由投资项目及其产生的现金流组成的，并将企业发行的证券作为对现金流的要求权。Jensen和Meckling(1976)指出，经理并不会主动将现金流还给投资者，他们会根据自身效用最大化来使用这些资源。Jensen和Meckling同时也指出了股东和债权人之间存在的利益冲突。而在Shleifer和Vishny（1997）以及LLSV（2000）发现了普遍存在的问题为控制股东和外部少数股东之间的冲突之后，大量文献提供了关于控制股东利用控制权剥削外部少数股东的证据。这些冲突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投资者之间契约的不完全性（Hart，1995）。

因此，在笔者看来，对投资者之间冲突的理解就显得特别重要了，因为这是构造有效地解决冲突的治理机制的前提，对于设计有效的治理结构有重要的意义。本文以此为基点，评价了国内外关于投资者利益冲突的现有研究，同时指出了投资者利益冲突方面未来的研究方向。

控制股东和非控制股东之间的冲突分析

（一）大股东的普遍存在性及原因

一、文献回顾

对外直接投资对母国就业的影响是围绕着对外直接投资对就业的替代效应和促进效应以及对就业规模、结构和区位分布的影响来进行的。杨建清(2004)认为这方面的研究主要包括就业替论、就业补充理论、就业结构优化论、公司战略论。目前来看，有关流出FDI对母国就业影响的经验证据比较有限。Chen和Ku等人(2003)的研究表明，台湾地区对所有国家流出FDI而创造的技术和管理岗位的工作超过了1993－2000年技术和管理工作数量的总和。Wu、Heng和Ho(2003)的研究认为，新加坡1996年到2000年期间流出的FDI在制造部门创造了33600个工作岗位。而EllingsenGaute和Win－fliedLikumahuwa等人(2006)的研究也得出了近似的结论，即没有发现流出FDI对新加坡劳动市场造成负面的影响，尤其是不存在流出FDI替代母国出口的证据。戴翔(2006)通过对新加坡的研究表明，FDI对国内就业的影响是积极的，FDI型企业对不同的劳动群产生不同的影响，科技人员就业增长从FDI的发展中受益最多，其次为管理人员和体力劳动者，随着对外直接投资的开展，公司内部的劳动分工会进行重新配置，从国内生产型向技术密集型和管理密集型方向转变。王峰和王博(2007)运用协整方法对台湾地区失业率上升的因素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台商对大陆的投资活动并非是造成台湾失业率升高的主要原因；而且长期来看，对大陆的投资改善了岛内劳动力就业质量，提高了企业的竞争力。同时指出，岛内失业率上升的主要原因是产业结构升级和宏观经济环境低迷，加强两岸经贸合作是台湾改善经济环境和降低失业率的明智选择。

国内外专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本国就业水平影响的文献较少，多数是在探讨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对日本经济影响及产业空心化的研究中略有提及。随着日本90年代对外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产业向国外的转移，日本就业人数逐步减少，因而一些日本学者认为本国出现了产业空心化问题，如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会长丰田章一郎就对日本大规模对外直接投资而导致的产业“空心化”表示忧虑(张国成，1994)。庞德良(1998)、中村吉明(2002)把产业空心化定义为一种外部性现象，跨国企业把生产基地转移到海外后，由于其自身利益与社会利益的矛盾，造成国内制造业生产下降、就业减少、产业衰退，进而对本国经济增长和发展产生不良影响。90年代以来，由于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的增加以及国内制造业产业的大规模转移，恶化了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尤其是制造业的就业状况，有关日本产业空心化的问题便自然而然地与“中国因素”联系在了一起。然而，国内学者就日本产业空心化问题对日本国内就业水平影响这一问题有着不同的看法。伞锋、曾浪(2005)通过分析日本直接投资的增长与日本进出口和就国际经济合作2009年第7期业的关系得知，“中国因素”不仅不是日本产业空洞化的祸首，反而是新一轮景气回升的重要动力。“中国因素”加快了日本逆工业化进程，尽管使日本制造业失业人数增加，但导致日本产业空心化的真正原因是服务业过多的规制和劳动力市场缺乏弹性，使逆工业化过程中制造业释放出的失业人员不能向服务业进行有效转移。王晓枫、郭远芳、袁绍锋(2006)采用格兰杰因果分析和误差修正模型，基于中日数据分析了FDI、产业转移与母国就业之间的关系。实证检验表明当日本对华直接投资时，转移了其国内的制造业产业，输出了制造业就业岗位，但是由于服务业对制造业的替代弹性大于1，使得日本对华直接投资在总量上增加了就业机会，在结构上促进了日本国内就业结构优化。

二、日本就业变动与对华投资之间的关系——描述与分析

正如前文所述，在上世纪90年代日本对中国投资快速增长的同时日本国内的就业状况迅速恶化。如图1所示：在1990年以前很长时间内，日本的失业率基本上在2-3％之间波动，但在1991年以后其失业率却迅速增加。根据2003年日本统计年鉴上的资料，日本的完全失业人数在1990年仅为134万人，1995年已增至210万人，2000年再增至320万人，2002年3月最多时曾达379万人。其完全失业率在1990年仅为2.1％，1995年升至3.2％，2000年再升至4.7％，2001年7月突破5.0％大关，截至2003年初仍在5.5％的水平上居高不下(江瑞平，2003)。再从作为对外投资主体的制造业来看，1992年以前就业水平一直呈上升趋势，但此后发生了逆转，1993年比1992年就业人数减少了39万人，1994年比1993年减少了34万人，1995年再比1994年减少了40万人。尤其是海外投资率高的产业就业减少的现象最为明显，其中纺织和电器机械产业最为严重(庞德良，1998)。1991至1994年，电器机械产业的就业人数减少18万人，服装和纺织产业减少10万人。除此之外，一般机械产业减少了8.1万人，金属制品产业减少了6.9万人，汽车及附属产业减少了4.6万人。就制造业与服务业就业人数对比来看，1992至2002年间，制造业失业者增加了347万人，服务业就业者增加了322万人(吉田惠美里，2006；日本总务省，2003)。由此可见，日本国内就业问题的日趋恶化确是事实，大量对外投资的产业就业问题较为严重也是事实。然而据此认为对外投资是日本国内就业状况恶化的根本原因，进而说明对中国投资是这种原因的核心，理由并不充分。

首先的疑问来自于下面的比较。从纵向比较来看，上世纪80年代尤其是80年代中后期日本对中国投资同样是迅速增长，但此期间日本的国内失业率却很低。在此我们还可以做一个横向比较。韩国同样是一个在上世纪90年代以来对中国投资保持迅速发展态势的东亚国家。韩国对华投资始于1992年，虽起步较晚但增长十分迅速，从1992年的1.19亿美元到1997年的21.42亿美元，年均增长78％。从1993年到2000年，投资项目和投资金额分别占其对外投资总量的48.2％和18.3％。尤其是2005年上半年，韩国对华直接投资较上年同期增长了54.4％，在投资规模方面超过了日本和美国。然而资料表明，韩国在同一时期内的国内就业状况却呈现日益改善的趋势。在1993至2002年期间，韩国的平均失业率为3.6％，低于日本0.3个百分点，而且考虑到此前韩国失业率长期大大高于日本，这种转变更是十分显著。尤其是进入本世纪以来，在日本失业率一再上升的情况下，韩国失业率却连续下降，其中2000年、2001年和2002年的失业率分别为4.1％、4.0％和3.5％。

[论文关键词]公共投资；投资项目；项目监管；目标模式

[论文摘要]随着我国现代化建设的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由于经济管理部门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尚不够重视，直接影响了公共投资的效率。有必要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保证项目建设能够实现预期的目标，并充分发挥公共投资的最大效益。

我国现代化建设持续发展，公共投资建设的规模越来越大。但是长期以来，经济管理部门往往把主要精力放在项目的立项审批和投资分配方面，因此，对建设项目的外部制约和监督管理不够重视，使政府遭受巨大的损失，公共投资没有得到应有的回报。因此，在深化改革中研究这一问题具有紧迫意义。本文探索如何建立起一套比较完整、规范的项目监管模式。正确发挥政府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有效行使对项目的监管职能。以保证项目建设能够按照预期的目标和规范的程序，保质保量地实施完成，使公共投资产生最大效益。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分析

随着我国投融资体制改革的不断深化，国家对公共投资项目制定了具体规定和实施办法。采取了一系列强化监管的政策措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的公共投资监管模式还存在诸多问题。下面从公共投资的监管机构、监管队伍、监管方式、监管内容等方面对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状况进行分析。

(一)我国公共投资监管的机构设置

20世纪80年代，随着日本经济的迅速发展，日本企业纷纷到美国投资，引起了并购美国企业的热潮。日本企业日益增强的影响力引起美国对自身经济安全的担忧，导致美国通过立法等手段对外国投资的进入设置国家安全壁垒。20年后的今天，纷至沓来的中国投资又引起美国各界的不安。同样的问题和相似的背景，使中国企业有必要借鉴当年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

一、日本企业遭遇的美国投资安全壁垒

20世纪80年代，日本企业并购美国企业的热潮让美国感受到国家安全受到威胁，于是，设置了针对外国投资的国家安全壁垒，并以相关法律的形式体现出来。1988年，参议员埃克森和弗罗里奥提出的制止外国投资对美国企业并购的法案，即《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授权美国总统根据国家安全需要调查和制止外国对美国企业的并购，这项法案成为美国对外国投资设置国家安全壁垒的基础。国家安全壁垒体现为执行该法案过程中复杂而耗时的安全审查，这一方面通过审查将不符合安全规定的外国投资拒于国门之外；另一方面，通过复杂的审查程序迫使不堪重负的外国投资者主动撤出并购。根据《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该法案的执行机构是美国外国投资委员会(简称CFIUS)，CFIUS对外资并购的国家安全审查分为申报、初审、调查和总统决定四个步骤。申报分为自愿申报和机构通报两种方式。自愿申报指并购交易一方或多方以书面形式向CFIUS提交并购的详细情况。机构通报指CFIUS的任何成员机构根据可获得的事实有理由相信该并购交易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的调整范围，且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不利影响，都可将这一交易报告给CFIUS。初审的主要内容是：该交易是否造成外国企业对美国企业的控制；是否有足够和恰当的权力来保护国家安全。如果有任何一个或几个机构认为该并购交易可能损害美国的国家安全，则应进一步进行为期45天的正式调查。在调查过程中，CFIUS会进一步对该交易可能对国家安全产生的影响进行审查，并向总统建议。CFIUS在确定外国并购对美国国家安全影响时主要考虑的因素有：国防需要的国内生产；国内产业满足国防需求的能力；外国企业对美国国内产业和商业活动的控制及其对美国满足国家安全需求能力的影响；交易对支持恐怖主义或扩散导弹技术或生化武器的国家出售军事物质、设备、技术的潜在影响；交易对美国国家安全领域里的技术领先地位的潜在影响。总统在收到CFIUS的报告后，考虑并购涉及到的有关国家安全的各种因素后，在调查结束15天内宣布决定。总统有权对属于《埃克森——弗罗里奥修正案》调整范围的并购交易做出暂停或禁止的决定。

二、日本企业打破美国投资安全壁垒的经验

为应对美国的国家安全壁垒，日本企业实施各种策略以突破美国的安全壁垒并被美国社会接纳，日本企业的主要做法和经验集中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树立良好的公共形象。首先，日本企业纷纷建立或扩大驻华盛顿的代表机构，营造更加积极的形象。日本企业通过与智库、记者和前政府官员等第三方合作的方式塑造华盛顿对来自日本投资的主流意见。其次，日本企业为相关研究提供赞助和合作。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华盛顿的各个智库就开始举办有关日本投资的各种论坛，发表证明日本投资对美国经济有益的研究报告。日本企业频频向这些智库的学术活动提供资金赞助，或与这些学者在研究上进行合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