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野调查报告范文10篇

抗战时期，随着西学东渐的深入，来到云南的学人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精神纷纷加入到边疆的调查研究中，边疆研究的风气日渐深厚，与此同时，国内报刊杂志也如“雨后春笋，相互竞长”。在当时众多的刊物中，《边疆人文》是最为集中刊登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少有的刊物，为民众了解少数民族民俗开启了一扇窗。

一、“边疆人文研究室”与《边疆人文》的创办背景

20世纪40年代初期，随着战争局势的不断恶化，除西北、西南地区外，中国的半壁江山成为了沦陷区。西南地区，特别是西南边陲的云南，以拥有滇缅公路、滇越铁路而成为连接国际交通的主要区域。鉴于云南特殊的地理位置，云南政府计划再修筑一条由滇南的石屏通往佛海（今云南勐海）的省内铁路，以便连接滇越铁路。与此同时决定提供一笔专款，委托一个学术机构，调查铁路沿线的社会经济、民风民情、语言文化等方面的情况，以供修筑铁路过程中参考与应用。据研究室成员邢公畹回忆：“南开大学的黄钰生（子坚）教授和冯柳猗教授在云南社会贤达缪云台先生的支持下，取得了石佛铁路的委托与经费，便决定乘这个机会创办一个边疆人文研究室，一方面为石佛铁路的修筑做有益的工作，另一方面为南开大学创办一个人文科学的研究室，开辟一个科研阵地。”[1]1942年6月，在黄钰生和冯文潜等人的积极筹备下，“边疆人文研究室”成立，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全称为“南开大学文科研究所边疆人文研究室”。任聘陶云逵教授为研究室主任，并主持研究室的工作。成员有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转入的邢公畹，西南联大毕业生黎国彬、黎宗瓛，北大文科研究所的毕业生高华年等人。在《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章程》和《南开大学文学院边疆人文研究室研究计划与工作步骤》中都强调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的调查，计划调查内容包括传统教育、民间口头传统、社会组织、民间信仰、民间手工艺等内容。[2]584-586在研究室章程和计划的指导下，同仁们很快就进入到田野，开始了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从1942年7月至1945年，研究室成员对修路计划经过的沿途地区开展了走访调查，取得了丰硕成果。《边疆人文研究室调查工作表》对此作了详细的记录。[2]587-588除了陶云逵是对宗教信仰的调查外，其他几位学者关注的基本都是少数民族语言与文化。这里有学者自身专业方面的原因，还有就是调查少数民族语言是研究民族文化的前提。调查组成员从昆明出发，经玉溪、峨山、新平、元江、车里（景洪）、佛海（勐海）等地，对沿途的哈尼族、彝族、苗族、傣族等少数民族的语言民俗、民间信仰、社会经济、地理等进行了调查。抗战时期的云南少数民族地区，调查工作危险艰苦，各种各样的热带病流行，民众对调查工作的不理解，再加上社会治安没有保障，路上还要准备跟土匪交手，甚至有丢失性命的危险。当时的调查困难重重，甚至会威胁到生命，调查工作能按计划顺利进行，并产生了一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实属不易。陶云逵调查了新平县彝族的民间信仰和社会组织；邢公畹在新平、元江的傣族、彝族的地区搜集、记录、整理了大量的当地的口头故事和当地习俗；高华年在调查新平彝族的语言和文学的同时，还对民间信仰和人生礼俗进行深入的调查；袁家骅在峨山对窝尼语调查时收集了不少的故事；黎国彬在车里调查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产、贸易、经济情况等人文和地理状况。调查者除了收集到丰富的调查材料外，还注重民俗文物的收集，在民间收集到的有宗教经书、宗教用品、生产生活用具品、少数民族服饰等。这次综合性的大调查，内容包括语言学、民俗学、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对石佛铁路沿线少数民族的风土人情、生活水平、语言文化做了较为全面和深入的调查。研究室为石佛铁路提供的调查资料主要有：石佛沿线少数民族分布状况图表；铁路员工应用的语言手册和石佛铁路沿线社会经济调查报告等。1942年云南省石佛铁路筹备委员会以西南边疆人文研究名义出版了一辑油印本。其内容包括：黎国彬《峨、新、元三县的糖业》《漠沙社会经济调查》《青龙厂社会经济调查》、黎宗瓛《杨武社会经济概况》四篇调查报告。[3]研究室成员在调查过程中，除了按石佛铁路委托的要求完成调查任务外，在研究室同仁们的努力下，还取得民俗文化方面的调查研究成果。西南联大常务委员张伯芩称赞道：“内容详实，蔚为大观，望继续努力，俾能对于我国文化多有所贡献”。[4]边疆人文研究室成员不多，平均年龄不足三十岁，他们都是来自研究所或大学，受过专业的学术训练，治学严谨，具有刻苦钻研的精神，在田野调查中很快就有新的体会和学术成果反馈。但在物资匮乏的抗战时期，学术刊物的发行量有限，出版商大多都不愿接手专业性强的学术期刊，这类刊物一般都是不赚钱的买卖，研究室也没有更多的资金支持发行刊物，看着研究室成员来之不易具有学术价值的调查报告、文稿都一叠叠地搁置起来，研究室主任陶云逵决定带领同仁们自己蜡刻，以油印的方式出版研究成果。《边疆人文》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见图1）。《边疆人文》刊物分为甲乙两种形式，甲种为语言人类学专刊，共出了三种，分别是邢庆兰（邢公婉）《远羊寨仲歌记音》、高华年《黑夷语中汉语借词研究》和《黑夷语法》。乙种为综合性的刊物1943年9月开始面世，除第一卷的第一期和第二期是月刊外，在昆明蜡刻发行的都为双月刊，1946年7月第三卷五六期在昆明出版后，随着南开大学返回天津，蜡刻版的《边疆人文》也随之终结。1947年12月铅印版第四期《边疆人文》合刊在天津出版，同时也成为《边疆人文》期刊的终结版。《边疆人文》乙种综合性刊物在艰难中走过了四年，共发表文章41篇。从文章的数量来看并不算多，但其历史价值却非常重要，特别是对云南少数民族民俗文化的调查成果值得学术界加以探求。

二、《边疆人文》与民俗文化

《边疆人文》发行之初，原来打算只作为内部交流的材料，但在“边疆人文研究室”主任陶云逵的精心组织和号召下，受到学术界不少名家的重视。在第一卷第一期只发表了研究室成员陶云逵和邢公畹的两篇文章。从第一卷第三、四合刊时，情况发生了变化，在学术界有声望的学者开始向《边疆人文》投稿，先后发表了著名语言学家罗常培的《论藏缅族的父子连名制》，闻一多的《说鱼》，向达的《瞰青阁识小录》等。除此之外，还有来自青年学者的高质量论文，如马学良对彝族民间信仰的田野调查成果，张清常对边疆民歌的研究等。《边疆人文》成为了传播新文化，发表学人们对云南民俗文化调查成果的重要渠道。发表民俗文化方面的文章比重相当大，其内容涉及民歌、信仰礼俗和民间故事等各方面，为全面了解云南社会文化积累了宝贵的资料。（一）民歌与《边疆人文》。民歌是少数民族民俗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歌唱传统，又以歌唱日常生活的形式呈现。《边疆人文》发表民歌类的文章见表1。十篇民歌文章中有五篇出自张清常的研究，可见他在民歌研究上的用心。张清常1915年出生在贵州安顺，幼年随家人迁到北京。1934年于北京师范大学国文系毕业后，考上了清华大学研究院中文系研究生，1937年研究生毕业后任教于浙江大学中文系。抗战爆发后，朱自清邀请他到西南联合大学中文系任教，当时30岁的他成为了西南联大最年轻的教授之一。传唱后世的爱国主义经典名作——《西南联合大学的校歌》就是由他谱的曲。来到昆明后的张清常对少数民族民歌非常关注，在《由我国内地民歌说到边疆歌谣调查》一文中说到，“有一些人说，我国边疆的许多民族并不属于中华民族的系统，因而极尽挑拨离间之事，怂恿我国边疆各民族独立。对少数民族音乐的调查是在于证明此种谬论不成立。”[5]张清常带着民族主义的情怀论证边疆民歌与内地民歌具有共性，以此从民歌方面反驳民族分裂主义的阴谋。他以云南民家（白族）情歌为调查对象，虽然侧重点在于民歌的曲调方面，对民歌与日常生活方面的关联性调查还不够深入，但其记录的民歌材料却为后人研究民家（白族）歌谣提供了非常重要的文献参考。闻一多的《说鱼》一文发表于1945年第2卷3、4期合刊，从隐语的定义和文化功能进行分析，从《周易》《左传》《诗经》等文献中引出中国以“鱼”代“情侣”“匹偶”，并以西南少数民族民歌为依据，论证其打鱼、钓鱼是求偶的隐语，烹鱼、吃鱼喻义合欢或婚配。民间以鱼象征配偶是因为鱼具有很强的繁殖能力，而在原始人类的观念中，婚姻的唯一目的就是繁衍，“所以在古代，把一个人比作鱼，在某一种意义上，差不多就等于恭维他是最好的人。”闻一多认为，“文化发展的结果，是婚姻渐渐失去了保存种族的社会意义，因此也就渐渐失去了繁殖种族的生物意义。”但“任何人都是生物，都有着生物的本能，也都摆不脱生物的意识。”[6]闻一多运用数十首西南民歌挑开古典文献中的层层迷雾，他的研究思路和方法，启发了后人去发掘民歌艺术中所隐藏的深层意义。云南彝族的一个支系叫阿细人，他们的歌唱题材十分广泛，从开天辟地、人类起源到人们社会的形成都融入到歌唱内容中，无论在田间地头、山林，还是在“公房”里，男女相遇都会激发他们的灵感相互对唱。1942年流亡缅甸的光未然回到云南，在路南县一所中学谋得教员的职位，他根据彝族青年毕荣亮的演述，记录整理了长期流传在阿细人民间的长篇叙事诗《阿细的先鸡》，1944年由昆明北门出版社出版。[7]1953年再版时改名为《阿细人的歌》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当时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音乐律实验室的语言学家袁家骅也流亡到昆明，1945年受邀到路南修县志时，看到光未然出版的《阿细的先鸡》后，找到了光未然调查时的同一个演述人——毕荣亮，用国际音标记录了全部内容，同时在阿细人居住的几个村落进行调查和记录。袁家骅通过调查后，1946年在《边疆人文》第3卷5、6合期上发表的《阿细情歌及其语言》一文，对于没有文字的阿细人，这些缠绵的情歌记录了他们的历史、情感、生活和性格。1953年《阿细民歌及其语言》由中国科学院出版发行。（二）民间信仰与《边疆人文》。对于产生于原始社会，历经岁月的传承、发展与演变延续至今的民间信仰具有自发性，是民族固有精神的持续，对民众生活具有重要影响，因此，民间信仰调查是了解一个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边疆人文》有关民间信仰的文章见表2。《大寨黑夷之宗族与图腾》一文就是陶云逵在云南新平县的调查成果。大寨黑夷（今纳西族），考察的内容为姓氏与宗教图腾之关系。本文分为两个方面，一部分是对大寨黑夷宗族考察，以祭祀和族长人选来分析其信仰民俗；另一部分是在宗族的调查过程中，发现存在宗族社会组织中的图腾现象。通过西方图腾理论与大寨黑夷动植物崇拜的比较分析，发现“第一，鲁魁山一带黑夷，除以动植物为族称之外，服装、发饰、用具、房屋装饰均看见有象征宗族姓物之图案或形状；第二，宗族对于姓物守有若干禁忌，类如禁吃、杀、触、用等，并以神话传说的形式表现犯禁的后果；第三，族人是其姓物的后代或姓物是其祖先的保护者。这些表现方式说明图腾的存在以及图腾与人们生活的关系。”[8]《西南部族之鸡骨卜》是陶云逵非常有名的一篇调查报告，考察了西南地区鸡骨卜的起源与传播状态。材料来自于陶云逵的田野调查和参考他人的田野材料，田野调查地及民族分别是：云南新平县鲁魁山大寨一带纳苏部族（黑夷）、同县赵米克寨纳苏族、云南澜沧县酒房寨阿卡部族、四川栗波昭觉两县金□□□支阿庄支恩扎支布兹支之黑夷、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花腰摆夷、云南娥山县化念乡青苗、云南武定禄勒黑夷、云南元江大羊街车库寨查窝、云南耿马县和澜沧县的卡瓦山之卡瓦人。从地理上看鸡骨卜主要分布在川滇两省，从语系来看主要是西南的三大部族。通过陶云逵的田野调查以图文并茂的方式介绍了西南少数民族占卜的具体方法和习俗。语言学家罗常培对此文给予高度的评价，“综合堪究胜义殊多”。[9]当时北京大学大四学生马学良在“湘黔滇旅行团”途中曾在闻一多的带领下采风问俗，既积累了调查经验，也培养了对民俗调查的兴趣。1939年马学良考上了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语言组汉语历史音韵学专业，师从罗常培和丁声树两位教授，后在罗常培的推荐下跟随从美国留学回来的李方桂做田野调查，开启马学良的云南彝族礼俗调查研究。《黑夷作斋礼俗及其与祖筒之关系》和《倮译太上感应篇序》两篇文章都是马学良在云南彝族地区的田野调查，他用“以俗解经”和“经俗互证”的研究方法探寻彝族社会文化。1943年夏天根据“边疆人文研究室”的安排，高华年在峨山莫石村苗寨进行语言调查。当时他除了记载苗人的神话故事、山歌和语汇作为语言上的研究之外，对当地的风俗习惯也进行了深入调查。《青苗婚嫁丧葬之礼俗》一文就是在这一带的调查成果。另外，《鲁魁山倮倮的巫术》是对新平县杨武坝鲁魁山和峨山莫石村的调查，文中对巫术不是以迷信的视角进行批判，而是在文中多次引用马林诺夫斯基的《文化论》来对巫术进行分析，可以看出他对民间信仰的认识具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并结合田野调查材料，对巫术在少数民族中存在给予了充分的理解。（三）民间故事与《边疆人文》。民间故事方面有范宁的《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和邢庆兰（邢公畹）《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及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两则民间故事。《七夕牛女故事的分析》一文以南朝梁代宗懔《荆楚岁时记》中的牛郎织女传说为原始母题，运用古典文献，如刘向编撰《孝子传》中的《董永》、晋代干宝的《搜神记》中的《毛衣女》、段成式《酉阳杂俎》；引用当时的学者如赵景深、常任侠、钟敬文、陈志良等人的论文资料；查阅了英国学者柯克女士等记录的《天鹅处女型故事》的基础上，把这类故事分为毛衣女郎型、乌鹊填河、山伯英台型三种类型去探寻其故事的源头和七夕的起源。通过分析，范宁认为，“楚怀王初置七夕，牛女故事产生至少是完成在汉代，汉代农业最发达，也就是封建社会最稳定的阶段，婚姻制度是家庭的基石，男耕女织夫唱妇随的社会把对偶婚认为不能改变的。牛郎织女这则传说是维持对偶婚制的精神牧师。”[10]从研究方法上来看，范宁受到当时历史地理学派的影响，力图广泛搜集故事异文，比较研究故事情节之差异，从地理上来确定故事最初的发源地和传播路线，探寻其原型。从材料的运用可见其知识渊博，运用古籍文献、考古资料、外文资料、民俗调查材料等进行综合性研究，开创了民间故事研究的新境界，实现古今材料的互证与结合。1946年《敦煌石室所见董永董仲歌与红河上游摆夷所传借钱葬父故事》发表于《边疆人文》期刊第3卷5、6合期。此文是邢庆兰（邢公畹）以1942云南新平县漠沙乡调查花腰摆夷（今傣族）采录的《借钱葬父故事》为材料，与查阅到的敦煌石室所记录下的《董永董仲歌》和刘向记载的《孝子传》进行的民间故事比较研究，通过故事的核心母题、传承原因及从民间故事内容分析汉文化对少数民族口头传统的影响。

三、结语

摘要：公共管理学是一门年轻的学科，且公共管理学科较晚传入我国。目前，我国公共管理学存在“西化”倾向、缺乏本土化、缺少人文关怀以及田野实践不足等问题，因此，可以引入人文学科的研究方法———民族志方法对公共管理所要实现的公共价值方面进行完善。公共管理学的核心是公共政策，将民族志方法引入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能够真正做到理论联系实际，推动公共管理实践的发展，完善公共管理理论，进一步发展公共管理学。

关键词：民族志方法；公共管理学；公共政策视角

随着社会不断向前推进，公共管理实践越来越需要一种规范的、系统的理论来指导。因此，一门年轻的学科———公共管理学就应运而生。公共管理学作为一门实践性较强的学科，具有应用性、政策性等特点。它在研究大量公共事务的同时，吸收了政治学、社会学、教育学、经济学等多学科领域的知识，形成了较完善的脉络体系，在现阶段的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但是，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公共管理学科在发展的同时，也面临着一些问题亟须解决，如理论联系实际不足、研究方法缺乏实践性以及政策缺乏本土化的研究等。因此，公共管理学可以引入人文学科领域的田野调查方法———民族志方法，来真正了解研究对象的生活环境与存在的问题，制定出符合实际的政策，切实解决社会利益问题，推动公共管理实践进一步发展。

一、民族志的内涵概述作为“记录的民族学”

［1］，民族志一词原文由两个部分组成———ethno（s）与graphy（法文graphie），它们均来自希腊文。其中，“graphy”源于希腊文的graphein，意思是“记录”（它的意思与汉文方志的“志”字相通，指的是有系统的记录）；“ethnos”则是指“民族”（需指出，因古希腊人并未给予种族与民族清晰的区分，当时用ethnos来指代的，恐为“混杂”之物，可兼指种族、民族及相关的文化。因而，中文对英文ethnography或欧陆ethnographie的译名有“人种志”“民族志”“田野〈文化〉志”）［2］。高丙中认为，把对异地人群的所见所闻写给和自己一样的人阅读,这种著述被归为“民族志”［3］。简言之，作为人文学科的一种调查方法，民族志就是做完田野调查之后撰写的调查报告。在人类学领域，民族志也即田野调查报告的一种学术语言。它遵循着研究者亲自去、一年以上的实地调查时间以及通过分析获得的第一手材料来撰写完整的调查报告三大原则，采用参与观察、深描及深度访谈等方法，并以人文关怀、平等对话、互动沟通等为价值取向，全面了解被研究者的生活坏境，挖掘背后隐藏的人文价值，由此生成珍贵的文本资料。民族志的产生是由一个田野工作调查到文本报告书写的过程，因此，民族志的形成有一个特定的过程。首先，人类学者需要亲自到被研究的个案地，周密地观察、记录、参与异文化的日常生活，他们从事的这些活动被称为“田野调查”，他们的方法被称为“田野工作方法”。然后，人类学者以详尽的笔调描述，说明所观察到的现象和文化，他们的描述成为学者和其他读者据以了解人类学的田野工作过程、异文化的情况以及民族志工作者的个人反省和理论观点的途径［4］。由此，得到的文本资料成为公共决策者科学决策的重要依据，民族志于是便成为社会科学与人文学科跨学科研究方法的桥梁。

二、我国公共管理学科仍面临的困境

摘要：学生运用统计学方法分析问题能力的培养已经逐渐引起人们的重视。本研究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列举统计学课程教学中存在的一些问题，基于社会实践与毕业设计导向，提出统计学实训课程改革的一些方案，并将改革运用于实践教学，追踪调查了解其方案实施的效果，以此为今后统计学教学改革提供参考借鉴。

关键词：统计学;课程改革;社会实践;毕业论文

一、前言

自2014年教育部提出“加强高校实践环节的教育，进一步将教学与实际相结合”以来，高校教学的人才培养模式就一直在不断完善，越来越多的大学课程已增设实训环节。大学生实践与分析能力的提升通常作为人才筛选的评判标准，是培养创新思维的基础，也是判断当下实训课程改革是否成功的依据，在大学生综合素质培养中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从现有大学生社会实践报告和毕业论文中来看，大学生真正运用统计方法分析现实问题的能力还有待提升。学生普遍反映开设的《统计学》课程更多是以案例的形式进行讲解，缺少针对实际问题的解决方法。本文以湖南文理学院经济与管理学院为研究对象，对统计学课程进行创新设计，在传统统计学课程基础上，引入实践与分析环节，培养学生的动手操作能力和解决问题的分析能力，并将统计学课程中所学知识应用到毕业论文设计和社会实践报告中，以此提升学生的综合素质能力。

二、统计学课程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1.教材缺乏数据包，打消学生实际操作的积极性。传统的统计学教材中多以理论教学为主，案例实训操作也多以例题的形式展示，书本中课后习题往往缺乏相应的配套资源。统计学课程中的习题往往针对的是大样本（样本数量超过30个为标准），如果按照书中的例题进行操作，往往需要学生自行将样本数据手动录入软件，耗费大量的时间精力，既违背了以分析问题为宗旨的教学目的，也极大地打消了学生进行实际操作的积极性。2.教材案例脱离现实，无法激发学生的兴趣。统计学教材中所用案例较多偏离现实。纵观近年来统计学教材中所使用的案例，编者较多偏向于以管理者的视角对灯泡、机床零件、产品质量等生产环节进行分析。然而，多数学生在现实生活中是消费者的角色，从管理者的角度进行案例分析，对于学生而言不仅很难激发其学习的兴趣，而且容易于让学生形成“读书无用”的想法。3.统计图表的规范性要求不能引起学生的重视。对近三年的毕业论文进行随机抽查，在随机抽样的36篇经管类毕业论文中，仅有7篇毕业论文使用了统计图表，使用比例不足20%，若进一步考查其使用的规范性，则几乎全部不合格。对于这一现象，在学生的社会实践报告中也得出了相似的看法，调查结果几乎全篇都是以文字性叙述为主，通过数据分析得出结论的调查报告寥寥无几。4.考核方式较为单一，缺乏综合测评。目前，统计学考核方式仍以期末闭卷考试为主，学生出勤记录、课堂表现和平时作业为辅，偏重于对概念、公式的记忆，而缺乏学生实际操作和分析问题能力的考查。这种考核方式容易使学生不注重平时积累，在临考前通过死记硬背的方式进行学习，无法体现出统计学课程开设的初衷，不利于培养学生独立思考解决问题的能力，对于学生今后在实际中遇到的统计学问题也无法有效做到学以致用。

摘要：本文分析了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中形成的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我们目前对农村问题的研究，应下大力气在当代农村经济社会方面取得突破，在研究方法上应当注意四个方面的问题。

关键词：农村问题研究农村调查阶级分析法经济社会分析法

20世纪的中国农村问题研究，走过了复杂的历程，形成了阶级分析和经济社会史分析两种不同的认识方法。

关于农村问题调查研究的成果，是阶级分析方法的主要代表。农民是中国革命的主力军。曾经说过，中国革命实质上就是农民革命。对农民和农村社会阶级的调查，构成了有关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理论基础。

毕生重视社会调查，其中包括农村调查。

早在1925年底，就在他的家乡从事过农民状况的调查，并且组织过农民斗争。1926年1月，发表了《中国农民中各阶级的分析及其对于革命的态度》一文，初步分析了农村社会阶级。年1月，又进行了湘潭、湘乡、衡山、酸陵、长沙五县调查，后来发表了(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一文，列举了乡村农会组织农民所做的14件大事，驳斥了当时党内党外对于农民运动的各种责难。这是从事中国农村研究的开始。后来他说过，年春天之前，自己“得知了各阶级的一些情况，可是这种了解是异常肤浅的，一点不深刻”;在考察湖南农民运动之后，“对于农村阶级的结合，仍不是十分了解的”。

摘要:理论对社会学研究具有及其重要的作用,但一些社会学研究者往往不重视理论的应用,把社会学简单地归结为经验科学,在社会调查研究中不自觉地放弃对理论的追求、关怀和探索。社会学研究者必须坚持理论自觉,在此基础上使社会学形成一门不断批判自身、不断反思自身、不断创新的科学。

关键词:社会学;理论前提;理论自觉;反思社会学

Abstract:Theoryisveryimportantfortheresearchofsociology.Butsomesociolo2gyresearchpayslessattentiontotheoryandsimplytreatssociologyasanempiricalsci2ence.Theresearcherssubconsciouslygiveuppursuingtheory,caringfortheory,orex2ploringtheory.Sociologyresearchersmustinsistonconsciousattentiontotheory,andconstructsociologyasascienceofself-criticizing,self-reflectingandcontinuouslyin2novating.

Keywords:sociology;theorypremise;theoryconsciousness;reflexivesociology

一理论对社会学研究的重要性

在谈理论对社会学的重要性之前,我们首先要界定清楚什么是理论以及什么是社会学理论。理论常常挂在我们嘴边,任何一门学科在建构自己的学科体系时首先明确的都是要建构学科理论。社会学也不例外,从孔德开始的社会学家,都在围绕建构社会学理论开展学理思考和实践研究。尤其是孔德、斯宾塞之后的社会学大师迪尔凯姆把社会学引入了学校教育,成为大学里的课程,相应地进行了社会学知识体系的建构。那么,理论是什么呢?从我们直观的第一印象来理解,理论似乎可以和“抽象”、“思辨”、“概化”等词语相对应。这些词语只是说明了理论所具有的一些特征,并不能概括理论所具有的真正内涵。

民间美术作为中国民间文化的组成部分，是各民族民俗文化的形象载体，它不仅蕴含着深厚的民族文化思想，同时也展现了丰富多彩的艺术形态和高超卓越的技艺。就其历史意义而言，正如靳之林先生所说，它是中华民族的母体艺术之一。中国民间美术，作为中华农耕文化多样性的活态遗存，决定了中国传统民间美术文化具有启迪后代人思想的根性精神元素。高校美术专业开设民间美术课程的目的：一是在于引导学生从艺术学的视角去认知民间美术丰富多样的形态，吸取民间美术艺术规律进行创作，发展学生的创造力；二是加深学生对民族自身的文化记忆，树立本土文化价值观，保护和传承优秀的民族文化；三是有利于培养学生的民族情结和爱国情怀，增强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和自豪感。因此，中国民间美术课程在当今中国美术教育系统中，越发凸显出它重要的价值与地位。目前，各相关高校都在不断探索和研究建构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美术教育体系。以下是笔者结合日常民间美术教学中的一些体会，对课程做出的几点思考与认识。

一、深化对民间文化的理解和认知

从综合性的概念来看，民间文化大致包括了民俗、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三大门类。民间美术是民间艺术和民间文化的一种表现形态，它在人们的生产生活中产生，其形态从形成之初就带着浓郁的民俗特征，并伴随着民俗的演变而发生变化。民间美术适应于风俗、礼仪、节令、娱乐等生产生活的需求而形成了各不相同、多种多样的造型形态，从某种意义上而言，它是民俗的一部分，是以实物面目出现的民俗现象。［1］在教学中，既要以艺术学的视角对民间美术的艺术本体进行具体研究，也要注重结合民俗学的理论针对民间美术作品展开深入考察，进一步深化学生对民间美术与民俗文化联系的理解与认知。（一）理解民俗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基础对民间美术与民俗之间关系的理解基于下列认识：民间美术的内容与形式充分反映民俗的各种形象；民间美术的内容也受到民俗心理的制约；民间美术丰富了民俗活动，加强了民俗的功用，扩大了民俗的影响与传承；二者互为表里，相辅相成，密不可分。从教学的情况来看，大部分学生对于传统民间美术作品背后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常识知之甚少，相较于西洋美术内容的教学情况看，后者更为学生所熟知。其客观原因在于：历史上，中国是一个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国家，传统民间文化主要根植于广大的农村社会。当今人们的生活方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当代大学生因早已远离“乡土”，已经失去了理解民俗文化赖以生存的民俗环境。因此，在教学中引导学生学习民俗的兴趣，开展各种途径，如文献阅读、视频媒介及田野考察等多元化的学习方式。这对于民间美术的学习来说，是把握民间美术造型艺术形式规律的根本基础。（二）了解民间风俗习惯是民间美术学习的前提结合民间美术现象了解中国传统民间风俗习惯，是加深对本土文化的记忆的一个有效的途径；了解各个民族不同地域之间的风俗习惯，也是把握民间美术作品内涵的前提条件。虽然民间风俗习惯是民俗学研究的重要项目，但是通过分析研究民间美术所反映出的风俗习惯，可以具体形象地看到民族文化的形成及其特点和历史发展的概貌。其次，诸如民间美术创作表现最为活跃的年画、剪纸、花灯纸扎、社火花会的戏具等都是在民间的节日庆典、婚丧嫁娶、生子祝寿、迎神赛会等民俗活动中产生与发展的。不了解这些节日活动的风俗习惯，对于民间美术的认识就落入了无本之源，无法真正理解其创作观念、造型与色彩体系。（三）要将民间美术置于民间文化的整体中来考察从古至今，民众的衣食住行等生活事项和一些传承性活动，逐渐成为人们民俗活动的主要内容，生活中的许多重要内容都围绕着民俗这个中心来进行。民俗文化具体表现在民众的日常起居、岁时节令、人生礼仪、劳动娱乐和民间信仰等方面。它是以语言、行为、文学、艺术等多种形式来表达，民间美术与上述各类型的民间文化相结合，并以其独特的形式和内容呈现自身的特点。各种民俗现象，包括民间美术在内，都是民间文化的重要表现。所以，对民间美术的学习，不能将各种民间美术形式作为孤立的个体看待，要作为由特定的民俗文化而联系起来的民间文化去整体考察。在民间美术教学过程中，要加强学生对民间文化的认知，使学生理解民间美术是民俗的物化与载体。通过教学使学生从民间美术作品中认识各个民族不同地域的生产生活、民间风俗，理解民间文化艺术不同形式之间的关系，培养学生学会用艺术学和民俗学的双重视角认识民间美术所蕴含的民俗文化内涵。

二、规范田野调查作业的方法

“学习民间艺术必须经常到民间去，而主要不是在民间美术展览会和图书馆中学。民间美术的课堂在民间，老师也在民间，一句话：在民间学民间。”［2］2田野调查是中国民间美术教学的重要环节，学生们走向“田野”，通过调查、研究、整理民间美术活动，有助于全面地了解民间美术文化产生的土壤，掌握民间美术研究的方法与途径，发掘民间美术现象背后所蕴含的民间文化意义。（一）田野调查教学的现状从笔者所了解的各校现实教学情况来看，集中存在的问题有两方面：一是由于课程短，无法安排田野调查；二是将艺术采风、写生等同于田野调查。前者属于教学计划的制定问题，解决的方式有多种。例如可以在寒、暑期利用社会实践进行田野调查的作业，特别是在寒假，因为临近春节，是民间艺术活动的高频期，又因大部分学生返乡，恰是进行田野调查的好时机；后者则属于操作性的问题，是对于田野调查认识论上必须要厘清的错误观念，否则田野调查的研究价值无法完整体现。（二）田野调查与“采风”的区别“采风”活动最早可以追溯到3000多年前的周代。当时的统治者设立专门的机构收集各诸侯国的民歌、民谣，以体察民风、民情，了解民众对统治者的意见，以及时改进统治策略。至今，我们所说的“采风”则开始扩展为深入生活收集素材的艺术行为和活动。其功能主要有三个方面：一是搜集艺术创作素材；二是贴近生活，体验生活；三是培养创作的灵感。［3］艺术采风强调对自然景观、民间艺术的感悟，以“悟”为主，以采集民间艺术的“形”为主；田野调查则是用科学的调研方法，不仅要采集民间艺术的“形”，还要了解其“意”，更要观察背后的“人”。在了解民间美术制作工艺的同时，要更多地把重点转向对艺人的采访。通过一手的田野调查资料，才能开展对民间美术的分析与研究，才能保持研究的鲜活性、客观性。如果以“采风”的观念从事田野调查活动，则会“自觉或不自觉地忽视了对象自身的独立存在以及内在文化价值，因此，研究者变成了专事猎奇的旅游者，对于民间艺术对象的关注只限于与‘我们611的’艺术活动的差异，而并不真正关心这样的艺术对于生活于其中的创造了它们的人们究竟具有何种价值和意义”［4］9。所以，在民间美术教学中，要介绍人类学的田野调查方法。学生在教师的指导下懂得运用科学的手段参与实地调查、资料收集、整理分析到最后写作田野调查报告的完整过程，进而通过这样的过程提升学生的民间美术研究能力。

三、拓展艺术实践教学的模式

摘要：小学阶段的合作学习往往是以异质分组为基础，其目的是培养学生的交往、合作能力。综合实践课程的目的是为学生提供实践机会，帮助学生将书本上的知识应用到生活实践当中，培养学生的生活能力与学习能力，为其全面发展打下基础。

关键词：综合实践；小学教育；合作学习

随着新课程改革的不断推进，综合实践课程渐渐地被重视起来，其主要内容包括社区服务或社会实践、调查报告、动手制作等，这些内容往往需要多人共同完成。小学阶段的学生对于合作已经有了一定的概念，所以教师在组织学生进行合作学习时，更侧重的应是为学生提供符合年龄特点的策略与方式，强化学生的群体意识，适当地利用外在的因素，激发学生的团队荣誉感，确保最大限度地发挥小组实力，帮助学生树立起合作共赢的理念，为学生日后走向社会打下基础。

一、合理地选择小组结构

在异质分组的过程中，教师往往根据学生的不同特性，进行互补式的分组，以保障各个小组之间的水平差别不大，保障大家学习的积极性[1]。这样的小组在组建的过程中，需要教师对学生的个性有详细的了解，同时也要以发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不断调整小组的结构，让学生得到全方面锻炼的机会。教师在进行“交通安全伴我行”一课的教学时，便合理地进行了小组的组建。首先，本节课的内容是学生们日常生活中熟悉的社会规则，所以教师在组织大家了解实践时较为容易；其次，学生在进行本课的实践之前已经具有一定的社会调查经验，可以很好地完成实践报告。在这些现有学情的基础上，教师先让学生进行自我推荐，选择出相应的组长成立小组，并且在学生自由分组的基础上进行适当的改变与调整。之后，教师组织各组同学在教材的基础上选择自己所在的兴趣点完成报告并进行展示。为了确保学习效果，教师要及时地深入各组学生的实践当中，帮助学生把握大体的方向，防止出现偏题的现象。这种方式组建起的小组往往更具凝聚力，组长在集体中的个人魅力也可以保障小组合作顺利进行。但是在一些情况下，学生对自己的定位不够准确，所以也可能会出现小组结构松散的状态。在这样的情况下，教师不能剥夺组长的权利，而要进行更多的引导，帮助学生树立信心、完成任务。在综合实践课程的教学过程中，会出现很多的突发状况，尤其是在面对低年级的学生时，教师要清楚地表达出自己的任务要求，让学生有明确的执行参照，这样才能保证合作学习的效果。

二、进行适当的团队建设

编者按：本文主要从"高举团旗跟党走"，切实发挥班级团支部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润物细无声"，将团的工作深入到同学的日常学习生活点点滴滴的小事中进行讲述。其中，主要包括：军训刚刚结束，所有的同学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大学在提供了良好的学习环境的同时，也为大家营造了全面发展的空间、"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是班级团支部工作的"重头戏"、"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团支部积极引导同学全面发展综合素质等，具体材料请详见：

**岩岩，鲁邦所瞻。在这雄伟而美丽的**脚下，坐落着一所美丽清幽而又富于现代化气息的大学校园——**农业大学。每年都有数以千计的莘莘学子，从祖国各地齐聚泰山脚下，踏入农大校门，融为山东农大这个大集体中的一员。新世纪初，山东农大又迎来了他的新成员----03级农学三班，一个由30人组成的新的班级从此开始了它在这个大集体中的生活，学习，成长和进步。

入校伊始，农学三班在农学院团委辅导员老师及班主任**教授的指导下，进行了团支书，组织委员，宣传委员的公开选举，组建起一个强有力的班级团支部。从此，共青团先进的光芒渗入到这个优秀的班级体中，团支部鼓舞着全班同学朝气蓬勃，锐意进取，满怀激情，斗志昂扬，在农大这片美丽的田野上耕耘着未来的理想。

三年来，03级农学3班团支部带领全体同学秉承"追求无止境，奋斗永无期"的班训，建立起"团结友爱，互帮互助，奋发进取，开拓创新"的良好班风，形成了"比，学，赶，帮，超"的优良学风，班级各项工作均走在了学院兄弟班级的前列。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绩，多次受到学院和学校的表彰奖励，受到了老师同学们的一致好评。2004年9月，农学3班团支部荣获"优秀团支部"称号，2004年"五四"期间被授予"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目前，全班共有8名学生党员，他们在班机团支部的建设中发挥党员应有的先进性和模范带头作用。所有成绩的取得都在说明着这样一个道理:团支部在班级工作中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不可或缺，唯有团支部职能的充分发挥才能为广大同学在大学期间乃至未来发展把好思想政治关。

一，"高举团旗跟党走"，切实发挥班级团支部的政治堡垒和战斗核心作用

军训刚刚结束，所有的同学就递交了入党申请书，表示愿意接受党组织的考验，争取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共产党员。为了加强同学们对党史知识的学习，班委，团支部多次组织同学参加党史讲座，形势政策报告会等活动，组织同学集体学习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向广大同学普及党史知识，党建文化。丰富多彩的学习形式，极大的调动了广大同学的学习积极性，全体同学以很大热情参加了学院的业余党校，并取得了优异的成绩，顺利通过结业考试。在2004年"五四"期间，被学校评为"邓小平理论学习先进集体"。

［摘要］针对会计学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影响因素，课题组提出4+2+3培养模式，从夯实写作基础、培育科研功底入手，到加强专业训练与写作模拟，再到分类写作实践，最后辅之以管理体制的改革。课题组改进培养方案，将创新创业教育理念融入培养目标；调整课程体系设置，体现应用型大学的办学宗旨；改革毕业设计的模式，引入多样化的毕业设计类型；完善激励考评机制，促进师生在毕业设计中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通过以上模块，层层递进，力求在毕业设计环节培养学生的科学精神，体现学生的创造性思维和创新能力。

［关键词］会计本科毕业设计；创新创业教育；4+2+3培养模式

毕业设计为会计专业最后一门实践必修课，也是检验本科生培养质量的一个重要环节。学生通过剖析与专业相关的理论问题、会计实践中存在的问题或会计学专业所关注的热点问题，结合对专业知识的掌握，形成专题研究、调查报告或文献综述，体现对专业相关理论或实践的认识，以锻炼自主学习与终身学习能力、时间管控与合理制订并实施计划的能力，以促进学生毕业后不断学习和适应发展。教育部在2004年、2005年、2007年、2012年的发文中指出：毕业设计等环节的实践教学需要强化，要基于不同专业的学科特征和条件，研究建立有效的毕业设计质量管理模式与监控制度。由于会计专业毕业设计多以一个具体的实习企业为研究对象，通过调查研究形成前期调查报告作为基础分析资料，然后通过大样本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或通过问卷进行深入调查，其质量直接反映了学生理论联系实际的能力，能够检验学生的综合素质以及创新实践能力，与培育学生科研精神、激发学生创新思维的培养目标相符。

一、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存在的问题分析

本科毕业设计是培育学生创新实践能力，体现创新创业教育理念的重要实践环节。然而，笔者对某校会计专业近几届毕业设计情况进行了问卷调查，发现学生在日益严格的管理体制下不仅没有体现出创新实践精神，其毕业设计质量反而呈现逐年下降的趋势。首先，在选题方面，表现出选题领域严重不均，理论研究占较大比例，部分选题过于宽泛，选题价值较低，极少结合学科领域的最新动态进行研究等特点。根据2012届会计专业毕业设计的统计资料，财务管理方向的选题比例较大，共165篇，涉及企业并购、业绩评价、融资问题、投资问题等方面。审计方向28篇。财务会计方向选题较少，共有46篇，包括盈余管理、会计舞弊、会计政策选择等方面。这个方向比例相对较低，可能是因为其写作范式较为理论化，难以做实证研究，也就难以体现工作量，难以凑足字数要求。另外，由于日常科学研究训练不足，部分学生选题时没有对所选取研究对象的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学术研究背景进行梳理，随便确定选题，导致写作过程中困难重重，选题毫无意义，没有任何学术价值。其次，在论文质量方面，表现出格式上极不规范，内容上拼凑严重，缺少数据与第一手调查资料等特点。很多论文还存在各式各样的格式问题，如参考文献的引用格式不规范、字体与段间行距全文不一致，甚至还有很多错别字。内容上，很多学生论文口语化，专业名词的表达不熟悉，语句不通顺，严重影响论文可读性。更有一些论文的研究方法有问题，在适用性、样本要求及内生性控制上存在偏误。此外，论文抄袭现象非常普遍，一方面是由于部分学生并没有实地调研，缺少一手的调查资料和数据，没法进行数据分析就只能拿文字来凑；另一方面是由于学生忙于找工作，平时不写论文，到要交的时候临时抱佛脚，从网上复制粘贴拼凑自己的论文，根本不可能通过思考提出自己的观点，更谈不上思维的创新。

二、会计专业本科毕业设计质量下滑的成因分析

【摘要】该调查报告指出民族自治地方传统行政文化中存在的消极成分阻碍着现代政府改革与发展,必须对其进行从封闭保守型到进取开放型、从集权型到民主参与型、从人治型到法治型的变革与创新,并且创建参与型、法治型和学习型政府才能顺利推进地方政府的行政改革与发展。

【关键词】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政府发展

一、民族行政文化是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在长期的行政管理活动中逐步形成的，并为公务员所普遍认同的价值观、团体意识、态度、情感倾向、行为规范和思维模式等的总和。由于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导致了该地方的行政文化有其特殊的内涵、内容和特征。云南省滇西地区包括德宏州、临沧市、大理州、保山市、怒江州、迪庆州、丽江市七州市，而民族自治地方有傣族景颇族自治德宏州、大理白族自治州、怒江傈僳族自治州、迪庆藏族自治州。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虽民族众多，但主要以白族、傣族景颇族、傈僳族、藏族和纳西族为居多，各民族千百年来，地域相邻、杂居为生、互相往来，因此，历史文化有一定的共性，本文以大理白族地区的行政文化为调查对象，以发放调查问卷、个别访谈、走访公务员等田野调查的形式，试图分析滇西民族自治地方行政文化的具体表现形式，并在此基础上提出民族自治地方政府建设良好行政文化，实现政府又好又快发展的初步设想。

二、研究设计

1、研究对象

大理白族自治州5个县市，分别是D市、R县、H县、W县和J县，共824名政府公务员参加了调查，发放问卷824份，有效问卷822份，其中汉族227人、白族548人、回族29人，彝族18人；他们当中中共党员759人，共青团员27人，派22人，群众14人；具有大学文化及以上的有649人，占79%，中专（高中）文化115人，占14%，初中文化58人，占到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