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文学论文范文10篇

论文关键词：苏诗诗史意境研究述评

论文摘要：木斋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从宏观的角度居高临下审视苏诗这一文学现象，故能准确地洞见和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中国诗歌史，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

王国维说“三代以下之诗人，无过于屈子、渊明、子美、子瞻者。此四子者苟无文学之天才，其人格亦自足千古。”诚如王氏所言，此四子既以高尚之人格光辉闪耀于中国历史长河之中，同时也以天才般的文学才华照亮了中华五千年的文学历史。文学史研究也基本以此四子为重点，历朝历代致力于此四子之研究不乏其人。相比之下，大约对子美和子瞻的研究略为偏重，以杜甫和苏轼之名命名的研究刊物和研究室已蔚然成林。对杜甫研究史的再研究专著笔者尚未多见，而以对苏轼研究过程、研究史的梳理而形成的专著目前所知则有曾枣庄先生的《苏轼研究史》，对苏轼诗研究史之再研究和梳理出的专著则有王友胜的博士论文《苏诗研究史稿》。王友胜的论著主要考辨和梳理的是宋、金元及明清五朝对苏诗的研究状况，总体上说考辨详细、资料富赡，在学术史上的贡献当是功不可没的，但限于篇幅，对近、现代及今人研究情况无所涉及。

今人对苏轼诗歌的研究应该说也是颇下功夫的。比较好的选本有刘乃昌的《苏轼选集》(1979齐鲁书社)；吴鹭山、夏承焘、萧湄等人的《苏轼诗选注》(1982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曾枣庄《苏轼诗文词选译》(1990巴蜀书社)；徐续的《苏轼诗选》(1992台湾远流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较好的论文集有四川师范大学学报丛刊推出的《东坡诗论丛》(1984四川人民出版社)、《东坡研究论丛》(1986四川人民出版社)、《苏轼诗词研究》；论著有谢桃坊的《苏轼诗研究》(1987巴蜀书社)，刘乃昌的《苏轼研究》(河北教育出版社)、《苏轼论稿》(1994台湾万卷楼图书有限公司)，刘朝谦的《苏轼诗学研究》(2001，四川文艺出版社)等等。这些论文、论著多从苏诗风格、题材、体裁、技巧、形成分期等角度入手，视角较广，所获颇丰。

在众多的研究之中最能形成体系、独具特色的当数木斋长期以来对苏诗的研究。他不是把苏轼诗歌当成一个单独的、孤立的研究对象，也不仅仅把苏诗置于宋代文学中去考察，而是把苏诗放到整个中国文学史中去观照。他对整个文学史有自己独到清醒的观点，并形成了一套相对成体系、且具说服力的理论，所以他在研究苏东坡及其诗歌时总是把它置于这一宏观流变过程中去综合考察，尽量把苏诗还原到苏轼诗词文创作、宋代诗歌史、乃至整个中国文学史等多维坐标系中去研究。一方面，凭借其宏观的理论视野居高临下，准确地窥探到苏诗的本质特色；另一方面，借苏诗的研究，反观文学史的发展，牵一发而动全身，使苏诗成了撬动中国整个诗史的一个有力支点。这样就实现了理论建构和个别作家作品研究间的良性互动：在考察具体的作家时，因为有宏观理论的指导，不至于坠人到纷繁复杂的文学现象中而理不出头绪；同时又用具体的作家作品来反证理论的合理性。

一、宏观理论的建构：苏诗研究的理论准备

论文摘要：田锡推崇自然、尊重个性的文学批评观，为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宋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文学批评史上应享有一席之地。

论文关键词：田锡；宋代；文学批评

田锡，字表圣，嘉州洪雅(今属四川)人，生于后晋高祖天福五年(公元940年)，卒于北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太平兴国三年(公元978年)进士及第，官至右谏议大夫、史馆修撰。《宋史》卷二百九十三有传，著有《咸平集》五十卷，今传世。在宋初，田锡是作为一位政治家出现的，然而．他的文学批评也取得了一定的成绩，对活跃宋初的古文观念，丰富整个有宋一代的文学理论与批评，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在宋代的文学批评格局中应该有一席之地。

宋初的古文观念虽然是唐代古文观念的延续，但是，在延续的过程中也显示出自己不同的气象。宋初的古文家们继承了唐代古文“文以明道”的理论宗旨，韩愈、柳宗元几乎毫无争议地成为他们摹仿和学习的范本，成为他们的精神偶像。在对古文进行具体批评的过程中，宋初的古文家们提倡文道合一，为文平易，反对艰涩，其目的在于纠正晚唐五代以来的颓靡文风，引导整个宋代的文风，使之向雅正的方向发展。

在宋初，最早提倡古文的是梁周翰、柳开等人，其中，柳开的成就较为突出。柳开，初名肩愈，字绍元，后更名开，字仲鳖，意在表明他努力开辟古道的诚心。在著名的《应责》一文中，他明确指出：“今之世与古之世同矣，今之人与古之人亦同矣。古之教民以道德仁义，今之教民亦以道德仁义，是今与古胡有异哉?”由今古的世道相同，推导出今古的道德仁义相同，表达道德仁义的文章也应该没有什么差别。这本身就犯了一个逻辑错误。由此。他又进一步说：“古文者，非在辞涩言苦，使人难读诵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随言短长，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谓古文也。”在这里，柳开落后保守的思想倾向表现得非常明显。问题不在于他反对辞涩言苦，而在于“古其理，高其意”和“应变作制”、“同古人之行事”。那种亦步亦趋地摹仿古道、古文的思想，缺少变化与通脱的眼光，并不符合文学发展的实际需要。

与柳开同时的王禹傅则从另一个角度发表了对古文的态度，他说：“夫文，传道而明心也。古圣人不得已而为之也。”…实际上，王氏是反对“句之难道”、“义之难晓”的古文的，他也主张为文平易，但是．他却抓住了“传道明心”这一核心内容．认为文章乃“圣人不得已而为之”，看到了文章是作家思想情感之郁积，继承了韩愈的“不平则鸡，有感而发”的文学思想的精华。这种古文观念，和柳开相比，要开通得多，也有价值得多，更加切近文学创作的本真。作为诗人、文学家的王禹傅．由于对文学的意义有比较准确的理解与把握．理论的视界比柳开开阔、通达，是自然而然的。

文学美学如同绘画美学、书法美学、园林美学……一样，是门类（部门）美学的一个分支，属于文艺美学的总范畴。这个讲座为便于集中说明问题，就以中国的文学美学为谈论的对象。文学理论教程总要说到文学的三大属性和功能：认识、教育、审美；但在实际运用中谈论审美却相对弱化。首先有了审美性，才有了文学的存在。文学是由作为主体的作家用审美视野观照和审美手段书写出来的。就中国美学史而言，六朝时代，文学走向自觉的主要标志就是审美性。把文学中繁复的审美资源和丰厚的审美表述抽绎、提炼出来，系统化，整合化，就产生了一个独立的文艺美学的门类——文学美学。文学美学形成的基本因素主要是社会历史、思想文化、其他艺术门类的影响等，现分述于下。

社会历史。文学美学具有审美实践性质，社会历史因素从多种管道影响文学主体的审美活动，铸造出特定的文学审美形态和精神。例如六朝，“晋氏渡江，三吴最为富庶，贡赋商旅，皆出其地”（《资治通鉴•梁纪十九》），“江南之为国盛矣”（《宋书•沈昙庆传》）。由于长期没有动乱和战争，社会生产力和经济得到很大发展。在这样的社会历史环境中，江南草长，莺歌燕舞，可以吟唱；吴娃越女，歌舞婆娑，足能怡情。渡江之初悲歌慷慨的意志被香风暖气所软化，逐渐沉醉于山水流连、诗酒风流之中，“务在贪污，争饰罗绮”（《通典•扬州风俗》）。在这样的社会风气影响下，六朝文学界就出现了金粉美学、绮丽美学。社会历史因素变动的最激烈形式是战争，特别是民族战争。中国历史上发生过三大民族战争：一是西晋末年，二是两宋，三是明末。这类战争极大地影响人们的社会心态，进一步影响审美心态，从而在审美格调上体现出来，一般的表现形态是悲慨愤郁。例如宋与金、与蒙古的战争，出现了靖康之难、北宋灭亡、宗室南渡，以及蒙元入侵，最终赵宋王朝覆没。历史巨变带来了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热情空前高涨，产生了陆游、辛弃疾等一批爱国主义诗人、词人。南宋残山剩水的绘画形象，“夏半边”“马一角”的绘画布局，都饱含痛失半壁江山的悲愤情绪。“国家不幸诗家幸”，国家的灾难给诗人们提供了更广更深的表现空间。明末清初的江苏昆山诗人归庄在《〈吴余常诗稿〉序》中不满于历代“诗穷而后工”的传统诗美学思想，认为那是局限于私人写作的“小不幸”，而国破家亡才是“大不幸”，诗人应当抒发这种“大不幸”情绪，从而形成了这一文学审美主张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演化。在社会历史因素影响文学美学方面，还有崇文风气，例如魏晋六朝；科举取士制度，例如唐代；社交社团活动，例如建安时期的邺下文人集团、西晋的金谷诗会、东晋的兰亭禊会等；文学教育，例如六朝。有公立教育，设文学馆、文学官；私家教育具有浓厚的家族文化色彩，有独特的教育方式和鲜明的文化传承目的。对此，《世说新语》有许多记载。家族文学教育中最典型的是“乌衣之游”，即指都城建康乌衣巷谢氏家族寓文学教育于游赏活动，在当时影响很大。

思想文化。文化是孕育文学美学的总体语境，例如宋代。它是中国文化史上的鼎盛时期，是学习型社会。《续资治通鉴》有宋太祖赵匡胤劝宰相赵普读书的两处记载（苏教版语文七年级下册第五课有《赵普》一文）。宋代诗人晁冲之的《夜行》诗有句“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宋代整个文化知识水平得到全面提高，人的审美素质全面发展，兼备数艺、数技，例如作为北宋著名政治家的范仲淹，既是诗人、词人、散文家，还是音乐美学家。文化语境和美学整合便产生了独特的审美文化现象，如玄学美学、佛学美学、理学美学。玄学美学。《颜氏家训•勉学》：“《庄》《老》《周易》，总谓三玄。”用道家思想解释儒家经籍，故称之为玄学。魏晋南北朝时期兴盛的玄学文化影响并形成了独特的玄学美学。在文学创作实践上，“以玄对山水”，产生了玄言诗文，例如大型组诗“兰亭诗”和王羲之著名的《〈兰亭集〉序》。在文学美学理论上，出现了少有的繁荣景象，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刘勰的《文心雕龙》、史书的文学传论等具有专门化性质的文学美学论著、论文，就是在玄学文化语境中产生的。佛学美学。佛教东渐，到了唐代进入辉煌时期。王昌龄《诗格》提出诗学“三境”说：“物境”“情境”“意境”。“境界”是佛学文化与美学整合所产生的最重要的审美范畴，对中国文学美学史影响极大，一直到近代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还加以运用和进行新的阐释。理学美学。宋代是理学形成期，以儒学为主干，加以新的阐解，借用佛学中有助于建立心理学的思想材料，建构成精致、周密的思想体系。在文学创作实践上，唐代以情胜，宋代则以理胜，产生了一批理趣诗、哲理诗；在文学美学理论上，主张重神似轻形似，以物观物，以心为理，产生心学等。艺术门类。在美学史的发展中，门类美学逐渐各自独立，分类明确，然而内部却互相沟通。我们先说说绘画、音乐和文学的联系。绘画和诗歌。诗画相合，是中国文艺美学的最重要命题。北宋张舜民《跋〈百之诗画〉》说：“诗是无形画，画是有形诗。”

把诗与画的基本特性联系起来。苏轼用唐代诗人王维为例，说明道：“味摩诘（王维）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从此“诗中有画”“画中有诗”成为完整的文艺美学命题。苏轼在《书〈鄢陵王主簿所画折枝〉》中进一步说：“诗画本一律，天工与清新。”这就把诗画相联系的总体特征上升到本体的同一性来认识。音乐和文学。中国的诗、歌、舞都是音乐的派生物，六朝时的“永明体”就是用音乐的声律对诗歌的音韵加以规范，从而开启了唐代近体诗的形成。唐人薛用弱《集异记》所记著名的“旗亭画壁”的故事，生动地说明了唐诗和音乐的关系。清代王士祯在《〈唐人万首绝句选〉序》中甚至认为：“唐三百年以绝句擅场，即唐三百年之乐府也。”诗律的规范化、定型化，为唐诗的音乐美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于是，唐代出现了一批写音乐的名诗，例如李贺的《李凭箜篌引》、白居易的《琵琶行》、韩愈的《听颖师弹琴》、常建的《江上琴兴》、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等。其他门类，诸如舞蹈、建筑、书法等艺术对文学美学也产生了多方面的深刻影响。中国教育传统是综合性教育、素质教育，所谓礼、乐、射、御、书、数的“六艺”即指此。于是，审美创作上文学、艺术之间便互相贯通，文学受到艺术的影响也就势所必至、理有固然的了。

作者:吴功正 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

摘要：中国古代文体学学科论纲的确立，使得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逐渐受到学界关注，然也存在着研究资料整理欠缺、研究视野不够开阔、研究方法趋于单一、研究成果多数重复等问题亟待解决。未来的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需立足文献，撰写唐宋总集分类叙录；拓宽研究对象，众体总集之外，注重单体总集的体类细化研究；确立总集“异体”分类与“同体”分类两个维度的“分体”内涵，将视野延伸到多样化的“分类”方式上，注重“体”“类”相兼，关注总集体类设置对于其他文化典籍编纂体例借鉴；最后，在个案研究与类型研究的结合中，运用多样化的研究方法，推进唐宋总集分类体例与文学观念研究。

关键词：唐宋总集;异体与同体;分体与分类;文学观念

一、引言

唐宋总集的编撰与出版研究一直是古代文学文献研究的热点。就已有的研究成果而言，学者更加重视总集作品的去取方式与原则、序跋对编纂宗旨的标榜宣扬，以及诗文评点中趣味的玩赏等方面的研究，而于总集编纂体例的关注则相对不足[1]。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总集的体类设置，集中反映出编撰者对文学作品主题类别、功能价值、技艺层次以及文体特性的认识水平。而总集文体类目名称的变迁，一方面可以见出文体创作的盛衰趋势，反映文体观念的新变，同时也是编纂者分类思想、文学观念的体现。唐宋总集在承继前人分类观念与分类实践的基础上，极大地丰富了总集分类方式和分类层次。唐宋总集多样化编次体例与分类方式既是编者的分类思维和文学（文体）观念体现，同时也是时代特点、文化倾向的影响。因此，通过爬梳唐宋总集体类设置研究总集分类体例，探究唐宋总集分类观念，这既是建构中国古代总集分类学不可或缺的一环，更是凸显总集分类观念的民族和地域色彩的重要保障。

二、从文献描述趋于理论探究——唐宋总集分类体例研究的历史与现状

从编纂实践层面来看，总集汇聚不同作者诗文作品成集，因此如何运用合理的分类体例来实现一部总集的编纂目的和实用功能是编者最先考虑的重要问题。受时代、受众、选入作品特质以及诸多因素影响，不同的总集分类方式各异，从而产生不同的类目、序列与分类体系。合理的分类方式，不仅能够帮助总集编者表达文学与文体观念，实现编纂宗旨和目的，便于读者取资检索；同时还能在编纂体例上为后出总集分类提供范式借鉴。而从分类批评上看，后人在衡量评价总集体例时，必以考量其体类命名、类目排序是否合理为前提。苏轼曾就《文选》的选文分类，提出“编次无法，去取失当”[2]的批评。《四库全书总目》批评《明文海》“分类殊为繁碎，又颇错互不伦”[3]，认为《文章类选》“标目冗碎，义例舛陋”[4]之处不可枚举，而《元诗体要》分类方式存在“或以体分，或以题分，体例颇不画一”[5]等弊病。此外又言《荆溪外纪》虽“采摭颇为详赡”，然“诗以绝句居律体前，律体居古风前，稍失次；又四言亦谓之绝句，而七言古诗之外又别出歌行为二门，亦非体例”[6]。总集分类体例是否合理，不仅体现在其文体分类标准以及文体类目名称设置上，文体类目的排序亦是重要方面。已有的研究成果，多从具有现代意识和西方文化传统的文体分类学科体系介入中国古代总集体类研究，认为中国古代总集类目划分存在趋细趋繁、标准不一、不成体系等问题。这种忽略中国文化传统和思维方式的区域性、民族性特点的研究思路，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总集体类研究的深入发展。1981年，郭绍虞先生于《提倡一些文体分类学》中呼吁建立文体分类学[7]。文体分类学的正式提出，是学科内部的学术发展的必然趋势。具体说来，唐宋总集体类设置与文学观念研究的历史与现状以新世纪为分界，划分为两个阶段。1934年，薛凤昌《文体论》（王云五主编《百科小丛书》系列丛书之一）第一章“历代辨别文体的著作”，通过简单梳理《唐文粹》《文苑英华》《宋文鉴》《文章正宗》等总集的体类名目来分析文体流变情况[8]。金振邦《文章体裁辞典》介绍《河岳英灵集》《乐府诗集》《文章正宗》《唐文粹》《宋文鉴》《古文苑》等总集体类名目[9]。曾枣庄先生曾在《古籍整理中的总集编纂》系统地回顾和检讨历代总集的编纂体例得失时指出：中国古代总集（特别是大型总集）具有“分类锁屑，类目不清”“体例不纯，标准不一”[10]的通病，唐宋总集如《才调集》《文苑英华》《成都文类》《五百家播芳大全文粹》等在体类设置上多少存在一些问题。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1990年的增订本附录《古代文体分类》详细列出《文选》《文苑英华》《乐府诗集》《唐文粹》《宋文鉴》等总集的文体分类条目，为后学总集文体分类研究提供参考[11]。钱仓水《文体分类学》第三章“文体分类学的意义”指出文体分类对于总集编纂的重要意义，并分析《文选》“类聚区分”的文体分类体例对于历代总集编纂的影响[12]。至此，中国古代文体分类研究成为新兴的学科门类，向学者敞开。新世纪以来，古代文体学研究逐渐成为古代文学研究的新热点之一。2005年，吴承学先生明确指出古代文体分类学与文体类型学研究是文体学史研究的重点[13]。随着古籍整理工作的推进和文献数字化的发展，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取得了一些研究成果，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第一，新时期，学者关注唐宋总集体类研究，多集中论述唐宋某一部总集的文体分类成就。巩本栋先生《〈文苑英华〉的文体分类及意义》指出《文苑英华》分体反映出宋代文体和文学发展的若干消息，文体之下又按题材内容分类，既可见出文体演变的痕迹，还能充分展现自然和人类社会的结构和秩序，反映出时人对事物的普遍认识水平[14]。郭洪丽《〈文苑英华〉赋类目研究》、孟婷《〈文苑英华〉散文类目研究》、高娟《〈文苑英华〉诗歌类目分类体系研究》三篇鲁东大学2012年硕士学位论文，开始关注总集文体内部细目分类问题。任竞泽《〈文章正宗〉“四分法”的文体分类史地位》体认真德秀“四分法”是融合功用性分类、功能性分类和形态性分类的分类方式，其实暗合现代文学分类法[15]。汪雯雯《初唐总集编纂的大国气象与文化输出——以〈文馆词林〉版本环流与分类结构为中心》关注到《文馆词林》“部”“类”统摄体类结构所彰显的新兴王朝囊括宇宙的霸气和生命力[16]。蒋旅佳《〈文馆词林〉文体分类建树与影响》指出《文馆词林》扩展《文选》二次分类至“文体——部——类(大)——类(小)——作品”多级分类结构；在部、类命名和分类标准上趋于统一，更具体系，为后世丰富总集文体分类方式和体类结构提供示范之本。[17]朱我芯《郭茂倩〈乐府诗集〉关于唐乐府分类之商榷》(《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年第S1期）针对《乐府诗集》中唐代乐府诗歌的分类提出自己的看法。以上研究成果多是针对唐宋时期较为熟悉或是在分类实践上有突出建树的总集进行单一研究。第二，一些研究者在个案研究的基础上，开始圈定同种总集展开类型研究，并对其进行理论总结。在个案差异的基础上，关注共性趋同。郭英德先生选取唐宋时期《文选》类总集作为研究对象，探讨《文苑英华》《宋文鉴》《唐文粹》等总集文体分类的方式与体类排序规则，挖掘唐宋总集二级分类的基本体式及其分类原则与分类实践，研究其与中国古代传统思维方式之间的密切因缘关系[18]。汪超《论〈文选〉对两宋总集编纂的影响》从总集编纂的技术指出《文选》“分体次文的原则”对宋代总集编纂产生直接的影响[19]。第三，选取某一具体时期总集编纂体例加以考察，通过众多总集分类体例个案分析的基础上总结体例共性，进而探究该时期的总集文体分类观念及意义。这一类研究，以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为代表。该文从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分类所反映的新、旧文体的衍生和变迁研究宋代文体与文学发展的新态势，总结出宋人文章总集大致有“以体叙次、以人叙次、以类叙次和以技叙次”几种类型，体现出宋人实用的文体观念[20]，文章为后学从事总集分类研究提供了研究思路和研究方法等方面的指导，具有学术开拓之意义。蒋旅佳《科考视野下南宋总集分类的文章学意义》得益于吴承学先生《宋代文章总集的文体学意义》的启示，分别探讨南宋时期的文章总集“以人叙次”“按时编排”“分体编录”“以技叙次”“依格编次”“按类四分”等体例所反映编纂者独特的关注视角和分类观念，这些分类方式统观在以古文为时文的科考视野下，具有重要的文章学意义。[21]王晓鹃《〈古文苑〉与〈文选〉赋体分类管窥》(《西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5期）将唐宋时期具体的某一部总集分类体例与《文选》加以比较，从而论述该部总集分类体例何以在承袭的基础上建构，这也是另外一种研究思路。第四，少数研究者注意到唐宋类编总集和地域总集分类体例的特殊性。张巍《论唐宋时期的类编诗文集及其与类书的关系》，将唐宋时期类编诗文集与类书联系起来，通过考察类编诗文集形成的过程，发现其在体例设置上借鉴类书的分类方式。[22]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兴起，部分学者开始关注宋代地域总集的分类体例与特色。蒋旅佳《南宋方志与地域总集编纂关系论——以李兼台州、宣城地域文化建树为中心》指出，李兼在长期的方志与地域总集的文献整理与编纂实践中，发现二者在辑录诗文文献史料上具有相互借鉴相互影响的密切关系[23]。值得注意的是，中国社会的地方观念在宋代逐步形成和强化，形成一种地志文学[24]。宋代地方志的人文化特点使其兼有地理志和地域总集的双重性质，而趋于定型的类目体例以及多样化的诗文编录方式，为宋代地域总集的编纂体例提供了借鉴。蒋旅佳《论宋代地域总集编纂分类的地志化倾向》指出《会稽掇英总集》《成都文类》取资地方志设置类目名称，《宣城总集》《吴都文粹》《赤城集》则仿效地方志类目体例编排作品[25]。

摘要：中国文学史上占据最高地位的唐宋八大家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创作上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他们将“道统”与“文统”有机结合在一起，形成了中国古代史上最具影响力的文学流派。本文主要运用了整体论方法，以“道统”与“文统”统一的论证，展开了对唐宋八大家的研究，目的是探讨唐宋八大家在中国文学史上做出的贡献，充分挖掘其中的文化内涵和文学价值等。

关键词：唐宋八大家；整体论；道统；文统

整体思维是中国传统思维方式之一，主要是站在整体论的角度去分析世界、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唐宋八大家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据至高无上的地位，形成了古代文人特有的艺术风格。唐宋八大家在中国传统文化、古代文艺理论批评史以及古代文学史上均享有重要的地位。目前我国对八大家的研究还有待深入，对其存在的意见也各不相同。以下是本文立足整体论的角度对唐宋八大家的分析。

一、唐宋八大家形成的过程分析

（一）八大家的创始者。唐宋八大家的文学流派重点在于古代散文。古代散文流派的形成基础正是唐宋八大家之间的文学批评。当时的柳宗元和韩愈之间的友谊是非常深厚的，他们两个人均是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和领袖，柳宗元称韩愈为旷世奇才，韩愈称柳宗元“深博无涯”。欧阳修比韩愈年少，欧阳修在少年时期就非常喜欢韩愈的文章，并同样高看柳宗元，正是受到了韩愈和柳宗元的影响，欧阳修才得以终身致力于创作，并培养提携了曾、王、二苏等人。（二）八大家形成的背景分析。明代茅坤最先提出了唐宋八大家一说，他在《文抄》中最先对唐宋八大家冠名，当时茅坤是为了满足应试需求，并不是为了参与学派之间的斗争。文学史发展到了明代，开始呈现出各个学派纷争的特点。以“三杨”为代表的“台阁体”在当时的永乐后近60年间占据文学史上的主导地位，该时期的口号是“文必秦汉”，积极反对唐宋时期的文学家，结果该时期却走向了食古不化的道路，形成社会发展的弊端。其中最先站出来反对“文必秦汉”观点的是王慎中，王慎中在早年受到过唐宋时期文学家作品的影响，最先站出来支持宋代学者。王慎中与当时的前后七子在学秦汉还是唐宋问题上展开激烈的辩论，对当时的唐宋八大家来说造成了一定的压力。后来王慎中以唐宋八大家正宗传人自居。积极维护唐宋八大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在斗争的过程中王慎中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也逐渐被确立起来。正是在当时所处时代的争论下，才使得唐宋八大家的名字越传越响亮，并形成了中国古代散文的整体风格，散文文体在此时得以定型［1］。

二、“道统”与“文统”统一的论证

摘要：苏轼所创作的涉及到饮食题材的诗、词、文有很多,而他所创作的饮食诗文除了受到其本人生活态度与人生经历的影响,也与北宋当时的饮食文化息息相关。苏轼的饮食诗上承陶渊明饮食诗的艺术境界,下开北宋诗歌的新题材。本论文将苏轼的饮食诗文与北宋当时的饮食文化相结合分析,力图厘清苏轼本人对饮食的态度与观念。

关键词：苏轼;饮食诗;饮食观;饮食文化

宋代饮食可谓是中国饮食史上的转折时期,食物由之前的匮乏慢慢变得丰盛,做法也更加细致。宋朝文人以闲适、从容的心态去琢磨饮食,并以聚友饮茶、饮酒为风尚,于是宋朝文人士大夫纷纷以描述日常饮食为雅,其中以苏轼为代表。他因为屡次反对当朝者的政策而受到排挤,一生三起三落可谓经历坎坷。苏轼多次被贬外地,在交通并不发达的古代却有在中国各地生活的经历,这为他遍尝中国各地美食提供了可能,也激发出他自己动手创制美食的热情。同时苏轼还发挥了他作为一个文人热爱创作的天性,在品尝过各地的美味佳肴后积极地将这些美食用诗歌记录下来,其中有许多诗是直接用食物名当作诗名，如：《野雉》、《鳊鱼》、《豆粥》、《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等。苏轼以食物入诗，不仅扩大了宋诗的表现范围，在弘扬了饮食文化的同时对地方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所以尽管苏轼到处漂泊，但他乐天知命的性格也使他能在艰苦的环境中苦中作乐，从而更加激发他作诗的灵感。

一.饮食与养生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多次被贬不仅是对他心智的磨练,也是对他身体的劳损,“龙钟三十九,劳生已强半”[1]“我今四十二,衰发不满梳”[2]可谓是身心俱疲。然而在经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苏轼仍活到六十四岁的高龄,不仅与他豁达的性格和积极的心态有关,也与他善于通过饮食来养生有关。苏轼认为饮食对人的身体健康有很大的作用,于是他从通过对日常生活细节的观察中总结出了一套适合自己的养生方法:“养生者,不过慎起居饮食,节声色而已。节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药于已病之后。”[3]苏轼给其好友张鹗的养生方法:“一曰无事以当贵,二曰早寝以当富,三曰安步以当车,四曰晚食以当肉。”[4]就被记载在《东坡志林》中,这里的第四点“晚食以当肉”既是从饮食角度给出的养生建议。而苏轼也非常克制自己日常饮食的摄入量：“早晚饮食,不过一爵一肉。有尊客盛撰,则三之,可损不可增。”[5]可见苏轼十分看重通过节制饮食来达到养生的目的。

二.饮食与人生理念

摘要:中国古代叙事文学重要成书方式之一是对前文本进行改编，我们同样可将这一文学现象研究引入汉语言文学本科毕业论文教学。这种以小见大、小题大做的研究方法既易于激发学生的探索兴趣，也与现代科研的思维规律相契合。仅以小说、戏曲两种文体的改编现象而论，学生的选题方向可厘为五种:戏曲改编小说;小说改编戏曲;戏曲改编戏曲;小说改编小说;小说与戏曲互相改编。教师可以开设文学演变选修课;启迪学生在比较视域下选择论题;师生充分沟通以保证自主选题的可行性。

关键词:本科毕业论文;选题指导;汉语言文学专业

一、选题契合本科生专业基础及思维水平

中国古代叙事文学创作有一个突出特征:即许多作品非由一人独立创作完成，而是在前代相关作品基础上加工改造而成的。西方互文性理论认为，一切作品都是互文本，每个经典文本都有数量不等的前文本可以寻觅，新作品与前文本构成一种对话关系。换言之，改编行为常常是作品经典化过程的必要环节，如小说中的《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冯梦龙“三言”，戏曲中的《西厢记》、《牡丹亭》、《长生殿》，等等，莫不如此。这种特征与互文性理论高度契合。对于这一文学现象，明清以来至现代学界给予了持续的、充分的关注，尤其是二十世纪20年代至80年代，曾产生众多学术分量厚重的成果，诸如赵景深《宋元戏文本事》(北新书局1934年版)、胡士莹《话本小说概论》(中华书局1980年版)、谭正璧《三言两拍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年版)等。我们同样可将这一文学现象研究引入汉语言文学专业本科毕业论文的教学实践。主要理据一是文学故事具体可感，对象明确，容易引起学生兴趣。学生便于搜集资料，易于打开思路，可使论文内容言之有物。许多文学故事源远流长，随时代演进而不断嬗变，其版本纷纭复杂，因此即使对这些故事的演变情况进行搜集、梳理，也会带动学生查阅大量文献资料，在对诸文本比对分析时，定会有一些独特发现，会进一步调动、提升学生的思维能力、研究能力。二是切入点小，容易上手，易于以小见大，洞察幽微。这种研究路径也契合现代科研的普遍思维规律。一个文学故事的嬗变往往跨越多个朝代，其不同文本因受时代背景、社会思潮、改编者主体意识等多元因素的影响，这些同一本源故事的不同文本在故事情节、人物关系、人物形象、思想主旨等方面，往往表现出很大的差异。对其历史演变情况进行个案研究，可以以小见大，洞察时代、作家、受众等多种因素对一个文学文本的共同建构，进而探讨文学发展的一般规律。

对于本科生毕业论文选题教学而言，这种以点带面、小题大做的选题及研究路径，也比较切合本科生专业基础与研究能力的实际;自指导教师角度而言，选择容易激活学生知识资源、激发其专业兴趣的题目，可以使指导工作更加有的放矢，从而收到事半功倍之效，并实质提高本科毕业论文写作的质量。

二、叙事文学改编方式与学生选题方向

范仲淹(989年—1052年)，字希文，北宋著名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谥号“文正”。作为政治家，范仲淹大胆革新，励精图治，是庆历新政的中流砥柱;作为军事家，范仲淹白首守边，苦心经营，在西北构筑了一道坚固的国防屏障;作为文学家，范仲淹是北宋诗新运动的先驱，提出了一系列力矫文弊的文学主张，并以出色的创作实绩卓立文坛，对宋初文学的拨乱反正作出了突出的贡献。作为历史名臣大家，范仲淹一直是人们研究的热点。上世纪研究者多关注作为政治家、军事家的范仲淹，对其政治思想、政治功绩、军事理论、军事成就等探讨较多，宏观微观，成果斐然，对于文学家的范仲淹相对倾力较少。21世纪以来，范仲淹的文学成就逐渐引起了人们的重视，研究者日渐增多，论文论著频出，但综观之，对范仲淹诗词文赋等创作实绩的研究偏多，对其文学思想、文学理论的研究偏少，即使有论及，也多侧重于文学功能论、文学风格论，对其文学本体论、文学创作论、文体论等阐发不够。本文拟从宏观角度对范仲淹的文学思想作一梳理，对其中主要观点进行一定探讨，以期能引导对范仲淹文学思想研究的深入。

一、文质相救，宗经复古

宋自开国历太祖、太宗、真宗七十余年，墨守祖宗家法，政尚循谨，社会承平日久，不思进取，但同时，浮华奢靡的背后潜伏着种种危机，正如范仲淹所说:“我国家革五代之乱，富有四海，垂八十年，纲纪制度，日削月侵，官壅于下，民困于外，夷狄骄盛，寇盗横炽”，这种积贫积弱的局面使他发出“不可不更张以救之”的呼声［1］524。早在天圣五年，范仲淹就已指出在“朝廷久无忧矣，天下久太平矣”的假象下所掩盖的国用无度、百姓困穷、民力已竭、邦本不固的真实情况，发出“傥不思变其道，而但维持岁月，一旦乱阶复作，使天下为血为肉数百年”的警告，提出改革吏治的主张，以期达到“朝廷无过，生灵无怨”的目的。在这种经世济时思想的影响下，范仲淹十分重视文学的政治教化作用。他说:“臣闻国之文章，应于风化。风化厚薄，见乎文章”，“某闻前代盛衰与文消息，观虞夏之纯，则可见王道之正;观南朝之丽，则知国风之衰”［1］238，认为文章是政治的重要的、有机的组成部分，关系到社会风俗的醇善讹薄、国家的兴衰成败，因此，统治者不能不引起高度重视。范仲淹不满于宋初文坛的柔靡卑弱，说:“今文庠不振，师道久缺……文章柔靡，风俗巧伪”［1］238，“以至靡靡增华，愔愔相滥。仰不主乎规谏，俯不主乎劝诫。抱郑卫之奏，责夔旷之赏，游西北之流，望江海之宗者有矣”［1］186，要求变革文风，以厚其风化。《论语•雍也》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文质彬彬，然后君子。”［2］61文章的形式与内容相统一，才是正常现象，针对宋初文坛柔靡文风，范仲淹提出了文质相救、厚其风化的文学思想。他在《奏上时务书》中说:故圣人之理天下也，文弊则救之以质，质弊则救之以文。质弊而不救，则晦而不彰;文弊而不救，则华而将落。前代之季，不能自救，以至于大乱，乃有来者，起而救之。故文章之薄，则为君子之忧;风化其坏，则为来者之资。惟圣帝明王，文质相救，在乎己，不在乎人［1］200。

文章厚薄通过文与质体现，质弊则内容晦涩，难起教化作用，文弊质木无华，导致行而不远，只有文质相救，才能文质彬彬，有补于时，因此，圣人理世均重视文质相救，以厚其风俗，平治天下。范仲淹认为宋初文弊是“文章之薄”，需“救之以质”。怎样“救之以质”呢?他分析“文章之薄”原因是“为学者不根乎经籍，从政者罕议乎教化”［1］，“惜乎不追三代之高，而尚六朝之细”［1］200，由此，他提出了宗经复古的主张“救之以质”。他说:夫善国者，莫先育材;育材之方，莫先劝学;劝学之道，莫尚宗经。宗经则道大，道大则才大，才大则功大［1］238。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皇朝龙兴，颂声来复。大雅君子，当抗心于三代［1］186。教育的宗经，政治的教化，与文章的厚薄是因果关系，因此这里的“宗经”不仅关乎教育，而且就是文章之道。范仲淹欲救时文之弊，故提倡宗法六经，恢复古道。对于师经探道、施行古道者，范仲淹均赞赏有加:“仲涂门人能师经探道，有文于天下者多矣……师鲁深于《春秋》，故其文谨严，辞约而理精，章奏疏议，大见风采，士林方耸慕焉。遽得欧阳永叔，从而大振之，由是天下之文一变而古，其深有功于道欤。”［1］183对于不根经籍、不行古道者，范仲淹提出了尖锐批评:“洎杨大年以应用之才，独步当世。学者刻辞镂意，有希仿佛，未暇及古也。其间甚者专事藻饰，破碎大雅，反谓古道不适于用，废而弗学者久之。”［1］183在具体的操作上，范仲淹一方面重视当政者对世风文风的引导作用，上书建议皇帝“可敦谕词臣，兴复古道，更延博雅之士，布于台阁，以救斯文之薄，而厚其风化也，天下幸甚”;［1］200另一方面要求朝廷采取积极措施改革科举，选用通经人才:“今朝廷思救其弊，兴复制科，不独振举滞淹，询访得失，有以劝天下之学，育天下之才，是将复小为大，抑薄归厚之时也。斯文丕变，在此一举。”［1］238范仲淹的“文质相救”、“宗经复古”文论立足点在于政而不在于文，根本目的是“辅成王道”，本质上属于其政治论范畴，在价值取向上与杨雄、李鄂、王勃、韩柳以及宋代其他复古文论一样，具有历史意识和复古精神，［3］424虽缺乏独创性，但对于宋初文风的革新，引导北宋诗文运动的健康开展均具有积极作用。

二、范围一气，与时消息

“范围一气”、“与时消息”是范仲淹在《唐异诗序》中提出的文学观点:嘻!诗之为意也，范围乎一气，出入乎万物，卷舒变化，其体甚大。故夫喜焉如春，悲焉如秋，徘徊如云，峥嵘如山，高乎如日星，远乎如神仙，森如武库，锵如乐府，羽翰乎教化之声，献酬乎仁义之醇，上以德于君，下以风于民。不然，何以动天地而感鬼神哉!而诗家者流，厥情非一。失志之人其辞苦，得意之人其辞逸，乐天之人其辞达，觏闵之人其辞怒。如孟东野(郊)之清苦，薛许昌(能)之英逸，白乐天(居易)之明达，罗江东(隐)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1］185－186先看“范围一气”。范仲淹认为，诗人创作的冲动与意向，是秉承大道之“一气”，感于万物并通过万物体现出来，所以春秋云山、教化仁义这些自然人文景观体现了大道的造化，能惊天地泣鬼神。“一气”出自庄子的“通天下一气耳”［4］284，是“道通为一”的大道之气。它是决定宇宙万物存在的主宰，弥漫于宇宙一切空有，是宇宙之最大者，所以范仲淹称为“其体甚大”。由于引进了庄子的道气理论，范仲淹“范围一气”的诗歌意气论由此获得了一种哲学本体论的形而上立场，使诗歌的创作趋向于造物主的造化。中国古代以“气”论文始于曹丕。曹丕《典论•论文》:“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齐，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5］249曹丕之“气”是指作品的风格和作家的气质、才气。刘勰继承了曹丕的观点，提出了“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才力居中，肇自血气，气以实志，志以定言”［6］165－166等观点，进一步阐述了作品风格与作家才、气、学、习的关系问题。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有明一代的宋玉批评，在风起云涌的文学论辩之中，并没有出现唐代那种儒学复古思潮与新文学思想对于宋玉非褒即贬的两极走势，也没有出现宋代那种文学宋玉批评与理学宋玉批评的泾渭分明的两极标准，而是表现出与元代宋玉批评的共同走向，即张扬唐宋以来充分肯定宋玉及其作品的宋玉批评主流意识，而优胜于元代宋玉批评的特点则在于对宋玉的文学史地位、文学成就、文学风格等各个方面作出了进一步的时代审美定位。

一、对屈宋文学史地位的新评估：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

关于屈宋的文学史地位，在以复古为尚的有明一代，无论是师范古之文体，以“文必秦汉，诗必盛唐”相号召的前后七子，还是体悟古之文心，以“独抒性灵”为旨归的公安派、竟陵派，抑或有这两者思想倾向的文人学士，他们都在“古”的范畴中讨论屈宋的文学史地位，更由于有明一代虽以宋代朱学为官学，但又表现出文化界对朱学的疏离，文人学士的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讨论又着意淡化朱学而突出屈宋与传统儒学的关系，在“经”的范畴中为屈宋定位。朱右，其《白云稿》卷三《文统》说：“《易》以阐象，其文奥；《书》道政事，其文雅；《诗》法性情，其文婉；《礼》辨等威，其文理；《春秋》断以义，其文严。然皆言近而指远，辞约而义周，固千万世之常经不可尚已。孔思得其宗，言醇以至；孟轲识其大，言正以辩。若左氏多夸，庄周多诞，荀卿多杂，屈宋多怨，其文犹近古，世称作者。”语中强调屈宋虽非经传正统，但“文犹近古”。其《白云稿》卷五《谔轩诗集序》又说：“诗以言志也，志之所向，言亦随之，古今不易也。三百篇自删定以后，体裁屡变，而道扬规讽犹有三代遗意，俚喭诞谩之辞不与焉。是故屈宋之贞，其言也恳；李苏之别，其言也恨；扬马多才，其言也雄；曹刘多思，其言也丽。六朝志靡而言荡，而去古远矣。”则进一步申明屈宋志“贞”、言“恳”，“道扬讽规犹有三代遗意”。朱右之论尽管以经论文，但对于屈宋的评价还是比较客观的。杨士奇，台阁体代表人物。史称“历相四朝，文章德业为一时辅臣之冠”[1]。其《东里集续集》卷十四《杜律虞注序》说：“律诗非古也，而盛于后世。古诗三百篇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何有所谓法律哉！自屈宋下至汉魏及郭景纯、陶渊明尚有古诗之意，颜、谢以后，稍尚新奇，古意虽衰而诗未变也，至沈、宋而律诗出，号近体，于是诗法变矣。”杨士奇评古诗“皆出乎情而和平微婉，可歌可咏，以感发人心”，评屈宋则“尚有古诗之意”，与“古意虽衰”者大有区别，这也是强调屈宋与古诗三百篇最为接近。周瑛，《翠渠摘稿》卷三说：“骚，何为而作也？古者诗言志，歌咏言，而骚，诗之变也，其趣远，其声希，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也。屈宋至矣，西汉而下，其侈辞乎！”认为《诗经》而后，“徘徊曲折而求以达其志焉者”，“屈宋至矣”，深得“诗言志”之根本。李梦阳，前七子之首。其评屈宋文字见于后七子代表人物王世贞的同年进士汪道昆的《皇明名臣言行录》（何景明《大复集》附）。汪道昆记述说：“弘治初，北地李梦阳首为古文，以变宋、元之习，文称左、迁，赋尚屈、宋，诗古体宗汉魏，近律法李、杜，学士大夫翕然从之。”表明了李梦阳对屈宋的大力推崇和师以为范。何景明，前七子之代表人物，与李梦阳齐名。其评论屈宋言论，见于同里樊鹏《何大复先生行状》（何景明《大复集》附）。据樊鹏所言：“初，国朝去古益远，诗文至弘治间极矣，先生首与北地李子一变而之古。三代而下，文取左、马，诗许曹、刘，赋赏屈、宋，书称颜、柳，天下翕然从风，盛矣。”又见于后贤汪道昆所作《何先生墓碑》（何景明《大复集》附）：“二三君子鸣其论世，则周、秦、汉、魏、黄初、开元其人，则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都人士所脍炙者，宜莫如彭泽、宣城、昌黎。先生宣言，古文之法亡于韩，诗弱于陶，亡于谢，睥睨千古，直与左、史、屈、宋、曹、刘、阮、陆、李、杜游，世儒率溺旧闻，弗入也。”于其言论之中，“赋赏屈宋”，与李梦阳同调，睥睨千古愿与屈宋等前贤同游，则流露出大复先生对屈宋的由衷景仰。康海，前七子之一，又居于关中十才子之列。王世懋《对山集序》称：“夫文至弘正间盛矣，于时关中称十才子，而康先生德涵为最。”[2]其《对山集》卷九《梦游太白山赋序》说：“余历览载籍所志，古人之辞，由屈原、宋玉以来不可胜数，而浮靡侈放之辞，盖托讽寄兴者之所共趋，《上林》之后，益芜益漫，亡能尔雅，志士之所贱也。”评论屈宋“盖托讽寄兴者”，虽有“浮靡侈放之辞”，但与“《上林》之后”者不同，不失“尔雅”，话语中对屈宋表现出充分的肯定。陆深，与前七子中徐祯卿为学友，有文名，史称“博雅为词臣冠”[3]。其《俨山外集》卷二十二《中和堂随笔上》说：“大抵事之始者，后必难过，岂气运然耶！故左氏、庄、列之后，而文章莫及；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极称屈宋骚赋独领风骚，后之为骚为赋者皆追随之学习之，而皆望尘莫及。

王世贞，后七子之代表人物，于李攀龙后主盟文坛二十余年。其《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一《张助甫》说：“自六经而下，于文则知有左氏、司马迁，于骚则知有屈、宋，赋则知有司马相如、扬雄、张衡，于诗古则知有枚乘、苏、李、曹公父子，旁及陶、谢，乐府则知有汉魏鼓吹、相和及六朝清商、琴舞、杂曲佳者，近体则知有沈、宋、李、杜、王江宁四五家。”其对屈宋的激赏，继踵前七子，与李梦阳、何景明完全一致。陆粲，嘉靖丙戍进士，师从当时名儒经学家王鏊，史称其“嗜学，博通古今”[4]。其《陆子余集》卷一《静芳亭稿后序》说：“昔者，楚在春秋时为大国，号多人才，若申叔、时声子、子革薳、启疆、王子圉之徒，其辞令雍容，著于传记者烂然成章矣，盖有先王之遗风焉。是后则有屈、宋、唐、景诸子，以辞赋著称，沨沨乎亦风雅之流亚也。”陆粲以经术论文，以为屈宋“亦风雅之流亚”，褒奖有加。茅坤，嘉靖十七年进士，“善古文，最心折唐顺之。”[5]文学思想与唐宋派同道。其《唐宋八大家文钞?论列》说：“屈宋以来，浑浑噩噩，如长川大谷，探之不穷，揽之不竭。”将屈宋视为古代文章的始源。其《与蔡白石太守论文书》（《明文海》卷一百五十五）又说：“世皆随孔氏以非达巷，而仆独谓孔氏之言者圣学也，今人未能学圣人之道，而轻议达巷者，皆惑也。屈、宋之于赋，李陵、苏武之五言，马迁、刘向之于文章传记，皆各擅其长，以绝艺后代，然竞不能兼者，非不欲也，力不足也。”认为屈宋虽“力不足”兼擅诗文，但肯定“屈宋之于赋”，则“绝艺后代”。其对屈宋的评价绝不亚于他所推崇的唐宋八大家。胡应麟，曾与王世贞交游，被王世贞称为末五子之一，文学主张全从王世贞之说。其《少室山房集》卷一百《策一首》说：“以文章之士言之，春秋则檀、杨、左史、公、榖、荀卿、韩非、屈原、宋玉，……是皆卓乎以文章师百代者也。”认为屈原、宋玉是“以文章师百代”的文学前贤。其于《少室山房集》卷一百十一《与王长公第一书》中又说：“至先秦盛汉黄初开元大家遗言，若孟庄，若屈宋，若左丘、两司马、陈思、李杜十数公，辄废书太息曰：‘伟哉！六经而后，文不在兹乎！俾今之世也，而有十数公其人，终吾身执鞭其侧，何憾哉！’”足见其推崇屈宋等先贤竟到了五体投地的境地。从以上明代关于屈宋文学史地位的评述中不难看出，自明初至胡应麟所处的嘉靖时期，无论是经学人物，还是活跃在文坛上的台阁体、前七子、后七子以及唐宋派的文学家，这些学术名流对于屈原和宋玉都是充分肯定的，他们一方面从复古的视角出发认为屈宋“文犹近古”，其人是时人文学复古的师范楷模，其作品是时人学习古文的临摹典范，而另一方面则又从“宗经”的视角出发肯定屈宋为“风雅之流亚”，以经学儒教的标准认同了屈宋对于先圣儒学的精神继承与文学传播。尽管“文犹近古”、“风雅之流亚”的评定，在唐代新文学思潮和宋代文学宋玉批评中都有过相似甚或相同的表述，但是在明代对这两种评定的重申与强调有着与唐宋不同的意义，即认定屈宋的文学作品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语言的代表作品，屈宋的文学精神是明人复古的学习古代文学宗经明道的创作精神。

二、对宋玉辞赋史地位的新定位：祖述原旨、屈原之流亚

关于宋玉在辞赋史上的地位问题，在明代学者的认识中“，屈原、宋玉之后，而骚赋莫及”是为共识，几乎没有什么异义，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屈原与宋玉是并列齐名，还是宋玉不及屈原。对于这一问题，元代一些学者曾经有过讨论，提出过“骚人称屈宋，宋岂敌子平”的看法[6]，但并没有将问题引向深入，仅是以汉扬雄对宋玉“诗人之赋”与“词人之赋”的批评和屈宋的师承关系为依据，而没有就辞赋文学自身的特点进行更进一步的研究。对于这一问题，明代的学者则逐渐将问题引向了深入，并取得了比元代更进一步的新的认知。从明初到前后七子主盟文坛时期的宋玉批评来看，基本的特点是接受了元人“宋不及屈”的观点，但并未能有所突破，只是在着重申说宋玉追随屈原、绍明骚赋的文学贡献而已。何乔新，景泰五年进士，为“一时名臣”，晚年“杜门著书”，有《周礼集注》《仪礼叙录》等。其《椒邱文集》卷九《楚辞序》说：“盖《三百篇》之后，惟屈子之辞最为近古。屈子为人，其志洁，其行廉，其姱辞逸调若乘鷖驾虬而浮游乎埃壒之表。自宋玉、景差以至汉、唐、宋，作者继起，皆宗其矩矱而莫能尚之，真风雅之流而词赋之祖也。”他以宋玉为屈原后学，是踵武屈原的辞赋作家。皇甫汸，嘉靖进士，以六经为“天地之文肇”，论文偏重义理。冯时可《雨航杂录》说：“其诗名与王元美相齐。”[7]其《皇甫司勋集》卷三十五《梦泽集序》说：“夫楚多才之邦，而辞赋之薮也。屈原见诋于上官，宋玉蒙诟于登徒，祢衡被害于曹瞒，然其志则争光于日月，而其言等敝于霄壤矣。”对古楚先贤之遭际寄与同情，而言“宋玉蒙诟”实在是肯定了宋玉的为人。谢榛，后七子之一，本为七子诗社社长，后因与李攀龙不睦，被排挤削名，然而后七子之文学思想“实自榛发也”[8]。其《四溟集》卷七《宋德完转海南方伯诗以寄怀》以宋玉喻友，诗曰：“君才今宋玉，绝代有清标。”比喻中不难看出谢榛对宋玉情有独钟的赞赏。后七子的后期代表人物王世贞在《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楚辞序》说：“孔子曾欲放郑声矣，又曰：‘桑间濮上之音，亡国之音也。’至删诗而不能尽黜郑卫，今学士大夫童习而颁白不敢废，以为孔子独废楚。夫孔子而废楚，欲斥其僭王则可，然何至脂辙方城之内哉！夫亦以筳篿妖淫之俗，蝉缓其文而侏鴃其音，为不足被金石也。藉令屈原及孔子时，所谓《离骚》者，纵不敢方响淸庙，亦何渠出齐秦二风下哉！孔子不云，诗可以兴，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此而等屈氏何忝也。是故孔子而不遇屈氏则已，孔子而遇屈氏则必采而列之楚风。夫庶几屈氏者，宋玉也。”他认为宋玉是最能够承继屈原的辞赋家，是屈原的真正传人。王世贞对于宋玉类似的评论还有很多，如其《弇州四部稿》卷六十七《王少泉集序》说：“楚于春秋为大国，而其辞见绝于孔子之采，至十二国之废，而屈氏始以骚振之，其徒宋玉、唐勒、景差辈相与推明基盛。盖俞千年而有孟浩然及杜必简、子美之为之祖。”其《弇州四部稿•弇州续稿》卷五十五《王梦泽集序》说：“厥后屈左徒氏遂以骚辞开百世宗，而宋玉、唐勒、景差之徒相与绍明之，及秦汉而后，小有显者，亦不能与东西京之彦埒，至唐而仅有襄阳杜氏、孟氏，杜氏之业，差为宏博，与屈氏分途，而皆不朽。”这些言论虽然旨在借屈宋评价唐代诗人，但指认宋玉是屈原的继承者的寓意是十分明显的。在明代，将屈原与宋玉并列与否的问题引向深入的是，嘉靖年间及其以后的《楚辞》注释家和研究者。陈第，嘉靖间人，“学从禅门，证入率由心得，与诸家异”。他曾与学问大家焦竑“相与辨析，竑叹服，自谓弗如”[9]。

摘要：“味”是中国古代文论中一个独特的范畴。从中国古代饮食文化出发，结合中国哲学思想和礼乐制度考察味论的起源。以历史为线，勾画“味”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内涵的延展，注意到“味”与其他概念范畴的联系。在“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语境中，是对古代诗性理论传统的重新总结和评价。

关键词：味；味论；内涵

一

在中国博大精深的传统文化体系中，有着一些耐人寻味的特殊的文化现象。如，谈论饮食文化时，每每将中国誉为“烹饪王国”；而谈论到文学作品之时，又常常将中国喻为“诗的王国”。两个王国，一个是维系人生存需要的必需品，一个是维系人精神需要的必需品；一个平凡，一个高贵，看似泾渭分明。然而“泾水”和“渭水”在中国文化中汇合到了一处，味论就是这一特殊的文化现象。

不能否认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是孕育、产生和形成中国人思维方式的深厚土壤。从中国古代烹饪方法注重宏观把握的特点可以看出，中国哲学思维方法模糊性、体悟性、整体性的特征，从而造就一种内向型的心态。这种心态不大关心外在物质世界的构成形式，对外在世界的把握，往往凭借自己主观的感觉，甚至是了然于心不能了然于口的自我领悟，这就是中国古人的直觉感悟式的思维方式。反过来，这样的思维方式又影响了中国哲学。

“中国哲学的传统，既以人为出发点，也以人为终结点。”在儒家看来，人的现实存在就是人的世界与物的世界不断的互动。人把客观对象人化(对自然界而言)或类化(对社会中的他人而言)，他自身的自然也开始人化，他的创造性本质在改造对象的实践中得到确证，其人性和人格都得到升华。孔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以“味”论乐，一方面强调乐的教化作用，另一方面指出主体需要有品味的能力。因此，儒家十分看重人的实践活动形成的生命意识。道家的“道”虽惟恍惟惚，但它早已嵌入“人”中，其目的是让人由“内圣”达到“外王”。老子“味无味”的观点，将其中一个“味”作为品味、体味、玩味的动词形式使用，强调了味的主体性、主观性的一面，启示人去追求和体验一种不受任何局限和束缚的、绝对自由的美感，同样是一种以人为本的哲学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