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文化培训范文10篇

[摘要]特色小镇的建设既推动了区域文旅事业的发展，也加快了地方产业的转型升级。特色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作为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驱动特色小镇建设与发展的核心力量之一。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的质量将直接影响特色小镇的建设与发展成效。数字中国时代赋予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政策利好、资源丰富、技术成熟、市场广阔的机遇。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的数字化之路：强化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的政策供给；在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基建中嵌入数字化设施；提高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从业人员的数字化能力；打造特色小镇公共文化产品的云端平台；推进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智能化、网络化。

[关键词]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

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是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是一项公益的民生工程，随着民众经济生活水平的节节攀升，民众的公共文化服务需求与日俱增，建设并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是政府开展民生工作的时代要求，也是政府积极推进公共文化服务“均等化”的重要举措[2]。特色小镇因具有独特的区位资源和文化内涵而成为区域开展公共文化服务和传承特色文化内涵的重要载体。2021年3月，国家文化和旅游部等三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推动公共文化服务高质量发展的意见》要求“加快推进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3]。9月，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十部委印发《全国特色小镇规范健康发展导则》，认为“特色小镇，促进了经济转型升级和新型城镇化建设”[4]，加强特色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建设是推动社会文化建设的重要举措，也是地方政府贯彻落实党的战略决策、扎实推进城乡一体发展的内在要求。推进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数字化，有利于增强特色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功能，有利于提升特色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品质，更有利于加快新型城镇化的速度。

一、数字化背景下特色小镇公共文化服务的机遇

（一）城乡公共文化服务一体建设促进资源向基层倾斜

国家多重的利好的政策不断在基层的文旅+经济产业上层层加码，政策的倾斜促使文化和旅游资源向城乡间拥有充足发展空间的基层区域流动，地方特色的文旅产业大有可为。城乡公共文化服务项目加快实施，城乡公共文化服务的网络设施快速建设，区域公共管理的长效机制逐渐形成，以分钟计量的城乡公共文化服务圈雏形初现。在城乡一体化统筹发展过程中，特色小镇作为城乡经济和文化的重要缓冲区，是文化资源流经的重要节点，城乡融合发展必然要求优化特色小镇的公共文化服务。

一、站点建设

三级数字加油站的站点建设是整个工程的基础，各级站点的建设直接影响到网络覆盖的质量和数字文化服务的效果。分中前期选点、基础施工、设备安装三个步骤进行了站点建设。前期选点：在互联网可以到达的乡镇苏木，选择当地文化站在办公楼进行一级数字加油站的站点建设，这样有利于充分发挥文化共享工程乡镇基层服务点的作用，为今后的管理服务打下基础。在行政村、嘎查和自然村、游牧点，通过实地走访调研，选择当地有责任心的农牧民家庭进行二级和移动数字加油站建设。基础施工：在无线WIFI设备的基础施工过程中，分中心通过设计标准规范的10米天线支架，以及天线支架底座、防雷措施的标准施工，保证设施设备和群众在雷雨大风等恶劣天气下的安全，使“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成为一项长久的基础性文化服务项目扎根当地。设备安装：数字加油站硬件设备主要由室外无线WIFI天线、大存储服务器、移动数字加油站一体机（由内蒙古图书馆独立研发，具有无线传输更新功能和大数据处理能力的便携式无线数字中心）、智能终端组成。在一级数字加油站充分利用共享工程已搭建的硬件平台，通过加装存储设备和资源平台并增设大型无线WIFI设备，利用VPN设备与内蒙古分中心的中心平台联通，建成360°全覆盖、辐射距离三到五公里的大型数字加油站。在二级数字加油站，通过安装小型无线WIFI设备和配备大容量服务器，建成360°全覆盖、辐射距离二到三公里的小型数字加油站。在移动数字加油站，通过安装全向无线WIFI设备，与移动数字加油站一体机联通，建成辐射范围一公里的移动数字加油站。针对牧区游牧点也可在不安装小型无线WIFI设备的情况下，直接使用移动数字加油站一体机内置的无线WIFI设备实现移动加油站的功能。

二、资源平台

“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能否被基层农牧民认可接受，资源平台建设起到了关键作用。分中心从资源管理平台、资源应用平台和资源加工平台三个方面开展了资源平台的建设工作。资源管理平台：主要包括资源的批量上传、订制资源打包推送、上传信息提醒、资源分类设置、服务日志统计等内容。实现分中心与各级站点之间资源和信息的互联互通；资源定期推送接收和自动入库；断网和有网状态下从分中心到末端超过三个层级的分布式更新；以及基层资源需求信息和自有资源上传的功能。资源应用平台：主要是研发操作简单智能、界面美观简洁的APP客户端，经过26个版本修改研发，已做到支持不同阅读介质（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笔记本电脑），全面兼容所有版本安卓（Android）和苹果（ios）系统。资源加工平台：数字资源是“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的基石，分中心充分利用整合文化部发展中心下发资源，并依托自建资源及蒙古语资源建设中心的译制资源，开展资源平台的内容建设。“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资源平台具有知识信息集散中心、蒙汉双语数字资源、信息互动窗口、小型公共图书馆等特点，存储有4T的数字资源，包括10000小时的视频资源、40000册电子图书和期刊报纸、34000小时的音频资源，其中蒙语视频资源700小时、蒙文电子书2300余册。针对服务区域的群体特点，分别提供不同类型的蒙汉双语数字资源，成为基层老百姓身边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让基层老百姓随时随地享受免费、便捷、新颖、有趣的数字文化服务。

三、组织培训

“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是一项创新型的服务模式，基层农牧民对工程的认识以及软件的操作需要一个过程。分中心通过手册制作、集中培训、队伍建设三个方面的扎实工作，在短时间内实现工程在当地的落地生根和投入使用。手册制作：为了达到培训效果，分中心工作人员精心制作了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使用手册。并针对基层实际情况制作了蒙文汉文两个版本，在对农牧民的培训和工程的宣传方面起到了事半功倍的作用。集中培训：在软硬件设施设备安装完成后，分中心工作人员及时通过乡镇干部和村干部组织当地的农牧民进行集中培训，让农牧民第一时间感受到数字文化服务的魅力，并在当地扩大工程的影响力。队伍建设：为了服务基层农牧民，分中心在乡镇苏木文化站配备数字文化专管员进行维护管理，在村嘎查聘请当地热心农牧民担任数字文化加油员和数字文化辅导员进行数字资源更新和开展传帮学带。数字文化专管员、加油员、辅导员队伍的建立增强了工程的生命力，使“数字文化走进蒙古包”工程真正落地生根惠及基层群众。

1欧洲数字人文教育概况

欧洲语言资源与技术研究基础设施（EuropeanResearchInfrastructureforLanguageResourcesandTechnology，CLARINERIC）及艺术与人文数字研究基础设施（DigitalResearchInfrastructurefortheArtsandHumanities，DARIAH-EU）合作建立的数字人文课程注册门户[3]是欧洲数字人文模块、课程和项目的开放在线门户网站，为学生、研究人员、教师和机构在数字人文方面提供教育和培训机会。通过对该网站的数字人文课程情况进行调研，可以大致了解欧洲数字人文教育概况。该网站显示，截至2018年2月28日，在网站中注册的数字人文课程总共有153个。这些课程包括了本科、硕士、博士的整个阶段。其中面向本科生的有39个，面向硕士生（含研究硕士）的有69个，面向博士生的有5个。此外，还开设了28个学分课程、4个暑期学校课程、一个继续教育课程、4个模块（Module）课程。1.1国家分布。从分布的国家来看，德国（29）、荷兰（27）、瑞士欧洲数字人文教育现状及其启示魏清华（兰州大学图书馆，甘肃兰州730000）[摘要]信息技术在各学科领域的应用普及，催生了信息科学与传统人文科学交叉的研究领域——“数字人文”。欧洲的数字人文教育体系较为完善。以数字人文课程注册门户数据为基础，从国家、学科、技术3个层面进行统计分析，并以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为例，对欧洲的数字人文教育状况进行调研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对我国数字人文教育的一些建议。[关键词]数字人文人文计算教育体系人才培养[分类号]G258.6139（18）、意大利（15）、法国（12）所占比例较高，共开展了101门数字人文课程，占课程总数的66%。虽然在数量上德国、荷兰、瑞士、意大利、法国占课程总数的一半以上，但在国家分布上仍然比较广泛，为众多国家和地区所认可。1.2学科分布。按照学科进行分类统计，数字人文课程涉及的学科排名前八位的分别为：数字人文理论与方法艺术与文化研究、语言学与语言研究、计算机科学、文学和语言研究、历史、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人类语言技术；除此以外，还涉及社会科学、考古学、哲学、民族学、音乐学等众多学科。由此可见，计算机科学、语言学、文学、艺术、图书馆学与信息科学是数字人文课程的主要阵地，其次是历史学、考古学、传播与媒体、社会科学、音乐学等。可见，数字人文课程的学科分布非常广泛，并呈现较强的学科交叉性。1.3技术分布信息技术是数字人文研究能否顺利进行的关键，按照数字人文课程所涉及的信息技术进行分类统计，编码、信息检索、文本挖掘、关联开放数据、元数据保存、搜索技术、聚类分析、实体识别、扫描、机器学习等是数字人文课程的主要技术构成。

2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现状调研

伦敦大学国王学院（King’sCollegeLondon，KCL）的数字人文研究具有悠久历史，可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初，是当时世界上少数几个在艺术和人文学科中应用计算方法和工具的大学之一。2002年，数字人文系正式成立。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DepartmentofDigitalHumanities，DDH）是英国文化、媒介与创意产业相关专业科研评估研究能力（researchpowerintheResearchExcellenceFrame⁃work）排名第一的专业，专业涵盖本科到博士，此外还建立有数字人文实验室（DigitalLab）。因此，笔者以伦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为个案研究对象，对其数字人文的课程体系进行梳理，数据和资料主要来源于伦敦国王学院人文艺术学院数字人文部网站[4]、《伦敦国王学院2018年本科生指南》[5]、《伦敦国王学院2017年研究生指南》[6]。KCL数字人文系总共开设了7门学位课程，其中1门本科课程，5门硕士课程以及1门博士课程（见表1）。课程采用学分制，分为必修和选修两种类别，每种类别下分别由多个课程模块组成。除Dissertation（学位论文）以外，总共82个课程模块，其中必修课程模块25个，选修课程模块57个。必修课程为必须取得学分的课程，选修课程为学院提供的与学位相关的课程以供学生自主选修，大部分模块为15、20个学分不等，学生需要修满所要求的学分。博士阶段主要以科学研究为主，无学分限制。此外，数字内容管理（DigitalCuration）为两年制硕士课程，其一年在伦敦大学国王学院，另外一年在柏林洪堡大学。2.1本科生（BA）课程。“数字文化（DigitalCulture）”本科阶段的课程，主要是包含数字化和互联网各个方面的知识，以及数字文化如何影响社会变化。课程为期三年，共有360学分，其中必修课占67%，选修课占33%。该课程主要学习内容为：（1）分析数字文化的主要方面，如社交媒体如何运作以及互联网如何影响行业等；（2）学习信息技术的历史、数字经济的本质、新媒体的理论和数字时代的政治；（3）提供有关数字文化研究的技术培训，包括从社交媒体收集和分析数据的方法、网页设计及技术、数据呈现和数字保存等方面。2.2硕士研究生（MA）课程。数字人文部在硕士阶段共开设了5门课程，这5门课程的侧重点各有不同：（1）“数字人文”课程的主要目标是发展和提高参与者对与数字媒介人类文化研究相关主题的认识和理解，旨在从学术、文化遗产和商业世界的角度，对人类文化研究的数字理论与实践有所了解；（2）“大数据与社会、文化”为学生提供了认知和理解大数据在文化和社会中的作用的机会，使他们能够分析社会、政治和经济领域的大数据，并通过汇集领域知识和技术技能为他们提供从事大数据职业的背景；（3）“数字内容管理”属于为期两年的联合培养硕士课程，旨在培养学生在具有大量数字信息和知识的组织和企业中的领导作用。为学生提供一系列的战略，技术和实践技能，为其在数字信息和资产管理提供指导；（4）“数字社会、文化”的目标是提高参与者对数字技术在当代文化中的作用，包括表演艺术、电信、信息技术、哲学、法律和教育等活动领域。该课程具有很强的跨学科性质，借鉴了艺术与人文学科、法学、物理科学与工程、社会科学与公共政策的课程设置，旨在针对不同的参与者，为那些非技术背景的人提供技术见解，并为没有系统地思考数字文化的人提供文化观点；（5）“数字资产媒介管理”是为了应对数字资产和媒体管理专业人士日益增长的需求而开设的课程，让学生更加认识到数字媒体和数字资产的价值。2.3硕士研究生（MA）选修课程。硕士研究生的选修课程整体呈现出较高的重合性。从课程模块名称上看，这些重合性较高的课程关键词主要有：文化遗产（CulturalHeritage）、数字生态系统（DigitalEcosystems）、数字文化（DigitalCulture）、数字媒体（DigitalMedia）、数字营销（Digi⁃talMarketing）、数字出版（DigitalPublishing）、数字文本（DigitalTexts）、数字内容产业（DigitalContentIn⁃dustries）、数字资产（DigitalAsset）、元数据（Metada⁃ta）、开放文化（OpenCulture）、数字文化（DigitalCul⁃ture）、网络技术（WebTechnologies）、APP、地图（Maps）等。

3启示

欧洲数字人文相关研究与教育在国内外处于领先地位，而国内数字人文的相关研究刚刚兴起，尤其应注重借鉴国外的先进经验和已有成果，促进数字人文的人才培养与课程建设。3.1构建数字人文知识结构体系。McCartyW在《人文计算》[7]一文中，绘制了一幅人文计算知识结构图。这幅图包括中间的学科中心MethodologicalCommons（如文本分析、数据库设计、数值分析、音乐检索与分析）、上半部分的类属研究（如文学与语言学、哲学研究、神学与宗教研究、历史研究）、下半部分的宏观扩展研究领域（如语言学、计算机科学、社会学、历史学）3个部分。在学科中心与类属研究的中间有双向箭头彼此连接，代表数字人文学科研究领域与研究方法的动态交互性。该图总结了近40年数字人文领域的研究重心，清晰地展示了计算技术被包含在人文学宏观领域的归属关系。[8]开展数字人文知识结构的研究，有助于界定数字人文的学科界限，了解其学科属性，从而也可以为构建数字人文教育体系提供参考。3.2依托图书情报学科开展数字人文教育。从目前情况看，虽然国内有部分高校文科学院已经在数字人文教育方面进行了探索，但从工作的广度和深度来看，其开展的主体仍然为图书情报学科领域[9]。如2011年成立的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依托信息管理等学科优势，整合学校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有关力量，通过召开论坛、开展数字人文项目、、申报基金等工作积极推动数字人文教育。此外，图书馆、博物馆等文化机构也积极涉足数字人文领域，如北京大学图书馆通过组建数字人文课题小组、举办“北京大学数字人文论坛”、启动“北京大学数字人文工作坊”、主编印制《北京大学数字人文指南》等工作，有力地推动了国内数字人文的发展，也突显了高校图书馆在数字人文领域的作用和贡献。3.3开展丰富多样的数字人文培训。在国内数字人文课程体系还未建立的情况下，可以专题培训、研讨会的形式开展数字人文培训和研讨。武汉大学数字人文研究中心举办的“数字人文跨学科论坛”、《清史研究》编辑部主办的“数字人文与清史研究”学术工作坊、北京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院哈佛大学费正清研究中心访问学者徐力恒启动的“数字人文研究技能与方法读书会”、国际数字人文组织联盟（ADHO）举办的“数字人文国际会议”、北京大学举办的“数字人文论坛”等活动是目前数字人文培训的典型案例。3.4整合数字人文课。程对现有数字人文网络课程资源、MOOC资源进行系统收集和分类整理，构建数字人文课程列表，然后利用各类媒体（如微信、微博、学术论坛）进行广泛宣传，让有学习需求的人员能够更方便地找到所需课程和资料。同时，也应鼓励那些有条件的老师利用网络平台及工具开设数字人文公开课程。

〔摘要〕文章基于文献研究和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特点，构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的概念模型；通过问卷获取用户样本数据，并使用SPSS和AMOS软件进行分析，对相关假设和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发现，资源因素、主体因素、基础设施和服务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正向相关关系,并根据研究结果提出了提高用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建议。

〔关键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

1引言

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公共文化服务与数字信息技术结合的产物，以满足公众基本的数字文化需求为目标，以资源数字化、传播网络化、技术智能化、服务泛在化、管理实体化为形式，具有平等性、互动性、公众性、数字技术性等特点[1]。随着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数字农家书屋工程、农村数字电影放映工程等的持续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供给能力进一步增强。但是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利用率不高，满意度不高，利用过程中还存在不同程度的障碍[2-3]。因此，我们一方面需要了解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需求，另一方面需要认识当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存在的问题，探讨如何促进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利用。本文采用结构方程模型方法，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以期准确把握公众需求，为改善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高其供给能力和利用率提供参考。

2研究设计

2.1现有文献中涉及的影响因素。（1）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相关研究。汝萌与李岱在调查中发现公众的信息素养偏低导致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使用难度增大，宣传推广不到位导致服务利用率不高以及数字资源建设针对性不强、易用性不高等问题[4]。王锰等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究分为外部因素和主观建构性因素两个方面，从整体层面、战略层面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进行考量[5]。韦景竹等通过问卷调查民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认知、需求、使用、满意度等，提出要有效地推广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民众使用满意度越高，需求度越高[2]41-46。钱丹与陈雅认为满足文化需求是效能提升的基础和前提，并把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维度划分为信息意识、信息技能、社会影响、使用意向、使用行为[6]。（2）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中的相关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主体范围较广，主要有公共图书馆、档案馆、博物馆、美术馆等，而数字图书馆服务中仅有以公共图书馆为主体的服务，属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由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方面的相关研究较少，而数字图书馆服务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有着许多共性，仅在供给主体范围上存在差异，因此我们可以参考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中的相关研究。马梧桐与张世颖将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影响因素分为个人特质、系统感知及任务特征三个维度，进行实证研究[7]。肖会敏等提出信息资源服务（信息资源完备性、资源更新及时性、信息资源针对性）、技术服务（硬件稳定性、软件易用性、响应速度）、馆员服务（信息意识、专业素养、服务规范、服务态度）、服务方式（同一检索平台、馆内资源整合、馆际互借、用户培训）四个层次构成数字图书馆信息需求影响因素指标体系[8]。徐永丽与李秀英提出用户的信息意识和信息获取能力直接影响信息需求，而外界因素包括网络环境状况、网络信息资源状况、图书馆网络服务的水平与质量等客观因素[9]。综上可以看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及数字图书馆用户信息需求的影响因素主要包括资源、设施、网络、服务水平、个人特质等，这些因素能够为本文提供一定的参考。2.2研究假设。参考相关文献中的研究，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特点，本文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确定为资源因素、基础设施、服务效能、主体因素4个因素。2.2.1资源因素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公共数字文化资源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物质保障。公共文化机构要以开展公众需求调研为前提，建立内容丰富、类型多样的数字文化资源体系，唯有拥有丰富的资源量才能保证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供给能力。与此同时，公共数字文化资源的更新速度要与时展保持同步，新颖的资源更能吸引用户，也更能满足用户不断发展变化的数字文化需求特征。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建设应细分用户类型，建立相应的资源结构。资源结构可按不同学科门类划分，也可按级别层次划分（如研究级、阅读参考级、基础知识级等），只有资源结构与用户知识结构匹配才能为用户所用，并产生实际意义[10]。另外，资源适用性反映于公众能否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找到其所需信息，获得的信息是否与其需求相契合，这会影响用户对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后续利用。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1：资源因素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a：资源总量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b：资源结构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c：资源适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1d：资源更新速度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2基础设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我国把基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均等化作为文化领域全面深化改革的战略目标，但实际情况是不同地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仍然不平衡，突出表现在各地区公共服务场所、网络、配套设备的不平衡[11]。一些乡镇或经济落后地区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资金投入较少，致使当地公共服务场所的选址、网络接入、硬件设备的购置与维护等都受到限制。公共服务场所的选址应根据人口的流动性及实际分布情况而设点，以提高资源利用率、确立有效的服务基础[12]。用户对于硬件设备没有直观感受，只能通过计算机使用的流畅度、配套设备的完整度、网络的传输速度来体会，硬件设备、网络传输情况无疑会影响用户对资源的利用。公众对系统的感知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是系统便于用户使用的程度，二是系统对用户产生作用的程度，这两者程度越高，说明用户使用这个系统需要花的精力越少，系统操作简单[13]。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2：基础设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a：公共服务场所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b：网络传输情况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c：硬件设备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d：系统感知有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2e：系统感知易用性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3服务效能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2015年1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提升公共文化服务效能”等主要目标[14]。2017年7月，文化部印发《“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指出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诸多突出矛盾和问题，其中包括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与群众文化需求缺乏有效对接，服务效能不高[15]。可见，提升服务效能已经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建设的新目标。一般来说，提升服务效能表现在服务能力、服务场所、个性化服务、推广方式与用户信息需求的有效对接。首先，重视数字文化服务营销推广，能够提高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知晓度，扩大其社会影响力,增加用户后续利用[16]；其次，提供一个安静、舒适、整洁的环境,有助于用户提高检索效率,增强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好感,提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效能。另外，服务人员的服务能力也是影响服务效能的重要因素之一，它决定了用户在遇到检索、技术方面的问题时是否能够及时获得服务人员的帮助，以及问题能否及时得到解决。用户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最直观的看法也受服务人员能力的影响。目前个性化服务主要以信息推送服务为主，其过程就是对用户预定的信息进行筛选，将最新信息推送给用户，为用户利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节省时间和精力[17]。以上所提到的因素都是影响用户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3：服务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a：服务能力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b：宣传推广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c：服务环境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3d：个性化服务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2.4主体因素对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的影响。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是当今网络化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组成部分，传统的信息检索方式已经不适用于网络信息检索。公众拥有更强的信息意识和检索能力，才能在分布广、总量大的数字资源中获取需要的信息资源。信息意识是指用户对信息的认识和敏锐性，信息检索能力是指用户获取、选择和利用信息的能力，这两点能够激发潜在用户信息需求。学习兴趣也是影响用户信息需求的重要因素，它是特定情境中的主体与客体相互作用的结果[18]。当人们对某一方面的知识感兴趣时，会积极获取更多这方面的信息，从而更愿意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获取信息，产生更多的信息需求。在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用户的自我效能表现在其使用过程中的行为，面对信息检索时遇到的问题，自我效能低的用户会选择放弃，自我效能高的用户会努力迎接挑战[19]，找到解决方法，从而提高信息获取效率，并进一步对用户需求产生影响。因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H4：主体因素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a：信息意识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b：信息检索能力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c：学习兴趣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H4d：自我效能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呈显著正相关关系。2.3变量体系。表1构建了由资源因素、基础设施、服务效能、主体因素、用户信息需求5个潜在变量和19个观测变量，共同组成公共数字文化服务需求影响因素结构方程模型变量体系。2.4问卷设计与发放本文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确定了理论模型，提出研究假设；为验证模型和假设，结合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特性，确定问卷量表，并进行预调研；之后，对量表中的个别题项进行修正，形成正式问卷。问卷内容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为被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包括年龄、性别、学历、是否使用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等；第二部分为量表部分，采用李克特量表的5分计分法，将量表选项设计为“完全不同意”“不同意”“不确定”“同意”“完全同意”五个答案，分别记为1分、2分、3分、4分、5分，反映被调查者态度的强弱。笔者于2018年12月27日至29日通过问卷星平台在线发放问卷，调查对象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用户，共发放问卷302份，回收有效问卷273份，有效回收率为90.4%。

摘要：为了做好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教学工作，教师应在教学期间，营造良好的课堂文化，利用文化氛围去感染学生，吸引学生更加积极的参与到学习中，确保教学的顺利开展，提高学生的学习积极性。同时，新疆高职少数民族学生比例越来越高，如何在课堂文化内涵的建设中考虑少数民族学生的学情，也是每一位新疆高职教师需要面对的。本文选择就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的内涵进行分析和研究，首先，阐述课堂文化的相关定义、包括课堂文化的内涵、新时代课堂文化内涵定义，为后续内容深入阐述奠定理论基础。其次，阐述课堂文化的几大教学目标，在依据教学目标基础上，给予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的建设有效建议，力求为新疆高职院校以及教师提供理论参考资料。

关键词：新疆高职院校；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内涵

数字媒体艺术把信息技术、数字技术作为依托而发展，以作为迅捷的速度以及妨碍，去传递和反馈更多容量的信息。数字媒体艺术设计是高职院校主要专业之一，此专业把传统艺术作为基础，把计算机技术作为依托，把具有严谨性设计艺术与数字技术有效结合，构建一个多个学科融合的专业，如融合数学学科、传媒以及音乐学科、文学、美术等学科。由此可见，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不仅涵盖技能方面的教学内容，也包含教学文化、知识素养等。因此，教师在教学期间，需注重课堂文化建设，注重传统优秀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发挥文化价值，确保技能培训与文化教学完美统一。

一、课堂文化相关定义阐述

（一）课堂文化内涵。课堂文化上作为一种特殊性、具有聚合性的文化，其也体现课堂教学氛围、教学情境的丰富性以及精神气象。课堂文化从每个学生的角度出发，注重对人的关怀，倡导心与心的相互沟通和交流。只有在具有课堂文化的教学环节中，学生才能够更加的放松、更加的开放。此外，课堂文化也要展现出人道主义精神以及个性，进而强化内在黏贴力与凝聚力，促使学生人格的形成。学校的教学风气、风貌，以及每个班级的氛围、团结性等，也可以利用课堂文化去体现。因此，高职院校教师，必须认知课堂文化价值，注重课堂文化构建。（二）新时代课堂文化内涵。新课堂文化出现就是教育改革的体现。新课改文化倡导和谐教学氛围，注重师生的平等性，否定以往陈旧和过时的文化，强调教师和学生互动，一起去探讨全新的教学模式，引导学生去体验、去感受、去探究、去重新的认知，进而不断的完善自身不足，自主的去提高自身，促进生命的发展。与此同时，新课堂文化，重视学生的发展，展现新课程的课堂教学全过程，重视体验，并重新的探究相关基本理论[1]。

二、新时代新疆高职数字媒体艺术设计专业课堂文化原则

1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

数字化环境下的校园文化建设的内容主要包括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这四个方面。校园文化是一个学校发展最重要也是最根本最持久的动力来源，作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文化、教师文化、学生文化、课堂文化是数字化环境下校园文化建设的主要内容。

1.1全力构建厚重的环境文化

校园环境反映了一所学校的精神面貌和形象，它潜移默化地传播了精神文明。学校应当用心构筑多元化的环境文化，让学生在其熏陶中感受到民族文化的魅力。学校可以利用数字化校园的设施，构建新型的师生关系。比如，建立一个学生成长网站，由师生共同参与，记录学生成长过程中的改变，包括心得、体会、成绩、获奖情况等等，鼓励学生能够发现自己的长处，用功学习。通过网络，学生开辟了师生互动交流的新天地，可以很好的构建新型民主平等的师生关系。

1.2全力构建创新的教师文化

随着时代的变化，教师要时刻紧跟教学要求，不断提升自我的教学水平与科研水平，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学校在管理过程中要发现和肯定教师的价值，建立了相应的人性化管理制度和管理措施，为教师营造一种良好的氛围，即能适应教师并使其能不断地自我提高和完善的教育环境。

同志们：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这里举办数字电视基础业务培训班开班仪式，平时大家在一线工作十分辛苦，能借此机会和大家见一下面，沟通一下思想，我感到很高兴。首先，对大家这段时间在我台数字电视新业务发展上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亲切的慰问和衷心的感谢！这次业务培训的主要任务是学习数字电视基础知识，进一步统一思想、提高认识、明确任务、集中充电，规范操作，提高技能，有力推动有线电视数字化健康有序发展。下面，我讲三点意见：

一、我区数字电视发展的现状

数字电视是科技发展和国家信息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广播电视发展和市场竞争的必然选择，发展数字电视是关系到有线电视网络前途命运的大事。模拟有线电视由于其落后的技术手段造成了目前业务单一、内容匮乏等不足。只有采取数字化改造和双向传输，才可能承载更多高清晰度的节目内容，才能实现互动点播、信息咨询、宽带上网、股票交易、电子政务等多样的增值业务。推进有线电视由模拟向数字的转换，是适应科技进步、服务国家信息化建设、加快广播电视和信息产业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广播电视事业在将来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争得一席之地、得以延续发展、不断壮大的急迫需要。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广播电视数字化工作。国务院去年和今年的工作要点都要求加快推动广播电视数字化，国家中长期科技发展规划、国家信息化规划也都对广播电视数字化提出了要求。去年以来，有关中央领导同志多次批示要积极利用数字化、网络化等高新技术武装自己，占领阵地，发展产业，拓展市场。近年来我国的数字电视发展得到飞速发展。2009年底达到了6500万户，两年内在全国范围内发展数字电视已经占全国1.7亿户有线电视用户的0.37%。数字电视已经开始走进千家万户。随着数字电视的普及和精神文化需求进一步提高，我们江津人民开始逐渐认识了解数字电视这一新生事物，群众期盼能够早日看到数字电视。作为广电部门，我们电视台不等待，不观望，结合实际本区实际，采取市场推广的方式，逐步开展了数字电视。在“市场推广”中，我们用低成本的价格让用户自愿购买我台提供的机顶盒，抢占这些相对高端的用户。技术上采用数模并传的方式，让数字电视服务和模拟电视服务在同一条信道上同时传输，针对不同用户提供不同服务。并且在数字电视定价标准的基础上降低了多项价格，希望吸引用户，培育数字电视市场。目前，我们的前期工作进展顺利，人民群众购买踊跃，已经达到3000多户，对数字电视的发展前景，我们全台上下信心十足，士气十足，同时也是干劲十足。

二、开展数字电视基础培训的重要性

【摘要】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和互联网的异军突起，大数据时代已然到来，并且逐渐成为人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重要工具。在群众文化领域，信息化和数字化越来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尤其是数字文化馆的建设和投入使用，更是群众文化活动的新阵地。本文基于数字文化馆的产生背景、基本组成和主要特点，对数字文化馆所带来的群众文化创新展开论述，以供参考。

【关键词】数字文化馆；群众文化创新；互联网；资源共享

所谓数字文化馆，指的就是以互联网作为依托所建设的线上文化活动中心，其建设主体一般是文化馆，建设载体一般是网站。由于物质水平的提升，群众对于精神文化的需求也越来越大，普通的文化活动很难真正做到百分百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而建设数字文化馆则能够挖掘文化馆的文化信息资源优势，突破时空限制，在不同的时间、面向不同地域的用户，提供文化信息服务。

一、互联网时代的群众文化新阵地——“数字文化馆”

在互联网时代，群众文化的形式和内容都有了很大的更新，尤其是数字文化馆的出现及应用大大丰富了群众文化的层次，使群众文化得到了进一步的优化与创新。下面笔者将从数字文化馆的产生背景与基本组成两个方面来展开论述。（一）“数字文化馆”的产生背景。在互联网时代，移动互联网的普及使数字化、信息化成为了当下的重要趋势，大大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群众文化能够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文化权益，但是要想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文化需求，还需要搭乘移动互联网的班车。2015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了《关于加快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意见》，提出要充分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让老百姓可以随时随地享受公共文化服务，提升公共文化服务的效能。根据“两办”意见，文化部加快推进数字文化馆建设，提升文化馆全民艺术普及职能。到2020年，数字文化馆的发展已然如火如荼。（二）“数字文化馆”的基本组成。纵观当前的数字文化馆，包括了很多部分，其基本组成部分主要包括网络云平台、数字资源库、线下互动体验空间。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三个组成部分进行简要的介绍。1.网络云平台。在数字文化馆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就是网络云平台。网络云平台能够极大地满足群众随时随地的文化需求，通过在线平台进行群众文化活动的预约、场馆的预定、赛事活动的宣传、志愿者服务、艺术培训等。2.数字资源库。数字文化馆具有非常多的数字资源，比如，有当地的一些地域文化的介绍，历史、人文、科学、艺术等方面的特色文化资源，并且分门别类，一些数字资源还能够形成培训体系，形成数字资源的共享。此外，很多数字文化馆与其他文化类网站进行了链接，如此就非常方便群众通过链接来了解更多的内容，掌握更多的数字资源。3.线下互动体验空间。数字文化馆不仅仅只有线上网站所呈现的内容，还可以开辟线下互动体验空间，在文化馆引入数字化的装备和系统，为群众创设可以体验的空间，使文化馆增添一些科技元素。比如安徽的马鞍山数字文化馆就分为线上服务平台和线下体验馆两大部分，其中线下体验馆分为11大区域，是一个运用了虚拟场景、全息投影、裸眼3D等现代技术的大型实体互动体验空间，使群众真正体验到了高质量、高水平的文化服务。

二、“数字文化馆”的主要特点

1研究背景

2019年，在“文旅融合”的背景下，文化和旅游部制定并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1]，对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这两大全国数字文化惠民工程建设管理单位提出了更高要求，以期通过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着力提升服务效能和服务水平，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整合数字文化资源，推进“互联网+公共服务”，提高公共文化服务的丰富性和便利性[2]。特别是进入新时代以来，随着传统的阵地服务、网站服务方式逐渐转向更为便捷的移动服务，如何借助“一站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平台为基层提供服务成为了新的发展课题。为此，笔者结合全国地市级以上图书馆和文化（群艺）馆馆长培训工作和2019年春雨工程援藏小分队（拉萨）活动，于2019年6—8月开展了面向全国地市级文化馆、图书馆两馆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现状的调研，了解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在基层的基本情况，并得到相关经验及建议，为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发展在基层的落地推广探索有效路径。

2研究内容与研究方法

本次研究着重调研全国图书馆、文化（群艺）馆公共数字文化工程的工作现状、服务绩效及融合发展前景，通过总结经验，归纳问题，以促进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在全国各地基层特别是中西部贫困地区的融合发展。由于本次研究对象涵盖全国东中西部图书馆、文化（群艺）馆，其地域之间、馆际之间存在基础设施、人力物力、服务对象的显著差异，因而服务方式和服务效能也存在着不同。针对这些差异，笔者对东部和中部等服务基础较好的地区，主要采取了抽样问卷调查的方式，抽取部分参与培训的地市级以上两馆学员发放了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64份，其中图书馆97份、文化（群艺）馆67份，主要目的在于掌握基础服务数据；而对西部地区主要采取了分组座谈结合现场实地走访调查的形式，走访了西藏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金珠西路文化站和城关区噶玛贡桑社区文化活动中心，在了解共性问题的基础上，对革命老区、贫困地区、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及边境地区等存在的问题，给予重点调研。将两部分综合考量，以数据反映问题，以问题印证数据，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3基层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现状

在分组讨论和实地走访过程中，收集到了来自各地的意见、建议、经验和问题，按照工程融合发展的任务细分[3]，综合整理如下。3.1统筹协调方面。部分省馆提出，整个融合创新发展的方案对于基层尤其是省市级及以下的方案，要求还不够明确。建议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起草正式的指导意见与实施办法，由省文化和旅游厅下发，分别详细说明地市级、区县级的融合工作要点和路线规划。同时，在强化激励机制和保障措施特别是社会化合作方面，与社会力量合作尺度、力度怎么掌握，希望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给出具体案例指导，确保与社会力量合作有序、有度开展。3.2经费保障方面部分地区反映了运营经费不足的问题。问卷结果显示，图书馆年运营经费（以2018年为例）平均为1741万元/馆，尤其是部分东部地区图书馆，从当地财政方面获取的支持力度较大。而文化（群艺）馆年运营经费平均为587万元/馆，与图书馆存在一定差距。此外，图书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过程中获得的资源采购经费、平台建设经费等均高于文化（群艺）馆。下一阶段，随着《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实施方案》细化落地，文化馆、图书馆两馆的任务分工将向“能融则融，宜融尽融”方向发展，两馆在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经费分配方面将逐步趋于科学。西藏自治区县级综合文化活动中心工作人员提出：西藏每年都有“三区人才”专项培训经费，但由于相关财政管理制度制约，经费的使用范围有限，每年有大量经费结余，出现了“有钱不能用”的现象，也亟待当地文化和旅游部门协调财政部门积极解决。3.3平台建设方面。地市级文图两馆的年均数字化运营经费分别为图书馆52万元/馆和文化（群艺）馆29万元/馆，数字化平台建设运维经费分别为图书馆25万元/馆和文化（群艺）馆29万元/馆，数字资源建设经费分别为图书馆62万元/馆和文化（群艺）馆10万元/馆。依托数字化手段特别是数字化平台开展面向基层的公共文化服务，已成为越来越多文图两馆的基本服务手段。更多的文化（群艺）馆迎头赶上，在数字化平台建设和运维方面投入了更多财力。在座谈中，部分地市级文图两馆提出：之前依托公共数字文化工程项目向基层下发的PC机、一体机等，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面临更新换代的问题。如果不给予更新，部分基层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将无法开展。同时，部分文化（群艺）馆和图书馆承接了地区文化云建设任务，馆际之间横向上只有简单的数据和资讯对接，内容和资源对接尚不充分，地区之间的联系有待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大数据工作由各省文图两馆单打独斗来做比较困难，建议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统一规划，对各省进行业务指导。3.4人才队伍建设方面。专业人才短缺是各地文图两馆特别是文化（群艺）馆面临的主要难题。调查问卷显示，文化（群艺）馆平均工作人员总数为34.67人/馆，图书馆平均工作人员总数为69.85人/馆，图书馆平均工作人员总数几乎是文化（群艺）馆的2倍。其中图书馆馆均专职人员为52.89人，文化（群艺）馆馆均专职人员为28.33人，文化（群艺）馆专职人员占总工作人员比重略高于图书馆。同样，参与文化志愿服务的志愿者人数相差也较为悬殊。例如，福建少年儿童图书馆年均志愿者总数达到2万人次，而不少中部地区中等规模城市年均志愿者人数不到百人。尤其在以西藏为代表的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区/县一级没有设立单独的文化（群艺）馆和图书馆，而是以综合文化活动中心的形式提供服务。例如，拉萨市堆龙德庆区综合文化活动中心专职工作人员只有6人，远远无法满足当地群众基层文化活动需要。3.5资源建设方面。经过多年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建设，目前各省都已积累了大量拥有知识产权的地方特色资源。但是，原有资源建设成果在当下不能很好地适应于移动互联网服务需要，在后续投入服务过程中需要经过转换和再次编辑才行，盘活存量资源成为制约各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一个关键环节。有市馆指出，未来应该重点考虑移动端服务。“两微一端”不仅更利于宣传，也能让公众更方便快捷地获取公共文化服务，建议将移动端的资源建设与服务纳入中央财政重点支持的范围。此外，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融合创新发展将对工程资源建设等各方面工作制定新的标准。标准变更后，对于以前完成的资源建设项目，其验收流程是否会受到影响？如何能在新标准和原有标准的过渡期顺利完成原有资源的续建和转换？这都是各地特别是参与资源建设的省级文图两馆提出的比较集中的问题。3.6宣传推广方面。各馆线上服务特别是“两微一端”建设情况也是本次调研的重点。在本次问卷调查中发现，提交了调查问卷的97家图书馆中，有85家图书馆拥有自己的官方网站（部分图书馆根据专业功能的不同，开设了两个以上的网站）；37家图书馆上线了手机APP；84家图书馆开设了微信公众号/服务号；49家图书馆开设了官方微博；还有部分馆开设了以官方QQ群和支付宝公众号为渠道的其他服务方式，以及抖音官方号等多种形式的宣传推广渠道。文化（群艺）馆方面，67家文化（群艺）馆中，共有51家文化（群艺）馆开设了官方网站；12家文化（群艺）馆上线了手机APP；58家文化（群艺）馆开设了微信公众号/服务号；4家文化（群艺）馆开设了官方微博；部分文化（群艺）馆也通过建设群文数据库、链入本地公共文化服务平台等方式，拓展服务和宣传渠道。通过调查结果可以看出，各地文图两馆在新媒体服务方面已取得了一定的成效。已有部分文化（群艺）馆和图书馆入驻了微博和抖音平台。部分文化（群艺）馆和图书馆希望发展中心和国家图书馆能够从公共数字文化工程角度与各新媒体平台开展更多合作，打造全国范围的新媒体合作矩阵，依托新媒体平台对更多优势资源和特色文化活动进行宣传推广。

一、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赋能乡村振兴的可行性

（一）政策制度体系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支撑

近年来，推动数字乡村发展成为国家乡村发展的重点战略方向，也是建设数字中国的重要内容。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指出，通过乡村文化网络阵地建设，推进乡村优秀文化资源数字化，加强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保护与传承。[2]2022年《数字乡村发展行动计划（2022—2025年）》公布，对“十四五”时期数字乡村发展作出部署安排，实施乡村网络文化振兴行动。[3]2022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做好2022年全面推进乡村振兴重点工作的意见》提出，大力推进数字乡村建设，以数字技术赋能乡村公共服务。[4]这些顶层设计，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制度支撑和保障。

（二）城乡一体化建设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基础

“十三五”以来，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取得重大进展。公共图书馆、文化馆等公共文化设施网络日益完善。根据《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要求，落实公共服务领域重点改革任务，相继实施了县级“两馆”、乡镇综合文化站建设，覆盖城乡的公共文化设施网络逐步形成，截至2019年底，1649个县（市、区）建成文化馆总分馆制，1711个县（市、区）建成图书馆总分馆制。截至2020年6月，共建成基层综合性文化服务中心56万个，覆盖率超过95%。[5]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成效显著，进一步提高了公共文化服务的可及性和便捷性。

（三）新技术为农村公共数字文化服务提供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