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能力量学范文10篇

准确把握全球数字贸易的发展趋势

2020年的新冠肺炎疫情暴发给全球贸易带来了巨大冲击。世贸组织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货物贸易量同比下滑5.3%；联合国贸发会议数据显示，2020年全球服务贸易同比下降15.4%。与此同时，由于大多数国家采取了限制人员流动的防疫措施，线上需求迅速增加，加速了数字贸易的发展，2020年全球数字贸易虽有下滑，但同比仅下滑1.9%，远远低于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跌幅。可以说，数字贸易已成为国际贸易中的新亮点，是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数字贸易既是贸易创新发展的引领者，也是各国争夺新一轮国际贸易规则制定主导权的焦点。目前，数字贸易在全球范围内得到高度重视。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高度关注数字贸易，自2008年起，法国、日本、欧盟、英国、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纷纷制定数字经济方面的战略规划，积极抢占数字经济制高点，力图将数字经济和数字贸易打造为未来经济发展的新引擎。从国家层面看，为抢抓数字经济发展先机，2019年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贸易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培育新业态，增添贸易发展新动能，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2020年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推进对外贸易创新发展的实施意见》提出，创新业态模式，培育外贸新动能，加快贸易数字化发展；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也提出，要提升贸易数字化水平。从省级层面看，兄弟省市正积极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推进数字贸易快速发展。北京于2020年印发《北京市关于打造数字贸易试验区实施方案》，率先推动跨境数据流动试点；上海在《上海市数字贸易发展行动方案（2019—2021年）》中提出打造数字贸易国际枢纽港；广东在《广东省数字经济发展规划（2018—2025年）》中提出，将广东建设成为国家数字经济发展先导区、数字丝绸之路战略枢纽和全球数字经济创新中心；浙江已于2020年实施《浙江省数字贸易先行示范区建设方案》，并在《浙江省数字经济发展“十四五”规划》中提出，加快打造全球数字贸易中心。

深刻认识数字贸易带来的深远影响

数字贸易因其先天的特殊性，将会给基于全球价值链构建的国际分工投资贸易体系带来重大冲击，影响广泛且深远。数字贸易将改变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地理构成。根据世贸组织划分标准，国际贸易成本主要包括运输物流成本、跨境成本、信息和交易成本、贸易政策障碍等四大部分。数字技术的运用使得上述成本均得到不同程度的下降，自然资源禀赋和区位优势的重要性也因此下降，贸易参与国（地区）的相对比较优势发生重大改变，进而影响到国际分工和国际贸易的地理分布。例如，3D打印技术可通过减少零部件交易量以及支持靠近客户的分散生产而大幅度降低运输物流成本。数字贸易将改变国际贸易主体的构成。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给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带来历史性发展机遇，将有效促进广大发展中国家的普惠性增长。同时，互联网等数字技术的应用，还能有效降低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市场准入门槛和开拓成本，使其更加专注于产品研发，有助于其快速增强全球竞争力。依托数字技术的数字贸易能迅速壮大中小外贸企业和发展中国家（地区）等国际贸易主体力量，稀释其他国际贸易主体的权重。数字贸易将冲击知识产权等国际经贸规则。数字贸易模糊了数字产品（服务）与传统知识产权的边界，容易引起知识产权纠纷，特别是以设计、软件等形式提供服务的数字贸易更易引起纠纷。数字贸易还会因为设计和生产相分离现象冲击原产地规则等现行的国际经贸规则。

科学谋划江苏数字贸易的发展路径

数字贸易是江苏打造国际经贸合作新优势，推动开放型经济向更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途径。面向未来，我们既要看到江苏信息化建设水平较高、数字经济发展基础较好等客观现实，又要科学研判数字贸易发展趋势，积极探索具有江苏特色的数字贸易发展路径。推进数字产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提升数字产品国际供给能力。研究出台数字产业发展专项规划，挑选培育江苏本土化的数字化平台企业，以平台为载体、产业链供应链建设为核心、全球客户需求为导向，构建自主可控的数字经济创新生态。大力引进各种类型轻资产数字企业，推动江苏数字产业融入全球数字经济大市场，借助国际市场力量，全面提升数字内容服务、社会媒介服务、搜索引擎服务等数字产品国际供给能力。支持制造企业使用大数据、5G和云计算等新技术进行产品流程再造，完成生产供应链数字化管理和服务环节数字化转型，通过数字化赋能制造业，提升其数字产品的国际竞争力。构建良好的数字贸易发展环境，促进数字贸易企业健康有序发展。当前，全球数字贸易发展快，涉及领域广，业务繁杂且交叉现象普遍，正处于野蛮生长阶段，已出现肆意收集数据、无视个人隐私、危及国家数据安全等不良现象，需要及时予以规范。要以自贸试验区为依托，积极探索数字技术与贸易融合发展的新模式，争取在跨境数据流动、数字知识产权保护、数据安全、数字平台责任等方面先行先试，加快研究出台数据安全评级、个人隐私保护、数据资源确权、非涉密数据开放、跨境数据流动等相关配套制度，为江苏数字贸易健康有序发展保驾护航。加强高端人才引进和培养，为数字贸易提供强有力的智力支持。学习借鉴先进国家和兄弟省市的有益经验和做法，研究制定江苏数字贸易高端人才分类标准，并进行人才认定和补贴，提升江苏对数字贸易高端人才的吸引力。创新数字贸易人才培养模式，引导在苏高校、科研机构、龙头企业、产业联盟、行业协会和社会职业培训机构等多方资源，开展产学研合作和产教深度融合，共同制定数字贸易国际人才培养标准，联合开发理论课程和实践基地等教学资源，建立高效的数字贸易人才培养体系。注重人才终身学习和人才教育国际合作，积极探索建立数字贸易人才在线学习平台和人才教育国际合作机制，逐步完善数字贸易人才创新创业生态。深化数字贸易领域国际合作，提升江苏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话语权。与货物贸易相比，数字贸易规则制定远远落后于其发展现状，数字贸易国际规则制定呈碎片化态势，在数据已变成重要生产要素的当下，加强国际磋商协调、推进规则体系重构日益紧迫，全球性数字贸易规则制定将成为各国争夺的战略制高点。要积极加强与数字贸易强国的国际合作，鼓励产业界、学术界、民间机构等广泛开展各种形式的合作，积极融入国际数字贸易，共同协商促进规则制定和国际治理体系完善，提升江苏在国际规则制定领域的话语权。

一、、选题原则

以档案用户需求为原则，为档案用户服务，是档案馆工作的根本宗旨。为此，档案馆数字化资源建设应做到：

(一)以满足用户需求为原则

要认真了解、研究档案用户的需要、兴趣和接受能力，以便有针对性、有目的地考虑选题和进行选题策划，满足用户在学习、工作、研究和精神生活等方面的利用需要。档案用户是复杂的社会群体，有年龄、职业和地域等方面的区别。年龄、职业、地域相同的用户，因思想文化素质不同，又分为不同的层次。这些档案用户的工作需要、学术兴趣是各不相同的，设计选题、进行选题策划时，要根据具体的档案用户的实际情况，研究、决定所选档案的内容、层次级别、载体形态、文献类型、数字化成品的类型等。

现代档案馆馆藏建设与传统档案馆馆藏建设的最大区别在于：传统是“从头做起”，是从浩瀚的档案中撷取符合本馆需要的档案，经加工编写给予档案用户参考利用；现代是“从尾做起”，掉过来操作，“整合”是其要义。换一种说法：前者是以计划为特征；后者则是以市场需求和吸引利用者为特征，*注意力经济吸引档案用户。

(二)注重发挥档案的特殊功能

1数字化环境下公共文化服务建设趋势

1．1数字文化服务方式是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分支

在数字化、网络化环境下，传统的公共文化服务方式不能完全满足现有的信息需要，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等文化机构接待和服务能力有限，必须借助数字化的方式实现文化产品和服务的传播与推广。

1．2公共文化服务需要虚实结合的环境

在数字环境下提供服务需要实体空间和虚拟数据相结合的方式，开展服务不是漫无边际，而要受到相应制度的约束、网络规则的制约、资源多寡的限制、管理能力的强弱以及服务本身目的的指向要求等。在高新技术迅猛更迭的时代，信息、数字、网络的应用为公共文化的传播发挥“快铁”作用，促成公共文化服务中的数字文化服务，囊括数字平台、数据资源、网络服务、终端体验等等。

1．3数字时代公共文化服务的重要手段是数字环境

一、数字艺术教育的主要问题

1.数字艺术设计教育缺乏文化根基

国内一些院校师资队伍中，最为缺乏的是既具有深厚理论知识和艺术修养，同时又拥有实际项目操作能力和创作经验的老师。

目前有些院校的课程设置问题很多，过多考虑使用器材、软件的能力，缺少相应的人文课程，如戏剧学、影视心理学等。另外需要大量的影视赏析、影视剪辑、音乐剪辑课程，去掉一些计算机课程的设置，这样将有利于提高学生的人文艺术修养。

2.数码艺术教育体系不完备

中国美术学院媒体动画学院图形图像研究中心主任曾立人教授，借鉴北美的教学体制，把教学体制形象地分成金字塔形，其包括三个等级：最底层的是技术手段型，以软件、硬件为侧重点来教学的模式；其次是原创内容型，以培养创意为主的教学模式；最顶层的是人文关怀型，与国际化接轨，培养可用性研究人才为主的教学模式。

1引言

从党的十六大到，中国语境下的治理内涵与治理思路日益清晰。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总要求下，政界与学界开始思考本领域与国家治理现代化的关系。许多学者利用治理现代化的视角进行研究推动。通过文献回顾，文化治理、社会治理、公共文化治理等成为学者思考文化与治理耦合性关系最多的研究主题，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则是具备前沿性与现实性较高的研究内容，经历了一段时期的研究推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及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进入学术界视野。

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现状及治理概况

公共数字文化首先在存在形式上实现了数字文化与纸本文化等实体文化的区别，同时用公益性、公共性规范了数字文化的边界，赋予其内涵，最终通过公共服务实现其价值，从而使公共数字文化这一概念成立。2.1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现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是公共文化服务体系建设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宏观上来说，公共数字文化指在全社会范围内产生的能被公平获取、公共利用的具有公益性、数字性的文化产品及文化服务的总和。大部分来源于政府机构、文化事业单位，小部分产生于企业、社会团体和个人。狭义上的公共数字文化是指，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公共电子阅览室建设计划等重点工程为基础，打造的公共数字文化资源库群，构建的互联互通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网络过程中产生和实现的文化形态，通称之为公共数字文化。虽然公共数字文化建设格局宏观，但是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解。（1）作为承担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主体工作的公共图书馆和文化馆逐年增加。截至2016年底，我国公共数字图书馆3172所，文化馆3338所[1]。包括档案馆、博物馆在内的公共文化机构主要承担资源整合、服务推广、巩固公共数字文化基础设施等功能。（2）积极的智库支持。目前，全国共建有包括北京大学和上海市图书馆等在内的6个国家公共文化研究基地。2015年12月“大数据与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研讨会”在上海图书馆召开，会上《公共文化服务领域大数据应用研究》报告。2016与2017年底，公共数字文化研讨会分别在上海图书馆与苏州市公共文化中心召开，会议主题分别为“共话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方向及对策”以及“智慧时代的公共文化空间服务”。（3）从三大数字文化工程到国家公共文化云。在三大惠民数字文化工程中文化共享工程承担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要任务，截至2015年底，文化共享工程数字资源总量累积达到532TB。地方特色资源建设量达到459TB，累计立项724个，中央财政专项经费投入约9亿元[2]。文化共享工程现有六级服务网络和国家公共文化数字支撑平台构成了国家公共文化云的基础。国家公共文化云的推出具有标志性意义，成为了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总平台、主阵地，于2017年中国文化馆年会期间开通。（4）从2011年到2017年我国出台的公共文化政策中涉及公共数字文化内容的达42项。其中《关于进一步加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的指导意见》与《“十三五”时期公共数字文化建设规划》起到了阶段性的纲领作用。2017年3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文化服务保障法》与2017年11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共图书馆法》的先后出台，使公共数字文化有了更清晰的身份认识与目标规划，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从标准化、管理化走向法制化、治理化。2.2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特点以及面临的困境。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中，国外并没有完全对应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概念[3]。各国在公共文化服务、数字文化建设上各有特点。美国的公共文化服务产品主要来自市场，图书馆、美术馆、博物馆成为数字文化建设的主体，通过项目合作来实现数字文化的建设与服务。法国采用“政府主导型”文化治理模式，文化的财政投入通过签订契约的方式确保公共财政支出效益。而英国在文化事务管理中一直保持“一臂之距”，使用中介机构独立承担文化财政的投入与分配问题，通过分权使政府与民间保持一种间接的关系，用新的治理主体来分担政府的工作[4]。各国不同的文化治理的模式取决于政治体制与法律制度的差别。在我国公共数字文化概念孕育于国家“十二五”规划设计，之后实现了快速度发展。2016年我国一般公共预算资金为208.62亿元，其中51.57亿元用于推进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站）等机构的建设；130.06亿用于基层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完善[5]。我国的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以国家项目为基础，国家数字网络为支撑，国家与地方共建，承担了公共文化服务、全民素质提升、文化扶贫等重要任务，同时也是国家文化管理向文化治理转变的重要方式。虽然我国公共数字文化建设取得了显著成绩，但仍存在较为突出的矛盾。（1）资源与需求的矛盾。各公共数字文化工程之间长期缺乏统筹规划，影响资源的有效聚拢，这成为公共数字文化发展中的核心难题。资源提供与公众文化需求之间存在脱节，同时因为缺乏互通互联机制，改善进程缓慢。（2）给予与接受的矛盾。公共数字文化的文化福利角色，使得公共数字文化的服务处于政府包办的旧习中，建设趋于行政化，投入导向指向政绩，这种自上而下的服务方式，容易形成统一的服务制式，很难满足民众的个体个性化需求与整体广泛性需求，最终会影响公众对公共数字文化接受度及服务效果。（3）实效与评估的矛盾。公共文化服务很容易落入追求名义上的无差别供给。统计意义上的文化服务设施忽略了文化复杂性、族群异质性、地方差异和个体多样性，相应地，也由于各种原因造成了设置空置、项目遇冷的情况[6]。而评估过程中缺乏全国性行业性的基本规范，形式也为上级对下级的考核，加之，公共数字文化不作为传统文化形态而被人们所熟知，社会认知度低，价值估量难，导致评估效果易失实、偏颇，无法展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真实水平。以上三类矛盾的存在及其不良影响，使得近年来的学界开始探讨用治理的理念来统筹公共数字文化发展，改变公共数字文化的发展格局。2.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与实践探索。目前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的逻辑起点，是将治理核心理论与公共数字文化发展形态对接。寻找治理理论为公共数字文化建设与发展的帮助存在两种认识，第一，是公共数字文化领域内通过治理，发展公共数字文化的内在需要；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国家治理、文化治理及治理能力在公共数字文化领域的延伸表现。现有的研究中大部分学者基于第一种解释，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指“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制度治理以及各项业务的内容治理，是公共数字文化事业作为一个整体而存在”[7]。基于第二种研究思路的学者认为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不仅要实现对数字文化内容的治理，更强调宏观性和战略性，发挥数字时代优化社会环境的职能，通过不断调整，优化与经济、政治、社会的关系，促进国家治理”[8]。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理论中，多中心治理、协同治理、整体治理具有代表性。多中心治理强调治理主体的多元性，形成政府与社会主体平等合作的网格结构。协同治理的研究中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数字协同，通过数字传播技术在公共服务中的运用，而打破政府传统社会管理和服务方式的一种变革，可以有效提高行政绩效水平[9]。而传统文化管理模式中的服务碎片化和分散化、社会参与度低等问题，成为公共数字文化整体性治理研究的基础[10]。目前，公共数字文化的治理实践还处于摸索阶段，我们可知的治理实务有几种形式。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的社会化合作。业务外包与服务推广是公共数字文化服务中社会化合作程度较高的两类，国家数字文化网、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在网站建设、资源数字化加工过程中都与市场企业进行了程度不等的业务合作。法人治理结构。2014年9月，文化部颁布了包括南京图书馆、广东省博物馆在内的10家国家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试点单位名单。2017年国家《关于深入推进公共文化机构法人治理结构改革的实施方案》，计划分两步走，到2020年，市（地）级以上规模较大的公共图书馆、博物馆、文化馆、科技馆、美术馆等基本建立以理事会为主要形式的法人治理结构。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目前国家鼓励建立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的机制。2015年的《关于做好政府向社会力量购买公共文化服务工作意见的通知》中，首条明确“公益性数字文化产品的制作与传播”为购买内容。政府购买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这一形式，不仅改变了政府与公共文化服务机构，与社会组织，与市场等多种基本关系，而且重构了实施公共数字文化服务的主体的结构关系。

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理论解释

公共数字文化治理属于国家治理体系，具体而言是在文化治理范畴之内，其理论支撑、实践路径都根源于国家治理及文化治理之中。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是以文化治理为研究基础，加上技术思辨，形成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研究思路。3.1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从应用层面来讲，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研究向实践转化的过程与成果。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作为一套综合系统，可以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来进行简单解构，他们之间形成了结构与功能的关系，治理体系是实施治理的基础，而治理能力是实现治理的保障。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需要分三个层次，第一，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研究；第二，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研究；第三，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研究。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按照“设施——资源——服务”来构建的系统。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体系是形成高效科学治理能力的基础，治理能力的表现是治理体系完善与否的重要体现。治理能力是治理体系整体功能体现，也是治理体系各部分运行的制度力量与治理效果的展示过程。3.2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维度划分及基本构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是个综合概念，维度划分基础为公共数字文化的特性、公共数字文化的能力建设及能力作用。将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初步划分为三个维度：第一个维度为治理主体，具体包括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公众；第二个维度为治理过程，治理是一个过程性概念。具体包括准备阶段、实施阶段、产出阶段和结果阶段；第三个维度为治理能力类型。具体包括战略策划能力、资源整合能力、价值塑造能力、公正保障能力和创新创意能力等能力。虽然维度划分存在弊端，容易将公共数字治理等同于若干领域、若干要素的叠加，无法体现治理的整体性与协同性。但是，也便于厘清能力要素与能力结构间的逻辑，而对能力类型的具化分析展现了公共数字文化能力现代化特征。（1）战略规划能力。是治理能力的一项共性能力，指对全局性治理问题进行战略考量与步骤设置。战略能力也是一种宏观能力，是方向性的把控力，而在实践层面战略能力又具化为科学的决策能力，更多的表现为治理主体在决策决议时体现的科学素养和实力水平。（2）资源整合能力。主要表现为信息组织能力和数字化能力。主要体现在将公共系统之内，服务于公众的数字文化资源整合、数字化，成为全社会范围内能够问询、获取、调用的资源。公共数字文化的资源整合能力是实现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前提。（3）价值塑造能力。主要体现于公共数字文化作为文化产品的人文价值和社会价值，以及在治理过程中挖掘、展现、塑造公共数字文化价值的作用表现，最终目标是公共数字文化引导并影响社会公众价值观。（4）创新创意能力。公共数字文化的创新创意能力主要依靠于公共数字文化的数字化特性，是通过数字技术驱使而产生的革新力，以及在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过程中的创新治理方式，促进制度改革的能力。（5）公平保障能力。公平保障能力就是如何通过公共数字文化服务解决区域公共文化发展不平衡、资源获取阻碍等问题，保障资源共享、全民公用，促进公共文化服务的均等化目标实现。3.3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表征分析。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可以参考国家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的定义，“现代化即是在科技推动下，整个社会已经或正在发生着积极变化的过程”。从目前的研究可见，“三表征”（制度化、公平化、有序化）、“四表征”（民主化、法治化、文明化、科学化）、“五表征”（制度化、民主化、法治化、高效化、协调化）为治理现代化表征的多重认识[11]。公共数字文化本身就是具有先进技术支撑的文化样态，因此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表征更多的从公共数字文化的属性入手，并结合治理目标而确定。（1）制度化。制度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的关键变量和核心，通过构建公共数字文化制度体系，将规范理性、共建共治、平等协作等理念传达到公共数字文化发展的方方面面,引起思想观念、组织方式、行为手段的变革，实现传统管理模式向治理模式的转变，同时，这一过程中，还体现出新科技推动，新理念扶持、国际化视野等现代化特征。（2）多元化。主体多元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本质特征。多元主体治理可以实现共同治理的网络结构，从而合理配置资源、有效解决冲突，并形成平等合作的治理风格促进公共数字文化治理主体的潜能发挥。（3）协同化。协同化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特征,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本质要求。公共数字文化治理是包含多要素、多单元的系统运行，各要素各单元之间相互作用，各子系统间影响复杂但又相互协同。（4）高效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通过决策科学化和执行高效化，最大限度增大社会效益，这也是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现代化建设的目标之一。（5）公平化。公共数字文化治理的实务是通过对公共数字文化的有效治理，充分体现社会公共文化服务追求的均等化目标，健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体现社会公平正义，平等自由。

［提要］当前，数字化与城市发展相结合已逐渐成为全球城市发展的主要趋势。本文基于我国大数据产业迅猛发展、规模持续扩大以及国家大力开展城市数字化转型建设大背景，通过对保定建设数字化标杆城市必要性分析，对当前数字化转型过程中遇到的问题提出解决路径，从而助力保定市数字化转型标杆城市建设。

关键词：保定；数字化；城市转型

当前，数字化特征在全球经济中的趋向性越来越明显，数字化生产力逐步成为人类社会进入新阶段的主要标志。当前，全球已经有超过170个国家发布了国家数字战略，数字化转型已成为世界各国发展的火热赛道。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数字经济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十四五”时期，数字技术将成为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点方向，数字转型将作为重要引擎为培育经济增长提供新动能，数字经济也将成为构建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内容。为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重大决策部署和《“十四五”规划纲要》有关要求，保定市发布《数字保定建设“十四五”规划》，明确提出，以“12346”的发展思路支撑起数字保定建设总体架构：以推动全面数字化改革发展为一条主线，以机制创新、数据赋能为两大动力，以强支撑、促融合、紧联动为三大攻坚方向，瞄准“强基、兴业、善政、惠民”四大目标，部署“建设新设施、激活新要素、培育新动能、推进新治理、发展新服务、构建新格局”六大重点任务。纲要目标明确，催人奋进，如何切实落实“12346”发展思路，构建切合保定实际的数字化转型方案。城市数字化转型关乎城市未来发展，已成为当前亟须研究的问题。因此，以保定为例，探寻全国其他城市在数字化转型方面所遇到的共性问题，针对这些问题寻求适合自己城市的发展方案，以得到全国城市在城市数字化转型方面的系统化路径，为未来中国城市更加科技化、数字化、便民化提供思路。城市数字化转型既有利于加快发展现代产业体系，为经济体系优化升级提供有力支撑，也有利于城市治理模式优化与服务质效提升，同时助力提高政府内部效率。越来越多的城市以解决实际痛点、提高治理质效、突出创新实效、体现地方特色为出发点，重视需求驱动，全力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一、国内构建数字化城市现状

随着数字化转型在全国各个城市实践的不断推进，关于城市数字化转型的成果也逐渐显现出来。赛迪白皮书发布《2021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白皮书》中针对2021年中国城市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根据城市排名进行区域划分，排名前十位的按顺序分别是：北京市、上海市、深圳市、广州市、杭州市、青岛市、重庆市、天津市、成都市和苏州市，从区域分布上来看，我国城市数字能力呈现东强西弱态势。基于对各城市信息基础、城市治理、社会服务、产业经济、创新保障、低碳发展六个维度的综合考量与评价，赛迪顾问将数字化转型百强城市分为三个梯队：第一梯队是城市整体数字能力全国领先的北京、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处于我国城市数字化转型领先水平；第二梯队是城市整体数字能力相对较强的以青岛、重庆、天津、成都为代表的36个城市；城市整体数字能力还有待提升的第三梯队，包含金华、昆明、保定等的59个城市。总体来看，城市数字能力与其GDP水平正向强相关，GDP水平低的城市其数字能力也相应较弱。

二、保定市建设数字化转型标杆城市必要性分析

内容摘要：文章紧扣数字艺术教育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与解读，着重论述数字艺术教育发展的措施和思路。培养符合时代需求的数字艺术设计人才，是国内数字艺术设计教育者需不断探讨和提高的问题。

关键词：数字艺术教育市场

数字艺术教育体现在数字、艺术和教育三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的不同方面。

数字指的是数码技术。现代新技术的飞速发展，数字化技术也日臻成熟，因而带来广泛的应用领域；艺术是情感、激情、精神世界；教育就是要提高人的综合素质，发掘个人的潜质，培养对社会有用的人才。

面对新世纪的挑战，面对国际国内大市场，市场的需求是多样化、多层次的，顺应时代开拓和发展数字艺术教育，设计一套完整系统的专业学科体系，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一、数字艺术教育的主要问题

一、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文献综述

目前，国内学者对于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的关注点集中在平台的架构及功能拓展上。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以信息、开放存取为主要特点，以学术论文、行业动态、信息资讯为依托，以服务为最高理念，最大限度地满足用户的各种需求［1］。周骥认为，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应遵循内容为王、媒体融合、信息集约、读者导向原则。在平台功能上，强调一专多能，数字化出版平台要既具有数据库的资源功能，又具有新闻传播、信息导向功能，要建设成为跨媒体、跨受众、跨终端、跨渠道的超级媒体平台［2］。朱剑在对中国高校系列专业期刊产生背景、运作模式分析基础上，提出了包括六个“超云”子平台的“专域学术在线出版平台”，即投稿组稿平台、专家审稿平台、编辑运营平台、在线出版平台、传播互动平台、学术评价平台［3］。从各位学者的相关思考中可以发现，学者们对当前的数字出版平台都不甚满意，都提出了自己的一套理念和想法。未来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应以学术期刊集群的方式，对现行的编辑管理系统、中国学术期刊网、期刊评价等实现整合［4］。依靠先进的技术建设统一的数字出版平台，使期刊、作者成为自主出版的主体［5］。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离不开技术支持，平台建设亦有多种形式。随着大数据、云技术的发展和应用，“云出版”、“全媒体出版”、“微信公众平台建设”等被纳入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视域之中。技术是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的基础，但技术的问题始终是形而下的细节问题，最重要的还是理念、思维等形而上问题的解决和确立［6］。受高校学报管理体制约束及高校学术期刊的公共产品属性影响，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必须坚持政府主导，充分发挥主管部门和行业协会的作用，整合力量，实现顶层设计［7］。搭建公共数字化出版平台，以实现资源优化整合［8］。通过政府主导、集团战略、期刊整合、统一规范等途径推行学术期刊数字出版改革，促进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的集约化、集团化、规范化、主体化建设［9］。在具体的技术操作层面，未来需要解决技术标准、文献标准、服务标准、著录标准等细节问题，制定数字出版统一标准并明确信息网络传播权［8］，健全数字出版版权保护。要实现高校学术期刊发展的规模化、集约化，必须让懂内容、懂需求、懂服务的出版人参与进来，充分发挥各方的力量，培养既懂得编辑出版知识，又掌握数字出版技术的复合型人才［10］。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的重要依托，也是学术期刊数字化的重要内容，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最初就是依靠数据库(如中国知网、万方数据———数字化期刊群、重庆维普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超星域出版平台等)的数字化出版平台来实现的。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建设过程中，第三方数字化出版平台发挥了重大作用。可以说，第三方数字化出版平台促进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发展。我国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主要有两种模式:一是依附于第三方技术服务商提供的学术期刊数据库平台，实现学术期刊内容的数字化出版［11］。这是学术期刊数字化发展的初始阶段，大部分学术期刊都是通过这种方式实现数字化传播，但这一方式有其弊端，即期刊的整体风格、栏目特色在海量的信息中被冲散，期刊的整体性受到破坏。二是行业自建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以学术机构、学会或行业协会主导的期刊集群为主体组建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如中华医学会、中国光学期刊网等［12］。这一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模式面向特定人群和行业组织，市场影响力范围有限，另外，受资金、技术、人才等限制，其可持续发展能力值得思考。在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及功能方面，重复建设、技术壁垒、关系松散，是当前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存在的主要问题，具体表现为数字化出版平台架构基本相似、内容各有交错，但程序互不兼容，缺乏共享性。加入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期刊各自为政、组织协调能力低，重视机构用户而忽视个人用户，传统的出版发行格局及工作模式并未发生根本的改变，未形成促进学术成果深度传播和知识创新的体制环境，不利于学术期刊服务理念的转变。可以说，重内容、轻互动，重技术、轻管理，重建设、轻服务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制约了学术期刊的数字化网络化发展。综上所述，当前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的研究主要围绕平台建设的原则、平台应具备的相关功能、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方面的先进经验等展开。研究成果涵盖现状、问题、对策、路径、技术等多个方面。研究对象多针对科技期刊、行业类期刊的数字平台建设，鲜有地方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建设的相关研究和大胆实践。

二、河北省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现状

2014年9月，河北省委宣传部、省新闻出版广电局、省财政厅联合制定的《关于推动全省新闻出版业数字化转型升级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20年全省基本完成327家新闻出版单位的数字化转型升级任务。据河北省学术期刊信息采集数据统计，河北省高校出版的学术期刊多达89种，约占全省学术期刊总数的70%，已成为河北省学术期刊出版的重要组成部分。2015年2月，教育部、新闻出版广电总局联合的《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高校出版工作的意见》指出，高校学术期刊应利用数字技术改造传统出版方式，推进管理过程数字化、内容生产数字化、产品形态数字化和传播途径网络化，推动从单一产品形态向多媒体、复合出版产品形态转型升级，从产品提供商向内容服务提供商的转型升级。依托优质学术资源或优势出版平台，构建统一的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推动学术期刊数字化升级，成为学术期刊数字化转型的方向。目前，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主要以第三方技术服务商为主，中国知网等数据库占据学术产业链的终端，控制学术传播渠道，其垄断地位使信息传播源的学术期刊处于被消解状态。也有部分学术期刊通过技术开发商，建立了独立的期刊采编系统和网站［13］，如石家庄铁道大学学报编辑部、河北科技大学学报编辑部等与勤云科技公司合作，采用期刊采编出版平台，实现了作者网上投稿和查稿，专家网上审稿和交流，主编网上定稿和统计，读者免费阅读下载全文和免费检索下载过刊文献，但这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其出版功能、辐射范围、传播效果都非常有限。而走联合发展之路，共建学术期刊联盟，充分发挥集群效应和已有优质资源，共建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创新学术论文评价体系，实现学术成果传播质量和速度的提升，营造公平、公正的学术环境，成为一种可行的路径。

三、河北省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路径

立足河北省学术期刊的品牌特色，打造集中统一的数字化出版平台，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内容生产、采集、传播、挖掘，使现有的学术资源内容优势得到最大程度的展现和增值，创新和拓展学术期刊的生存和发展空间。同时进一步学习国内外学术期刊最新数字出版的成功经验，更广泛、更快速地开拓全新的期刊数字化阅读产品，提升河北高校学术期刊在国内外的影响力。(一)编辑要创新学术期刊出版理念，由内容生产者向知识服务者身份转变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以刊物为中心，期刊编辑掌握内容生产、信息传播的决定权，知识和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相对封闭。但随着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信息传播方式逐渐多样化，知识的权威性被打破，人人都可以自主获取信息，并成为新信息的生产者和传播者，为适应这一变化，传统的编辑需要改变出版理念，由内容生产者向知识服务者身份转变。知识的选择过滤权力要下移至读者及大众。另外，传统的学术期刊出版具有周期性特点，制约了学术传播的时效性和学术成果的转化利用。通过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技术支撑，可实现即时出版，在缩短出版周期的同时，提高学术创新积极性，促进学术繁荣。(二)搭建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路径由河北省政府相关管理部门组织协调，由河北省期刊行业协会具体落实实施，整合河北省学术期刊资源，结成学术期刊联盟，实现学术期刊数字出版的全面转型和调整，使分散的力量集中起来，建设品牌栏目和学科群，也为河北省整体科研实力聚焦提供有力的学术资源保障。河北省期刊行业协会搭建统一的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为河北省高校学术期刊单位都留有端口，按照统一的规则分门别类上传相关文章和学术信息资料，集中优势力量实现省内学术期刊的跨越式发展，打造省内期刊数字出版平台的品牌，改变学术期刊“全散小弱”局面，促进学术期刊新媒体的产生。摆脱学术期刊既有的传统的按“期”按“刊”出版的固化模式，代之以知识、文章为出版单元，打破校际、刊界之间门户壁垒，重构知识和学术传播体系，使数字化、互联网的传播优势真正发挥出来。(三)以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为依托，促进读者、编辑、作者之间的学术交流充分发挥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的黏合聚集作用，使读者、编辑、作者、专家在数字化出版平台上就相关栏目、问题展开观点交流与碰撞。由此，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不仅是信息中心，还是激发学术灵感，促进学术创新的活动中心。通过学术期刊数字出版平台功能的设计与完善，突出强调其交互性、公开性与参与性。如在环节，借鉴国外数字化出版平台建设经验，实行审稿意见与论文的同步发表，读者可就论文及审稿意见进行在线评论，学术争鸣，使文章的学术价值得到最大程度的延展。在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上，可以实现增强型论文出版，与论文相关的在正文不宜表达的图表、视频、音频等可通过链接附件的方式表达，增加论文的可读性和信息量。(四)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实现知识共建共享打破现有期刊评价体系，以学术论文评价代替学术期刊评价，创新学术评价机制，确定学术论文成果的定性与定量评价标准，以创新作为知识产出、的根本标准，通过公开评议，互动评论提高发文质量，改善学术期刊生态，营造良性的学术氛围。姚申将学术期刊出版传播平台经历总结为4个时代，以单向为特征的纯纸媒1．0时代，以双向互动为特征的PC互联网2．0时代，以交互体验为特征的移动互联3．0时代，以整体性、交互性和个性化为特征的4．0时代。河北省学术期刊数字化出版平台适应移动互联网发展趋势，实现PC端与手机端的同步应用与交互传播，可以通过读者阅读、评论、点赞、打赏、收藏和转发，达到编读互动、促进学术传播。同时实现各种数据的即时统计、热点排行，为学术科研提供指导，实现知识的共享共建。充分利用大数据，对用户行为习惯进行分析，进行定点推送，使学术信息能够深入日常生活。

【摘要题】数字信息化

【英文摘要】ThePositionandPrincipleofSelectingSutbjectinResourceConstructionofArchivesDigitizationinourcountry(SONGShu-fang)

【关键词】档案数字化/定位/选题

archivesdigitization/position/selectingsubject

【正文】

文章编号：1005-9652(2003)04-0023-02中图分类号：G271文献标识码：A

摘要：数字媒体具有的简便快捷交互等特征使得其在当代社会迅速盛行起来，而以创造力和灵动性为培养目的的高校艺术设计专业通过数字媒体的先进技术更能将艺术设计做到更简便更大胆。作为新兴的科技产业，数字媒体和传统的艺术设计的巨大的时间差使得民办高校在硬件设施、师资力量等方面都无法将其二者快速科学的结合。因此，民办高校在教学方式上需要启动改革，而由于缺乏经验和借鉴方向，意图一次性改革成功进展得相当困难。因此，构建出科学的教学模式，需要学校和教师的共同探讨和深入研究。

关键词：数字媒体；艺术设计；创新；变革

一数字媒体的内涵与特征

数字媒体是随着互联网不断发展而逐渐兴起并走向繁盛的领域，数字媒体主要是以代码的形式作为信息的载体，通过存储、运输、显示等过程，形成实物，最终形成大众眼中的以文字、图像、声音等作为信息载体的感觉媒体。数字媒体可根据用途的不同而一次分为逻辑媒体、实物媒体和感觉媒体，这三类在数字媒体中扮演着信息载体的角色，且相互依存，缺一不可。[1]也可根据表现方式分为通过电子书传播、通过互联网传播和通过手机传播的媒体。同传统媒体相比，数字媒体传播信息的多样化、海量化、交互性为其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发展空间。

二数字媒体时代下的艺术设计专业的重要特征变化

（一）“互动性”成为艺术设计最突显的一个特征。在当今数字媒体盛行之下，由于数字媒体通过二进制模式将初始信息进行转换、输出，信息的传递更为简便和迅速，信息传递模式由以往的从设计者到制造者也有所改变，单向传播已经无法满足沟通的需求，如今更多的人都逐渐转变了信息传播的形式。以互联网为中间的信息暂存载体，信息传播途径从人—人转变成了人—机—人，且由于互联网的暂存作用，信息传播由单向转变成了更为全面和便捷的双向传播。信息传播的便捷和双向使得艺术设计过程中更为快速透彻地解决问题，制造者在设计过程中的角色转变成了主动参与者。（二）数字媒体延伸了视觉传达的设计形式和内容。以往在进行艺术设计时，大多数是通过纸笔作图而展现出来的。在表现形式上局限在了二维平面上，较绘画不同，艺术设计无法通过二维图纸带来巨大的视觉冲击，且无法预知方案的可行性，而且通过手绘的设计方案无法迅速地解决改动问题，繁琐的图纸在面临修改时进度相当缓慢。数字媒体扩大了视觉传达的范围，在时空领域上完全扩宽了艺术设计的发展空间。[2]三维、四维绘图的发展为艺术设计开辟了新的天地。艺术设计通过增强立体感而增强了其灵动性，并能在多个角度审视设计方案确定其可行性。（三）艺术设计手段方式的多样化提供了新的艺术设计思维。艺术也是一门技术，需要有娴熟的绘画功底、操作能力等。在传统媒体时期，艺术的发展全靠手工绘图、制作，且每项程序都对操作者有着很高的技术和设备的精准工作，繁琐的修改和技术的限制一度遏制了设计者创作思维的迸发。而在当今的数字媒体时代，通过各种电脑软件作图，虚拟合成、精确的数字计算等，艺术设计有了更为强大的设施支持。设计者可以尽情发挥自己的想象，依靠强大的电脑程序，将想象付诸于实践，将所想通过电脑三维立体构图展现出现，再通过数字技术判断其设计的可行性，数字媒体的发展为设计者带来了福音，为其拓展强大的思维能力提供了坚实的技术后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