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10篇

［提要］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金融创新与数字驱动具备直接契合点，也始终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金融机构面临的发展环境变革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依据自身发展情况和业务形态，借助数字驱动力量，持续推动战略转型和业务优化。

关键词：数字化；金融创新；金融科技

一、引言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科技正在加速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枢的提升提供长期动力。而金融业正在成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运用的最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之一。在行业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向供给多元化和精准化发展。

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内涵与现实背景

（一）数字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一般内涵。近年来，数字化正在由信息化、互联网化向智能化演进。从广泛意义上，数字驱动可以理解为，在生产过程中，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凭借现代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等载体，推动经济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活动。从宏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自20世纪60年展至今，以数字化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历经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阶段实现多次迭代和演进。如今，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推进下，数字技术正在改造传统经济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分割局面，推动产业边界的跨越和融合。在传统单一产业的规模化资本投入难以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手段，驱动资源的精准投入，并挖掘需求增量，从而驱动对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宏观内涵。从微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在技术、商业模式及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一方面，从企业内部发展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可以理解为包括数字化对研发、产品设计、运营、管理以及业务流程和组织再造等在内的决策管理各个环节提供支持。例如，传统制造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渗透和交叉，实现对企业经营运转全过程的数字化监控和数字信息整合。另一方面，从企业之间竞合关系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凭借数字技术与产业供应链的融合，依靠数字产品横向延伸价值链，纵向衍生产业链，衍生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企业上下游的协同。总体上，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企业信息获取和整合能力、市场感知能力、预测能力等不断提升，并通过网络资源的动态资质和优化配置，提升企业供给效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微观特征。（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现实背景。特定到金融领域，金融创新与数字驱动具备直接契合点。金融业的本源在于资金融通，这需要对资产的风险和信用进行充分定价，而风险和信用的评估高度依赖于数据。从这一角度来看，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也始终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依据内生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水平提升。我国市场化金融体系发展近30年，在金融自由化的引导下，资本和劳动投入不断扩大，金融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深度，基本完成数量型增长阶段。截至2019年上半年，金融业总资产已达到303万亿元，承担着连接经济供给体系和经济需求体系的重要角色。但是，相比于成熟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深度主要来源于居民较高的储蓄率结构，而金融产品供给同质化高、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显示出金融市场广度和适配性仍然有待提升。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等资源性投入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

摘要：本文从我国农村地区发展的现实情况出发，论述了我国当前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就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还存在着数字化基础设施、数据共享体系、人才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法规等方面的障碍。因此，根据存在的障碍提出了相应的突破方式，为实现我国农业可持续发展，有效推进“乡村振兴战略”提供了理论和实践指导。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创新模式

一、引言

近几年，数字经济在我国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数字经济具体是指利用数字化的技术及知识作为某种重要的生产要素，并借助现代化的信息技术及网络作为其发展的载体，从而为经济的发展提供重要的动力。互联网技术在我国经历了高速发展，代表着我国已经进入了互联网时代，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融合发展的时代将会成为未来经济发展的重点，引发一场重要的结构性经济变革。联合国的《2019年数字经济报告》中明确说明，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有利于带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加速实现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目标。从我国数字经济发展的情况来看，截止到2018年底，数字经济的规模已经达到了31.3万亿元，并且其对我国GDP的贡献率达到了55%①。从已有的数据可以看出，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已经成为我国经济增速的新引擎。从我国当前的发展情况来看，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逐渐成熟，所需要的技术条件也愈发成熟。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以及工信部公布的数据来看，我国农村网络用户的数量在2018年底达到了2.22亿，占比6.2%，年增长率为22.57%。2020年，农村农业部的《数字农业农村发展规划（2019-2025）》指出，在未来几年中发展数字农业农村经济将会成为农村建设的发展蓝图。农村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有其特殊的地域性、周期性以及季节性等，并且从弹性的角度来看，其弹性较小。虽然，农村经济的发展有劳动力和土地这两种生产要素，但是在发展过程中依然缺少企业家才能以及资本、数字技术等作为支持，从而使得农村经济的发展一直以来落后于城市经济。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农村经济面临着信息不对称、金融排斥等现象，金融资源与需求缺位、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不完善等原因，导致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制约。数字经济具有非竞争性、普惠性、非排他性等优势，可以通过与农村经济进行融合发挥其优势，帮助其对缺失的其他生产要素进行增效，产生1+1＞2的效果，帮助农村地区解决当前的困境。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路径在国内外已经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形成了一系列可以使用的模式。例如，以数据和技术为核心发展的精准农业模式、通过提高技术进而降低交易成本的“三农”金融服务模式、以大数据为核心的农业保险发展模式等。通过实践证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可以极大的解决信息不对称，提高规模效应等，有利于提高农民的收入，提高农民的幸福感，进一步缩小贫富差距，提高农村地区的生活质量。然而，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依然存在很多薄弱的环节，在数字基础设施、人才培养、数据建设体系以及相关法律方面还有很长的路需要走。目前，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需要政府的支持，客观条件是根据数字经济作为生产要素解决信息不对称以及交易成本等问题，从而实现农村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因此，为了实现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实现资源的最优化配置，需要进一步探索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的发展模式，找出两者发展的理论和现实意义。数字经济是我国近几年来需要大力发展的新兴产物，既有机遇也有挑战，目前，关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也在学术界引起大量研究，在我国依然处于起步阶段，很少有学者涉及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因此，本文将数字经济与“三农”领域进行结合，研究两者融合发展的路径，理清两者之间的现实障碍，从而提出解决的策略，为我国实现“乡村振兴”战略提供应有的帮助。

二、实践模式

国际上关于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研究的经验可以为我国发展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我国快速发展的数字技术与信息技术为我国特有的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提供了重要帮助。2017年，在我国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了“促进数字经济快速成长”的书面报告，为数字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政策保障。2019年，《数字乡村发展战略纲要》由中共中央办公厅以及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为我国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的融合发展进一步奠定了基础。因此，随着这些文件的颁布，我国对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模式进行探索和创新，从我国现阶段的发展情况来看，最主要的类型主要有以下四种。

摘要：消费作为经济发展的一大驱动，是国民生产总值的重要组成部分。数字普惠金融作为金融服务的一大板块，对解决实体经济的诸多问题具有重要作用。本文通过选取相关变量，整理了2013—2019年的经济数据，构建多元回归模型，经研究发现，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同时文章还根据实证得出结论分析及相应的政策建议，旨在促进实体经济得到更好更稳的发展。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居民消费；研究综述；面板数据模型；政策建议

1研究综述

1.1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综述

普惠金融由联合国提出于2015年，小额信贷作为普惠金融体系的核心，目的是服务于低收入群体，使其共享经济增长的福利。普惠金融提供新型创新范式更好地服务于小微企业(张娟，2021)，赋能小微企业，在不同时期助力成长，提升其数字化金融能力(唐宁，2019)。金融科技对于不同地域、不同规模的企业的激励作用存在异质性(雷汉云,谭卓敏，2020)。通过对既有文献的梳理，发现关于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低收入群体、小微企业、金融科技等多个方面。消费作为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的一驾重要马车，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0年消费对于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为54.3%，但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的影响的研究较少。

1.2关于数字普惠金融对于居民消费影响的研究

摘要：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互联网+”指数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最大，政府干预、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以及经济发展都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稳健、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依据结论，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

自2005年普惠金融被联合国正式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普惠金融实践。我国也积极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普惠金融列为发展目标，之后又陆续推出了发展规划与系列扶持政策，为普惠金融发展开路。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机构覆盖率达96%，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5.6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涉农贷款余额34.2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6.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全国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287.6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4247亿元，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17366亿元，较年初增长7.9%[1]。尽管如此，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掣肘，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不成熟、金融机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信息不对称等，这导致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积极性不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地区金融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普惠金融发展难以为继。而数字技术发展突破金融服务时空限制，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破局的关键。为此，将二者相互融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并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被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出引发了人们热议。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推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概述省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利用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总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律与对策。

1研究综述

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纵览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1评价指标研究。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该指数从3个维度设计了24个指标体系，利用对数型功效函数法进行无量纲处理，采用层次分析法赋权，得出了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标体系被证实是合理有效的，被张勋(2019)、周丽(2018)等学者采用。1.2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姚金楼(2016)、魏晓峰(2019)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张子豪(2018)、陈丹(2019)、张贺(2018)、宋晓玲(2017)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帮助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丁日佳等(2019)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谢绚丽等(2018)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业的作用。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成本高等困难，降低了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任碧云等(2019)利用微观计量方法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支付服务、数字投资服务和数字借贷服务的使用情况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等四个维度对农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1.3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吴金旺(2019)等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认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网络消费水平对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郝云平(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U型关系，人口密度、金融意识、互联网使用情况均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方面。王晓(2016)从国家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现状出发，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陆岷峰(2016)等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总体而言，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最早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提出，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综合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性与普惠性双重特征，借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以期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些规律特征，为相关政府制定发展政策提出实证依据。

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

一、各国数字货币发展情况

数字货币的出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金融科技的产物。比特币是出现最早的私人数字货币，在私人数字货币发展的同时，各国中央银行加入了数字货币的浪潮开始了主权数字货币的研发。

（一）私人数字货币

私人数字货币是由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根据其赋值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和使用的原生代币，也被称为加密数字货币；二是以一系列法定货币计价的资产为储备资产，通过区块链发行运营使用的数字货币，其币值相较于加密货币稳定。最早的私人数字货币是2008年由中本聪基于区块链技术发明的比特币。此后各类私人数字货币开始爆发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500多种私人数字货币。2019年6月18日，拥有全球24亿网络社交基础的网络巨头Facebook宣布推出加密货币Libra。Libra以区块链作为技术支持，以一揽子强势货币计价资产作为信用支持，其愿景是作为一款全球性的数字原生货币，集稳定性、低通胀、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性于一体，推行金融普惠，主打支付和跨境汇款。在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私人数字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安全、世界货币格局、甚至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二）央行数字货币

在各种私人数字货币蓬勃发展，预以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取代现有的信用主权货币和支付系统之时，多国中央银行开始涉足数字货币的设计研发。2020年10月，BIS等《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报告，报告显示：全球80%的央行都参与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全球40%的央行已经从概念研究发展到试验或概念验证，10%的央行已经开始试点运行。2021年1月BIS了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第三次调查结果，截止2020年底65家央行各自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86%的央行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验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央行正在从研究转向实际试点，但距广泛使用还有距离。目前，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均未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目前典型央行数字货币有：委内瑞拉石油币（2020年2月，因大规模通货膨胀委内瑞拉商人已经放弃石油币作为支付手段）、瑞典电子克朗于2020年2月开始测试、新加坡Ubin项目已经进行五个项目。

摘要：随着农村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大力扶持和推动以普惠金融为主旨的数字金融，农民群众对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产品服务的可及性也逐步增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视角下农业经济的金融困境较为显著，如国有银行的数字金融功能发挥不力，互联网金融尚未普及。因此，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增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出路，要发挥国有银行的数字金融服务优势，互联网金融精准服务农业经济；循序渐进构建农业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诸多优势，与互联网金融共同为农业经济提供精准的数字金融服务。

关键词：农业经济；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一、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界定

（一）数字金融与可及性

数字金融，指的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要载体，借助信息科技和设施设备把传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而形成的新式金融服务。它重点涵盖网络信贷、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互联网保险、网上银行、网络基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和产品。数字金融大数据时代和现代金融服务相互结合而衍生的一种金融服务，它的来源和资本的网络化运作联系密切。农业经济日常的生产经营、营销销售、运输存储等业务活动需要适量的农业资本，数字金融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其产业活力和发展能力。“可及性”生成于拉丁语“accesses”，1968年Anderson论述“usingservice”卫生服务时指出：受众实际享用服务的数量和获得服务的受阻或便捷程度。Saurman指出，可及性要涵盖服务提供者的协同意识，用户反馈、运用、吸纳、获取信息和资料的能力意识等。因此，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应基于客观可用的服务设施在空间、时间层面的可达性，金融服务需求方主观上能够判断自身对已获取的金融服务及其对金融服务满足的程度。

（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摘要：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化建设需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支持。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普通数字货币、传统货币的特性和其发行流通过程中潜在的技术风险与信息安全风险使其具有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入手，明确抓住抓牢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监管重心，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有效抑制风险因素，从而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风险防范；海南自由贸易港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简称CB⁃DC）亦称央行数字货币，在我国被称为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的，将传统法定货币数字化的一种形态，即基于区块链、5G等技术的一种数字化货币。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市场和制度条件，在技术条件落后、市场规模狭小、金融监管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难以有条件发行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而只有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发达、市场规模广大、金融监管规范高效的主权国家，才具备了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具有先进的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特别是5G通讯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商品市场与金融交易市场广阔，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效有序，具备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在一定层面上代表了人类社会货币制度创新和货币演化的未来方向，也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发展的未来着力点。与传统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币值稳定，能够大幅降低货币发行和交易的成本，提高货币交易的效率[1]。在数字化经济的环境背景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还能便于中央银行对资金流向的管理，能更精准地把握社会经济现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犯罪的发生。但作为一项近年来兴起的新事物，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和保障，致使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面临反洗钱监管等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部分数字技术在应用上不成熟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法定数字货币遭遇技术风险的挑战。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层面，需要不断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发挥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中应有的作用，促进数字社会的发展。站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8月14日，海南正式成为全面试点发行数字货币的地区之一，通过在海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能更快地促进海南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数字贸易体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快地向世界一流自由贸易港看齐。然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给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理应看到其中所潜藏的风险。只有充分了解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之间的差异及其自身特点，可能带来的风险，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给予恰当的监管方式，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监管重心，才能更好地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的发展。

二、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1.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普通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具有法律地位且有国家信用支撑的数字化货币[2]，随着科技的进步，其已逐渐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普通数字货币是指非中央银行发行或中央银行授权机构发行的，在特定范围内可作为“货币”替代物的数字表现，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普通的数字商品，并不是由国家主权背书的法定货币。这类货币依附区块链技术而存在，以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泰达币（TetherUSD）、瑞波币（Ripple）、艾达币（Adalevea）等为代表的普通数字货币在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与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两者虽同时借助了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更具有权威性，得到了主权国家的信用背书，从而取得了与人民币、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同样的地位，这就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持有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幅降低，法定数字货币与普通数字货币之间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此。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都以主权国家的信用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不具有价值，传统货币可以表现为纸币或账户中的数字,而数字货币则表现为区块中的记录。虽然它们都是由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法定货币，都履行相应的货币流通职能，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技术条件上，法定数字货币通过中央银行设立的数字货币联盟进行跨境发行和跨境流通，以区块链技术运行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较优势，为跨国数字货币支付、结算和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跨国金融基础设施条件[3]，而传统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资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如美国这类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大国，还会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信用优势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国的货币跨国交易与流通。在流通形式上，法定数字货币突破了以传统媒介作为依托的流通形式，而表现为有价值的数字化符号形式。在流通成本上，法定数字货币无需排版印刷，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限制，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设置与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传统货币相比，其发行与流通成本大大降低。在流通速度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的低成本使其能够拥有更快的流通速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新的货币交易条件。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数字性价值符号，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规则和制度限制、文化与习俗限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市场跨时空资源配置效率。事实上，法定数字货币是在综合了传统货币和普通数字货币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兴货币形态，是人类社会货币形态演化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在充分吸收传统货币优点的基础上弥补了传统货币的缺陷和不足，具有扬弃效应，给传统货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基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主导货币带来了挑战，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乃至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而正是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重要地位和上述特性，就必须加强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各项监管。2.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数字金融的一部分，对区块链等网络应用技术有着极高的依赖性。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必须对相关的互联网技术安全风险给予高度的重视。技术风险的成因在于缺乏规范有效的技术标准，由此衍生出技术选择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在技术选择风险层面，鉴于区块链技术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所以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法定数字货币在可选择的技术方案上存在落后的可能，若是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选择了较为落后的技术方案，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系统和日益更新的个人终端的兼容性问题，则会导致相关的数字业务流程遇阻，即降低信息的传输效率，从而影响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使用体验，使其不被公众所认可[4]。在系统风险层面，中央数据系统与个人终端之间采取的互联网协议将会直接决定用户的法定数字货币交易信息能否被第三人截取或窥探，若互联网协议加密程度较低或是没有及时更新，那将会对交易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3.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面临信息安全风险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庞大的数据流，而通过大数据对电子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也无法避免此种情况，由此产生的一些对于法定数字货币交易数据的侵犯不可回避[5]。目前，信息安全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来源于黑客攻击、木马病毒以及网络诈骗等。就黑客攻击所带来的风险而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普及，在涉及互联网的各个领域都有着相当大规模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通过专业的工具发掘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多种途径截取用户交易信息，从而达到窃取用户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信息的目的。就木马病毒所带来的风险而言，第三人可通过短信链接、邮件等方式向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手机植入木马病毒，在持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持有者手机的动态数据信息，记录持有者登录手机数字银行账户的账户名及支付密码，从而达到窃取资金的目的。从网络诈骗角度来看，通常是通过一些消息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精心设计好的假网页，欺骗用户让其输入个人账户信息，通过记录用户输入的个人账户信息后窃取用户的资金。综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不同于民间普通数字货币，其独特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其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而面对这些存在的风险，通过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审慎监管，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在社会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摘要:党的十九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也明确了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山东省在农村改革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潍坊市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打造和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从整体上推动了乡村经济转型与发展。本文就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对潍坊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相关研究。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潍坊市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金融与经济密不可分，在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紧抓特色金融发展是必要的。潍坊市依托数字普惠金融这个平台，有效推进了当地金融事业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效助力。

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手段，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有效途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金融系统抚育了重要使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我国呈现差距不断缩小。金融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在突显，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和优势，振兴乡村经济，这是金融机构未来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评价指标。多年来，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尤其是金融扶贫、民营小微企业等主要领域上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农村金融资源还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农村金融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供需不匹配是主要问题。因此，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关键。

[摘要]随着科技的发展，数字金融成为金融发展的新业态。数字金融对大学生消费行为既有积极作用，也有一些消极影响。当前，应构建大学生数字金融消费观的协同教育机制，不断强化其数字金融消费意识，使其树立正确的数字金融消费观念，提升数字金融风险防范能力，能科学、合理地消费。

[关键词]数字金融;大学生;消费

随着科技的快速发展，数字金融应运而生。数字金融是依托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与传统金融相结合的新金融业态。数字金融具有共享性、便捷性、高效性等特征，对广大消费者产生了广泛影响。近年来，随着校园贷、现金贷、P2P网贷平台、网络理财以及数字货币相关融资模式的风险问题频发，对大学生消费者群体的消费观念和消费行为产生了很大影响。[1]因此，研究数字金融时代大学生的消费观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价值。

数字金融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积极影响

1.数字金融增加了大学生消费的安全性。目前，数字金融的消费群体越来越大，其中大学生是很重要的一部分。在日常消费时，大学生使用纸币的几率不断降低，他们通过支付宝、微信等数字金融工具进行实时消费，无论是购买生活用品，还是办理交通票务，都可以通过二维码扫描、红包转账等方式完成支付任务。这种消费方式不受时间和地点的限制，且能够避免大量现金交易、避免出现假币，可以有效减少现金被盗的风险，使交易更加安全可靠。2.数字金融提高了大学生消费的便捷性。第一，数字金融使大学生购物更加便利。人的发展离不开必要的物质条件，吃、穿、用是其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数字金融时代，大学生可以利用淘宝、京东等软件足不出户地购物。学生不再受时间及地域的限制，在自己方便的时候像逛商场一样，在全国各大网店挑选自己心仪的商品，购买商品时既可以进行实时交易，也可以选择货到付款，不满意的货物还能及时更换或者退货，极大地增加了购物的便利性，满足了大学生的快节奏生活需要。同时，大学生还可以通过美团、饿了么、百度外卖等软件让服务商把自己青睐的美食送上门。数字金融让娱乐也越来越便利，无论是在影院观看电影，还是到KTV娱乐，大学生都可以通过手机软件购票，使交易变得更加方便和实惠。第二，数字金融使大学生的出行更加方便。人的出行离不开必要的交通工具，也需要一定的住所。在数字金融时代，大学生出行时可以利用不同的APP实时购买机票、火车票或者汽车票，也可以通过滴滴等打车软件在最短时间内找到合适的交通工具。同时，大学生在出行时还可以通过专业软件寻找合适的住宿，经过多方对比，购买性价比高的住宿服务。3.数字金融实现了大学生消费方式多元化。在传统社会，受经济发展水平的限制，大学生的消费方式相对比较单一。而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数字金融极大地便利了大学生的消费，使大学生的消费方式从传统的单一消费转向多元消费。大学生除了一日三餐的消费外，女生在服装配饰、日常用品、化妆护肤上的消费以及男生在通讯上网、外出旅游上的消费均占了全部消费比的大部分。特别是当代大学生的出行消费，他们已经不仅仅满足于公共交通，对出租车和网约车的需求不断增大。另外，大学生消费方式的选择也实现了多元化，可能是实时消费，也可能是通过校园贷进行小额贷款消费。4.数字金融使大学生支付方式多样化。随着数字金融的快速发展，大学生的交易支付方式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虽然传统的现金支付依然存在，但是以微信、支付宝为代表的移动支付已成为大学生日常支付的主要方式。据统计，高校大学生除了在校园生活中主要使用校园卡消费外，其他消费绝大部分都是利用手机进行移动支付。移动支付能够实现及时转账，极大地方便了大学生的学习和生活。

数字金融对大学生消费行为的消极影响

摘要：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中国数字经济规模持续攀升。开放银行被视为银行4.0的起点，是未来银行的主要趋势。商业银行应该如何基于数字经济发展趋势，实现银行4.0时代的客户全球化、银行服务化和场景金融化是目前一热点话题。因此，本文从风控端、营销端和运营端三个方面分析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挑战，提出从智能风控、“千人千面”智能营销体系和智能运营三个方面入手，逐步降低逾期率、提高贷款审批效率和产能，提升营销效果和改善用户体验，提升客户粘性的战略目标。

关键词：商业银行；零售业务；数字经济；路径

一、引言

数字化浪潮席卷全球，数字经济规模处于不断攀升的状态。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已成为国家新的生产要素之一，数字竞争力也已经逐渐转变成衡量该国整体竞争力的主要指标之一。随着大数据等顶尖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全球产业信息化的不断深入，有助于产业融合与创新，打造了新的商业模式和经济增长点。此外，非互联网传统行业正在借势将传统方式转型升级，逐步呈现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为企业技术创新和转型升级助力。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全球数据经济的比例将上涨到50％。另外，数字经济已经变成中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助推器。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数字经济的比重将达到55％。开放银行被视为银行4.0的起点，是未来银行的主要趋势。开放式银行业务将以用户的数字化为基础，并使用新技术来帮助商业银行实现平台化服务，即手机端即可让客户享受金融服务，用户不会仅受限于商业银行网点，无处不在即可享受金融服务，因此它被看做商业银行4.0的起点。BrightKing提到：“银行的4.0时代，开放银行是银行逐渐发展演变的趋势，未来所有金融交易会依赖数字经济实现。”故根据数字经济的发展趋势，摸清数字经济对数字银行的需求，建立数字银行的发展模式，以对推动商业银行的数字化发展有里程碑式意义。

二、商业银行零售业务的挑战

（一）风控端客群下沉、欺诈风险上升，传统风控手段日趋失效。零售银行的客户总量庞大，但客户群体分散并且有多层的特征。随着零售业务竞争激烈，头部客群稳定，中部和尾部客群成为竞争焦点。该类。群体征信数据缺失，收入、负债情况难以有效衡量。消费金融传统的风控手段，难以有效控制风险。此外，近年来，消费贷款欺诈风险明显上升。据科技日报估算，中国网络黑产从业人员已达200万人，市场规模超千亿级，渗透到数字金融营销、注册、借贷、支付等各个环节。（二）营销端。消费场景不断细分，不同场景客群特点各异。随着3C、家装、二手车等场景不断成熟，更多细分场景相继出现，旅游、教育、医美、租房、在线培训、农村消费等场景不断受到重视。不同细分场景对应的客户群体各不相同，以往大范围覆盖的营销模式很难精准捕获有效客户，营销的成功率较低。同时客户对商业银行零售产品的粘性不高，客户选择具体产品主要考量的是产品获取便捷程度，传统营销手段往往针对众多场景的客群进行大范围推广时，难以做到让客户全面认识产品特点，客户也往往因对产品认识不够，而放弃该产品。（三）运营端。产品同质化严重，用户体验成为评判产品优劣度的标准。消费金融市场参与者多，提供的消费信贷产品也多，但产品同质化问题严重。客户对金融产品的选择不像手机等产品选择过程，难以形成情感上的依赖，往往只看重金额大小以及获取的难易程度。因而，用户体验成为检验消费信贷产品优劣度的重要因素。从借贷产品的申请到使用再到客户服务，每个细节都影响到客户的体验，而客户体验的好坏又直接影响了其对产品的复借率。尤其是在当前流量红利消退，线上线下获客成本越来越高的环境下，提升用户体验，提高复借率受到了银行关注。（四）数字经济赋能零售业务的路径研究。金融科技已经成为商业银行零售业务转型升级的新引擎。零售银行业务从资产端来看主要是按揭、信用卡、消费贷款及经营贷，负债端主要是吸收个人存款。金融科技的关键点是基于高科技赋能金融产品、销售方式。同时，运用机器学习、数据挖掘等高新技术，简化银行客户双方交易的中间环节，减小融资成本。从而，帮助金融机构在盈利模式、信贷关系、渠道拓展等维度不断完善，提高自身的竞争力，为零售银行实现产业数字化提供帮助。金融科技与零售业务具有天然的黏合性，变革了传统的营销和风控体系。从销售维度来看，大数据、人工智能等高科技有助于实现销售的智能化和人性化，极大程度优化用户体验感。基于AI的用户画像，会将客户的历史信息转变成结构化的数据并进行深度的分析，从而更好地进行精准营销。从风控维度而言，大数据有助于商业银行实时监控信用风险、实施反欺诈管理和合规监管。借助风控数据，商业银行可以通过用户的信用评分、违约预警、反欺诈模型开展贷前调查、贷中审批和贷后管理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