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经济与金融范文10篇

摘要：本文基于2011-2018年中国省际面板数据，构建GMM模型，实证分析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素。结果表明：“互联网+”指数对于数字普惠金融的影响最大，政府干预、居民金融素养的提升以及经济发展都对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稳健、显著的正向作用。因此，依据结论，提出推动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政策建议。

关键词：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动态面板模型

自2005年普惠金融被联合国正式提出以来，世界各国纷纷开展普惠金融实践。我国也积极行动，十八届三中全会正式将普惠金融列为发展目标，之后又陆续推出了发展规划与系列扶持政策，为普惠金融发展开路。经过多方努力，中国普惠金融体系建设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据统计，截至2019年6月末，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乡镇机构覆盖率达96%，全国行政村基础金融服务覆盖率达99%；全国小微企业贷款余额达35.6万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10.7万亿元，较年初增长14%；涉农贷款余额34.2万亿元，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6.1万亿元，较年初增长8%；全国扶贫小额信贷余额2287.6亿元，扶贫开发项目贷款余额为4247亿元，全国334个深度贫困县各项贷款余额17366亿元，较年初增长7.9%[1]。尽管如此，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仍面临多重掣肘，主要体现在：商业模式不成熟、金融机构成本与收益不匹配、信息不对称等，这导致金融机构在提供普惠金融服务时积极性不够，金融资源分布不均衡、一些地区金融服务质量差、效率低，普惠金融发展难以为继。而数字技术发展突破金融服务时空限制，降低了金融服务成本，提高了金融资源配置效率，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破局的关键。为此，将二者相互融合的数字普惠金融应运而生，并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被首次提出。数字普惠金融的提出引发了人们热议。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如何？影响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因素有哪些？如何推进地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本文概述省际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利用动态面板计量模型分析其影响因素，总结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规律与对策。

1研究综述

作为金融创新的热点，数字普惠金融发展问题近年来得到了学者们的广泛关注。纵览数字普惠金融相关研究文献，主要集中于以下几个方面。1.1评价指标研究。目前比较权威的是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联合蚂蚁金服集团了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该指数从3个维度设计了24个指标体系，利用对数型功效函数法进行无量纲处理，采用层次分析法赋权，得出了各省市数字普惠金融指数。这一指标体系被证实是合理有效的，被张勋(2019)、周丽(2018)等学者采用。1.2发展的作用与意义研究。姚金楼(2016)、魏晓峰(2019)等认为数字普惠金融可以更好地推动普惠金融落地。张子豪(2018)、陈丹(2019)、张贺(2018)、宋晓玲(2017)证实了数字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可以提升低收入群体福利水平，帮助欠发达地区加速发展。丁日佳等(2019)借鉴工具变量法和中介效应模型研究了数字普惠金融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与作用机制。谢绚丽等(2018)发现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对于城镇化率较低的省份、注册资本较少的微型企业有更强的鼓励创业的作用。认为数字普惠金融有效缓解了传统普惠金融存在的信用采集难、成本高等困难，降低了普惠金融推广中的部分风险。任碧云等(2019)利用微观计量方法探索数字普惠金融中数字支付服务、数字投资服务和数字借贷服务的使用情况以及数字金融服务的可得性等四个维度对农村包容性增长的影响。1.3发展影响因素研究。吴金旺(2019)等利用空间面板数据模型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进行检验，认为“互联网+”、经济发展水平以及网络消费水平对各省份数字普惠金融的发展均产生显著正向促进作用。郝云平(2018)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地区的经济发展情况与数字普惠金融指数呈U型关系，人口密度、金融意识、互联网使用情况均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且稳健的正相关关系；城乡收入差距与数字普惠金融呈显著负相关关系。此外，还有一些学者聚焦于数字普惠金融的风险与监管方面。王晓(2016)从国家数字普惠金融监管现状出发，提出了相关意见和建议。陆岷峰(2016)等提出了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保护消费者权益的建议。总体而言，由于数字普惠金融最早于2016年在G20杭州峰会提出，现有文献对数字普惠金融的研究相对较少，特别是对数字普惠金融影响因素的研究寥寥无几。本文综合考虑数字普惠金融数字性与普惠性双重特征，借鉴北大数字普惠金融指标，利用计量经济方法，分析区域数字普惠金融发展影响因素，以期揭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的一些规律特征，为相关政府制定发展政策提出实证依据。

2中国数字普惠金融发展特征

［提要］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数字技术正在加速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金融创新与数字驱动具备直接契合点，也始终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金融机构面临的发展环境变革和挑战是前所未有的，需要依据自身发展情况和业务形态，借助数字驱动力量，持续推动战略转型和业务优化。

关键词：数字化；金融创新；金融科技

一、引言

当下中国经济正处于产业转型升级阶段，科技正在加速成为激发社会创造力、经济活力和产业优化升级的驱动力量。包括大数据、人工智能等在内的一系列新型数字技术的发展正在为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中枢的提升提供长期动力。而金融业正在成为数字技术和数据运用的最为广泛和深入的领域之一。在行业由高速向高质量发展的过程中，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金融与数字技术的结合，有助于推动金融行业向供给多元化和精准化发展。

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内涵与现实背景

（一）数字驱动经济增长模式变革的一般内涵。近年来，数字化正在由信息化、互联网化向智能化演进。从广泛意义上，数字驱动可以理解为，在生产过程中，以数字化知识和信息作为关键生产要素，凭借现代信息网络和通信技术等载体，推动经济生产效率提升和经济结构优化的一系列活动。从宏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数字技术对经济增长模式的变革。自20世纪60年展至今，以数字化为驱动力的经济发展历经半导体产业、计算机产业、信息产业、互联网产业等阶段实现多次迭代和演进。如今，在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和区块链等技术推进下，数字技术正在改造传统经济在工业和服务业的分割局面，推动产业边界的跨越和融合。在传统单一产业的规模化资本投入难以进一步提升经济增长的背景下，通过数字化手段，驱动资源的精准投入，并挖掘需求增量，从而驱动对经济的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宏观内涵。从微观层面，数字驱动体现为企业内部和企业之间在技术、商业模式及组织模式等方面的创新与数字技术的融合，提升企业价值创造效率。一方面，从企业内部发展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可以理解为包括数字化对研发、产品设计、运营、管理以及业务流程和组织再造等在内的决策管理各个环节提供支持。例如，传统制造企业可以利用数字化渗透和交叉，实现对企业经营运转全过程的数字化监控和数字信息整合。另一方面，从企业之间竞合关系看，数字驱动型管理创新则可以理解为基于凭借数字技术与产业供应链的融合，依靠数字产品横向延伸价值链，纵向衍生产业链，衍生新产品、新服务和新商业模式，提高企业上下游的协同。总体上，通过数字技术的深入应用，企业信息获取和整合能力、市场感知能力、预测能力等不断提升，并通过网络资源的动态资质和优化配置，提升企业供给效率，是数字驱动型发展模式的微观特征。（二）数字驱动金融创新的现实背景。特定到金融领域，金融创新与数字驱动具备直接契合点。金融业的本源在于资金融通，这需要对资产的风险和信用进行充分定价，而风险和信用的评估高度依赖于数据。从这一角度来看，金融业是数据密集型行业，也始终是数字技术的重要应用场景。依据内生增长理论，金融发展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资本投入、劳动投入和技术水平提升。我国市场化金融体系发展近30年，在金融自由化的引导下，资本和劳动投入不断扩大，金融业已经积累了一定的金融深度，基本完成数量型增长阶段。截至2019年上半年，金融业总资产已达到303万亿元，承担着连接经济供给体系和经济需求体系的重要角色。但是，相比于成熟的金融体系，我国的金融深度主要来源于居民较高的储蓄率结构，而金融产品供给同质化高、金融工具创新不足等问题，显示出金融市场广度和适配性仍然有待提升。在资本投入和劳动投入等资源性投入的边际贡献不断递减的背景下，数字技术正在承接并不断推进金融行业发展模式从资源驱动到数字驱动的转型。传统金融机构积极尝试探索通过金融科技手段，从提升投研能力、扩大获客领域、提升运营效率、强化风险控制等方面推动金融企业经营发展与战略管理规划。

经济规律的研究表明，每一次经济形态的重大变革，必然依赖新的生产要素。随着数字经济时代的到来，数据将成为驱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生产要素和新引擎。近年来，随着新技术助力金融生态日渐开放，场景应用的深入、产业互联网的发展以及开放战略的推进，私人银行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数据资产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一方面通过拓展数据资产的运用领域和范围，构建场景生态，探索标准化产品或技术与不同场景相结合的模式，走向与产业和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一方面通过推进金融数据治理、安全共享及融合应用，捕捉和利用经营全流程中的数据资产要素拓展业务、管控风险，打造面向产业、生态全面数字化开放和合规的私人银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促进私人银行高质量发展。

一、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现状

（一）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处在转型升级关键期

金融机构在数字化时代，需要新的金融服务方式去适应数字经济，通过金融科技释放和解放生产力，推进形成金融、科技与产业的三角良性互动机制。对银行业而言，其中的关键在于推进数字化转型去适应数字经济对产品和服务模式的新要求，实现生产关系的重构，重构客户与组织关系、组织内部协作关系、组织与外部生态关系。技术创新正在更加广泛地应用于经济金融领域，金融业的服务模式、管理模式和商业模式的变化更加深刻，为科技在金融业的实践探索创造了更加有利的发展环境，既能成为多层次社会融资和居民财富的“连接器”，又能为构建资金供给、资金运作、资金需求相互作用的金融生态，还为实体经济发展提供了助力，为企业及个人客户创造了价值。近年来，一方面运用人工智能、大数据、物联网、云计算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利用数据资产不断深化数字化转型，降低运营成本，提高运营效率；一方面通过拓展数据资产的运用领域和范围，构建场景生态，探索标准化产品或技术与不同场景相结合的模式，走向与产业和生态的融合与创新；一方面通过推进金融数据治理、安全共享及融合应用，捕捉和利用经营全流程中的数据资产要素拓展业务、管控风险，打造面向产业、生态全面数字化开放和合规的私人银行，提升自身核心竞争力。私人银行数据应用，不但需要更好地理解目标客户、准确预测客户行为偏好、制定有效营销策略、精准传递产品和服务信息、获得客户反馈、优化再营销策略。还需要通过涵盖数据整合、数据挖掘、数据展现、数据推送与数据监控等方面的数据应用和大数据创新，打造智能化、数字化的服务模式，为客户提供更加精准的服务方案，全面支持客户旅程的各个阶段。由此，私人银行数据应用不断向“智能化、便捷化、时尚化”的全能型数据挖掘、数据监测、数据整合、数据探索延伸。

（二）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存在的痛点与难点

在私人银行数字化转型升级的关键期，结合私人银行业务的规律与特点，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面临一定的痛点和难点。一是数据挖掘与数据有效运用。银行机构虽然具备数量巨大的应用数据，但由于银行传统的数据仓库设计和数据应用模式，使得其缺乏相对深入的数据挖掘，在面临数据增长的规模化、结构类型复杂化、数据分布零散化等特征情况下，银行大量数据分散在不同应用系统中无法有效地获得和利用，形成“系统烟囱”“数据孤岛”。如何建立面向具体业务场景的模块化数据和标准化流程，便利数据与业务的衔接和推进，将数据管理平台“沉没信息”转化为“生产要素”，降低私人银行的运营成本，是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面临的痛点和难点。二是数据融合与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在不断探索和研究新型技术与私人银行金融服务的有机融合，推动技术服务产品化向智能化发展的过程中，私人银行业务面临独特的考验。一方面是私人银行传统的数据仓库设计，对于客户行为数据等重视不足，主要以满足银行统计和管理需求为中心，缺乏“千人千面”的信息收集和利用，对客户KYC和产品服务适配以及智能投顾“人性化”服务存在不足，如何实现数据融合与资产运营效率提升，将私人银行数据丰富的优势充分转化为数据资产能力，是私人银行数字化建设面临的痛点和难点。另一方面是私人银行在探索标准化产品、技术与不同场景相结合的模式过程中，需要坚持金融供给侧改革的战略方向，以服务实体经济为根本，搭建数字金融场景生态平台，充分利用数据要素持续增强场景运营能力，增强场景平台内建外连，私人银行在数字化建设中，快速迭代和敏捷创新能力仍存在痛点和难点。三是数据合规与安全挑战。监管层强调“金融是特许经营行业，必须持牌经营”，商业银行回归持牌金融主业成为共识。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快速发展，金融数据作为有价值的资产，在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和共享等各个环节面临着安全风险与挑战，数据跨境传输还涉及国家安全等问题，数据存储的方式、计划存储的时间以及需要采取的安全防护措70时代金融施等，平台化转型路径仍有待摸索。此外，随着数据利用的深入，也容易暴露出一些侵犯个人隐私问题，隐私数据泄露事件时有发生，数据安全保护问题依然任重道远。

摘要：随着农村产业经济的蓬勃发展，国家大力扶持和推动以普惠金融为主旨的数字金融，农民群众对传统金融与数字金融产品服务的可及性也逐步增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视角下农业经济的金融困境较为显著，如国有银行的数字金融功能发挥不力，互联网金融尚未普及。因此，农业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为增强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出路，要发挥国有银行的数字金融服务优势，互联网金融精准服务农业经济；循序渐进构建农业数字金融监管制度，发挥国有商业银行在数字金融服务领域的诸多优势，与互联网金融共同为农业经济提供精准的数字金融服务。

关键词：农业经济；商业银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一、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的界定

（一）数字金融与可及性

数字金融，指的是以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为主要载体，借助信息科技和设施设备把传统的金融服务和产品与互联网结合而形成的新式金融服务。它重点涵盖网络信贷、网络支付、移动支付、互联网保险、网上银行、网络基金、数字普惠金融、网络理财等多种金融服务和产品。数字金融大数据时代和现代金融服务相互结合而衍生的一种金融服务，它的来源和资本的网络化运作联系密切。农业经济日常的生产经营、营销销售、运输存储等业务活动需要适量的农业资本，数字金融要发挥自身优势，助力农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增强其产业活力和发展能力。“可及性”生成于拉丁语“accesses”，1968年Anderson论述“usingservice”卫生服务时指出：受众实际享用服务的数量和获得服务的受阻或便捷程度。Saurman指出，可及性要涵盖服务提供者的协同意识，用户反馈、运用、吸纳、获取信息和资料的能力意识等。因此，金融服务可及性的定义应基于客观可用的服务设施在空间、时间层面的可达性，金融服务需求方主观上能够判断自身对已获取的金融服务及其对金融服务满足的程度。

（二）数字金融服务可及性

摘要：海南自由贸易港投资营商环境的优化建设需要法定数字货币的发展与支持。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普通数字货币、传统货币的特性和其发行流通过程中潜在的技术风险与信息安全风险使其具有审慎监管的必要性。应从微观和宏观两个角度入手，明确抓住抓牢自贸港建设过程中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监管重心，进一步加强国际间合作，有效抑制风险因素，从而促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发展。

关键词：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风险防范；海南自由贸易港

一、问题的提出

法定数字货币（CentralBankDigitalCurrencies，简称CB⁃DC）亦称央行数字货币，在我国被称为数字人民币，是由中央银行直接发行的，将传统法定货币数字化的一种形态，即基于区块链、5G等技术的一种数字化货币。毫无疑问，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需要具备必要的技术、市场和制度条件，在技术条件落后、市场规模狭小、金融监管落后的国家或者地区，难以有条件发行和流通法定数字货币；而只有区块链和互联网技术发达、市场规模广大、金融监管规范高效的主权国家，才具备了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基础和市场条件。作为全球新兴经济大国，中国具有先进的互联网与区块链技术，特别是5G通讯技术居于全球领先地位，商品市场与金融交易市场广阔，中国对金融市场的监管高效有序，具备发行和流通央行数字货币的技术和政治经济条件。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在一定层面上代表了人类社会货币制度创新和货币演化的未来方向，也将成为海南自贸港制度创新发展的未来着力点。与传统货币相比，法定数字货币币值稳定，能够大幅降低货币发行和交易的成本，提高货币交易的效率[1]。在数字化经济的环境背景下，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还能便于中央银行对资金流向的管理，能更精准地把握社会经济现状，也能在一定程度上抑制经济犯罪的发生。但作为一项近年来兴起的新事物，一方面，在具体应用上缺乏相应的法律制度对其进行约束和保障，致使法定数字货币可能面临反洗钱监管等风险；另一方面，由于受到部分数字技术在应用上不成熟的影响，还可能导致法定数字货币遭遇技术风险的挑战。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运行层面，需要不断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监督管理，才能充分发挥法定数字货币在数字经济中应有的作用，促进数字社会的发展。站在海南自由贸易港未来发展的角度看，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对于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建设具有重大意义。2020年8月14日，海南正式成为全面试点发行数字货币的地区之一，通过在海南发行法定数字货币，能更快地促进海南建立起一套较为完善的数字贸易体系，推动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从而使海南自由贸易港更快地向世界一流自由贸易港看齐。然而，在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给海南自由贸易港的发展带来便利的同时，理应看到其中所潜藏的风险。只有充分了解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之间的差异及其自身特点，可能带来的风险，从微观和宏观角度给予恰当的监管方式，明确法定数字货币运行的监管重心，才能更好地推进海南自由贸易港数字经济及数字社会的发展。

二、法定数字货币审慎监管的必要性

1.法定数字货币区别于普通数字货币和传统货币法定数字货币是中央银行发行的、具有法律地位且有国家信用支撑的数字化货币[2]，随着科技的进步，其已逐渐成为当下中国经济社会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日常生活当中扮演极其重要的角色。普通数字货币是指非中央银行发行或中央银行授权机构发行的，在特定范围内可作为“货币”替代物的数字表现，本质上仍然属于一种普通的数字商品，并不是由国家主权背书的法定货币。这类货币依附区块链技术而存在，以比特币（Bitcoin）、以太币（Ether）、泰达币（TetherUSD）、瑞波币（Ripple）、艾达币（Adalevea）等为代表的普通数字货币在近年来取得迅速发展。与法定数字货币不同，两者虽同时借助了区块链等新技术的发展，但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主体更具有权威性，得到了主权国家的信用背书，从而取得了与人民币、美元、欧元等法定货币同样的地位，这就使得法定数字货币的持有者所承担的风险大幅降低，法定数字货币与普通数字货币之间最大的区别即在于此。法定数字货币与传统货币都以主权国家的信用为货币发行与流通的基础，不具有价值，传统货币可以表现为纸币或账户中的数字,而数字货币则表现为区块中的记录。虽然它们都是由一国货币当局发行的法定货币，都履行相应的货币流通职能，但二者之间仍然存在着显著的区别。在技术条件上，法定数字货币通过中央银行设立的数字货币联盟进行跨境发行和跨境流通，以区块链技术运行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和数据库系统，具有分布式数据存储和分散化交易的比较优势，为跨国数字货币支付、结算和投资创造了良好的跨国金融基础设施条件[3]，而传统货币在跨境支付、结算与投资过程中容易受到各种政治经济及技术条件的限制，特别是如美国这类传统国际储备货币大国，还会利用本国货币在国际社会中的主权信用优势限制和打压竞争对手国的货币跨国交易与流通。在流通形式上，法定数字货币突破了以传统媒介作为依托的流通形式，而表现为有价值的数字化符号形式。在流通成本上，法定数字货币无需排版印刷，克服了地理空间上的物理限制，特别是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为法定数字货币的开放式、共享型的账户系统设置与监管提供了技术支持，与传统货币相比，其发行与流通成本大大降低。在流通速度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与流通的低成本使其能够拥有更快的流通速度，有利于提高交易效率并为资源配置优化提供新的货币交易条件。法定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数字性价值符号，其流通更容易突破地理限制、物理限制、规则和制度限制、文化与习俗限制，促进经济资源在更广泛的地理空间范围的优化配置，由此能够进一步提高市场跨时空资源配置效率。事实上，法定数字货币是在综合了传统货币和普通数字货币功能的基础上构建的新兴货币形态，是人类社会货币形态演化与发展的最新成果，其在充分吸收传统货币优点的基础上弥补了传统货币的缺陷和不足，具有扬弃效应，给传统货币特别是在国际社会基于主导地位的大国主导货币带来了挑战，其产生的替代效应对国际货币体系乃至国际金融治理体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而正是基于法定数字货币的重要地位和上述特性，就必须加强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的各项监管。2.法定数字货币在流通过程中面临技术风险法定数字货币作为数字金融的一部分，对区块链等网络应用技术有着极高的依赖性。因此，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必须对相关的互联网技术安全风险给予高度的重视。技术风险的成因在于缺乏规范有效的技术标准，由此衍生出技术选择风险和系统安全风险。在技术选择风险层面，鉴于区块链技术目前正处于迅速发展阶段，所以基于区块链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法定数字货币在可选择的技术方案上存在落后的可能，若是在法定数字货币发行和流通过程中选择了较为落后的技术方案，未能充分考虑到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系统和日益更新的个人终端的兼容性问题，则会导致相关的数字业务流程遇阻，即降低信息的传输效率，从而影响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使用体验，使其不被公众所认可[4]。在系统风险层面，中央数据系统与个人终端之间采取的互联网协议将会直接决定用户的法定数字货币交易信息能否被第三人截取或窥探，若互联网协议加密程度较低或是没有及时更新，那将会对交易安全产生严重的威胁。3.法定数字货币流通过程中面临信息安全风险在法定数字货币交易的过程中，势必会产生庞大的数据流，而通过大数据对电子交易信息的收集和利用也无法避免此种情况，由此产生的一些对于法定数字货币交易数据的侵犯不可回避[5]。目前，信息安全所带来的挑战主要来源于黑客攻击、木马病毒以及网络诈骗等。就黑客攻击所带来的风险而言，随着计算机技术的推广普及，在涉及互联网的各个领域都有着相当大规模的技术人员，技术人员通过专业的工具发掘交易过程中存在的漏洞，通过多种途径截取用户交易信息，从而达到窃取用户法定数字货币账户信息的目的。就木马病毒所带来的风险而言，第三人可通过短信链接、邮件等方式向法定数字货币持有者的手机植入木马病毒，在持有者不知情的情况下监视持有者手机的动态数据信息，记录持有者登录手机数字银行账户的账户名及支付密码，从而达到窃取资金的目的。从网络诈骗角度来看，通常是通过一些消息诱导用户点击进入精心设计好的假网页，欺骗用户让其输入个人账户信息，通过记录用户输入的个人账户信息后窃取用户的资金。综上，法定数字货币的发行和流通不同于民间普通数字货币，其独特的地位要求我们必须正视其在发行和流通过程中可能存在的风险，而面对这些存在的风险，通过加强对法定数字货币的审慎监管，则可以在很大程度上解决法定数字货币在社会经济中可能存在的诸多问题，进而为自贸港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稳健发展保驾护航。

一、各国数字货币发展情况

数字货币的出现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是金融科技的产物。比特币是出现最早的私人数字货币，在私人数字货币发展的同时，各国中央银行加入了数字货币的浪潮开始了主权数字货币的研发。

（一）私人数字货币

私人数字货币是由私人发行的数字货币，根据其赋值不同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基于区块链技术产生和使用的原生代币，也被称为加密数字货币；二是以一系列法定货币计价的资产为储备资产，通过区块链发行运营使用的数字货币，其币值相较于加密货币稳定。最早的私人数字货币是2008年由中本聪基于区块链技术发明的比特币。此后各类私人数字货币开始爆发式涌现，据不完全统计目前世界上有5500多种私人数字货币。2019年6月18日，拥有全球24亿网络社交基础的网络巨头Facebook宣布推出加密货币Libra。Libra以区块链作为技术支持，以一揽子强势货币计价资产作为信用支持，其愿景是作为一款全球性的数字原生货币，集稳定性、低通胀、全球普遍接受和可互换性于一体，推行金融普惠，主打支付和跨境汇款。在互联网时代，这样一个私人数字货币，必然会对货币政策、金融监管、金融安全、世界货币格局、甚至国际政治经济竞争格局带来不可估量的巨大影响。

（二）央行数字货币

在各种私人数字货币蓬勃发展，预以一种新的货币形式取代现有的信用主权货币和支付系统之时，多国中央银行开始涉足数字货币的设计研发。2020年10月，BIS等《央行数字货币：基本原理和核心特征》报告，报告显示：全球80%的央行都参与了央行数字货币的研究。全球40%的央行已经从概念研究发展到试验或概念验证，10%的央行已经开始试点运行。2021年1月BIS了关于中央银行数字货币第三次调查结果，截止2020年底65家央行各自央行数字货币发展情况的调查报告显示：86%的央行正在进行央行数字货币的实验和研究，越来越多的央行正在从研究转向实际试点，但距广泛使用还有距离。目前，美国、欧盟、日本、英国均未启动央行数字货币的试点。目前典型央行数字货币有：委内瑞拉石油币（2020年2月，因大规模通货膨胀委内瑞拉商人已经放弃石油币作为支付手段）、瑞典电子克朗于2020年2月开始测试、新加坡Ubin项目已经进行五个项目。

摘要:党的十九报告明确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同时也明确了普惠金融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的重要地位。近年来，山东省在农村改革建设方面取得了非常显著成绩，也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这样的背景下，潍坊市全面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积极打造和构建数字普惠金融发展模式，从整体上推动了乡村经济转型与发展。本文就基于乡村振兴背景，对潍坊市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进行相关研究。

关键词:乡村振兴战略;数字普惠金融;潍坊市

一、引言

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城乡发展之间的矛盾也日渐突出。报告中提出了乡村振兴战略，为乡村经济发展指明了方向。而金融与经济密不可分，在实现中国乡村振兴的过程中，紧抓特色金融发展是必要的。潍坊市依托数字普惠金融这个平台，有效推进了当地金融事业的发展，为经济建设提供了有效助力。

二、数字普惠金融服务乡村振兴的意义

数字普惠金融是乡村振兴战略落实的手段，也是农村金融改革的有效途径。领导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为金融系统抚育了重要使命，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提出与实施，我国呈现差距不断缩小。金融在城乡统筹发展中的重要性也在突显，充分发挥金融的作用和优势，振兴乡村经济，这是金融机构未来工作的重要任务。在乡村振兴中金融服务是不可缺少的力量，也是乡村振兴的主要评价指标。多年来，农村金融机构在服务实体经济方面，尤其是金融扶贫、民营小微企业等主要领域上都发挥着不可取代的作用。从现阶段的情况来看，农村金融资源还无法满足现代农业发展的需求，特别是在农村金融方面还存在一些不足，其中供需不匹配是主要问题。因此，将更多金融资源投入到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领域是现阶段数字普惠金融的关键。

一段时间以来，数字普惠金融理念已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发展数字普惠金融,是顺应数字时代的客观要求，是解决农民信贷难的重要契机。

数字普惠金融的背景与由来

普惠金融这一概念,是2005年联合国在宣传小额贷时提出并被广泛运用的词汇。其含义大致是：能有效、全方位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尤其是贫困、低收入人员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随后，世界上各种研究机构，对普惠金融作出了不同的理解，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将普惠金融定义为：家庭和企业能够方便得到和有效使用的金融服务，这些金融服务必须是有担当的和可持续的，并受到良好的监督。到2016年，二十国集团(C20)峰会在中国杭州召开，数字普惠金融被列入重要议题。在中国的推动下，峰会制定了《（C20)数字普惠金融高级原则》及29项具体目标，鼓励各国制定国家行动计划，以发挥数字技术为金融服务带来的巨大潜力，通过提升数字金融服务推动包容性经济增长。2006年，普惠金融理念引入我国。经过十年打磨，普惠金融在我国落地发芽生根开花结果。2016年，国务院印发了《推进普惠金融发展规划(2016-2020年）》，规划体现了共同富裕和可持续性原则。金融普惠对象是小微企业、农民和低收入人群等。国家将金融普惠到如此具体的群体和范围，再次向全世界证明，中国政府倡导引领的（C20）杭州峰会精神的责任、担当和作为。中国是农业大国，农业生产需要大量的资金支持。但相当一部分地区欠发达，“三农”经济发展滞后，农村金融空白化现象不同程度存在，供需不平衡矛盾突出。加之农民从正规金融渠道获得金融服务的门槛较高，非正规金融带来的监管难度大，阻碍了农村金融的发展。因而，发展普惠金融，是缓解金融资源矛盾，促进解决农民信贷问题的新思路和方向，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意义深远。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信贷问题的困境

近年来，互联网技术的崛起，给我国经济插上了腾飞的翅膀，也深刻影响着金融行业的变革。大数据、区块链等数字技术正应用于农村普惠金融实践。但目前还处于探索阶段，还存在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农村金融数字化普及率低、结构单一、网点少一是普及率低。在农村，部分人对手机支付、购物、缴费等操作不熟悉，习惯于现金交易，多功能的数字化工具推广困难，数字化金融服务率偏低。二是经营结构单一。在大部分地方，农村的金融机构只有农村信用社，经营主体单一，缺乏活力，农村大部分人有钱也不存入信用社，因而大多数信用社吸纳存款少，几乎无盈利，有的甚至亏损，相当一部分农村信用社基本上属于维持性金融机构，服务“三农”心有余而力不足。三是经营网点少。受地域限制，农村金融机构网点大多分布在集镇或县城，偏僻地方的农民获取金融服务困难，“普惠”难落到实处。农村金融信息不畅，农民贷款门槛高，获得贷款数额少首先是外部信息不畅。数字时代的数字普惠金融体系，需要大量数据支撑，但单位和部门之间彼此封锁信息，互设障碍，甚至互相掣肘。诸如近年出现的倒闭甩债、直接赖债、攀比欠债等缺失诚信的恶劣现象，这些重要信息，金融部门之间缺乏交流共享，急需对信息进行统筹互享，共同对付无赖。其次是内部信息不畅。即使处于同一业务范围，金融机构的数据也相互保密，壁垒森严，不能外泄。有些金融部门对现有内部信息，即便掌握了其利用率也不高，导致交易信息零碎、分散，难以整合。由于农民居住分散，所需贷款用途千差万别，金融部门无法全面掌握农户的信用和家庭经济情况，便对其贷款用途设置了过高的门槛和严苛的抵押条件。凡此种种原因，使得相关金融机构给农户的贷款数额少之又少，很难满足农民所需资金。这是制约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农村金融机构追求盈利，不利于农村普惠金融发展一是“三农”难、“三农”弱。因为传统的生产模式使得农民收入低，不稳定，且受自然环境和气候变化影响，农业生产承受很大风险，很难获得稳定收益。而发展经济型农业周期长，需投入大量资金，但资金短缺导致其举步维艰。二是农村金融机构获利较少，积极性不高。一些农业银行服务于农业部分的业务几乎常年亏损，不得不切割甚至舍弃这部分业务，以完成商业化转型。除农行之外，一些商业性的金融机构无法获得较多的利润，也纷纷撤出农村金融市场，农民贷款难。近年来，有部分电商开始涉入农村金融，但贷给农民的贷款利息偏高，农民难以承受。企业追求利润，本无可厚非，但涉及“三农”，尤其是国家政策型金融机构对农民应尽力体现普惠性。数字金融存在一定的隐患。在获取便捷的数字金融服务的同时，金融欺诈行为也随之出现。不少骗子利用农民对高科技技术掌握偏低，防范意识薄弱、辨别能力不强等弱点，乘虚而入，通过网络渠道诈骗农民钱财。前些年，以高利息回报为诱饵的“理财”骗局，使农民仍心有余悸。此外，消费者信息泄露屡见不鲜，农民也深受其害。

农村数字普惠金融与农民信贷问题的解困之道

摘要: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是当前我国农业发展的一大主题。基于此,文章对部分农村地区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状况进行研究、整理和分析,阐述了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模式,并针对目前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存在的现实障碍,从顶层设计、战略规划、基础设施完善、数字化人才队伍建设等多个角度提出一些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有效策略,以促进我国农业现代化、信息化发展,为相关工作人员提供理论参考。

关键词:数字经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引言：数字经济是依托于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手段来处理数据信息,用以引导和实现资源快速优化配置与再生,从而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的一种全新经济形态。数字经济的诞生无疑为各行各业带来了全新的发展思路和方向。在农业生产领域,通过引入现代信息技术,将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相融合,可以解决许多传统农业中存在的发展问题,突破传统农业的发展瓶颈。然而现阶段部分农村地区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仍面临许多的现实障碍,如顶层设计和战略规划未彻底落实、农村网络信息基础设施不够完善、基层数字化人才稀缺等。信息时代背景下,数字经济的兴起赋予了农村经济发展新的驱动力,有关部门必须牢牢把握现代信息技术和数字经济的发展脉络,扫清农村经济与数字经济相融合的现实阻碍,充分发挥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应用优势,积极探索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有机融合的有效路径。

1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必要性

推动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是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重要途径。一方面,我国早在2017年便提出了“数字经济”的概念,开始着手规划和落实数字经济发展。在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以后,我国重新部署了数字经济的发展点,确立了农村数字经济的发展地位,将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相结合,希望借助数字经济促进农村经济完成转型升级。因此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是响应国家战略需求的必然举措,应受到相关工作人员的高度重视。另一方面,信息时代背景下,现代信息技术渗透社会各个领域,推动许许多多的产业走向信息化发展的道路。而农业是我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落脚点,借着信息技术这阵东风,我国极力推进农业朝现代化、信息化方向发展。通过将传统农业与现代科技相结合,与时俱进,可以有效挖掘农业领域中数字经济的价值,转变农业生产方式,重构农业生产链,驱动农业经济高质量发展。

2数字经济与农村经济融合发展的实践模式

摘要：促进乡村振兴、打造现代农业，要充分利用先进信息技术实施数字农村战略，大力发展农村数字经济。为此需科学把握数字经济的概念、内涵与若干特征，还要从扩大农村基础信息设施建设覆盖、推动信息技术有机融入农业全产业链两大机制上保障农村数字经济与农业经济的有效融合。

关键词：技术引领；农村数字经济；农业经济；融合路径

强调要加速打造数字中国，践行国家大数据战略；建设以数据为核心要素的数字经济。当前以信息技术为主要代表的各类高新技术突飞猛进，以信息化为本质的数字经济发展可谓风生水起，在一二三产业场域正持续推广开来。《中国“互联网+”指数报告（2018）》表明，2018年我国数字经济体量达到了31万亿元人民币，占我国GDP总量1/3以上，新形势下要拓展人工智能、大数据、移动互联网、云计算、遥感科技、区块链等多种先进技术，利用这些新变量促进农业经济增效提质。积极引领我国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的有效融合与可持续发展，在推送双方深度融合的过程中推动我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

一、数字经济概念与特征概述

（一）概念厘定

本文借鉴2016年G20杭州峰会《G20数字经济发展与合作倡议》界定的权威定义：“数字经济指的是把数字化信息与知识当作主要生产要素、把信息网络当作关键载体、把有效运用信息通信科技当作经济结构优化与效率提升的关键推动力的诸多经济活动。”信息化是数字经济发展的本质。信息技术被大规模地用来提升与改造服务业、工业与农业等传统产业。如今移动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物联网、AI、AR/VR等多种先进技术正在逐步深入发展。应着力发挥信息技术创新优化的扩散效应、知识和信息的溢出效应、数字技术释放的普惠效应，以数字化、信息化推动农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实现数字经济和农业经济的有效融合。鼓励以数字化改造农业生产、强化农业物联网技术、遥感技术、地理信息技术、智能设备等当代信息科技和农村生活生产深度全面融合，推进农业大数据应用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