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学哲学论文范文10篇

【内容提要】在脱离了基础主义的研究以后，数学哲学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来自科学哲学的影响就是促成这一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并事实上导致了数学哲学研究中一个新的研究范式。由于新方向上的研究在研究问题、研究方法，基本立场和主要观念上，都已发生了质的变化，这也就清楚地表明了数学哲学现展的革命性质。

【关键词】科学哲学/数学哲学/数学哲学的革命

【正文】

本文有两个互相关联的目标：第一，对科学哲学对于数学哲学现展的重要影响作出综合分析；第二，对新的研究与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进行比较，从而清楚地指明数学哲学现展的革命性质。

一、从一些具体的研究谈起

如众所知，由1890年至1940年的这五十年，可以被看成数学哲学研究的黄金时代：在这一时期中，弗雷格、罗素、布劳维尔和希尔伯特等，围绕数学基础问题进行了系统和深入的研究，并发展起了逻辑主义、直觉主义和形式主义等具有广泛和深远影响的数学观，从而为数学哲学的研究开拓出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其影响也远远超出了数学的范围，特别是，基础主义的数学哲学曾对维也纳学派的科学哲学研究产生了十分重要的影响，而后者则曾在科学哲学的领域长期占据主导的地位。

【内容提要】本文对存在于数学哲学与科学哲学、以及数学哲学与计算机科学之间的相互影响和渗透的关系进行了分析，并以此为依据提出了“能动作用”这一知识与概念发展的普遍模式，即我们不仅应当高度重视在不同领域之间所存在的重要联系，而且应当明确肯定这种关系的能动性质。

【正文】

1引言

这一文章有两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第一，表明数学哲学在20世纪中与两个很不相同的领域，即科学哲学和计算机科学（包括人工智能），产生了重要的相互作用，而且，这三个领域都由这种相互影响得益匪浅；第二，作为对于这种相互关系的进一步分析，文中提出了“能动作用”(dynamicinteraction)的概念，作者认为，这事实上代表了知识与概念发展的一个普遍模式。

为了讨论的方便，以下先对“能动作用”这一概念作一较为具体的刻划。笔者认为，这主要包括以下四个特征：

(1)在两个先前被认为是互不相关的领域之间可能发现某些出乎意料的联系；

之后的20多年，科学哲学在中国曾有过一段相对繁荣的发展时期。当时，仅在上海一地就出版了几十种科学哲学译著和著作。其后将近30多年，由于种种原因，科学哲学不仅在大陆没有得到长足的发展，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甚至销声匿迹了。结束后的1976年，正当波普尔和库恩名满天下之时，在大陆哲学界，并没有几个人真正了解他们的学说，甚或相当多的人还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大陆学界远离国际哲学潮流之远，由此可见一斑。

1976年“”垮台后，国家经过两年的恢复，学术界经过两年的准备，科学哲学也在大陆悄然而生。1978年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份。是年3月18日，盛况空前的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举行；5月11日，《光明日报》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评论员文章，对、“”鼓吹的个人崇拜、对“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进行了批判；12月8日，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北京召开，全会总结了历史经验，制定了一些比较开明、比较务实的政策。这些政治背景，不仅为学术研究创造了比较自由、比较宽松的气氛，提高了知识的价值和学术研究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矫正了一些错误的和糊涂的认识（以往纯学术、纯理论研究往往有“理论脱离实际”之嫌），而且这种背景本身对学术工作者也是一种极大的激励。

在自然辩证法（“自然辩证法”这个名称在大陆是历史地形成的：它既是一项为现实经济建设和科技发展服务的综合性社会研究事业，亦指自然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的交叉学科群，其中主要有科学哲学、技术哲学、科学技术史、科学技术社会学等）界，1978年也是一个具有决定意义的年头。其典型事件有以下几例：（一）1977年12月，全国自然辩证法规划会议在北京举行，其任务是制定自然辩证法学科发展规划，筹建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办学术刊物《自然辩证法通讯》。1978年1月6日，《一九七八年——一九八五年自然辩证法规划纲要（草案）》正式成文下发,它强调要加强自然科学方法论、各门自然科学哲学问题和外国科学哲学的研究。（二）是年7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筹委会在北京举办“全国自然辩证法夏季讲习会”，来自全国28个省、市、自治区的科技工作者、哲学和自然辩证法工作者共1500余人参加了会议，听取3位科学家和学者的专题报告。这次讲习会产生了巨大的轰动效应，其影响经年不衰。（三）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研究生院（又称中国科学院研究生院）、中国人民大学和复旦大学自然辩证法教研室同年招收了后的第一届自然辩证法研究生（前者招生14人，专业定名为“科学哲学和科学思想史”；后二者分别招收7人和10人）。（四）1978年1月，《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通信》创刊，这份四开四版半月刊的学术新闻性报纸是中国自然辩证法研究会的会刊，其目的在于促进自然辩证法的学习、研究和普及（它于1990年底停刊）；10月，《自然辩证法通讯》出版试刊。

就这样，经过一年多的思想准备、组织准备和学术准备，科学哲学自1978年开始逐渐在大陆生根、发芽、开花、结果。现按以下几个方面分而述之。

专业刊物

专业刊物是一个学科发展不可或缺的支柱，也是其学术水平的鲜明标志。与科学哲学相关的刊物主要有以下几种：

[内容简介]托马斯.S.库恩去世己有五周年了，本文通过追忆作者与库恩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来重新审视库恩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根本上转换了科学史的视角，从当今科学观的演进来看，库恩发起的这场革命依然在延续。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内容简介]托马斯.S.库恩去世己有五周年了，本文通过追忆作者与库恩交往中的一些往事，来重新审视库恩所留下的精神财富。库恩的范式理论从根本上转换了科学史的视角，从当今科学观的演进来看，库恩发起的这场革命依然在延续。

[关键词]范式内部史与外部史不可通约性

一、

作为本文的开始，请允许我追忆已故的托马斯S.库恩教授。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1974年夏天，他赴日本参加在东京举办的第14届国际科学史研讨会。那时，我是东京大学的科学史研究生，见面之前，他的《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于1971年面世，不久，我就为学校报纸写了一篇有关此书的评论文章。在那段时间，坦率地说，我对于他的关于科学革命的著作并没有很深的印象，因为当时我的主要兴趣是科学和技术的社会维度。

大约两年后，即1976年，我进入普林斯顿大学作为科学史与科学哲学项目的研究生。在那儿，我阅读了库恩教授的一些文章，这些文章随后在他的论文选《必要的张力》（1977）中又重新出版。其中有一篇题为“科学的历史”的短文刊登在1968年出版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第14卷中。库恩教授在科学的内部史和外部史上花了一定的篇幅来解释什么是“内部史和外部史”，尤其是关于“默顿命题”。

库恩认为，在一个新学科发展的早期，专业人员集中在主要是由社会需要和社会价值所决定的那些问题上。在此时期，他们在解决问题时所展示的概念，受到当时的常识、流行哲学传统或当时最权威科学的制约。17世纪出现的新学科和许多现代社会科学提供了例证。但他争辩说，一门学术专业在后来的发展方式，总是大大区别于至少在科学革命时期由古典科学的发展所预示的。一门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在一个具有传统理论以及工具、数学和语言技巧的复杂总体中受到训练的。结果，他们组成了某种特定的亚文化群，其成员是彼此著作的唯一读者和裁判。这些专家们研究的问题，不再由外部社会提出，而是产生于内部，为了扩大现存理论与自然界相互适应的范围并提高其精确度而提出的挑战。用来解决这些问题的概念，一般同以前专业训练中所提供的概念紧密有关。简而言之，与其他专业的创造性工作相比较，成熟科学的专业人员是从他们在其中过着特殊专业生活的文化环境中实际分离出来的。[①]在阐述现代科学规则的出现时，库恩教授从未忽视外部因素，而是解释了内部与外部因素如何以十分自然的方式交织在一起。重读《科学革命的结构》，我现在意识到在谈及几篇有关强调外部的理智和经济条件影响的热力学文章之后，库恩教授明确指出：“因此，仅仅在这篇论文所讨论的问题中我才将外部因素的作用看得很小。”[②]对于《科学革命的结构》的作者来说，内部因素与外部因素都是必要的。库恩教授在先前所提到的那篇“科学的历史”一文中指出，“虽然科学史的内部方法和外部方法多少有些天然的自主性，其实它们也是互相补充的。它们只有实际上是一个从另一个中引申出来，才有可能理解科学发展的一些重要方面。”[③]从这时起，我理解了库恩教授的科学史方法论即为科学内部和外部史，或他的范式概念就是描述科学实践的深层维度（包括内部与外部）。1976年，普林斯顿的新学年开始后，我经常在办公室里遇到库恩教授，尤其是在星期三下午项目组所举办的酒会时间里。那时我与他进行愉快的交谈。在CharlesC.Gillispie教授，研究生主任家里举办的一次舞会上，他为客人调制了苏格兰威士忌。

朱尔•昂利•彭加勒(JulesHenriPoincaré，1854~1912)是法国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他以其出众的才华、渊博的学识、广泛的研究和杰出的贡献而遐迩闻名，赢得了同代人和后辈人的赞誉。英国数学家西勒维斯特(J．J．Sylvester)在1885年谈到他对彭加勒的印象时说：“当我最近访问彭加勒时，……在他的不可遏止的非凡智力面前，我的舌头一开始就不听使唤了，直到过了些时间(可能是两三分钟)，当我全神贯注地注视着他那充满青春活力的仪容时，我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法国政治家、哲学家、航空学家和数学家保罗•潘勒韦(PaulPainlevé)称彭加勒是“理性科学的活跃智囊”。美国著名科学史家，ISIS杂志创办入萨顿(C.Sarton)在1910年的日记中表明，他试图在大学找到职位之前，有意“成为昂利•彭加勒的学生，因为他是我们这个时代最有智慧的人物”。进化论创立者达尔文的儿子、英国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乔治•达尔文爵土(SirGeorgeDarwin)在提到彭加勒对他的影响时说：“他必须是被看作是起统帅作用的天才人物——或者也许可以说，他是我的守护神?”

显赫的彭加勒家族

130年前的4月29日，昂利•彭加勒出生在法国南希(Nancy)。他的祖父曾在拿破仑军队中供职，隶属于圣康坦(SaintQuentin)部队医院。1817年，祖父在鲁昂(Rouen)定居，并结婚成家，后有两个儿子。大儿子莱昂•彭加勒(LéonPoincaré)生于1828年，他是一位第一流的生理学家兼医生、南希医科大学教授。二儿子安托万•彭加勒(AntoinePoincaré)，曾升迁为国家道路桥梁部的检查官。

莱昂的妻子是一个善良、机敏、聪明的女性，她生有一子一女，儿子就是后来成为伟大科学家的昂利•彭加勒。安托万有两个儿子：一个是昂利的堂弟雷蒙•彭加勒(RaymondPoincaré)，他曾于1911年、1922年和1928年几度组阁，出任总理兼外交部长。1913年1月至1920年初，荣任法兰西第三共和国第九届总统。安托万的另一个儿子吕西安•彭加勒(LucienPoincaré)是中等教育局局长，并在大学担任高级行政职务。昂利就是这个显赫的彭加勒家族中的成员。

据说，昂利不喜欢Poincaré这个姓。因为在法语中，Point是“点”的意思，而Carré是意为“正方形”或“平方”的名词、形容词。在这位著名的数学家看来，Poincaré意味着“点的平方”，这显然是毫无意义的。可是，有人认为，Caré是quarré的后缀，法国古诗中有“挥起正方形的拳头(poingquarté)……”这样的句子，Poincaré这个姓也许由此而来。

走上生活之路

摘要：科学知识社会学作为一门富有生命力的新学科，它的诞生直接受益于库恩哲学；特别是其核心主张强纲领理论，更是深受库恩范式理论的启发。库恩哲学对科学知识社会学整体架构有着深远的影响，涵括了相对主义认识论、历史主义方法论以及跨学科的工作模式。

关键词：库恩科学知识社会学强纲领

科学知识社会学家们一致认为库恩是他们的先驱，是库恩为他们开辟了研究道路。在他们的著作中，“库恩”这一名字出现频率极高，而且总是笼罩在光环之中。科学知识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M·马尔凯1979年在其发表的一篇名为《库恩与科学社会学》的论文中写道:“当库恩的著作首次发表的时候，许多社会学家认为这好像是对他们学科的科学惯例的观点发起了引人注目的挑战。”正是在库恩哲学的牵引之下，科学知识社会学(SociologyofScientificKnowledge)得以从默顿科学社会学的前身中衍生出来。

一、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诞生与库恩哲学

自默顿的博士论文《十七世纪英国的科学与社会》发表以来，科学社会学这门交叉学科得到长足的发展，但同时也遇到了诸多方面的困境。默顿的研究范式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社会学家马克斯·韦伯和曼海姆的成果，最基本的设想仍属于认识论范畴。他有四条原则，即普遍主义、公有主义、无私利性和有条理的怀疑主义。同时，他也认为，科学知识是实证的，如果一旦被证实，其内容在社会中就是必然的；科学知识不受科学家个人素质及其社会地位的影响，因而，科学共同体评价理论的技术性标准是固定的；科学的目标就是“扩大正确无误的知识”，知识是在经验上可以验证而在逻辑上首尾一致的关于规律性(实际上是预言)的陈述，技术规范和道德规范将为达到这一目标提供工具。默顿的这些主张忽视了科学的社会实践目的，把注意力只集中在获得真理这一科学的功能之上，对科学的生产力功能没有给予始终一贯的关注。并且，由于默顿把侧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如何影响科学子系统上，致使科学社会学只限制在探索支配科学家的社会行为的原因和支配科学活动的社会体制上。因而，在默顿的研究范式中，社会学家只是通过统计论文或引证的次数来考察科学家对知识增长的贡献，而不分析科学知识的社会根源，似乎科学思想的分析只是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史家的工作，这就造成了一个“交叉空白点”。库恩的范式理论很好地阐析了科学知识赖以产生的社会文化条件，在某种程度上填补了这一空白点。这样，虽然库恩并没有像默顿那样建构一个完整的社会学体系，但是库恩哲学却直接导致了科学知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分支的诞生。

科学知识社会学自20世纪70年代兴起之后，以其激进的社会建构论主张产生了极大的影响。科学知识社会学是从科学社会学、后期维特根斯坦哲学、库恩的科学哲学的营养中成长起来的。库恩范式理论中的相对主义解构了科学知识的特权地位，凸显了科学的历史与境性，使得科学知识社会学研究模式成功地进入到科学研究领域。

“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

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

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论文。

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

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

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

摘要中国古代数学是一种算器型的算法体系，是一种技艺型的价值取向，中国古代数学在经历宋元时期的特定历史阶段之后走向明代实用的珠算是一种历史的必然。目前的研究评价多是暗用了西方古代数学的欧几里得模式的评价准则，因而过低地评价了珠算在中国古代数学中的历史地位。中国古代数学的研究评价应从中国文化系统的特定氛围出发，运用没有西方古代数学价值观念的评价准则，给予珠算客观的历史评判。

关键词算器型算法，评价准则

AbstractThereexistthreekindsofproblemsonthecomparativeevaluationbetweenthemathematic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andtheabacusintheMingDynasty.Theyarethetoolingalgorithm,thevalueoftheconceptofskillandthestandardsofevaluationforancientChinesemathematics.TheuseoftheabacusmayberegardedasagreatcontributiontoworldmathematicsafterthemathematicsduringtheSongandYuanDynasties.

Keywordstoolingalgorithm,standardsofevaluation

在中国古代数学史的研究中，宋元数学的成就（主要指秦九韶、李冶、朱世杰、杨辉等人的数学成就）被誉为中国古代数学的顶峰，对宋元以降的明代珠算的评价颇低，人们不认为明代珠算是宋元时期之后中国古代数学的必然发展主流，珠算被认为无法与宋元数学相比。明代珠算一般被评价为“民用”数学或者“商用”数学。钱玉琮先生认为“中国古代传统数学到明代几乎失传”［（1）］。梁宗巨先生认为“朱世杰（1303年）之后，我国数学突然出现中断现象。从朱世杰到明程大位（1592年）的三个世纪，没有重要的创造……我国数学史家李俨描述这时期的情况时说：‘考试制度久已废止，民间算学大师又继起无人，是谓中算沉寂时期’，……1314年可以作为中断的分界线。”［（2）］梅荣照先生则进一步指出：“宋元数学在元中叶之后不仅是没有进一步发展，而且是逐步倒退，甚至倒退到几乎被人遗忘的程度。”［（3）］

笔者认为，在宋元时期出现发展并在明代得以全面应用的中国珠算，［（4）］作为中国传统算器的历史性创造以及它作为实践应用的历史地位并没有得到数学史界的充分认识。目前的评价没有把中国珠算与中国古代数学的发展规律联系起来，没有把中国珠算作为宋元数学成就之后的又一重大成就，明代珠算与宋元数学的比较评价实际上是中国古代数学史研究评价中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理论问题。

内容提要在经济思想史上，“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是又一次大的分水岭，它将加快一种新型经济学的诞生。这种新型经济学将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以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发展为媒介，通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的创造性综合，实现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范式革命，这就是本文所定义的“新政治经济学（neo-politicaleconomy）”。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不仅将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而且也将导致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出现重大的范式转变，中国经济学家有可能对此做出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关键词新奇与意义新政治经济学批判实在论演化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的兴起标志着“现代经济学”的发展遇到了自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①],本文对此提供了一种激进的解决方案。论文首先对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基础进行批判，然后通过对主流经济学危机的讨论；概述新政治经济学范式革命的基本特征。但是，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勿需重新开始，自20世纪60年代以来，作为政治经济学的复兴，异端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提供了丰富的思想资源，在很大程度上，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可以通过对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含有创造性转化之含义)而实现，因此本文第三部分对此进行了探讨。一、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批判笔者认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的“科学”地位主要是靠两大支柱支撑的：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和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数学形式化已成为主流经济学的本质特征，正如英国经济学家霍奇逊写到的，“在20世纪20年代以前，在公开发表的论文中，用词语表述的占到90%以上。但到20世纪90年代，在主要的和历史悠久的杂志上90%的文章是由代数、微积分和计量经济学所支配”[②]。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就遭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但是，这些批评无法阻挡它的蔓延之势，近年它又成为中国经济学西方主流化的重要特征之一。例如，留美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的龚六堂的看法就很具有代表性。在接受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记者的在线访谈时，龚六堂指出，“在广泛的引入数学工具以后，经济学已经可以称的上一种科学了。”[③]无疑，对于经济学中数学形式化不遗余力的推行者来说，是否使用数学已成为判断一个学者的研究是否是科学的标志，他们甚至把数学看作是真理的化身。然而，正如美国数学家和数学史家克莱因指出的，数学作为人类的一种知识体系，它显示了人类理性的能力、根源和力量，但正如其它知识体系一样，数学本身同样显示了人类理性的局限性。如果稍微浏览一下数学史，我们就会知道，正如经济学一样，数学的发展过程同样充满着矛盾、混乱和冲突。因此，如果把数学作为判断科学与否的标准，实际上就是把我们人类的智力创造物作为真理的化身了，这确实是在哈耶克意义上的“致命的自负”。笔者并不反对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但反对它在经济学中的泛滥。经济学是一门社会科学，然而奇怪的是，学经济学的学生无须具备历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等方面的必备知识，但却必须“精通”数学。数学在经济学中果真是这么重要吗？非也。乔治斯库—罗根金指出[④]，对经济学来说，数学模型在以下两种情况下是有用的。第一，在工程经济学中，已知价格和生产系数，试图求出最优解，这处理的是约束条件，最好的例子是线性规划。第二，对于推理来说只作为一种明喻，但我们首先必须具有某种推理，如果忽视了这个条件，我们就陷入了无用的数学游戏。经济理论的创新总是先于词语或数学的表述，乔治斯库—罗根写到，正如许多著名的数学家认为的，数学的任一分支只是一种逻辑上的同义反复，在数学发展史上精确的新奇是一种“新”定理的发现行为，而不是定理本身。因此，数学在经济学中的应用并不标明理论的创新。霍奇逊也指出，数学是有用的，它的发现是富有创造力的，但它的应用只涉及到逻辑的演绎推理，而不是理论上真正的新奇。在例外的情况下，数学能鼓励理论的变化，如博弈论的发展最终导致了西蒙“有限理性”概念的更广泛的接受，然而，这个概念的创造本身不是来自数学。在大多数情况下，把注意力集中在推理的形式化链条上，而不是隐含的范畴和基本假定上，鼓励了理论上的保守主义而不是创新[⑤]。总而言之，数学在经济学中只能作为一种辅助的论证工具起到作用，经济理论的创新丝毫不会来自数学的应用，经济学特别是理论经济学能否成为一门科学根本与数学无关。更为重要的是，在我们下面所谈到的批判实在论当中，存在着这样一种极端的观点：数学形式化建模完全不适合对社会经济现象进行真正的科学研究。让我们首先说明数学的应用需要具备的条件，由于数学推理是逻辑上的同义反复，所以它是以如下形式的事件规则性为条件的：“每当有事件x，就会有事件y产生”，这是一种导致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封闭系统。因此，对于那些假定科学就意味着使用数学的人来说，经济学可以是并必须是科学的这种断言实际上就是主张，上述事件规则性和封闭系统在经济社会领域上是普遍存在的。198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莫里斯·阿莱就明确地提出了这种主张。他写到，“任何一门科学的基本条件就是可以分析并加以预测的规则性的存在。天体力学就是恰当的例证。但对于许多经济现象来说，这也是真实的。确实，它们精确的分析展示了就像在物理科学中所发现的令人惊异的规则性的存在。这就是为什么经济学是一门科学，为什么这门科学要依赖与物理学同样的一般原理和方法”[⑥]。但是，在过去20多年间发展起来的批判实在论（criticalrealism）社会科学哲学对上述科学观念提出了强有力的挑战。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最著名的代表人物之一巴斯卡(bhaskar)观察到，自然科学中所得出的事件规则性事实上大部分只发生于实验状态之中，它们不是自发产生的，而是人类干预的结果。事件的规则性只可表述为“在条件e之下，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而非“事件x恒常地导致事件y”，条件e即代表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即实验状态的建立。根据这种观察，自然科学对任何实际事件规则性的认识都离不开人类对自然的干预；巴哈斯卡还观察到，在受控实验活动中所得出的结论或“规律”常常可以成功地应用于实验状态之外，这就是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为了解释这两个问题，巴斯卡指出，我们必须放弃自然是由事件的规则性构成的这种实证主义自然观，而把世界看作是有结构的，是不及物的，是不可化约为我们所经历的事件的。批判实在论认为，世界不只是由事件和事物状态以及我们对这些实际的经验或感觉所构成的，而且也是由更深层的结构、机制和趋势所构成，虽然我们对其无法进行直接观察，但它却管束着我们经历到的或未经历的实际事件。与实证主义的经验实在论不同，批判实在论认为，实在本身远不是无景深的，而是复杂的、有差别和多层级的。三个重叠但本体上不同的实在领域被区分，即经验的(经历与印象)，实际的(除经验之外包括事件和事物状态)和深层的(除实际事件和经验外包括结构、机制、力量和趋势)。按照批判实在论的看法，实在的这三个领域不仅在本体上是不同的，而且关键性的是它们相互之间经常是“不同时”发生的。因此，当经验与事件不一致并允许对给定事件的经验进行对比和修正时，事件也典型地与管束它们的结构或机制是“不同时的”。例如，就结构与事件的不一致来说，秋叶与重力规律的作用是“不同时的”，因为秋叶是否落地也受制于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和其他的原因或趋势。现在，我们就能对巴斯卡有关自然科学实验的两个著名问题做出解释了。按照批判实在论，秋叶落地的实际状态和管束秋叶落地的机制或结构是不一致的，秋叶落地是由重力的、热力学的、空气动力学的、惯性的以及其他各种相互抵消、相互强化的多重机制所决定的。实验活动的作用就在于为了分离出某种机制，通过干预，把所有其它潜在地处于抵消或强化状态的机制隔离开来，建立起一对一的因果关系。因此，实验的作用就是要创造一种特定条件，在这种条件下，非经验性的规律、趋势或某种机制作用的方式在经验上可以被确认。当然，规律本身总是在发挥着作用，只要存在着能引起反应的条件，机制就能被激活，不论是否别的在发生，例如，即使树叶在我手中，它也服从重力趋势。因此，受控实验中所发现的规律为什么常常能成功地应用于实验之外，原因就是人们通过对自然界的作用，激活了规律发挥作用的相关环境。在这些地方，事件的规则性根本不是显而易见的。事件规则性只是在实验控制的条件下才能自发产生，而自然科学通过封闭隔离从而获得事件规则性的实验是科学的一种特殊情况，这种特殊的情况是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成功应用的条件。但是，在人类社会领域中，通过实验控制获得这种事件规则性的可能性是相当有限的，甚至是不可能的。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经济学和社学科学领域中，数学形式化建模得以应用的条件并不存在，经济学的数学形式化是它盲目地崇拜自然科学成就的产物。批判实在论经济学方法论代表人物劳森指出，新古典主流经济学把适用于物理化学实验的条件搬到经济学的社会领域是错误的，这种错误的根源就来自于实证主义科学哲学把自然科学实践误解为对事件间普遍关联规则性的研究。为了形式化建模的需要，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在其理论结构中做了两种封闭：内在封闭——一种原因总是产生同样的结果，它意味着现象的结构是稳定的和不变的；外在封闭——一种结果总是有同样的原因，它意味着从给定的约束和行动，只有一种结果是可能的。把这两种封闭条件结合起来，主流经济学就采用了一种封闭系统的思考，通过演绎在事件层次上对经济现象进行决定论的解释，劳森斥之为演绎主义。为了充分达到使用数学的“科学性”，主流经济学做出了如下简化的假定：技术和制度约束（实际上是不变）、均衡结构、给定偏好、代表性行为者、理性最大化，等等，这些与现实毫不相干的假定就是上述封闭性思考的体现，而这种封闭性思考，真正地把经济学限定于了实证主义科学哲学的鼻祖孔德为“科学”所划定的界限之内了。孔德写道，在知识的每一分支上，若要使我们的研究具有实证性，那就必须把它们的范围加以限制，只去研究实际存在的事实，而不必努力去了解这些事实的初始和最终结果。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如何能理解和解释经济生活历史性变化的过程呢？二、范式革命与新政治经济学的诞生对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来说，新古典经济学就是经济学，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经济学就是新古典经济学，异端经济学各流派是视而不见的，这种话语实际上就是新古典经济学霸权地位的写照。正如剑桥大学27名博士生的公开信写道的，这种单一的对经济现象的解释分析方法垄断了经济学，它已经在这个专业中创造了一种社会惯例，那就是：只有符合那种主流方法的经济学的知识成果才是好的研究成果。因此，其他模式下的经济学知识都很容易被当作过于贫乏或者根本不属于经济学而不予考虑。然而，正当主流经济学拒斥异端经济学的各种批评，陶醉在他们自己所营造的“象牙塔”之中时，他们吃惊地发现，法国学生使用了精神病学上的一个术语autism[⑦]对其做出了诊断：自我封闭，缺乏与其他学科的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专注于数学幻想，由于有限的和专门化的词汇所导致的语言损伤，过度迷恋某种东西（假定和模型），这种智力缺陷已使它没有能力解决真实世界中许多重要的问题。正如陈平教授在谈到美国经济学会2000年年会的议程安排时所指出的，（主流）经济学家们目前正面临着类似于19世纪末权威物理学家所受到的历史的嘲弄，下面我们就简要说明为什么主流经济学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并概述新的经济学革命所具有的基本特征。首先，在新古典经济学的“科学”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不再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换言之，他们已丧失了对复杂经济过程之奥秘充满好奇心的科学精神，这充分体现在它为经济科学所划定的范围上。钱颖一写道，在当今世界上被认可为主流的经济学……是唯一被经济学家们广泛接受的经济学范式。根据这种范式，“经济学家们看问题的出发点通常基于三项基本假定：经济人的偏好、生产技术和制度约束、可供使用的资源禀赋……（研究）人们如何在给定的机制下相互作用，达到某种均衡状态”[⑧]。说的更明白一些，新古典经济学就是在给定偏好、技术和制度不变以及既定资源条件下，研究经济行为者如何最优地对强加给他们的假定条件做出反应，这些假定条件的变化被看作是外生的，或者完全不给予解释，或者把它留给其他学科。很明显，经济行为者的创造性活动在这种理论体系中是没有地位的，因为这种创造性活动必定来自新古典经济学假定条件的变化，即新偏好的形成、技术和制度的创新以及新资源的创造，换言之，它关键性地取决于“新奇的创生”。很明显，如果一种经济学理论无法容纳“新奇的创生”，我们就很难说信奉这种理论的经济学家还会对人类创造力所导致的新奇事物充满惊异，这样的“科学”还会有何种科学精神而言？如果丧失了科学精神，这个学科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状况呢？正如著名经济思想史家马克·布劳格痛斥的，现代经济学已日益成为一种为自身而所存在的智力游戏。而且，“克莱默和考兰德对美国顶尖大学研究生的一项调查揭示了一种骇人听闻的状况：这些年轻的和未来的经济学家们对经济或者对经济学文献没有兴趣。他们精明地感觉到，在经济学这个专业上的成功主要是取决于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的知识”[⑨]。这实在是对经济学家们智力创造力的一种阉割，它是丧失了科学精神的新古典教研制度必然的结果。其次，在新古典经济学这种貌似“科学”的体系中，经济学家们也丧失了作为社会科学家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深切关怀的人文精神，从而把经济学改造成了一种冷冰冰的惟利是图的计算技术，以致于许多主流经济学家相信，经济学已经完全摆脱了道德判断和道德说教。更有国内学者以“‘不道德的’经济学”为题对此加以论证：“本文开始指出了经济学分析‘离不开’道德规范，紧接着又指出这种离不开只是把道德规范作为一种外生的条件或约束，而经济学本身作为一门学科不是研究道德规范，其任务也不是道德说教；最后进一步指出，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建议或制度设计，不依赖于道德水平的高低，而宁可假定人们在道德水平极低的前提下进行工作，反倒更现实、也更‘保险’”[⑩]。这种看法充分体现了目前主流经济学占统治地位的信仰：存在着一种价值中立的实证经济学。正如罗卫东教授指出的，这种“不道德的”经济学包含了三重含义，一是经济学不研究道德问题，二是经济学不做道德判断，三是经济学研究活动本身是不讲道德规范的。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排除了性别、阶级、种族、道德伦理和经济行为者的观念等对经济活动产生重大影响的因素，经济学家还能怎样对弱势群体以及人类自身命运怀有深切的关怀？然而，通过经济思想史的考察和深入的理论剖析，罗卫东教授说明了这只不过是一种纯粹经济学的乌托邦。最近，威尔伯教授在《经济理论中的伦理学》[11]一文中也指出，经济学和伦理学是内在相关的，因为经济学家和经济行为者都持有塑造其行为的伦理价值。在第一种情况下，经济学家们必须理解他们自己的价值观如何影响理论和政策；在第二种情况下，这意味着经济分析必须扩大有关人类行为的概念。在笔者对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偏向提出严厉的批评之后，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就登载了从《投资杂志》2003年春季号传来的消息：今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委员会宣布：“新古典经济学、金融等不是未来的潮流，因为如果没有考虑文化、政治和种族的性质（ethnicity），我们就不能理解个人和团体的人类行为，就不能解释21世纪的复杂性”[12]。评论者指出，这个决定不只是对post-autisticeconomics运动合法性的一个证明，而且也是对其所走道路的证明。笔者认为，对任何社会科学学科来说，能否充溢新奇惊异和人文关怀的时代精神，是其理论框架具有科学性与否的关键性标准。这也是我们发展一种对新古典主流进行替代的经济学的基本出发点，因此，它必然赞成经济学是一种实在论的科学。与新古典主流封闭系统建模的方法不同，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认为，由于人类具有真正的选择性，社会经济领域在本体论上与自然领域所存在的重大差别就是社会经济结构的存在依赖于人类的能动作用，这种能动作用包括人类的观念与行动。正是因为如此，社会结构只能展现于处于开放系统的人类活动之中。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的社会经济本体论对经济学的实践具有重大意义。首先，在开放系统中，经济学家们所研究的某种现象的环境能够影响这种现象的行为，而且这种现象的形式和结构是可以变化的，因此，替代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必定是一种有关经济演化的科学，它是一种在其理论框架中能够使“新奇创生”内生化的经济学，这就是笔者之所以把演化经济学的发展看作是经济学革命策源地的重要原因。其次，在一个开放与结构化的世界上，人类的能动作用依赖于结构与机制，反过来，社会结构的任何方面也依赖于人类的能动性，结构与能动作用互为前提。这是因为，经济社会系统中的“新奇创生”必然是作为异质性个体创造性行为的结果，而观念（或偏好、知识等）的变化是个体创造性行为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经济学必须对经济行为者有关性别、阶级、种族和伦理等方面的观念和意义(meaning)进行阐释，新的经济学将吸收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有关社会存在的观念依赖这种解释学创见，但又避免了它把观念依赖与观念决定混为一谈的错误，因而它首先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实现了“意义”的内生化。最后，虽然人类的能动作用与社会结构相互构成，但这两者又是相当不同的事物。使这两种相当不同的事物发生接触的正是(内在的)社会经济关系，只有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才能说明个人如何因其自身原因采取行动，同时又对社会结构的再生产做出了贡献。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这种社会经济关系的概念，新的经济学既拒绝方法论个人主义，又拒绝方法论集体主义，而赞成一种方法论的有机主义。对于一种能使新奇和意义内生化的新型经济学来说，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为其提供了一种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科学的目的。首先，由于认识到实证主义所谓的事件规律性在经济领域中是极稀少的，因此，经济学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对有关人类实践的识别、理解和解释，即识别、理解和解释这些实践未知的条件、人们的无意识动机、所利用的意会性技能和意外的后果。其次，由此所产生的政策目标主要是通过对管束和便利人类行动的结构性条件有见识的转变而达到人类的解放，即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通过结构转变，为社会各阶层提供更大和更平等的发挥创造潜力的机会。最后，因为社会结构对人们的实践所产生的转变是开放的，而人们实践的转变要依赖于他们对世界所持有的观念和理解。所以，与自然科学相比，经济学一个独一无二的功能就是要通过对人们的观念和理解进行批判性解释，以推动在社会结构与人类能动作用之间所能达致的转变，这是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标签中“批判”这个术语所蕴含的意义。因此，根据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与自然科学家探索大自然奥秘的持久动力一样，新奇惊异也是社会科学的重要特征，但对于作为社会科学的经济学来说，追寻人生的意义同样是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内在的要求，而不是一种额外的附加。我们应该指出，这种新型经济学的发展根植于自亚当•斯密以来的政治经济学传统，从这个角度来看，“范式革命”的概念并不适合，由于它是一种路径依赖的科学演化过程中的突现现象，因此，“范式转变”可能是一个更恰当的概念，正因为如此，笔者就把这种新型经济学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研究传统，这是一种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然而，如果它能把新古典经济学从主流的地位中驱除出去，使政治经济学重归经济科学的心脏地带，那么，这无疑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革命，让我们从经济思想史的角度对此加以说明。我们知道，古典经济学家研究的重点是生产和分配，如何创造经济剩余和怎样对其进行分配是其核心问题，但在19世纪的边际革命中，新古典经济学把研究的重点转向了交换问题。凡勃伦在1900年发明了“新古典”这个术语用来说明马歇尔的工作与古典经济学的连续性，但莫里斯•多布却认为，把主流经济学定义为反古典的可能是更好的描述。熊彼特也对这个术语表示异议，他说，“把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的理论称为新古典就像把爱因斯坦的理论称为新牛顿一样没有多大意义”。[13]我们知道，一些主流经济学家和异端经济学家都声称继承了亚当•斯密的传统，并对此争论不休。但实际上，亚当•斯密对经济理论的发展提出了两种不同的思路：经济均衡和经济演化，在古典经济学解体后，这两种不同的理论思路就分裂为经济学研究的两大传统：一种是20世纪30年代以后上升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另一种则是反对新古典但其内部又相互攻讦的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经济学研究的这两大传统具有根本性的不同。新古典经济学摈弃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致力于发展一种不受这些因素影响的和给定资源条件下的最优配置的经济学，他们认为，这是一种更一般的和具有普遍意义的真正的科学，而“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中“政治”所代表的因素无法反映这种“客观科学”的性质，因此就用“经济学”作为学科的称谓取代了“政治经济学”这个传统的术语。但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从不同的角度反对把经济学的范围限制的如此狭小，总的来说，他们认为，经济科学应该包括更为重要的资源创造（即如何生产出更多的经济剩余）等问题，因此必须认真对待被前者所摈弃的因素。如果按照笔者的这种归纳，“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作为经济科学的代名词要比“经济学”更适合。但是，经济学这两大研究传统的关键性分歧并不在于经济科学的范围，而是对经济科学的性质存在着对立的认识。在经济思想史中，“经济学”和“政治经济学”实际上就代表了经济理论研究的两种不同方法。“经济学”坚持理性最大化假说、均衡结构和方法论个人主义，使用一种不受时空限制的和非历史的方法；而“政治经济学”则反对“经济学”的上述方法，具备了或隐含地赞成笔者对新政治经济学方法的概括：满意假说、演化结构、方法论有机主义和社会历史的方法。因此，在经济思想史的研究中，所谓古典经济学解体后的政治经济学，主要是指异端经济学各流派，通常并不包括新古典经济学。值得指出的是，目前在西方经济学界已出现了一种“新政治经济学（newpoliticaleconomy）”。方福前教授最早对这种“新政治经济学”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做了评介，他写道，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试图把理性选择分析和制度分析、历史分析结合起来，把政策评价、规范描述和实证分析融入同一个理论体系，这使得新政治经济学具有与西方主流经济学明显不同的特征[14]。方福前教授的这个评价很恰当，但笔者这里所提出的新政治经济学则完全建基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这些流派对理性选择理论都提出了严厉的批评，这使我怀疑西方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综合实际上仍是以新古典范式为基础的，它无法充分展示新奇和意义内生这种研究纲领的潜力，因而无法为异端经济学从根本上替代新古典经济学的主流地位提供一个统一的基础。此外，笔者也不同意西方学者对新政治经济学的狭窄定义：主要是研究国家和经济（市场）即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的关系。两者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别，为了体现这种差别，在新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英译中，笔者建议使用前缀“neo-”而不是“new”翻译汉语的“新”字，以表示它与古典和异端经济学的继承和创新关系。三、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相对于丰富的政治经济学传统，笔者所倡导的新政治经济学“新”在何处呢？很明显，现在无法做出比较全面的概括，除了批判实在论这种科学哲学基础外，以下三点可能是最基本的。第一，演化是新政治经济学的核心范式。笔者认为，目前的社会科学正处于向演化的社会科学转变之中，但这个过程才开始不久。就经济学而言，虽然马尔萨斯和斯密等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对达尔命起到了重要作用，当代异端经济学许多流派的开拓者也是演化经济学的先驱，如马克思、凡勃伦和熊彼特等，欧洲老制度主义者更把他们的组织命名为演化政治经济学协会，但只是到了20世纪90年代末，只有极少数经济学家明确地意识到，政治经济学必须转变成一种演化科学，笔者只不过是把政治经济学这种即将到来的创新命名为“新政治经济学”而已。第二，新政治经济学是以新奇和意义内生为纲领的。魏特、福斯和霍奇逊曾把新奇创生的内生化定义为演化经济学与新古典经济学在研究纲领上的根本差别，笔者曾据此提出对演化经济学各流派进行创造性的综合[15]。但通过对批判实在论更深入的思考，并受奥地利学派和汪丁丁等人[16]的启发，笔者认识到，对演化经济学来说，这种定义可能是不全面的，因为意义不仅是人类社会新奇创生的内在要素，而且演化经济学还需要它对新奇的价值进行判断，这使我加深了对女性主义经济学等其他异端流派重要价值的认识。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可以为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提供理论素材，而新政治经济学则是演化经济学在我国独特发展的同名词。第三，新政治经济学是跨学科的。虽然政治经济学已有的传统强调了必须认真对待制度、技术、政治、人类心理和文化意识形态等因素，然而，在异端经济学中，不仅没有一个流派为此提供一种统一的框架，而且也没有明确地和大规模地吸收相关学科的新知识。笔者受中国经济改革实践的启发，曾通过对马克思经济学文本的重新阅读，以系统论为基础，提出了一个由文化认知模式、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技术体系和生态地理系统五个亚系统组成的理论分析框架，这可以被看作是笔者在新政治经济学上的一个早期尝试[17]。无独有偶，弗里曼和卢卡为了解释从工业革命到信息革命的经济史，后来也提出了与笔者极为类似的五个亚系统的理论框架：经济、政治、技术、科学和文化[18]。无疑，新政治经济学的这种理论框架内在地要求它必须是开放的和跨学科的，这与新古典主流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截然相反。维特根斯坦曾说，要说新东西，但要使用旧材料。正如演化经济学把新奇创生定义为现有要素的新组合一样，新政治经济学没有必要从头开始，异端经济学更广泛的综合将是其发展的重要途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异端经济学各流派之间的交流迅速增加，一个重大的进展就是他们发现相互之间具有许多共同的方面，除了对主流经济学都持批判态度外，他们基本上都赞同实在论的科学哲学。笔者也发现，在经验研究方法上，许多流派都采用了比较的、历史的和制度的方法，而奥地利学派有关解释学方法的独特贡献，可以与前三种方法相综合，从而构成新政治经济学最基本的经验研究方法。特别是劳森在1994年发表《后凯恩斯经济学的性质及其与其他传统的联系：一种实在论的观点》之后，异端经济学各流派围绕着批判实在论展开了对话，许多人都认为，他们可以在批判实在论这个共同的方法论基础上统一起来，但在具体经济理论上可以保持竞争的观点。我们下面就讨论批判实在论与异端经济学创造性综合问题。批判实在论是超验（或先验）实在论(transcendentialrealism)在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学中的特称，其代表人物自称完成了科学哲学的“哥白尼革命”，目前它不仅在西方经济学界已成为经济学方法论的主流学说，而且，它还在社会学、管理学、教育学、人文与经济地理学和法学等社会科学诸领域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费利特沃德指出[19]，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的性质、起源和方向上具有两个与众不同的特点，第一，与近20多年发展起来的其它种类的经济学方法论不同，批判实在论在经济学中有其自身的传统，它植根于异端经济学的主要流派之中，如以凡勃伦和康芒斯为首的老制度学派、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奥地利学派、“新熊彼特”学派和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等，批判实在论的产生和发展利用了上述学派的许多见解，特别是这些学派先驱人物的思想。第二，虽然在过去的20多年间，有关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急剧增加，但大多数可以被看作是为方法论而方法论，而批判实在论引人注目的特点就是它不大关心方法论自身，而是试图为替代性的经济学开辟道路。因此，批判实在论吸引了许多对主流经济学进行批判和寻求替代的异端经济学家。批判实在论的出现为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展示了广阔的前景，但是，后者没有必要教条地遵循批判实在论已有的结论，这是因为批判实在论仍处于发展之中，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为之做出贡献。首先，批判实在论可以被恰当地看作是异端经济学各流派相互交流和对话的媒介，他们对批判实在论提出了不同的见解，如霍奇逊和女性主义经济学代表人物纳尔询（nelson,j.a.）等提出了与劳森不同的看法，更有甚者把批判实在论看作是与他们一样的一种异端流派，因此，创造性综合必须考虑各流派所提出的不同见解。其次，在政治经济学中，存在着批判实在论的两种观点，一种主要是受到巴斯卡著作的影响，另一种特别受到劳森的影响。巴斯卡与成熟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具有特殊的关系，关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主题；而劳森在经济学中具有更宽广的异端态度，明确地集中在当代经济问题上。尼尔森(nielsen,p.)[20]认为，在这两种观点的核心方面，批判性的建设和发展的和谐既是可能的又是需要的。最后，同样也是尼尔森指出的，目前的批判实在论集中在抽象的哲学推理上，忽视具体的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很容易造成这样一种倾向：粗糙的和超越历史的政治经济学阻碍了经验的和理论的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因此，他希望大家像马克思一样处理好抽象和具体的关系。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可以避免尼尔森所提出的这个问题，特别是这种综合要以当代经济问题为核心，利用异端经济学提供的理论素材，创造性发展新政治经济学，同时它也丰富和发展了批判实在论科学哲学。在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上，非马克思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综合是最困难的问题，而非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流派的综合则相对容易，因此我们这里只对最困难的问题加以讨论。相对于异端经济学的其他流派，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上的创新无疑是独特的，但在不忽视这种差别的情况下，正如批判实在论的发展一样，一个共同的基础是可能的。实际上，相对于主流和异端的分裂，前两者的分歧就成为第二位的问题了，他们之间应该加强相互学习和对话。众所周知，古典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理论来源。同时，正如尼尔森指出的，非马克思的异端流派在某种程度上是古典政治经济学的连续和发展，许多流派之间较早的存在着相互参照和交流，但对于这种动态的和不断发展的传统的积极的方面，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没有经常地对其加以吸收。然而，这种状况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有了很大改变，2000年，奥哈诺的著作介绍了西方经济学界马克思与非马克思异端流派之间日益加强的联系[21]，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谢尔曼和老制度主义者（或激进制度主义者）达格尔就演化主题展开了对话。[22]我们应该对此加以注意，因为在我国许多有关马克思主义经济学与西方经济学的比较研究中，人们并没注意到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重要价值，因为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实际上也把西方经济学等同于主流经济学了，但与主流经济学的比较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实际上远不如与异端经济学其他流派的比较价值大。由于篇幅所限，有关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就无法继续讨论了。最后，笔者需要指出的是，新政治经济学在我国的发展无法单独通过异端经济学的创造性综合而实现，这是因为，异端经济学的发展主要是以西方发达国家的经验和文化为背景的，对于我国在21世纪的经济复兴来说，它存在着许多不适应的地方，这就需要我们紧紧抓住我国重大的实际经济问题，并通过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对新政治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许多独特和原创性的贡献。（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04年第2期）[①]贾根良：《中国经济学发展的西方主流化遭遇重大质疑》，南开经济研究，2003年第2期。后，post-autisticeconomicmovement网站（）为此专门设立“中国方面”，并与载有该文的《经济学家网站》（）建立链接。[②]hodgson,g.m.,evolutionandinstitution:onevolutionaryeconomicsandtheevolutionofeconomics,edwardelgar,1999,p.2.[③]见《龚六堂副教授在线访谈实录》，中国经济学教育科研网刊2003年第3期。[④]georgescu-roegen,n.,methodsineconomicscience,journalofeconomicissues,vol.ⅹⅲno.2june1979.乔治斯库—罗根，一位富有创造力的学者，20世纪30年代数理经济学的开拓者之一，但在其事业生涯的后半生，他转变成了对经济学数学化最严厉的批评者。[⑤]hodgson,g.m.,economicsandevolution,politypress,1993,p.16.[⑥]转引自lawson,t.,backtoreality,infullbrook,e.(ed)thecrisisineconomics,2003,routledge,p.129.[⑦]在英文辞典中，autism是指儿童的一种精神病学上的失调，其特征是在交流和社会交互作用方面显著的缺陷：耽于幻想、失语和诸如重复行为和过度迷恋某种东西的反常行为。[⑧]钱颖一:《理解现代经济学》,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2期，第2页。[⑨]马克·布劳格：《现代经济学已露游戏人生之病象》，经济学消息报，2003年6月20日，no.546.[⑩]转引自罗卫东：《经济学与道德——对经济学某些倾向的反思》，浙江学刊，2001年第5期。[11]post-autisticeconomicreview,no.20,no.21,2003,.[12]转引自经济学改革国际运动网站：.[13]williamk.tabb,reconstructingpoliticaleconomy:thegreatdivideineconomicthought,routledge,1999,p.92.[14]方福前：《西方新政治经济学述评》，教学与研究，1999年第4期。[15]贾根良：《演化经济学：现代流派与创造性综合》，《学术月刊》，2002年第12期。[16]汪丁丁、罗卫东、叶航对话录：《新政治经济学的可能依据——行为和意义的综合视角》，浙江社会科学，2003年第6期。[17]贾根良：《马克思经济学研究传统与“中国经济学”的研究纲领》，天津社会科学，2000年第4期。[18]freeman,c.andlouca,f.,astimegoesby:fromtheindustrialrevolutionstotheinformationrevolution,oxforduniversitypress,2001,p.125.[19]fleetwood,s.(ed)criticalrealismineconomics:developmentanddebate,routledge,1999.[20]nielsen,p.,reflectionsoncriticalrealisminpoliticaleconomy,cambridgeofeconomics,2002,26,pp.727-738.[21]o’hara,p.a.,marx,veblen,andcontemporaryinstitutionalpoliticaleconomy,edwardelgar,2000.[22]dugger,w.m.andsherman,h.j.,reclaimingevolution:adialoguebetweenmarxismandinstitutionalismonsocialchange,routledge,2000.